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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贸易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26 14:06:11

海外贸易论文

海外贸易论文篇1

（一）朝贡贸易的管理

唐政府不仅与其周边诸少数族政权之间存有朝贡贸易，与海外诸国之间也存有朝贡贸易，同样在政权关系的政治色彩的光环下，进行着实际上的物与物的商品交换。史料表明，在朝贡使的礼仪接待和贡物的回赠酬答方面，唐政府对海外诸国也实行着与对周边诸蕃相同的制度和规定。《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赞语称唐对朝贡使“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1]就对朝贡物品的酬答而言，唐政府也有着一套较为细致的制度，其详见前文民族贸易的管理部分，兹不赘述。

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在朝贡使团入京觐见人数的控制上，唐政府对海外诸国使团的限制，要比对周边诸蕃使团的限制严格得多。《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鸿胪寺》载云：“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由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规定由陆路而来的海外诸国朝贡使团，入境时边地政府部门要将其使团人数的一半留于边境安置，只准许另一半人员随同使者入京觐见；对由海路经广州入境的，则只准许使者及随从二人入京觐见，对海外诸国朝贡使团的入京人数有着明文限制。而周边诸蕃朝贡使团虽有时因过于宠大要由边地政府部门留其一部分人员于边境外，对其使团入京觐见人数，唐政府并无制度上的明确规定。对海外诸国朝贡使团入京人数的严格控制，反映的应是唐政府对国家安全更为谨慎的考虑。

唐政府对非经广州而由其他沿海口岸入境的外国朝贡使团的管理，可由《空海入唐求法记》寻得一些端倪。记文载空海随同日本国朝贡使团，于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八月十日到达福州长溪县赤岸镇海口，“当时日本使船，率由扬子江向苏、扬。闽疆僻左，罕睹外人，州吏闭船待命。空海乃代大使上福州观察使书……刺史阎济美阅之感动，因开船存问，给资粮，借屋十三烟，并奏长安取进止，全船感激流涕。数十日敕令至，大使给七珍鞍。十一月三日，一行二十三人，溯闽江向长安，空海与焉。余人及来船则回航明州，以待大使之归”。入京使团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抵达长安以东的长乐驿，二十三日，宦官赵忠将飞龙家细马二十三匹来迎，兼持酒脯宣慰，由春明门进城，入住宣阳坊官宅，二十四日，国书、贡物附监使刘昂献上，皇帝嘉纳。[2]可见，日本国朝贡使团到达福州之地后，福州地方政府一方面招待使团，一方面上报朝廷请示如何处理。等皇帝敕令到达后，州府乃准敕允许使团中的二十三人入京觐见，其余人等及所乘船舶回航明州以等待入京使团的返回。入京使团到达京师长安附近时，由宦官赵忠负责一番接待，进行慰劳，然后进入京城，被安置在官宅中居住。次日国书及贡物由宦官专人进献,德宗皇帝嘉纳。虽然入京使团的人数不止三人，但是由此仍可看出，政府在朝贡使团的入京管理上，一是行事十分谨慎严肃，二是也有着明确的人数限制。从宦官赵忠率二十三匹飞龙细马迎接使团，可以推定二十三人的使团入京规模是早由德宗所颁“敕令”规定了的。总而言之，作为唐政府与海外诸国沟通政治关系的辅助手段，朝贡贸易有其特殊意义。这类贸易不与国内百姓接触，完全由唐政府一手操办，实为官方贸易。

（二）市舶贸易的管理

这里的市舶贸易，也可称之为通常的海外贸易，是指不以沟通政治关系为目的、专以经商牟利为目的的海外贸易。在唐代，市舶贸易集中在东南沿海之地，而以广州为中心。如天宝九载（750），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到达广州时，看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崑崘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3]市舶贸易已有相当规模。从现有史料看，唐政府对市舶贸易的管理经历了管理体制和管理内容上的逐步变革过程，以下详为论之。

最早反映唐政府管理市舶贸易的史料见于《唐会要》。《唐会要》卷66《少府监》：“（高宗）显庆六年二月十六日敕：‘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有学者认为，敕文所云“所司”应即是唐政府管理市舶贸易的机构——广州市舶使院，并认为到显庆六年（661）或稍前的时候，广州市舶使之职即已创置。[4]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依笔者愚见，高宗的敕文是对市舶贸易的管理做出规范。敕文中的“所司”是泛指中央各有关政府部门，并非专指某一机构。而敕文中的“本道长史”，显然指的是高宗永徽之后于广州设立的岭南节度使府长史，即岭南道长史。[5]敕文的大意是规定中央各有关部门，如果需要购买海舶之物，则要在每年的四月份以前，支付需要购进物品的所须钱物，交由岭南节度使府的长史去负责购买。长史在海舶到境十日之内，将官方拟购的物品购买完成。官市之后再允许外商与国内百姓进行交易。长史购进之物，要送到中央少府监，由少府监选取一些精品送入皇宫，供皇帝、皇室使用，其余物品，再发送各有关政府部门。

就对市舶贸易的管理而言，敕文所云有两个要点：一是外商以船舶载货物到达广州后，先要与唐政府官方进行交易，然后才能与国内百姓进行交易，即政府官方具有优先购买权。二是政府官方购物由岭南节度使府的长史负责，即由岭南节度使的属僚负责，尚无专门的市舶贸易管理机构及管理官员的设置。不过，长史作为正五品上的职事官，为岭南节度使府的高级幕僚，这足以反映出唐政府对市舶贸易管理的重视。

另一条较早的史料见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卷203武后光宅元年（684）七月条载：“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为崑崘所杀。元睿闇懦，僚属恣横。有商舶至，僚属侵略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崑崘袖剑直登厅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史料表明此时市舶贸易的管理权仍属岭南节度使府，即广州都督府所有，由都督府属僚具体负责，仍无专门管理市舶贸易的政府机构和官僚，在管理体制上，与高宗显庆六年时的情况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已故著名经济史专家傅筑夫先生，依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所载“贞观十七年，诏三路市舶：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莞四色，并押解一分”，推测从唐初起，南海市舶贸易就置于市舶使的管理之下。[6]这一推测是错误的。对顾炎武所言，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早已指明其误，是误将《宋会要》关于宋绍兴十七年之事记为唐贞观十七年之事。[7]所言甚是。

市舶贸易的管理体制发生变化至迟不晚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显示这一变化的史料见于多处。如《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载开元二年十二月，“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使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新唐书》卷112《柳泽传》载：“开元中，转殿中侍御使，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书奏，玄宗称善。”《册府元龟》卷101《帝王部·纳谏》云：“开元二年十二月，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岭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帝嘉纳之。”同书卷546《谏诤部·直谏十三》亦载，“柳泽，开元二年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泽上书谏”云云。

诸处史料所记为同一件事，均载明玄宗开元二年时广州已有市舶使之职的设置。需要指出的是，《唐会要》关于此事的记载与诸处史料有所不同。《唐会要》卷62《御史台下·谏诤》载云：“开元二年十二月，岭南市舶司、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监选司、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把诸处史料所载之“市舶使”记为“市舶司”；“监选使”记为“监选司”。对《唐会要》的这一不同记载，喻常森先生已研究辨明其误。[8]遗憾的是，迄今仍有一些学者还将《唐会要》的这段记事据为信史，错误地断定开元二年时唐政府已在广州设立管理市舶贸易的机构----市舶司。

从诸处史料不难看出，市舶使周庆立的职事本官为右威卫中郎将，官阶四品，是唐中央禁卫军的高级将领。可以肯定，他是以中央禁卫军高级将领的身份出任广州市舶使。根据唐代惯例，周庆立可能是由君相直接任命出使的。[9]这表明，开元二年时，市舶使已握有对市舶贸易的管理权，也反映出唐中央对市舶贸易管理的愈益重视。然而，由于诸处史料所云太过简略，周庆立管理市舶贸易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他对市舶贸易的管理权限有多大，是全部拥有，还是部分拥有，也不清楚，但是，毫无问题的是，市舶使的设置说明市舶贸易的管理体制已发生重要变化。幸好，后来的相关史料证明，市舶使对市舶贸易并不握有全权，而是形成了与岭南节度使共掌市舶贸易的管理新体制，取代了先前由岭南节度使属僚具体负责的旧体制。

周庆立是以朝官身份被差遣充任广州市舶使的。此后不久，又出现了许多以宦官充任市舶使的情况。《全唐文》卷371于肃《内给事谏议大夫韦公神道碑》载韦某幼有奇操，“髫龀之年，参内侍省，出入门阁，情志专良。开元十年，解褐授内府局丞，典御府之藏，列内官之秩……事因绩著，官以课迁，录充市舶使，至于广府，賝赆纳贡，宝贝委积，上甚嘉之……天宝初，拜朝议郎，判宫闱令，知本局事”。《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附子卢奂传》载，天宝初卢奂出任南海太守，以清廉著称，贪官敛迹，“中使市舶，亦不干法”。《旧唐书》卷11《代宗纪》载广德元年（763）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下大掠广州”。王长启、高曼《西安西郊发现唐银铤》一文[10]，载一枚进贡于大历十二年左右，最迟不晚于德宗建中三年的银铤，即是由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知节度事张伯仪和宦官监军市舶使刘楚江共同进贡。后来到德宗贞元前期，由于广州市舶贸易管理上侵夺太甚，致使外商多弃广州而往安南贸易。为确保向朝廷进奉，贞元八年（792），岭南节度经略使李复上奏，说：“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进奏事大，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与臣使司同勾当，庶免隐欺。”主张在安南新设市舶使，由朝廷派出宦官充任，与岭南节度使府的判官共同负责安南市舶贸易的管理，从事“收市”，确保进奉无阙。这一建议虽然因为重臣陆贽的反对而未能实施，但可看出由宦官充任市舶使当已成惯例。[11]《旧唐书》卷177《卢钧传》载文宗开成元年（836）冬，卢钧替代李从易出任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其时，“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湊。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宣宗大中二年（848），韦平出任岭南节度使，史载其“锄侵牟之窟，削冒名之吏，尽反为民，烦促顿舒，流庸尽复。先是海外蕃贾赢象犀贝珠而至者，帅（岭南节度使）与监舶使（市舶使）必搂其伟异，而以比弊抑偿之，至者见欺，来者殆绝。公悉变故态，一无取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越三岁，寝疾，薨于位，实（时）大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2]

上述史料说明，在自玄宗开元十年至唐中晚期，一直有宦官市舶使的存在，多数由朝廷差遣、少数由岭南监军使就地充任。从史料中还可看出，宦官市舶使对市舶贸易并不拥有独立完全的管理权，岭南节度使也参与市舶贸易的管理，也有着对市舶贸易的管理权，形成了宦官市舶使与岭南节度使共同掌理市舶贸易的管理体制，共同负责官市，以“賝赆纳贡”，确保向朝廷“进奉”。笔者以为，时下许多学者所持之市舶使是专门管理市舶贸易的官员的认识并不准确。

需要强调的是，开元二年后，除了以朝官和宦官充任市舶使之外，还有以岭南节度使兼任市舶使的情况。如德宗贞元年间，岭南节度使王虔休即兼任广州市舶使，一身而二任。[13]也有以岭南节度使府的幕僚充任市舶使的情况。如柳宗元《唐故岭南经略副使马君墓志》所载墓主人马某即曾以幕职出任广州市舶使。[14]这说明，开元二年后形成的由市舶使和岭南节度使共同掌理市舶贸易的管理体制并不十分固定，只是一种大体上或总体上的格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笔者认为在于市舶使属使职差遣，需要时，则由朝廷任使派出，不需要时，则仍可由岭南节度使府负责，实行与高宗、武后时期相同的管理方法。不过，就管理的性质而言，不管是由岭南节度使府单独管理，还是由岭南节度使与市舶使共同管理，是并无差别的，即都是由唐政府的官员，按照政府的利益进行管理，都具有由政府官方一手操控的显著特点。而这一特点还可由唐政府对市舶贸易具体的管理内容看得出来。

唐政府对市舶贸易具体的管理内容也有一个前后变化过程。前述高宗于显庆六年所颁的敕文，明确规定在由岭南道长史完成官市后，听任外商与国内百姓进行贸易，说明此时唐政府对市舶贸易的管理内容即是官市。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所云市舶使对外商“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15]的管理内容，从该项记事前后皆述贞元、元和间事推测，应是德、顺、宪三朝时期唐政府对市舶贸易的具体管理内容。这比高宗时期有了重大变化，管理内容增多起来。后来到文宗朝时期，唐政府对市舶贸易规定了纳舶脚、收市和进奉的三项具体管理，制度上的规范更加明确。[16]唐政府对市舶贸易具体的管理内容虽有前后时期的简繁变化，但这些管理的共同特点是市舶贸易必须首先满足政府的官市或征税、索取的欲望，即以政府获取利益为前提，市舶贸易的生死盛衰实际上操控在唐政府手中。

总起来说，市舶贸易管理体制上的调整，以及管理内容上的由简到繁，反映了唐中央对市舶之利的日益重视。事实上，随着对市舶贸易进行管理的内容的增多，特别是征收重税和进奉聚敛，使得市舶收入在唐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17]一语道明市舶收入在当时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境内居留外商的管理

作为市舶贸易管理的重要组成内容，唐政府对居留境内的外商也有着相应的管理措施。根据现有研究成果，蕃坊制的创立是这种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表明，至迟在文宗太和末年，唐政府即开始在外商聚集的广州、泉州等地设立蕃坊，[18]作为外商的集中居住区和商品交易区。蕃坊有蕃长或都蕃长负责，对外商进行集体管理。蕃长、都蕃长的产生，可能由外商推举，但须经唐政府认可，或者由唐政府直接挑选任命。有的还被唐政府授以勋官，如《唐会要》卷100《归降官位》载，“（昭宗）天祐元年六月，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宁远将军”。蕃长、都蕃长的职责，学界的认识较为一致，认为宋人朱彧《萍州可谈》卷2所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大体上反映了唐代时的情况。[19]有关史料表明，唐代时蕃坊蕃长、都蕃长所掌蕃坊公事，主要包括管理坊内商品交易活动、处理坊内的违法犯罪事件及主持宗教活动；所掌招邀蕃商入贡，主要是指外商与唐政府进行商贸交涉。[20]具有实质意义的是，蕃长、都蕃长须由唐政府承认任命，他们实际上是唐政府对外商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虽享有一定的权力，但必须对唐政府负责。另外，毋需证明的是，在蕃坊设立之前或不在蕃坊之内而在其他地方进行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的外商，也必须遵守唐政府关于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的管理制度。总而言之，外商入境后的商贸活动处在唐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

综括而言，虽然现有史料所反映的唐代海外贸易的管理内容尚不够具体清晰、管理的制度化方面也不很规范成熟，但前后管理表现出逐步加强的趋势，反映了唐政府对海外贸易之利的日益看重。市舶使的设置更表明了封建朝廷已直接插手海外贸易的管理，与隋代以前海外贸易概由地方政府管理大有不同，这是唐代海外贸易管理上的一大发展。政府对海外贸易管理的强化，虽不无积极作用，但其中的官市优先以及重征关税、进奉掠夺等，无疑会破坏海外贸易的真正繁荣，损伤外商来唐贸易的积极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外商与国内百姓的直接的商品交流，从而对国内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也不无阻碍作用。我们认为忽视唐政府所体现的封建主义对海外贸易管理所起的消极作用，无益于全面科学地认识唐代海外贸易管理的实质。注释

[1]《新唐书》，第6264－6265页。

[2]转引自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14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唐大和上东征传》，第7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汪向荣校注本。

[4]李庆新：《论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4期；乌延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载《历史教学》1957年2期。

[5]据《旧唐书》卷141《地理志四·岭南道》载，唐高宗永徽之后，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州中都督府都督统辖，谓之五府节度使，亦即岭南节度使，管理“南中”之地。

[6]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第4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陈裕菁译《薄寿庚考》第一章注1，第7－8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

[8]喻常森：《海交史札记》，载《海交史研究》1990年1期。

[9]参张国刚：《唐代官制》，第169页。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10]《中国钱币》2001年1期。

[11]参《全唐文》卷473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第4828页。并参《资治通鉴》卷234德宗贞元八年六月条，第7532－7533页。

[12]《全唐文》卷764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第7945页。

[13]《全唐文》卷515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第5235页。从表文可知，王虔休一身而二任是“亲承圣旨”，即经过唐德宗的亲自授权。

[14]见王杰：《唐岭南市舶使人选补正》，载《中国史研究》1993年4期。

[15]《唐国史补》卷下。学津讨原本。

[16]参《全唐文》卷75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第785页。

[17]《旧唐书》卷178《郑畋传》，第4633页。

[18]范邦瑾：《唐代蕃坊考略》，载《历史研究》1990年4期。

海外贸易论文篇2

（一）网络海外代购带来的有利影响

1.促进国际间资源整合。网络海外代购消除了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屏障，解决了语言、物流、外汇等方面的障碍，促进了自由贸易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降低买卖双方成本，实现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

2.实现消费商品多样性。随着人们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国内产品种类略显匮乏。笔者在淘宝网上搜索“代购”发现在全球市场共有2054.38万件商品可供选择。海外代购不仅可以购买国内存在但少有的商品，同时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为其寻购仅在国外市场出售的国际品牌和商品，增大了人们的消费空间和范围，实现商品多样性。

3.促进国内企业进行优化改革。由于代购商品具有价格上绝对的竞争力，拥有30%甚至更多的折扣，使得国内相关产业面临严重的竞争压力，这也促进了国内企业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生产效率或者技术创新，从而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此外，零售业不断完善采购制度降低成本提升价格优势，以更好的服务和购物环境提升顾客的消费质量，同时，充分利用其周到便捷的售后服务提高顾客满意度进而提高其核心竞争力。

4.激励企业寻找商机，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海外代购作为电子商务的分支，其主要表现为B2B（BusinesstoBusiness）的商务模式，国内外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积极寻找商机，建立贸易伙伴关系，推进国际贸易的发展。2013年服务业对我国GDP增长贡献首次超过工业跃居第一位，占比达到46.1%。而在262204亿服务业总值中，B2B电子商务以8.2万亿元的市场交易额占据了1/3的份额。世界工厂网作为B2B形式的外贸电商平台，拥有2400家企业，260万入驻采购商和日150万独立访客显示了国际贸易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网络海外代购带来的不利影响

1.国家税收流失现象严重。海外代购商品入境通常不以正规的商品入境渠道报关入境，而是以物品形式依据《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进口税税率表》予以计核，从而大大降低了进口关税，特别是化妆品、电子产品、金银首饰等，同时也造成了流通环节增值税的偷逃行为，导致国家税收严重流失。我国现状中，海关对旅客行李只采取抽验，被抽验的概率因地而已，上海被抽到的概率大约为50%，北京、深圳、广州等地的概率较低，约30%左右。

2.海关通关管理复杂难度加大。目前海外代购多为小额，需向国内分散的消费者征收，加重了海关征收工作量，税收成本增加，同时，为查验走私行为增加了负担，难度加大，其年活跃在灰色地带金额逾400亿元之多。

3.外汇管理监管困难。跨境网络交易支付交易性质监测难，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使外汇核销监管受阻，由于网络的虚拟性，无法获得真实的数据信息，影响对国际收支的统计，难以做到真实准确。

4.影响零售企业经营秩序及发展。海外市场产品以其种类多、品牌高端、优惠差价等优势在国内市场逐步增加份额，民族企业受到严重冲击。据数据显示，像家乐福、沃尔玛、大润发这类大型卖场，一个门店一天的客流量为4-5万人次，而淘宝每天有约6000万固定访客，日均销售额是零售企业的数百倍。目前，全球“速卖通”平台上小单外贸在线交易平均订单利润率在20%-60%之间，部分产品的利润会更高，而传统企业的利润率在5%左右。许多中小型民族产业因此失去市场破产导致大量失业，也为国家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由于顾客在网络代购前倾向于先到商场进行试穿，试用，记下货号后进行代购，这极大的影响了商场的正常经营秩序。同时，由于员工多以底薪加提成取得工资，代购使得大批员工面临工资剧减甚至失业的巨大压力。

5.消费者面临诸多风险。

（1）代购产品难辨真伪。由于买卖双方仅通过虚拟的网络电子平台进行协商购买，消费者不能真切确定商品的质量及真伪，对于不熟悉海外代购的消费者而言，需承受较大被欺骗的风险。现在网上很方便就能买到海外大牌的全套包装和小票，10元到40元不等的高仿假小票可以假冒香港、美国、英国等专柜票据，这就使消费者承担较大的风险。

（2）售后服务难以保障。海外代购相对于正常的商品买卖增加了代购手续，随之也增加了若干的不可控因素。一旦产生纠纷，由于缺乏真实的消费凭证，消费者很难维权追究卖家责任，导致自身利益受损。例如，在美国通过其境内发卡银行通过信用卡支付，可以享受60-90天甚至长达120天的退货机制，而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则难以保障。

（3）存在个人隐私安全隐患。消费者在选择海外代购的商家时必须慎重，选择正规的官方代购，以防由于个人信息泄露遭致敲诈勒索或诱发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6.代购商面临诸多风险。

（1）竞争激励及利润减少风险。海外代购行业门槛低，随着更多的人群和商家涌入海外代购行业，行业内部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海外直购网站不断完善，对海外代购造成较大威胁。在2010年海关公布《2010年第43号公告》，将个人邮递物品免税金额从500元人民币调至50元，使得基本所有代购品都要纳税，直接增加了代购成本；2012年3月28日，国家海关总署下发并执行新政策，规定所有境外快递企业使用EMS清关派送的包裹，不得按照进境邮递物品办理清关手续。只有通过对方国家邮政企业，交由中国邮政在大陆投递的包裹可以使用。此次通关方式改变，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代购人，转运公司运费价涨幅均在50%以上，也相应的增加了代购人的成本，缩小了代购商的利润空间。

（2）涉嫌偷逃税款风险。2014年8月1日，海关总署《关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货物、物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2014年第56号公告)正式实施，将对从事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和个人进行监管。不管是个人到国外购物，还是电商企业做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都必须接受海关监管，提交相应的货物清单，办理报关手续。今后未以《货物清单》《物品清单》方式办理报关手续的跨境电商和海外代购等行为，将都涉嫌走私。根据相关规定，现存的微信朋友圈海外代购模式也可被视为走私行为。

二、海外代购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产生原因分析

（一）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为助推力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的全球化发展，实现了各国的资源和商品的自由流通，同时由于人们对高质产品及新鲜事物的追求，资源整合和商品多样性成为经济继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实体零售企业“应战”海外代购海外代购逐年增加市场份额，实体零售企业为争夺市场提高生产效率或者进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以保证正常经营利润。但也有一些传统企业保留原有的销售模式，丧失发展机遇从而被市场淘汰。

（三）国家管理不完善导致税收流失严重根据海关规定，旅客行李物品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而“自用合理数量”则存在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针对“邮购”环节，若采取“直邮”也将引起大量税收流失，国家管理体制有待加强，立法缺位有待改善。

（四）海外代购特点及相关国际原因在线国际贸易无固定的交易场所，虚拟化性质使征税证据不易获得，难以监管；由于各国对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征税对象存在争议，不同的税收体制也方便了国际避税，进而导致我国大量税收流失。

三、解决海外代购对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对策

（一）维护消费者利益安全对于消费者而言，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追溯体系，优化法律环境，使消费者维权时能有据可循，促进各国完善售后服务体系，使消费者受益，维持海外代购更健康稳健的发展。

（二）提高代购商综合实力对于海外代购商而言，为促进其自身发展，代购商应该充分合法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获取更多白领阶层和年轻人市场，获得规模优势；关注目前和未来的发展热点，调整产品结构；充分利用专家效应，通过以往购买者对产品的优良评价增加产品的知名度，达到宣传效果。最后降低代购成本及费用，完善售后保障服务招揽客户进而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竞争力。

（三）打造中国品牌时代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应该抓住机遇不断转变经济模式适应世界市场发展形势，充分利用互联网走出国门，创建自身品牌赢得市场，积极与国外企业建立紧密的贸易联系，打造海外代购的中国时代。

（四）加强政府规范，形成人资优势对于政府而言，中国应该制定详细的电子商务标准，规范海外代购行为，积极参与到世界贸易相关组织中，通过相互协作研究探讨，共同制定技术标准以减少各国争议影响利益及贸易往来。跨境电子商务的复杂性要求相关人员要了解网络技术，国际贸易、国际物流、法律等知识，政府应积极培养复合型人才，打造高精尖人才，形成人力资源优势。

（五）深化监管力度及范围对于各类监管问题而言，最主要的是掌握真实的交易，政府可以搭建交易认证平台获取交易信息，强化平台监督责任，协助政府进行各方面监管，同时也有利于税务及统计部门根据真实数据开展工作。

四、网络海外代购行业前景

海外贸易论文篇3

[摘要]中国旧海关留存的卷帙浩繁的海关文献，是近百年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项最为完整、系统的统计数据和文字资料。哈佛燕京所藏的海关资料和京华版《中国旧海关史料》所收录的出版物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以季报、年报、十年报告、国内贸易册、月报等为层次，将其宝贵内容作以介绍，弥补以往简单地介绍海关文献之不足，研究者若能利用这一丰富的资源，将会拓宽和深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One Kind of Underdeveloped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Modern History--

A Review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aritime Customs Publications

Key Words: traditional maritime customs publications; reports and returns， text and denotation

Abstract: A myriad of historical maritime customs publications is the most 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economic statistics and documents during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and the Republic. The thesis articulat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tatistical series， as well as reportorial system， based on the collections by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and Jinghua Press. This observation， supplying a brigde of simple introduction to all previous studies， would advance the exploitation of these materials to broaden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history.

近代中国海关的基本职能是监管进出口贸易、征收关税、查缉走私、编制进出口统计，同时兼办沿海及内河航务、港务、邮政、检疫、气象、内外债和对外赔款的海关担保与清偿支付，厘金、常关税等附加税捐，甚至筹办国际博览会、教育(国文馆、税务专门学校)以及中国政府特派的外交事务等等。为了及时地掌握贸易与口岸地区的情况，从1860年开始海关就按照西方的管理和统计理念，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出版体制，基本持续到1949年。海关出版物以其编制时间之长，内容之广泛，表达方法之科学、严谨，成为中国近代史最为系统完整的资料。

旧海关的出版物卷帙浩繁，种类众多，一般分为六大集①，每集之下又分为若干系列，规模最为系统庞大的是Statistics Series，按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第三卷的扉页所示，包括 Shanghai Daily Returns(上海每日贸易册)、Customs Gazette(海关公报)、Returns of Trade(贸易统计)、Report of Trade(贸易报告)、Chjnese Version(中文译本)、Decennial Reports(十年报告)、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国内贸易册)7个系统。

五十多年来，口岸商埠和近代中国的研究获得了广泛地拓展，口岸与腹地、沿海与内陆成了透析近代中国的一个视窗，资料整理也取得新的拓展，尤其是在国家大力提倡、动员编修地方志后，封存于各地档案馆、图书馆的各海关资料有过大致的整理、翻译和汇编。然而，在修志结束后大多没能及时全面地整理出版，这就使得这一套近百年来最系统的贸易统计资料和贸易情形评论成果，始终未能得到方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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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松弟按：本文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11工程项目《长江三角洲历史地理研究》的子课题《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的一部分。谨以此文，对邀请我赴哈佛大学研究访问的哈佛大学东亚系的Peter K．BOl教授，资助我访问的美国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以及哈佛燕京学社，表达真诚的谢忱，使我有缘见识到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

①Statistical Series(统计集)、Special Series(特集)、Miscellaneous Series(杂集)、Service Series( 务集)、Office Series(公署集)、Inspectorate Series(税务司集)。

2001年，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海关总署办公厅的合作下，京华出版社影印出版了170巨册的《中国旧海关史料》，为研究全国和各口岸的贸易情形和经济变迁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这套资料主要收集了海关年刊(年度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十年报告，即旧海关出版物中Statistical Series的核心内容。

统计集中各项出版物的名称和内容在数十年间迭有变化，尤其是海关年刊，是历来变化最多的部分，其编排系统颇为复杂。但是，《中国旧海关史料》作为一项如此规模宏大的系列出版物，仅于“前言”列出所收的十余种出版物的名称，至于这些出版物的源流、变迁及内在的脉络，却缺少基本的交代。因此，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献时，难免要为旧海关贸易报告和资料记载的复杂性所困扰，如果要明了不同系统的差异以及同一系统内部的源流沿革，又必须仔细阅读系列原件并加以前后对比，而绝大多数的读者又不能方便地获得这些原件．有鉴于此，对于海关贸易报告的编制方法及其内容，郑友揆、张存武、詹庆华、滨下武志都曾分别各有侧重地著文予以介绍[1]①，但是对于统计集的介绍都不完整，对于其中五个系统脉络梳理的也过于粗疏，甚至有一些错误，直接影响到全貌的反映和文本内涵的分析。此外，或因年代久远，或因交流不畅，这些文献综述在国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留意。现拟依据哈佛所藏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和《中国旧海关史料》一书收录的资料，向学界比较详尽地作一介绍，以便于利用。为方便论述，以季报、年报、十年报告、国内贸易册、月报、其他六项为序，详其源流和不同时期的差异，并将哈佛所藏和《中国旧海关史料》所收的资料予以比较，在最后附有简明的文本结构图。

一

季报

Quarterly Trade Returns(贸易季册)，1869～1931年。属于统计集第2系列，由4个时间上前后连接的部分组成：1．Customs Gazette，1869～1913(海关公报)；2.Quarterly Returns of Trade，1914～1919(贸易季册)；3．Trade Returns，1920～1923(贸易册)；4，Quarterly Returns of Trade，1924～1931(贸易季册)。《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

季册的内容以1920年为界，前期的季册仅介绍本季度的贸易状况，文字较少，多为表格，后期的内容越来越多。

试将1869年第四季度季册(最早的季册)和1881年、1899年季册的目录比较如下：

1869年的目录，共分三部分：Part I Quarterly Report of Trade。以各开放港口为单位，用文字和表格介绍本季度的贸易状况。PartⅡ Report of Dues and Duties for the Quarter Ending December 3l，1869。用表格反映本季度的关税收入状况。PartⅢPrecis of Fines and Confiscations for the Quarter Ending December 3l，1869。用表格摘要反映本季度的罚金状况。

1881年季册的PartI、PartⅡ、PartⅢ均同于1869年第四季度的季册，但增加了PartⅣ Notifications和Part V Movements in the Service(有关通告和服务事项的变化)。

1899年季册目录的前面三项均同于1869、1881年，但1881年的第五项替换了第四项，新增 Vessels in the Service作为第五项，以提供进出港口的贸易船只情况。

自1920年起，季册的格式和内容为之一变。

l．季册的名称。1920～1922年这三年的季册，由1919年的Quarterly Returns of Trade改称Trade Returns，中文称“某关民国某年第×季度华洋贸易统计册(中英合璧)”。其中，第四季度季册后面附有英文贸易报告和中文情形论略，故又名Trade Returns and Trade Report，并加入季度和年度名。

2．季册的内容。较1919年有较大的不同。以1921年第四季度的津海关为例，目录中列有：第一节进口各货(第一款：海关进口各货，第二款：常关进口各货；第二节出口各货(第一款：海关出口土货，第二款：常关出口各货)；第三节复出口货(海关复出口各货)；第四节专项(出口茶额)。前三节为各关共同的目录，第四节则视情加入或改变。

第四季度所附的各关“全年贸易册论”，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贸易论略”，分别为英文的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和中文的“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两份中、英文的报告内容基本相同，但中文的内容比英文略微简略一些。此外，有些重要的海关，第四季度所附的除了上述中英文的“贸易情形论略”，还有常关(Native Custom)的英文贸易报告和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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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张基本上以介绍年报的编撰为主，其他系统较为忽略；滨下主要是排列各大系统文献的目录；詹氏着重论述海关贸易报告的特点和价值。有关海关统计与报告内容的评价与修正，几乎是每一位利用者的前提工作，例如麦雷、姚贤镐、萧梁林、墨菲等等，此处从略。

“贸易情形论略”，因此共有4份“贸易情形论略”。二是“贸易统计册”，共有5节：分别是税钞、贸易船只、贸易货值、出入内地之货、旅客、专项。

由于增加上述内容，1920～1922年这三年的第四季度的季册，就属于统计集的No．2至No．5，也就是说包罗了三个系列的内容。

自1923年起，贸易季册的名称和内容再次变化。恢复为1919年以前的名称Quarterly Trade Returns，第四季度已没有“全年贸易册论”，即英文Trade Report、中文“贸易情形论略”及其后面的表格。其余方面内容，仍然沿袭以前。这种变化为1924年以后各年的贸易季册所继承。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录了1929年第一季度前的季册，但贸易季册的编撰一直继续到1931年。

二

年刊

年刊由多个系列构成，有些系列又由数种文献构成，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Return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1859～1866。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1867～1881，即年度贸易册，属于统计集第2系列。

1. Return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1859～1866。按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第三卷扉页所列，1859年开始出版年度贸易册，为最早出版的海关出版物。1863年冬赫德接任总税务司职后，努力整顿关务，贸易统计的格式逐渐形成。所以，1860～1866年的年度贸易册，反映了统计格式形成前后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一点在贸易册的内容上也有所体现。

1859～1864年各关的统计以半年为一册，内容较少，仅洋货进口、土货出口、航运、关税等几项统计。而且1864年前各关在分类、方法、货物单位、货物价值等方面都没有划一的制度，亦无全国统计。1864年后建立了划一的制度，对外进出口和埠际贸易开始分别记载，运销外洋和埠际之间给予区分，同时分类趋于详细，有了大致的来源和去向，海关贸易统计的格式逐渐形成。

哈佛所收的本期贸易统计共14卷，《中国旧海关史料》相对要全面一些，但也有不及①。

2．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1867～1881。据郑友揆先生考察，1859～1866年这8年只有各关的贸易统计付印问世，1867年以后总税务司署设专司总辖各关统计，每年的“贸易统计乃分为二册”。自1867年开始，由副税务司(1873年改为造册处，1923年称为统计科)专门负责编纂出版海关统计和报告。这时的贸易统计有两册，第一册为1867年开始出现的“全国贸易和税收辑要”(Abstracts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并回溯到1864年，第二册是分关报告，各关条目有所不同，大体格式如前，类别有所增多。无论是全国统计和分关统计，越往后统计类目和内容越来越详细。至1881年，贸易册的统计格式基本成型，由于金银进出对贸易平衡的重要性，该年开始出现金银进出口价值表。本年的主要目录如下：

第一部分：贸易和税收辑要(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 from 1869～1881)。包括：1．进出口贸易值和国别；2．洋货进口、土货出口、洋货复出口；3.专项统计：鸦片，茶叶，航运，各港税收，洋货直接进口，洋货复出口国外，各港十年来贸易比较，上海港贸易总值和净值；4．附件：各国在内外贸易中的比重、各口岸的转口贸易和人口统计。

第二部分：分港贸易统计(Statistics of the Trade at Each Port)，包括牛庄、天津、芝罘、宜昌、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宁波、温州、福州、淡水、打狗、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北海19个口岸。

就统计单位而言，1876年是一个重要的统一时期，此前海关两仅行用于税收和浙海关(宁波)，上海采用规元，华南为墨西哥银元，华北和长江各埠使用本地两。

此外，自1875年开始，海关开始出版年度贸易的中文版，即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详见于〈四〉)。《中国旧海关史料》收录了1881年以前的 Returns of trade(贸易统计)系列，而没收Reports of trade(贸易报告)。

(二)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for the Year，1864～1881，即年度贸易报告。本系列共17辑(1年l辑)，属统计集第4系列，1865～1882年出版，《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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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与哈佛所藏比较，《中国旧海关史料》中，上海多了1859年和1866年，缺1861年；广州多了1859年和1866年；天津多1860年5～12月和1866年，缺1861年5～12月和1862年；宁波多1863年、1865年和1866年；福州多1862年和1866年；汕头多1862、1863、1865、1866等4年，少1860年7～12月；厦门多1862年和1866年，少1865年；芝罘多1866年；九江多1863年；汉口多1866年，少1865年；镇江多1866年；淡水多1866年，少1865年。此外，哈佛未收入打狗，1863年l0月～1864年12月和1866年。

按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的第三卷扉页所列，1864年开始出Report of trade的第l卷。各卷书名前后有些微不同。

报告由文字和表格组成，一般写于次年一月底。初期的报告只有几页，后来逐渐增加，到1881年部分大港已多达十余页。反映的内容前后也有变化，最初只报告各约开港口贸易状况和进出口数据，1875年以后增加了全国总状况的报告，以及工作人员的名单等。

1881年的报告由两大部分构成：

一导论，内容包括：1881年对外贸易概貌；洋货进口：对国外的出口；各国在外贸中所占的比重；沿海贸易；复出口；航运；税收。二以牛庄为开端，自北向南依次是天津、芝罘等约开港口贸易报告。附录部分为各地海关工作人员的花名册。

(三)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1882～1919，即年度贸易册和贸易报告①。1年1卷，属于统计集，但前后系列有所不同，1882～1915年属于第3和第4，1916～1919年属于第3至第5，系列的差异反映了内容的增减。

1882年以前，Return of Trade(贸易册)和 Trade Report(贸易报告)分别发表，分属于第3、第4系列。1882年后两个系列合并发表，但各部分仍接续原来的卷数。由于两个系列的卷数不同，故在全套书的书名Return of Trade和Trade Report后注上各自的卷数。例如，1919年的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便全名为Trade Returns(61th Issue)and Trade Report(55th Issue)1919。

由于《中国旧海关史料》1881年以前的英文年报只收Returns of Trade而不收Reports of Trade系列，而1882～1919年用已经合并的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系列。在缺乏必要说明的情况下，人们容易误认为1881年前后的年刊是一样的。

本系列在1882～1912年间只有英文，1909年部分内容开始有中文译文，到了1913年名目和内容中英文并举，而且中文在前。1913年的书名，增加了中文书名“《中华民国二年通商海关贸易全年总册》(华英合璧)”，这也反映出民初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1882年的《贸易年册和贸易年报》由两部分所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贸易报告和统计摘要”(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包括1882年全国贸易总报告和统计辑要；

第二部是“分港贸易报告和贸易统计”(Report and Statistics for Each Port)，包括年度贸易报告和年度贸易统计。

1882年海关对贸易报告进行规范，对各港限制篇幅③，但随后年报的内容又重新日渐增多。1885年开始增加“附录”，包括两个方面，1．1884～1885年贸易报告的索引；2．朝鲜贸易统计③。1894～1903年还论述中国的对外贸易总状况。

1904年仍由两部分所组成，但第一部分是邮政工作报告，第二部分是各港口的贸易报告和统计。第二部分第一卷是中国外贸的总报告和北方港口贸易报告，第二卷是南方港口与邮局工作报告。1905～1919年的年报由三个部分所组成：1．中国对外贸易的论述和数据摘要；2．各港口的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众多的港口报告被分成5卷，分别是北方港口(牛庄至胶州)、长江沿岸港口(重庆至镇江)、华中港口(上海至温州)、南方沿海港口(三都澳至北海)和边疆海关(龙州至亚东)；3．对外贸易分析，分成进口和出口两卷。其中，1905～1910年还附有邮政报告；1913～1919年为中英合璧本。

除了上述主要内容，1885～1987、1892、1898、1903、1906、1912等年度，还附有Index to Annual Trade Report(年度报告内容索引)。

现将1882年贸易年报的目录举例如下：

第一部分：贸易报告和统计辑要(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包括：1．1882年全国贸易总报告；2．统计辑要，主要包括近几年的洋土货进出口贸易、海关税收、航运、各港贸易、上海港贸易、贸易国别等。

第二部分：分港贸易报告和贸易统计(Report and Statistics for Each Port)。以广州为例，包括年度贸易报告和年度贸易统计，其中报告包括：航运、进出口、税收；统计总表包括：航运、进出口、复出口、转口、税收，专项表包括贵金属进口、茶叶出口、丝绸、糖出口、主要进出口货品、航运、乘客等9项的十年比较，以及鸦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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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为《中国旧海关史料》所用名，哈佛书目为Return of Trade(24th～61st issue)and Trade Report(18th～55th issue)，1882～1919。

② 据前引郑友揆的查证，合并后的贸易报告是原来各关报告的一个简本，当时对各关报告的篇幅有如下的规定：江海关10～15页；津海、江汉、粤海各关8～l0页，其他各关2～4页。

③ 因为中国帮助藩属国朝鲜管理海关，故在1886～1893年间，朝鲜三港的年刊附录在中国报告之后。

总的看来，1882～1919年是海关报告规范革新的重要时段，随着统计手段的更新和贸易内涵的变化，在统计方法、统计度量、文本结构以至表述格式上，均进行了一系列的刷新改良、规范运作，以求科学、系统、完备、精确。主要表现：

A．在统计范围上：1887年九龙、拱北的设关，得以将一向视为走私之渊薮的华南和港澳之间的帆船贸易进行有效的统计。1902年天津、福州海关开始统计、管理周围50里常关贸易，1904年邻近的常关贸易统计被纳入了历年的海关贸易统计系统中。此外，这一期间增设了一大批海关，在《中英烟台会议条约》以前，全国开设17个海关，此后又陆续增开了25个海关(包括7个分关)。其中的一些海关开设在东北沿边、租借地和西南边境．海关统计实现空间和结构上的扩张，即增设海关和管理常关。

B．在统计方法上：据郑友揆研究，1904年前海关的统计均按市价(Market Value)记值。按照这一方法，进口货价值包括该货的原价、运费、进口税和相应的销售费用，而出口货价值则不包括离岸前的运费、出口税和相应的管理费。这样，1904年前后进口货价值增加，而出口货价值则减少，以至与实际价值相差25％之多。1904年以后，进口货采用起岸价，出口货采用离岸价。1914年以后，海关将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四埠的离岸价印成出口估价单(Export Valuation List)分发各关，作为统计时的参考，统计上更加准确，但是出于国内物价的变迁，1914年后依然存在着出口估价过低的问题[2]。

C．在统计格式上：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开放商埠的增多，各个港埠腹地彼此交叉的现象日益严重。在最具典型的珠江三角洲一带，集中了广州、江门、三水、九龙、拱北五关，彼此的腹地互相重叠，难以清晰地划分。为此，自1905年起，海关总税务司将以往的分关贸易统计取消，改为全国统计，列成一个全国进出口货物表。这样，1905年起在总报告中就再也没有记载各商埠间的埠际贸易状况，不过分关的报告或统计还是延续到1919年①。同样，1904年新的关税修正案增加了进口洋货的类目，主要是细分了一直混在一起的杂货类(Sundry Articles)，所以统计上增加了“进出口货物类编”，进出口货物分类趋于详细，以进出口货物为单位，记载历年各货进出口的数值，并通过数年的回顾以显示贸易的盛衰和结构的变迁。1912年采用布鲁塞尔国际关税会议的分类标准，进口分类更加细密。

(四)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Chinese Version on Return of Trade and Reports of Trade)。

按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的第三卷扉页所列，统计集第5系列中Returns of Trade(贸易册)和Report of Trade(贸易报告)的中文译本，分别于1875年、1889年开始出版第l卷。《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最初就是年度贸易册的中文译本的书名，1889年年度贸易报告的中文译本(称贸易论略)出现以后，合并了中文贸易册和贸易论略，但书名不曾改变②。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1878、1880、1881～1891年等年度的总册。《中国旧海关史料》收录了1882～1912年的《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中间遗漏了1885年)。

1878年总册的贸易统计没有文字说明，分项以表格列出。1．税钞货价总款(分别统计全国以及各关的税钞、进出口、贸易船只等)。2．货物花色专款(统计全国及各关进出口的主要货品)。3．船货杂款(统计全国及各关的洋药、茶叶贸易及来往船只吨数)。

1889年的总册开始增加了全国与各港的文字论述(《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各口贸易论略》)。以上所列1878年总册的各项内容，在1889年的总册中均放在全国部分，而各口部分只有文字论述(《贸易论略》)，无任何表格。《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的数据和文字，与英文贸易年册和贸易报告相比，内容大致相同，但有一些细小的差别，主要是为了在叙述和表达上更接近中国传统的阅读习惯。

如前所述，海关年刊历年都以英文发表，自1909年开始有部分中文译文，一直附在全国的 Trade Report后面，虽然称《宣统元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实际只是总册中的全国总论。到了1913年，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的各部分才都有英文和中文两个部分，而《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也在该年停刊。据此可见，《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首先是为发表Return of Trade的中文译本而办，Trade Report的中文译本产生之后亦成为总册内容的一部分，这是统计集系列中惟一的中文出版物，1913年总册完成使命停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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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05～1919年是一个过渡时期，全国性的进出口货物类编和各港单独的贸易统计同时存在，本期的京华本收集了各港的贸易统计，没有收录进出口货物类编。

② 1878年贸易总册的封面题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大清光绪五年岁次巳卯通商海关造册处印，照英文第二十册，摘译汉文第四册。说明该年《总册》来自英文Retums of Trade的第20 册(1859年开始出版Returns of　Trade，1年l册，1878年正是第20册，1875年开始中文本，1年l册，1878年是第4册)。

(五) Foreign Trade of China， 1920～ 1931； The Trade of China， 1932～1948。

1．Foreign Trade of China(中国国际贸易)，1920～1931。1921～1932年上海出版，哈佛和《中国旧海关史料》均收录。中英合璧本，共12册，其中1920～1922年属于统计集的第2至5系列，1923～1931年属于第3至5系列。1925年，在英文书名之下开始出现中文书名《中国海关民国××年华洋贸易总册》，1931年又改为《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本套书承接1919年的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但将原来的Part1和Part2合并，改Part3为Part2。各年均分上、下两卷。1920～1924年，上卷名《中华民国××年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总论》，由“贸易总论”和“华洋贸易提要总册”两部分所组成；下卷名《中华民国××年通商海关进出货品分别产销全年总册》，均是进出口商品的分类统计，除了全国总数，还有各海关的统计。如就出口商品而言，包括运往何处、各关进口净数、各关原货出口。均为全国情况，篇幅只有以前的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的一半。1925年以后上卷改称《报告书及统计辑要》，下卷改称《进出口货物类编》，但各卷的内容并无太大的变化。

正如(三)C所分析的那样，1919年后统计和报告交由各关自行处理。因此，Foreign Trade of China，1920～1931的年度报告中已经没有各关单独的贸易报告；也没有各类进出口、复出口统计、各关的专项统计，代之而起的是进出口货物类编。所以有关各关进出口、复出口、转口的重要统计资料就完全消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①。

2．The Trade of China，1932～1948，中文名《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由Foreign Trade of China改名，为中英合壁本，1936年以前每年2册，以后增至4册。哈佛未收，《中国旧海关史料》收录。

1932年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编纂海关贸易统计和报告的另一个重要变革的时点，有关各关的内容被汇总精简，平均2页左右，但在统计范围上扩大到整个常关。此外，1932年以后统计单位采用国币元，每海关两合1．558国币元。

1904～1931年的“全国对外贸易及统计辑要”(Repots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and Abstracts of Statistics)，被析分为贸易报告(Report with General Tables of Customs Revenue， Value of Trade，Treasure，and Shipping)和进出口统计辑要(Foreign Trade：Abstract of Import and Export Statistics)，增加“国内土货转口统计”(Domestic Trade：Interport Statistics)一项。其中贸易统计由三部分所组成，①海关贸易统计——各项洋货进口列表、土货出口净数列表；②主要进口货物——来源地及输入口岸、销售地及输出口岸；③土货转口统计．

1932年The Trade of China的主要目录：Ⅰ．民国二十一年海关中外贸易报告；II．进口贸易统计辑要；III．进口货物类编，列号货品表，来源地及输入口岸；IV．出口货物类编，货品列号表，运销地及输出口岸；V．国内贸易土货转口统计。

全书首先是“导言”，论述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概况、白银及金融问题、海关缉私、税课，以及中国对外贸易情形(包括贸易货值、贸易趋向、洋货进口情形、金银移动与外汇状况、编后附言等方面的情况)。接着再分二卷。第一卷分上册和下册，上册是“贸易报告”，首先是全国性的“导言”，然后便是各关的贸易报告，但内容比较简单；下册是“中国对外贸易：进口货物(总数)国别表”，和“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货物国别表”。第二卷是“国外贸易”，分别是进口分析和出口分析。

由于洋货的埠际贸易未能列入统计，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1935年郑友揆受各方委托，经过向海关总署交涉，得以抄录以后几年的中国埠际贸易的详细统计资料②。

到1940年，不再有各分关的贸易报告。1943～1945这三年均未出版The Trade of China。1946年再次出版，因报告中回顾前几年的状况，故中文译本的书名是“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中国贸易概况”。1946年和1947年的The Trade of China均附有简单的分关报告，但1948年又无分关报告。1948年以后，报告停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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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过，1920～1922年三年的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实际仍未消失，只是没有专书出版，而是附在第四季度季册的最后部分(详见〈一、季报〉)，到1923年以后才最后消失。

② 1951年中国科学院出版郑友揆、韩启桐合编的《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

3．Annual Trade Report and Returns，1923～1928，即海关总署交由各关自行出版的年度贸易报告和贸易册，1924～1929年出版。1923～1924年一年一卷，1925～1928年一年二卷，共10卷。不同港口自为一集，中英合壁，论述全国情形。哈佛图书馆收藏，《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有。

(六)《中国旧海关史料》所收年报的不足。

对于研究近代经济史，尤其是区域社会经济史而言，本套书中各关的贸易册和贸易报告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并且也便于利用的资料。许多研究者可以不阅读该书其他方面的文献，但各关的贸易册和贸易报告资料比较集中，不可不读。尤其是年度贸易报告，不仅通过数据，而且提供详细的文字说明和背景交代，也是年度贸易册所无法取代的。然而，《中国旧海关史料》却未能将有关这方面的重要资料尽数收入。

1．《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1881年以前的 Reports of Trade(贸易报告)系列，读者无从查阅1881年以前的各关贸易报告。

2．《中国旧海关史料》收录了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1882～1919，以及1875～1913年的《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所以1882～1919年间的各关的年度贸易册和年度贸易报告基本完备。

3．1919年以后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不再由海关总署出版，《中国旧海关史料》也未曾仔细收集。1920～1922年的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附在各年的第四季度的季册的最后部分，《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季报，也没有收集这三年的贸易册和贸易报告。1923～1928年的Annual Trade Report and Returns以不同的港口自为一集，虽然篇幅有限，但仍可视为各关的年度贸易册和贸易报告。但《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此系列，读者无从查阅此6年各关的年度贸易报告。

诚然，要从卷帙浩繁的中国旧海关资料中，寻找出特别有用的资料，以方便研究者利用分散在各地档案馆的资料，无疑是一件颇为繁琐、功在千秋但又难于尽善尽美的工作，编者的苦心与旨意已经令人钦佩。基于更加完美的考虑，如果能够将1882年以前的Reports on Trade、附于1920～1922年三年的第四季度季册中的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以及1923～1928年的 Annual Trade Report and Returns放入书中，则对近代区域史、经济史和海关史的研究，无疑又可增添了一大批详尽系统的资料，这也是其他文献所无法替代的资料。《中国旧海关史料》未能收入上述资料，未免美中不足。转贴于三十年报告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简称十年报告，属于统计集的第6系列。始于1882年，10年一期，发行了1882～1931年五期报告。《中国旧海关史料》全部收入。

1882年总税务司赫德下达第200号令，压缩年度报告内容，开始着手编撰详细的十年报告。1882～1891年的十年报告尽管勉强如期完成，但与赫德完美的预期还是有着距离，于是，赫德在1890年第524号令中，明确要求十年报告按26个标题项目进行撰写，以弥补年报的不足，每份报告可以扩充到30页，要继承1881年前后新旧两种风格，务必参考前10年的月报内容，还得广泛征求中外人士的意见①．按照这种想法编纂的报告，在内容上必然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1892年，赫德在第561号令中说明15项内容可不作要求，但他仍然要求各海关对本省的情况要做说明，而且彼此要互相参照。

1910年，总税务司安格联摒弃了赫德的第524令要求，将前两期对各港综合性的描述，改为注重物质和精神的进步，特别强调报告格式要紧凑简明，叙述简要，不得加以随意评论，对于新开的港口或地区要交待背景并附上地图。第三期十年报告的类目减少为2l项，即贸易与航运、税收、鸦片、货币和金融、人口、港口设施、灯塔航标、邮政电报、各省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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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内容包括十年间该省该口岸发生的重大事件、贸易发展情况、税收增减、鸦片贸易和土烟情况、货币金融波动及物价升降、进出口货值、(人口变化)、(市政建设)、港口交通变化、助航设施、(气候自然灾害及事故的防范措施)、(名人到访和官员的升迁)、(科举考试)、(专门的文化建设事业)、(受教育比例)、(本省特产及工业和交通工具)、(民船经营及处境)、(本地钱庄及其运行模式)、(本地邮政运行情况)、海关章程及职员变动、毗邻地区的军事、工业、金融、行政等情况、(宗教及信徒)、(会馆及其章程)、(本地著名官员升降)、(本地刊物)、地方历史及前景展望(括号中的条目在N。．561中不作要求)。

和省议会、司法、农业、矿山与矿物、制造业、铁路公路、教育、卫生改善和博物馆、移民、物价和工资、饥荒水灾霍乱及传染病、陆海军、当地报刊等。1920年，总税务司的第3082令要求关注：辛亥革命和满清退位，欧战对地方的影响，银价空前的涨落，贸易的衰退和繁荣，抵制日货，国内纷争，部分收回治外法权，以及十年来国内工业的成长，反映出十年报告的旨趣取向。

梅乐和下发的第五期十年报告，一共有17个栏目：1．贸易(汇兑涨落的影响、国货的销售、抵制外货的情形、人民需要的变迁、贸易方法的变更)；2．航业(汽油船及电船的进展情况、环游事业、轮船及汽船交通状况)；3．关税(金单位的施行、关税自主后关税的增加及附加税的征收情形)；4．金融(国币和省币的变迁、钞票的流通、造币厂的状况、华侨汇款、金本位、外币、辅币)；5．农业(新式农业机器的采用、耕种新法、畜牧事业、肥料、农产掺假对中国贸易的影响)；6．工业(货币与工资、工会及罢工、采用新式机器——仿制洋货、改革旧法制造土货的情形)；7．矿业(新矿发展情形、运输方法)；8．交通(铁路、公路及汽车运输、航空、电报、无线电)；9．航行设施(港口及水道、疏浚情形)；10．地方行政(省政及市政、收回租界情形、厘金及其他地方税收)；11．司法与公安(领事裁判权、会审公廨的取消、法律和公安)；12．军事(海陆军的变迁)；13．卫生(医院、医生、免费种痘及注射、时疫、卫生行政、检疫章程、新式渠道、扩展街区、公共饮水问题)；14．教育(大学及国立学校的增设、取缔宗教课程的影响、共产主义宣传的发现)；15．文艺(新闻纸及定期刊物、印刷所的增加、宣传)；16．人口(移民、早灾、水灾、人口统计)；17．治安(私运、海岸巡防、盗匪)。

每期十年报告均分为两卷，第一卷是北方和长江沿岸各港，第二卷为南方港口。第一卷开始是中国地图，然后是总税务司署要求编制各港口贸易条件和贸易状况十年报告的1737号文件，接着便是各港口的十年报告。报告采用英文(第五期有中文本)，以文字为主，少量统计为辅，有时还附有相当详尽的地图，用以说明海关关区、关键的水道，并显示关区内的山河、交通、城市、村镇。报告详述各关所在省区内十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变迁状况，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宛如一部区域社会经济百科全书。

在1922～1931年这卷十年报告的卷首，附有当时副税务司班思德(T．B. Banister)撰写的长篇论文《近百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1832～1931》(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l，Synopsis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82～31)中英合

璧本，这篇论文以后没有出过单行本，因一般人难以看到这份十年报告，故引用者很少。文中叙述了自东印度公司取消到1931年关税自主期间百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形，主体部分是一项出色的近代早期贸易史著作①。

四海关国内贸易册

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共三卷，第l卷是Foochow，1903；第2卷是Tientsin，1902；第3卷是Quinqurennial Report and Returns，1902～1906，分别刊载福州、天津和全国各常关20世纪初的贸易报告。前2卷出版于1904年，第3卷出版于1907年，列入统计集的第7系列。哈佛图书馆收入，《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

以上各集，以第三卷内容最为宝贵。该卷首先是一张题为Native Customs Revenue，1902～1906的表格，列出1902～1906年这4年牛庄、天津、芝罘、胶州、宜昌、沙市、九江、芜湖、上海、宁波、温州、三都澳、福州、厦门、汕头、广州、九龙、三水、梧州、琼州、北海等海关的关税收入。接着，便是各港口的Trade Report and Statistics(贸易报告和统计)。多数港口都既有贸易报告，又有贸易统计，少数港口则只有贸易统计，没有贸易报告。贸易报告简要回顾该港口最近几年的国内贸易状况和贸易条件，贸易统计则一般有Shipping、Value、 Imports、Exports、Revenue等五张表格，列举1902～1906年的数据。由于有关常关的资料和数据极为稀少，这已成为研究清代常关必不可少的核心资料。

五月报

郑友揆先生谓：“月报最初刊于1866年，名为‘各通商口岸贸易月报’(Monthly Returns on Trade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 to Foreign Trade)，1868年遂改为季报。……及至1931年下期，海关统计采用机算以后，乃复有月报，而季报遂告中止。”据此，月报亦是我国近代海关最早的出版品之一。1931年，随着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以及Shanghai Monthly Returns of Foreign Trade的问世，月报重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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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共分为4章：历史背景、广州公行(1834～1842)、五口通商(1843～1858)、近代政府(1859～1871)、联合与发展(1872～1881)。外贸概要部分为十年概貌和进出口统计总表两节，前一节基本上选自1922年以前的4个十年报告。

哈佛大学图书馆收有早期和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一些贸易月报，《中国旧海关史料》不收月报。

(一)Monthly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 to Foreign Trade，即中国各通商口岸贸易月报。1867年出版，全书共6卷l册。或许由于初期的月报只存在2年，当时尚没有编排系列号，所以没有列入统计集。

(二)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即中国对外贸易月册，1936～1948年出版，属于统计集中系列8。由于月报原来没有系列号，这一系列号应是30年代重编以后产生的，而以前的“统计集”在30年代以后已变为“统计系列”。全书用中文和英文出版，共59卷，一月一卷，每年4册，共19册。包括1936、1937、1938、1947年四年的全部册数，以及1946年的第3册、第4册和1948年的l册(1月至5月)。

(三)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Shanghai，Nov．－Dec．1946，即上海对外贸易月册，属统计集系列9。1946～1947年出版，中英合璧本，自此卷以后停止出版。转贴于六其他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其他海关出版物有：

1．Trade Statistics of the Treaty Ports for the Period 1863～1872，即约开港口贸易统计1873年在上海由海关总署出版，为参加该年在维也纳召开的奥匈帝国世界博览会的中国代表提供资料，共310页，包括所在港口已登记的船舶吨位、进出口价值、商品名称、税收、人口等表格。

2．Medical Reports，1871～1910，即医药报告，列入统计集第2系列，共9册8O卷，1877～1911年由海关总署出版。

七　海关出版物的局限和意义

海关出版物为近代史研究尤其是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的原始资料，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其统计和报告中仍存在一些缺陷，谨慎地利用能发挥其独到的学术价值。

第一，早期的海关统计仅仅包括有限的口岸及其邻近区域，后来由5个商埠逐渐增多到69个商埠、47个海关。此外，早期的海关报告和领事报告不时出现矛盾的记载，反映出早期统计的不完善，到后期很少出现这种时间上的滞后和错位。这一情况还反映在埠际贸易统计上，主要是口岸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在两个口岸的统计表上是不一致的，原因在于编撰贸易统计时，一个海关的出口货物已经报关，而另一个海关还没有接收到这批货物。

第二，海关的统计，在1904年以前基本上是轮船和洋式帆船，而不包括中国民船，1904年后仍然不包括铁路、公路、航空、邮政等新式交通方式的进出口贸易。墨菲通过对1912～1926年国联的国际贸易和收支平衡备忘录与美国的国际贸易统计年鉴的比较，得出1870年中国的海关贸易总值是100万海关两，1930年为3000万海关两，增长了30倍，但海关报告中只有20倍的增长，中国贸易在当时的世界份额中低于1．5％。[3](p204)

1934年郑友揆在关于海关报告编撰方法的论文中，将海关贸易统计编制中存在的问题列为三类：1．由于走私贸易难以精确统计并缺乏来源和去向，海关这方面的估计并不准确；2．编辑中缺乏详细的货物分类；3．缺乏埠际贸易的统计。其实主要的问题，一方面在于1922年前的货物分类，尤其是出口土货的分类过于简单，或“混杂笼统”，或“粗疏无别”[4](p78)；另一方面是估价一直滞后，1904年后基本修正，但随后又没有将物价的上涨及时地反映到出口估价中去。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革新体例的同时没有能够有效地继承优点，各关在早期均致力于关心本区域的背景和变迁，这种关怀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地淡忘了。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海关的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毕竟为人们提供了近百年来最为完整、系统的统计数据和文字评述，其对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绝对不能忽略。就海关贸易统计而言，涉及到100年来洋货和土货的进出口、转口贸易数量的变迁，区域的盛衰，彼此之间关联的更新，贸易条件局部的改良、贸易结构缓慢地升级。在金融、税收、货币方面，海关的贸易统计和报告涉及到国际、国内的消长与更替，不同种类货品税率的波动，近代关税的发展历程，同时还展示了航运业的成长历程。就海关贸易报告而言，年报和十年报告在内容上互相补充，对海关所在区域的贸易、生产、交通、社会状况、地方政治、文化教育，以至影响贸易的诸多潜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考察，而这些诸多方面的资料往往为近代中国人所不注意．而且需要指出，由于海关贸易统计和报告中的数据和文字描述，都是各地在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布置下，按照西方经济制度、贸易制度和海关制度的科学定义，按照统一的要求和格式定期汇总上报的，除了具有上述内容丰富的特点之外，还具有其科学性和严谨性。中国早期科学意义上的统计数据和制度名词，相当一部分都是首先出现在海关贸易统计和报告中。总之，无论对于近代口岸的中外贸易、埠际贸易、贸易与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及区域人文关系，还是对于区域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和城乡经济发展、文化变迁方面的研究，海关贸易统计和报告都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第一手资料，必将丰富和拓宽以往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认知和解释。转贴于附录：年刊文本结构

1859～1881

注：年份下标有下划线的时段对应的文本，京华版《中国旧海关史料》未予收录。

参考文献：

[1]郑友揆．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之沿革考：[J]．社会科学杂志，1934，(3)；张存武．中国海关出版品简介：1859～1949[J]．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0，(9)；滨下武志．清末海关财政与开港场市场圈[M]．中国经济史研究，汲古书院，1989;詹庆华．中国近代贸易报告述论[J]．中国社会经济史究，2003，(2)．

[2]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海外贸易论文篇4

摘要：传统理论认为FDI 对国际贸易主要有替代效应、互补效应和不确定三种。本文利用香港、日本等11 个国家（地区）2005 到2012 年的88 组数据，构建引力模型，研究FDI 对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FDI 对上海进、出口都有促进作用，但影响不如其它变量显著。

关键词：引力模型；FDI；上海；对外贸易

一、文献综述

研究FDI与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对促进上海国际贸易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FDI 的贸易效应主要有替代效应、互补效应和不确定性关系三种。国际上对FDI与进出口贸易的研究起步较早，1957年蒙代尔发表《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一文，提出著名的投资与贸易替代模型。1973年小岛清对日本进行实证研究后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呈互补关系。在此基础上，1985 年Markuson 和Svensson 又提出了FDI 与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关系。我国学者李薇、田英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贸易进、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黄海燕、余红春、李小婧、盘和林、马建平、陈琦、舒燕、林龙新学者等也做了类似研究。

大量文献表明，国内学者对FDI 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一般集中于选取中国贸易和对外投资总额，主要研究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出口额的关系，而对具体某个地区利用外资与贸易的关系研究较少。本文旨在探讨迅速增长的上海国际贸易受哪些因素影响？上海吸收FDI 对贸易产生什么效应？并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对上海贸易的影响是否相同？

二、FDI 与上海进出口发展状况的分析

进出口贸易是拉动上海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上海对外贸易方式主要包括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FDI即外商直接投资，是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地区）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企业经营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主要形式包括直接股权参与方式和非直接股权参与方式。这些方式使资产从一国流入另一国，直接或间接影响一国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在吸引外资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截止2012年底，上海利用外资合同67869个，实际吸收外资1342.13亿美元。

2012 年，上海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043项，合同吸收金额223.3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实际利用外资151.85亿美元，同比增长20.5%，双双刷新年度记录。总部经济加快发展，新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家，新设投资性公司25 家、研发中心17家。与此同时，上海的进出口总额也从1990 年的74.31 亿美元着增长到2012 年的4367.58 亿美元。这两者的迅速增长是否存在某种关系？

由图一可以看出上海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特别是第三产业在2005年超越对第二产业后更是一路飙升，到2012年达126.79亿美元。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则有波动，并呈下降趋势。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增长速度都大于货物贸易，且增速较快，这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FDI变化趋势相一致。

从图二可以看出：第一，上海1990年到2012年贸易出口额、进口额和FDI都呈增长趋势，FDI 与进、出口贸易额的总体趋势非常相似。这是研究三者关系的基础，只有相似或相反趋势才有可能具有关联性。第二，虽然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变动趋势大体相同，但增速却不完全一致，2010年后进口额开始大于出口额。笔者认为FDI对进、出口的影响也许并不完全相同，应该分别研究。第三，通过图2的曲线可以看出虽然三者整体都在增加，但变化的速度不尽相同，且图形拐点也不完全统一，它们三者之间具体的逻辑关系，有必要通过引力模型来定量证明。

三、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

引力模型源自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即两物体之间的相互引力与两个物体的质量乘积成正比，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和Poyhonen (1963)。他们认为：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随两国之间的距离增大而减小。1966年Linnemannn将人口变量引入引力模型，后又引入贸易政策。1974年Leamer引入人均收入变量。随后，学者们又陆续引入汇率、是否属于同一经济组织、语言和文化等变量。

引力模型所需要的数据具有可获得性强、可信度高等特点，因此应用越来越广泛，已成为国际贸易流量的主要实证研究工具。本文拟利用引力模型来探讨FDI与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四、模型的建立

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很多，传统理论认为：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运输费用、进出口运输天数等构成两国或地区的贸易成本，实际计量中，将这些因素直接引入模型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本文引入引力模型，间接分解贸易成本。

本文以Linnemann 的引力模型为基础，结合上海实际情况，最终建立的模型为：

㏑EXi t=bi + b0㏑FDIijt+b1㏑GDPit+b2㏑TGDPijt+b3㏑|PCYit-PCYjt|+b4㏑Dijt+eij㏑IMi t=bi + b0 ㏑FDIijt+b1㏑GDPit+b2㏑TGDPijt+b3㏑|PCYit-PCYjt|+b4㏑Dijt+eijt其中因变量EXi t和IMi t分别表示t年j地区对i国或地区的出口额或进口额，bi表示个体差异，b0、b1、b2、b3、b4 是待估参数，eijt 是扰动误差项，检测的是其它没有考虑进去的变量扰动。关于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理论预测影响及理论如下：

1.FDIi（jt t年i国或地区对j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对上海进出口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外商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从海外进口原材料或半成品，经加工后出售，从而促进上海商品进口增加；另一方面，以跨国公司形式来华投资，主要目的是占领中国市场，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在我国国内加工后直接销售，客观上导致贸易顺差。上海主要投资来源国对上海直接投资对贸易可能是促进也可能是替代作用。

2.GDP（it t年i国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

随着经济增长，国内需求扩大，超出本国生产能力，容易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GDP预期符号为+。

3.TGDPij（t t年i国或地区与j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市场规模越大，两国或地区间对贸易的需求就越大。预期对上海贸易有促进作用，即符号为+。

4.|PCYit-PCYjt|（t 年i 国或地区与j 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之差的绝对值）

人均收入水平代表一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两国经济发展水平越相近，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而产业内贸易已占到全球贸易的四分之三以上，预期符号为-。

5. Di（jt i国或地区与j地区的距离（两地间球面距离））

传统的引力模型中，距离间接代表这两国或地区的运输成本，是贸易阻碍的重要因素，预期符号为-。

五、样本、数据和计量方法的选择

本文采用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11 个国家或地区2005 到2012年的88组数据，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占据上海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金额，它们与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关系非常紧密。

本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上海统计年鉴，FDI数据采用以实际吸收为准，距离数据用上海到其首都的距离来衡量，采用indo.com 网站的距离计算器,并且所有的数据均是以2005年为基期的实际值，以排除通货膨胀等造成的误差。

由于样本数存在个体差异，又随时间改变而变化，所以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并且使用eviews7.2 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如表1）

笔者使用eviews7.2对面板数据进行广义二乘法分析后，得出的结果如下：

从eviews7.2结果看，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出口模型的R-squared为0.926608 ，Adjusted R-squared为0.923071，说明拟合度较好。而且各变量的P较合理，分别为0.0000、0.0519、0.0000、0.0033 和0.0000，说明各变量对出口EX都有显著的影响，能对出口EX作出解释。第二，从系数看,我们可以发现在GDP对上海国际贸易的出口影响相对于其他变量而言影响不大，并且其P 值也略大，也就是说显著性不强。第三，对于P值更合理的4个变量，从系数看我们可以发现在FDI对上海贸易出口EX的影响比TGDP, |PCYI-PCYJ|和D都小(0.580710>0.433159>0.359486>0.224066)。从系数符号上看，FDI、GDP、TGDP和|PCYI-PCYJ|系数为正，表明这四个变量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而D则对出口起阻碍作用。笔者发现，|PCYI-PCYJ|前符号为正，这与原猜想不一致，说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反而会促进出口的发展。

对于进口模型，变量LnTGDP的P值过大，说明其对进口IM没有显著影响，模调整后的模型中，R- squared 为0.822563， Adjusted R- squared 为0.816226，说明拟合度较好。而且各变量的P 较合理，分别为0.0008、0.0000、0.0000和0.0003，说明各变量对进口IM都有显著的影响，能对进口IM 作出解释。另一方面从系数看,可以发现相对于其它变量，FDI 虽然系数为正，但对上海国际贸易的进口影响不大（1.114406>0.729753>0.266019>0.176777），与FDI 对出口的影响相比，影响力也相对较弱。从系数符号上看，FDI和GDP系数为正，表明这两个变量对出口都有促进作用，而|PCYI-PCYJ|和D，则对出口起阻碍作用。

五、实证结果分析

1.结论

本文采用上海市2005—2012年的样本统计数据实证分析FDI对进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出口贸易的需求，扩大了出口贸易的规模，但相对于GDP 所代表的经济规模，TGDP 所体现的贸易双方的市场规模和|PCYI-PCYJ|所代表的经济水平差异以及D所体现的贸易阻碍对出口的影响，FDI对出口的作用比较弱，对进口的影响也比其它变量弱。

2.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虽然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国际贸易进出口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上海吸引FDI在1992年、1998年和2009年出现了明显的拐点，而上海国际贸易进出口在近20年来发展比较平稳。这种情况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比较弱。

不同国家对上海的市场需求不同，不同贸易伙伴对上海进出口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根据上海统计年鉴，截止2012年，上海投资累计金额前十位的国家（地区）分为香港（436.05 亿美元）、日本（161.93亿美元）、美国（99.43亿美元）、新加坡（76.77 亿美元）、德国（55.39 亿美元）、台湾（42.88 亿美元）、英国（23.12 亿美元）、法国（19.81 亿美元）、韩国（17.35亿美元）和澳大利亚（6.38亿美元），而各个国家与上海的进出口额排名并不完全一致，这间接说明FDI对进、出口的影响力比较弱。

3.启示

对上海进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的因素很多，综合起来对双方都有促进作用的是FDI 和GDP。距离因素虽然阻碍贸易的发展，但可以通过提高物流和交通运输效率来加以改善。

进出口贸易对上海经济至关重要，研究影响进出口贸易因素对上海建立国际贸易中心和自贸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FDI的流入能改善上海的资本质量，引进先进经验，带来先进技术，鼓励国际服务企业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利用外资优先发展上海服务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第二，利用地理位置和自贸区政策优势，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上海GDP总量和人均GDP，进一步刺激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增长。

第三，广开渠道，多门路、最大化利用外资，发展上海经济。

参考文献

[1]张铁铸.FDI与上海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21-124.

[2]张磊,王敏.FDI与上海进出口之间关系的协整分析.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6）68-72.

[3]于涛,巫强,康艳红.FDI对上海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经济地理,2008(4):627-630,635.

[4]曹永峰,蓝丽华.上海、浙江、江苏及广东地区FDI 比较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科学发展,2009(10)32-37.

海外贸易论文篇5

[摘要]加工贸易税收制度主要包括保税制度、出口退（免）税制度和征税制度。加工贸易保税制度有全额保税、定额保税和不予保税之分。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方法虽然因具体贸易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与一般贸易相比更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加工贸易征税制度则对不同贸易方式、不同来源料件、区内区外企业实行了区别的征税待遇。

[关键词]加工贸易保税出口退税税收制度

一、加工贸易保税制度

保税制度是一种国际上通行的海关制度。我国加工贸易税收实践中，对于来料加工方式下，合同规定由外商提供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辅料及包装材料，海关全额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加工出口的成品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生产环节消费税，包括免征工缴费的增值税。但是，进料加工方式下，海关则区别情况对进出口货物实行全额保税、定额保税或不予保税。一般来说，保税工厂、保税集团、对口合同可予以全额保税；其它经营进料加工的单位或加工生产企业，其进口的料、件应根据《进料加工进口料、件征免税比例表》的规定，分别按85%或95%作为出口部分免税，15%或5%作为不能出口部分照章征税。如不能出口部分多于海关已征税的比例，应照章补税；少于已征税比例而多出口的部分，经向海关提供确凿单证，经主管海关审核无误，准予向纳税地海关申请已纳税额返还。此外，对有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海关认为有必要时可对其进口料、件在进口时先予征税，待其加工复出口后，再按实际消耗进口料、件数量予以已纳税额返还。

但是，若加工贸易进口货物，无论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只要进入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等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库等特殊监管场所，均实行全额保税。但是，基于历史原因，我国多数加工贸易企业位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域之外，因此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进料加工进口货物仍存在不完全保税甚至不予保税的可能。

二、加工贸易出口退（免）税制度

对于来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以免税为主，不予出口退税的政策。如果出口企业是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可以享受免税，但对其耗用的国产材料则不办理出口退税，其进项税额也不得抵扣，而是计入成本。

但是，对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出口退（免）税制度。该贸易方式下出口货物的消费税的退（免）税办法与一般贸易方式相同，而出口货物的增值税的退（免）税则有所区别，即根据进料加工复出口的具体贸易形式而采取不同的出口退税计算方法。

1.作价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退税额=出口货物的应退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金额×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其中：“销售进口料件金额”是指出口企业销售进口料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税率”是指当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小于或等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按进口料件的征税税率计算，而若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大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则按复出口货物的退税税率计算；“海关对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是指海关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2.委托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应退税额=购买加工货物的原材料等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进项税额×该原材料等的适用退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工缴费金额×复出口货物退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应征税额-减征税额

3.自行加工复出口

(1)实行“先征后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征税税率-（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征税税率）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退税率-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退税率

(2)实行“免、抵、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上期留抵税额

其中：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免税购进原材料包括从国内购进免税原材料和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且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价格为组成计税价格，即

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货物到岸价+海关实征的关税和消费税

这里，当纳税人有进料加工业务时则应扣除“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且当“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大于“出口货物销售额乘征退税率之差”时，“免抵退货物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按0填报，其差额结转下期；按“实耗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包括单证不齐全部分)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货物所耗用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按“购进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购进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

—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其中：出口货物离岸价（FOB）以出口发票计算的离岸价为准。若出口发票不能如实反映实际离岸价的，企业必须按照实际离岸价向主管国税机关进行申报，同时主管税务机关有权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核定。

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

其中“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如上所述。

—当期应退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当期免抵退税额之间的小者由此可见，当出口货物的征税率与退税率不一致时，与一般贸易出口相比，加工贸易出口有助于减轻企业承担的征退税率不一致导致的税收负担。因为，一般贸易出口企业需要承担所有征退税率差额部分的负担，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则只承担国产料件部分的征退税率差额负担，若加工贸易企业全部使用进口料件，且全额保税，则基本不受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出口退税率降低的影响。

此外，当加工贸易企业将用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转至另一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时，贸易部门与税务部门对这类深加工结转业务的税收处理并非完全一致。根据目前的有关规定，海关对深加工结转业务视同进出口贸易实行保税监管，即并不对该项业务征收任何进出口税费；但是，税务部门则自2001年1月1日起，老三资企业（1993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三资企业）“不征不退”的免税期满之后，对所有企业的深加工结转业务均视同内销先征税，然后再在出口环节办理退税，并且深加工结转环节使用的国产料件不予办理出口退税。显然，这种不一致增加了此类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深加工结转业务的发展，也不利于加工贸易价值链条在国内的延伸。故而，有的加工贸易企业便利用特殊监管区域或特殊监管场所的税收优惠制度，来解决此类问题。根据《出口加工区税收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0]155号）、《保税物流中心（B型）税收管理办法》（国税发[2004]150号）、《关于保税区与港区联动发展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17号）、《关于洋山保税港区等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1226号）等的规定，区外（或中心外）企业运入区内（或中心内）的货物视同出口，准予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出口退税；区内（或中心内）企业销售给区外（或中心外）企业的货物视同进口，当该区外（或中心外）企业开展加工贸易时，准予其按照加工贸易税收政策执行。这样，深加工结转业务中，上下游企业就可以通过上述区域或场所获得最大利益，即上游企业的货物入区（或中心）就可以获得退税，而下游企业从相应园区（或中心）进口货物并获得发票，向海关办理“进料加工”就可以享受进口料件保税，从而减轻了这些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加工贸易征税制度

1.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的货物

出口企业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享受免税；但是，出口企业以进料加工复出口贸易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的货物，则必须按复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与所耗用进口料件的差额计提销项税额或计算应纳税额。此外，若该不予退（免）税的货物为应税消费品，还应按复出口货物的出口数量或离岸价格计算缴纳消费税。

2.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征收出口关税的规定

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如全部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不征收出口关税；如部分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则按海关核定的比例征收出口关税。具体计算公式是：

出口关税=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出口关税税率×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其中，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由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的规定审核确定。

企业应在向海关备案或变更手册（最迟在成品出口之前）时，向海关如实申报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3.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与产（成）品内销

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成品因故转为内销的，海关凭主管部门准予内销的有效批准文件，对保税进口料件或制成品依法征收税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款并加征缓税利息；进口料件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经营企业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未出口的成品按内销征税，并不予办理出口退税，已办理出口退（免）税的，应追回退（免）税款。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加工贸易企业可向海关申请内销，并免于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属于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环保总局及其授权部门进口许可证件管理范围的，免予提交许可证件。海关对申请内销的边角料根据报验状态归类后适用的税率和审定价格计征税款，并免征缓税利息。

由此可知，加工贸易出口应税商品或不予退（免）税商品的征税制度对进料加工、来料加工以及国产料件、保税进口料件区别对待，没有一视同仁，这显然不利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的发展，也不利于提高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国内增值率。其次，虽然加工贸易料件与制成品内销制度中规定“进口料件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经营企业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但未明示该规定是否也适用于制成品，从而使得企业可能利用加工贸易方式规避国家对某些制成品的进口限制，在国内销售该类产品。最后，根据规定，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内销的制成品，其补税时的完税价格按制成品的成交价格审定；而区外企业内销制成品时，则按料件的原进口成交价格或与料件相同或类似的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定。一般情况下，制成品的成交价格要高于料件的成交价格，而且根据“关税升级”理论，制成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也要高于料件的进口关税税率。因此，这种差异显然对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不利。

总之，加工贸易税收制度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并且其税收管理涉及税务与海关等多个部门，从而导致加工贸易税收制度又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在引导我国加工贸易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的前提下，我国各相关部门应协调统一加工贸易税收制度，在尽可能保持税收中性的基础上，合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从而确保我国加工贸易制度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海外贸易论文篇6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海外贸易论文篇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安徽合肥230088）

［摘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大陆境内首个自由贸易园区，但上海自贸试验区适用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立法方面尚不完善，影响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对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实践运用，唯有明确管理与立法方面的不足，各个击破，制定并实施符合上海自贸试验区特性的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划分合理的“一线”、“二线”贸易管制职能、有计划地放开原产地证明签证权限、强化试验区原产地规避行为管理，提高贸易安全性，为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在上海自贸区的适用创造条件，才能促进上海贸易中心以及国际航运的建设发展，吸引国际投资，增加就业机会，拉动我国经济发展。

［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适用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021

我国尚未明确允许上海自贸试验区采用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因而区内企业并不能享受相应的优惠关税、零关税政策，不利于技术引入及外资引入，也制约了扩大就业目标的实现以及上海向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物流中心的建设发展。本文分析了原产地规则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各自的背景特点，针对政策适用制约因素提出了解决建议。

1上海自贸试验区及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背景特点介绍

1.1上海自贸试验区是海关特殊监管区新类型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于上海的大陆境内首个自由贸易园区，包含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外高桥保税区、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共4大特殊监管区域。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对国际经济贸易新规则的适应力并推动全国性的深层次改革开放工作的开展，同时有利于推动贸易、金融和税收全面改革发展。

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集中了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全部优惠政策，原则上可享受最大幅度的贸易管制以及征税方面的优惠、便利。

1.2自由贸易区与原产地规则特点分析

自由贸易区属于各成员共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约定形成的一种一体化区域经济组织。签署协议的自贸区成员国有自行决定世界各国进口产品的对外关税税率的权力；自贸区还统一实施原产地规则，进入自贸区自由贸易的产品必须是成员国生产且符合自贸区原产地规则。

“自贸区战略”在中共“十七大”时期已确定为我国长期战略，目前处于紧密实施和谈判自贸区发展阶段。明确产品“国籍”以方便产品真实身份识别而制定的一套标准成为原产地规则，其存在和应用有助于维持贸易正常开展以及政策稳定性。我国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主要为优惠性原产地规则。

1.3上海自贸试验区适用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立法现状

我国尚无明确的立法规定限制海关特殊监管区内的保税监管货物与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适用性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中的第2条提到特定国际条约、贸易协定大于优惠地原则管理办法，但并未在诸多国际性的自贸协定中明确涉及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对于保税监管货物等方面的适用性规定。

我国在实行的海关规章基本都是源自贸易协定条文，因而现行海关规章也没有明确的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在特殊监管区域适用的描述。另外，此规则的适用与否在我国与不同的贸易国之间的协定中有所不同，如我国与东盟等自贸区原产地签订的货物管理办法相关条款就十分明确“以加工贸易方式保税进口和内销的货物不适用本办法”，而我国与秘鲁、新加坡自贸协定相关原产地管理办法就没有提出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的不适用性。

2原产地规则不适用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和我国发展的影响

若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不适用，很多企业就无法享受应有的优惠政策，很多保税物流货物无法以协定税率内销，效率和货物内销量都会远远低于预期，便利度大大降低，这样的现象本身是有悖于自由贸易协定核心目标的。同时，本来有可能引入的国际性物流企业难以选定上海为分配中心、物流中心，因为原产地规则的不适用影响灵活调度以及复出口、内销的灵活安排。

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的不适用首先难以吸引区外企业向上海自贸试验区投资，尤其是跨国企业的投资会大大减少，生产线、工厂进驻自贸区可能性也不大；此外，无法进一步扩大对成员国间的上下游企业投资吸引，中间材料低交易成本优势不明显，同时也难以通过免税零件、材料生产组装获利。

吸引投资不多、进入自贸区生产线及工厂数量的减少难以创造更多空缺岗位，因而也难以通过刺激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无法实现就业安排目标。

3自由贸易区政策接轨建议

制定并实施符合上海自贸试验区特性的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通过科学可行的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的制定和实施实现货物原产地身份的确定与管理，明确自贸试验区内没有深加工的保税物流货物不论转出口或是内销，都要保留原有产地身份。通过贸易便利化政策管理保税加工货物，自贸区结合运营情况灵活制定相应的自贸区原产地管理办法。

划分合理的“一线”、“二线”贸易管制职能。上海现行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货物贸易管制方法可能导致一线环节发生串货等问题，而二线实际管理难度大，货物与原产地信息可能不符。因而，笔者认为，应在原先管制方法基础上适当紧缩一线管理，或不同信誉企业区别对待。

有计划地放开原产地证明签证权限。可适当放宽上海自贸试验区企业的原产地证明签证相关的权限管理工作，鼓励资质良好的社会认证机构签发某些自贸区优惠性原产地相关证书，推进签证方便、快捷、高效签发；信誉度良好的企业允许自助签证，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缩短或省去自贸区内企业在签证部门申请、办理原产地纸质证明用时。

强化试验区原产地规避行为管理，提高贸易安全性。强化自贸区安全性监督管理工作，严防部分企业规避原产地或作出其他违法行为。若涉及反补贴、反倾销类产品管理，严格制定并执行反原产地规避具体管理方法，落实到位，严防“双反”产品借由自贸区保税政策的便利性，仅在工厂予以简单加工，而改变产品原产地信息、海关归类号，转而实施产品进口等逃避行为的出现。

4结论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是需要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引入和实施来推动的，目前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自贸园区范围内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的可行性估测，制定并实施具体、可行的自贸区优惠性原产地规则以及相对应的管理规则，以加快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完善。

参考文献：

［1］赵军华.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谈半日进展与思考［J］.世界农业，2012（1）：33-36.

［2］论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J］.国际经贸探索，2006（4）：66-69.

［3］厉力.论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适用［J］.国际商务研究，2014（6）.

海外贸易论文篇8

关键词：明清；国家视域；海洋；江南

作者简介：孙竞昊，男，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区域和城市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1-0141-10

《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雅布兰等残题本》载有康熙元年（1661）三月“王吉甫等违禁下海、私贩洋货案会审”的案例，情况大体如下：

王吉甫，三十一岁，绍兴府会稽人，伙同处州、杭州、湖州以及广东、四川等地的32名商贩“不思海货严禁，冀图置买嗜利”，于1660年从福建走私“海货”，贩运到浙江，在台州被稽查到“洋货百担”。在刑讯中，提审官员申令：“海逆未平，海禁森严，屡奉俞旨，片板不容下海。”提到沿海各处各层布防：“严饬申禁，并拨官兵于海口要津昼夜堤防，不时盘诘，仍悬赏缉拿，务期奸宄绝迹，以靖内地在案。”

王吉甫招供：“自去年十一月初九日，有绫十匹，从绍兴起身到蒿坝。十二日到嵊县。十五日到天台。十六日到大石河头。十八日从山里小路到海游下船，带有绫十匹，每疋卖银三两。同船共三十二人……”其他案犯同伙的交待相近，提到昼伏夜出，挑选“山里小路”，“不敢上岸”；“要到杭州发卖。”

海外交易的日本目的地是长期作为中日交流桥头堡的长崎：从“平阳下船过东洋”买卖。输往长崎的货物主要是“（湖）丝”、“绉纱”、“轻 ”、“绫”、“药材”等。在长崎卖得银两后，购买草药、海产干货、香料、皮革等日本产品。往返平阳—长崎之间的“船主王自成”没有到案[1]（丁编第3本，P258-259）。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几点简单信息：（1）清初朝廷实行森严的海禁政策，沿海各地政府严密布防稽查。而商贩为厚利所诱，铤而走险地进行走私活动。（2）在当时江南沿海的外贸中，与日本的贸易密切。（3）浙东商人与沿海闽、广甚至内地商人结合成走私集团，有着明确的合作规则和沿海及内地之间的走私路线。中国商船承担了远洋运输任务。这些信息不仅反映了清初海上走私贸易的一般现象，而且作为众多类似案件中的一例，也透视出明清时代涉及海上活动的带有普遍性的特点，由此我们可以思考当时的国家体制、政策与地方民间诉求在海外贸易、海上活动抑或海洋问题上的纠结。

在经历过蒙元时代的异族统治后，明初统治者致力于重建传统中国王朝的域内秩序和天下体系。明太祖在承续“天下观”的同时，务实地处理与域外民族和政权的关系，与军事积弱之两宋时代采取的国与国关系的规则有些相似。明成祖时曾一度雄心勃勃地向外扩张，但太祖体制作为“祖训”没有被颠覆。

1.天下观、边境政策与朝贡贸易

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和对外关系被置于以中原朝廷为天下中心的朝贡体制内，纵然存在冲突与和亲的不同处理手段以及彼此地位的消长乃至对换[2]。无论是常态下还是非常态下的边境贸易，无论从动机上还是从效果上，在中原朝廷看来都服从于非商业性“厚往薄来”的朝贡理念和管理需要，不仅贡使得到优厚的赏赉，其所带私物的交易也常常被免税，所以本质上没有以关税盈利当作财政大计1。从地方社会的角度来说，涉外贸易地区的商贾在与外族的贸易中常常能牟得高利，这是出于与朝廷不同的动机。

按内陆农业国家的思维，海洋通常不是财富或国家赋税的常规来源，特定区域的海上活动受到制约和限定2。但唐宋以降，中国的海洋贸易急剧壮大，而且在某些时期如南宋时，政府成功地征收了来自海上活动的高额关税3。而沿海地区的经济和人民生活也得以提高和多样化，这可以成为国家意志与区域利益的交集4。总体而言，在传统的统治者的眼里，海外贸易还是朝贡体制下“天朝上国”宗主对番邦的“恩仁”、体恤、优容。

2.明初朱元璋凝固域内及周边的农业国家体制

“锐意复古”的明太祖沿袭和强化了华夷大防、重农抑商的原则和政策，将土地、人口、户籍、职业、里甲，以至乡规、里约、祭祀、礼仪、服饰、伦理固定化，力图建立和保持一个集权统治下符合周孔道统的、以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为单元的农业社会[3]。海禁正是这种理想的静态社会模式的产品。明太祖固然强调“万邦来廷”的朝贡仪式和制度，但却推行了保守、务实的和平邦交政策，有限的海外贸易被纳入承袭唐宋元的市舶体系，仅在特定的港口“互市”，“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4]（卷81，食货五）。市舶司的职能在于“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4]（卷75，职官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羁縻诸蕃的政治目的压倒一切，无论太祖还是成祖，除对贡物回之以价值数倍、数十倍的赏赐外，经常对使节附带货物免税1。

但太祖时期市舶司极为短命，朝贡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小。同时，私人海外贸易则被视为非法，至少在明初执行得比较彻底；甚而连出海捕捞等近海活动也被限制。如此，本质上说，“攘外”的旨趣在于“安内”，即巩固自然经济，强化对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控制。

3.“怀柔远人”模板的扩张：郑和下西洋

随着以恢复农业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国力增长，靠武力篡权的明成祖一度突破了其父保守的治国旨趣。即位之初，他就晓谕礼部：“太祖高皇帝时，诸蕃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5]（卷12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条）基于“王者无外”的理念，他不仅恢复了明初仅存数载的宁波、泉州、广州市舶司，分别名之为“安远”、“来远”、“怀远”，在京城设立培养翻译人才的“四夷馆”，而且雄心勃勃地走出去，以大规模下西洋（1405—1433）的方式将 “怀柔远人”的模板张扬到了极致，与周边及远番建立“四海一家”的宗藩关系。史称：“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4]（卷7，成祖三）

这种凭借雄厚财力、人力推行的官辖朝贡或贡舶往来的政治、文化价值取向与半个世纪后哥伦布探险式航海的商业动机背道而驰，引发的结果也自然迥异。当时国内的经济体系和市场远未达到向外扩张的需求程度，东南沿海地区并不具备与国家意志分离的条件，纵然海上活动（海外贸易与近海生产）在东南沿海人民生活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清代史家赵翼曾评论道：“海外小国，贪利而来。是时内监郑和奉命出海，访建文踪迹，以重利诱诸番。”[6]（卷33，永乐中诸番来朝）这种劳民伤财的创举也只能昙花一现。成祖之后明廷在涉外关系上收缩，朝贡贸易渐次衰微2。但郑和下西洋毕竟显示了南宋、蒙元以来臻至巅峰的中国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地位。而永乐时期对洪武“祖制”的某些“变通”也激励起私人海上活动的暗流涌动。所以明宣宗即位后的一条上谕提到：“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搜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7]（卷130，宣德八年七月己未条）

后郑和时代，与国家从海洋的退却、朝贡贸易的萎缩对应的是私人或民间海上活动的潜流涌动。当潜流汹涌成澎湃之时，正是东南地区的经济勃兴以及国际间贸易开始出现全球化浪潮之际。东南沿海地区商业、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伴生因素与包括海疆政策在内的王朝体制不断较量，国家与区域在海洋问题上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歧异、冲突、调适关系。

1.传统的东亚、东南亚海洋贸易网及其面临的挑战

明朝前期在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和琉球地区的传统朝贡贸易网内，中国的主导地位始终如一。这种以政治价值为取向、不计经济目的的海外贸易并不具备革新意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内田直作就正确地指出：“明代之朝贡贸易，不论从贸易政策上或财政政策上讲，都没有重大的价值，只是举扬所谓朝贡礼的服从关系而已。”[8]

然而，贡舶贸易量额随着管制不断宽疏而日益增长，海禁时期的走私活动也没有间断过，时长时消。亦商亦盗的私人贸易也随着东南沿海经济的扩张直接挑战国家的海洋、海疆国策3。此情形及原因正如晚明时期徐光启所言：“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为商矣。”[9]（P2341）正德年间（1506—1521）海禁出现了明显的废弛，这正是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开始遽速上升的时候，也恰逢“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殖民者的接踵而来。

2.江南或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扩张对国外市场的需求

明中期对海上活动弛禁的部分原因在于顾及沿海人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如清初顾炎武所称：“海民生理，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故稻不收谓之田荒，鱼不收谓之海荒。”[10]（浙江下·绍兴府志·军志）宁绍地区，“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温州地区，“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11]（卷4，江南诸省）。19世纪的宁波士人徐时栋更称：“吾乡海国。”[12]（卷6）总的说来，东南沿海地区海上社会经济活动的地方性反映出海洋在区域视野中的更为重要的地位。

东南地区经济尤其是江南商品流通和生产规模的增大需要拓展海内外市场，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外向型转化，从而培育社会经济革新的或然性潜势。而东南沿海地区勃兴的市镇、繁荣的城市也存在着对国外商品的巨大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这也是众多东南沿海地方官吏呼吁弛禁或开禁的深层缘由，尽管不能否认地方权贵为从海上贸易获利进行推波助澜的动机。

3.弛禁与失控：东南沿海与北京朝廷的歧异

伴随着明中叶海防废弛与海上贸易弛禁，海上走私活动也日渐频繁活跃。随着这种形势的愈演愈烈，加上新航路开辟后以葡萄牙人为先驱的欧洲商旅蜂拥而至，与旧有中、日海上和沿海亦商亦盗集团的结合，带来了空前活跃的国际性贸易，造就了双屿港奇迹1。中外海上贸易与东南区域的市场、经济产生了紧密的互动。但这也意味着国家集权统治的某种失控、失序。而且王朝的海上朝贡制度也因此受到根本冲击，这对明廷来说构成莫大的威胁。

嘉靖皇帝（1521—1566在位）即位后，数度严申海禁，裁减市舶司。但其政策时有反复，因为统治集团内部在海洋问题上本来就纷纭不一，明显表现在更多从政治中心考虑的北京朝廷观点与更多反映区域经济利益要求的东南地方官员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又与党争纠缠在一起，并以1548年朱纨率军将双屿岛化为废墟告一段落。朱纨次年被革职，旋自尽，遗言道：“纵天子不死我，大臣且死我；即大臣不死我，闽浙人必杀我。”[13]（卷59，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壬子）朱纨成为海禁政策与东南地方势力较量的牺牲品。“自纨死，海禁复驰。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4]（卷325，佛郎机，）海防衰废，“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4]（卷204，朱纨）长期海上武装走私活动积叠成炽烈的巨患2。

嘉靖时期的严禁派大吏胡宗宪（1512—1564）的幕僚郑若等早就指出：“嘉靖丙午、丁未间，海禁宽弛，浙东海边势家以丝缎之类与番船交易，久而相习，来则以番货托之。”[14]（P8）一般民众也不惜冒险，“滨海之民以小舟装载货物，接济交易”[15]（卷11，《经略》一，“叙寇原”）。而在“嘉靖倭患”后的反省中，万历三十九年（1611）兵部的一份奏议称：“嘉隆间倭寇，因闽浙沿海奸徒与倭为市，而宁绍大姓阴没阳设为主持，遂使淮扬以南至于广海靡不残破。”[16]（卷490，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庚寅条）次年一件吏部官员的上疏论及嘉靖倭患的缘由：“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牵连以成俗。”3这些不无政治背景的议论意味着东南沿海的地方利益集团与北京的朝廷意志的空前对立，东南沿海经贸的向外扩张远远逾出了国家的掌控。

4.倭患与弛禁

双屿岛事件之后的“倭患”愈演愈烈，延绵十数年，这固然与嘉靖朝政昏暗、吏治腐败、边防废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前文所提及的来自东南沿海地区持续的海外贸易、海上生产、近海航行活动的要求。以中国人为主的“倭寇”活动得到了沿海商民的接应，正如胡宗宪所点出的：“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主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17]（P1112）而被他招安的王直请降时的主要诉求是：“惟愿进贡通市而已。”[18]（P85）王直被诱捕后曾呼到：“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19]（P116）

明廷在付出昂贵的人力物力资源平倭后，海上中外武装走私集团一度退出东海。但只要地方社会的要求始终存在，海患就不可能平息，“倭寇”继续侵蚀着明廷的海疆。胡宗宪也承认：“海商原不为盗，而海盗从海商起。”[15]（卷11，“经略一”，“叙寇原”）而东南沿海的地方大吏则直接要求开海以在源头上消弭海患。如福建巡抚许孚远（1535—1604）奏疏中所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20]（P1827）终于，1567年的隆庆开关虽然是有条件地允许私人贸易，却宣示了这种非官方形式的合法化1。隆庆开关一个显著的后果是倭患的削弱，这是因为明廷开始从根源上正视海盗问题。

明代中后期对外海上关系史上另一个转折发生在澳门。嘉靖八年（1529），明廷准许广东巡抚林富关于佛郎机（葡萄牙）商旅在广东“互市”的奏请。“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4]（卷325，佛郎机）澳门在1557年租给葡萄牙人居住。但这次“怀柔远人”的后果却是明廷始料未及的：已经进入“近世”的葡萄牙人不仅将这个渔港培育成中西贸易的中转港，而且还将其作为一个殖民地城市经营，“筑室建城，雄踞海畔”，使其成为中华政治肌体的一个异质楔子2。

16世纪中期出现的富有转折性的事件开启了一个改变古代中国国策、地方与国家关系、中国与世界市场结构与取向的新时代，这在晚明时代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晚明的“开海”与“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的西方商品、白银之东来同步，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以至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我们观察海洋在地方与国家视域中的错综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舞台。

1.海外贸易上的地方财富与国家利益

晚明时期或16世纪末以后，东南沿海地方与国家大致上取得了一种调适或平衡。海外贸易、海上生产活动不仅缓和了东南沿海地区人稠地稀的压力，增加了地方财富，也有利于朝廷的财政解困。隆庆开关后，福建漳州府的月港（新置海澄县）成为唯一合法的出海港埠。明廷设馆向海商收税，其海商例则不同于市舶或贡舶制度3。如万明所评价：“在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大趋势下，隆庆开海后，无论明廷实行船引制还是饷税制，都是征收货币税，完成了关税从贡舶贸易的实物抽分制到商舶贸易的征收货币制的转变，并逐步形成从设官建置到征税立则等一套管理制度，从而使中国古代海商贸易管理向近代海关及其关税过渡。”[21]

丰厚的关税收入使月港得到了“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的称誉[22]（周起元序言）。此时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广州和澳门依旧实行专管外商的入口贸易4。总的来说，晚明时期的海外贸易、海上经济活动给国家和地方都带来了新的生机。但是，拘囿于洪武“祖制”的晚明政府没有充分意识到从海洋开掘财源的新办法，比如进一步开海通番、增加互市，合法合理地增加海关税，却更多的是因循重赋江南的老路数。

2.白银输入与“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问题

海外市场对中国传统产品的需求由来已久。生丝是江南输出日本的传统产品，需求在16世纪下半叶急剧增加。1500年前后“新航路”的开辟掀起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从晚明到清初，也即16和17世纪，欧洲殖民者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逐次一波波袭入东南亚和东亚，直接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23]（P187-201）。东南沿海直接受到这种影响，而这正是江南、岭南等地市场、商品经济壮大、向外扩张的时候。

江南商品经济的外向扩张带来了自身产业和市场结构的深刻变革，区域与国内经济的市场化产生了对贵金属硬通货的迫切需求。晚明时期海外输入中国的除了香料、药品、珍奇古玩等传统意义上的奇珍土产外，还有大量的白银，解决了中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扩大所需要的贵金属货币的匮乏问题。

白银从美洲和日本大量输入，成为市场活动的主要货币。银本位体制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壮大，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区域经济的货币化，并将沿海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部分地联接在了一起，同时还影响到国家财政贡赋体制的变革。这些方面都是明清社会经济史长期讨论的课题，也是近期从全球化视野重新进行中西比较的热点，兹不赘述1。晚明时期这些社会经济领域内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变迁多少改变了明朝的内陆农业国家性质。但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的一仍旧惯使得明王朝没有走出王朝循复的窠臼。

3.明末国家内外秩序的瓦解与郑氏海上王国的存在

晚明时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政府对海外贸易、海上活动时禁时开，时紧时松，但由于其政治统治力的式微，已无法控制海上事务，不得不采取越来越放任的海洋政策，这反而给东南沿海区域的市场和经济注入了活力。明末的政权疲于应付内地的动乱和北方异族的南侵，朝贡体系、贡舶贸易瓦解，但私人贸易成为主流，本土武装海商集团伺机坐大，活动出入法内法外之间，时而为国家所认可，亦商亦盗亦官，显示出明代中国强大的私人海上实力，最令人瞩目的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海商集团。明清易代之后的郑氏集团在东海、南海建立庞大的海上王国，与东来的欧洲殖民者、贸易商不仅发生冲突，而且也有合作，有力地沟通了东西方贸易[21]。郑成功的两代继任者不再以“复明”为宗旨，他们似乎可以建设一个以海洋为生命线的岛屿王国2。

明亡清兴仍属传统的改朝换代性质，统治政策存在延续性，但在涉外领域内国家和地方社会互动的方式和结果不同。清前期在海洋问题上有力地贯穿了自己的意志，尤其在18世纪“盛世”时期成效卓然，似乎一切都处于朝廷的掌控之中，但一成不变的基本国策也潜伏着难以应对急剧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所带来的危机。

1.清初重整内陆国家秩序和肃清海疆的事业

南下征服中原的清政权较之先前的明统治者，以更为明确、更为细致、更为坚决的方式巩固国家秩序。清初统治者高度警戒来自海、陆边疆的任何威胁，早在征服江南伊始，即鉴于来自海上的抗清、反清势力，反复严饬：“无须片帆入海”；并且颁行将东南沿海居民向内陆迁徙的“迁海令”，保证海禁政策的落实3。文首提到的王吉甫案子即是当时众多事件中的一例。

当然，作为一个在长城以北地区成长起来的兼具农耕、渔猎、游牧的民族，建立起的王朝与蒙元一样颇具对外扩张性和多元包容性。但立足于统御广大汉族为主体的海内的考虑，鸦片战争前清期的海疆策略的政治指向无疑在继续中国传统内陆国家的统治思维，又与晚明时代内外交流上的放任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开海的初衷与成效

当康熙皇帝平靖边疆、海疆危机后，增强了统治以汉人作为主体的庞大国家的信心，他刻意地像以前王朝一样，构造自己政权统御内对外的“合法化”形象，并致力于国计民生，于1684年废海禁，设海关1。自此，这一国策一直延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学者黄启臣不无根据地指出：“不能说清代前期所谓海外贸易是实行闭关锁国，它实行的乃是开海设关、严格管理贸易的政策，海外贸易额比明清两朝是发展的。”[24]国家和区域均得益于这一国策，其中浙北的乍浦港成为清代浙江海外贸易尤其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其繁荣程度持续到鸦片战争[25]（P200-217）。

清廷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近海资源的开发，亦为顾及沿海居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所需。这不啻为对内构性、封闭性的农耕经济结构和文明的延伸、补充，甚或某种否定。然而，清廷的宗旨依然是将海外贸易、海上活动纳入国家统治的朝贡体制内。与明代多数皇帝的颟顸不一样，清醒的清朝统治者自始对开海有着通盘的战略考虑，通过苛细的“海关征税之例”把出海贸易纳入国家财政管理的范畴，在制度、设施建设，政策、策略实施的各个方面、各个程式上做了周密、明确的规定，取得了预期的效果[24]。这与明代受制于贡舶政策的张与弛或紧与松所导致的海外贸易的错乱局面形成了对照。

3.地方“海洋空间”的萎缩

清代皇帝在对外关系上，虽然承嗣中原政权“天朝上国”的观念，但迫于周边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内政、外交政策上趋于务实，“朝贡”虚骄意识弱化，贸易形式已经不再是市舶，尤其是在欧洲殖民者控制、垄断南亚、东南亚地区及印度洋、太平洋海域之后。

与明政府绝大多数时期管理的松弛相比，几代清朝皇帝展示了强大的统御力。雍正时期继续了康熙时期的开海政策并加强了国家的管理，使海关的运作功能更加条理化、规范化。乾隆时期在海洋事务上较前紧缩，不仅对进出口贸易的商品、人员量额进一步限定地控管，如茶叶、生丝、绸缎、米谷等被剥夺于私人贸易之外，而且对包括渔捞等近海生产也严加规定和监督[24]。

海上走私、海盗劫掠远未达到明代中期倭患的猖獗程度，这当然也受益于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1633—1854），中日贸易、海上交往受到两方的管制和监督。清朝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西方商旅、殖民主义者对既有东亚、东南亚、中国南海区域内国际贸易格局、国际政治关系的蚕食。“盛世”时期中国就从广大的海域上退出，自我定位于据守内陆，更谈不上近代“海权”概念。而“盛世”之后的嘉庆时期（1795—1820）因循守旧，无所作为，与东来的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者咄咄逼人的积极作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其间急剧变动着的力量消长也预示了以后大冲突的结局。

4.近海游离人口出走成为“化外之民”

广、闽、浙等地海外移民大凡是作为游离人口背井离乡的。明成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隆庆开关后私人海上活动的活跃、明末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明清之际的王朝更替都曾是导致几波海外移民的重要动因，而清政权森严的海洋、海疆管理政策也不断驱使沿海居民成为“弃民”。

移居南洋或东南亚的华人在国际及当地贸易与经济开发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甚至在南洋建立了以海洋立国的城邦，并常常与欧洲殖民者发生冲突，受到欺凌乃至血腥镇压2。早在明代中后期，明廷对“化外之民”遭受的境遇无动于衷，甚至与西方殖民者联手剿“寇”[22]（P180-181）。明清易代之后，清廷更视之为异类。

五、广州贸易体制、白银内流、鸦片输入及其结局

按学者陈国栋的看法，截止到鸦片战争前夜的清代海外贸易可用西洋（印度以西的欧美）来市、东洋（日本）互市、南洋（东南亚）往市三种模式来概括[26]（P204-206）。与代表“西洋”、主导“南洋”的欧美殖民者的贸易往来、博弈成为左右清政府海外贸易、对外关系以至实力消长的关键变量，而“广州贸易体制”成了中国和西方贸易与外交冲突的根源。

1.“广州贸易体制”

清朝贸易分为朝贡和非朝贡，尽管前者的重要性越来越消退。具有官商色彩的“公行”或“十三行”居间管理和垄断中外私人海外贸易，典型地体现了清廷通过制度和机制对海外贸易有力、有效的管理。部分地由于这种体制对国家经济、财政利益的保护，中方长期居于对外贸易的出超位置，贸易顺差使得白银持续内流，促进了国内尤其是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实，与前代统治者对外关系的路数并无二致，驭外的旨趣与“攘外”一样还是落在“安内”上。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对“洪仁辉（James Flint）事件”的审理和裁决上，清廷一开始就对西方借此打开中国大门的企图抱有高度警惕，关注的是为英夷状子的“内地奸民”[27]。该事件的一个后果为只允许欧美商人通过广州一口贸易。“广州贸易体制”变得更加严格和僵化。

2.自由贸易与鸦片战争

垄断海外贸易的“广州贸易体制”，是内陆国家经济统制的一部分，与传统的天朝-番邦“天下秩序”礼仪并不背离。乾隆皇帝在1761年的一项谕旨中告诫两广总督：“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籍此些微远物也。”[28]（“乾隆”卷649，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十一月庚戌条）

内陆国家的海洋管理体制和中外关系的华夷观念限制和扭曲了海上活动，最终遭遇到了伴随着新一轮全球化而出现的势不可挡的“自由贸易”浪潮。马戛尔尼使团来华（1793—1794）是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对于已经步入“近世”的西方之通商、建交的要求，清朝断然回绝。乾隆皇帝给英王复信道：派人留京“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28]（“乾隆”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已卯条）。如果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只是传递给清廷一个世界历史新纪元到来的信号的话，那么19世纪上半叶鸦片非法输入、白银外流、国库亏损等一系列叠累起的事件，终于导致了内陆国家海洋政策连同朝贡制度、华夷世界体系以战争失败的悲剧而走入历史。余论：明清国家海洋政策与江南市场、东南沿海区域社会经济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内陆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庞大的集权社会，但海洋从来不是一个无论从现实上还是观念上都可回避的问题。检讨明清长时段海洋政策的经历与境遇，对于我们理解国家与区域社会的关系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作用不无帮助。

1.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及发展势态

众所周知，西欧中世纪末叶肇始的海外市场的开拓促进了母国生产结构的专业化和商品化，促成了开放的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并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与西欧海洋商业型和单一经济型的民族国情不同，人多地广、以农立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古代中国，其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本质性变革不得不主要依靠国内市场。

然而，鉴于国内各地区的巨大差异，明清时期江南、珠江三角洲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率先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变革可能性。就海外贸易对国内市场影响而言，明清经济结构和市场结构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外向型转化，但还是发生一些显著变化，如日本一直依赖江南生丝、丝织品及棉布的进口；而第一次全球化以来欧洲商旅、殖民者也主要是用白银交换中国的生丝、绸缎等产品。明代外贸中心已由宋代的广州转移到邻近江南发达地区的福建，且走私商港、岛屿也多在闽、浙近海岛屿。这些都表明，东南沿海特别是江南产品适应了输出的要求，海外市场的拓殖刺激了江南商品性生产和经济货币化。到19世纪初叶，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占据出超优势，海外贸易利润丰厚，倘若放开，并加以合理管理，不仅可以减轻东南沿海人民的赋税负担，还可以增强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促进商业资本的膨胀，加速资本积累的进程。[29]但结果更多的是生产商品化的扩大、市场化的深化，难以见到生产力质的突破和生产关系结构性的革新。似乎一切都发生在内陆国家农耕社会经济的藩篱内；地方社会的动机和要求匍匐在国家意志下。而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埠以降，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政府不断丧失中央集权控制，国家各地的差异性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包括江南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鹤立鸡群，在新一轮全球化的近代化过程中积极、迅速地顺应和发展，也印证了其在开埠之前所蕴含的潜势。

2.国家与区域的紧张与对立

明清王朝的海洋政策建立在内陆国家的国基之上，所以抑或屡行海禁，时紧时弛，抑或开海设关，严格管理、监督。不单官方朝贡贸易大体上延亘下来，私人海上贸易也在法内法外时长时消，并时而激化成武装冲突。王朝统治者出于军事、政治考虑，视海洋为危险和威胁，垄断、限制乃至杜绝海上活动，实质上是维系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系统，但江南等东南沿海地区市场的扩张，人民生活、生产活动的需要，以及权贵豪富们对海外奢侈品的需求，海外贸易惊人利润的吸引，都决定着无法关闭海上大门。这也是何以粤、闽、浙、苏等许多谙熟地方生态的地方官吏以及与自己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地方势力屡屡和来自北京的朝廷意志相抵牾的关节所在。

概言之，古代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下国内市场的发展、发育的效果姑且勿论，内陆国家统治思维下的海洋政策严重遏抑了海外市场的拓殖，阻碍着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和（硬通货）货币化。在诸多讨论中被视为经济成长、社会革新的“瓶颈”。如此特质的海外贸易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都带有不稳定、不确定性，难以催生对生产结构的革命性转型和有组织性的促进力量。对比商品化生产最为先进、市场化和城市化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生产水平远远不及的粤、闽沿海却由于管制疏松以及优惠政策产生了活跃的大规模海上贸易活动，其某些地区的富裕程度甚或盖过江南。[30]在中华内陆传统思维和体制内，海洋在国家与地方充满紧张和歧异的视域内没有被体认、运用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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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Oceans” from Local and State’s Perspectiv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SUN Jing-hao

（Research Institute for Pre-modern Chinese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 imperial China， there is conciliation and balancing in the tension between local and state’s perspectives over ocean or maritime activiti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 the continent-based imperial state in general conducts a conservative policy in view of its defensive and security purpose to stabilize its social co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despite opportunistic varieties in strategy over time， as well as the situations which are sometimes loosened and uncontrolled. This causes complicated competitive gambling between the state and local request due to economic or marketing initiatives. While the mid-Ming piracy crisis reflects the pathogen of the early Ming ban policy of maritime trade， and the late Ming ambiguous and laissez-faire standpoint is urged by coercive local demands， thereby leading to its certain mixture with local society， which facilitates China’s， especially its southeastern coast’s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o the forming world marketing chain. However， the subsequent Qing Dynasty’s state control effectively restricts the spectrum of the ocean in terms of legalized maritime trade and coastal industry and navigation. This reaches an ideal finale for a continual empire. Unfortunately this situation does not last forever as great changes from without， i.e. modern world capitalism’s global expansion and occupation， resulting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ncluding its maritime policy.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national perspective； ocean； Jiangnan

1 这种不计经济利益的朝贡贸易对统治者来说是赠予多于交易，而对外番而言也主要是谋取物质利益，如宋元之际的马临端所说：“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马临端：《文献通考》卷331，《四裔考八》，中华书局1999年版。

2 杨国桢指出：海洋社会经济在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内停留在“民间性”、“地方性”的层次，但作为“小传统”可以在农业经济的衰落时期爆发出张力。杨国桢：《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第88～89页。

3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在广州正式设立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抽解”番商实物税，具备了海关的初步职能。唐政府对番商来华的政策相当优惠，但官方垄断了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而且市舶征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不受重视。两宋时私人海外贸易已成为主流，市舶税关更为规范，以“抽解”、“禁榷”、“博买”为征收形式的市舶收入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参见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3页。

4 陈国灿、吴锡标论述了两宋时代东南沿海口岸及腹地地区的外贸体系对当地人民经济生活的积极作用，而政府通过市舶司等机构适应这一潮流并因而增加了国家的收入。陈国灿、吴锡标：《走向海洋：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

1 陈尚胜对明代市舶机构、功能及其具体实施有十分明晰的历史解读，参见其论文《明代的市舶司制度与海外贸易》，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2 关于明中前期朝贡贸易的衰微，参见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8～59页。

3 陈尚胜《明代市舶司与海外贸易》勾勒了明代市舶制度的历史，其中尤其谈到了明中后期该体制的变化与官方海外贸易兴衰、涉外关系变迁以及私人贸易消长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 杨国桢认为，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特殊性在明中叶以来突出表现在涉及海洋的经济活动上：（1）传统外销的茶、丝、瓷等产品及其加工品的专业化、扩大化生产；（2）跨区域贸易源于厚利而涌向海外的扩张。杨国桢：《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第88～89页。

2 关于双屿岛的兴亡，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136页。

3 关于倭患在嘉靖中后期炽烈的因由，除了国内政治方面外，还有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价格革命”对欧亚国际贸易带来的变化、“战国时期“（1467—1615）的日本因分裂割据无法约束武士、浪人的局面，当然还有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社会经济的变化等因素。详见王万盈：《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18页。

1 董应举：《崇相集选录》之“严海禁疏（万历四十年十月吏部文选司员外董应举题）”，台湾文献丛刊第8辑第23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7年排印本，第1页。

2 之前，正德三年（1508）对番货始行“抽分制”，使得市舶司正式收税。标志着对私人贸易的部分承认，不仅针对来华外商，也延及本土海商。参见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0、152～154页。但王万盈认为自明初市舶税就存在，只是常因“勿征”而运作得随意、不规范。王万盈：《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42页。

3 《明史》卷325“佛郎机”。万明论述了明代澳门治理的中、西两种并存的形态，居澳自治机构议事会与作为的中国地方政府产生的冲突。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150页。

4 关于开启合法化私人海外贸易的月港的管理机构、功能和性质，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302页。

1 明中后期在广州和澳门的征税机构和实际运作情况，参见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172页。

2 近十几年“加州学派”高度评估了江南等发达地区的经济，如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但也有学者主张对白银输入的理解应考虑到当时国家财政体制等因素。从梁方仲的相关研究出发，陈春生、刘志伟颇有根据地认为：“白银的大量输入正好适应了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变革的需要。”在“贡赋经济”的背景下，特别是在积极干涉市场的清代，输入的白银适应了“赋税征收、财政运行和官僚系统运作的需要”，还在一些边远地区退出流通领域。而“进入国库的白银，大多数会以俸薪、公共工程费用等形式重新回到流通领域，但对于生产者来说，置身于这样的过程之中，以其生产物换取白银的直接目的常常是为了缴纳贡赋，而非资本的流通。陈春生、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论18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3 郑氏在处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欧洲殖民商旅以及所辖本国海商的贸易时，建立起一整套颇具近代性质的管理制度。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316页。

1 关于清廷厉行“严海禁”和“迁海令”，参见王万盈：《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72页。

2 参见王万盈对康熙二十三年（1684）前后通过调整政策、增设机构开海禁的概述。王万盈：《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76页。

海外贸易论文篇9

近年来，瑞典政府借鉴英国、芬兰等国做法，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对贸易便利化的实施开展研究，倡导世贸组织将贸易便利化问题列为重要议题进行讨论，并积极提议在欧盟25个成员国中建立统一的海关通关系统，简化欧盟内部的贸易程序，加快贸易流程，增进欧洲统一市场的贸易往来。

电子通关省时省力

上世纪90年代初，瑞典海关参照挪威海关经验开始实行电子通关，目前已成为瑞典政府中电子化程度最高的部门。目前已经有90%以上的通关业务实现无纸化，贸易商只要配备上网电脑和移动电话即可在世界各地完成即时申报。此外，瑞典海关还在其网站设立虚拟海关办公室，以便企业随时了解所需的海关通关信息，既节省了企业通关成本，也减少了海关的人力费用。

“Stairway”提升通关质量

瑞典海关认识到如果货物运输过程较为缓慢，即使加快单证的电子传输也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打破进出口货物运输与有关单证传输不可单独进行的惯例。海关可以将审核单证的程序前推后移至发货的前后；批准进口商仓库为海关监管区；允许定期集中报关；按企业分类实行快速报关等等。

这些想法促成了“Stairway”的诞生，借鉴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经验，瑞典海关于1999年与本国工商界合作开发了一套旨在提高通关管理质量和效率的电脑操作系统，即“Stairway”，并已于2002年3月全面推广实施。

该系统将进出口公司按照业务量和信誉分为5个等级，分别适用不同的通关程序。其中1-2级自动适用于所有瑞典进出口企业，3-5级需企业提出申请，并与海关签订协议。3级只获得进口通关便利，4级获得进出口通关便利，5级可在瑞典海关同时完成贸易方国家的海关通关便利手续。目前已有160多家瑞典大型企业获得了3-5级不等的待遇。据有关数据表明，加入“Stairway”系统可使企业行政开支减少55%，流动资金节省22%。

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成立于1637年的瑞典国家贸易署（National Board of Trade）是瑞典最早的贸易管理组织之一。随着贸易便利化日益成为瑞典政府关注的焦点，国家贸易署在瑞典工贸部的授意下积极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和国际合作，并在其机构下建立了以下多个涉及贸易便利化研究和服务的组织。

瑞典贸易程序委员会(Swepro)

“Swepro”成立于1994年，它是政府和企业界在此领域对有关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的论坛性质的机构，其成员来自瑞典外交部、瑞典海关、瑞典银行协会、瑞典贸易委员会、瑞典电子商务联盟、瑞典国家贸易署、瑞典国际商会、瑞典企业联合会、瑞典国际货运协会等。

该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推动贸易便利化的发展。为此，它一直与联合国贸易便利化和电子商务中心、世贸组织、欧盟、欧洲国际贸易程序简化协会、世界海关组织、世界经合组织、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标准化组织、瑞典外交部、海关、农业署、工业部、国际发展合作署等部门以及瑞典企业保持密切合作，并撰写有关研究论文，积极参加国际论坛和研讨会，阐述瑞典在该领域的观点，宣传贸易便利化的好处。

打开贸易之门（Open Trade Gate ）

该机构的建立最初源于瑞典工贸大臣和外交部发展合作大臣的提议，主要应对贸易壁垒问题。

2004年4月29日，瑞典政府正式成立隶属国家贸易署的“Open Trade Gate”，并为此拨款300万瑞典克朗。主要实现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提供便利，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介绍瑞典贸易规则和法规的目的。实际操作中，该机构通过与本国政府部门和有关标准化组织、贸易组织、商会和商业组织等机构建立的密切联系，为客户提供有关贸易法规、标准和进口限制等方面的准确信息，并帮助客户与有关机构建立业务联系。

当年10月，该机构正式运作，目前共有3名全职雇员和一些兼职专家，提供服务全部免费。

困难解决中心（Solvit）

该中心是欧盟所有成员国为统一内部市场成立的有效解决涉及人员流动和商业往来问题的信息中心，它是欧盟委员会下设信息通讯委员会于2001年11月提议建立的，2002年3月在成员国中正式开始运营。目前每个欧盟成员国都设立了“Solvit”中心，采取共同的运营规则，保证操作公开透明，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2002年7月瑞典“Solvit”中心投入运营，目前业务包括两部分:

――人员方面:协助办理有关证件认证、居住许可、车辆登记等；

――商业方面:协助进行企业认证、进行市场监控，解答海关税收、估价和其他问题。

据统计，截至2005年5月，该中心共接到咨询700余起，其中涉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占40%，税收的占10%，人员的占20%。

贸易便利化研究中心（Tradeasy）

“Tradeasy”是瑞典在该领域开展研究的部级非赢利机构和政府、企业的对话平台，由瑞典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于2002年建立。目前采用会员制，有会员20家，主要是该国大型企业。它主要通过课题形式的研究活动，依靠产业界、政府、大学间的通力合作，研究出减少贸易成本的解决方案，提高瑞典企业的竞争力。

该中心目前正与我国驻瑞典哥德堡总领馆经商处合作开展研究（课题是如何提高瑞中贸易程序的效率）。研究涵盖了从寻找业务和业务结束的买卖全过程，有关研究对象是货物从买方到卖方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索赔程序等。

及时提供信息咨询

瑞典进口理事会和瑞典贸易委员会等组织致力于为会员企业提供信息咨询。

瑞典进口理事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帮助本国进口企业寻找国外货源，并协助他们与国外出口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此外，理事会还负责接待国外代表团，为其提供瑞典市场和建立业务联系的信息。

实施过程中，它密切跟踪出口国的经济发展并与其政府机构和贸易促进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与有关商会、行业组织开展合作项目，还定期在瑞典国内外关于该国市场销售的信息并举办研讨会。它还与瑞典贸易委员会、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保持密切合作。

瑞典贸易委员会是一个半官方机构，是瑞典政府和企业界信息沟通的桥梁，其宗旨是推动瑞典出口，负责派遣并领导瑞典驻外使领馆的商务处室。瑞典贸易委员会内设一个外贸法规和网络服务部，由13个来自各领域的专家负责通过专门网站解答企业提出的本国有关的出口规定、他国进口规定、进口限制、贸易文件要求、产品安全认证、电子商务、CE标识、支付条款、海关关税、项目融资、海运、许可证等方面的问题，并随时更新网站内容。

目前，瑞典贸易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咨询99%是免费的，但涉及海运、自由贸易规则、付款指导、海关关税和通关文件、配额制度、出口商守则、瑞典出口商名录等需付费购买。

杜绝贸易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