海外投资范文10篇

海外投资范文篇1

关键词: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政治风险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基本情况考察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是资本输出国为保护与鼓励本国私人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一项重要的国内法制度。

由于私人直接投资的特殊性,私人向海外进行投资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最令投资者忧虑的莫过于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密切相关的非商业风险,即政治风险(politicalrisks)。例如:投资东道国基于本国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实行的国有化或征收;为了维持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实行的外汇管制;东道国发生的战争、内乱等等,这些事故将使外国投资者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乃至经营不能继续。政治风险均基于东道国主权权力而为,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投资者只能望“险”兴叹,而无法放心大胆地把手中的资金投向本是广阔而具有巨大潜力的海外市场。

为消除投资者的顾虑,资本输出国政府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保护本国投资者。该制度的运行机制是资本输出国通过特设的或指定的保险机构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投资所在国(即东道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直接保险或保证,一旦海外投资者的投资与投资利益因东道国发生政治风险而遭受损失,即由该保险机构予以补偿,之后该保险机构将取得代位求偿权,由其代表国家替代海外投资者的地位向东道国代位索赔。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调整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之中,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在国内法方面,国务院1985年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授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有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各种保险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据此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对外商在华投资的非商业风险(即战争和暴乱、政府征用、限制汇兑等政治风险)提供了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保障,但对中国法人和自然人在海外投资的同类风险则缺乏明确的规定。1995年10月开始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在其有关“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律条文中,也没有针对海外投资的非商业性风险实行保险的专门规定。在国际法方面,一是双边条约,即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投资保险协定以及有关的保险协定;二是多边条约,我国参加的调整海外投资保险的多边条约主要是1988年4月30日,我国经批准加入的《多边投资担保公约》(《汉城公约》)。总体来说,调整我国海外投资的国际法规范数量更多,体系更完整,内容更详实。在效力上也优于国内法规范。

三、关于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具体构想

1.关于承保机构。对于我国承保机构的建立,可以采取审批和保险相对分立的体制模式。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人保”)内部设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机构,专门负责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经营。该机构应该受国务院委托,独立运做,独立核算,以服务于保护我国海外投资为终极目标,与其他的承保一般商业保险的业务相区别。再建立一个统一的“承保委员会”负责投保审批,从国家财政计划上对可承保的海外投资项目赔偿金额做出合理的安排。

2.关于被保险人。直接投资者,但是各国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笔者认为,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合格的投资者应该包括:(1)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2)具有中国国籍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3)全部资本或50%以上资本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所有或控制的外国法人,其他经济组织。

3.关于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合格的投资项目。应该具备的条件有三:一是海外投资必须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壮大;二是应该获得东道国的批准,能够为东道国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三是一般限于新投资,包括新建企业,旧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发展。

(2)合格的投资形式。一般只要依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法律及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允许的适当的投资,不论何种形式都应该给予承保,包括各种股权投资、证券投资、贷款投资等。但是对投资项目所给予的最高投资保险金额应该以总投资额的80%-90%为宜,剩下的部分由投资者自己来承担。这样可以提醒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尽到自己勤勉和注意的义务。

4.关于承保的风险。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均将承保范围限于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外汇险,征用险和战争险。我国也应该将这三种政治风险作为基本承保险别。至于其他类型的风险,考虑到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还不发达,经验还不足,可以暂时不予以承保。

5.关于代位权。代位权是指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向投资人支付了保险金后,处于投保人的地位向东道国索取赔偿的权利。笔者认为行使代位权的依据应以国际法上的外交保护为基础,加快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议的步伐,以协议作为行使代位权的依据更有严肃的国际法上的条约效力。

四、结语

总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事业的不断拓展需要我国建立自己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注意吸纳各国共通的实践做法,也要适应国情需要采取一些灵活具体的立法措施以周全地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及投资利益。

参考文献:

[1]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

[2]蔡志刚,《美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及其启示》,载于《国际经济合作》1994年第12期.

[3]《维也纳公约条约法公约》.

[4]吴智,《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体系的法律思考》,载于《现代法学》2002年10月第24卷第5期.

[5]张志元,《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及给我国的启示》,载于《现代日本经济》1997年第5期.

[6]余劲松,《国际投资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海外投资范文篇2

近年来，受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希望在海外市场投资，拓展业务。同时，中国政府也放宽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限制，鼓励中国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投资。2012年6月国家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为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政策指引。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取得了很大发展，投资金额和投资数量都有了快速增长，中国民营企业成为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力量。2015年1月，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透露，在中国企业海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中，民营企业占到了40%。在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广东、江苏，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50%。已有1万多家中国民营企业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了约1万家企业。这些企业广泛分布在制造业、采矿业、商贸业、服务业等领域，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做出了贡献。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模式也从最初的办事处、贸易公司模式逐渐向建立海外生产基地、海外资源基地、海外研发中心等模式转变。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具有市场化程度高、决策迅速、机制灵活等特点，但也面临信息不畅、人才匮乏、风险管理能力差等问题。因此，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应该谨慎行事，需要谨防可能遇到的陷阱。

二、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需谨防的几个陷阱

1.“抢抓机遇”的陷阱。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历程中，抢抓机遇曾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时沿用了这种做法，抢抓机遇、大干快上。一旦在国际商务考察、国际展会或者国际会议中偶遇商机，唯恐失去这难得的机遇，未经深入和周密的调研论证，仓促上马，干起来再说，“摸着石头过河”。殊不知，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不同，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都与国内有很大的差别，盲目进入海外市场将会带来很大的风险。预期的收益往往不是真实的收益。许多看起来有利可图的项目，由于存在各种各样隐形的障碍和风险，最后可能无法盈利，甚至可能血本无归。2.投资信息虚假或信息不全的陷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会遇到投资信息虚假或信息不全的陷阱。民营企业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缺少辨别投资信息的渠道。如果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投资，可能会带来很大风险。海外一些矿产资源投资类信息，可能会同时售给多家投资者，造成恶性竞争。另外一些投资信息，由于信息不全，往往只能看到表面，而无法深入的了解，真正投资时才发现还有很多隐含的债务或者投资限制，从而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3.轻信中介机构宣传的陷阱。一些不正规的中介机构，为了吸引企业，常常会打出“熟悉当地情况、人脉关系广泛”的宣传。中国民营企业如果轻信了这些宣传，依靠这些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进行海外投资，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些不正规的中介机构，看中的只是利益，他们只想尽快促使投资项目谈成，拿到自己的佣金，至于项目的后续工作则不是他们关心的。当投资后续工作遇到问题再去找这些中介机构时，这些中介机构则可能百般推诿。更有甚者，如果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存在手续不健全或违反当地法律的情况，这些中介机构可能会利用当地一些势力对企业进行要挟，给企业带来更大损害。4.“打擦边球”的陷阱。一些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明明知道投资项目存在法律手续不全或不合法之处，但却为眼前利益所惑，沿用早期国内市场的一些做法，“打擦边球”，先开工再办手续，边开工边办手续。这些做法在矿产资源类投资中较为突出，在涉及环评方面较为普遍。这种“打擦边球”的做法在国内部分地方可能不会带来太大问题，补办手续就可以继续运营，但在海外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旦当地政府追究起来，严格适用法律，投资项目可能被迫停工甚至取缔，为企业带来巨大损失。5.“拉关系”的陷阱。很多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首先想到的就是“拉关系”，认为“关系”比东道国法律更重要。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在一些国家进行投资时，往往以认识一些官员为荣，认为有了这些官员的“关系”，有了这些官员的特殊关照，投资项目就会顺利展开，出现问题也能够很快摆平。实际上，由于政治、法律体制的不同，国外官员并没有很大的权力，也不能给予企业特殊关照，这种“关系”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靠不住的。如果民营企业靠“拉关系”进行海外投资，往往蕴含着很大的风险。6.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带来的陷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由于不熟悉海外市场的情况，有时会选择在当地招聘管理团队。对于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由于距离遥远或者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监管和内部控制上往往力不从心。短期内，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可能和企业合作的很好。时间长了，尤其是企业有很多盈利时，则可能由于利益分配问题而产生冲突。如果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具有诚信还好，如果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的诚信存在问题，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往往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把企业利益放在后面，从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更为严重的是，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可能会经济师》2018年第2期与当地的一些会计师、律师勾结，将企业利益占为己有，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对于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的监管和内部控制应该引起企业足够的重视。7.忽视海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建设的陷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重视产品、技术、营销、财务等能力的建设，但却忽视了海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的建设。实际上，海外投资面临与国内投资完全不同的环境，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风险，最应重视的恰恰是海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的建设。许多海外投资风险是企业国内经营时所没有遇到过的，例如：除了企业国内经常遇到的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同业竞争风险等风险外，海外投资还会遇到政治风险、外汇风险、法律风险、跨文化经营风险、整合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等，远比国内经营复杂的多。如果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忽视了风险管理能力建设，没有做到相应的预防和应对，当风险发生时，可能会遭受很大的损失。8.缺乏长期规划的陷阱。很多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追求短期利益，缺乏长期规划，这会给企业带来危害。民营企业片面地认为这种方式带来的风险小，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及时撤离，规避风险。然而正是这种追求短期利益的做法，有时反倒放大了风险。由于只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对当地雇员的技能培训，当地雇员并不能长久受益，因此缺乏对企业的忠诚，甚至会损害企业利益；由于只追求短期利益，没有很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很难引起当地民众对企业的认同；由于只追求短期利益，往往忽视对当地环境的保护，常常会引起当地人的反感；由于只追求短期利益，往往竭泽而渔，对当地资源造成极大损害，可能会引起当地人的抗议和对立。在以上情况下，企业长期利益无从谈起，短期利益也难以获得。在这方面，中国的企业应该向日本企业学习。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往往都会有长期的规划，在当地员工培训、资源利用、企业社会责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方面都做的较好。因此，日本企业在海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可以获得长期的收益。9.忽视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合作机制的陷阱。很多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只是看到了投资项目本身，但却对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合作机制却没有很好的了解，不能够利用这些合作机制，维护自身的利益。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都比较好，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也建立了许多合作机制。在这些国家投资，当遇到困难时，通过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的合作机制，中国企业维权会比较顺畅。但是，在一些国家，当地人对中国人比较排斥，“中国威胁论”也有一定的市场，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也还没有建立合作机制，中国企业维权会比较困难。因此，民营企业到这些国家进行投资应该格外慎重，不能只看到投资项目本身的收益，还要考虑遇到麻烦时能否顺利解决的问题。10.“忍气吞声”的陷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需要诉诸法律加以解决。但许多情况下，民营企业往往会选择“忍气吞声”或者认缴罚款了事。长此以往，就在当地留下了中国民营企业好欺负的印象，这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实际上，诉诸法律并不是那么困难，大多数东道国对国外企业投资持欢迎的态度，东道国的法律也很公正。只要企业的做法符合当地的法律，就应积极应诉，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避免不应有的损失。

三、规避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陷阱的对策

海外投资范文篇3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始于1979年,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演进,尤其在最近两年,我国企业在海外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更是高潮不断。当前,无论从开拓市场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还是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等方面来考虑,“走出去”都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国家的“走出去”战略与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具有一致性。

一、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

1.在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国家必须考虑,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形势并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2.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考虑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3.无论从中国为全球制造产品,还是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对外投资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

4.在外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分享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必须考虑新的发展空间。在外资企业走进来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将是一种必然的现实。

5.在跨国公司利用自己实力、重组中国优势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应利用跨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以自己的比较优势重组他国产业和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以获得市场份额和技术开发能力。在这过程中,壮大自己,培育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跨国公司。

但是与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相伴随的是,很多的企业海外投资的决策中忽视了国家战略,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制定以及实施者,国家在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其战略协调的工作也尚有待改进的地方。

二、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问题

1.经营中忽视国家战略。

随着企业的公民意识的增强,现在普遍认为企业除了是一个盈利性的组织之外,其还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公民。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在我国倡导建立“和谐社会”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中,企业的经营目标除了利润之外,还应该有社会责任。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企业除了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之外,还应考虑国家的宏观战略。尤其是在一些资源性的项目投资中,比如投资海外的石油公司或者油田项目,往往会关系到国家的能源战略,此时,企业应将国家利益和公司利益加以综合考虑,而不仅仅是考虑公司的利益。尤其是很多参与海外扩张的国有企业,贯彻和执行国家的宏观战略是其理所应当的责任。而众多“走出去”的企业,其投资目标明显忽视了国家战略利益。仍以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投资为例,研究显示:在通过中国海外资产获取的石油中,约2/3被以现货价格卖到全球市场而不是运回中国,因为在国内,这些公司不得不以补贴价格出售石油。在苏丹,中国公司有时卖给日本的石油产品比运回中国的要多得多。这明显与国家谋求在全球获取石油资产的战略背道而驰。

2.并购投资中恶性竞价。

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价格竞争又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作为海外投资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并购由于具备其他投资方式不可比拟的优点受到很多谋求海外扩张的中国企业的青睐。在海外并购的很多案例中,经常会看见中国公司的影子,而且会出现多家中国公司,公司之间相互竞价,最终抬高的是并购价格。并购中的企业相互竞价固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考虑整个国家的战略进行适当的协调,那么有些恶性竞价的行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实质上,我国公司在海外并购中相互竞价的行为可能更多的是考虑的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而竞价的结果往往导致并购成本高企,即使并购成功,高昂的并购成本也使得并购收益大大降低。在海外并购中恶性竞争的还有很多国企,尤其是银行业和石油行业。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与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接洽,讨论购买其在标准渣打银行的股份。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苏丹一个管道项目上互相竞争,虽然政府试图阻止在石油资产上出现进一步投标战。

3.国家对国企的海外投资缺乏控制力度。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吹响了我国企业进军海外的号角,但是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跨出国门的同时,怎么样引导和规制这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市场上的行为,应该是战略提出者同时要考虑得问题。目前重大协议虽然仍需要得到国务院批准,但公司都有自己特定的动机和战略。交易更可能是为了利润、影响力和技能,而不是为了对外政策目标。纽约荣中战略咨询的创始人荣大聂说:“外部观察人士往往认为中国企业界是运转顺利、密切协调和坚如磐石的公司群体,但事实完全相反。”达成的协议是“大杂烩,动机各不相同”。而且,目前我国还没有成文的专门规范企业海外投资方面的法律,仅仅在国务院和各部委的规章里面散见有关的一些规定。缺乏系统的法律规定也是导致企业海外并购缺乏控制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较完善的对外投资法,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致使管理中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现象频频出现,导致了跨国投资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无序,大大束缚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国有资产流失。

在海外投资大军中,经常可以看见国有企业的身影。一般而言,国有企业从规模、资金以及国家的政策扶持方面,都具有民营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走出去”的很多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前面分析过的恶性竞价、战略失控等因素的存在,可能导致的情况就是国有资产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流失。而且,很多的国企海外扩张的过程中,投入的都是优良的资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相比,我国海外投资中国有资产比重大,加之财务制度、经营管理的不规范,造成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估计,我国目前约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业是零利润或亏损,尤其是以国有资产为资本在境外的实业投资成少败多。此外,我国的资本外逃现象大量存在。

综合而言,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无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战略和行业规划,也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由于对境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严重影响中国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无论是资源开发类项目,还是加工贸易类项目,都曾出现过有的企业谈了数年的项目,被后去的国内同行企业以接受更为苛刻条件为代价而抢走的情形。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项目的选择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但如果在同一目标市场上出现恶性竞争,则政府的引导、协调仍是十分必要的。

三、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原因

1.所有制缺位。

在我国目前企业组织制度框架下,跨国并购活动的主体主要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其中国有企业是最基础、最重要的跨国并购活动主体。但现实中这三种主体在推动跨国并购活动方面都力不从心,造成并购主体缺位。

企业产权边界明晰化是企业海外并购顺利实现的基本前提。产权归谁所有,谁就可以凭借产权取得利益。被并购企业法人地位的丧失,也就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让。这样,企业海外并购行为,必须是所有者意志的反映。但在我国的情况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理论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则属于主管部门所有,企业只是作为经营者。因而,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模糊的;集体企业的产权,也并非企业生产经营者所有,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也带有“准全民”的性质。虽然我国进行的改革要求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又更为复杂,有的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几次变更,有的合并、分立,由全民变集体,或者由集体变全民等等。所有这些都造成并购主体的不规范性,从而影响了企业海外并购的积极性。

2.企业资本实力的增强,摆脱了对国家财政的依赖。

国有企业往往由于其规模巨大而成为海外投资市场上的主角。在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的依赖还比较大,需要国家财政为企业“输血”,此时,企业的很多决策因为受“财政依赖”的制约而受到国家一定程度的约束,如果企业实施海外投资,巨额的投资资金的来源必然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从而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资金控制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使得相当多的国有企业摆脱了以往“靠财政”吃饭的局面。众多的国有企业借助于证券市场来筹集企业的发展资金,使得企业摆脱了以往对国家财政支持的过多依赖,企业在财务决策上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表现在海外投资上,企业可能更多地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国家整体战略的考虑来实施并购。

3.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缺乏统一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布局。

我国海外企业虽已达到6000多家,散布于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政府对海外投资缺乏成熟的政策导向机制,又未制定完善的对外投资法规。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大多是根据各种渠道的非系统化信息进行的,致使海外企业在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分布上不尽合理,充满着无序性和随机性。

我国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宏观协调管理机构,海外直接投资由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及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各管一段、各管一块、一事一议、多头管理。这种多元化、分散化的管理体制,造成了办事效率低下和各类管理资源的浪费。

我国在海外投资的总体战略方面缺乏统筹规划,国家没有根据我国对外经贸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我国经济技术特点,明确现阶段海外投资的总体指导思想,包括海外投资的方向、重点、规模以及战略等;也没有根据现行产业政策和多元化外贸战略,制订与之相适应的海外投资的行业导向和国别导向;没有形成一整套的政策体系对跨国投资加以引导、协调和进行统筹安排;在信息、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措施也大大滞后。由于指导思想和政策导向都不明确,国家也就不能运用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有效地引导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四、结语

我国海外投资的战略协调缺失的问题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既涉及到企业的所有制缺位等基本经济制度因素,也有国家的宏观管理等上层建筑构建的问题。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刻不容缓。战略协调的缺失削弱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扩张的竞争力,加大了竞争过程中的内耗。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如果“走出去”的不是一个团队,而是各自为政,那么面对全球超大型的竞争对手,我国企业的机会十分有限,对企业、对国家来说都十分不利。

参考文献:

[1]杰夫•戴尔&森迪普•塔克,寻找启发:中国公司在海外扩张,原载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4日,转载于参考消息,2007-12-5第16版

[2]吕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及防范,消费导刊,2007.(7)

[3]谭介辉,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3.(5)

海外投资范文篇4

一、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动机研究

国外研究认为，为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对现有技术进行改造、利用国外的研发资源、为海外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技术支持、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是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研发投资的主要动机［1-3］。国内主要研究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展研发活动的动机，学者们一致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研发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抢占中国巨大的市场份额，开发和利用中国现有的研发资源来降低研发成本［4-6］。

二、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研究

关于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对东道国影响研究，国内外研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些学者用专利申请数代表本土企业研发产出，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证实了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对我国企业的专利申请产生了正面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对实用外观专利的申请溢出效应最显著［7-9］。Jefferson从企业层面出发，用新产品的销售额代表企业研发活动成果，证实了外资在新产品开发方面有显著的溢出效应［10］。第二，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创新存在负面影响。如Kokko认为当跨国公司占有东道国较大市场份额且两国技术水平相差太大时，无法证明FDI能够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发挥作用［11］。蒋殿春通过构建一个二阶段博弈模型，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竞争效应会恶化国内企业R&D融资能力，降低R&D动机［12］。第三，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面性［13-14］。一方面，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增加了东道国创新体系的研发资金，提高了东道国的技术开发能力。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行为占用了东道国研发资源，特别是高科技人员的大量流失，造成本土企业创新人才的短缺。

三、小结

海外投资范文篇5

一、投资壁垒的含义

我国商务部所的《2011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参考WTO的有关规则及双边多边协定，对我国所遭受的投资方面的壁垒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分类。对外投资如果遭遇到以下情形者即视为投资壁垒：首先，违反该国家与我国签署的与投资相关的双边、多边协定或者与我国已经签订双边、多边协定但是未履行协定所规定的应履行的双边投资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其次，针对我国的投资进入或退出某个国家或地区，该国或地区进行不合理的阻碍或限制。第三，在对我国投资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对我多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造成不合理的损害的。根据《报告》，我们把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壁垒分为三类：第一，投资准入壁垒，例如不合理限制外资企业的进入，未按照WTO的约定和承诺对国外投资企业开放特定的投资领域；第二，投资经营壁垒，对外资投资企业生产、供应、销售、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采取不合理的限制；第三，投资退出壁垒，采取不合理的方式制约国外投资的退出及外国资本利润的离境。

二、企业应对投资壁垒的对策及建议

2010年，全球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影响还在蔓延中，全球的经济复苏状况并不平均，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都面临着不同的经济问题和危机，美国的失业人数持续增加、事业率高居不下，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通货紧缩已经日益显现。欧盟方面，主要成员国纷纷陷入债务危机。其他主要经济体例如巴西、俄罗斯、印度的经济通胀也愈演愈烈。所以，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免受经济危机和外资企业的冲击，各国纷纷出台相应的限制国外资本的进入和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措施，由此来降低国内企业的压力，提高就业率，保护国内企业的利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出报告指出，若中国的投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三分之一成功、三分之一失败、三分之一不赔不赚的话，中国的企业还是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可是现如今，由于国外投资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使我国的投资企业屡屡受挫。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认真分析世界FDI市场环境的形势，摒弃各类风险，理解各国家所设置的贸易壁垒并针对不同的贸易壁垒及时制定相应的决定和决策，这是提高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成功率，保证我国境外投资企业更好发展，更好的贯彻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先决条件。

1.对我国境外投资的相关资料进行仔细研究自从中国加入WTO组织以来，我国政府已在鼓励提高境外企业投资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其主要工作由商务部进出口贸易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和《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的相关规定，在有关政府机关、行业组织及对外投资企业的大力配合下完成。从而为我国企业更好的了解国外市场环境，应对国外风险和投资贸易壁垒，提高我国企业对外国贸易规则的应对能力，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竞争力，合理合法参与国际竞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3年5月20日所发表的年度《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为总结和归纳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所遭遇的的各种状况及遇到的问题，为我国加强企业的宏观调控，对境外投资公司的管理和指导提供依据，有效的保护境外投资企业的利益，提高了对外投资的成功率。2004年建立了《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加强风险的提示，为我国企业及时通报国外投资信息。2009年2月所发表的《国外投资贸易壁垒信息月报》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了难等宝贵的资料。对各国政府所制订的贸易保护措施进行分析和总结，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指明方向，促进了对外投资的成功率，提高了对外投资的竞争力。

2.能够准确理解双边投资条约所规定的内容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investmenttreaties）是指两个国家签订的相互对本国境内来自缔约对方的投资者和投资提供保护的协定，旨在通过建立稳定、有序的法律框架创设促进缔约双方相互投资的良好环境。对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的资料中明确显示，近年来，双边投资协定的数量急剧增加，中国截至到2011年9月1日，中国签署的BITs已经设计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生效的BITs数量已超过100个，BITs的内容一般涉及投资的范围、投资的准入、投资的待遇、征收以及投资的争议解决等领域。BITs不仅能够有效的避免政治风险，也是提高投资成功率的有效工具。为双边投资活动发挥着保护作用，极大地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规避了投资风险。但是中国在有些主要贸易投资地国家中，包括美国、巴西、加拿大等国家还没有和中国签订有效的BITs，也没有明确中国投资企业所能进入的领域、持股比例、投资方式、准入程序等，这就会容易导致投资者遭受到相应国家的投资壁垒。

3.对资本贸易输出国国内相关法律法令的熟悉许多投资壁垒的产生多因为违反双边或多边协议、模糊协议所规定的条款、打擦边球等情况。因为根据国际投资法中的“根本安全里外条款”，这些违反双边或多边条约义务的行为免除了在缔约国的行为的违法性。因为国际社会生活的复杂多边，对外投资不仅仅局限于威胁已过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很过国家把经济安全、生态安全也提上了国家议程，成为国家安全审查的对象。例如2010年10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凯尔联名三名议员联合向美国联邦委员会发出信函，要求委员会认真审查Sprint公司所采用的中国华为和中兴网络设备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在何种情况下启用国家安全审查、审查的部门、程序及需提交的资料方面，各国都会通过国内立法或部门法令的形式予以确定。例如美国在2007年出台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和2008年的《外国人合并、收购、接管条例》以及有关的行政命令、加拿大在2005年7月所公布的《加拿大投资法》修正案、俄罗斯在2008年5月生效的《俄罗斯联邦有关外资进入对保障俄罗斯国防和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经营公司的程序法》。不同国家对国内外资多能够进入的领域进行了限定，对国外资本进入国内市场的申报审查、对外资企业的税收、对原材料产品的购销、外国资本的对出等方面都进行了禁止性或限制性的规定。所以，能够准确把握投资国和资本输出国国内法，是对外投资企业主动规避投资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海外投资范文篇6

保险人即保险机构,指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承保者。在保险机构的设置上各国采用了不同的类型。(1)从性质来看,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可分为三种类型:政府公司型、政府机构型、政府机构和国营公司联合型。美国的OPIC是典型的政府公司型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即通商产业省贸易局,则属于政府机构型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德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即信托监察公司和黑姆斯信用保险公司两家国营公司,从性质上看属于第三种类型。(2)从海外投资保险的审批机构和具体保险业务的经营机构是否分离来看,又可分为单一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和分离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美国和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其保险业务的审批权和具体业务的经营权均由同一机构行使,属于单一制的类型。德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则不然,其保险业务的审批权和具体业务的经营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行使,属于分离制的类型。

日本的政府机构型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由日本所奉行的单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决定的。因为,当承保的风险发生时,单边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将以外交保护的方式进行代位求偿,而外交保护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主权国家。因此,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也只能采取政府机构的类型而不可能是赋予独立法律人格的政府公司的类型。鉴于单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种种弊端,笔者认为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选择上我国宜采用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且从我国的国情来看,至2005年底我国已与108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而且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背景下,可以预见我国对外签订的海外投资保护协定的数量还会大量增加。因此,建立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有优势的。而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商业化的运作使纠纷得到解决,尽量避免使用外交保护权招致发展中国家的反感。因此,在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类型的选择上,我国也宜采用政府公司型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

那么,我国到底应该设立单一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还是应该设立分离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呢?分离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其审批权是由政府行使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审批权来推行本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但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是不利的。首先,审批权和具体业务的经营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行使可能引发权责的混乱,使纠纷复杂化,不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其次,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根本宗旨也是在于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如果国家通过控制审批权过多地对投资流向予以控制,以此来推行国家对外战略,就将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其宗旨相悖。因此,建立单一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更为适宜。

二、关于承保范围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一般只限于非商业风险,也称为政治风险,通常包括外汇险、征收险和战争险。

(1)外汇险,是指东道国政府采取外汇管制措施禁止或限制投资者将其本金和收益兑换成本国货币并汇回本国的风险。一般包括禁兑险和转移险。另外,有学者主张歧视性汇率险也应属于外汇险的范围。歧视性汇率险是指因东道国采取因交易对象不同而选择不同汇率的汇率制度而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笔者认为此问题应具体分析。投资东道国的歧视性汇率制度如果是在投资者投资之前即采用的,那么就不属于外汇险的范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对此种风险是可以预知的。但如果东道国的歧视性汇率制度是在投资者的投资过程中采取的,并给投资者造成了损失,那么就应该属于外汇险的范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对其所遭受的损害是无法提前预知的,并且凭借其自身力量也是无法抵御的,只能被动地接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歧视性汇率险就应该属于外汇险的范围。

(2)征收险,是指外国投资的企业及其资本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征用或没收,致使全部或一部分归于丧失。对于征收险的范围,发达国家主张既包括直接征收也包括间接征收。直接征收指直接剥夺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而间接征收一般指财产所有者在合理的时间内不能使用、占有和处置其所拥有的财产。虽然发达国家在征收的范围问题上基本保持一致意见,但在征收的具体范围上还是存在争议的。例如,美国把契约权也列为征收的对象;而日本则把本国海外投资者所持有的股份被强制转让也视为征用。因此,我国日后无论在对外签订双边海外投资保护协定的过程中,还是与本国投资者签订海外投资保险合同的过程中都应当对征收的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以防止日后由于对征收范围的理解不同而导致海外投资保险纠纷的久拖不决。

(3)战争险,是指由于战争、革命、内乱等所导致的投资财产的损失。至于战争险的具体承保范围,各国也有较大差异。例如,美国法只承保因战争险所遭受的有形资产的损失,且只包括直接损失;而日本法律则规定战争险的承保范围既包括有形资产的损失又包括无形资产的损失,但是否只限于直接损失并未作出规定。出现此种差别主要是因为美国奉行的是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其对本国投资者进行赔偿以及向东道国进行代位求偿,要严格按照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及本国与投资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进行。因此,其国内法和本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都必须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该参照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海外投资保护协定对战争险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三、关于保险对象

保险对象即合格投资,是指要求投保的海外投资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投保。合格投资包括两方面,即合格的投资项目和合格的投资形式。

对于合格的投资项目的认定各国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标准:(1)必须是新的投资,但一般也包括现有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其发展的投资;(2)必须经过东道国政府的批准,东道国政府的批准程序可以起到预防海外投资政治风险发生的作用,并且一旦投保的政治风险发生,也增大了投资者母国代位求偿的可能性;(3)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投资者母国对于本国海外投资进行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一般都把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作为认定投资项目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4)目前也有少数国家,例如瑞士,把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作为投资项目是否合格的标准。

我国对于合格投资项目的认定除应具备前三项标准以外,还应把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作为认定投资项目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样既可以更有效地防止政治风险的发生,而且也不会因此而限制本国投资者的投资范围。因为投资行为本身就是互利双赢的活动,只要不是纯粹的投机行为或有伤风化的投资活动,一般海外投资活动对投资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至于投资形式,各国一般没有严格的限制性规定。我国未来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也应鼓励灵活多样的投资形式。

四、关于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即合格投资者,是指有权向本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海外投资保险的投资者。美国对合格投资者的确定采用“资本控制主义”的标准,具体包括以下三类主体:(1)美国公民,即具有美国国籍的人;(2)美国公司、合伙或其他社团,指依美国联邦或属地法律设立的公司、合伙、其他社团,并且要求美国人的投资占该公司、合伙、其他社团的投资总额的50%以上;(3)外国的公司、合伙、社团,即依外国法设立,但其资产的95%以上为美国公民、公司、合伙或社团所有者。日本法律则采取“设立地主义”的标准,只承认日本人和日本法人为合格投资者。

可见,无论采用何种标准,一般都要求投资者与其本国有着实质性的联系。就我国而言,合格投资者应包括以下两类:

海外投资范文篇7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保险范围，投资保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投资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国加入WTO后，海外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在国外，尤其是政治局势极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政治风险日益严重，海外投资利益的损失十分巨大。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这已成为我国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严重障碍，对于我国企业制定全球发展战略极为不利。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拟对最具有代表性的美、日、德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作

一番比较，在借鉴三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具体构想。

一、美、日、德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比较综观各国的立法实践，关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规定有两种立法体例。第一种立法体例是集海外投资保险审查批准机构（以下简称审批机构）与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经营机构（以下简称经营机构）于一体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和海外投资者两个主体。第二种立法体例是审批机构、经营机构和海外投资者三个主体。美国和日本采用的是上述第一种立法体例。在这种立法体例中，保险机构既是审批机构，又是经营机构，但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为保险机构中的两个不同部门。在美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一切业务均由美国最高行政当局直接控制的官办公司“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全权经营，保险申请的审批也由此公司负责，该公司具有公私两方面的性质。美国之所以由这种兼具公私性质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管海外投资保险业务，是因为“这可以避免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直接对抗，公司可以充当外国政府与美国投资者之间的桥梁，使政治性问题取得商业性解决。”[1]另一方面，由于海外投资保险风险过大，私人保险公司不愿意承担这种业务，因此，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又必须由政府经营。而依日本法律，保险申请的审批与具体保险业务均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由通产省的企业局负责，保险业务由该局下设的长期输出科承办。不难看出，在美、日这种立法体例中，海外投资者与保险机构的法律关系在表面上是一种平等的合同关系，实则是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关系和合同关系双重法律关系。

相比之下，德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立法采用的是前述第二种立法体例，在这种立法体例中，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设置采取分离制，即审批机构和经营机构分别建制。审批机构为海外投资保险的管理机构，为国家机关。而经营机构是执行审批机构准予保险的决定具体经营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机构。在德国，海外投资保险申请由联邦经济事务部，财政部和外交部代表组成的部际委员会审查批准，保险业务由“黑姆斯信用保险公司”和“德国信托监察公司”两家国营公司经营。在这种立法体例下，海外投资者与审批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纵向的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关系，与经营机构间的关系为保险合同关系。海外投资者按法律规定向审批机构提出保险申请，经批准后与经营机构签订保险合同，向经营机构交纳保险费，政治事故发生后，向经营机构索赔。

二、美、日、德海外投资保险范围的比较根据各国的立法和实践，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一般包括外汇险、征收险与战乱险三种特别政治风险。

外汇险是指东道国政府通过采取任何措施，限制或禁止外国投资者将其投资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兑换成外币转移出东道国境外的风险。依三国法律的规定，外汇险的发生必须要具备一些原因，如东道国实行外汇管制，停止或限制外汇，或由于其他突发事变，如革命、战争、内乱致无法在一定期间内进行外汇业务等，此外，三国法律都规定，海外投资因汇价变动所受的损失（商业风险）或在订立保险契约时，东道国政府已经实行或可能实行外汇管制的，均不属于外汇风险。三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只承保禁兑险，而日本、德国承保的外汇险的内容，即包括不能自由兑换的禁兑险。又包括不能自由转移的转移险。

征收险一般是指由于东道国政府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措施，而使投保者的投资财产受到部分或全部损失的风险。三国法律对于征收险具有一些相同的规定。如依三国法律规定，征收是指东道国政府采取的行为，包括政府采取授权、批准或纵容的行为，且不论是否给予补偿；征收包括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直接征收一般指直接剥夺财产所有权，而间接征收则一般指对财产所有人使用、占有和处置该财产的无理干涉，从而使所有权人在合理时期内不能使用、占有和处置该财产；对于征收的对象，一般包括投资者的投资和贷款，以及投资的利润和贷款的利息、股份、公司债等。另外，三国法律都认为东道国政府的征收行为必须是由于不可归责于投资者本人的过错或不当行为引起的。三国法律规定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把契约权也列为征收对象，而依日本法律，在合营企业国有化时，日本海外投资者所持有的股份被强制转让者，也属征收。此外，美国法律还规定构成征收行为一般应持续一年以上，而德、日两国则无此规定。

战争与内乱险指由于东道国发生的战争、革命、暴乱、内乱等所导致的投资者财产损失的风险。三国法律都规定，战乱险只限于个人或集团，主要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破坏活动所造成的损失，不包括一般的劳资纠纷、经济矛盾所引起的骚乱冲突风险。战乱所造成的损害，指的是由于战争、革命、暴动或内乱，使投保财产被毁坏、丢失、夺走并扣留。但在战争、内乱与损害之间必须存在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除以上三种风险外，日本和德国还承办其他政治风险。依日本法律规定，资源开发领域的投资，除上述三种政治风险外，如果由于不可归责于投资者的事由，投资对方破产或其债务在6个月以上迟延履行等信用风险，仍属保险范围。此外，德国还承保迟延支付险和货币贬值险。迟延支付险指凡投资者以资本参加形式所产生的债权、贷款债权、应得利润债权的全部或一部，因停止支付或迟延支付的结果，致使完全不能得到保证或完全不能收益者，均属保险之列。货币贬值险指因停止支付或迟延支付，不能自由兑换等措施致使货币贬值所受的损失属于保险之列，分支机构、营业场所解散时的清算资金，发生同样情况亦属货币贬值险。

三、美、日、德海外投资保险承保条件的比较

美、日、德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对承保投资政治风险的条件都作了总体规定，要求必须是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者及合格的东道国。

合格的投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项目合格，二是投资形式合格。关于投资项目的合格，美、日、德三国都规定海外投资必须符合投资者本国的利益，如依美国法律规定，在承保海外私人投资时，必须考虑其项目是否有利于美国经济；日本法律则规定，所承保的投资必须有助于日本对外交易的全面展开，对日本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德国则要求投资项目“值得鼓励”，并对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有积极贡献。此外三国都规定，海外投资要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且只限于国外的新项目的投资，所谓新项目，指的是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其发展。

合格的投资形式主要是股权投资，除此以外，美国还向贷款、租赁、技术援助协议、许可证协议等形式的投资提供保险。日本也向贷款提供保险，但仅限于日本计划长期进口的原材料的开发项目的贷款。德国则向与股权投资密切相关的贷款，对海外分公司提供的资金，以及某些再投资提供担保。

对于合格的投资者，三国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具体标准虽不尽一致，但都要求担保的投资者和承保机构所在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美国的《海外援助法》要求投保的投资者必须是美国公民，或者根据美国联邦法或州法成立的公司、合伙企业或其它社团，并且其投资至少51%为美国人所有；或者是资产至少95%为美国人所有的外国公司。日本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为日本公民或日本法人。而德国的海外投资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的标准是：在德国有住所的德国公民以及根据德国法律设立，在德国没有住所或居住的公司或社团。

对合格东道国的条件要求，美、日、德三国海外投资保险法的规定不尽相同。相比之下，美国的规定最为详细严格，其合格条件须同时符合以下四项要求：限于友好的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国民人均收入低于一定限度；尊重人权和国际上公认的工人权利；与美国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德国则不以东道国是否与其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担保海外投资的法定条件，只要经审查确认东道国的法律秩序及其有关措施足以切实保护外国投资，即属合格的东道国，但为了加强国内保险的效力，实践中仍要求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事实上德国的海外投资者一般都向与德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也不以东道国同日本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法定条件，而采取单边保险制，即只根据国内法的规定投保，但在实践中，一般也采取以订立政府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作为调整投资环境的重要手段。

四、美、日、德海外投资保险费、保险期间和保险金的比较

依三国法律的规定，投资者义务缴纳一定的保险费，至于保险费的数额，三国规定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保险费的数额依承保行业、险别及范围而不同，有的国家还依投资的东道国类别以及投保投资的规模而异。以综合保险为例，美国为承保额的15%，日本为055%，德国为05%.关于保险期限，三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依美国法律规定，保险期限根据投资种类、性质及承保险别的不同而具体确定，一般来说，股份投资保险法定最高期限，自承保之日起不得超过20年，德国股份投资保险期限原则上为15年，但属于生产设备的制造需要较长时间者可延长到20年。而日本则规定，保险契约的期间，从5年到10年，一般最长不超过15年。

至于保险金，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一般只承担被保险人损失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美、日、德三国法律都规定保险人只补偿被保险人损失的90%，投保者自负10%.

五、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具体设想

1、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在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采用德国的立法体例较为适宜。在机构设置上，应采取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分离制。从目前和今后看，审批业务应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财政部、外交部负责，保险业务应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办较恰当。这种分离建制有助于审批机构和保险业务机构各发挥其职能，各尽所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是我国主管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和对外经贸活动的政府部门，它对我国海外投资无论在业务指导上还是在行政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财政部作为审批机构可以从国家财政计划上对每一项海外投资保险的潜在赔偿金额作出安排，并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国家财政作保证的特性相吻合。而外交部则能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可发率有较准确的评估，能在政治风险发生前或发生时避免或减少投资损失采取有力的外交措施，而且在政治事故发生后代表国家向东道国索赔。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来看，其在承办保险业务方面已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办事机构，对前来我国投资的外商已开办了政治风险的保证业务。因此，现阶段宜仍由人保为经营机构，待将来业务扩大，技术更加成熟后，可单独开办海外投资保险公司。从以上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的职责划分看，审批与经营分离可以避免或减少审批决策与业务经营集于某一机构所产生的弊端。

2、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美、日、德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均将外汇险、征用险、战乱险列为承保的政治风险范围，对此，我国也不应例外。此外，其他因政治原因直接产生的风险如政府违约风险、恐怖主义风险、延迟或停止支付风险，以及因政治风险而产生的间接政治风险，如营业中断风险、货币贬值风险，也应将其作为特殊风险纳入海外投资保险所承保的风险范围[2].

3、合格投资的项目。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承保的投资应是有利于我国出口创汇，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投资；或是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或利用外国自然资源的投资；或有利于返回国际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投资；或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投资。

4、合格投资的形式。我国保险的投资应为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物权；股票、股份；债权、债券或具有经济价值的请求权；版权、工业产权、工艺流程、专有技术、商名、商誉；依海外投资所在地国家法律或法律允许的根据合同赋予的特权。

5、合格的投资者。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中合格的投资者应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及95%以上资产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所有或控制的外国法人和企业。中国籍自然人海外投资者应包括大陆自然人，海外华侨与海外产业继承者，香港、澳门自然人，台湾省自然人。具有中国国籍的法人是指依中国（含港、澳、台，以下同）法律设立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包括国有公司、集体公司、私人公司和混合公司。具有中国国籍的其他经济组织是指集团化企业或松散性的联营组织，合伙组织等未取得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6、合格的东道国。美国把合格的东道国限于不发达国家。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所担保的合格的东道国不应该只限于发展中国家，而可以将所担保投资的合格东道国扩展到世界范围之内，而不必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地域广阔有助于分散风险，但在投资担保业务展开初期，可以将担保投资的合格东道国局限于与我国政府签订有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双边条约的国家，这样一方面可以相对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有双边条约代位权条款，处理有关事项可能更加顺利一些。

7、保险费、保险期限、保险金。保险费率应由保险公司根据承保的行业，险别及范围的不同而科学制订。对于保险期限，我国应大致确定在10-20年，具体期限应根据投资的种类，性质及承保险别的不同而确定，根据需要还可以适当延长。至于保险金，我国应与美、日、德三国一样只承担被保险人损失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国宜确定在90%-95%.

[参考文献]

海外投资范文篇8

投资就是一种活动，一种把持有的资本投入到一个领域并且获得利益的经济活动。而海外投资就是把资本投入到了海外的一些国家，通过跨国投资活动获得资本增值。海外投资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直接投资，又称绿地投资，特点就是会获得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比如像收购、并购这类投资活动；另一类是间接投资，通过国际证券市场进行投资，主要就是购买股票、证券这类型的投资，这种投资不涉及经营管理被投资企业，不会引起东道国的警惕，风险主要集中在投资者的投资资本上，风险较为固定。本文所说的海外投资指的是第一类直接投资。

二、我国海外投资及保护的现状

（一）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在2001年，我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但我国在此之前已经在对外投资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与此同时打开了对外投资的大门。在1986年前后，我们国家在对外投资方面一直是比较少的，投资的规模和数量都不够大。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京合公司，从它开始让我国在对外投资的事业上开始崭露锋芒，并且它还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首家合资企业。1980年是我国合资融资企业的开始，始于中芝兴业财务有限公司，在此期间我国对外投资的投资额较小，参与投资的企业也并不多。从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几个特点：一是投资数量和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我国对外投资第一次超越了吸引外资是在2015年，完成了国家从资本的输入到输出的转变。二是海外投资的地区集中，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较多。尽管这些年我们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日益增加，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仍是我国投资海外的主要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加推动了我国海外投资向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动。三是我国海外投资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由于我国私营企业实力不够强盛等多方面原因，我国海外投资的主力是国有企业，也就是说遭到东道国审查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在对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当我国投资者在面临东道国认为我国企业带有某种战略意图，或者被贴上政府标签认为有特殊补贴时，审查会格外地严格，甚至会投资失败。（二）我国海外投资保护现状。对于国际投资的保护，通常是采取一些法律措施，由资本输入国（东道国）和资本输出国（母国）共同或单独进行。这些措施本质上属于“政府保证”，其形态可以分为：一是外国投资法，即东道国国内法所提供的保证，经过特别立法给予投资者一些保护和一定限度的鼓励措施；二是海外投资保险法，是资本输出国对投资者提供的保护，对本国在海外投资的国民或海外投资的企业或许碰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或保证；三是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缔结的双边协定；四是多数国家之间签订的多边条约，规定缔约国之间对投资者给予公正待遇的保证。总体上可以分为国内立法保护和国际法律规制。1.国内立法现状。国内立法在对外投资上分为三类，分别是对外投资的监管、保护和鼓励的法律。监管型法律规范主要是对对外投资进行管控；保护型法律规范主要是对本国投资者提供一定限度的保护措施，如建立海外投资保险法；鼓励型法律规范是指在对外投资方面的优惠措施。我国对外投资的主管部门以及有关对外投资的立法部门主要是发改委、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2014年9月6日，商务部颁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并且在2014年10月6日开始实施。商务部主要针对境外设立公司进行核准和备案，而发改委更加侧重对投资项目的审核，在监管境外投资项目上有其权限。2014年4月8日，发改委《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于同年的5月8日。有关境外投资的立法在外汇管理局主要有：《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等，这些规定都是用于对境外投资的外汇进行管理，维护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虽然上述规章有一些规定了对海外投资的保护，但仍以监管为主，虽说兼具保护与监管的条款，可是对于保护条款来说监管的条款占据了大部分的规章。所以在对外投资保护方面我国依然没有相对应的专门国内立法，造成了在对外投资保护国内立法上的空白。2.国际相关法律规制现状。目前我国加入与投资有关的国际条约主要有：《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和《多边投资机构担保公约》。《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通过仲裁和国际调解来解决纠纷，提供了国际法的方式，并依据公约建立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多边投资机构担保公约》是国际投资公约为鼓励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一种公约。

三、我国海外投资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国内海外投资的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一方面，我国的海外投资起步晚却发展得很快，立法会有明显的滞后，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投资身份的转变以及投资内容的变化，使得现有法律法规表现出许多疏漏，立法内容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海外投资具有片面性，很多都是从各个部门的角度出发，不仅立法分散还效力低下，并且具有单一的保护措施。国内的立法很大一部分条文都是在规定政府对外汇的监管以及对投资项目的审批等，它的侧重点主要是在对投资者的监管这一方面。虽然规章被新修订时开始注重政府的引导与保护功能，然而这些与对外投资的真正现实需求相比还是不够的。频发风险其实是由于投资法律保护体系的不成熟而导致的。所以完善我国对外投资，形成一个成熟的法律保护就成了重点。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可以供我国借鉴学习。当然，我们在借鉴时也应考虑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不同，需要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取其精华有选择地学习借鉴。（二）国际相关法律规制与现有投资环境不适应。我国目前即使已经加入《多边投资机构担保公约》和《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可是这两个公约的运用率却不高，迄今为止我国的投资者不仅少有运用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来解决争端，还少有向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保，也正因如此我国对外投资的实践中国际投资条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事情都有双面性，双边投资协定也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如签订对象不够广泛，即使我国已与多个国家签订了此协定，但是仍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没有签订条约，这就导致我国大量流向该地的投资得不到有效保护。部分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年代久远,主要集中于1996年之前,是中国经济实力欠缺并且以资本输入国身份而签订的,条款设计往往较简单,实际操作性不太强,这导致我国的海外投资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急切需要我国更新或签订已有的双边投资协定。

四、对于我国海外投资的改善建议

（一）国内立法方面的改善建议。针对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提出以下改进措施：一是填补我国对外投资保护法律的空白，查漏补缺，使我国对外投资的相关法律完善，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护法律，使我国对外投资保护的法律体系化；二是提高相关立法位阶，提升法律层级。我国现有的海外投资具有片面性，视角很多都是从各个部门的角度出发，不仅立法分散还效力低下，并且具有单一的保护措施，在发生纠纷时极易出现问题。而法律层次的提高，不仅可以使现有的规定完善，还可以把现有的行政法规晋升为法律，也可以制定出一部新的法律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样对外投资保护不但有国际层面的保护条约及协定，还有国内法律被完善后予以规制相关行为。（二）国际法律规制方面的改善建议。因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国际投资公约在国际法层面是用来保护对外投资的，我国虽然已经加入《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和《多边投资机构担保公约》，但是还不能够将其更好地利用，造成此方面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我国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二是对相关规定的不熟悉。正因如此，政府应该增加对公约的宣传，增强对投资者的科普和教育。

参考文献：

[1]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马其家.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法》的立法构建[J].宁夏社会科学，2011（01）：29-34.

[3]毕海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特征分析及对策[J].人民论坛，2012（20）：68-69.

[4]王岩，高鹤，洪诗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探析[J].税务与经济，2014（03）：43-47.

[5]徐磊，朱瑞庭.我国零售业海外投资的法律保障研究[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5（03）：17-22.

[6]王鹏，郭剑萍.论中国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重构———监管逻辑、历史演进与政策挑战[J].国际经贸探索，2016（02）：103-114.

[7]张敏，朱雪燕.”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防范[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7（01）：117-123.

海外投资范文篇9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单边模式；双边模式；混合模式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investmentguaranteeprogram），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或保证，投资者向本国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赔偿其损失的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在获得批准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蒙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国际法条文中，通常用“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代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承保范畴的区别：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家政府支持下的一种特殊的保险制度，承保范围只限于政府指定的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不仅包括对政治风险的承保，而且也包括对非政治性的商业风险的承保。赔偿方式上的区别：投资保证，一般对所受损失进行全部补偿；投资保险，只按投资的一定比例并且基于一定条件进行补偿。从功能的联系上讲，二者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鼓励、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保障制度。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的几种类型介绍

（一）双边模式

双边模式是以双边保护协定的存在作为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前提，即美国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只有在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可以申请保险。当规定的政治风险出现，美国向投资者赔偿损失后，就取得了法定的代位权求偿权。美国政府就有权向东道国索赔。

（二）单边模式

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采用的是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单边模式。即不以日本同东道国订立的双边保证协定为前提，只依据日本的国内法，就可以对海外投资进行保险。

（三）多边模式

多边模式又称混合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多边模式将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结合在一起，以双边模式为主，以单边模式为辅，比单纯的双边模式和单边模式更具有灵活性。即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双边模式，未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单边模式。将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结合在一起后者，交相为用，以便更好得促进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保护海外投资。

三、关于建立我国海外头投资保险制度模式选择的几种学说

目前，过于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学界的学说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采取日本式的单边主义模式。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主张单边模式的理由是，我国与他国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数量并不多，若实行双边模式，会使许多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的投资者，得不到投资保险的保护，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也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限制。

第二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实行美国式的双边主义模式。即，投资者只能在与母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能加入保险。也就是将国家间的海外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投资母国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定前提。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最大的优势是，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第三种主张，采用德国式的混合模式。一部分学者主张，采取单边模式还是双边模式要依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大小而定，对于在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投资，采取单边主义的模式，对于在政治风险大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主义模式。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对于在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模式；对于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采用单边便模式。

我国在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依据现实，根据实际需要，全面考察三种制度模式的利弊，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模式设计。

四、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的比较分析

就双边模式而言，他有许多单边模式所不具备的优点：

1.双边保险制度可以解决本国政府在私人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中的出诉权问题。出诉权是指，投资国母国政府将本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机构的向东道国政府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请求提交国际法庭，或通过外交渠道支持这种代位求偿请求权的资格。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经常出现投保人国籍不连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出诉权是否要遵守国籍连续原则，国际上尚无共识，而双边保护制度中投资国和东道国可以通过签订条约商定是否适用“国籍连续”原则。

2.双边保险制度能加强本国海外投资的保险机构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效力。投资母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通过代位权的行使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转化为投资母国同东道国间的官方的关系。对于求偿主体的变更往往会遭到东道国拒绝，在这种情形下，承保机构可以寻求外交保护或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然而外交保护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严格原则的制约，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使代位权确定化、公法化，为保险机构代位权的实现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保证。

但是，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和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相比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以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保护协定为前提，这就排除了一部分与投资母国未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无法享有投资保险制度的保护。而单边模式投资保险制度下的海外投资者不受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限制，在任何国家地区投资的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受到平等的保护。但是单边制度下通过外交权途径行使代位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国籍连续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卡沃尔条款”的限制，这些限制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施行处于不确定状态。

五、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双边模式的确立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的现实以及我国国情，我国适合采用美国式的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双边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能保证海外投资承保机构的代位权的实现。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承认两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的前提下，国际法上的履约义务使得原属国际私人契约关系的这类代位赔偿关系上升为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从而使得海外投资行为受到国际法层面的保护。相对单纯依靠外交权追偿的单边保证模式，双边模式可以有效地消除东道国政府援引“卡沃尔主义”条款拒绝投资母国依据外交保护提出国际索赔。也可以避免因“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给纠纷处理带来的不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根据国际法原则，国家间的主权地位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将本国的意志施加给别的国家，因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利——代位权，只有在东道国认可的前提下，才可以顺利实现。因而双边模式是在两国订立双边投资保障协议的前提下，投资母国的代位权得到东道国的认可的前提下实施的，因而双边模式更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通过外交保护来行使代位权相比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来行使代位权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外交保护权只有存在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公正待遇时，东道国不提供救济或救济不合理时，投资者要求母国通过外交途径对其进行保护。但实践中外交权的行使是相当琐碎复杂的。在国际惯例中，国家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径向东道国求偿，要受到严格的条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际持续原则）制约。除非投资者得不到东道国合理的司法行政救济，否则外交保护权利是不可以行使的。同时，要求投资者受侵害期间或提出外交保护时属于被请求国国民。可见如果不符合“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便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的代位权的实现受到阻碍。除此之外，“卡沃尔主义”被拉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认可，投资者只有在放弃外交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在东道国投资。目的在于防止发达国家滥用外交权以此损害东道国的国家利益。我国目前海外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单边模式下，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代位权是相当困难的。

双边模式可以快捷地解决投资争议。从对海外投资者提供的保护的实际效果来看，双边保护模式能跟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潍坊学院教师王春燕认为，投资者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不仅要看投资者的损失能否及时得到赔偿，更要看赔偿后投资者能否尽快摆脱与东道国的投资纠纷。效率对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在单边模式下，投资者只能在用尽当地救济之后，才可以向母国寻求外交保护，此过程耗费时间和精力使整个运作过程效率低下。而双边模式下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使投资者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脱离纠纷，把精力尽快地投入到建设投资项目中去。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解决纠纷是投资者投保的真正目的，卷入无休止的繁琐的政治纷争绝非投资者所愿。所以，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使经济纠纷通过商业化途径解决，避免了国际经济纠纷的政治化。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降低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仅有“防患于未然”的功能，也有“补救于已然”的功能。在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下，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没有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活动不受协议约束，同时对投资国没有保障对方投资安全的义务。这就造成了在东道国制造有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时就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尤其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事后利用“卡沃尔条款”来拒绝投资母国的外交保护。而目前，我国的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相对政局动荡、法律不健全，采用单边模式风险太大。而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两国之间的关系由具有平等地位的主权国家关系，转化为东道国对投资母国具有保护其投资安全的国际义务的关系。在东道国违约时就不得不顾及由违约导致的国家责任。在制造政治风险时就会有所考虑，从客观上降低了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用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确立，应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投资发展的现状来决定。即根据国情需要，如何最大程度上维护好国家利益是选择投资保险制度模式的根本标准。双边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使投资东道国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个缺陷与投资母国代位权的顺利实现相比，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整体水平比较弱，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海外投资的规模、质量、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还是资金不足，所以引进外资和国际融资一直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旋律。目前，国家也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但是国家的政策只是鼓励、支持，不是大力提倡。我国的海外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还不成熟完善，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引导。而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引导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向与我国订立双边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这样的国家一般与我国的关系比较友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发展相对稳定完善，在这样的东道国投资会更有利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对海外投资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所不具备的。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事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根据国际惯例，海外投资保险都是由国家财政支持，一旦代位权无法实现，就等于用国家财政补贴私人海外投资的由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这对于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对海外投资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公务员之家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相辅相成，不可分而治之。国内法层面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需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支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而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补救损失于已然”，两个功能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从而防范风险的发生，补救风险带来的损失，促进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与世界100多个国家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已经包括了我国海外投资的相对集中的20多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条款都规定了“代位权”，而且目前签约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这样从签约的数量和范围上看基本能满足我国海外投资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

综上所述，双边模式顺利的解决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代位权问题，具有单边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根据我国国情，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对海外投资的长远发展都十分有利。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97.

[2]王传丽。国际经济法。高教出版社，2005：367.

[3]王春燕。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模式研究。湖北法学，2007，（02）。

[4]孙晓晖。借鉴外国经验，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的设想。财经研究，2001，（3）。

海外投资范文篇10

一、中国农业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

当前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发展现状。（一）中国农业海外投资金额与项目数量分别以大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为主其一，由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所的《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报告2015》统计的600多个农业海外投资项目来看，超过一半以上仍为大中型国资控股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主要是各地方国资委下属的农垦、粮油、农发、林业、渔业集团等，以及具有与国资合资背景的大中型民营企业。而从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看，大中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据80％的投资金额。事实上，一方面农业属于典型的规模经济行业，大中型企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加工、物流、仓储及基地服务等一系列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都没有构建起来，导致投资项目平均需要的回报周期长，平均资本需求单位大，此外还需要产业链整合能力与关联产业技术成熟度较高。因此在投资金额与体量上，仍以大中型企业为主的现状特征实际上是一国农业总体海外投资经历初级阶段的必然结果。其二，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相匹配，其中农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中，年销售规模超过500万元的企业项目数量仅占30％左右，这表明70％的中国农业海外投资项目都是由年销售规模低于500万元的小型企业发起的。从这个角度看，也说明中小型企业的积极活力在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中不容忽视。（二）中国农业海外投资前十大产业设立企业数量占总体94．3％根据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2016》，截止至2016年底，中国在海外涉农投资设立企业数量达到28703家，其中前十大产业与设立企业数量如下表1所示，合计占中国农业海外投资设立企业数量的94．3％。而其中前三大产业为食品、畜牧业、林业，其合计占中国农业海外投资设立企业数量一半以上，达到了56．6％。（三）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主要模式由绿地投资向跨国并购转变近十年来中国农业海外投资的模式选择，逐渐改变了之前单一以“绿地投资”为主的模式，以跨国并购为代表的“褐地投资”占比逐年上升。绿地投资（GreenFieldInvestment）又称为新建投资，是指直接在投资东道国境内设置独资或合资企业与工厂的模式。而褐地投资主要指通过跨国并购（Cross－BorderMerger＆Acquisition）的模式开展海外投资。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农业主要的对外投资动机是自然资源获取与市场开拓，来弥补国内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的需求［1］，投资所涉产业链环节也大多处于低附加值的初级环节，因而采用绿地投资为主要的投资模式。而全球次贷金融危机与两次粮食危机以后，跨国并购在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中占据了主流。中粮并购史密斯菲尔德以及荷兰来宝集团，中化集团并购先正达，都已经成为全球农业领域跨国并购的领先案例。这种变化源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外许多大型农业跨国企业受到次贷危机后的长期经济低迷冲击致使估值降低，而中国农业企业入世以来已经积累了一定资本的比较优势，正好可以弥补国外许多农业企业迫切的发展融资需求；而另一方面随着全球范围内农业自然资源与初级产业环节的保护主义兴起，中国农业海外投资被迫沿着产业链，由低附加值环节投资逐渐向高附加值环节投资转移，而由于国外企业在高附加值环节已经形成一定垄断竞争优势，使得跨国并购成为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新常态。

二、全球化波动背景下中国农业海外投资的风险

在农业全球化进程跌宕起伏的波动进程中，中国农业海外投资面临着以下四方面主要风险。（一）全球范围贸易与资源保护主义抬头制约中国农业海外投资健康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全球农业投资议题中关于生态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等议题变得越来越瞩目。这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过去历史上发达国家持续的农业海外扩张，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中以土地为代表的农业自然资源占有不平衡，致使这些国家希望重新划分全球农业资源布局的格局；二是全球农业产业竞争与国际农业政治的博弈加剧。历史上全球大致经历了三次以土地为代表的海外农业资源投资浪潮：第一次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的兴起；第二次是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趁着各国复苏之际放松了对外资进入的监管大肆扩张；第三次是21世纪以来，2008—2009年与2011—2012年两次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促使各国进一步加大了海外屯田的力度。三次全球化农业资源投资浪潮，直接造就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资源占有不平衡，发达国家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土地等农业资源，不断地往本国输送给养，然而第三世界国家却正在使用本来就极其有限的人均土地与自然资源，与粮食短缺贫穷饥饿作斗争。这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对于重新划分土地资源格局以及开展土地保护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声音，并进而促使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资源保护主义思潮向其他小农利益与生态保护等领域延伸。农业是一个与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紧密相关的产业，不少国家近年来加强了外国投资对本国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冲击问题的关注［2］，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明确要求外国投资项目必须通过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审查。而要达到这些要求可能会显著增加经营成本，致使海外投资项目效益不佳，同时影响投资项目的时间周期，甚至有时候致使项目直接流产。2008年韩国大宇集团与马达加斯加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准备租用130万公顷的土地用于开展棕榈树和玉米种植与产品加工出口，而在2008年时，马达加斯加全部已开发农业用地仅仅只有约235万公顷，粮食尚且不能完全自给，每年需要进口20万吨以上的粮食。这一系列项目引起了西方媒体的高度炒作，被冠以“新资本殖民主义”的帽子。马达加斯加国内反对党趁势而起，鼓噪该国居民发起了大规模抗议，反对派支持者们发动了政局变乱并推翻了执政当局，而新上任的过渡政府于2009年3月21日宣布取消与大宇集团的合作协议。再比如2007年年初，中国吉林省与菲律宾农业部刚刚签署了在菲律宾开垦100万公顷土地的协议，由于菲律宾国内政治因素影响被迫于当年9月份就宣布暂停。在全球范围内，农业海外投资尤其是土地投资，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争议议题，更是一个国际农业政治中各种力量角逐的舞台。从政治经济学层面来看，农业是一个与当地民生与意见紧密相关，且为所有国家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产业，在全球农业竞争愈发紧张的今天，农业资源保护主义思潮逐渐抬头是一种必然结果，这直接导致了是否支持适度的农业保护主义成为了一件在任何国家内部政治竞争中衡量是否具有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的态度，即反对农业资源保护主义者就必然会被推上新殖民主义的不利位置。这种政治因素使得农业资源保护主义加速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3］。（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转轨冲击中国农业海外投资可行性随着美国宣布从2014年之后所有的双边投资协定均在新的“文本框架”上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方式制定，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未来达成时，“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新体系将逐渐取代“准入后国民待遇＋正面清单”的传统规则成为新主流，这将对中国农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带来一些不利因素。与此同时，难民危机、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国际经贸政策不断给全球化进程带来冲击，给未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体系的建立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但从当前涉及农业海外投资的一系列规则的国际磋商来看，呈现出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对立的激烈交锋。在涉及土地资源投资的国际规则方面，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牵头制定了《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全书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倡议各国对征地规模予以限制，在多轮谈判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要求对既有跨国公司在20世纪征购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改革引起了强烈的争议。而FAO下属机构粮食安全委员会牵头制定《促进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准则》，围绕着是否应该避免大规模土地转移等议题各国展开了激烈的较量［4］。此外，由澳大利亚发起，美国倡议，关于国有企业开展国际投资的“竞争中立”问题，也有望在将来磋商达成一致。它的核心内容是“要求无论其他国家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政治体制，本国政府都需要确保任何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享有平等竞争的地位”，这将改变现有的安全审查制度与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国有企业的ODI占据了2／3［5］。而在中国农业企业海外投资中，国有企业同样是绝对主体，导致中国农业企业在开展海外并购中，因为国有企业性质接受各种“安全审查”而导致并购计划搁浅的案例不在少数［6］。目前，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主导方仍然是在全球农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尤其是同时兼具农业对外输出优势又同时处于产业价值链中主导地位的美加澳等国［7］。这些国家通过强有力的资本优势与历史经验积累，控制了全球农业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链节，推动着国际农业投资规则朝着有利于这些既有优势国家的方向前进，而并不利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具有小农特征的国家。（三）中国农业海外投资面临着显著的东道国经济政治文化风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着显著的东道国经济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区域政治风险、东道国经济风险与投资本地化风险三个方面［8］。其一，中国农业海外投资面临着区域性政治风险。农业海外投资必须依赖于农业资源，少数发达国家农业资源较为丰富同时其自身农业产业也较为成熟，而其他具备丰富农业资源的国家则多为第三世界国家。而近年来全球区域性政治动荡与社会冲突层出不穷，第三世界范围内更是雪上加霜。农业海外投资需要高度本地化的参与，而政局动荡、战乱冲突、族群矛盾等都会限制中国农业海外投资的健康开展［9］。此外，农业投资涉及敏感的自然资源，更容易被东道国政治冲突中某一方利用，寻找借口引起当地居民对农业投资项目的公愤，致使项目搁浅或流产。其二，中国农业海外投资面临着东道国经济风险。尽管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国家开启了经济复苏的历程，但是欧洲长期深陷次贷危机后的泥潭之中，除了金砖国家等少数发展中国家外，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都仍然处于增长停滞当中。中国农业海外投资面临着在投资项目落定之后东道国经济发展走向动荡与下滑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是事先难以预料且对投资项目绩效影响极其显著的［10］。其三，中国农业海外投资还面临着在东道国的本地化风险。农业作为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开展海外投资项目需要较高的本地化要求，融入东道国当地社区对保障农业海外投资项目的绩效至关重要。而近十年来中国农业海外投资常常面临劳工与社会文化融入等难题，由于国外劳工管理难题、当地社区关系与非政府组织抗议反对等原因致使项目流产等情况也屡见不鲜。（四）中国农业海外投资面临着显著的融资约束中国农业海外投资发展还直接面临着融资困难的挑战，这也是中国农业海外投资发展中一个持续无法得到解决的难题。其一，农业海外投资处于初级阶段时，由于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产业链，因此往往需要的投资回报周期长，资本需求单位大，市场需求在短期中具有显著的刚性，而且在海外进行农业投资的效益受到自然条件、技术适应性、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客观因素波动影响大，给农业海外经营带来了更多风险，大大降低了农业海外投资的资本吸引力。其二，农业企业缺乏可观固定资产用于抵押贷款，在开展海外投资时获得资本支持力度相比其他产业较小。而现有的融资评价规则往往不适用于农业投资项目，进一步导致农业海外投资的资本吸引力匮乏。比如中国每年都要求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农业走出去的力度，但事实上政策性金融机构执行的是现有资本市场通行的投资考核评估体系，而以此作为标准往往选不出合适的农业投资机会，结果导致每年配套的资金都没有办法落实到实际操作中去。其三，随着国内农业发展结构转型的进步，以及国民经济整体去杠杆化在未来逐渐完成，国内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投资潜力将会逐渐增大，将会进一步削弱农业海外投资项目的资本吸引力。总体来说，资本市场永远偏好风险更低、收益更高的投资机会，而去海外投资农业可以说是既充满风险又难以在短期内提供可观收益，在融资竞争中并不具有显著优势，这是中国农业海外投资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五）中国农业企业国际化经验单一与风险管理意识不足中国农业企业融入国际化进程时间短，造成在开展海外投资时具有经验单一与风险管理意识不足的显著局限性。其一，尽管随着中国农业企业在不断融入国际化的过程中积累起相当的资本与技术优势，在海外开展的合作项目却仍然举步维艰，主要是由于融入国际化进程时间短、理念不新、经验不足，“地主思想”和“单干思想”仍然比较严重，对外农业合作呈现“技术交流和进出口贸易相对较多、政策沟通与农业投资相对较少”的特点，无法满足更加成熟稳定的农业国际合作发展需求。其二，中国农业企业是在改革开放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都十分稳定繁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于海外复杂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经济政治社会风险挑战认识与准备不够充分，在开展海外投资项目时缺乏前期的风险评估，在开展海外项目投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风险管理预警机制与应对措施准备，当发生风险时缺乏预案，无法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波动与国际经济政治风险。

三、促进中国农业海外投资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