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利益论文十篇

海外利益论文篇1

关键词　中国海外利益　总体视野　研究要旨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2－0008.13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持续深化，中国海外利益的规模、范围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仅对于中国的内部(境内)利益有着举足轻重的直接关联，而且对于全球各国的利益及其同中国利益之间的互动也有着日趋显著的影响。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也随之日渐凸显出来。

中国海外利益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专门领域，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开放系统问题。它又具有极强的实践性，问题导向和危机激发是其特征。因此，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较之纯粹地从理论出发更有意义。

中国海外利益又可称作中国境外利益，是指在有效的中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域存在的中国利益，即以边境和海关为界而划分的，它的对应物是中国境内利益或日中国内部利益。

中国海外利益狭义的基础性概念，是指中国机构和公民在海外的生命、财产和活动的安全，其中财产是指他们在海内外所持有的外币和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更广义的理解，还包括在境外所有与中国政府、法人和公民发生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议与合约，在境外所有中国官方和民间所应公平获得的尊严、名誉和形象。

海外利益同国家利益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境内利益和国家海外利益两个部分。但中国海外利益同国家海外利益也还有些许差别，后者是从国家层面即中央政府视角所关注的关系到国家总体利益方面的具体利益，前者则不限于此，还包含了从社会各个层面即官方和民间、机构和个人各种视角所关注的各种局部利益方面的问题。这样，在海外利益中又有国家层面、法人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利益之分，也因此，海外利益比国家利益中的海外部分有更宽的范畴。

本文力图抓住中国海外利益所具有的普遍性、综合性的状态特征，站在国家大战略的高度，以一种总体性视野，来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中具有最大战略意义的部分进行初步探讨。

中国海外利益由来已久，但其成为世人瞩目的问题，还是近三十年来变迁的结果。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增长，从以下五个途径，使中国海外利益急剧膨胀起来：

1　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入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使中国掌握了对外购买资产和资源的巨大资本。2　进出口贸易大规模扩张使中国在海外拥有具备合约法律效力的巨大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3　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使中国制造业直接被纳入国际分工序列。4　近年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在海外拥有的企业股份和合同项目显著增多，这些直接权益对于中国的海外资产增值和国内利税增长关系重大。5　出入境限制的放宽，使中国公民因公务、商务、探亲、求学、旅游、移民而出境短期或长期居留的人次急速增长，海外中国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已经遍布全世界。

中国海外利益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在取得利益、保护利益和调整利益三者之间互动演进的动态过程。没有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取得海外利益的持久努力，单谈保护利益是消极的、无意义的；没有积极有效的保护，已取得的利益就会丧失，取得利益的行为也就毫无意义；而究竟哪些利益值得采用什么方法、手段去争取和保护，哪些利益在特定条件下需要或可以放弃，则必须经过适当的调整予以解决。

针对上述三种行为，重点研究的应是：哪些既得海外利益需要优先保护和发展，怎样保护和发展；哪些潜在的海外利益和期望中的海外利益需要在一定的保护条件下去争取以及怎样争取和保护；在什么样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对某些特定利益的取得和保护需要调整以及怎样调整。

面对众多且复杂的中国海外利益的具体问题，应考察其分布状态并进行鉴别排序。

分布状态是分析其结构特征，可从业态、域态、时态和主态四个方面去考察。业态是指海外利益在特殊的专业或职业等社会职能部门体现的状态。如能源方面的利益、制造业方面的利益、海外承包工程方面的利益、外交方面的利益和军事方面的利益等等。域态是指海外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体现的状态。如在美国的利益、在俄罗斯的利益、在苏丹的利益等等。时态是指海外利益在不同时势下所处的状态。如在某国内乱、政府时的利益、在金融危机中的利益、在军事冲突或战争中的利益和在经济增长时的利益等等。主态是指海外利益的直接拥有者(或主要受益者)，即法律上的权益主体的分布状态。如中央政府的利益、控股或参股企业的利益、公民私人的利益等等。对这四种时空状态的个别分析和综合研究，不仅对于把握海外利益具体状态的客观情况是必要的，而且有助于提出相应适当的管理机制和处理手段。

鉴别排序则是确定海外利益轻重缓急的必要程序和方法。鉴别的原则主要有六条：1　重要性原则，即海外利益对于境内利益的正面作用的大小，从而确定其在整个中国总体利益中的不同位置；2　紧迫性原则，即海外利益自身需要处置的时机紧迫性，以及它对境内利益产生影响的时机紧迫性；3　影响力原则，即海外利益对所在地国家和地区所发挥的作用力大小；4　控制力原则，即我国国内对海外利益的可控性程度，亦即中国在不同层面和不同方式上具有多少控制能力；5　收益与成本比较原则，即海外利益的实际效益和效用，以及它对全局产生的影响所隐含的效益与效用，同为了取得和保护这种海外利益所需花费的成本和各种代价的比较；6　风险度原则，即海外利益在取得、保护和调整时所承担风险的可承受性和可容忍度。

上述原则，提供了对海外利益进行全面权衡并考虑采取行动措施时的分析视角，其不只是单一方面的量与质的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诸要素合力中的综合判断。

在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时代方略之下，我们不必统统简单化地将它视为你输我赢的弈赛和刀光剑影的战争。双赢共存和竞争合作才是我们的主流诉求；不过，冲突与对抗也将是难以避免的，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做好防备。

中国海外利益博弈和竞合的对手，首先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其次也有国内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坚持持有与国家整体利益相背的局部利益的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各种法人和个人。

利益博弈和竞争合作有几种基本状态，是需要加以深化研究的。

1　利益共存与互生。对于同对手利益能够共存或互生的我方海外利益，一般是应当取得、保护和发展的；但要注意共存与互生的前提和边界条件，要注意对方以外的各方对我方的海外利益持什么态度以及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还不能忽略的是，需要权衡一下这种海外利益对对手

的重要性和对我方的重要性，审时度势地把握这种利益关系。

2　利益牵制与交换。我方海外利益一旦形成，往往就会对对方产生一种约束性的牵制；对方为避免被动，会竭力找寻对我方利益的某种牵制。这种相互牵制，有的是对称性的，有的是非对称性的。于是，就需要在讨价还价中达成某些交换或交易，以抵消这种牵制所产生的消极后果。

3　利益协调与平衡。任何海外利益的形成，总会在关联双方或多方之间产生一种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局面，无论公平与否，无论利弊多寡，若要在和平稳定的状态下解决问题，关联各方之间必须进行协调，通过沟通和协商，寻求平衡各方利益的途径。

4　利益反制与减荷。哪怕是最符合目的意图的海外利益，也会对本土国内产生一定的“反制效果”，即制约其国内利益的消极效果，从而增加一国为维护其海外利益所承受的负担。当影响国内利益的负荷达到一定程度时，为了减荷，就必须调整其海外利益。

5　利益冲突与对抗。在某种时段里，在某个环节上，在某些关联方之间，我方海外利益与对方之间本属平常的摩擦与矛盾，有可能被激化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有些酿成一定程度和一定形式的对抗，这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做好充分的对抗准备，力求以最少的代价、最小的后遗症并以最快的速度在对抗中获胜。

6　利益避让与转移。在利益摩擦的交涉，甚至利益冲突的抗争中，我方不可能时时处处都处于强势的地位。有时候即使我方理直气壮，但也无奈实力不济，挡不住蛮横对方对我方利益的侵害，适当地甚至高姿态地作些利益避让是必要的；有时候可以一方面在此地放弃一些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在彼处或明或暗地趁机获取新的利益，实现利益的转移。

7　利益先发与利益后掣。各国对各自垂涎的海外利益总是争先恐后的。由于历史和现状在实力差异上的原因，有先有后，有多有少，有的持续不绝，有的难以为继。在利益上的先发行动和后掣行动，各有利弊长短。先发者要警惕被后起者看出破绽，乘虚而入；后掣者要当心不被先居者抗拒封堵，不走老路弯路，力争跨上新的制高点。

前文分析了海外利益的结构分布、鉴别排序和博弈状态，以下讨论服务国家海外利益的手段。粗略划分，有三类20项，即：

一是经济类，有贸易、金融、投资、技术转让、管理、劳务、旅游、税收八项；二是政治类，有法律、外交、军事(含军火贸易)、移民、官方国际组织、非政府民间组织六项；三是文化类，有媒体、教育、文学艺术、卫生、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社会科学研究六项。

中国在取得、保护和调整海外利益中，已经分别在应用上述各项工具，但从目前态势和发展需求来看，下述几种工具运用还须努力加强：

1　金融。中国的贸易和移民已遍布全世界，但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布局大大脱节。主要的几家国有控股的大银行应努力到中国海外利益集中所在地去开设各自的分行，…并有序地推进人民币结算业务。利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建立新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国际努力，并争取一定的制度性话语权。

2　投资。鼓励“走出去”、对外投资是必要的，但投资必须审慎地、有选择地进行。重点要支持已在国内市场证明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确实在科技和管理上具备核心竞争能力的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支持保障一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应、一定的销售市场和物流通道的对外投资；支持与上述利益相关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制约对外投资的外汇管理制度应当改革，不仅要聚富于国家，还要藏富于民众，允许民间在政府导向下自主地对外投资。

3　军事。中国海外利益的军事保护问题已不容回避。保障中国范围内的疆域不受侵犯的国防观念，是传统的、基础性的、不容动摇的，但现在看已经不完全了。须要突破的一个新观念是，对于在范围以外的国际公共疆域和别国范围内的疆域中存在的中国海外利益，也需要提供相应的军事性和准军事性的保障手段。在相关国家之间建立的战略性政治合作框架之下，通过军事外交途径，逐步形成军事性及准军事性协同合作的联合组织与联合行动，已成为当代国际通行的做法。

4　媒体。为了更有效地取得、保护和调整中国海外利益，媒体的思维定式必须转换，机制组织必须改革。在“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的基本理念下，中国海外利益中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应当成为一种信仰，成为所有中国媒体的铁律。在此前提下，媒体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专业化，媒体在国内各系统各层面的扎根和在国外官方民间的渗透，都应当从组织上、机制上、人才上加以落实。

5　科技。国家通过组织攻关和民间激励的方式全力推动高科技的进步，全面推动高科技的产业化，全面加强军事科技工业与民用科技工业的联动，这是今后几十年间在国内外发展中国国家利益中，起到占领制高点作用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如何更多更快地从海外取得高科技利益并加以及时有效的保护，需要予以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需要持久地打一场在法律上、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媒体上、人才上、心理上乃至军事上围绕高科技的获取与保护的攻防战。

6　文化。中西交融的文化创作和在意识形态上推动新的普世价值观的倡导弘扬，将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和保障，起着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传统遗产和特色的东方元素，不仅绝对不能放弃，而且还要致力于加强，但是，要将更大的精力放在不分民族、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具有人类普世价值观念的创新上来，要用意蕴深邃而又生机盎然的精神力量去增强中国海外利益在当地社会的认可度和安全性。

7　教育。培养忠诚于中国国家利益或者忠诚于职业操守、熟悉两地文化并能融于当地社会的人才，是符合中国海外利益需要的根本性措施。应当鼓励双向的留学生交流；应当鼓励在适当机制下聘用所在国和地区的公民并加以培训；应当培植一大批同中国海外利益休戚与共的国内公民和海外人士。

上述各项工具手段是分属不同的系统和部门的，需要各自加以精细地研究和操作；同时更应引起重视的，是各种工具手段之间的搭配与协同实施，是各系统各部门乃至各个法人与个人之间的密切合作。为此，需要建立某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协调机制，需要社会上下和海内外各种相关要素之间形成自觉互动的制度安排和行为习惯。

至此，应当展开对于运作机制问题的探讨。其中包括涉及中国海外利益的国际机制、国内机制、以及这两种机制之间的衔接与互动。这方面的著述颇多，本文只扼要提示若干在实践中尤需加以研究解决的问题：

1　现有的国际体系、机构、规则和协议，对于中国正在急剧扩张的海外利益来讲，有哪些可直接利用的途径和条件，其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如何，还有哪些障碍和缺失；为了排除障碍和弥补缺失，一方面需要在现有国际机制中修正或补充些什么，另一方面又需要在现行机制之外寻找怎样的解决方式和途径。

2　中国需要怎样的新的国际机制。在促进国际机制变革中，中国可扮演怎样的角色；可获得怎样的利益；又承担怎样的责任；中国的努力可通过哪些渠道，采取哪些方法，在努力无效的情况下又该怎么办。

3　关系中国海外利益的国内机制滤清和完善了没有；在发展和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方面的散

乱性、盲目性、相互倾轧、无所作为和错误抉择，其表现和根源何在；一种统筹兼顾有机协同的国内机制应当是怎样的；关键的举措是什么。

4　国际和国内两种机制间衔接的渠道方式和组织枢纽是什么；尤其是国内的相关机构在这方面的利益、权力和责任是否明确且得以保障；在内外机制互动中，中国在被动性应对和主动性出击两方面的决策与执行环节存在什么不足；如何解决。

在海外利益问题上，务必重视对外部世界的研究。

首先，对中国海外利益所在国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当地的社会倾向、尤其对其官方与民间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态度，对与中国海外利益相关联的当地势力的地位和动向，需要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其次，外国对各自海外利益的战略思维、策略方法和理论研究的特征，他们在这方面所作所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可能的动向，应当成为我方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的对象。再次，几个大国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俄罗斯和印度对各自海外利益的战略举措及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尤要掌握的国际信息和经验。最后，西方在这些方面的专业学术文献值得关注，其理论论述既有部分的指导性意义，又有部分的误导胜成分，既可进补又会伤身，我们务必谨慎鉴别。

为使对外部世界的研究真正建立在了解当地实情、理解事物本质的基础上，必须坚决打破囿于经验、囿于文字材料和视频媒体的框框，要建立更多从实地生活、实地考察和实地操作中得来的信息渠道，尤其是针对那些关系到中国海外利益的关键性部门和人物的反馈资料。

对于外部世界，特别对于美国在处理海外利益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研究，应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上重视以下几个命题：1　在海外利益取得、保护与调整中的实力、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2　海外利益和境内利益之间的关联、矛盾及其平衡问题；3　利益冲突和利益调和中的边界确定与量度把握问题；4　国内利益集团、利益阶层在海外利益问题上的正负两方面作用；5　在取得、保护和调整海外利益中，在依靠自身国内力量的同时，有效借用别国力量和国际组织力量的联动问题；6　海外利益的战略策略方面的理论准备和舆论策划问题。

作为结语，本节将就中国海外利益的总体战略理念，提出一些初步的观点。

1　中国利益应当谋求与世界共同的基本利益和谐共进。在此大前提下，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来说，中国利益居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在中国利益中，境内利益是基础，海外利益是延伸，两者又成为互为依存的基础。在中国海外利益中，以国家利益为主轴，统揽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法人利益和个人利益，乃是总体战略策略的基本内涵。

2　为了顺利发展中国海外利益，必须增强在取得利益、保护利益和调整利益三者互动中的目的性、主动性和有效性。

3　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工具手段应当组合配套运用，官方的和民间的并用，公开的和隐蔽的并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并用，物质的和精神的并用，强硬的和柔软的并用。

4　处理海外利益问题，无论在国内国外，都宜采用多元化多层次的共同体范式，逐步地、适度地使及中央政府统制形式在扩散中有限地淡化，同时又在扩散淡化中强化其功能实效，从而促成各国和中央政府在一定意义上的功能协同共享。

5　基本的策略方针和工作重心应当是：化解潜在的利益冲突为利益的互生共存；发展互补型的可替代的海外利益；提高海外利益在当地的可接受性和可容忍度；优先操作具备国际协调机制的海外利益；同境内利益关联性强的海外利益要重点关注与优先处理。

海外利益论文篇2

杨力教授首先代表上海外国语大学对来自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等沪上各大院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的与会表示热烈欢迎。

他在致辞中指出，为在对外关系实践中取得更好的成效，中国迫切需要走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构建道路。在中国走向一个全球大国的过程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参与并发展全球治理成为当前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平等互信、包容互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兼具原则性、务实性、指导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西方国家发展为基础，以话语霸权为支撑的西方话语体系遇到了强大的挑战，受到越来越多地质疑。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强劲的学术自觉和复兴运动，其核心是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国国际关系学也参与到一场学术自觉和复兴运动中来，走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道路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共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构建道路需要立足于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唯有如此，理论构建的系统工程才能够得到扎实推进，迈向全球强国的理论准备才能够做到足够自信。

研讨会由一个主旨发言和两个专题研讨组成，下面将此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做一简要概述。

一、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黄仁伟教授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的主旨发言。他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利益和价值的重构。例如，“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社会和谐”都需要解决利益和价值的重构问题。总的说来，中国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以及国际体系转型等问题都需要进行价值和利益的重构。将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利益等利益重构组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新的国家利益重构，国家利益不再仅仅是由制度是否被颠覆，是否被侵犯，领土是否完整等几类核心利益构成。上述几类核心利益在经济、安全和社会利益的重构中将发生变形，而变形的这部分利益就是大国之间真正的利益重合部分。变形的部分越大，大国之间的利益重合就越多；相反，变形的部分越少，即越是坚守传统的核心利益时，大国之间重合的利益就越少。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找到大国问利益重构的生长点，找到大国间利益重构的空间。此外，黄仁伟教授还从利益的依存、利益的渗透、利益的让渡、利益的生成、利益的妥协等五个方面提出利益重构的路径。

在谈到价值重构时，黄仁伟教授指出利益的重构必然导致价值的重构，因为价值是利益的长远判断，利益上升为精神状态就变为价值，所以价值（value）就是利益（interest）。没有interest作为基础的value是不存在的，所以价值具有深层次的物质基础。对利益的重构也反映了价值重构的必然性。国际关系中的价值重构主要包括对世界体系的价值再判断、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价值判断、对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价值标准是多元还是一元的判断。最后，黄仁伟教授总结道，如果利益和价值重构问题不解决，新型大国关系也就建立不起来。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的相关思考对未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原生性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教授主持了第一场“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原生性”的专题讨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俞正棵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钱皓教授担任评论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做了题为“中美欧三边关系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发言。他指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丰富，既包括大国与大国的新型关系，也包括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关系，还包括大国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互动。他以中欧关系为例，指出中欧之间不是世界大战中的敌对关系，不是冷战时期的对手关系，也不是盟友关系，而是一种“选手”式的、偏向合作的竞争关系和共同体内的成员关系。其中，后三种元素是构建中欧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方面。面对当前欧洲不健康的竞争心态，他提出中国应该采取防御性的竞争策略，将欧洲拉回健康的竞争轨道，使其认识到有更好的互动方式。谈到中美关系时，陈志敏教授指出，在东亚地区，中美不是完全对抗。中国对美日都很重要，它不是美日问的“第三者”，中美关系的调整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契机。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的若干问题”的发言。他指出，在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过程中必须把握世界发展的规律，而认识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则显得极为重要。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共同利益上升；二是全球性问题带来的威胁增多；三是国际体系正处在转型和调整阶段。他提出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有新思维，应该构建新的“观”和“国家利益观”。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要从中国概念做起”的发言。他的发言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实践。首先、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它的实践过程与过去的亚洲国际关系理论实践是不一样的。如果用西方引进的国际关系理论生搬硬套地解释东亚国际关系，会存在很大局限性。其次、国际关系理论大多从较为同质的国内政治实践引发而来，但是在面对当今世界各国较为丰富的国内政治实践时出现了困境。因为所有的外交理论、国际政治理论的根都必须落在其国内政治实践上。第二、有关理论创新和机遇方面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介绍和大规模引进理论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引进的理论中以美国特色的理论居多，对印度、俄罗斯、伊斯兰世界，以及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引进的理论非常少。其次、在做理论创新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别人的体系之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由于没有体系，很容易被别人收编。辛辛苦苦做的案例分析，成果却被别人拿走。虽然在别人的逻辑基础上创新也可以，但是一方面会很难；另一方面在自己逻辑体系下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三、挖掘中国概念形成我们自己的概念体系。苏长和以“天下为公”和“天下为私”、“大一统”和“均势原理”、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为例，说明了中国与西方的概念差异。第四，通过留学生教育来推广中国价值观。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朱杰进副教授做了题为“G20视角下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发言。他指出，G20正在从一个短期的危机应对机制走向长期应对机制，但是其议题明显都是短期议题，反而是G8开始从事长期机制的制定。因此，对于G20而言，现阶段正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压力，特别是制订长效机制方面还处在比较困难的阶段。在G20框架内，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化方式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威烈教授主持了第二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论”的专题研讨，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郭树勇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李明明副教授担任评论人。

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教授做了题为“国际体系转型中安全规范认识的变化”的发言。他指出，中国国家利益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对国际规范的认知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方面体现在战略方面，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挑战美国；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机制上面，中国模式所带来的规范挑战。他认为，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我们对国际体系中的某些规范开始不认同了，至少在执行当中会产生很多摩擦。现存的规则，更多地反映了体系内发达国的历史烙印和主导国的文化价值观。中国的对现结构下规范的不认同，会引发国际上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忧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战略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郭学堂教授做了题为“大国协调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言。他认为，中国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一个误区，即凡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都是好的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渐渐有了理论自觉意识，国内学者开始致力于提出和建设自己的理论，但在建设“中国学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他认为，学者们在现阶段的研究过程中要避免“两个凡是”：第一、“凡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研究都是好的研究”；第二、“凡是还在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经验或者还在继续发展西方理论的研究都是不好的研究”。他提出，理论研究应该注意三方面：理论要活学活用；理论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理论一定要大众化或通俗化。最后，他以大国协调为分析视角，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产生的启发作了论述。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刘宏松副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的发言。他指出，规则的制定以及规则的执行是全球治理的两个重要方面，而一个国家要想影响规则的制定，首先就要提出倡议。一般而言，单个国家提出倡议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因此，国家在提出倡议时往往选择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这时就形成了一个谈判集团或者说倡议联盟。这样的谈判集团或倡议联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进攻性的，即主动寻求设置对自己有利的议程；另外一种是防御性的，即防止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倡议联盟设置对自己不利的议程。在阐明了谈判集团或议题联盟的相关概念问题之后，刘宏松副教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如何参与和组建倡议联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春副教授做了题为“中国与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问题进行了发言。他说，自己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问题而产生的理论思考。国内方面，中共十明确了发展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要求；国际方面，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讨论后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他以此为背景，首先分析了传统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线性发展思维，即认为西方国家的发展程度要强于非西方国家；二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三是发展的条件而非发展的目的成了发展的主要内容；四是发展更多讲求技术性而不是全面性。随后，他又分析了中非新兴伙伴关系的发展实践所带来的启示。一是理念启示，具体包括怎样看待发展落后国、非西方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区别及南南合作的意义；二是方法启示，主要是资源政治经济学的启示；三是新的平台，例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峰会等；四是新的动力，这方面主要指资金动力，即中国在援助非洲国家时提供的大量资金。

总结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教授对本次研讨会作了全面而精彩的总结，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

首先，要明确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思考的基础是什么。他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沿的思考应该放在整个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总体框架下，同时还要突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点。

第二，对中国国际关系前沿问题一定要有理论的思考，并且应该包括从理论创建，到对理论架构的深化等一系列完整的理论思考顺序。例如在本次研讨会第一个议题“新兴大国关系的逻辑原生性”中，俞正棵教授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发展和传统大国关系的新发展之间的关系；苏长和教授提出的几对“中国概念”等，都属于对理论有一定的创建。在理论创新的时候，既需要有对理论创新的勇气，也需要有理论创新的恒心与耐心。

第三，关于理论的应用。这里也包含三个层次：一是要有战略性思维；二是要有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思考；三是要实现理论对实践的贯彻。

此外，杨洁勉教授还解释了在理论研究中“思想要快一步，行动要慢半拍”的道理，勉励上海的国际关系学人开拓创新，提高学术水准，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做出上海学人应有的贡献。

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旁听的硕博研究生们对本次学术研讨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家相信，思想上的争鸣不会因会议的结束而止步。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本次学术研讨会只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道路上的一小步，新的理论探索任重道远。

海外利益论文篇3

关键词：Arcgis 海域使用论证 利益相关者 叠置关系图

中图分类号：P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2（b）-0000-00

在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中，利益相关者分析是其核心部分之一。在海洋资源开发中，一种资源的开发可能影响到另外一种或多种海洋开发活动，另外新建项目也可能会引起与周边原有和已经规划的开发利用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产生[1]。因此，明确界定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并分析项目用海对其影响，是整个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了海域使用论证可行性结论。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能较为明确、清晰地显示项目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对其影响范围和程度，进而能准确地界定利益相关者，增加了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可信度。

目前，笔者已主持并参与多项省、市海域使用论证项目，在以往对海域使用论证利益相关者叠置图绘制过程中，仅仅用Autocad软件依据海岸线图层、宗海图图层，对照卫星图片显示构筑物，勾绘出利益相关者，由此，只能显示利益相关者的大致位置和关系，对于影响范围和程度也只是定性分析，未能在图上显示。

Arcgis具有强大的地理空间分析、图形配准、线性定义、面积量算、地图表达、制图输出等功能。利用Arcgis这些功能可以比较直观、快捷地获取项目用海区域位置信息、利益相关者地理信息、彼此之间的关系距离、影响范围程度等，通过这些关键信息分析，可以方便地界定利益相关者，从而能强化利益相关者分析内容。

1 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要素分析

底图 可采用本地的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数字底图（如1：50000数字底图），或采用项目所在区域的海图。

开发利用现状 可采用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数字底图中显示的用海现状，并从项目用海区当地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借阅周边最新的用海现状材料（海域使用权证），同时参考所在地卫星图片显示的构筑物现状。

宗海图 直接引用宗海图绘制人员所绘制的宗海图。

资源环境影响范围 引用数模专项人员针对项目用海所做的数模扩散范围（悬沙扩散、溢油扩散等）进行叠加。

关系 标识项目用海与周边用海现状的距离，影响范围。

2 Arcgis在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中应用

针对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所需的组成要素，arcgis能利用配准功能、空间分析功能、线性定义等完成该图的制作。

2.1 底图的形成

底图如果是采用本地的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数字底图，arcgis能直接导入使用，并显示相关地名信息。如果是要采用区域海图，可利用arcgis的“Georeferencing”工具结合“四点法”（四个已知坐标的控制点）对海图进行配准[3]，一般配准海图都采用该方法，但如果要求是WGS-84坐标系的话，就需要对控制点坐标转换。而现在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中所涉及的图件一般都是WGS-84坐标系的[2]，由此笔者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利用arcgis先导入数字底图中的岸线图层，结合“Layer”工具条中的“Shift”、“Scale”命令，将岸线图层与海图重合，再使用“Add Control Points”命令将岸线图层与海图中的岸线重叠，最后用“Georeferencing”进行校正完成配准。

2.2 开发利用现状的导入

首先，Arcgis导入的数字地图中已经显示部分的开发利用现状；其次根据收集到的最新的周边用海现状（海域使用权证），将海域使用权证上的宗海图坐标点导入arcgis中后绘制出用海范围，如果坐标不是WGS-84坐标系的，同样需要先进行坐标转换；最后如果参考所在地卫星图片显示海区还有其他构筑用用海现状，可同样采用上述“岸线配准法”配准卫星图片，再绘制出构筑物用海范围。

2.3 宗海图及资源环境影响范围的显示

项目用海的宗海图图层由海域使用论证宗海图绘制人员绘制形成，arcgis直接导入宗海图图层。资源环境影响范围包括项目用海产生的悬浮物扩散范围、溢油范围等，根据数模计算人员所做的悬浮物、溢油数模扩散模型范围数据点，利用acrgis的空间分析功能“Spatial Analyst”中的“Kriging”形成悬浮物、溢油等扩散范围。

2.4 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显示

经过上述步骤，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中已经显示了项目用海范围、周边开发利用现状位置及范围、项目产生的资源环境影响范围、区域地理位置信息（数字底图或海图）等。现利用arcgis中的“ArcCatalog”功能建立“line features”，绘制标识项目用海与周边开发利用现状距离。最后利用arcgis形成图例、指北针、比例尺、坐标系等最终形成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

3 结论

利用arcgis的地理空间分析、配准功能、地图表达等功能准确、完整地绘制了海域使用论证的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清晰地显示了用海项目与周边开发利用现状的关系、影响范围和程度，能较为准确地界定利益相关者，增加了利益相关者的分析的可信度，最终也提高了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国家海洋局.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Z].2010.

海外利益论文篇4

关键词：南海问题；政策；配合；崛起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及现状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南海诸岛的考古发现还是从历史典籍，都证明了这一客观事实。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也都承认中国队南海诸岛的。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考古发现我国南海地区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后，相关的周边国家开始蚕食、侵吞其中的一些岛礁。而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刺激了这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分割占领。这些国家利用《海洋法公约》中的某些对其有利的条款，在南海领土问题上与中国公然抗争，大大提高了南海问题解决的难度，从而逐渐造成了今日南海的局势。目前，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南沙群岛虽然属中国，但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和暗滩、暗沙中，中国仅控制着9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个，印度尼西亚2个，马来西亚抢占9个，文莱1个。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开始分别在所占据的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建渔港、灯塔和旅游观光点，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南沙地区的油气资源。一些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有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到9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余个和油气田180个，仅1999年就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我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目前，南沙海域已经有200多个油气田，超过1000口油井被东南亚国家勘探和开发，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各国对中国渔业资源的掠去是惊人的，并且还经常抓捕中国渔民。90年代东南亚的中国风嚣尘上，也是中国开始关注南中国海时，中国所处的地位十分被动。主要岛屿除太平岛为台湾所占之外，其余均控制在越、菲、马等国手上。

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南海问题主要包含着、领土、资源之争。但对于中国来说，则更事关国家崛起的大业。综观近代世界大国历史，海洋权益与其兴衰紧密相关——荷兰、英国都是借海洋而登上历史舞台，俄国彼得大帝发动对瑞典的战争、数次瓜分波兰以获取出海口，美国的领土扩展到太平洋东岸，才有了今日美国。今天，美国无疑要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一个国家海洋权益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对海洋权力的争取、保护能力。中国的崛起，解决南海问题是题中应有之意。

其次，南海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对于中国来说，南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缘价值，它是我国东南部战略防御的前哨阵地和华南地区的海上屏障。获得对南海（尤其是南沙）的支配地位，使中国的战略防御纵深向南推进数百海里，对于保障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重要意义。南海问题不解决，则中国与东盟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将长期存在。而且南海是海上交通要道，控制南海，对于中国的海上贸易安全有重要经济意义。

二、中国政府南海政策的执行阻力分析

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政策是“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关于政策的提出、发展等与本文关系不大的地方不再论述）。这一政策使争议双方有可能将注意力放到经济的优先发展上来从而有利于将双方引向和平解决争端的轨道上来，“共同开发”也可以避免南海问题被美日等国利用。为此，中国在经济、外交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签订了中、菲、越《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发表了中越双方《联合新闻公报》，但从目前南海各国所发生的事端来看，这些条约、公报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实质的约束作用。

中国的政策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认为，其原因在于：

1.大国的介入，南海地区国际形势复杂。南海各相关国家为造成既成事实，加紧对南海资源的开发，借助美日等国家的力量抗衡中国；其次，南海是重要国际贸易通道，主要各国（美、日、印、欧）在此有重要利益。而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地区不稳定、中国的崛起，美国加紧对中国的遏制等因素，利益纠缠，国际形势复杂。[1]

2.南海争端复杂。南海的争端，不仅仅在于南海相关国家对南海的资源开发，更在于对我的侵犯，使“在我”的前提形同虚设。各国在所占的岛屿上修筑机场、跑道、灯塔，并通过各种海基法案，无视本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肆无忌惮地侵犯我国。

3.南海各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共同合作，抗击中国，使中国面对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外交上十分被动。

显然，要解决南海问题，必须排除或者最大可能减少美、日等国的干预，加强军事建设，分化瓦解东南亚各相关国家，争取各个击破。

三、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四政策的要素及其可行性

1.经济政策

通过发展对东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大东盟各国对我之经济依赖。

历史上，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用经济手段达到加紧联系德意志诸邦、孤立奥地利的目的，并最终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联邦。今天的欧盟，也正走着通过市场的统一走向政治的统一的进程中。古今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决定政治，市场的统一使双方休戚相关、产生共同利益，最终导致政治上的统一。这是值得我们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借鉴的。我们当然不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达到与南海各相关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目标，但通过发展东盟与我国的经济贸易，可以大大加强南海各相关国的在华利益，从而增强其对华的经济依赖。这对于中国在南海争端较为不明显的时代，可以随时约束相关国家在此问题上不轻易作出冒进的政策举措。而日后在南海争端激化的情况下，则也给中国增加了一份筹码，中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对南海各相关国家进行经济制裁，这对于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的相关国家来说，将造成极大打击。

但是增加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人口、科技等方面的禀赋差异不如东盟与美国那么明显，中国于东盟处于同一国际市场梯次，传统经济领域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对东盟吸引力不大。在国际社会，我国生产的那些基于科技地段、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玩具等）甚至与东盟相关国家存在竞争的局面。因而中国政府应在非传统经济领域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合作。中国应当积极与东南亚努力建立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开发的合作机制，在不同的国际市场梯次中实现进一步的合作。以“海洋开发为例，如果各国能够从海域管辖权划分、油气田勘探开发、资金投入、技术开发、产品加工等多个层面探讨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问题,那么在外部环境日益改善的前提下,南海问题争议各方将很可能在海洋资源开发领域形成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2]一旦这种合作形成，经济的力量将把东盟与中国紧紧捆绑。而随着南海相关国家在这一领域经济利益不断扩张，它将很难离开南海。而中国根据现有的南海开发状况，保持对南海资源的较低依存度，就可以使中国在南海争端激化时游刃有余，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其次，中国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等的经济联系，因为当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发展与中亚、俄罗斯、非洲的友好关系，保证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

相比较纯粹军事行动的政策而言，使用长久而渐进的经济政策显然不损国力，不伤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不引起国际舆论对华的指控和世界大国对华的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孤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2.外交政策

在南海争端中，美国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外角色。中国欲解决南海问

题，首先必须排除或者尽量减少美国在此区域的干预和对我国在南海行动的阻挠。在地缘经济、政治战略的影响下，出于对海上贸易通道、南海油气资源等的考虑，美国积极干预南海问题。美国通过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加强在此区域的军事存在，争取在此地的安全主导权，以南海问题为契机打压中国的崛起。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合作展开的军事演习更显频繁，“肩并肩”、“金色眼镜蛇”、“卡特尔”等的展开，使中国南海的周边环境急剧恶化。中国的崛起必将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排挤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因而美国与东南亚的军事合作，其战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即构成东南亚-台湾-朝鲜半岛三位一体的“环形岛屿链”，从而达到压缩中国向太平洋发展的战略空间，遏制中国的崛起的目的。而南海相关国家也正好借美国之力打压中国，双方于是一拍即合。

但是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上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是无法遏制的，美国急需中国在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对其予以支持。因此，我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由如下构成：1.尽可能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外交关系，如召开“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发展“东盟10+3”等经济合作，排挤美国在此区域的势力；2.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反恐等重大外交事件上对美国予以合理的支持，以要求其在南海问题上对我国的支持。

此外，因尽量发展海军，弱化美国在此区域的军事优势。

对于日本，则首要应在外交上承诺保证其南海贸易航线的安全，以此力争其对南海问题上持中立态度。

明治时期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曾经说过：“在实力相当时，外交就是力量；在实力悬殊时，力量就是外交。”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外交政策——从这一点说，我们发展海洋军事力量，建造大型水上作战舰艇、建造航母的确已是燃眉之急。军事上的支持对于此类事关国家、领土完整的外交谈判的胜利是不可或缺的。我国在南海问题相关谈判中的最主要目标是确立中国对南海岛屿的。我们必须加大外交斡旋，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以支持其对南海资源的开发为诱饵，逐一展开对南海相关各国的外交攻势，力求通过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迫使其对南海（尤其是南沙诸岛）归我的外交要求达成妥协。之所以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原因在于如果东盟相关国家出于其共同利益的考量，达成外交一致，这对于中国在外交谈判桌上的形势将极为不利，一个国家对抗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其信息之不对称不言而喻。毕竟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少一个分蛋糕的庞然大物显然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

谈判期间可派遣渔民和渔政船在有争议的海域展开大规模捕猎、巡逻行动，力求制造事端，如造成对我军民伤亡，则可借此加大对相关国家的外交压力，并博得国际舆论之同情，减少国际舆论对华政治压力。同时，在历史和法理两个维度上向世界宣布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取得国际舆论对华支持。

待问题解决后，亦可如上制造事端，借机收回部分开发权，或者真正实现“共同开发”的既定政策，其底线是中国必须在南海拥有大部分利益。

3.军事政策

首先，应加快建设航母、新型核潜艇和大型海上作战舰艇，加强远洋作战能力。综观二战以来海战经验，以制空权夺取制海权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以中国目前的海空军实力，尚不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严格来说，打击海盗并不算是远洋作战），完全无法与美国抗衡。一旦美国介入南海事端，则中国将处于极端劣势的地位。中国海军之所长仅在近海作战（有沿海空军、陆军和二炮部队的支援），而远洋作战，非有航母不可。中国一日无航母，则一日不可轻易与日美交恶。

其次，中国若对东南亚相关国家中的某一国发动战争，考虑到唇亡齿寒，相关国家极有可能相互联合，共同抗击中国海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印度等国出于对华遏制政策的考虑，日本出于对海上生命线安全的考虑，极有可能出兵干预，届时中国将处于极端恶劣的军事环境，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海军发展将是一场灾难。战争只因当是政治的延续，单纯以军事手段解决南海问题可以说是下策。

第三，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广泛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促进军事互信，通过军事合作，打击该海区的海盗，展示中国海军实力，对南海各相关国家产生威慑作用。

当前中国所能采取的仅仅是一些“准军事”手段，比如，海洋渔政船巡航等，这样能在目前能力范围内既不引起外交事件也能有效维护我国，并且比较经济的手段。

4.政治策略

首先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各领域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友好关系。

第三次“陈江会”签署三协议、发表一个共识，宣布将开通两岸定期航班、就大陆资本赴台投资达致共识，两岸“三通”已经全面实现。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友好发展，可以逐渐打破美国对华的军事遏制，而且，两岸的友好发展将大大有利于南海问题的解决。大陆应力求与台湾达成共识，在军事上加强合作。甚至共同在太平岛驻军，这对于南海相关国家的威慑力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加强全国人民的海权意识，保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足够的群众基础，减少在非正常时期的舆论压力和政策执行难度。

以上4个政策，当然是不能割裂来实施的，其中经济合作和军事建设将贯穿整个南海问题解决的过程，外交斡旋以求突破是其重点，造成敌我军民冲突、获取国际舆论同情是外交辅助，排除或减少美日压力是关键，与台湾达成政治和解与合作、唤起民众的海权意识是前提，4方面的政策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在南海问题上发挥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郭渊：《冷战后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载《学术探索》，2008年1月，第一期

[2]刘中民：《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论述》，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9月，第五期

[3]王秀英：《南海权益与中国崛起》，载《理论界》，2005年6月

海外利益论文篇5

【内容提要】海外利益是国家于管辖范围之外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需求的一切权益和好处。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有其合约性、包容性等特性，各国海外利益在国境之内、地区之间乃至全球层面渐呈卯榫相合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利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日益增多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其敏感性与脆弱性日趋凸显。国际制度乃海外利益维护的合法框架与战略平台，对海外利益具有工具性作用、规范和建构性价值等功能，而上述功能的发挥则取决于国际制度成员的国际制度能力。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历程表明，海外利益的实现状况与其国际制度能力密切相关，国际制度能力欠缺、国际制度路径狭窄乃妨碍海外利益维护的痼疾。在制度化、规范化的国际社会中，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与维护，不可囿于具体的物质利益范畴，应超越纯粹的物质利益观和褊狭的权力思维，加强国际制度层面的战略规划，在参与、改革、构建国际制度等环节上积极有为，逐渐提升国际制度能力而拓展国际制度路径，以获取长远的战略利益。

【关键词】全球化 海外利益维护 国际制度能力

【作者简介】王发龙，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F279/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3-0051-17

海外利益维护是关涉传统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是决定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战略议题。近年来，中国海外利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日益增多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因此，党的十报告特别强调：“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第1版。]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如何在发展海外利益时规避守成大国的权力掣肘和制度约束？作为国际社会的后来者，中国如何提升维护海外利益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如何在实现具体海外利益的同时，逐渐实现长远的战略利益？这不仅是中国外交亟须应对的重大现实问题，还是学术界理应探究的重要学理议题。学术界早已关注海外利益问题，但对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和具体路径的研究不甚充分。本文认为，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与维护，不可将重点置于一时一事的具体物质利益，应在参与、改革、构建国际制度上奋发有为，拓展国际制度路径以实现长远的战略利益。

一、理论分析：海外利益与国际制度

作为国家利益的特殊形态，海外利益不同于国内利益和殖民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海外利益在各国国家利益格局中的比重和地位日渐上升。在以制度为本位的国际社会，海外利益的发展和维护当以国际制度为合法框架与战略平台，而国际制度功能的发挥则有赖于国家的国际制度能力。

（一）海外利益辨析

概念乃理论研究的逻辑基点，海外利益研究应从基本概念出发。目前，学术界尚未就海外利益概念的界定达成一致，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海外利益是国内利益在境外的存续形态和新增长点。例如，苏长和认为，“中国海外利益是指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通过全球联系产生的、在中国管辖范围以外存在的、主要以国际合约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国家利益。”[ 苏长和：《论中国海外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第13-14页。关于海外利益定义的近似观点参见傅梦孜、刀书林、冯仲平：《中国的海外利益》，载《时事报告》2004年6月，第17-25页；毕玉蓉：《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与实现》，载《国防》2007年第3期，第7-8页；吴志成：《从利比亚撤侨看中国海外国家利益的保护》，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31页。] 陈伟恕认为，“中国海外利益又可称作中国境外利益，是指在有效的中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域存在的中国利益。”[ 陈伟恕：《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总体视野：一种以实践为主的研究纲要》，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2期，第8页。陈伟恕对中国国家海外利益、中国海外利益两个概念做出了区分。他认为，中国国家海外利益即中央政府视角关注的涉及国家总体利益方面的具体利益，而中国海外利益涵盖中国国家海外利益，包括官方和民间的法人、公民各种视角关注的多种局部利益。] 该类观点将分析视角置于国家层次，认为海外利益主要是国内发展、政策支持等内生变量“催生”的结果[ 唐贤兴认为海外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海外利益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国家的主观认知、政治变迁、政策和战略支持等内生变量。他认为，在主观性上，中国海外利益的产生依赖于改革开放、“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和经济发展需求下的主动追求。参见唐贤兴：《海外利益的保护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77-82页。]，表现为经济利益、安全利益等实体性利益。该类观点抓住了海外利益的原初形态和主体部分，舍弃了国家与国际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维度，忽视了对过程性、观念性利益的研究。

另一种观点认为，海外利益是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外生变量“赋予”国际社会成员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国际社会认同、国际组织身份、国际制度主导权等过程性的非物质利益。其中，饶戈平认为，“国际组织对国家而言，是一种现实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 饶戈平：《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组织》，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第135页。] 汪段泳认为，国家“对国际经济体系主导权的追求，表明国际规范、国际制度是一种对一国特别是大国而言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海外利益”。[ 汪段泳：《海外利益实现与保护的国家差异――一项文献综述》，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2期，第32-33页。关于海外利益概念界定的类似观点参见唐昊：《关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6期，第6页。] 该类观点将分析视角置于体系层次，强调从国家与国际社会互动的整体维度界定海外利益，但研究取向囿于国际机制，缺乏对涉及全球或地区性问题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研究。

笔者认为，海外利益是国家于管辖范围之外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需求的一切权益和好处。[ 本定义受阎学通和王逸舟对国家利益界定的启发，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60-170页。] 海外利益是一个主体多元、内容庞杂、层次繁多的综合型概念，有其实体性的物质形态和过程性、观念性的非物质形态。海外利益并非新事物，随国家对外交往的开启而生成，随全球化的深化而发展，符合资本逐利的逻辑必然和国家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全球化时代的海外利益有其特性。一方面，海外利益异于殖民利益而有合约性，多受利益所在地法律或国际法、国际制度的承认与保护；另一方面，海外利益异于国内利益而有共存性。随着国际相互依赖的日益紧密，各国海外利益将在国境之内、地区之间乃至全球层面渐呈卯榫相合之势。

（二）国际制度对海外利益的功能

德国学者沃尔克・利特伯格（Volker Rittberger）将国际制度理论分为基于权力（power-based）、基于利益（interest-based）和基于知识（knowledge-based）的三大流派，即现实主义者侧重研究权力关系，新自由主义者以利益的聚合为研究基础，认知主义重点在于知识动力、传播和认同，三者最大差异在于对国际制度作用大小的认可程度。[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pp. 1-2. 转引自门洪华：《对国际机制理论主要流派的批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3期，第23页。] 作为结构性因素，国际制度对海外利益具有工具性作用、规范和建构性价值。

首先，国际制度对海外利益具有工具性作用。在罗伯特・基欧汉看来，国际制度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促进合作等功能。[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 在制度化的国际社会中，国际制度还是各国发展、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纵观历史，有意脱离国际制度的国家实属罕见，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大多参与国际制度以增进国际认同、获取国家利益。

兰德尔・斯通（Randall W. Stone）认为：“国际组织的形式和功能，使得国际组织的主导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趋于平衡。”[ Cindy Cheng， “Review of ‘Controlling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Randall W. Ston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7， No. 3， 2012， p. 486.] 对中小国家来说，加入国际制度主要目的是将国际制度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对大国来说，国际制度不仅是谋取权益的手段，还是竞相追求的战略资产。“塑造对本国有利的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并谋求其主导权，甚至追求在更大范围内的国际社会领导地位，则是只有大国才愿意并能够竞逐的海外利益。”[ 汪段泳：《海外利益实现与保护的国家差异》，第30页。] 二战后，美国攫取了异于大英帝国权力霸权的制度霸权，靠的不单是无与伦比的综合国力，更主要的是掌控了国际制度的主导权。康多莉扎・赖斯认为，“能反映我们价值观的国际秩序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最好保障”。[ Condoleezza Rice，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July/August 2008， p. 4.]

其次，国际制度对海外利益具有规范。国际制度的具体规范不仅是界定权利与义务的行为标准，还是行为体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并共同持有的、界定适当的共同预期。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规则“对可接受的国家行为的形式予以限定，对不可接受的行为的种类予以禁止。这些规则由国家通过谈判达成，……要求各国共同接受作为‘以权利和义务界定的行为标准’的更高一级的规范。”[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8-9.] 借此，国际制度成员在交流、互动中将国际制度的价值、规范逐渐内化，并以此为界定利益、发展利益的行为规范。

在以制度为本位的国际社会，国际制度是国家发展海外利益的合法框架与战略平台，各自的利益与意志可在国际制度内汇集和表达。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en）亦认为，制度不但界定特定群体成员在具体情境中的适当，而且内嵌于意义结构和解释框架之中。[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9， p. 308.] 在国际制度框架内，国家可获取更多的稳定预期和共有观念，并在海外利益的发展、维护中做出符合国际制度的适当。

再次，国际制度对海外利益具有建构性价值。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海外利益有历史性和动态性，其生成、发展取决于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交互作用。基于不同的国际体系、国际形势，国家对自身利益做出不同的认知和界定。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不再单由国家决定而超越了传统的认知视野。作为结构性因素，国际制度对海外利益的生成具有能动作用和建构价值，通过赋予国家以集体身份和共有知识而影响国家对利益的认知，国家则“通过与他者――其他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来理解利益。”[ 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序言”。]

全球化推进了国际社会的制度化进程，而国际制度影响着国家对利益的偏好和界定。费丽莫认为：“国家利益是根据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和理解――什么是善的和合适的――来定义。……规范的语境也随时间变化，当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和价值变化时，它们就引起体系层面上的国家利益和行为的相应转变。”[ 同上，第3页。] 相较国际权力结构，国际制度结构对国家利益具有明显的建构价值，赋予国家追求海外利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是后者生成的重要外生变量。

（三）国际制度能力论析

对国际制度的成员而言，其国际制度能力是影响国际制度工具性作用、规范和建构性价值得以发挥的决定性力量。对中国而言，“国际制度能力是中国海外利益的基础所在，是确保国家实力稳步提升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未来中国持续崛起的支撑性力量。”[ 门洪华、钟飞腾：《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70页。]

学术界并未对国际制度能力给予明确界定，但可从已相当丰富的国内制度研究予以推导。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国家的制度能力就是政府执行法律法规的能力。”[ Vladimir Popov， “Is The Chinese Variety of Capitalism Really Unique？” Transition， May 2010， p. 2.] 景维民与黄秋菊从国家与制度变迁的角度认为，国家制度能力是“国家制定、实施和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力。”[ 景维民、黄秋菊：《国家制度能力与经济结构调整：基于转型期的中俄比较研究》，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15页。] 董海军从博弈论的角度认为，国家制度能力是“国家在与社会的博弈条件下的制度供给能力，其关键是对国家权力的运用和约束。国家制度能力包括制度选择、制度实施、制度监督、制度裁决的能力。”[ 董海军：《转轨与国家制度能力研究：一种博弈论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可见，国家制度能力主要表现为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政治治理、社会管理等方面，借助制度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能力。比如，波波夫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西方经济模式有相似性，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现在它在国家的制度能力方面看起来很像一个发达国家。”[ Popov， “Is The Chinese Variety of Capitalism Really Unique？” p. 2.]

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制度能力的研究大多囿于国内政治制度范畴。基于对国家制度能力的认识，笔者认为国际制度能力是国家在国际社会参与、改革、构建和实施国际制度的能力。[ 门洪华认为国际制度能力主要是国际制度成员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度和议程设置能力。参见门洪华、钟飞腾：《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第56页。此外，苏长和提出了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制定规则能力”、“建制能力”等问题，参见苏长和：《论中国海外利益》，第15-18页。] 国际制度能力是国家能力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实力在国际制度领域的一种投射和体现。[ 王绍光认为，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受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和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两个变量的影响。参见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页。] 国家的国际制度能力因实力大小而有强弱之分，大国通常因具有较强的国际制度能力而占据国际制度的主导地位。美国在战后凭其无可比拟的综合实力，构建了以其为首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经济机制，显示出超强的国际制度能力。国际制度能力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是国家获取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工具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恰如约瑟夫・奈所言：“软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 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二、经验考察：历史回顾与问题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由国际制度的挑战者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的同时，其海外利益亦得到不断拓展和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状况与其国际制度能力密切相关，在各问题领域呈相伴而生之势。目前，中国较低的国际制度能力妨碍着海外利益的有效维护。

（一）历史回顾

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作为国际制度的挑战者，中国与国际制度呈双向排斥关系，影响了海外利益的发展与维护。一方面，国际形势变化影响了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冷战爆发后，西方大国视社会主义国家为洪水猛兽，臆断资本主义体系为国际社会的正统，视新中国为“异端”并拒其于国际制度之外。20世纪60年代末，美苏争霸态势的转变提供了中国参与西方国际制度的时机。尼克松表示，“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裘克安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3页。] 苏攻美守的争霸态势促使美国借中国之力牵制苏联，消减了中国参与西方国际制度的阻力。另一方面，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态度影响了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建国初期，中国对国际制度进行抵制，拒绝参与西方国际制度。1974年2月22日，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淡化了中国的国际制度挑战者角色并有限参与西方国际制度，但仍未消除敌视姿态。该时期，中国长期游离于西方国际制度之外，无法分享西方国家的发展成果，独立、政治承认、军事安全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主要利益诉求，海外经济利益极其有限且从属于政治安全利益。由图1可见，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受对外关系的显著影响。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得到了联合国在财政、技术等方面的援助，海外利益得以迅速发展，年度货物进出口总额由1971年的120.9亿元快速增至1978年的355亿元。

图1：中国年度货物进出口总额，1950―1978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制作，http：//data.stats. /workspace/index？m=hgnd。

这一时期，中国对海外利益的维护充满意识形态色彩和权力政治特征，几乎没有国际制度路径可循，通过联合在意识形态、革命经历等方面相近的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领域进行斗争。

图2：中国年度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1979―2000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制作，http：//data.stats. /workspace/index？m=hgnd。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是中国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变为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者，与国际制度呈双向选择关系，海外利益大为拓展且得到了有力维护。一方面，国家发展的需要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内在驱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在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快了参与国际制度的步伐。江忆恩认为，“在后时代，中国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内的会员身份明显增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 12.] 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发展提供了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体系背景。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苏争霸态势的趋缓，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大为加快。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由几乎为零增至大约为美国、日本的70%、印度的80%、世界平均值的160%。[ Ibid.， p. 13.] 与此同时，中国在投资、金融等方面的海外利益快速拓展。如图2所示，中国年度对外承包工程金额快速提升，由1979年的0.33亿美元增至2000年的117.19亿美元。此外，中国在国际形象、国际认同等精神层面的海外利益亦得以拓展。“中国始终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关注‘负责任的大国’的国家形象，这是中国在全球化国际社会建构过程中形成的海外利益的新‘坐标’”。[ 王金强：《国际体系下的中国海外利益分析》，载《当代世界》2010年第4期，第56页。] 中国的发展模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认为：“中国的经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受赞赏的经验。中国走其自己的道路。”[ 乔舒亚・库珀・雷默：《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载《国际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7期，第7页。]

这一时期，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缺乏宽广的国际制度路径，对国际制度具体规则、规范了解不够、运用不足。

图3：中国年度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007―2012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制作，http：//data.stats. /workspace/index？m=hgnd。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成为国际制度的建设者，与国际制度呈双向融合关系，海外利益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和维护。一方面，国际制度发展为中国融入国际制度提供了时代良机。国际制度在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上存在制度赤字、制度失灵等问题，为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国家发展的需求为中国融入国际制度提供了内在动力。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加入国际制度的结果，国家发展的需要充实了中国在国际制度内拓展、维护海外利益的充足动力。作为转型中的新兴大国，中国海外利益将在国际制度内生成、发展和维护。在这一时期，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在国际制度框架下得到了快速发展。“自1980年中国恢复世界银行成员资格到2005年年中，中国在约270个项目上获得了世界银行共约40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其中，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约300亿美元硬贷款，国际开发协会提供约100亿美元软贷款）。”[ Pieter Bottelier， “China and the World Bank： How a Partnership Was Buil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6， No. 51， May 2007， p. 251.] 在对外经贸方面，中国年度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由2007年的265亿美元快速增至2012年的878亿美元（图3）。2013年4月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今后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过4亿人次。”[ ：《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4日，第1版。]

这一时期，中国对海外利益的维护仍缺乏较好的法治理念和制度路径，难以提升海外利益维护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比如，2011年的利比亚动乱使中国遭受约188亿美元损失，因缺乏充分的法制救济手段只获得不足4亿元人民币的保险赔付。有学者直言道：“我们绝望地发现，中国尚未与利比亚政府签订任何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由此，在中国政府与利比亚现任政府以及将来可能上台的新政府的关系上，存在着天然的法律救济手段的缺位。”[ 冷新宇：《利比亚危机，中国损失怎么办？》，载《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20期，第18-19页。]

（二）问题分析

首先，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度较低。国际制度参与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主要标准之一。[ 参与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协约的数量是评估国际制度参与度的主要指标。刘玉安认为，衡量国家的国际组织参与度的标准除了成员身份外，还包括对国际组织的财政贡献、人员贡献以及政策输入等。参见刘玉安：《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责任》，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6期，第39-43页。] 作为国际制度的“后来者”，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态度经历了从抵制到承认、从扮演一般角色到争取重要位置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度不仅远落后于西方大国，甚至还不及某些中小国家。据《国际组织年鉴》（2008―2009年）统计，2007年全球共有61，836个国际组织，中国只参与了其中的4，386个（参与率为7.0%）。其中，中国参与全球协定性国际组织的数目，不但仅占德国（4301个）、法国（4281个）、英国（4101个）的33%，美国（3266个）的50%，而且低于巴西、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图4）。[ 朱立群、黄超：《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估指标及相关分析》，第165页。] 西方国家长期认为，中国是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指导下决定是否参与国际制度的。比如，塞缪尔・金认为：“中国对联合国的工作既没有起积极作用，也没有产生消极影响。事实上，中国采取的是一种相机行事的最低参与策略。”[ 伊莉莎白・埃克诺米、密歇尔・奥克森伯格：《中国参与世界》，华宏勋、闫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图4：各国参与协定性国际组织的数目，2007年

资料来源：转引自朱立群、黄超：《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估指标及相关分析》，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第165页。

其次，中国的国际制度议程设置能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众多国际制度的参与者，而非国际制度议程的制定者，通常对别国提出的议程做出被动反应。2007年，中国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为美国的19.5%，国际政治规则制定权为美国的66.7%，总体国际规则制定权为美国的43.1%。[ 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28页。] 其中，在跨国投资领域有《汉城公约》、《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能源条约》等国际协约，但中国尚处于了解、学习和消化具体规则的阶段，运用规则保护对外投资的意识和能力不足，遑论在制定国际制度上的发言权了。此外，中国在国际制度内提出的具体议程和主张，通常过于宽泛、空洞，象征性、原则性十足而实质性、可操作性不足。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主要的新兴大国，中国无论在全球性国际制度内还是在区域性、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内的议程设置能力、制度构建能力都较为欠缺。

再次，中国的国际制度主导权有限。斯蒂芬・克拉斯纳认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加强国家实力，在与其他国际行为者的争端中占据优势，而不需改变解决争端的条件的原则、规范和规则。”[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1985， pp.14-15. 转引自刘青建：《发展中国家国际制度选择的困境及其理性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2期，第48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提升的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使其逐渐具备了建设、改革国际制度的能力。截至2012年，在中国设立总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仅有国际竹藤组织、联合国亚太农业工程与机械中心、亚太空间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5个，以中国为主导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仅有23个。[ 李培广、李中洲、贾文杰：《国际组织落户纽约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启发》，载《中国市场》2012年第33期，第80页。] 虽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国际经济机制内，中国提出的新规则寥寥无几。……中国通常会接受世贸组织的全部决策程序和结构，并且对在组织内发挥领导作用一直较为谨慎。”[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 23.] 相较西方大国，中国缺乏国际制度内的主导权、决策权，不仅与其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不相符，还严重阻碍了海外利益的维护。

长远看来，海外利益的快速发展是国家利益发展的大势所趋，制度化、规范化乃国际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西方大国用以维护海外利益的黩武主义、单边主义已不合时宜，不但难以跳出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还易于陷入列强争霸的历史窠臼。为此，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应超越西方大国褊狭的权力思维而强化法制观念，打破权力博弈的历史窠臼而拓展国际制度路径。

三、战略选择：提升国际制度能力与拓展国际制度路径

和平发展中的新兴大国需要新型的发展路径，维护全球化时代的海外利益需要全球性的理念和思维。对中国而言，应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国际制度路径，强化“格劳秀斯式”的法制理念和“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战略思维。具体说来，中国应在国际制度的参与、改革、构建等环节上奋发有为。

（一）参与国际制度

参与国际制度即接受和参与既定的国际制度，按照国际制度的框架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和规定自己的行动，成为国际社会中“以国际制度的名义和标准”衡量的一个负责任国家。[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241页。] 参与国际制度不仅是国家基于利益考量做出的理性选择，还是国家与国际制度在双向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相互建构。

鉴于国际制度已嵌入国际社会各领域的现实，参与国际制度乃中国的明智选择。一方面，参与国际制度有利于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制度路径。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有助于依国际社会的整体维度明确国际身份、界定国家利益。中国接受具体国际规则，不仅使外国在华利益得到维护，而且有利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融入国际制度。另一方面，参与国际制度有助于获取改革国际制度的机会。尽管国际制度存在合法性与有效性不足的问题，不足以有效维护海外利益，但它毕竟是海外利益发展的合法框架与战略平台。列宁曾指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只有首先参与、利用现行国际制度，才能逐渐获取改革国际制度的时机，进而提升国际制度内维护海外利益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实现面临着守成大国的认知问题，国际制度有提供行为预期与合法性保障的功能。考虑到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落后于西方大国甚至某些中小国家，应加快参与步伐。首先，坚持有利于国家和根本利益的原则。汉斯・摩根索指出：“只要这个世界在政治上由国家组成，国家利益在世界政治中就具有决定意义。”[ 汉斯・摩根索：《又一次“大辩论”：美国的国家利益》，载[美]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林伟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获取国家利益是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终极旨归，让渡是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重要议题，是否让渡应基于对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的考量。其次，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西方大国把持着战后国际制度的主导权，要求中国成为“利益攸关者”和“负责任的大国”，其以国际制度约束中国的“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中国应基于需求与可行的原则，有选择地加入国际制度以免陷入西方大国的制度陷阱。再次，加强对新加入国际制度的了解和运用。参与到国际制度中的国家通常会遵循国际制度的具体规则，“即使这样做可能不符合它们的短视利益。在多事的世界中，这种明显的自我抑制恰恰反映了理性的利己主义。”[ 基欧汉：《霸权之后》，第106页。]

（二）改革国际制度

改革国际制度即“在利用原有国际制度的同时对其不合理的地方逐步地进行适当的调整，它是一个渐进和利益各方互相磨合的过程。”[ 许嘉、蔡玮：《国际制度与中国的选择》，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142页。] 改革国际制度将解决国际制度如何发展的规范问题。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梁启超：《变法通议》，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一方面，改革国际制度是大国的国际责任和时代担当。现行国际制度存有合法性低、效度不足等缺陷，但“由于构造国际机制的困难，尽可能地调整现有机制，而不是推倒重来，才是真正理性的行为。”[ 基欧汉：《霸权之后》，第106页。] 作为国际制度的重要获益者，中国应在国际制度改革中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改革国际制度是国际制度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道格拉斯・诺斯指出：“什么是有效的制度框架？人们为实现某种目标功能而建立制度，如果由此得出的结果不符合初衷，我们就要修改制度，直至制度能够产生出我们想要的结果。”[ 道格拉斯・诺斯：《改变中的经济和经济学》，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报》2002年第13期。] 战后国际制度是西方大国进行国际垄断资本剥削的主要工具，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阻碍了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诚如罗伯特・考克斯所言：“现行国际机制加强了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统治，是不公正分配的结果，因而在道德上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0， No. 2， June 1981， pp. 126-155.] 此外，现行国际制度本身存有合法性、公正性、有效性不足的痼疾，阻碍了全球治理的进展和国际制度本身的发展。

改革国际制度势在必行，中国应有所作为并发挥积极作用。首先，体现出建设者而非革命者的角色。客观而论，国际制度乃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重要场所。改革国际制度将难免冲击国际制度主导国的既得利益，但中国无心亦无力挑战现行国际制度。其次，坚持符合国际社会需求和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导向。后冷战时代，消减全球性问题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也是保障各国海外利益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国际制度在全球治理中暴露出的“制度失灵”、“制度赤字”等缺陷，成为另一项“全球性问题”。为此，改革国际制度应以提升国际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为基本目标。再次，寻找问题突出、切实可行的突破点。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改革，应有重点、有选择地进行。在政治领域，应推进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改革。在经济领域，应推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机制（BRIC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制的改革，促使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

（三）构建国际制度

构建国际制度即“在与有关国家的合作中应通过积极创建国际制度争取占有制度领导权，或多方合作领导权，从而在国际制度中占有主动。”[ 许嘉、蔡玮：《国际制度与中国的选择》，第141页。] 构建国际制度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主要解决国际制度供应赤字、效度不足等现实问题。

一方面，构建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后冷战时代，国际制度是推进全球治理、维持国际社会稳定的有力杠杆。日渐凸显的全球问题表明，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的“稀缺品”，仍有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市场”。构建符合国际社会需要的国际制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全球问题”。另一方面，构建国际制度是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英美等国的崛起都伴随着国际制度的创建，而崛起中的中国在国际制度内鲜有主导权。国际制度主导权是异于霸权和强权的合法权益，而非西方大国的特权和专利。只有积极构建国际制度的国家，方能体现出在国际社会的主体性，并最终实现长远的战略利益。

利己的政府能够在共享利益的基础上，理性地去建立国际机制。[ 基欧汉：《霸权之后》，第106页。] 中国应在国际制度构建上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不仅符合大国崛起的正常逻辑，也符合国家利益发展的现实需求。首先，应秉持量力而行、权责对等的原则。根据现实主义，国际机制很大程度上将由体系中追求自身利益的那些最有力的成员所设计。[ 同上，第62页。] 随着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在构建国际制度上应有所作为，“实现国际制度的转型，甚至是另起炉灶建立新制度，与改革现存国际制度一样重要，是中国不能放弃的选项。”[ 庞中英、王瑞平：《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第63页。] 其次，综合利用工具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国际制度设计路径。国际制度具体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设计，既应注重国际制度的工具功能，又要坚持民主、正义等普世价值。再次，善于寻找国际制度的“空白地带”。在全球性国际制度建设上，中国应在气候治理、太空安全、大洋底层管理等低敏感度领域探寻着力点。在区域性国际制度建设上，中国可在地区性、次地区性问题领域寻找突破口。中国已在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朝核六方会谈等国际机制建设中体现出主要建设者的角色，应继续在人民币区域化、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方面着力，搭建海外利益发展和维护的国际制度平台。

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面临着不断增多的现实威胁与潜在风险。国际制度仅海外利益维护的路径之一，中国应增强维护路径的综合性与层次性，既要提升国家实力以夯实权力基础，增强国际制度能力以拓展制度路径，又要加强国家形象、国际认同等文化层面的提升；既要在宏观层次上借国际制度开展国际合作，中观层次上提升国家维护能力，又要强化微观层次上海外利益主体的自我维护能力。惟其如此，中国方可不断提升海外利益维护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海外利益论文篇6

关键词：国际战略学；中菲冲突；南海问题；黄岩岛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行为，总是受到其国际战略影响。国际战略学者李景治教授认为国际战略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利益、国家实力、战略目标、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中菲最近的南海冲突引起了各国的关注，笔者希望能够从国际战略学的角度来对这次南海冲突进行分析，并得出一个战略学角度的预测。

一、中菲南海冲突的事实概述。

中菲南海冲突是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历史问题。两国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屡生冲突，菲不断强化对南海的要求。09年时任总统阿罗约不顾中国反对，签署《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南海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律宾范围。并试图把南海问题列入东盟内部讨论，但没有取得成效。中国南海问题的战略始终是：立场绝不改变（始于邓小平时期），在保证基础上和东盟、美国处理好关系。

此次中菲南海冲突与以往的冲突不同，不仅对峙时间长而且对峙规格高。可见此次冲突具有重大意义，如何审慎处理南海问题是当前中国外交的重点和难点①。

二、中菲南海冲突中的战略分析。

第一，战略中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核心。美国学者唐纳德·诺切特莱因在其著作《国家利益的概念》中提出了四大利益：生存利益、紧要利益、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 南海问题对于菲律宾属于国家的重要利益，是国家战略所考虑的核心内容之一，体现在其国家战略实施中是会全力争取的内容。对于中国而言，南海是紧要利益，关系到国家，必然全力进行维护。

第二，战略中的国家实力。菲律宾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洛克·阿布兰(Roque Ablan)认为，菲律宾没有理由对抗中国，因为"和中国相比，菲律宾就像是一只蚂蚁，中国则是一头大象。" 阿基诺三世在竞选时的口号之一是减少贫困。然而两年多来，贫困依然是摆在菲律宾人面前的难题。2011年，菲律宾的GDP增长3.7%，较之前一年的数字几乎放缓了一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看，菲律宾面对两国关系紧张导致的经济往来中更易受到打击，敏感性更高，更脆弱；军事上，中国军力远远超过菲律宾。国家制定国际战略的依据是自身的利益和实力。战略的实现根本而言还是由国家实力所决定的，忽略国家实力制定战略，必然要失败。中菲实力对比中，中国明显占据优势。

第三，战略中的国家目标。战略制定必然有目标，国家根据与目标制定战略规划。评价战略的成功与否，就看战略目标是否实现。在南海问题中，菲方战略目标是不清晰的，也因此导致了这次的冲突中其国内的言论不统一，进退不断变化。5月18日原定在当天登上黄岩岛插旗的菲律宾前海军陆战队上尉尼坎诺·菲尔多宣布，由于受到总统的劝阻，他将推迟原定的计划。可见阿基诺政府的对华政策飘忽不定。而中国在南海问题中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清晰的。涉及紧要利益，中国不会在拥有上做出让步，战略目标就是获取南海岛屿的。可供博弈的内容，只是享有基础上的共同开发和资源共享。菲应意识到中国基本的战略目标是不可调整的、没有商量余地的。

第四，不同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的形成和作用是历史性的，两国不同的历史之路造就了不同的战略思维。中国历史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加之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富强的经历，形成了中国的战略思维：坚持原则基础上的和平共处。南海问题中，中国的原则没有余地，一旦涉及到，必然斗争到底；只要不涉及，南海利益可以协调。而菲律宾特殊的殖民历史，造就了依赖性和投机性的战略思维：容易采取冒险主义，但坚定性和持续能力不强，易退缩。在南海冲突中，往往是菲律宾先采取激进主义，刺激和挑战中国的底线，以美国为靠山谋取利益。一旦靠山的态度迟疑或者是遇到顽强的抵抗，就会全线退缩争取和解，这次也不例外。

第五，不同的战略决策模式。中国的战略决策根据国家利益做出，不受任何国家的直接影响。而菲律宾不同，美国44年殖民留给菲律宾了深远影响，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文化都深深地打下了美国印记。美国与独立后的菲律宾是盟友关系，长期向菲提供军事援助。2012年，美国已经承诺把今年对菲的军事援助金额翻倍，从1500万美元提高到3000万美元。②俄罗斯地缘政治研究院专家康斯坦丁·希沃特科夫认为"美国不反对在这个地方浑水摸鱼。" 可以说菲律宾在南海冲突中的决策模式中，美国必然存在而且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存在。

三、从国际战略学的视角探究中菲南海冲突的未来。

中菲在南海问题中采取怎样的行动或者行为模式都取决于两国的南海战略。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认为从国家战略学的角度而言中菲南海冲突的未来是可预见的：首先，大不会发生，但小范围的摩擦会一直存在。其次，中国的立场坚定，采取的是积极防御战略，一旦菲律宾越过底线，必然予以强烈反击。但是美国重返东亚，中国的战略空间也将不断被压缩。最后，从历史上看，由于菲律宾对南海问题的误判，其冒险行为必将"玩火自焚"。美国的介入和干预加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③，但是，黄岩岛属于争议领土，黄岩岛海域内的中菲冲突不满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条件，美国不可能为菲出手。菲律宾企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意图也不见得能够实现它的目的。

四、结语。

从当前的形势看，南海问题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彻底解决的，④内部因素包括东南亚各国的政策、东盟的态度、中国国力的发展以及与东南亚的关系; 外部因素包括美国、日本、印度等区域外大国对该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⑤综上所诉，从国际战略学的视角出发，解决中菲南海冲突只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他国家应秉承和平发展的理念，为两国营造出有利于冲突缓和的国际环境。这才是符合各国长期发展目标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选择。

注释:

①孙建，《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与中国的应对原则和策略》，载于《东南亚之窗》，2011年第3期。

②参见《21世纪经济报》，2912年5月19日，《中菲南海争端反映出菲政府过于依赖美国》。

③龙兴刚、梁东兴，《论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载于《东南亚纵横》，2010/09。

④曾凡传，《新形势下南海问题解决方式的探讨》，载于《学理论》，2011年10月。

⑤邓帆，《美国干涉南海问题的政策趋势》，载于《太平洋学报》2011年10月。

参考文献：

[1]李少军著：《国际战略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李景治、罗天虹等著：《国际战略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门洪华著：《中国国际战略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4]阎学通、孙学峰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海外利益论文篇7

缅甸政府军大举进攻缅北的克钦武装，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资产和人员安全的担忧。虽然战争离中国的边境很近，但是中国却不能干涉，这是缅甸的内政问题。有时候，他国的某些内政问题，确实会越来越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应该更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中国应该如何防范别国内部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保障中国的海外利益。其中，公共外交的功能应该得到重新审视和重视。

首先，政府外交未必能充分保障国家海外利益。随着“一带一路”、对外基础设施援助、企业“走出去”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问题愈加突出。随着国家对外经济合作链条的延伸，国家的海外利益的分布也将到达世界各地，从政治关系友好的国家到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从驻外使领馆可以方便照顾到的外国首都和大中城市，到远离政治中心的社会基层。国家的利益分布越是扩展到广阔而偏远的地区，其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保护越是困难和复杂，很多情况下既不完全决定于两国政府间关系的好坏，也不是靠强大国力就必然能够得以保障。就拿缅甸问题来说，中国和缅甸数十年来保持着良好的政府间关系，中国在缅甸有石油、矿产、水电等重大战略性投资，也拉动了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克钦武装和缅甸政府的矛盾关系，中国在缅甸北部建设的大型水电站项目一直得不到安全保障。近年来，随着缅甸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缅甸政府突然宣布暂停建设密松电站，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相比之下，美国近些年在伊拉克的困境更加极端。伊拉克政府是2003年美国萨达姆政权以后帮助成立的，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可以说，美国和伊拉克政府有特殊关系。但是十多年来，美国的财产和人员安全在伊拉克绝大多数地区得不到基本保障。在类似上述的情况下，由于他国内部政治波动、失调甚至失控带来的本国利益损失，政府几乎没法通过传统的外交手段来加以充分保护――无论是采取外交交涉、照会甚至是军事干涉。很多海外利益危机的来源和危机的处理，都可能不在政府层面，而在外国社会力量之中。

第二，公共外交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接触功能。传统的政府间外交，都是政府官员之间按照规范的外交程序、在一定的外交场合，实现国家利益的博弈、交换或者共赢。公共外交的兴起则是政治民主化、全球化等发展的结果，强调外交要同外国社会和民众沟通、传递信息、影响看法，从而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因而，公共外交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手段，实际上在政府间关系之外，实现了对外国社会的直接接触――无论这种接触的方式是信息传递、对外援助还是文化交流。甚至可以说，公共外交要产生效果，就是要着眼在有效作用于他国内政。当然，公共外交影响他国内政的方式更加间接和柔性，人文交流等活动还会夯实双边关系的社会基础，产生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不能等同于刚性和对抗性的“内政干涉”。如果中国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运用公共外交的社会接触功能，就能够解决一个近年来越来越困扰中国外交的问题：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对其他国家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和影响，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第三，公共外交在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方面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公共外交的社会接触，是要和外国的社会力量交朋友，这既有利于双边外交关系的大局，也可以服务于国家在当地的利益发展和保护。从利益发展来看，公共外交可以为双边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在宏观上提高当地市场对中国公司和产品的认可度，以良好国家形象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从利益保护来看，公共外交可以通过沟通、援助等手段，在当地社会和民众中营造对本国利益有利的安全小环境，在局部排除反华舆论的干扰;和当地社会力量交朋友，还可以在危机发生时动员这些力量协助保护本国利益;公共外交从对方社会组织、地方团体等基层了解到的信息，可以补充上层的信息沟通，帮助国家和企业提前预判安全风险。

因此，为了发挥公共外交的社会接触功能，协助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应该加强以下工作：一是要让公共外交实现充分的社会间接触，为民间机构特别是专业机构搭建更丰富的对接平台，淡化政治刚性特征，在不“干涉内政”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利益。二是要把对外援助落实到外国社会基层，让当地人感受到切实好处，推动建立对华友好的舆论氛围。三是针对分布有国家海外利益的地区，进行专门的社会结构和风险分析，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性公共外交方案。四是加强政府和企业外派人员的公共外交能力的提升，这涉及转化思维和表达方式，应当有专门的培训体系和规范性要求。

海外利益论文篇8

关键词：国有企业 海外 高层次人才 价值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视吸引国外高层次人才资源已有几十年的成功实践，这表明他们已充分认识到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的意义。2008年，中央抓住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提出并实施了“”海外引才的战略决策，在全国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积极支持、开展海外引才之时，也不乏犹豫和质疑的声音。笔者根据近年来在大型国有企业从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的实践和体会，对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价值进行了思考。

一、可以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直接效益

海外高层次人才为企业带来直接效益，可以用四种角色来形象地比喻。

一是“运动员”。首先，海外高层次人才自身拥有的科研、技术管理等能力，使他们能够通过制定技术发展规划、产业规划、项目规划、技术路线图等直接参与到企业的一线生产研发中去，在战略层面来把握和指导企业的技术发展方向。其次，他们此前在国外已经取得的专利、成果等很多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引进后也可以进行衔接式研究，并能够结合国内企业实际在短期内产业化，从而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是“谋士”。对小企业来说，老板通常能够对企业的运营进行准确决策，但对于国际化的大型国有企业而言，其所面对的局面会更庞大、更复杂，也就需要更专业、更高层次的人才来支撑。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国外的工作与生活使他们得到了丰富的磨练，从书本到实践，进而对市场经济与法制社会的实际运作，由于融汇了西方思想的社会阅历和专业能力，使他们能够站在国际高端来分析企业所面临的问题，给出的建议即使不能帮助企业完全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帮助企业向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向推进。

三是“导师”。培养人才是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产生的另外一个高附加值产品。海外高层次人才要实现团队目标和个人价值，不仅会将其掌握的国际前沿知识、经验和工作方式等传授给团队成员，而且还会在工作理念、体制机制和职业素养提升方面带来国际化视野。例如某企业研究中心从美国引进了一名知名专家，并将原来的一个普通的研究团队交由其管理，这名专家到岗仅仅1年时间就指导该团队取得历史性突破业绩：完成鉴定2项，均填补国内空白，达国际先进水平；申报专利、技术诀窍30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EI收录8篇，整个团队的工作面貌也焕然一新。

四是“桥梁”。无论是旅居国外的学者还是非华裔的外国专家，多年的文化浸润使他们与发达国家的文化深度融合，同时也从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技术和人脉资源。引进这些人才无异于为企业架起了一座与世界沟通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可以延伸和开阔企业与国际知名企业、大学以及科研机构的联系，并做到无文化差异的对接。这样不但扩大了沟通的范围，而且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同时，通过这座桥梁还可以带动和利用海外的资源促进企业的发展，如推荐企业的科研人才参加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到知名实验室或研究机构研修，以及促成企业与国外政府、企业的投资合作等。

二、对企业发展有着潜在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创新文化的形成。人才多元化通常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对企业内部观念的更新、防止企业内部由于旧的成功模式形成的思想僵硬特别有利。多样文化的冲突与汇聚往往成为创造力的催化剂，从而唤起整个人才队伍的创造意识，所以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引进者本人的创造力，也在于其对整个队伍的创造力提升。

2.有利于低成本地集聚更多优秀人才。美国Cato研究所和国家移民论坛的研究发现，每增加一名外来的高技术人才相当于给美国带来大约11万美元的人力资本。相对于人才培养而言，直接引进一批适用的人才对今天的大型国有企业更具有现实意义，引进人才不仅能够更快、更好的支撑企业，运用其掌握的知识和经验有的放矢地应用到具体问题中，而且引进他们意味着更多科技、管理资源的引进，意味着聚合效应的形成——吸引更多的人才加盟。

三、总结

比尔?盖茨认为，美国具有的从全球招募创新思维人才的能力是美国在全球高技术市场中的最大优势。在美国，政策引来了人才，人才为美国创造了财富。实施人才强企和技术领先战略，吸引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人才，是我国大型国有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和历史责任。大型国有企业要深刻体会中央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战略决策，以更宽的思路、求贤若渴的精神抓紧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来充分发挥和挖掘每一位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智慧。企业以诚恳吸引来人才，人才用智慧推进企业进步。

参考文献：

海外利益论文篇9

[关键词] 南海问题；南海价值；地缘安全

[中图分类号]D8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4-0042-07

南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多种文明的交汇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了南海的价值。南海的价值决定了南海地区是国际关系中竞争、冲突和合作的焦点地区之一。冷战后，经济安全在国家外交中分量的提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并生效和中国崛起引起周边国家的疑惧促使南海的价值更加凸显。南海问题与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关联性。近年，学术界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当事国的理论依据或批驳或评析、对争端国采取的政策进行分析以及各国对解决南海问题模式的设想等几个方面，而对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的论述还较鲜见，本文就着重论述南海问题与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关系问题。

一、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

南海在中国地缘安全的战略地位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近代以前，南海是中国地缘安全的屏障。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南海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通道。新中国成立后，南海成了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人类社会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存在和发展的，作为一种天赋的和恒定的因素，地理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与面貌。”[1]1法国年鉴史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历史的地理要素恒定地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2]南海不仅仅作为一个地理位置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超越纯自然层面而上升到安全层面，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从地缘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地缘政治的重要问题。由于地缘政治存在明显的边际效应，把国家的周边地区联系起来考虑国家战略问题是必然的逻辑结果。一国的地缘位置、战略疆域对国家安全有直接的战略意义。善邻能够使双方国家利益倍增，安全感上升；恶邻使双方国家利益倍减，安全感下降。

地缘安全是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其内涵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互动，包括其过程及其结果；第二，国家安全在地理空间中的存在及其运动；第三，国家等行为体利用地理要素或在地理空间中维护其安全。[3]所以，地缘安全就是运用地缘政治理论评估、衡量和预测一国的安全情势。由于地理位置和邻国的非自由选择性，地缘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一般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界定地缘安全：一是一国的安全不受外来势力威胁的状态；二是一国有能力保护本国不受外来力量的威胁。因此，地缘安全可以具体化为：国土完整、运输通道的畅通无阻以及地缘环境的持续改善。所以，中国要保证南部地缘安全必须具备以下能力：中国保护自己国土安全的能力、中国维护南海海上通道安全的能力和中国持续改善地缘环境的能力。

著名学者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认为，在战略中，像在房地产中一样，地理位置是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4]107著名的海权论代表人物马汉认为，任何地方的战略价值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位置、军事力量和资源。在这三个条件中，地缘位置是最重要的，因为另外两个条件可依赖人力予以补充或增进。一个地方若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就会成为战略要地，并可能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作用。[5]127129

地缘政治学家很早就开始注意南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豪斯浩弗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曾大胆地预言：“印度洋―太平洋空间”将会是世界权力的主要中心，注定要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事务的支配者。[6]由此推断，作为“印度洋―太平洋空间”的南海应该成为未来的权力中心，只不过当时的南海没有足够的魅力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战略地位已被地缘政治学家所关注。虽然斯皮克曼不同意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而独创“边缘地带说”，但二者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即都着眼于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的争夺。斯皮克曼认为，地缘政治中最受重视的应该是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他说：“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处在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必须看作是一个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着一个广泛缓冲地带的作用……它的水陆两面的性质是它安全问题的基础，因此，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占领控制的核心地区。”[7]显而易见，南海处在斯氏所说的边缘地带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地缘政治学命题：控制南海的国家将控制东南亚。这是因为控制了南海就控制了南海众多的周边海峡；控制了这些海峡，就能控制南海上的多国赖以生存的国际航道；控制了这些国际航道，就成为南海地区的海上强国，就能控制东南亚。[8]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8月第30卷第4期李国选：南海问题与中国南部地缘安全对中国而言，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有三：一是南海的石油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二是南海对中国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具有政治和军事战略意义；[9] 三是南海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运输通道和领土安全的标志。进一步来讲，南海是中国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和华南大陆的海上战略屏障，是中国走出近海、进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理想地区。南海有中国260多万平方公里的可管辖海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依托之地，是中国未来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空间。

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南海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联系亚洲大陆和大洋洲的交通要冲，被称为“亚洲的地中海”。这里有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要道，[10]并且是大国较量的场所。所以，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突出：一是南海中属于中国的领海是中国陆地国土的延伸；二是它是中国南部重要的运输通道；三是它是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环境改善的关节点。充分而合理地开发南海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但南海问题削弱了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南海和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的联系。

二、南海问题的现状与趋势

多种因素导致南海问题的产生：一是经济因素。南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世界上重要的贸易通道，这对南海争议各方的经济发展关系重大。二是法律因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和生效促使南海价值凸显。三是中国自身的因素。中国淡薄的海洋意识和战略的轻重缓急顺序使中国忽略了对南海的管理与经营。

一般而言，南海问题主要是指某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海归属上的争议。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沙群岛归属；二是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如何划分。第一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决定着第二个问题，因为解决了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可以划分南海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11]所以，南海问题主要是指南沙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和以海洋划界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权益争端。[12]

南海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与南海争议国之间的与海洋划界争端，而且背后有美国、日本与印度等国的介入，多种国际政治力量汇集于南海地区。南海问题不但涉及到法律问题，而且还关系到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问题。

目前，南海问题日趋复杂，主要表现为：第一，多方占领。与中国存在南沙争议的周边国家处于事实上的有利地位。它们在南沙群岛海域控制的岛礁数量要比中国多得多，其中越南控制了29 个岛礁、菲律宾侵占了9 个、马来西亚占据了5 个、文莱宣称对南通礁拥有但并未占领，但扬言要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仅控制着8 个岛礁。[13]第二，扩充军备。近年来，南海争议国为巩固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加快了海军建设步伐，不断更新武器装备，不惜重金购买军舰，提高立体作战能力。南海地区出现了世界上少有的“逆裁军”现象。第三，法律宣示。近年来，有关争端国企图把其占领中国的南沙岛礁合法化。一是利用国内法的形式将其攫取的非法利益“合法化”。如菲律宾国会就在2009 年2 月17 日通过了“领海基线法案”，将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二是利用国际法主张其在南沙区域的“权利”，如越南在2011年5月就再次向联合国重申了其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全部。2013年菲律宾准备仲裁与中国的南海争议。第四，大国插手。南海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引起区外大国的关注。美国、日本和印度基于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计量，利用各种手段不同程度地干涉南海问题。

美国的“积极关注”、印度的“东进”、日本的“南下”以及有关争端国的“背信弃义”，使南海问题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海洋争端。南海是世界主要大国力量、意志和利益的交汇点。很明显，中国求解南海问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是中国根本解决南海问题与发展睦邻关系的悖论；二是中国恢复南海和需要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的悖论。

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南海问题的基本表现形式由南沙争议逐渐演变为南海海域实际管辖争议；第二，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国际化、扩大化态势进一步凸显；第三，南海问题将成为中国多边外交法理斗争的新热点；第四，南海问题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将是中国今后不得不长期应对的重大外交课题。[14]

南海问题争议的多元化、力量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它在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更为严重的是，南海问题的国际化程度空前提高，这些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合作国际化、南海争议国与域外大国政治合作国际化、南海争议国与域外大国军事合作国际化、南海问题中舆论因素的国际化。所以，南海问题外在环境恶劣，内在结构复杂。

三、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

南海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南海的价值，南海问题的存在严重削弱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价值，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一）南海问题危及中国南部领土的完整性

领土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依托和基础。所谓领土安全，其内涵是指领土与领土不受侵犯和威胁，领土不被占领、不被分裂、不被分割或兼并；其外延包括国际法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与管辖权不受侵犯和威胁。[15]南海问题使中国的国家主体性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管辖的国土。但目前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土并没有得到合理与切实有效的维护。周边国家也通过非法的军事占领和无序开发南海资源以造成“实际控制”的事实，这是对中国领土安全的严重威胁。随着争端国对南海资源单方面开发的力度加大，南海问题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将提出新的挑战。

中国解决不好南海问题，就意味着中国不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南海中属于中国管辖的海域。对一个国家来说，任何土地的丧失或获得都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保障问题。土地的基本作用表现在：第一，进可攻、退可守的土地是战略要地，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第二，退一步来说，尽管这块土地不是战略要地，但至少可作为与别国的缓冲地带；第三，土地的多寡本身就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基本标准之一；第四，这块土地上的产品能增强国家的经济总量。[16]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一个适宜人居的小岛，以12海里领海计算，可获得1500平方公里面积的领海区。再以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距离计算，可获得43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所以，南沙海域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岛，实际价值却不可小觑。

虽然现在科技十分发达，但土地的作用没有削弱，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所增强，土地依然是人们的生活保障。因此，领土的丧失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南海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中国资源的宝库，是中国蓝色国土扩展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空间。南海问题的存在，削弱甚至抵消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价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既不能武力收复被南海争议国占领的中国的岛礁，又不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恢复中国的南沙被占岛屿的。很显然，中国南海领土安全问题将不会在短期内解决，这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极其不利。[17]

（二）南海问题制约着中国向外发展的战略航道

一般而言，接近海上通道的程度决定地区的战略价值。如果地区的位置处在两条航道之上，或者说，接近于它们的交叉点，那么该地区的战略价值就会大大增加。交叉口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中央位置，以此为基地，到各个方向进行活动都十分便利。[5]129

南海与周边六个海峡相联系，这六个海峡是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吕宋海峡、巴拉巴克海峡、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因此，控制南海的制海权，就控制了南海地区的重要航道，就控制了南海地区的经济命脉。

南海是多个国家的“海上生命线”。 南海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通要冲，是西太平洋进入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重要通道，是中国通往南亚、非洲、中东和欧洲的海上必经之路。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海上航道，仅次于欧洲的地中海，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油轮及货轮均航行经过此水域，每年来来往往的大小船舶总计在4万艘以上。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的油轮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3倍、巴拿马运河的5倍，经过南海运输的液化天然气是全世界液化天然气总贸易量的2/3。这条供应线对中国最为重要，是中国海上的交通大动脉。

南海问题的存在使南海通道的状况日益复杂化。南海问题的存在使中国管控南海通道的能力削弱，而且中国与相关争端国很难就南海问题进行长期而有效的合作。涉及到南海争议的国家，都想方设法谋取更多的南海资源区域，并使之最大化，并且这些国家都表示不惜使用武力来保卫它们的近海利益。“最要命的是，世界上三个主要军事大国――美国、中国和日本――都在该地区占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并准备在必要时以军事手段来保卫这些利益。”[14]141南海问题的存在使有关国家在维护南海通道安全方面缺乏真正有效的合作，南海通道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海上袭击比以前具有组织性与协调性；南海地区水域的海盗、有组织犯罪和潜在的海上恐怖主义存在着合流的可能；武装分离主义运动与恐怖组织的联系密切。[18] 所以，中国现在还不能完全维护南海通道的安全。这对当代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中国不能掌握自己在南海航道上的命运，而是要依托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南海海上世界。[19]293南海问题严重影响中国南部战略通道安全，从而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

（三）南海问题影响中国南部地缘环境的持续改善

地缘环境是指“国家这一主体和由这样的主体构成的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各种空间背景和条件的总和。”[1]40地缘环境受到经济、军事等权力因素的作用会发生变化，如国界的变动、联盟的形成、势力范围的划分和缓冲地带的建立等。地缘环境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地缘安全。

地缘安全环境改善的程度可以用安全边界和边界安全的比值来衡量。安全边界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19]7由此很容易地就得出结论：安全边界线离边界安全线越远，国家就越安全。如果比值大于1，国家就安全；如果等于1，国家就有安全的隐患；如果小于1，国家就极不安全。任何一个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安全边界线和边界安全线。因此，国家的地缘安全程度不能用是否受到外敌的入侵来衡量，而应该看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内推延的广度和深度。

南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中国走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空间，中国的安全边界线和边界安全线几乎到了重合的地步。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国际化和多边化不利于中国南部地缘环境的改善。南海争议国为了保持其在南海的实际存在和利益，借用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力量来对付中国。中国不得不与这些国家打交道，防止它们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进一步联合。 “岛链”是美国在冷战期间为遏制社会主义国家而构建的岛屿基地圈，冷战后成为防范和制约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和2009年的“无瑕号”事件，都是美国利用岛链战略，窥探中国的“远程军事投射能力”的尝试。南海问题的存在使美国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岛链战略仍然有效。2009年以来，南海风云再起，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环境影响明显加大，中国南部地缘环境低频度震荡增加，严重恶化了中国南部的地缘安全环境。

蕴藏丰富资源的南海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力量，为它们可能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国际社会对石油的争夺在21世纪显得更加激烈，很有可能导致政治和军事上的冲突。南沙群岛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鱼类资源，这些是周边国家冲突的主要原因……” [20]显而易见，这对中国南海地缘安全的影响既是潜在的，又是现实的。

四、化解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负面效应的基本路径

研究理论是为了分析现实，分析形势是为了解决问题。分析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作用，是为了寻求中国解决南海问题之道。笔者认为，化解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改善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地缘环境

安全合作有利于解决南海争端。争端是一种零和博弈，由于的特殊性，以及南海各方利益的交叉性，因此在解决争端时，传统的军事解决手段已经不合时宜，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争端，只能使得问题复杂化、激化，而通过安全合作，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兼顾各相关方的利益，这样才能为真正解决南海争端提供前提条件。[21]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必须依靠良好的地缘环境，或与周边国家结为利益共同体；或建成战略缓冲区，避免与现有大国直接碰撞；或将周边国家建成自家后院。南海地区是中国21世纪的战略重点地区。在该地区，以各国或集团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为标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中国，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要尽可能享有南海原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内的利益；二是东盟及其相关争端国，它们是既得利益者，一方面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尽可能扩大和巩固已占岛礁海域的控制权；三是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它们介入南海问题的基本目的是分享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崛起。目前的情况是，美国、日本、印度和东盟共同对付中国的格局日趋明显。所以，中国要“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破解美国安全网的围堵。”[22]中国防止后两个层次战略力量的进一步联手，就抓住了改善南海地缘环境的关键。

博弈论认为，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任何国际事件的演化，都是相关各方对潜在风险和预期收益进行理性博弈的产物。根据不同的战略结构，博弈者采取不同的策略，目的是用集体行动取代个体行动，使个体在集体行动下的利益大于单干时的利益，最终实现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该战略理论指导下，共同合作的战略是最优的。[23]

所以，中国必须积极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坚持与有关争端国共同开发南海的有争议的区域，防止南海争端失控。中国必须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与美国、日本和印度打交道，处理好双边与多边关系。中国应主动加强战略对话与合作，寻求共同利益的增长点，扩大交流与对话的渠道，增信释疑，着力培育在南海地区的共同利益。中国要力所能及地承担起提供南海地区公共产品的责任：如保持南海的航行自由，保持南海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打击南海地区的海盗和恐怖主义，防止南海地区军备竞赛继续升级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该地区的扩散等等。

（二）保持军事威慑力，增强解决南海问题的硬实力

实力对等的国家间才会产生文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丛林法则仍是国家间政治的铁的法则。实力孱弱者有权利但没有能力分享国际社会中的文明。[19]11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更需要中国加强自己的实力。长期的和平生活使很多中国人忽视了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巨大负面影响。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如果这些物质财富没有强大的力量基础，只是没有意义的存在物，很可能会在残酷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失去。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了的基本结论。

力量远胜于财富的基本依据有二：一是国家力量是开发新的生产资源的动力，可以创造出巨额的物质财富；二是没有强大的力量，国家不但不能获取新的物质、信息和能量来发展自己，而且会失去自己拥有的一切，不但财富难以保持，而且国家的生产力、文化、自由，甚至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失去，这种情况已被历史一再证明。[24]4647

当然，国家财富的增长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要注意将财富适当地转化为武力，因为国家强盛并不仅仅在于财富的积累，还在于财富在国家政治中转化为武力的数量、质量及有效运用。[24]102在南海问题上，正是中国海军力量的不足，才导致南海争议国大肆掠夺原属于中国的财富。军事力量的提升不仅可以保障中国维护南沙群岛完整的物质基础，而且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也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重视海洋意识，提升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软实力

现代海洋意识应包括海洋国土意识、海洋经济意识和海洋安全意识。海洋国土意识要求人们把属于自己的海洋当作国土的有机组成部分。海洋经济意识就是有利用海洋资源为国家谋利益的意识。海洋的安全意识就是通过海洋来保障陆地安全，同时保卫自己的海上权益的意识。[25]

中国现在的海洋意识淡薄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通过多年，生效也有一段时间了，但仍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26]更谈不上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利用海洋保障自身的安全了，也不能看到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造成的潜在与现实的危害。

海洋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最后空间。 “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 [27]

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和善待海洋。可以说，中国未来发展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在南海。但是，南海问题限制了中国开发南海，限制了中国向太平洋与印度洋拓展发展的空间。早在50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者地密斯多克利就曾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历史也反复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向海而兴，背海而衰。

美国一著名学者指出：“一国影响力的大小，不仅在于战略力量和经济力量，而且还在于它的价值观和思想方面的‘软力量’。”[4]22 中国海洋意识的淡薄，是南海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维护南海权益的物质力量，而且还要增强捍卫南海权益的精神力量。拿破仑曾说过很有意义的一句话，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剑与精神，从长远看，精神总能降服剑。”[28]

因此，我们回应南海问题的消极影响不能一味地依靠武力之“剑”，更重要的是具备海洋意识之“精神”。海洋意识是我们认真对待南海问题的逻辑前提。

中国首先要加强区域合作，改善解决南海争端的地缘环境。同时必须加强自己的实力，一是硬实力，主要是海军实力；二是软实力，主要是海洋意识。中国应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完美结合的力量和平地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这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最优选项，也是考验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五、结论

南海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利益，主要是国土完整、贸易与运输通道及地缘环境。南海问题拖得越久，中国南部地缘安全面临的威胁就越大。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影响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南海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显著的变量之一，其解决得好坏决定着中国能否持续、快速、健康与和平地发展。走向海洋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选择，东海和黄海由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存在，使中国走向海洋的难度极大，因此南海就成了中国走向海洋的重要选择。但南海问题的存在阻碍了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所以，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第一步。中国需要提高南海问题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应把解决南海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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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利益论文篇10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制定是经过海商法器材委员会和社会各阶层讨论辩证的跨时代性法律结晶，其颁布后的社会影响、实质作用及对我国海运事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都彰显了它的独特品性，值得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和推敲。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品性 历史意义 现实作用

我国海商法制定奠定海洋运输发展转折

海商法,是商品交换和航海贸易共同作用的产物。它兴起于中世纪至近代,到本世纪后 ,海商法日益趋向国际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分别出现过宣统元年的《海船法》（草稿）、北洋政府颁布的《海船法案》,及政府的颁布的《海商法》,但均没有真正推动海洋运输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政府在1952年成立了海商法起草委员会。1963年,委员会完成了海商法草案第九稿。1992年11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并于1993年7月1日起施行。至此，正式出台了规范海上运送关系和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利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发展的《海商法》。以上制定背景分反映了其以下三重品性：《海商法》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 ,对外贸易增长,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完善的形势下制定的,是一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海商法》的制定为了适应融入国际大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要求而制定颁行的，是一部条款新颖具有前瞻性且与国际接轨的新时代法律；《海商法》的不仅吸收企业界、法律界专家学者及其他社会各阶层人员情况下组成了起草委员会，并且在起草后进行了大范围的充分讨论与论证，以集思广益，认真辩论，可谓是一部真正贯彻了群众路线的法律。

海商法所贯穿的法律思维

已成熟的西方航海法律经验，同时因地制宜具有我国自身民法思想，其商法性质尤其贯穿了合同法相关内容。故海商法具有双重法律思维的品性。

1.英美法律思维之借鉴

由于制定海商法时我国海上运输法律制定经验并不健全，故借鉴了已有的海上法律运输制度及国际惯例及国际合同制度。而对于航海运输的英美法律思维，主要是将英美商事法律经验和制度加以提炼，根据海上实践，划分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这一法律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商事思维，一种针对海上实践的需要进行调整了的商事思维。而这种商事法律思维的运用不可避免的体现了其渊源处，及英美法系国家自身在商事活动及海上法律实践引用中对于国家意志和特定群体利益的倾向与保护。

2、我国民法思维之适用

我国民法思维的适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对于英美法律思维的借鉴用民法思维进行选择，而对已选择的借鉴也会用民法思维进行理解、阐释和调整。二是直接运用民法思维对海商法相关内容进行开创性规定。这主要指运用不同于英美法律思维的形式正义与效率，直接从民法传统的实质正义和公平角度，将民法理论运用于实践经验，从而达到我国民法思维之适用效果。

3、两种思维之相互作用

由于海商法的特殊历史背景使得英美法律思维和中国传统民法法律思维贯穿其中，相互作用。英美更加注重商业思维的运用，而我国因历史原因，商法长久被认为为民法的特别法，故商法独立性思维发展历程短。这两种法律思维的相互作用造就了《海商法》守持根本前提下西体中用的新时代品性。

三、《海商法》制定后的现实作用

1.规范行业准则，刺激海运企业发展，带动其他相关行业

海商法首先规定了海运市场的行业准则，为其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规则。其关于海上运输企业组织、海上运输合同等一系列行为规则调整着海上运输中海运企业及其他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如船舶租赞 、旅客和货物的承运 、海上救助等。在合理分配海运合作双方权利义务的前提下，激发了海商企业购置船舶,扩大船队 ,改善运输条件,增强运输的积极性、主动性,开展多家经营,大力参与国际海运市场竞争,实现更大的海运利益,进而求得海运企业发展。而海商法的出台与落实有力带动了造船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在进出口大宗型原材料和货物的过程中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及相关服务型企业参与进相关市场，从而合理优化了资源配置;海上保险作为海运的重要部分也推动了我国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真正检验了《海商法》一举多得，多行业带动性的独特品性。

2.维护了航运运输中的国家利益

清末以来,我国海关港口完全落入西方列强之手,海运及江运基本上受外国公司控制,国家利益受到严重侵犯。而一般发达国家海运业法更加侧重保护本国海运事业与相关行业、企业利益，体现了不同于、甚至相悖于我国的国家意志倾向性，我国急需一部结合我国国情，维护我国自身利益的海商法。据此,《海商法》作为最具国际性和国家利益的国内法，确立了保留内河及沿海航运权是现在各国海商立法通例。我国海商法也将国内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船业务保 留给悬挂我国国旗的船舶经营，不经我国交通部门批准外国籍船舶不得经营。切实维护了我国的和国家的航运权,并保证了从船舶上征取相当数的税收,排除了国外势力对国内及沿海航运市场的控制,提高经济独立能力,并为海运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3、开拓我国国际市场，提高国际海运地位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型经济以不复存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艰苦的入世之路等一列政策和举动进一步验证了我国融入国际市场的信心和决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商品交换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守着多方面的制约，而交换空间则直接决定了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展交换空间则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重中之重。实践证明，在我国对外进出口的运输方式中，航海运输占了90%以上。航海运输加大了我国商业对外发展的范围，并且加强了其能力加快了其范围。而《海商法》在其颁布后在海运业和商业国家市场的开拓领域一直起着法律的保障功能，增强了商品的实质性流通，从而顺利推动了我国商品经济由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转换。以中国《海商法》为支柱的中国海运事业被国际冠以巨大潜力，显著提高了我国国际海运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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