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论文十篇

海外投资论文篇1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①(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①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②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③。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④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本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②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③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①。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

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①(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②。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超级秘书网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海外投资论文篇2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保险范围，投资保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投资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国加入WTO后，海外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在国外，尤其是政治局势极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政治风险日益严重，海外投资利益的损失十分巨大。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这已成为我国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严重障碍，对于我国企业制定全球发展战略极为不利。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拟对最具有代表性的美、日、德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作

一番比较，在借鉴三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具体构想。

一、美、日、德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比较综观各国的立法实践，关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规定有两种立法体例。第一种立法体例是集海外投资保险审查批准机构（以下简称审批机构）与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经营机构（以下简称经营机构）于一体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和海外投资者两个主体。第二种立法体例是审批机构、经营机构和海外投资者三个主体。美国和日本采用的是上述第一种立法体例。在这种立法体例中，保险机构既是审批机构，又是经营机构，但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为保险机构中的两个不同部门。在美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一切业务均由美国最高行政当局直接控制的官办公司“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全权经营，保险申请的审批也由此公司负责，该公司具有公私两方面的性质。美国之所以由这种兼具公私性质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管海外投资保险业务，是因为“这可以避免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直接对抗，公司可以充当外国政府与美国投资者之间的桥梁，使政治性问题取得商业性解决。”[1]另一方面，由于海外投资保险风险过大，私人保险公司不愿意承担这种业务，因此，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又必须由政府经营。而依日本法律，保险申请的审批与具体保险业务均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由通产省的企业局负责，保险业务由该局下设的长期输出科承办。不难看出，在美、日这种立法体例中，海外投资者与保险机构的法律关系在表面上是一种平等的合同关系，实则是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关系和合同关系双重法律关系。

相比之下，德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立法采用的是前述第二种立法体例，在这种立法体例中，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设置采取分离制，即审批机构和经营机构分别建制。审批机构为海外投资保险的管理机构，为国家机关。而经营机构是执行审批机构准予保险的决定具体经营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机构。在德国，海外投资保险申请由联邦经济事务部，财政部和外交部代表组成的部际委员会审查批准，保险业务由“黑姆斯信用保险公司”和“德国信托监察公司”两家国营公司经营。在这种立法体例下，海外投资者与审批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纵向的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关系，与经营机构间的关系为保险合同关系。海外投资者按法律规定向审批机构提出保险申请，经批准后与经营机构签订保险合同，向经营机构交纳保险费，政治事故发生后，向经营机构索赔。

二、美、日、德海外投资保险范围的比较根据各国的立法和实践，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一般包括外汇险、征收险与战乱险三种特别政治风险。

外汇险是指东道国政府通过采取任何措施，限制或禁止外国投资者将其投资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兑换成外币转移出东道国境外的风险。依三国法律的规定，外汇险的发生必须要具备一些原因，如东道国实行外汇管制，停止或限制外汇，或由于其他突发事变，如革命、战争、内乱致无法在一定期间内进行外汇业务等，此外，三国法律都规定，海外投资因汇价变动所受的损失（商业风险）或在订立保险契约时，东道国政府已经实行或可能实行外汇管制的，均不属于外汇风险。三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只承保禁兑险，而日本、德国承保的外汇险的内容，即包括不能自由兑换的禁兑险。又包括不能自由转移的转移险。

征收险一般是指由于东道国政府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措施，而使投保者的投资财产受到部分或全部损失的风险。三国法律对于征收险具有一些相同的规定。如依三国法律规定，征收是指东道国政府采取的行为，包括政府采取授权、批准或纵容的行为，且不论是否给予补偿；征收包括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直接征收一般指直接剥夺财产所有权，而间接征收则一般指对财产所有人使用、占有和处置该财产的无理干涉，从而使所有权人在合理时期内不能使用、占有和处置该财产；对于征收的对象，一般包括投资者的投资和贷款，以及投资的利润和贷款的利息、股份、公司债等。另外，三国法律都认为东道国政府的征收行为必须是由于不可归责于投资者本人的过错或不当行为引起的。三国法律规定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把契约权也列为征收对象，而依日本法律，在合营企业国有化时，日本海外投资者所持有的股份被强制转让者，也属征收。此外，美国法律还规定构成征收行为一般应持续一年以上，而德、日两国则无此规定。

战争与内乱险指由于东道国发生的战争、革命、暴乱、内乱等所导致的投资者财产损失的风险。三国法律都规定，战乱险只限于个人或集团，主要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破坏活动所造成的损失，不包括一般的劳资纠纷、经济矛盾所引起的骚乱冲突风险。战乱所造成的损害，指的是由于战争、革命、暴动或内乱，使投保财产被毁坏、丢失、夺走并扣留。但在战争、内乱与损害之间必须存在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除以上三种风险外，日本和德国还承办其他政治风险。依日本法律规定，资源开发领域的投资，除上述三种政治风险外，如果由于不可归责于投资者的事由，投资对方破产或其债务在6个月以上迟延履行等信用风险，仍属保险范围。此外，德国还承保迟延支付险和货币贬值险。迟延支付险指凡投资者以资本参加形式所产生的债权、贷款债权、应得利润债权的全部或一部，因停止支付或迟延支付的结果，致使完全不能得到保证或完全不能收益者，均属保险之列。货币贬值险指因停止支付或迟延支付，不能自由兑换等措施致使货币贬值所受的损失属于保险之列，分支机构、营业场所解散时的清算资金，发生同样情况亦属货币贬值险。

三、美、日、德海外投资保险承保条件的比较

美、日、德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对承保投资政治风险的条件都作了总体规定，要求必须是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者及合格的东道国。

合格的投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项目合格，二是投资形式合格。关于投资项目的合格，美、日、德三国都规定海外投资必须符合投资者本国的利益，如依美国法律规定，在承保海外私人投资时，必须考虑其项目是否有利于美国经济；日本法律则规定，所承保的投资必须有助于日本对外交易的全面展开，对日本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德国则要求投资项目“值得鼓励”，并对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有积极贡献。此外三国都规定，海外投资要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且只限于国外的新项目的投资，所谓新项目，指的是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其发展。

合格的投资形式主要是股权投资，除此以外，美国还向贷款、租赁、技术援助协议、许可证协议等形式的投资提供保险。日本也向贷款提供保险，但仅限于日本计划长期进口的原材料的开发项目的贷款。德国则向与股权投资密切相关的贷款，对海外分公司提供的资金，以及某些再投资提供担保。

对于合格的投资者，三国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具体标准虽不尽一致，但都要求担保的投资者和承保机构所在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美国的《海外援助法》要求投保的投资者必须是美国公民，或者根据美国联邦法或州法成立的公司、合伙企业或其它社团，并且其投资至少51%为美国人所有；或者是资产至少95%为美国人所有的外国公司。日本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为日本公民或日本法人。而德国的海外投资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的标准是：在德国有住所的德国公民以及根据德国法律设立，在德国没有住所或居住的公司或社团。

对合格东道国的条件要求，美、日、德三国海外投资保险法的规定不尽相同。相比之下，美国的规定最为详细严格，其合格条件须同时符合以下四项要求：限于友好的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国民人均收入低于一定限度；尊重人权和国际上公认的工人权利；与美国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德国则不以东道国是否与其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担保海外投资的法定条件，只要经审查确认东道国的法律秩序及其有关措施足以切实保护外国投资，即属合格的东道国，但为了加强国内保险的效力，实践中仍要求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事实上德国的海外投资者一般都向与德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也不以东道国同日本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法定条件，而采取单边保险制，即只根据国内法的规定投保，但在实践中，一般也采取以订立政府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作为调整投资环境的重要手段。

四、美、日、德海外投资保险费、保险期间和保险金的比较

依三国法律的规定，投资者义务缴纳一定的保险费，至于保险费的数额，三国规定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保险费的数额依承保行业、险别及范围而不同，有的国家还依投资的东道国类别以及投保投资的规模而异。以综合保险为例，美国为承保额的15%，日本为055%，德国为05%.关于保险期限，三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依美国法律规定，保险期限根据投资种类、性质及承保险别的不同而具体确定，一般来说，股份投资保险法定最高期限，自承保之日起不得超过20年，德国股份投资保险期限原则上为15年，但属于生产设备的制造需要较长时间者可延长到20年。而日本则规定，保险契约的期间，从5年到10年，一般最长不超过15年。

至于保险金，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一般只承担被保险人损失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美、日、德三国法律都规定保险人只补偿被保险人损失的90%，投保者自负10%.

五、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具体设想

1、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在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采用德国的立法体例较为适宜。在机构设置上，应采取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分离制。从目前和今后看，审批业务应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财政部、外交部负责，保险业务应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办较恰当。这种分离建制有助于审批机构和保险业务机构各发挥其职能，各尽所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是我国主管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和对外经贸活动的政府部门，它对我国海外投资无论在业务指导上还是在行政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财政部作为审批机构可以从国家财政计划上对每一项海外投资保险的潜在赔偿金额作出安排，并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国家财政作保证的特性相吻合。而外交部则能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可发率有较准确的评估，能在政治风险发生前或发生时避免或减少投资损失采取有力的外交措施，而且在政治事故发生后代表国家向东道国索赔。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来看，其在承办保险业务方面已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办事机构，对前来我国投资的外商已开办了政治风险的保证业务。因此，现阶段宜仍由人保为经营机构，待将来业务扩大，技术更加成熟后，可单独开办海外投资保险公司。从以上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的职责划分看，审批与经营分离可以避免或减少审批决策与业务经营集于某一机构所产生的弊端。

2、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美、日、德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均将外汇险、征用险、战乱险列为承保的政治风险范围，对此，我国也不应例外。此外，其他因政治原因直接产生的风险如政府违约风险、恐怖主义风险、延迟或停止支付风险，以及因政治风险而产生的间接政治风险，如营业中断风险、货币贬值风险，也应将其作为特殊风险纳入海外投资保险所承保的风险范围[2].

3、合格投资的项目。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承保的投资应是有利于我国出口创汇，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投资；或是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或利用外国自然资源的投资；或有利于返回国际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投资；或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投资。

4、合格投资的形式。我国保险的投资应为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物权；股票、股份；债权、债券或具有经济价值的请求权；版权、工业产权、工艺流程、专有技术、商名、商誉；依海外投资所在地国家法律或法律允许的根据合同赋予的特权。

5、合格的投资者。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中合格的投资者应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及95%以上资产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所有或控制的外国法人和企业。中国籍自然人海外投资者应包括大陆自然人，海外华侨与海外产业继承者，香港、澳门自然人，台湾省自然人。具有中国国籍的法人是指依中国（含港、澳、台，以下同）法律设立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包括国有公司、集体公司、私人公司和混合公司。具有中国国籍的其他经济组织是指集团化企业或松散性的联营组织，合伙组织等未取得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6、合格的东道国。美国把合格的东道国限于不发达国家。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所担保的合格的东道国不应该只限于发展中国家，而可以将所担保投资的合格东道国扩展到世界范围之内，而不必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地域广阔有助于分散风险，但在投资担保业务展开初期，可以将担保投资的合格东道国局限于与我国政府签订有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双边条约的国家，这样一方面可以相对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有双边条约代位权条款，处理有关事项可能更加顺利一些。

7、保险费、保险期限、保险金。保险费率应由保险公司根据承保的行业，险别及范围的不同而科学制订。对于保险期限，我国应大致确定在10-20年，具体期限应根据投资的种类，性质及承保险别的不同而确定，根据需要还可以适当延长。至于保险金，我国应与美、日、德三国一样只承担被保险人损失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国宜确定在90%-95%.

[参考文献]

海外投资论文篇3

当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的综合评价价值在0～10区间时，投资者应该放弃该项目的研究；当区间在10～15时，投资者需谨慎跟进该项目，有必要的情况下，通过尽职调查工作，考察项目风险点，寻求降低风险的方法。当区间在15～25时，投资者应该积极跟进该项目，果断把握投资机会。当投资者同时研究多个海外矿业投资项目时，也可以根据项目综合评价值进行项目间的比较和取舍。

2实例研究

以某中国企业对非洲刚果（金）某铜矿项目投资为例，在前文介绍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综合评价要素基础上请有经验专家打分并对分值采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并用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综合评价方法进行项目综合评价，旨在通过实例研究确定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综合评价价值，为海外矿业项目投资者决策提供有效的判断依据。非洲刚果（金）某铜矿项目进行项目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见图2和图3。由图2可见，项目概况（A1）中项目资料来源（A14）二级综合评价值为中等，主要由于该海外项目不是上市公司的项目，缺乏第三方监管，所以专家综合认为该指标评价值为中等，需通过进一步工作确认资料可靠性。资源储量（A2）中资源潜力（A27）二级综合评价价值为低。采选工艺（A3）中矿体工程和水文地质（A32）二级综合评价价值为低，主要是由于该矿区涌水量较大。基础设施（A4）中供水供电（A43）二级综合评价价值为低，主要由于项目所在地供电紧张，需自建发电站。政策法规（A5）中宏观政治风险（A51）的二级综合评价价值为低，主要由于项目所在国是刚果（金），专家一致认为该国政治风险较大。技术经济（A6）中矿产品市场价格（A61）二级综合评价价值较低，原因是专家对长期铜价走势预测不太乐观。由图3可见，项目概况（A1）的一级评价价值最好，说明该项目开发程度和项目可研的进展都符合有关专家和投资者的要求。资源储量（A2）、采选工艺（A3）、基础设施（A4）和技术经济（A6）的一级评价价值为中等。政策法规（A5）一级评价价值较低，说明专家一致认为刚果（金）政策不稳定，相比政策稳定的发达国家，投资有风险。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该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的综合评价价值为13．89，位于10～15区间内，项目综合评价价值为中等。给予投资者的提示是要谨慎跟进该项目，项目存在的资源潜力不足、所在国投资风险大、项目排水和发电成本高等风险需要通过进一步工作核实。综上所述，采用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综合评价方法可以确定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给投资者以风险提示，比如资源潜力不足、所在国投资风险大、项目排水和发电成本高等。但是判别某海外矿业投资项目是否可行，不能因某一个指标不太理想而给予项目否定，而应采用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别，这样才不至于使投资者错失好的投资机会。

3总结

海外投资论文篇4

自“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已经获得国际各国的认同和接受。我国政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2015年已同俄罗斯、波兰、捷克、匈牙利、法国、韩国等20多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自贸协定，和沿线的欧亚、欧洲和亚太地区等沿线国家成功“对接”发展战略。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的一环，资金融通方面也捷报频传。2014年年底，丝路基金注册成立；2015年7月金砖银行正式开业。2015年12月亚投行正式成立，促进“一带一路”海外投资。2015年11月底，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为世界货币进一步便利了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受此带动，我国企业也积极响应，奔赴海外投资。2015年前11个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约140亿美元，同比增长35.3%。

就在过去的一年，中国投资协会海外投资联合会在积极服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提高服务质量，丰富服务内容，推出了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帮助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平台，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因此，中国投资协会海外投资联合会在前两届海外投资新年论坛的基础上创新拓展，再次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中国海外投资新年论坛”，作为对协会过去一年的总结，并做好新年计划基础，同时也是宣传和解读中国海外投资新动向的盛会。

CCTV财经频道・《城市梦想》王颖、上海新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丁晓钦共同主持这场盛会。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先生在开幕致辞中说：“我们相信‘一带一路’建设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在今后一个时期的新增长级。同时一带一路合作建设为各国人员往来提供了更多便利，有利于各国互相之间相互了解，建立睦邻友好合作的周边关系，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林松添先生在发言中则向来宾详细介绍了海外投资的策略以及在非洲投资的要点与机遇，特别强调在农业、港口、工业园、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投资可为中国企业带来更大的回报。

赛伯乐投资集团副总裁曾山就从自身的投资经验，提出了首先从自身定位出发，然后提出适合的经营模式，并结合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的方针，综合发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办事处主任胡援东先生就从中国企业走出去应注意的问题着手，在首先要知己知彼，把握投资风险。第二要做好功课，识别市场风险。第三要科学管理，规避合作风险。第四要整合资源化解管理风险的模式和步骤下，取得海外投资成果。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先生从中国的海外资本输入改变为输出国为起点，向来宾详细解读了资本输出国的企业特点，他指出，只有及时转变企业观念，通过战略、管理和文化的创新完成了从地区性企业转化为跨国公司，再到全球公司的转型。

中国投资协会海外投资联合会海外投资联盟主席、四川铭川国际董事长陈永忠先生分享了他的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从五种创新到基金合作。随后，中国儒商研究院院长胡志明先生从文化方面诠释了中国企业经营理念与儒商文化的融合。

在中国“互联网+”、高科技发展的战略的带动下，一批企业在这个领域作出了突出成就。康美药业集团旗下的康美健康云公司彭约翰总经理（博士）就医疗领域的合作并融合互联网的新观念，向来宾做了介绍。

海外投资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大会嘉宾亚洲发展投资银行副行长孙宇先生向各位介绍了“一带一路”与投资模式。孙宇先生向来宾详细介绍了亚洲发展投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定位、以往成就、未来计划等。泰亚传媒集团董事长吴南江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海外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期待。

最后，大会进入成果介绍阶段，代表“一带一路”支持的基金，中国投资协会海外投资联合会推动各方合作的“一带一路海外战略合作暨丝绸之路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启动仪式在各位中外来宾的见证下举行。

中医药与文化分论坛和协会公共服务平台战略分论坛同时举行。

第一平行分论坛：中医药与文化论坛。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精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中医药用哲学化的语言表述病症，将内证实验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诊治体系，对世界文明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已不仅是一门有效的医学学科，更上升为一种优秀的文化，融汇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络之中，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对于传播中华文明，加深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投资协会举办了该分论坛，力图推动中国以中药为载体的文化向海外输出，建立中国新形象。

海外投资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企业；投资行为；跨国并购；国际化；奇瑞汽车；同仁堂集团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13-03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现状

（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所谓“走出去”发展战略，是相对于企业生产与市场仅仅面向国内而言的。“走出去”发展战略，是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2001年，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被正式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步伐也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了高速发展的态势。

中国“走出去”的范畴包括三个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往往被看做“走出去”的代表形式。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2002～2005年的四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5.6%，2005年的流量比上年增加1.2倍，首次突破了百亿，达到122.6亿美元。截止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733.3亿美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了快速发展的进程。

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并未能阻止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根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跃居全球第五位，截止到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457.5亿美元；而在2010年更延续了快速的发展态势，全年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16.3%。

不过，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总体偏小，而目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

2.跨国并购逐步成为我国企业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2005年中，企业通过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为6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一半。2006年跨国并购依旧活跃，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达47.4亿美元，占同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36.7%。2008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368.6亿美元，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额增至431亿美元。

由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规模和交易量的不断增加可见，跨国并购已备受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中的青睐。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趋于多样化。据商务部《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及德勤于2009年11月的名为《中国崛起：海外并购新领域》的研究报告显示，从2001～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于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以及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业等各个产业。2009年的1～3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流向能源、矿产和公共事业领域。

总体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也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大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鉴于国外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的特定国情，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状况，我国学者纷纷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关于我国企业FDI的理论探讨。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理论。吴先明（2003）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归为4点：寻求新的市场机会，绕开贸易壁垒，跟踪先进技术，获取短缺的原材料。

章海源，王海燕等（2006）的问卷调查表明，中国企业积极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有5个方面：拓展海外市场，扩大市场份额，获取高新技术，增强企业竞争力，企业战略发展需求。

代中强（2008）通过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由企业的所有权（技术）优势、经济发展和规避贸易壁垒等因素推动所致。

刘阳春在提出一系列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动因的假设后，通过对87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得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驱动因素，实施公司扩展战略与寻求市场是两个重要的动机，同时，寻求自然资源和克服贸易壁垒是第三位的动因。

丁祥生（2009）则通过分析，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一是利用已经具备的优势来获取利润；另一类通过投资来获取利润。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优势为根本目标，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威胁，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理论。章海源、王海燕（2006）的问卷结果显示，成本优势、商品质量优势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更优越的营销策略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优势。

王其辉指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表现在6个方面：大中型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小型企业比较优势，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中国的特殊产品和特有渠道，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

丁祥生（2009）则是通过将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得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具有大规模低成本制造技术，市场定位能力，市场销售能力以及局部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

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为我国企业进一步实施“走出去”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重大。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大多是在西方经典的FDI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纯粹的数学方法和逻辑推理得到的，而在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实证调研分析还不够充分，因而也许和实际情况会有一定的偏离。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案例

由于中国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规模各异，涉及到的行业宽泛，加之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等各方面的区别，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的动机与优势因素也各不相同。下面，我们就以中国企业中成功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若干案例为例，探讨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进程中的动因与优势。

（一）奇瑞汽车公司的国际化之路

1.奇瑞汽车的国际化道路。

（1）由小规模出口到海外建厂。自2001年第一批汽车出口叙利亚以来，奇瑞汽车的海外扩张的步伐就未停止。在“打造国际品牌”战略目标的引导下，奇瑞已在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伊朗、埃及、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了12个海外工厂，并有4个海外项目正在实施中。不仅如此，奇瑞还建成了由1000家销售服务网点组成的海外营销服务网络，都有力地支撑了奇瑞海外市场的销售，成为其海外市场扩张的根据地。奇瑞已经成功打开了东欧、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市场，销售遍布80余个国家和地区。

（2）国际合作。奇瑞不仅重视海外工厂的建设，同时很重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合作。为了迅速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奇瑞公司与奥地利AVL、美国江森集团、美国PPG集团等企业合作，成功地整合了世界的先进技术。同时，与美国江森集团这样的全球专业汽车内饰系统及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佼佼者的合作，不仅使奇瑞汽车的零部件供应体系更加完整和系统化，也将大大增加奇瑞汽车整车的国际竞争力。

2.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成功因素。

（1）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第一，海外建厂，规避贸易壁垒。出于对本国汽车产业的保护，一般国家对整车出口会设立较高的关税，很多世贸组织成员国对整车和零部件实行不同的关税税率，有些国家甚至设置严苛的技术标准来阻止外界对本国市场的入侵。种种贸易壁垒导致奇瑞公司加速了海外建厂的进程，从而开拓国际市场的根据地。

第二，“零汽车产业国”吸引，扩大市场份额。在巴西埃及等国家，由于其本国没有或者汽车工业很弱，故政府对外来投资比较重视，也不会担心外来的汽车企业会影响自己国家的汽车工业，所以一般会给予比较优惠的政策。这些“零汽车产业国”优惠政策的吸引，也是奇瑞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同时还可以达到扩大市场份额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第三，通过国际化的资本技术合作以获取新技术，培养优秀人才，也是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奇瑞公司很重视技术研发。奇瑞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如与AVL公司的合作，可以全程参与开发设计，迅速掌握先进的技术，培养自己优秀的研发队伍，使自己具备研发发动机的能力。

（2）奇瑞汽车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因素。

第一，以低价位汽车进入，利于打开市场。奇瑞汽车公司以价格相对较低的小排量汽车开始进入低端市场，以低于合资公司同类产品30%的价格突破产品差异化壁垒，创造出了由低端到高端的差异化的汽车品牌。这是其退汽车公司成功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

第二，较低成本带来竞争优势。奇瑞汽车公司较低的成本，为奇瑞汽车公司带来了市场竞争的优势。据资料显示，奇瑞汽车公司组装线工人的月工资约为132美元，以该公司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计算，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仅不到83

美分。

第三，奇瑞汽车对外直接投资恰当的区位选择。奇瑞汽车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很有远见。在开拓市场上，奇瑞以准入度相对较低、市场开发难度较小的中东、亚太市场为主，为其海外运输作业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将重点放在了没有本国汽车产业的国家，有效的规避了贸易壁垒；奇瑞还将海外工厂建在具有重要地理优势的国家地区，如拥有潜力巨大消费市场的伊朗，唯一横跨亚欧大陆汽车市场的土耳

其等。

第四，坚持自主研发与创新。奇瑞公司十分重视技术的研发工作，每年将销售收入7%的资金投入产品的研发，在汽车的设计、底盘、电器、发动机等产业关键环节与国际一流公司及高端汽车技术人员合作研发，博采众长，力争创新，培养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同仁堂集团跨国投资的成功实践

1.同仁堂的对外投资道路。

（1）北京同仁堂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实现。早期，尽管同仁堂的产品在日本、东南亚已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产品的出口地域局限，销售量小，影响力也十分有限。1993年同仁堂成立集团后，获得了独资进出口、直接开展门诊服务以及全方位的营销权，并于香港首次登陆。其“保存传统精华，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经营理念，为其进一步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打入欧亚市场。继香港设立分店后，同仁堂便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与和记黄埔企业的合作，使得同仁堂顺利地打入了欧美市场。这次合作不仅使同仁堂充分利用作为国际金融和商贸中心的香港的地位和优势，全力进军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同时还可使之树立国际品牌，规避国际风险，为进一步的海外投资打下了基础。自同仁堂获得独资进出口经营权后，其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份额也不断

扩大。

2.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成功因素。

（1）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第一，走向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作为中国医药行业的老字号，同仁堂药店在中国已经占有了较大的市场，将企业推向国际化，扩大市场份额，便自然成为了同仁堂集团继续向前发展的目标。

第二，提升品牌知名度，将中医药文化推向世界。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引起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同仁堂积极借助海外市场渠道，不仅可以提升其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也可以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奇葩的中药文化推向国际市场，促进中国传统医药的可持续发展。

（2）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因素。

第一，投资区位的准确选择。中医药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产业，其民族文化色彩亦十分浓厚。因此，要想能够成功实现跨国经营，对于不同文化上的融合显得十分重要。同仁堂在对外投资时，首先选择了与本国文化差异较小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并以与中国大陆文化最接近的香港为始入点，避免了明显的跨文化风险，然后逐步打开欧美市场，是十分明智的

选择。

第二，利用中药相对优势，以中国特色文化营销。相对于西医药而言，传统的中医药确实有其相对优势。中医在许多疑难杂症中都展示出了其特殊的优势。而对于民族特色鲜明的产品，在全球的营销过程中必须保持其特有的民族特色与文化内涵。同仁堂采用“标准化战略”，在香港、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办的分店都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北京同仁堂”风格，引来众多仰慕中国特色文化的消费者，效果相当不错。

（三）案例总结

通过对奇瑞汽车公司以及北京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成功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企业由于其在行业种类、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模式等各方面均有差异，因此具体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动因与成功优势表现也各有不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都是为了实现企业甚至是所属行业的更好发展，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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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论文篇6

关键词：控制权获取 资源基础观

一、引言

海外直接投资时，发起方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谈判合适的组织管理架构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冗长的谈判过程，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企业无法获取预期的所有权份额更令人沮丧。尤其对于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求获取目标企业的恰当的组织安排（Geringer & Hebert， 1989； Yan & Gray，1994； Mjoen & Tallman， 1997），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权（ownership）与控制权（control）。所谓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争夺，其最终结果都是为了控制权。因为所有权只是代表了其所有者初期的投入，表示所有者股份的占有率（Yan &Gray，1994）获取关键的战略资源，实现战略目标必须要获取目标企业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权才是真正对关键资源的控制程度（Lecraw， 1984）。

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选择受到发起方企业与目标企业的资源和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学者还是实践的企业家都感到相关理论无法指导实践，原因并非因为理论错误，而是以往的研究没有明确区分研究对象，将不同维度如交易、企业和宏观的问题集中讨论，结果反而导致企业家或者研究学者虽然感觉内容丰富但最后却无所适从。因此本文明确集中以交易本身为研究对象，对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获取研究进行了梳理，从资源基础观对海外直接投资等控制权研究进行综述， 并指出了现有研究对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等控制权的启示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二、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影响因素

1. 控制权的相关理论

尽管以往的研究将所有权与控制权等同（Anderson & Gatignon，1986）。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所有权是指资源投入和获取剩余价值程度的反应；控制权是指影响目标企业运营活动的决策的程度 （Geringer and Hebert，1989； Yan and Gray，1994）。一般来说，控制是指一个组织影响其下属单元，以达到其目标的过程 （Flamholtz et al，1985）。以往的研究大多数把控制权等同于所有权（Stopford and Wells， 1972； Fagreand Wells，1982； Hennart， 1988， 1991； Blodgett，1991），认为只要获取了所有权，就能保证控制权（Stopford and Wells，1972，Hennart，1988，1991）。传统理论认为所有权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风险承担、资源配置、投入承诺和组织控制程度 （Beamish and Banks， 1987；Gomes-Casseres，1989； Hennart， 1991）。虽然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唯一来源（Yan and Gray，1994），但是所有权是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和效率（Beamish and Banks，1987）。并购等和其他投资的是组织和管理商业交易的制度性安排（Anderson，1997）。Yan和Gary（1994）发现以往对于控制的认识只局限于运营管理上（Killing，1983），因此，他们从Geringer 和Hebert的模型的基础上，扩展了控制的范围，提出并购等海外投资控制的三个具体表现：第一，制定战略决策；第二，管理日常运营；第三设计组织架构和运营程序，即从战略、运营和组织三个维度控制进行划分。

2.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影响因素

海外直接投资是组织和管理商业交易的制度性安排。以往的研究同样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有强烈的正相关（Keegan，2002），认为只要获取了所有权，就能保证控制（Stopford & Wells， 1972，Hennart，1991）。传统理论认为所有权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风险承担、资源配置、投入承诺和组织控制程度 （Gomes-Casseres，1990； Hennart， 1991），因此即使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唯一来源（Yan&Gray，1994），也是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和效率（Hennart，1991）。

控制权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传统国际化理论认为受到资源的影响，这包括目标企业与发起方企业之间的资源对比决定了在控制权主导权归属。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当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不断的交互国际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公司目标的所有权份额没必要必须达到（GomesCasseres1990），所有权的程度依赖于企业获取所有权控制的需要（Gatignon& Anderson，1988）。在通常的所有权政策下，企业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获取控制权（Lecraw，1984； Yan & Gray， 1994）。企业必须在承诺资源与所需的控制之间做出平衡（Gomes-Casseres，1990）。因此，我们将对海外直接投资等股权投资的控制权影获取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

一个组织安排是否被选择关键在于其相对其他组织安排形式是否更有效（Williamson，1975）。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控制权受到交易成本的大小所决定的，企业的组织安排目的是成本的最小化。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是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频率与不确定性（Williamson，1975， 1985），其中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是解释并购等及其他行为的控制权最关键的要素（ Williamson ，1979，1985，1991，1996）

以往的文献认为海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组织安排是由双方资源决定。即使在所有权上做出让步，但企业依靠资源而也可以获取控制权。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时，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尤其控制权是各参与者之间受到了参与者的资源和能力的影响（Lecraw，1984；Arino &Torre，1998；Yan & Gray，1994）。海外直接投资中的控制权来源于各自拥有或控制关键资源和能力。正如Pfeffer & Salancik （1978）所说“当一方投入更为重要的资源时将会影响甚至控制整个组织活动”。因此在海外直接投资等中各方参与者在关键资源上的投入将增强他们的控制权 （Child et al.1997；Lecraw，1984）。

所谓的关键资源的概念最早是来源于交易成本理论的资产专用性。资产的专用性与控制权之间呈现正相关（Kim& Hwang1992；Gatignon &Anderson， 1988；G o m e s-C a s s e r e s， 1989； Padmanabhan & Cho，1999）。资产专用性是指替代使用者以不牺牲资产价值的前提下，在交易中重新配置该资产的程度（Williamson，1975）。当专用性产生的准租金（quasi-rent）越大，企业就可能利用这种竞争优势（Anderson & Gatignon，1986； Kim&Hwang，1992）有能力和动力去获取更多的控制权。当资产专用性高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高控制，以弥补在日后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官僚制度成本（Erramilli & Rao，1996）。因此，发起方企业拥有专用资源（proprietary resource），倾向于选择高控制（Nakamura & Yeung，1994）。

但是，只是拥有专有性资产是不足够的。影响目标企业控制权归属的最关键就是参与各方投入的专有资源的价值（Inkpen & Beaminsh，1997）。Das& Teng （2000）认为“只有当企业投入真正拥有价值的专有资源”时才能真正获取高控制权。必须注意这种价值的大小是相对于交易各方而言。价值的大小是取决于该资源的需求、替代性和稀缺程度（Williamson，1985）。相同的资源对于不同的交易者的价值大小是不同的，比如对于资源密集型自然和制度的资源优势（如更容易获取原材料、资金或地域等）的企业，运营的密集程度和类型将会影响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投资者会愿意为了这种资源增加其控制程度（Lecraw，1984）。Mjoen和Tallman（1997）也提出相似的观点，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运营的资源密集程度与企业的影响力呈现正相关，但与所有权的比例却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在一些自然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如食品、烟草、采矿等），企业倾向于保证获取当地控制的专有资源的资格或者克服当地的政治问题（Hennart & Larimo，1998）。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通过划分不同的资源类型，希望深入探究究竟什么资源会影响控制权的获取。以往的文献把资源和能力结合一起，分为“资本资源”与“非资本资源”（Mjoen and Tallman，1997），并针对不同的类型的资源对控制权的影响作出相关的研究。所谓的资本资源力量是从资本资源或者其他相同的与之等价的固定资产投入而形成。Fagre and Wells（1982）和 Blodgett（1991）都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资本资源的投入对于组织安排和控制权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而非资本资源力量是来源于参与者的关键资源投入，包括知识、技术、营销渠道。以往研究对非资本资源主要是指知识资源。知识资源对于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发挥关键作用（Das & Teng， 2000； Hamel， 1991）。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内部化是并购等或者最重要的动机之一（Hamel， 1991）。知识资源包括了研发能力、管理知识和营销知识等。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一旦企业具有知识资源就会倾向于选择高以达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当企业相对于其他参与者，投入更高战略价值的资源时，控制权将会转移到该资源的所有者手中（Inkpen & Beaminsh1997）。

三、研究展望

通过以往的研究我们看到直接投资的控制权选择主要受到海外直接投资双方资源、能力和影响。然而当前针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获取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研究对象比较片面。首先当前相关的研究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为背景，由于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企业为对象，因此当前资源基础观与的解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我们认识到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并没有所有权优势，但我国企业却有来自市场、制度等带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并不属于企业，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把传统的资源和优势，由企业扩展到外部环境。

第二，忽视了制度因素的影响。企业特征也能会使他们对风险的态度不同。比如大型的企业由于具有国有背景，虽然这些资源可能不会对双方谈判地位造成影响，但会促使对制度和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其他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从而更有冲动获取高控制权。所谓的企业特征对控制权的影响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制度因素的影响。新兴国家国际化的兴起，使制度基础观日益受到重视，制度可以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例如国有企业会通过制度红利（比如，优惠政策，资金支持）短期提高企业的谈判能力，从而获取控制权。但是，必须注意本文强调的制度并非泛指宏观环境，而是强调为交易的其中一方带来直接实质性支持的制度因素。此外，除了传统的政策等制度因素外，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崛起赋予了制度新的内涵，拥有广阔市场的新兴市场能够为该国企业带来了短期的资源优势，比如沃尔沃最终选择吉利收购的最重要原因，并非金钱，而是希望借助吉利进入中国市场，重新焕发生机。尽管有不少文献针对制度差异进行研究，但是只是从文化层面、制度包括行业规范、相关行业法律差异等带来对大环境的影响，对交易本身是产生间接的影响。目前在我国，制度理论引入国际化理论仍处于初级阶段，尤其以交易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影响目前较少，特别对中国等强制度国家企业投资时，母国制度影响研究（Y i u，2010）。

第三，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控制权的定义也不清晰。而且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我们发现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是分离的，这对于当前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大多认为高股权就能获得高控制的观点提出重大的启示作用。所有权与控制权并非完全正相关的（Geringer & Hebert， 1989； Yan& Gray，1994）。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所有权是指资源投入和获取剩余价值程度的反应；控制权是指影响目标企业运营活动的决策的程度 （Geringer & Hebert，1989； Yan & Gray，1994）。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在与目标企业争夺控制权时，往往受到当地政府、文化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所以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即使获取了高股权，却常常没有获取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最终导致战略目标无法实现，这启示我们有必须深入研究我国企业如何获取控制权，获取怎样的控制权才能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尝试整合资源基础观进一步完善基于交易为对象的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模型，以供后续相关研究，模型如图一。从以往的文献，我们发现影响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的获取包括传统资源因素包括：资产专有性和专有资源价值（Yan & Gray，1994；Pfeffer& Salancik，1978），其中专有性资源的价值受到需求、稀缺性和可替代程度影响（Williamson，1985）。另一方面是正如上文所述，新兴市场企业的崛起赋予了资源新的含义，有以往企业内部扩展至企业外部，而这种外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制度带给企业直接支持，包括母国政策、母国市场等（Delios ，1999； Brouthers 2006，Peng，2011），因此本模型中制度定义并非指对交易起间接影响的宏观因素，如文化差异性等广义的制度因素。

资源因素是基于交易的直接影响因素，然而在交易为对象的维度下除了直接因素，间接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强调的是从主并企业出发，集中以交易为分析的维度。作为所有权的主要拥有者和剩余价值的主要获取者，企业凭借自身的企业特有竞争优势，有强烈的动机和能力获取目标企业的主要控制权。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一旦企业具有知识资源就会倾向于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企业特征包括背景特征和能力特征。背景特征考虑的是企业所有权构成和多元化程度（Luo，2007），把企业分为：利基企业（niche entrepreneurs），全球抱负者（world-stage aspirants），跨国机构（transnational agents），受委任专家（commissioned specialists），而能力特征从而影响双方的力量对比，然而，投入的资源种类有很多种（如资金、技术、管理知识等），因此把资源正确分类，对于我们研究控制权选择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Yan & Gray ，1994；Mjoen & Tallman，1997）。我们根据以往的研究（Gomes-Casseres， 1990； Yan & Gray， 1994），把资源力量分资本资源力量与非资本资源力量（Mjoen& Tallman，1997） ，不同的企业特征影响企业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间接影响控制权的获取。

我们把控制权分为三个维度：（1）制定战略决策；（2）日常运营管理；（3）企业组织架构与运营过程设计，我们总结细分变量为战略控制、运营控制和组织控制，即战略控制、运营控制和架构控制（Yan &Gary，2001）。我们希望通过分类控制权探求出在海外直接投资中控制权获取最重要是哪个层面，以及企业如何在谈判影响中在三种控制中选择。

我们在未来的日后的研究将会尝试在该理论框架中加入绩效变量。本文作为探究性因为绩效才是判断该海外直接投资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通过整个海外直接投资过程的联合，从而提出完整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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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论文篇7

关键词 海外并购 理论基础 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一、企业海外并购相关概述

（一）海外并购的相关概念。

海外并购就是进行跨国兼并和收购，是指一国企业为了达到某种目标，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将另一国企业的所有资产或足以行使运营活动的股份收买下来，从而对另一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实际的或完全的控制行为。

二、我国进行海外并购的理论基础

海外并购是一种对外投资，所以相应的理论基础应该包括对外投资理论和并购理论。下面将对这两个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一）对外投资理论。

1、垄断理论。这是最早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理论。经济学家海默在1960年发表的文章《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投资的研究》中，系统的阐述了该理论。由于现在的市场是不完全市场，即任何企业都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生产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市场份额，经营好的企业可以取得垄断地位，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海默在不完全市场的基础上提出，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主要有两种目的：一个是寻求最小风险最大收益；另一个是为了形成垄断优势。这种垄断优势来自各个方面，例如规模经济，，营销能力，生产工艺，市场份额等。垄断优势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可想而知，特别是这种跨国垄断，所以企业会为了形成垄断而进行跨国并购。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费农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一文中提出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与产品生命周期有关。文章提出，美国对外投资的竞争比较优势会随着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决定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间和流向。产品生命周期包括产品的引入期、产品成长期、产品成熟期以及产品的衰退期，产品所处的不同阶段，其对供给和需求，对资源和市场，以及生产技术有不同的要求，这样就对应着不同的对外投资模式，同时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所以相同的产品在各国的所处的生命周期也会不一样，这样也为跨国投资提供了机会。例如美国经济发展最快，当该产品在美国属于产品的成熟期时，美国就会进行标准化生产，降低成本和节约运输费用，同时该产品可能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处于产品的引入期或成长期，需要大量的投资，这样美国就可能在该国并购一家公司并对其进行投资，这样对美国公司而言，可以达到规模经济和节约成本的效果。

3、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麦克杜格尔在1960年提出了“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该模型在不断完善之后，成为用来分析资本在国际之间流动而引起利益分配的主要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边际生产力在国际上要达到一致就必须要使资本在国际之间进行流动，这样这样的横向流动，可以使各国的资本使用成本趋同，同时提高各国的资源利用率，促进各国的生产和发展。因此，这样的跨国并购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

对外投资的理论还包括市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等，都能很好的解释对外投资，本文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二）并购理论。

1、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是否进行企业并购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市场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价格机制被认为是“无形的手”，是进行资源配置最好的工具。但是企业时对市场价格机制的一种替代，企业的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都是企业内部的组织对市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企业进行并购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当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时，并购就产生了。

2、市场势力理论。市场势力理论认为企业进行并购就是为了提高市场的占有率，并购，特别是横向并购可以使竞争对手减少，提高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及市场控制力，实现规模经济，同时该理论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会扩大企业势力。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企业要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国外市场，提高市场份额，通过并购的确是最好最快的办法，在以前的学者研究中也证实了，在跨国并购中，扩大势力范围的并购比例很高。

3、协同效应理论。协同效应主要指营销与销售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和管理协同效应。即该理论认为并购可以达到1+1>2的效应，在并购前两个公司的水平可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通过并购将公司的潜力发挥出来。例如，一家企业知识生产衬衣，那么意味着冬天的时候企业的机器，厂房等都是闲置的，但是还是有折旧成本，如果通过并购一家生产羽绒服的企业。这样企业的设备就可以一年都运转，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这就是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也是并购的动因，并购后企业实力增强，在与银行借款时更有利于追求优惠的利率。

并购理论远不止这三个，还有残品供给理论，机会主义行为理论和风险分散理论等等。

（作者：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10级本科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企业管理）

参考文献：

[1]张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

[2]林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研究[D].中南大学.2010.

海外投资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垄断优势；政府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铜资源的供需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自2000年后，进口铜矿原料及精炼铜占中国精铜消费量的比重基本上在65％以上，平均对外依存度为67％，如图1所示。

中国是个铜资源相当匮乏的国家，铜矿储量占全球铜矿储量的5％左右。中国也是个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保障程度对中国实现工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铜是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在中国124个重要行业中，91％的行业与铜有关。中国铜消费量从1999年的155万吨上升至2008年的480多万吨，2001年以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铜消费大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将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铜资源的保障程度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影响日益显现。如何利用好国内外两种铜矿资源成为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并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铜企业到海外投资，但海外投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本文在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问题；结合投资理论及国外资源性企业投资经验，深入分析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不令人满意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改变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现状的对策。

二、相关理论回顾

外国直接投资者在母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经营企业，拥有管理控制权，获取持续利润的投资方式称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有：特定优势论、核心资产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内部化理论及比较优势论等。

海默(steph herbert hymer)指出：跨国公司凭借其特定优势，也即垄断优势，有效地与当地企业竞争，抵消诸多,不利因素，进而获取利润。

核心资产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只有独占核心资产，才能形成垄断优势，借助于垄断优势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才能在国外环境中战胜当地企业，求得生存和发展。

英国里丁大学的邓宁(john harry dunning)总结了以前的一些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后，创立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tr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提出了“三优势范式”，即通常所说的三项优势：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企业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它从事国际生产的方式，只有同时兼有这三大优势时，企业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内部化理论强调，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跨越国界的内部化组织，借助于协调企业内部贸易来协调企业的国际分工，以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代替外部的市场机制，从而克服中间产品市场不完全的影响。

比较优势论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由日本的小岛清教授提出的。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因此，他的这一理论也称“边际产业扩张论”。比较优势论否认垄断优势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认为企业比较优势的变迁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决定作用。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越好；第二，中小企业在制造业投资比大企业更具有优势；第三，该理论强调无论是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不需要有垄断市场。

三、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条件

1.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国际声誉和地位日益提高，为中国投资海外铜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态势，国际地位提高。从1995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9.15％，领先于世界5.98％、发达国家6.63％以及发展中国家3.84％的速度，而且自2003年开始中国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05年，我国gdp超过英国和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于世界第四，2007年，中国gdp仍位于世界第四，但已是位于世界第三位的德国的99.5％，比2005年提高19个百分点。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及众多自然灾害的情况下，2008年中国gdp仍高达30.07万亿人民币，比上年增长9％。

中国的外汇不断增加，从1993年的211.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为中国海外铜资源投资提供了外汇支持。见表1。

2.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外交与经贸关系

中国的海外铜资源投资需要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外交与经贸关系。中国铜企业比较容易进入与中国有着良好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比较容易进入与中国有着良好外交与经贸关系的国家。近年来，我国积极营造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签署的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的信任和相互裁军的两个协定，使得周边安全环境进一步改善；中国在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同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团结合作关系，改善和发展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四、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历史回顾

中国企业投资开发海外铜矿资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赞比亚政府将谦比希铜矿项目中标通知书授予中色建设集团。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内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情况如表2所示。

五、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主体及投资方式分析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分类方法把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分为两大类：绿地投资方式和跨国并购方式。

绿地投资，指直接在海外投资兴建基础设施，进行勘探、开发、运输、冶炼等业务。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投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海外铜矿资源，而且可以带动产品出口、劳务输出，但花费的时间一般比较长，风险也比较大。而对于铜资源国来说，由于可以解决资金、技术缺乏的问题，促进当地铜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持比较欢迎的态度。

跨国并购是指收购和合并两种不同的形式。它通过一定的支付手段，把另一国企业的整个资产或足以行使经营控制权的股份收买下来。这种方式能在较短时间里开始生产和经营，还可以便利地利用被收购企业之后的管理人员和市场销售渠道。采用并购的投资方式有利于节约有限的资金，达到与合作伙伴优势互补的目的；也有利于弥补跨国经营经验不足的缺陷，利用合资伙伴的经验和信誉，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明显受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关系到资源性企业跨国投资的成败。

从中国铜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历史来看，投资海外铜资源企业主要是中国有色集团、中国铝业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中铁集团、中国金川集团、江西铜业集团等几家国有企业。虽说厦门紫金铜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具有民营性质，但其“幕后老板”是紫金矿业、铜陵有色和厦门建发，分别持有45％、35％和20％的股份，其中，紫金矿业与铜陵有色均是国有控股企业。可以说，中国投资海外铜资源的主体均为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

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投资方式以并购投资为主，绿地投资较少。而且，在众多并购案例中，多以购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为主。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意识到投资海外铜资源的重要性，但中国铜企业在这近20年中海外扩张总体缓慢，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就是中国有色集团投资开发赞比亚谦比希铜矿及中冶集团投资开发阿富汗艾纳克铜矿，可这两项开发协议签署时间相隔整整10年。

六、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缓慢的原因分析

国家出于稳定铜资源供给、平衡国际收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企业对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等原因而鼓励铜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铜企业也因开拓国际市场、获取海外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等原因积极响应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并为海外投资做了充足的准备，但为何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如此之慢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全球铜资源分布集中。全球铜资源主要分布在智利、美国、秘鲁、墨西哥、加拿大等南、北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的铜资源储量占全球铜资源储量的59％左右(见表3)。而且，矿床类型多以斑岩型为主，勘探开发相对比较容易，也比较早。这些地区的勘探程度已经非常高，且铜矿资源基本上掌握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及资源所在国的大型矿业公司的手中，中国铜企业难以进入该地区进行绿地投资，因此，多是购买部分上市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

2.中国海外投资的铜企业具有政府背景。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现实中，西方大型跨国资源公司一般是私营企业，而中国对外进行投资的铜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控股的企业。国有企业被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及法制比较健全的拉美国家认定为受政府控制，许多正常商业行为被说成是执行政府意图，被认为是不公平竞争，而恰恰全球铜资源主要分布在这些国家和地区。2005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受阻；2002年中石油放弃竞拍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以及2009年中国铝业注资沉陷债务泥潭的澳洲矿产公司力拓集团195亿美元引起澳大利亚政坛千层浪，均与中国公司的国有性质有关。有实力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变成了他们海外投资经营的不利因素。

3.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晚。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进程中，与世界上其他铜资源消费国相比，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起步晚，1998年才正式跨出国门，投资海外铜资源。正因为如此，在国际激烈的资源争夺战中，中国铜企业跨国投资经验不足、海外投资人才缺乏等问题暴露无遗。

4.中国铜企业没有明显的垄断优势。在相关对外投资理论中，除小岛清教授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否认垄断优势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外，其他理论基本上都认为企业具有垄断优势是进行海外投资的必备条件之一。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以占有资源为导向的，不存在跨国投资的企业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也就是说，比较优势理论很难解释资源性企业对外投资的问题。

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来看，跨国投资的铜企业，尤其是进行绿地投资的铜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管理与技术水平、营销技能、跨国公司生产效率、规模经济和相对市场实力等。上述垄断优势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能够转让的优势和独占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二是无法转让的优势，即规模经济的优势。

与国外铜企业相比，中国铜企业最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具有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其次是具有一定的勘探与开发技术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铜矿成矿条件复杂，矿床类型多，企业形成了处理复杂成矿地质条件的勘探与开发技术。虽然如此，但全球铜矿以斑岩型铜矿为主，该类型铜矿占全球铜资源储量近60％的比例。勘探与开发斑岩型铜矿相对比较简单，从而使得中国铜企业具有的勘探与开发成矿条件复杂的铜矿技术的优势不明显。巨大的消费市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可以是中国铜企业的优势，也可以是劣势。凭借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铜企业可以采取市场换资源的方式进行海外投资并击败竞争对手。但反过来，中国正因为必须有足够的铜资源来满足巨大的消费，便容易受制于具有丰富铜资源的国家和企业。总的来看，中国铜企业具有的垄断优势不是非常明显。

七、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对策研究

为改变中国当前海外铜资源投资的现状，中国铜企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淡化国有企业的政府背景。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亦被称为“非公有制经济36条”)，为民间资本进入资源性行业提供了制度支持。中色集团、中铝、中冶集团、中国五矿、江铜、金川集团等国有大企业可以通过引进民营资本，组建民营资本占比比较大的合资企业来淡化企业的政府背景。具有民营资本参与的铜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相对比较适应市场化、私有化的西方国家制度安排，从而淡化政府背景。

2.实施人才战略，培养、储备跨国经营人才。中国铜企业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培养复合型的跨国经营人才，迅速改变目前中国铜业职工队伍中普遍存在的人才短缺的问题。培养人才，除选派一些年富力强、熟悉业务、懂管理且有外语基础的人到高校接受系统的培训外，更要重视选派人员到成功的跨国公司学习与锻炼，参与跨国经营的具体业务，从实践中培养才干，积累经验。

3.加快资源性企业的重组步伐。虽然中铝、中冶、中色、江铜等资源性企业在国内称得上是大型企业，但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基本上不具备投资海外铜资源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资源性企业只有加快重组步伐，尤其是加快具有资金、人才等优势的中央企业与具有技术等优势的地方企业的重组步伐，尽快组建具有规模经济、技术、人才、资金、生产成本等垄断优势的企业，才能真正与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竞争，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八、结论

本文对中国铜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现状、问题、原因及条件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变投资海外铜资源现状的对策，在此基础上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比较缓慢，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近20年的时间内仅有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海外投资。

2.中国铜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式多以购买上市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为主，而绿地投资较少。

3.中国具有实力投资海外铜资源的企业均为不容易受西方发达国家认可的国有控股企业，而容易被认可的民营企业又不具备同西方大企业竞争的人才、资金、技术、成本等优势。

4.与国外大型矿业公司相比，虽然中国铜企业因起步较晚而不具有明显的研发、管理、技术、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但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及巨大的外汇储备为中国铜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5.中国铜企业只有通过淡化政府背景、加强人才建设、加快重组步伐等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海外投资现状。

参考文献：

[1] steph herbert hymer. the inter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d] . mitpress, 1976.

[2] john harry dunning. the ecles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restatement and possible extensions [j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spring, 1988.

[3]任淮秀.投资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海外投资论文篇9

关键词：上海 东盟 投资 竞争优势 培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上海不仅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也是对外投资的主要地区。自从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署，中国和东盟双边提出要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上海明确地把东盟作为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近年来上海对东盟的投资已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时期。本文结合上海企业近年对东盟投资的成功经验，探讨上海如何进一步培育对东盟投资的竞争优势。

上海对东盟投资的特点

上海政府重视加强与东盟的经贸、投资合作，通过各种渠道，借助各种平台力促上海企业到东盟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从2003年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始，上海政府就组织上海企业参展博览会，特别是在2006年的第四届博览会上，上海作为博览会“魅力之城”活动中唯一代表中国的城市，借助博览会的平台成功地向东盟展示了上海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并促成了不少投资东盟的项目。

上海对东盟的投资涉及纺织服装、商业零售、食品加工、汽车配件、房地产、国际贸易、农业、矿业等众多领域，近年来尤其重视对东盟交通通讯、电力能源和海上运输业等基础设施开展大项目投资活动。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上海与越南的合作较多，例如上海市与越南胡志明市的地铁建设投资项目早在2006年就进行了谈判；上海企业还获得越南广宁电厂总额近9亿美元的一期、二期项目。

上海在对东盟的投资中，重视与广西、云南等毗邻东盟国家的省区进行密切合作，意欲借助这些省区的地理位置优势更便捷地进入东盟市场。如上海与广西东兴市打造进一步拓展东盟贸易市场的物流平台，推出国际物流园、边贸市场、东兴博览会会展中心、数码港基地、自由贸易区等13个核心建设项目。

在政府推动下较早进入东盟国家投资的国有企业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早在2001年就在泰国投资建设了中国工业城，其已经建成的棉纺厂、家用纺织品厂和柠檬酸厂，不仅在泰国市场上取得较好的盈利效果，而且其产品还进入欧美市场。

民营企业对东盟投资的意愿日益强烈，民营企业主要对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进行实体投资，开展跨国生产，以获得产品的竞争优势。典型的如上海东方希望集团及上海华辰之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开发区投资建立饲料厂，将当地廉价的土地资源、原材料和劳动力，与企业的设备、技术和管理有效地结合起来，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上海对东盟投资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在投资项目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提升，投资项目越来越多地得到东道国的肯定。上海对东盟的投资方式包括合作开发和加工资源、工程承包、绿地投资、跨国并购以及设立工业园区等，并且针对投资的不同产业，有选择地采用适宜的投资方式，以灵活性来保障投资项目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上海企业对外工程承包中已不再局限于分包商的角色，总承包项目越来越多，振华重工、上海电气、上海外经、上海城建、上海输变电工程公司、上海建工集团等分别获得多项境外大型工程的总承包资格。

上海对东盟投资存在的问题

上海企业对东盟服务业的投资项目偏少，与东盟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投资合作程度低。上海在东盟投资涉及服务业的项目仍然局限于传统服务业中的商业零售和贸易类项目，在能创造高附加值并大大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金融、咨询、软件开发、信息通讯等新兴服务业项目上，鲜有涉足。这种投资现状说明了上海对东盟的投资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还未充分意识到应该加强对新兴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在投资与合作中增强上海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上海中小企业对中国东盟双边经济合作尤其是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了解不够，存在信息不对称，从而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些政策、措施。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小企业到东盟国家投资方面早有优惠举措，例如2005年国家就设立了支持中国民营中小企业赴东盟投资50亿美元优惠贷款的基金支持项目，然而上海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对此了解甚少。

除了一些双边政府支持的大项目，上海对东盟的投资项目大多金额和规模偏小，投资项目之间缺乏联系，使得投资企业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此外，投资项目在带动国内相关产品出口、培养经营管理人才方面的作用薄弱。

上海对东盟投资竞争优势的培育

（一）加强政府引导且明确重点投资产业

东盟是上海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但目前还未能形成规模，问题主要在于上海企业投资的领域分布广泛，但重点产业不突出。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前往东盟投资的方向，主要是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延长产业链的投资。上海的很多工程建设企业（集团）拥有配套完整、技术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和相应技术，在国内和国外的工程承包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并且一些大型工程建设企业已经有了到东盟开展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合作的成功经验和良好口碑。

因此，上海企业应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寻求与东盟国家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大项目上的投资合作，这不仅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使企业能在东道国更复杂的投资环境中得到锻炼，有效培育企业的项目管理人才和跨国经营人才，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延长产业链的投资方面，上海可重点加强纺织服装、机电仪表、家用电器等成熟制造业对东盟的投资。通过这些产业可以带动国内上游产品向东盟国家的出口。此外，这些产品在东盟国家生产出来后，不仅可以开拓东盟市场，还可以开拓更广大的国际市场。

（二）政府为对外投资企业构建投资促进体系和服务机制

上海企业到东盟投资，除了企业要到东道国进行实地考察获取信息之外，政府应该为企业获取投资东道国的产业政策、投资鼓励政策、投资热点项目方面的相关信息提供权威的信息和交流的平台，以降低上海企业到东盟投资由于信息缺失而带来的风险。在企业项目的审批机制上，要革除多头审批的繁琐程序，尽快做到“一站式”审批，减轻企业的负担，使好的项目能够及时进入东道国投资。政府要重视对投资项目的监管，特别是要灵活运用监管手段甄别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的业绩好坏：对于绩效好的企业，可给予其更多的优惠待遇，如直接提供外汇贷款、降低信贷利率等，通过这些鼓励性的手段使经营绩效好的企业有更多的盈余资金，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动力和保障。政府还可以根据上海地方财政状况，提高对东盟投资企业在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鼓励程度，尤其对符合国家鼓励投资方向和有潜力的好项目要全力以赴支持，做到支持一个，成功一个。政府还应充分利用多双边经贸联系机制和磋商机制，宣传、推介上海企业，推动落实合作项目。此外，作为发展中地区，东盟国家的投资风险较大，上海政府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和上海地区投资保险机构的作用，为企业投资尽快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体系。

（三）企业应明确自身定位以适应东盟国家细化的市场需求

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和产业选择方面有着很好的逻辑，这些投资理论也突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获得成功，在选择合适的东道国和合适的产业、恰当的投资项目上是很重要的。与进入东盟国家投资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上海对东盟投资的企业在跨国经营和投资战略上经验不足。但是，上海企业在纺织服装、家电制造、机电仪表等制造业上的技术优势恰恰更适应东盟国家的小规模市场这一特定环境。东盟国家对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细化程度高，而且需求富于动态变化，这就更需要上海企业密切关注东盟国家市场不同的产品需求，明确自身的定位，着力发挥上海企业在加工制造业上的技术优势，在具有区位优势的东盟国家设厂投资，建立生产基地，开拓东盟的市场。

（四）企业投资应具有前瞻性以找准商机

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上海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东盟第二梯队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对它们的制造业投资有比较竞争优势；上海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东盟第三梯队的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对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农业、能源、资源、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商机广泛；对于经济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新加坡，上海可着重开展技术寻求型的投资，努力在新兴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上与新加坡达成一些有影响力的投资合作项目；对于富裕的文莱，上海服务型企业可以开发劳务输出型投资项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作为东盟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其在纺织服装、电力能源开发、港口设施建设乃至医药、医疗器械业上的投资机会都很多。上海企业在这些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并且中国对越南投资的项目已较多，中国企业在对越南投资的过程中已初步构筑起一个商业网络。因此，上海企业应尤其着重考察越南的投资机会，加大与越南在纺织服装、电力能源开发、港口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合作力度。

（五）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的合作投资以促进工业园投资形式发展

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企业的竞争力也是国内企业竞争力较强的，但是在开展与东盟的投资合作项目方面，与更早就进入东盟进行投资的云南、广西、四川的企业相比，上海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环境的适应性不强。此外，剖析近年来上海对东盟投资的企业结构，不难发现民营企业渐成投资的主力军，而其中有一半项目是外省市（主要是长三角省市）民营企业通过上海开展的对外投资项目。综合这两种情况分析，要培育上海对东盟投资的竞争优势，就要加强其与国内其他省区的投资合作。

从培养竞争优势的长远目标来看，上海应高度重视在东盟国家建设工业园的投资形式。工业园投资项目的资金耗费巨大，风险也更大，但投资项目一旦成功，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回报，也使企业在东道国的融资能力和再投资能力大大提高，为企业在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工业园项目的成功可以延长投资的产业链，为更多缺乏独立投资能力又有投资意向的企业提供一个进入东盟市场的基地，构筑上海企业在东盟投资的整体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海外投资论文篇10

关键词：零售企业国际化；政府承担；政策保障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11-0114-06

一、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零售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趋势已不可避免，寻求以海外市场为目标 的国际化经营，已成为我国零售企业造就规模经济、实现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零售业面临两项基本任务：一是如何在国内与外资零售企业竞争，构建中国民族零售商业的竞争力；二是如何积极地投入国际化进程中，开展国际化经营。后者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以海外市场为目标的国际化经营已成为未来零售企业造就有效规模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以天客隆、北京华联、上海新天地、国美和苏宁等为代表的大型零售企业，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已经率先启动了向亚洲、欧洲等国际市场进军的步伐。未来，也将会有更多的中国零售企业投入到全球范围内的零售国际化进程中。

但是，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我国企业的国际化道路并不顺利，他们或者由于跨国发展经验的缺乏而畏手畏脚、止步不前，或者受到国际大型零售商的排挤而夭折于海外，我国零售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迫切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撑。而从我国目前的零售国际化理论研究情况看，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非常大的差距。而目前我国零售国际化领域的许多理论还不完善，与西方发展发达国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相关理论的探索并产生了零售国际化问题的许多重要成果，这些研究都为日后大型跨国零售商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而反观我国国内，零售国际化问题还没有引起相关重视，关于零售国际化问题的理论探索还非常薄弱，大部分学者们的研究较为零散，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对于我国零售企业国际化政策保障体系的研究，相关理论还非常少见，这就使得我国零售企业的国际化道路缺乏理论指导和应有的政策保证。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零售企业的海外发展进程，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组织的扶持对国际化经营十分重要，建立科学、完善的政府政策支持体系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根本保障。

近几年，尽管我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投资保险、融资税收、外汇和信贷等相关政策的制定，并且初步形成了包括管理体制、法律体系和支持服务措施等在内的零售国际化政策体系，这使得我国零售企业的国际化投资经营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与零售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实践要求相比，现有政策体系中的零售国际化的服务支持体系、管理体制和保障制度等依然相对滞后, 难以满足企业国际化经营迅速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建立科学、完善的对外投资政策体系，为我国零售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政策引导和服务支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零售企业并鼓励他们走出国门，已经势在必行。对未来更多的中国零售企业投入到全球范围内的零售国际化进程来说，这也是具有前瞻性的政府举措。

本文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重点强调政府政策承担的双重导向作用，结合我国零售国际化政策现状和零售企业海外经营的特征，提出了综合性的零售国际化政策保障体系框架，并就完善这一体系详细阐述了政策建议和优化策略。

二、主要概念的界定

（一）零售国际化的界定

对于零售国际化的定义，西方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Dawson与Alexander的定义。Dawson将零售国际化定义为由某个独立的公司开展的跨越国界的店铺经营或零售流通的其他活动。他指出，零售国际化的过程不仅仅是海外开店，还包括其他一些国际化活动。他归纳了零售商国际化活动的范围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通过店铺向其他国家销售产品，通常也包括在出动中；二是从其他国家采购商品用于再销售；这类活动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近年来，其活动范围正逐渐扩大；三是管理思想以及经理人员的国际化，管理思想国际化是零售专业技能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对国际化活动有着深远影响［1］。Alexander认为，尽管跨国零售商应该注意国界概念，但是更应该从零售的视角来观察国界，注意在同一国界内部存在的文化差别，以及不同国界范围内的文化相似性。据此，他将零售国际化定义为：通过超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零售结构界限，而实现的零售知识的跨国转移行为［2］。

理解“零售国际化”这一概念，关键是要区分国际化的行为主体是零售企业、零售业务还是零售行为，即区分零售国际化指的是零售企业国际化、零售业务国际化还是零售行为国际化。以上两位学者定义的零售国际化，实质上也就是零售企业的国际化。本文的零售国际化也是指零售企业的国际化。

（二）零售国际化政策保障的界定

我们认为，零售国际化政策保障是指在鼓励我国零售企业积极开展零售国际化经营的导向下，以一定程度的零售国际化促进为标准，由政府和相关机构制定的，用来规范和引导零售企业国际化行为的扶持政策和约束性法规。我国政策保障体系的设定具备双重导向作用，其设定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零售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发展角度，通过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实现企业对经济资源的最优整合和配置，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鼓励企业做强做大，为参与国际化竞争做好国内储备；二是基于零售企业在国外的投资经营角度，通过政策的制定保护企业在东道国的利益，降低海外投资风险，为企业海外经营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援助，以鼓励我国具有国际零售市场驾驭能力的大型零售企业积极进行海外直接投资。

三、我国零售国际化政策的现状与问题

（一）缺乏对WTO框架下不同海外市场商业法律的系统研究

尽管很多国家已经加入WTO多年，但是出于保护国内产品、市场和贸易的考虑，这些国家还是会以变通的形式设置市场准入壁垒，来限制外资的自由进入。针对零售行业的政策法规也日益严格，甚至有些苛刻，比如多数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法、反倾销法、合资合作法和投资法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我国零售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另外，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政局不稳定、价格规制、市场垄断、外汇管制、贸易壁垒、国有化倾向等也会给我国零售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风险。

进一步来说，对零售企业具体经营活动的规范，则是由不同国家的商业法律来完成的。例如，有的国家对零售商每年的产品推广活动有严格的次数限制，而有的国家对以降价为核心内容的产品促销活动有严格的规定，对不同零售业态的经营也有详细的规制。对于在国内动辄就滥用价格战的中国零售企业来说，如果不了解这些法律限制，在海外的经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表6-1便列举了多个国家对于零售商营业时间的不同限制。

表1不同国家对零售商营业时间的法律限制

国 家法律规定内容

德国零售商店在普通工作日可以一直营业到晚上8点钟，但是星期六只能营业到下午4点钟，而且除了面包房外，其他零售商不能在星期天营业

日本大型零售商店可以营业到晚上8点钟，但是每年至少需要歇业20天作为假期

意大利如果零售商可以确保星期天歇业，那么每个星期可以营业44个小时

澳大利亚各州商店的营业时间限定是各不相同的

英国星期天是可以销售黄色刊物的，但是为婴儿购买食物却是非法的

挪威禁止所有的星期天零售行为，除非是面积小于150平方米的汽车加油站、面积小于100平方米的食品商店和一定数量的流动货摊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

对于在那些法律和法规不同的国家进行市场开发的零售企业而言，必须要熟练掌握东道国的商业法律，然后才能自由作出决策。即使在同一个国家范围内，零售企业也要受到不同层次的商业法律的规范(如图1所示)。商业法律和道德对于跨国零售商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让跨国零售商在东道国受挫，也会为其提供很多发展机遇。例如，美国的堪萨斯市的法律规定禁止向儿童销售玩具手枪，但是却没有禁止销售猎枪。由此可见，商业法律究竟是机会还是威胁，还是取决于跨国零售商对当地法律的掌握程度。

图1 美国对零售商的法律和道德限制

以上WTO框架下的法律限定对我国零售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和限制。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机构和部门来做系统研究，尤其是没有形成分国家、分区域的商业法律规定的知识储备库。眼下，都是各企业独立为战，这种重复分散的研究状况，既增加了企业成本，又不能保证最大范围内的精确研究。天客隆在俄罗斯的失败，就印证了这一点。而随着我国更多的零售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对WTO框架的深度解析就会显得更加紧迫，也更有意义。尤其是当我国零售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后，在当地开展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各国的商业法律规定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从我国零售企业目前国际化发展的范围和能力来看，由其来完成对多国商业法律的系统研究显然是低效和受限的，而成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海外投资服务机构则是更加可行的。

（二）我国零售企业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

1999年8月，天客隆第一家连锁超市在莫斯科开业，标志着我国零售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开始。随后苏宁电器、国美电器、北京华联、上海联华、上海新天地等都相继进入海外市场，开始了中国零售国际化的探索。毋庸置疑，我国零售业的国际化经营实践依然处于初级阶段，零售企业的海外投资信心、规模、数量和能力等尚不能同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相提并论，有关零售国际化的法律体系建设较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远，海外投资法律法规在某些领域还是一片空白。

当前有关我国零售国际化法律体系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少对零售业海外投资的统一立法。自1999年至今，我国尚未出台一部完整的、高层次的、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我国国情的《零售业海外投资法》，更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零售业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第二，立法层次和法律效力不高，而且各部门规章之间有冲突。目前，我国主要是通过国务院下属的几个部委制定的一些分散和独立的行政法规和部门章程来指导零售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约束其海外投资行为。由于我国没有专门适用于零售业海外投资经营的统一立法，而零售企业对外投资又处于多头管理状态中，各项法律法规也分别由不同的政府管理部门来制定和。这种行政法规取代统一立法的做法，必然会因各部门管理权限、视角局限和行权动机的差异而使得政策法规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法律法规的冲突，也必然会造成未来零售企业跨国投资的混乱无序。

第三，零售业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零售业海外投资法律体系涉及海外投资经营的很多方面，包括产业政策支持、项目的审批监管、投资保险、金融工具、外汇管理、税收政策和信息援助等。我国目前的零售国际化法律体系还不健全，个别领域尚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尤其是在零售业海外投资保险和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最为突出。从国际上来看，很多国家已经构建了“以《零售业海外投资法》为基本法，以《零售业海外投资监管法》、《零售业海外投资保险法》、《零售业海外投资产业法》、《零售业海外投资税收法》、《零售业海外投资银行法》、《零售业海外投资外汇法》等单行法为子系统的零售业国际化法律体系［2］”，我国零售业海外投资立法可以结合我国零售业海外投资实践的特点，借鉴其他国家立法模式的经验，最终形成我国的零售业国际化法律体系，以达到与国际接轨的效果。

（三）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小，国内融资渠道不畅

零售国际化的金融政策是指为了降低零售业海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融资成本，为其投资经营开拓新的融资渠道，帮助其防范投资风险等而制定的金融政策。目前，融资渠道不畅、融资成本高是影响我国零售企业国际化融资的主要问题。在我国的海外投资企业中，除了享有国家信贷专项资金支持的一部分企业外，多数企业可以利用的融资渠道都非常有限。不要说一般的零售企业，即使是大型的零售企业，其主要的资金来源也是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的利率较高，而且按照国家规定，海外投资企业在贷款时要被强制进行出口信贷投保，而保险的费率也是偏高的，这样就又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小、融资渠道有限、融资成本偏高，都会导致我国零售企业在在国际投资竞标中缺乏竞争力。

根据我国商务部2004年颁布的《境外投资发展规划》的规定，对于国家指定的特定海外投资项目，享有国家信贷专项资金的支持，该专项资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每年按计划负责发放，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优惠。这些项目包括国内资源不足的境外资源开发项目，能为国内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的境外项目等，这些项目基本不涉及我国零售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而且，由于海外投资信贷规模有限，申请信贷的程序繁琐，耗费时间长，这对于行业地位不高、规模一般的零售业企业来说，通过该渠道申请融资非常困难。

事实上，由于我国企业可以利用的融资渠道较少，专门面向零售企业的就更少；再加上零售企业资信等级一般较低，信贷担保受限，一般很难申请到银行贷款，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我积累，这就严重制约了零售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拓宽融资渠道，除了现有的银行贷款和国家专项资金贷款支持之外，还可以考虑成立零售业海外投资贷款基金会或者专门的金融机构，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下吸取专项资金为零售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提供风险资本，为海外经营效益好的企业提供长期贷款。

（四）信息咨询不到位，企业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为方便海外投资企业及时了解东道国的经济状况、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支持状况等，快速准确地进行投资决策，许多国家会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搜集相关信息，为驻外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通常情况下这些信息的来源包括国家驻外使馆、驻外商会、政府部门专设的驻外信息部门、国际商务洽谈会等。有些国家还针对有经营实力、有海外投资意向的企业建立了准海外投资企业数据库，定期为这些企业提供海外市场信息。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海外投资信息服务机构，该项工作由政府其他部门代为执行。其获取海外投资信息的方式主要是依靠驻外使馆、商会及驻外企业等撰写的年度报告和不定期报告。驻外使馆搜集所驻国的经济状况、行业发展状况、法律法规等商务信息，反映到中央有关部门，中央有关部门对信息进行处理和筛选后，再由上至下传递给地方相关部门，继而再由地方传递给当地企业。由于没有特定的部门对信息进行专业管理，导致信息搜集工作流于形式，信息覆盖面少且较分散，只涉及部分与我国经济发展利益密切相关的特定行业和国家的信息状况。另外，由于缺乏对信息的系统分析和整理，导致让零售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可以借鉴的有价值的投资信息非常有限。而且，这种信息传递的渠道是单向和封闭的，经由层级较多，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不断被加工和筛选，难以避免信息传递的滞后和失真。由此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零售业的对外投资信息咨询服务工作处于较低水平，无论是获取信息的方式、信息传递的渠道，还是信息的质量都有待提高。

除此之外，国家为零售业海外直接投资提供的其他支持和服务工作也有待完善。例如，政府对企业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投资前调查研究、海外投资经营人才和技术人才培训等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使我国零售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经营时容易陷入信息、资金、人才和技术短缺的困境。

（五）外汇管制有所放宽，但融资担保依然限制过严

近年来，为了适应和鼓励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和对外投资的需要，国家逐步放宽了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外汇管制，取消了多项限制性规定，这对零售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也是有利的。例如，外汇管理局先后取消了关于境外投资购汇额度、境外投资风险审查以及汇回利润保证金等的制度限制，又增加了关于“跨国零售企业可以将在海外经营产生的利润直接用于海外的追加投资”和“可以采取国内外汇贷款和通过购汇等方式对外投资”的鼓励性政策规定。2010年6月，外汇管理局又下发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部分资本外汇业务审批权限的通知》，文中提出多项简化外汇审批的具体措施，同时也下放了外汇审批权限。

但是，有关零售企业的海外投资融资担保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国家规定，未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境内股东不能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同时还对国内母公司给予海外子公司的贷款担保额度规定了严格的数量限制。这种规定严重制约了股东及母公司的担保权限。尽管按照政策的规定，在外汇管理部门的批准下，国内股东依然可以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但是办理融资担保手续需要经由多个部门，审批程序繁琐，花费时间较长，几乎难以实现。融资担保限制过严极大地削弱了海外投资企业的融资能力。

（六）行政审批程序趋于合理，但投资监管机制有待完善

海外投资行政审批是国家对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管制的主要方式之一。零售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需要按照投资规模分级报经国家相关部门进行行政审批，经审核批准后，方可进行海外经营。涉及行政审批的部门包括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各省级、市级商务主管部门等。以往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经营,需要经过多个部门审批，比如投资规模超过100美元的零售企业需要经由五个部门审核，100美元以下的也至少要经过三个部门审批。由于审批程序繁琐，耗费时间长，往往贻误企业对外投资的最佳时机。

近几年，为了适应我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和对外投资的需要，国家逐步放宽了对外投资的审批管制，行政审批程序趋于合理。2009年3月，国家商务部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商务部除了保留对投资规模在一亿美元以上及特定国别重大、敏感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之外，其余80%该数据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颁布之前一年即08年核准投资申请数目计算得来。

的权限都下放至企业所在省的商务部门，同时还简化了审批程序和企业申报材料，缩短了申报所需时间。除此之外，在国家最近一次颁布的相关规定，即在2010年6月外汇管理局下发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部分资本文外汇业务审批权限的通知》中，又下放了多项审批权限，提出多项具体的简化审批措施。

但是由于我国目前涉及对外投资监管的部门较多，多头管理现象依然严重，审批环节依然过多。除此之外，重审批轻监管的问题也依然存在，大多零售企业通过行政审批之后，少有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企业经营的后续管理工作，企业几乎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笔者认为，这种状况是不利于零售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长期发展的，而导致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当前我国海外投资审批与监管部门的分离，要从根本上解决审批及管理问题，应该优化我国零售企业监管机构设置。

（七）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健全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指资本输出国政府为保护和鼓励海外投资，向本国符合特定条件的私人海外投资者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的法律保障。［3］”所谓政治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现行社会政治状况及法律政策发展趋向的不确定性给海外投资者带来的风险［4］”；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由于东道国未来政治环境变化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的不确定性；二是由于东道国未来社会状况的变化、政府政策的变化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利益的不确定性。零售业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同一般意义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一样，只涉及政治风险，如征用险、战争险和外汇险征用险是指因东道国政府当局的国有化、没收、征用或蚕食式征收等行为给投资者直接造成损失的风险。战争险是指在保险期间内投保人在东道国的投资财产由于当地发生战争、革命、内乱、暴动等遭受损失的风险。外汇险是指投资者无法将投资原本、利润及其他正当合法收益自由兑换成外汇汇回本国的风险。等，不包括一般的商业风险。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零售企业国际化政策保障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投资保险制度能够帮助海外投资的零售企业规避风险，鼓励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施了对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例如日本不仅建立了投资保险制度，还建立了对外直接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以及对外投资调查费用补贴制度，鼓励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由于海外投资保险业务风险大，经营成本高，因此该业务一般都是由政府部门经营的。

目前，我国零售业的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负责。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运行程序是：首先由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申请保险；如果海外投资的企业在东道国遭受相关政治风险导致损失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要预先给受损企业支付补偿款项；同时，信用保险公司也就取得了代位求偿权，然后信用保险公司再根据与海外企业所在东道国签订的协议向东道国提出索赔要求，当然这种情况下的东道国是只限于与中国签订海外投资保险协议的国家。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起步较晚，虽然目前与我国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已经达到130家，但是协议涉及的保险业务主要侧重于引进外资及进出口贸易，而对零售业的保险业务基本没有。另外，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所提供的业务主要和进出口保险有关，承保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业务非常有限。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不健全加大了零售企业国际化投资风险的成本。因此，建立科学、完善、符合我国零售业实际状况的零售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零售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已是迫在眉睫。

三、零售国际化背景下政府承担的双重导向作用

1985年，美国经济学家布兰德(J.A.Brander)、斯潘瑟(B.J.Spencer)等以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和规模经济理论为前提，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政府适度干预对企业成长和产业发展的作用。该理论认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的，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市场不能自发达到最优状态，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性补贴或关税保护等为本国厂商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进而转移垄断利润，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根据该理论的观点，国家通过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无损国家经济利益，反而还能提高自身福利水平。战略性贸易理论基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强调了适度的政府干预对产业发展的战略作用，该观点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

历史上曾有国家对零售产业实施战略保护，例如二战后日本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但面对国际社会开放市场的压力又不得不开放零售市场，于是日本采取了逐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日本通过政府对零售业市场开放过程的干预，为本国零售业的国际化发展争取了时间，也使得企业在本国开放过程中的市场竞争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我国目前的零售国际化背景与二战后的日本有相似之处，一方面是必须要履行承诺，全面开放零售市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本国零售市场的过度竞争以及外资对国内零售市场份额的蚕食。而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目前的国内零售企业是整体低效率的，同质化现象很严重，更关键的是行业进入壁垒很低，这些因素也导致了国内零售行业的低利润。而这十分不利于国内零售企业通过完成国内的原始积累而发展壮大，进而实施主动的零售国际化。所以说，鼓励我国大型零售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保障研究的前提是我国政府在国内对零售行业的政策干预，要基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借鉴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通过适度干预，支持和保护国内零售企业的成长。2011年1月，沃尔玛和家乐福的“价格欺诈”事件，不仅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更是对我国政府监管的挑战。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消费者自身的维权，更是我国政府对外资零售企业的主动监管。另外，我国政府还要通过政策干预和引导，鼓励国内零售企业跨区域经营，通过兼并重组实现零售业的规模化、集团化和组织化，为我国零售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从我国零售业在内外两个市场发展的全局来看，政府无疑具有双重导向的作用。

根据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特点，建立零售国际化政策体系应着重考虑以下三点：第一，对于国内零售市场，要防止外资零售企业对国内市场垄断的发展趋势。政府要通过调控机制保持外资与内资在竞争与规模经济之间的均衡，限制和消除因为外资零售企业的疯狂扩张而引起的行业垄断，这也是保持我国零售安全的需要。第二，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通过为零售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和服务，如为企业提供人才培训、信息咨询和技术支持等，缩短我国零售企业同跨国零售商的差距，努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零售企业。第三，通过完善零售业海外投资的审批监管体系（包括行政审批制度、外汇管理制度）、零售国际化法律保障体系（包括零售国际化法律法规、零售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双边多边投资保障制度）、零售国际化服务支持体系（包括税收扶持政策、多渠道的融资体系、公共信息服务制度）等，制定符合WTO基本精神的零售国际化政策，规范零售业海外投资行为，维护零售企业在东道国的正当利益，降低海外投资风险，以正确鼓励和引导我国零售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

四、零售国际化政策保障的体系框架

关于国内零售企业国际化的保障政策，我们认为，只要不违反WTO有关原则及其他国际法律的基本精神，充分利用规则的弹性，适度保护和有力促进我国零售企业国际化是很有必要的。基于该原则，拟定零售国际化政策保障体系如图1所示。

该政策体系由三部分构成，零售国际化核准监管政策、零售国际化法律保障政策和零售国际化服务支持政策。其中，核准监管政策包括行政审批和外汇管制，该政策体现了政府的管制作用，涉及投资前的资格审查、投资资金来源审查及对资金流动的监管；法律保障政策包括海外投资法律法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及双边多边保险协议，这部分体现了我国零售国际化的法律制度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约束及对其在东道国利益的保护；服务支持政策包括国家税收扶持政策、公共信息服务、融资政策和融资渠道等，其中公共信息涉及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商业道德法律规定、政治稳定状况及产业支持状况等，通过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使企业充分了解外部投资环境，为投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这三个部分涉及零售企业海外投资整个过程，体现了对零售海外投资企业的行为管制、权益保障和服务支持；同时一改以往政策体系重审批、轻监管、缺服务的局面，强化了政府的监管和服务职能。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零售国际化政策体系。

五、零售企业国际化政策保障的优化建议

（一）提高海外投资管理效率，完善零售国际化监管制度

1.单独设立海外投资监管机构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零售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工作，避免多头监管，提高海外投资管理效率，首先应完善我国零售企业对外投资的监管机制。基本思路是，将原来的多部门审批监管改为单一的部门，设立独立的海外直接投资监管机构，该监管机构下设零售服务业海外投资监管部门，可称为零售服务业海外投资监管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负责零售服务业对外投资的行政审批和战略、方针、政策的制定；负责协调相关海外投资管理部门对零售企业海外投资的管理工作，如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及我国驻外使馆和商会等；同时还要负责为零售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海外技术援助，通过定期分析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商业道德法律规定、行业支持政策和政治稳定状况等信息，识别零售业国际市场区位优势，发挥政府服务职能，对我国零售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引导和协调。

我国零售业海外投资的实践表明，只有统一审批标准，简化审批程序，才能消除行政审批对海外投资的干预。因此，除了设立单独的海外投资监管机构外，还应借此改革审批机制，进一步优化审批程序。基本思路是：设定投资规模限额，对于投资规模较小的零售企业（如150万美元以下），只要该企业不涉及我国限制投资的敏感行业及敏感区域，可以直接进行登记备案；对于投资规模超过限额规定的零售企业，交由零售服务业海外投资监管委员进行核准审批。同时，简化海外投资审批程序，精简审批项目，提高审批效率，积极推进零售企业海外投资便利化。

2.改革外汇管制机制，完善外汇市场管理

我国海外投资政策最初制定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限制海外投资规模，因此国家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外汇管制一直较为严格。尽管近几年国家政策有所放宽，但是依然不能满足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要求。为完善我国零售企业海外投资外汇管制，促进零售企业国际化发展，应推进外汇制度实用化、便利化，满足企业使用外汇的合理需求，继续简化外汇审批手续。首先，应加大各省及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对海外投资汇购的审批权，对于已经获得批准的海外投资经营企业，如果其资金来源合法，应直接允许向地方外汇管理局申请购汇。其次，降低购汇额度限制，针对我国零售业海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具体情况，对我国零售企业海外购汇采取事前审批与事后备案相结合的外汇管理制度。例如，对于投资规模较小的零售企业可以给予一定限额内(如80万美元)的投资自，日常外汇额度低于80万美元的业务实行事后备案即可；对规模较大的零售企业实施购汇审批模式。除此之外，应放宽对海外直接投资零售企业的前期费用汇出管理，对于已经获取批准的海外投资经营的企业，一定限额内(如30万美元)的前期费用在企业说明来源和用途后应直接准予汇出。

（二）以立法为基础,合理利用投资协议,健全零售国际化法律保障制度

1.建立完整的零售领域海外投资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零售企业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缺少对零售业海外投资的统一立法。从1999年至今，我国尚未出台一部完整的、高层次的、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我国国情的《零售业海外投资法》，更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零售业对外投资法律体系，个别领域尚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基于这种情况，应着力于建立一套完整的零售业海外投资法律体系。在立法层面，笔者认为，在不违背国际法律惯例和我国其他经济法律体系的基础上，第一，应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海外投资法》，作为规范海外投资的法律准则。在这部法律中，应对一些基本的、原则性的海外投资规定做出说明，比如海外投资的主体、投资的目标、投资的形式、外汇管制方式、资金融通制度、监管和审批制度等。也就是说，《海外投资法》对我国零售业海外投资作出方向性的、原则性的限定，该法具有零售业海外投资领域 “宪法”的意义。第二，在拥有了“宪法”这样的根本法的前提下，立法部门应该针对零售业海外投资自身的特点，充分借鉴其他法制发达国家立法模式的优点，制定《零售业海外投资法》，将该法作为零售业海外投资的基本法。第三，在上述两部法律都出台的前提下，根据零售业海外投资的业务划分，分别制定诸如《零售业反垄断法》、《零售业海外投资保险法》、《零售业海外投资税收征管法》、《零售业海外投资外汇管制法》、《零售业海外投资商业银行法》和《零售业海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等单项法，用于规范零售业海外投资的具体行为。

在上述的各个法律都制定出来之后，我国的零售业海外投资将会形成一套以《海外投资法》为“宪法”，以《零售业海外投资法》为基本法，以《零售业海外投资保险法》、《零售业海外投资税收征管法》等为单项法的完整法律体系。这套法律体系的最终建立，将改变我国零售企业海外投资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

2.加大零售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建设

随着我国零售企业境外投资规模和数量的增加，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也会逐渐增加，这种情况下，就非常有必要建立和完善零售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具体而言，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实施风险预测制度，加大风险基金投入规模。首先，应建立科学的风险预测制度，相关部门可以委托高校、国际业务中介机构、专家等对投资目的地国家风险状况进行定期考察和科学评估，并撰写年度或不定期的零售业海外投资风险预测报告，为零售企业海外投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其次，由于海外投资涉及资金额度高，风险系数大，在投资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来自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应加大零售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基金投入规模，扩大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和保险金额，同时引导企业对相关保险项目进行强制投保，增加保险业务的覆盖范围，降低投资风险。

第二，实施以双边为主、单边为辅的零售业混合投资保险制度。实施保险制度是转移零售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一个重要方法。世界现行的零售企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有三种模式，分别是双边投资保险制度、单边投资保险制度和混合投资保险制度［3］。三种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双边投资保险制度以投资国与被投资国双方的投资协定为前提,零售海外投资企业只有向与本国签订协议的国家投资,才能申请风险保护，投资国在双边协定中享有代位求偿权。而单边投资保险制度则不受本国政府同被投资国政府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限制，只依据国内法，就可以对海外投资承保。在实施混合投资保险制度的国家，企业可以申请的投资保护的国家，既可以是与本国签订保护协议的国家，也可以是其他的法律环境适合开展投资业务的国家。

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177家，但是直到2010年，我国才与130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这意味着如果仅仅采用双边投资保险模式的话，在其他至少47个国家的外资企业将会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因此，我们认为，我国零售企业应该实施以双边为主，单边为辅的混合投资保险模式。这种模式既可以保证对投资风险的防范，又可以增大企业获得保护的国家范围，在保护企业的同时，也允许和鼓励了更多的企业向更广泛的地域范围投资。

第三，将零售业海外投资保护工作纳入国际保护体系中。双边和多边投资保险制度以对外投资国与其他的投资接受国家及区域，共同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为前提。目前中国已与130个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但这些协议所涉及的大多是外资引进及出口贸易的相关规定，而针对行业的协议内容则很少，且签订的国家多集中于发达国家，而我国零售企业未来的海外投资市场中还会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因此，为了降低我国零售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我国政府应扩大签订区域范围，积极参与各种跨国投资保护协定，包括双边保护协定和国际、区域性组织的多边投资保护协定，将我国零售业海外投资保护工作纳入国际保护体系之中。

除此之外，还应该积极完善我国法律范畴内的零售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制定《零售企业海外投资保险法》，对海外投资的承保机构、承保范围、承保对象及损失补偿办法和补偿额度作出相应规定。

（三）拓宽融资渠道，加大税收优惠，建立零售国际化服务体系

1.提供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提高零售企业融资能力

在制定金融支持政策方面，应考虑以下几点：

目前，融资渠道不畅、融资成本高是我国零售企业国际化融资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可以利用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申请贷款的难度大、成本高等。为了有效缓解零售企业海外经营的资金来源问题，金融支持政策应重点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应积极拓宽零售企业的融资渠道。目前，可以考虑开发以下的融资渠道：首先，设立对外投资基金会，该基金会用于支持和鼓励符合我国总体对外投资战略规划的零售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其次，重视商业银行的作用，积极鼓励零售企业同商业银行的合作。对此，国家应出面向商业银行的海外贷款项目提供保险服务，解除其后顾之忧；然后，加大国家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投入，扩展优惠贷款的覆盖范围，对零售业实施优惠贷款制度，允许零售业以优惠利率获取贷款，降低融资成本；最后，允许我国金融机构驻外分行向我国海外零售企业发放贷款,同时支持有条件的零售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在资本市场上市筹集资金。

第二，逐步放宽我国驻外零售企业筹集贷款条件限制。我国外汇局应该根据国内外金融形势，适度降低跨国零售企业境外放款的准入门槛。允许有较强资金实力的母公司在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办理境外投资手续，将公司的闲置资金以股东贷款形式或者其他形式融通给我国境外的零售企业，以减轻境外零售企业的融资压力。根据以往的贷款过境办理出现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境外投资手续的办理应符合便利、安全、实用的原则，涉及程序不应过多，审批时间不宜过长。

2.加大对零售业的财税政策扶持

合理的财税支持政策对于鼓励零售业海外投资具有重要的意义。税收是影响企业投资收益的直接因素之一，税重则利少，税轻则利多。因此国家的税收政策可能成为零售企业海外投资的鼓励因素，也可能成为障碍因素。我国目前对零售业海外投资的财税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政府补助、财政贴息及税收减征、免征等。即对大型零售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前期费用给予政策性补助；对零售企业从我国境内银行申请的中长期贷款给予财政贴息；零售企业在与我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投资经营的，所纳税款给予抵免；对于在东道国遇到不可抗力风险而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视具体情况对境外所得实施税赋减征或免征。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优惠方式单一，优惠力度也较小，没有体现出对零售企业海外进入模式及投资地区上的政策引导，这种常规的税收优惠方式对零售企业海外投资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为鼓励零售企业海外投资，我国应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英国政府曾规定，对本国企业源于国外的投资收入减征25%的所得税；法国曾对某些行业直接给予税收减免；德国也曾规定对本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所得免征12―18年的增值税优惠等。在我国零售企业还处于国际化经营的初期阶段时，应积极借鉴国外的经验，增大零售企业海外投资税收优惠力度，以达到鼓励和示范的作用；同时还应考虑采用目前国际上惯用的其他优惠政策，如设立亏损准备金、加速折旧和延期纳税等。

3.为零售企业提供信息咨询、人才培养和技术援助

为了加大对零售业的扶持力度，方便国际化投资的零售企业及时了解东道国的经济状况、商业道德和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支持状况，解决经营中可能遇到的经济、技术和政治风险等问题，我国应成立专门的零售企业海外投资服务机构。该机构负责为零售企业海外经营提供信息咨询、技术援助和人才培养等工作。首先，通过驻外使馆、海外商会、海外华人组织和已在海外经营的企业等途径，搜集商业信息，建立完整、系统的零售企业投资信息数据库。所搜集的信息要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境外区域投资环境、反映企业在东道国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政治、文化和技术等壁垒，来为企业提供优质的咨询服务。其次，该机构还应负责针对我国零售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中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如风险评估、法律咨询和技术难题等，协调海外使馆、商会等相关机构对其给予援助。再次，该机构还应为有经营实力和境外投资意向的零售企业建立准海外投资企业数据库，定期为他们提供投资信息咨询；还应该为有计划进行海外投资的零售企业提供系统、有效果的海外考察机会。最后，应加强零售企业的涉外人才培养和技术援助，如通过外派学习、境外考察、技术培训和建立人才国际化交流平台等方式，提高零售企业管理人员的技术应用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突出培养文化移情能力、应变能力和善于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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