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传播论文十篇

海外传播论文篇1

摘要：韩剧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长时间的热播，使韩国的跨文化传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而也成为许多传播学者研究跨国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本文通过对韩剧在中国热播现象的简单分析，透视中国观众的情感需求，目的在于为中国的文化传播能在未来的国际文化传播中取得成功提供一点建议。

韩剧在中国已经热播十多年，其引进的数量却有增无减，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属于跨国传播中的文化传播，是跨国文化传播中典型的成功案例，值得中国文化界和传播界分析、思考和学习。

韩剧进人中国是从1993年的《嫉妒》开始的，但引起观众关注并投人热情却是1997年以后的事情。在国产电视剧无法满足中国观众的情感需求之时，中央八套的《海外剧场》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推波助澜演变为“韩流”，开山剧有《蓝色生死恋》、《看了又看》、《人鱼小姐》、《情》、《加油，金顺》等，虽然有人批评其演绎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实在有点小题大做的嫌疑，然而许多平时对电视剧就了无兴趣的中国人，不看则矣，一看便难以割舍。何以如此，依笔者愚见，韩剧填补了观众的情感空白，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求。可谓是“使用满足”论的成功案例。

所谓使用满足论是指传播者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这一理论认为，受众面对大众传播并不是被动的，实际上受众总是主动地选择自己所偏爱的和所需要的媒介内容和信息，而且不同的受众还可以通过同一个媒介信息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并达到不同的目的。韩剧的成功正是各层次不同身份受众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的证明。

父慈子孝，至亲至爱骨肉亲情

中国乃文明古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讲的就是父爱母慈、儿女孝顺，此乃人伦之首。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自私自利金钱至上的庸俗观念对固有的人类亲情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以致出现了父母不慈亦不爱、儿女不孝亦不顺的有悖人伦的怪象，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有无数的人都在盼望着骨肉亲情的复归.而韩剧给观众演绎的正是对这种亲情的珍爱和维护的世外桃源。《看了又看》里长辈不同意季正和银珠、季风和金珠经历无数磨难才获得的爱情，他们并未因此而记恨父母用有悖人伦的恶行强取，而是用自己的真情去打动长辈，父母在体察到他们的诚心和深情后也改变初衷。《人鱼小姐》里的丙莹和雅利英的父母都是典型的慈父慈母，虽然雅利英因父亲当年的过失给自己带来无数的痛苦而满腔愤恨，像基督山伯爵一样报复连连，当失去亲人的痛苦再一次压在自己身上时，她蟠然悔悟，找回了亲情，找回了纯情孝顺的自己。《情》里秉烛的父亲不仅无能而且还沽染了一身的坏毛病，但他对自己的四个孩子的疼爱是不容置疑的，而他的儿女都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这些都满足了观众对父慈子孝人伦亲情的渴望和呼唤。

兄友弟恭，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

兄弟姊妹之情，是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既有缘成为兄弟姊妹，就应该同患难，共富贵。然而，在当今社会为了铜臭，兄不友弟不恭的怪象却并不少见，为财产拳脚相见，斧锁加身，法庭对峙者并不稀奇，贯彻的是你不仁我也不义，为了一己之私欲已将骨肉亲情抛之脑后，而韩剧正好填补了这兄友弟恭的亲情正在缺失的人伦空白。《看了又看》里的弟兄俩的恋人竟然是姐妹俩，而家长只允许一对结婚，到底谁放弃，兄弟姐妹各不相让，都要誓死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爱情，而他们并未兵刃相见，兄不越礼，弟亦不越情，相互体谅共同面对困难。《人鱼小姐》中当丙莹得知和自己抢朱旺的人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时，她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她的心不可能不痛;而雅利英到精神病院看望了为爱朱旺而患病的茵莹之后，姐妹亲情使她决然放弃自己渴望已久刚刚获得的真爱，她也不可能不心碎。《情》里秉烛面对不务正业惹事生非的弟弟和好吃懒做一心想做明星的妹妹，并未撒手不管，而是辛辛苦苦地维系着骨肉亲情。这些无一不在诉说着兄弟姊妹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夫敬妻礼，至善至美男女爱情

当新人行礼之时，我们都会用“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等吉祥的话语去祝福他们，此乃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自由思想人侵我国，对我们的传统文明冲击不小，在男女情爱的世界里表现得最为突出，西方的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进人我国，给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带来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校园里、街道上、马路边随处可见牵手相拥的男女，甚至众目睽睽之下旁若无人的长时热吻，似乎这就是真爱，自由、大胆、热烈。而中国有些电影和电视剧为了提高观众上座率和收视率，也一改过去爱情作料的清淡做法，转而变成二话不说便热吻，急不可待就上床的浓墨重彩，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而与我们同属东方且文化一脉相承的韩国电视剧在中国大陆的登台亮相，似乎打破了这种偏见，爱得是否热烈和深沉并非只有光天化日之下的热吻和急不可待的上床一条途径，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之下的心灵交汇，那才是爱的永恒。《看了又看》里的季正和银珠、季风和金珠，《人鱼小姐》中的朱旺与雅利英，《情》里的秉烛和美延、哲烛与海美无一不是以命相许的情爱之人，难能可贵的是那么长的电视剧，不仅是深爱的情人，而且是夫妻，从未有过一次亲吻的镜头，但他们的爱让无数的观众为之潜然泪下，何也?真情也，只有发自肺腑对爱人的真情，才能使人物成为爱的典型，使作品成为优秀的佳作。有些作品用形式上的放浪形骸，求得眼球上短暂的愉悦，只能欺骗和麻醉那些浅薄者的神经，这些垃圾信息对社会文明造成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些韩剧的适时引进为我们展示了什么样的爱才是真爱、深爱、永恒的爱.值得影视界、文化界及传播界学习和借鉴。

还原生活，至真至纯的真情

艺术源于生活，韩剧中的许多情节都是普通百姓真实生活的再现，满足了收视群体对生活真实的心理需求。韩剧用生活中的点滴来展开剧情，以温情贯穿整个文本，返璞归真，剧情简单却又浪漫温馨，着重人类最基本、最真实的情感，使人在平淡中感受到温暖。韩剧大多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和小事件，表现手法朴素平实，很少刻意设置离奇的情节，故事看似老套，然而剧中的人物就在爱情、责任和良心之间备受煎熬，同样也考验着观众内心的情感尺度。韩剧为亚洲的观众所普遍喜爱，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充分考虑到亚洲文化圈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审美趋向，并以传统的手法进行了真实的表现。《人鱼小姐》、《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对不起，我爱你》等，如同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一幕，家人一起吃饭、吵嘴、关心、呵护。韩剧的特点就是返璞归真，剧情简单，着重的是人物最基本、最发自内心的情感。《蓝色生死恋》以动人质朴的感情、经典的人物对白、简单却凄美的故事席卷了东南亚。这些电视剧大多有着温情的发展脉络，平淡中有着动人的温情，吸引着向往温情的年轻人。

海外传播论文篇2

关键词：人文奥运；传播；模式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7-0894-03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ommunication Mode of “Humanity Olympics" Concepts

LONG Jun1, XUE Lin-feng2

(1.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Zhejiang, China;

2. Zhejiang Media College, Hangzhou 310012, Zhejiang, China)

Abstract:“Humanity Olympics" which take “harmonious thought" as key idea are put forward by Beijing Olympic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have great realistic meaning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Olympic Movement. On “Humanity Olympics" communication, we find out th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alien mode and domestic mode. Under their inherent laws, a new communication mode has been constructed to preserve the orientation,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 effects of “Humanity Olympics"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Humanity Olympics; communication; mode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困扰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种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产生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人文危机”。北京提出“人文奥运”理念，既是对奥林匹克人文精神的复归与弘扬，也为解决奥林匹克运动“内源性”异化危机与“外源性”冲突危机，找到一把钥匙，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新型模式的构建

1.1 “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基本模式

传播的基本条件是传播者、受众、信息和传播媒介。因而，用最普遍意义的模式来表示“人文奥运”理念的传播就是：

“人文奥运”理念

传播者媒介受众

当我们对这个最简单的“人文奥运”理念传播模式进行深入研究会发现，“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受众是两个文化背景具有本质区别的群体，一个是浸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内受众，另一个则是与中华文明截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海外受众。

当发现这两个不同受众群时，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传播者对这两个不同受众传播的内容、手段、目的、效果等等也是截然不同的。“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的传播与在海外的传播有着各自传播特点。

1.2 “人文奥运”理念“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的构建

1.2.1 “人文奥运”理念国内传播的“旋涡”模式及分析

“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的传播目的是要通过“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的传播，使潜移默化影响我们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和行为特征的“和谐”理念得以重新彰显，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传播者以组织渠道做保证，以人际交往(如座谈、讨论等)做辅助，以民族大义做后盾，运用大量主流媒介对“人文奥运”理念进行传播(宣传)，使得“人文奥运”理念逐渐符合大多数受众的价值观、利益和见解，同民意达到一体化。通过民意组织起来的公众，形成强大声势，源源不断地支持传播者的传播行为，而那些原来不同意主流媒介意见的人，即游离于民意之外的人，在民意达到一体化过程中也会默默的放弃原来意见，继而激起他们在判断和行为上产生连锁反应，让自己很快融入民意的洪流。这就像一个大旋涡，通过旋涡，中心将聚集越来越大的能量。

“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传播的“旋涡”模式可用下图(图1)表示：

1.2.2 “人文奥运”理念海外传播“离心”模式及分析

“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的传播目的在于：一方面，通过以人为本的“和谐”为核心“人文奥运”理念的传播，解决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过程的“人文危机”，实现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和谐，维护奥林匹克运动与生存环境的和谐，使奥林匹克运动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传播者将“和谐”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精神灌铸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中，通过“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的传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终为世界认可与接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海外受众理解并接受了“人文奥运”理念后，并不就意味着“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传播过程的结束。因为“人是传播的动物”，他们又会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传播者的角色，把“人文奥运”理念继续传播出去，这就构成了“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次级传播。也正是这种循环的次级传播的存在，使得“人文奥运”理念得到更全面、更广泛的传播。这就像一个离心运动，把承载着“和谐”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文奥运”理念传播得更远更广。

这就是“人文奥运”理念海外传播“离心”模式，如图(图2)所示：

1.2.3 “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完整模式――“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

不论是“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还是海外的传播，他们有一共同点就是传播者是一样的以及通过这两种传播希望达到的“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终极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一致的。“人文奥运”理念是一个完整的传播体系，正是基于上述两个主要的“一致性”，将“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的传播模式与在海外的传播模式有机地联在了一起，形成了“人文奥运”理念的完整的“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如(图3)所示：

图注：箭头代表着运动的方向

1――国内受众；

2――国内受众的反馈；

3――“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的传播；

4――传播者；

5――噪音过滤器；

6――海外受众；

7――“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的传播；

8――“人文奥运”理念通过海外受众进行次级传播；

9――海外次级传播受众

在这个模式中，传播者可以从“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传播过程获得的源源不断的能量，即获得了“内源性”动力。从而也为这个模式引入了动力机制。当这个“内源性”动能通过传播者传递到对海外的传播时，就为“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传播的“离心”运动增加了许多的驱动力，实现了“人文奥运”理念在海外更广泛传播的目的。同时，这种“离心”运动对中心又会产生新的引力。而这种引力不仅紧紧得将“旋涡”、“离心”模式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还实现了传播者势能的提升――即传播者国际地位的提升。

2 “人文奥运”理念“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的功能及评价

2.1 “人文奥运”理念“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的功能

2.1.1 构造功能

该模式能有效地区分出性质不同的受众，使之成为相对独立、完整的传播子系统，又将两个子系统之间又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使平面传播模式发展成立体结构，成为一个完整的传播体系。这个模式揭示传播过程中各系统或要素之间的先后次序、排列方式、结构形态以及运动形式，可以使我们在分析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时都能获得整体的形象，认识到这一要素和相关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及互动图景。

2.1.2 解释功能

该模式的使用者可用它来观察和分析“人文奥运”理念传播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诸如为什么“人文奥运”理念在国内传播时正效果会不断增强，为什么要对国内高涨的奥运热情进行引导等等，也可以用来回答和解决信息沟通中遇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并能够以一种简洁的方式和清晰的描述将结果或答案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2.1.3 引导功能

引导研究者、决策者以及实际操作人员密切关注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及其关系，从而积极主动地干预之，调控之，使自己的工作能始终沿着一条比较正确的轨道前进。比如现在在国内进行传播“人文奥运”理念时就可以更多得依靠大众传媒的力量，而不用像传播伊始过多的使用鼓动性传播、组织传播，也可以适当地运用娱乐性传播，这样就能进一步提高传播效率；如何对目前对国内高涨的奥运热情进行正确引导，对许多还处在“旋涡”的边缘、动能还不大的受众，应该如何提高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他们向“旋涡”中心汇聚，为整个模式提供更大能量源泉等等。

2.1.4 简化功能

接受该研究模式的传播学者的研究工作，可以不再需要从起码的原则和基础开始，而跳过一些要素，简化一些步骤，集中精力和时间深入到“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各个环节中去，解决具体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2.1.5 预示功能

它可以对“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进程或者结果进行预示和预测。比如通过对该模式的研究，我们就可以预测到随着“人文奥运”理念的传播，中国在奥林匹克舞台上将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中华传统文化必将在世界范围中得以更广泛的传播与交流。同时，这个模式也可以预测到在传播过程来自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环境“噪音”的干扰，并预示出受干扰后会对整个系统造成不良后果的关键环节，并实施“噪音”过滤器加以保护。这样，使用该模式的传播研究者就可以据此建立假说，提出增强传播效果的可行性建议。

2.2 对“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的评价

“人文奥运”理念的“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主要是用图形方法，在最基本的传播模式的基础上，找出传播的内部机理和本质规律，发现并克服了平面模式不易反映事物系统性的缺点，从而完整而又简明地实现了对“人文奥运”理念传播活动的整体形貌、全部过程以及将会产生的效果的呈现，使使用者能以最经济的方法达到预定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实际效用。

此外，该模式不仅能反映出“人文奥运”理念传播过程中信息互动的真实面貌和整体态势，而且还创造性地引入了动力机制，使该模式具有动态特征，从而真正体现出“人文奥运”理念传播的动态发展观。

3 “人文奥运”理念“旋涡―离心”共轴立体传播模式的启示

“人文奥运”理念传播模式除能够帮助回答“人文奥运”理念是怎样传播的、为什么能够传播外，还给我们几点启示：

1) 在当前中外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人文奥运”理念的传播尽管纷繁复杂，但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协商建构互动模式而得以控制传播过程的，在总体上其传播趋势也是可以预测和把握的。按照上述模式，不难对“人文奥运”理念的传播趋势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

2) 通过该模式也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在2008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前可以通过“人文奥运”理念的传播达到增强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提升中国在奥林匹克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这样一举两得的目的，但2008奥运会之后，我们能否并怎么样继续借鉴这个双赢的模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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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播论文篇3

面对这些问题，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开启了一种大胆的尝试。作为一档娱乐与文化内涵兼具的大型相亲交友类节目，该节目首开“海外专场”节目形式，将节目影响力延伸至国外。节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娱乐节目难以走出国门的窘迫局面，同时，也在改变中国电视对外传播“一条腿走路”的现状。从 2011 年 7 月开始，江苏卫视制作并播出了《非诚勿扰》澳大利亚专场获得成功后，又陆续去到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进行拍摄和录制海外专场。迄今为止《非诚勿扰》节目已经完成了 4 个洲 6 个国家的海外专场节目制作，并还在进行新西兰等海外专场的筹备工作。①该模式不仅经受了国内外收视率的验证，更提升了中国电视节目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为我国电视节目的海外传播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路径。

一 . 传播观念变革 ：娱乐节目让外国观众进入中国情境。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囿于政治体制环境的巨大差别等因素影响，我国媒体信息内容的对外传播总是遭受偏见和质疑。一方面，西方国家对我国电视节目对外传播的飞速发展甚为警惕，另一方面又认为我国媒体都受到政府管制，很难获得大的影响力。

2012 年 1 月 6 日，美国商业杂志《Fast Comp-any》刊发文章评论我国电视媒体在美国的发展。文章称，中国政府希望创建英语新闻网以追赶像 CNN、BBC 这样的国际新闻媒体，且中国国家电视台所属的CCTV-NEWS 和新华社办的 CNC World 已经在美国一些地方播放。但文章同时提出了我国对外电视媒体的“问题”，即“中国政府的限制”。文章说，CCTV、CNC World 都属于官方媒体，两者都经常播放一些西方背景下无法理解的内容，以及在西方看来质量较低的节目。如果中国电视真的希望吸引外国观众，它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②。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新闻信息和观点的对外传播中，众多西方受众抱以严重的不信任和警惕。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对外传播理念受到局限，因为不管是建新闻网站，建外文电视台，或者与西方媒体合作，还是国内电视频道的境外落地，都是延续着传统的对外传播理念，依然是按照固有的宣传传播模式在进行对外传播，其对节目的传播力和和媒体的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起到的作用相对有限。那么在机制体制、传播模式不会很快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如何让国外观众没有心理芥蒂地接受中国电视节目，并能顺利融入到电视节目所创造的中国情境？革新对外传播观念，开创多元节目传播理念，让娱乐节目加入对外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

《非诚勿扰》海外专场节目掀起的巨大国际影响力让我们看到娱乐节目在对外传播中的潜力。如改革开放之初，科教文卫改革先行，我国现行体制下电视节目对外传播制度改良应该将娱乐节目放在重要地位，并加大娱乐电视节目这类文化产品创新方面的投入。而这种理念的正确性可以从同为娱乐文化产品的国产剧在海外影响力的提升上得到佐证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近年来，国产电视剧出口正在逐步改变一直“卖的是白菜价”、“播的是东南亚”、“影响是巴掌大”的传统形象，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热播后，《甄嬛传》、《还珠格格》将亮相美国主流电视台。《甄嬛传》更有望打破低价格局，据了解，该剧在美国的卖价会比国内卫视首轮播出的价格高得多。③由此不难看出，娱乐节目较新闻观点类节目更能吸引外国观众，也能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并更好地将外国观众带入中国文化的情境之中。

涵化理论也能支持这个观点。格伯纳的涵化理论指出，人们选择电视的通常目的是“娱乐”。格伯纳认为 ：电视是现代社会的文化指标，文化透过大众传播与其自身沟通，而这样的沟通则维系或修正出文化内一致的价值观。在格伯纳看来，娱乐内容最可能发挥涵化效果。因此，可以说电视娱乐节目最能为观众所接受，并将观众带入内容所表现的情境，培养与所接受文化一致的价值观，修正其偏见。以《非诚勿扰》海外专场为代表的娱乐节目，通过有效的传播策略，必能使外国观众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中国情境，接受中国文化，理解并尊重中国价值观，从而起到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作用。

当然，对外传播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值得引起注意。长期以来，中国电视节目的对外传播表现出的急切地不加遮掩的传播欲望给国际媒体以消极的印象。国际媒体对此的批评态度毫不讳言，“中国总是不避讳地宣扬希望把我们的节目卖给你们，目的是把中国介绍给其他国家 （in order to introduce Chinato other countries），而且价钱是其次的不重要的 （theprice is secondary） ”④这种方式不仅使人怀疑其传播目的，更免不了国际社会将中国娱乐节目等电视文化产品同“中国制作”的刻板印象联系起来，低廉的价格附带的必然是低劣的文化品质，这使国际媒体在心理上产生排斥情绪。因此，尽快在思想层面上改变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是对外传播理念创新的基础。

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更是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电视娱乐节目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我们开展对外交流，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电视节目的对外传播承载着文化对外传播的功能。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中国电视人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和定位，找到一个独特、有效、合理的传播切入口。显然，《非诚勿扰》海外专场的传播路径给我们以意外之喜，因为电视娱乐节目具有天生的亲和性，优质的娱乐电视节目能够快速而有效地将外国观众引领进节目所设置的文化情境，实现良好的对外传播效果。如果国家文化能够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那么无疑这是进一步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并对国家形象的构建、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有益的，具有重要意义。

二 . 传播路径创新 ：“二级传播”让中国价值嵌入外国视野。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西方媒体资源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对外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单就综艺娱乐电视节目而言，世界上质量最好的节目仍然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电视媒体，发展中国家通过模仿、移植、版权引进等方式跟随、学习和追赶。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我国也还处于这样一个追赶时期，电视节目原创水平有限，优秀节目不多，想要像西方那样靠输出节目模式来提升中国电视国际影响力，短时间之内并不现实。因此，要想让中国娱乐节目进入西方观众视野，在没有节目模式出口的支撑下，独辟蹊径的《非诚勿扰》海外专场传播路径给中国娱乐节目的对外传播以启示。

《非诚勿扰》是一个常规播出的优秀的和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节目，在中国大陆同时段收视率中一直遥遥领先。在节目进入第四个年头，其收视率依然能达到 2.5% 以上，超过各省级卫视其他节目，经常位居同时段收视率第一。⑤基于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在国内电视台大量引进海外节目版权的大背景下，该节目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筹办制作《非诚勿扰》海外专场，走上国际化传播的道路。由此，中国娱乐电视节目开始有意识地进入西方观众视野。虽然与国外媒体合作的模式已经在新闻观点类电视节目中普遍运用，但是我国娱乐节目尚未触及，《非诚勿扰》踏出的这一步具有开创性意义。而这种能取得很好传播效果的传播路径归结起来即一种策略——二级传播。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了“二级传播”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只有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作用才能发挥影响，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⑥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需要通过“意见领袖”方能起到更好的传播作用，而“意见领袖”仅仅是能够对一般受众施加影响的人物。但随着传媒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二级传播”理论有了新的认识。

就电视对外传播领域而言，“二级传播”理念一方面是指信息和观点的“二级传播”，即通过意见领袖再传递给大众，另一方面也指渠道的“二级传播”，即从具有“舆论领袖”地位的媒体或栏目传递给其忠实受众。⑦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海外专场即是通过以下两种渠道实现的二级传播。

（一）通过与海外媒体合作实现“二级传播”

策略。

作为省级电视媒体，江苏卫视很难拥有部级媒体那样的国际媒介资源。因此，江苏卫视制作《非诚勿扰》海外专场时，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与当地华文媒体合作，通过当地华文媒体进行前期宣传和男女嘉宾的招募工作。当地媒体不单是简单的“桥梁”，而且扮演了“舆论领袖”的角色。具体而言，海外专场的运作过程，江苏卫视与目标国媒体合作，如与美国中文电视台、澳华中文网等媒体达成协议，由江苏卫视提供详细的策划方案，前期具体执行如宣传招募等工作由他们来负责，江苏卫视节目录制好后同步在当地电视媒体上播出。

以 2012 年年末的美国西部专场为例，江苏卫视同美国中文电视台合作，在录制前数月便开始了宣传和报名选拔工作。而美国观众也给予巨大关注，短短两个月，总计 3000 多名单身男女争相报名，报名者来自美国的各州各地区，连出演过《惊声尖叫》、《变相怪杰 2》的好莱坞男星杰米·肯尼迪都被《非诚勿扰》

的魅力吸引，报名参加节目。节目在美国中文电视台播出后好评如潮，镜头的背后折射的是世界各地的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 ；男女嘉宾的对话展示了中外婚姻和恋爱观念的异同 ；嘉宾感人的故事树立了美国华人的新形象 ；孟非、乐嘉和黄菡老师的对话，对嘉宾的拷问，带给观众启发，引发在海外观众关于婚姻、生活、中西文化和价值观的讨论。⑧。

由于海外专场的巨大成功，《非诚勿扰》目前已在韩国中华 TV，马来西亚、文莱 NTV7 以及新加坡的StarHub 播出，《非诚勿扰》美国专场、澳大利亚专场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当地电视台播出。德国、法国、加拿大传媒机构认同节目的影响力，也在与《非诚勿扰》节目组关于海外专场合作展开积极的接洽。《非诚勿扰》海外专场的版图正在逐步扩大，节目的国际影响力也随着“二级传播”策略的成功运用而不断提升。

（二）通过互联网视频网站实现“二级传播”策略。

《非诚勿扰》节目在互联网上的传播也是“二级传播”的一种体现。基于互联网而逐步发展成熟的新媒体已经在传媒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电视节目的网上传播已经是大势所趋。由海外专场的空前成功所掀起的《非诚勿扰》海外热潮，在海外专场还没有到达的以及收看不到该节目的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只能通过网络视频电视求得安慰，从这一层面来看，国际视频网站成了《非诚勿扰》传播的“舆论领袖”。而江苏卫视同美国视频网站 YOUTUBE 的合作便是这种“二级传播”策略的体现，它使更多的海外观众可以收看到这档节目，无限扩大了节目的对外传播范围，进一步提升中国电视节目的国际影响力。

为了使更多的海外观众收看该节目，2012 年11 月底，江苏卫视正式登陆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在 YOUTUBE 的名称为《江苏卫视王牌综艺节目》，并将很多节目内容都上传到了 YOUTUBE。

对于海外观众来说，不仅是海外专场，包括《非诚勿扰》

的其它期节目以及江苏卫视的各个娱乐节目都能通过网络收看到。

与国外媒体的深度合作和运用互联网两种渠道的“二级传播”使《非诚勿扰》节目在海外的传播范围极度的扩大。这种模式并非简单的“借船出海”，因为作为“意见领袖”的国外电视台和视频网站 YOUTUBE 都能给受众对节目的接受起到好的引导作用，真正的使中国电视节目进入国外电视观众视野，使他们在没有“意识形态”宣传的思想压力下主动接触中国电视节目，接受活泼的中国文化，也使中国娱乐电视节目能更好的“走出去”，传播中国文化，并与国外各种不同文化进行互动交流，提升节目的国际影响力。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过程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提升中国电视节目对外传播力，进一步丰富中国国家形象的作用。

三 .《非诚勿扰》节目对外传播中的局限性。

当然，作为中国电视节目对外传播新路径的《非诚勿扰》海外专场，虽然客观上对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起到了作用，但是其作为娱乐电视节目对外传播的开创模式，仍然存在很多缺陷，传播效果受到局限。

娱乐节目只传递文化，无涉新闻信息及观点。这一点是节目能够得以受到西方观众接受的一个基础，而节目在潜移默化中也将东方价值观、婚恋观等中国文化元素嵌入其中，使西方观众在没有受意识形态影响担忧的情境中愉快地了解和接受节目传递的信息。但相较于提供新闻信息观点的节目和频道大量存在而言，单一的《非诚勿扰》节目的对外传播力量甚小，影响不够，它仅仅是作为我国娱乐节目对外传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方式而已。

节目的对外传播采用中文，影响国外受众的观看体验。虽然汉语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语种，且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但是能够无障碍接受汉语电视节目的非华人观众依然是少数。《非诚勿扰》海外专场依然固执的对嘉宾条件作出要求，即能够熟练的使用中文，且在节目播出中也没有相应的外语字幕，对非汉语人群的接受造成困难。这也大大限制了节目的受众群体和传播范围，使其影响更多的只局限在华人圈。

节目制作过于保守，海外专场的录制仅仅是点缀。或许是出于竞争的压力，收视率的考虑，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海外专场只是作为一个常态播出节目的点缀，它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吸引本土观众上。在立足于本土高收视率和影响力的前提下，节目组才将目光投向国外，广阔的海外市场也仅仅只是本土市场的一个补充。当然，即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非诚勿扰》的海外传播依然在客观上起到了提升我国电视节目对外传播力的作用。

四 . 结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到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学者明安香更是将文化软实力和对外传播两个概念与中国崛起放在一起考量，认为中国文化极具潜力，关键是如何进行对外传播 ；两者对于我国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赢得一席之地具有重要意义。⑨但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今天，我们的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依然不尽如人意，虽然上至国家层面，下至一般省市媒体，都在不断地从政策机制、交流合作等方面试图探寻一条更为有效的对外传播途径。而《非诚勿扰》海外专场的节目运作模式为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探索了一条新路径，这条新路径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当然，《非诚勿扰》之所以能够维持一个高收视率的状态，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注重创新的娱乐节目，江苏卫视每年都会花巨资升级该节目，而最新的节目改革是创造性地设置了“爆灯”和“爱转角”等环节。不断创新是该节目能够持续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海外专场的推出也是该节目创造性的革新之一，虽然它在节目的对外传播方面还存在局限，但是其开创性并不妨碍这个节目的国际格局、世界眼光。更重要的是，《非诚勿扰》海外专场在我国电视节目对外传播中，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媒体传播理念的转变，即将娱乐电视节目的对外传播上升到更为重要的地位，同时开创性的“二级传播”策略，其对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构建意义更为深远。

注释 ：

①江苏卫视官网，jstv.com.

② fastcompany.com/1806086/beijing-calling-trouble-chinas-new-english-language-news-network.

③《海外热播，国产剧迎来“美好时代”》，《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4.3.

④ Neil McCartney，Lali Gostich，The Media（Foreign File） : Sweet and sour taste ofsuccess /Trade in TV programmes with China.The Daily Telegraph，August 3，2011.

⑤数据引自 ：央视索福瑞 csm46 省级卫视晚间节目收视率。

⑥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P196.

⑦李宇 ：《对外传播中的“二级传播”策略——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对外传播》，2013.2.

海外传播论文篇4

自2009年3G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应用迅速普及以来，中国对外传播的技术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龙小农认为，中国要想建构与自身实力相应的国际话语权，应在此次传播技术范式转移中争做主导者，而非后期跟进者。① 当前，“美国方面在努力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一部分。……对他们而言，社交媒体是个很好的宣传平台”。② 包雪琳、刘昶认为，美、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微博外交”折射出外国政府在外交领域极强的适应和创新能力，我国的涉外机构要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国家利益的“微博外交”路径。③ 相德宝研究发现，在自媒体时代，涉华舆论引导需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广大自媒体用户的力量，积极开展自媒体公共外交，传播中国，提升中国国家形象。④ 由此可见，当前处于移动互联网传播环境中的中国对外传播对于新媒体的运用已经给予了高度关注。

二、国家导向：统筹两个大局，创新传播机制

在中国对外传播研究领域，可以发现存在着有所区别的不同的话语表述。这些不同主体发出的话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围绕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国家和国家安全等主题不断展开。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对外传播有着越来越清晰的要求和期待，期望中国具有和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传播力、影响力和话语权。这年，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了建设“文化强国”、“海洋强国”、“人才强国”、“美丽中国”等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对未来中国形象构建和对外传播实践将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⑤ 李长春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新网络对外传播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不断提升新兴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⑥ 王晨提出，要认真贯彻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把一个客观真实的和平发展的中国介绍给世界，努力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⑦

三、核心主题：透视他塑自塑困境，确立立体研究架构

2012年的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围绕中国对外传播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形成这一年的研究主题。

在国家形象研究方面，研究者对中国国家形象所遇到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可行建议。孟建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形象建构面临着两大现实困境:一是中国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严重的“他塑”现象。二是在中国形象“自塑”的过程中，则存在着主体性缺失和跨文化传播乏力甚至错位的诸多问题。⑧ 郭可认为，我国需要一个相对真实的媒体国家形象，这样会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发展战略。⑨ 刘琛以主席在解释中国的国际立场时所强调的“和平、发展、合作”等三个主题为框架，对美国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分析，认为美国不会冒险轻言放弃与中国的合作。⑩ 周勇等研究发现，美国电影中的中国人物为中性偏正面的形象框架，但是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了解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刻板印象。11 郑天亮认为，国内媒体应推出能够展现当今杰出华人形象的节目，从而助力中国文化传承与中国华人形象的整体塑造。12张结海等研究发现在西方受众眼中，中国男性身体形象偏负面，中国女性身体形象偏

正面。13

在外交传播研究方面，公共外交传播已经成为当前对外传播研究的热点领域。赵启正认为，为了使舆论中的中国和实际中的中国能够一致，中国公共外交必须加强。14叶皓认为，公共外交的核心载体就是国际传播。15 贾付强认为，我国对公共外交理论的研究仍显不足，对中小国家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不足，缺乏从宗教的视角研究公共外交。16周厚虎认为，软实力的理论视角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共外交的理论支撑，而公共外交本身也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战略路径。17 许静认为，在超越传统的对外宣传思想方面，国家品牌化策略传播不失为一种选择。18 赵新利认为，中国一方面成为全球留学的重要生源地国，同时成为全球留学的重要目的地国，科学、合理、战略性地开展留学生公共外交，推动留学生对外传播工作十分迫切。19

在军事对外传播方面，研究者已将军队形象提高到国家形象的高度来予以重视和研究。孟建提出要大力加强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的话语权建设，使中国成为中国军队国际形象建构和传播的“真正对话者”和“国际发言人”，迅速提升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的“自塑”能力。20许森认为，在“无国界”传播的新媒体时代，军队对外形象传播行动已经很难区分军内军外、国内国外，对内传播可能产生对外的舆论效果，对外传播也可能影响国内的社会稳定，国际问题国内化与国内问题国际化现象越来越明显。21曾率认为，军队应整合新旧媒体资源，面向移动网络优化现有传播力量，同时探索军地媒体结合新模式，利用移动网络媒体构筑对外传播新平台。22

在边疆对外传播方面，新疆、、南海、等问题成为这年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李建军认为，全方位提升新疆现代文化传播力，是新疆文化传播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23石锋以《纽约时报》近年来的新疆报道为研究对象，揭示出西方主流媒体在“客观”“公正”的幌子下，隐藏价值偏见、双重标准的真实面目。24刘晓程、王赞认为，边疆对外传播应该选择“地方（边疆）—中央（国家）—境外华文区—海外英文区”的传播路径。25周德仓认为，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作品《百万农奴站起来》对于对外传播的启示在于准确的历史感是对外传播的关键。26阎学通认为，中国调整执行了30年的“不结盟”原则和20年的“韬光养晦”原则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南海利益和在全球的国家利益。27张军芳从国际媒体“黄岩岛事件”报道中的隐喻分析入手，认为这一政治事件话语的展现过程中，凸显的是隐含在各国媒体新闻生产中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28

在文化对外传播方面，软实力、孔子学院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世杰研究发现中国在美国的整体形象好于在德、日、俄、印，其中文化的贡献率最大，中国应加强中华核心共享价值观传播力度，建立中国文化海外影响力状况的数据库。29王异虹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整体认知和接受情况较为正面。 30梁云祥、王秀丽研究发现，中国对日本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仍然薄弱，总体来说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文化价值缺乏认同。 31胡泳则认为，应该从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维度构建互联网国际话语权。30吴瑛调查发现当前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但不同层次的中国文化传播效果存在较大差异。33

四、媒介形态：建构多元传播主体，准确传递中国影像

中国对外传播需要依托不同的传播载体和传播形态进行。王晨认为，近年来，中国主要外宣媒体发挥各自特点和优势，对外传播能力不断加强，世界华人华侨了解中国的平台不断得到巩固。34韩松认为，2012年外宣媒体应该有更多作为、提供更多的中国新闻、提供更多的中性、客观而有新闻价值的动态报道、更加关注人才建设。35郝亚琳认为，新华社近些年在对外报道方面不断改进和完善，注意以国际通行的语言和海外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36文建认为，我国媒体的对外传播网络建设应注意核心站点与组织紧密配合、互为补充，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为全面的全球新闻网络覆盖。37张德修认为，在新形势下，人民日报海外版必须牢牢把握“解读复杂中国，抒发中华情怀”的时代主题。38柳斌杰认为，负有对外传播责任的出版社应“通过构建包括国际主流营销渠道、海外主要华文书店、重要国际网络书店在内的中国出版物国际立体营销网络”。39饶谨、裴培认为，在广义的对外传播活动中，民间媒体与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使中国声音更加多元。40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或者说独立运行的自媒体，都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视野中重要的构成元素。

五、理论维度：贯通历史现实，重视实践前沿

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理论思索涵盖了中国对外传播的顶层设计、基础制度、总体战略和国家定位等重大问题。姜加林认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性的国际传播理论，对于研究国际传播，进而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十分必要。41 隋岩认为，全球化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国际传播再一次获得了信息传播的时空优势，实现了信息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之间的即时自由传播。42 刘燕南、谷征认为，当前我国国际受众研究在理论体系、知识创新、方法应用和实际操作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43 高红玲、金鸿浩通过以“对外传播”为主题搜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情况研究发现，我国对外传播研究的文献数量增长显著，部级基金对于对外传播研究领域的支持明显提高。44

「注释

①龙小农：《从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看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战略选择》，《现代传播》2012年第5期，第47页。

②王迪逊：《哈默眼中的公共外交和中美关系》，《对外传播》2012年第11期，第59页。

③包雪琳、刘昶：《试论公共外交的针对性和人文指向》，《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第145页。

④相德宝：《国际自媒体涉华舆情现状、传播特征及引导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第73-83页。

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11月8日。

⑥汪晓东、李章军：《积极运用先进技术，大力发展新兴媒体，当好传统主流媒体进军新兴媒体排头兵》，《人民日报》2012 年9月15日，第001版。

⑦王晨：《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对外传播》2012年第1期，第5页。

⑧董军：《提升国家形象建构的“自塑”能力》，《社会科学报》2012 年2月23日，第006版。

⑨郭可：《向世界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2月23日，第006 版。

⑩刘琛：《美国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对外传播》2012年第6期，第9-10页。

11周勇、张雅佼、吴迪、吴储歧：《电影框架与大国形象建构》，《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第43页。

12郑天亮：《华人形象塑造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新闻战线》2012年第10期，第92页。

13张结海、曲玉萍、吴瑛、康岚：《西方视野下的中国人形象测量研究》，《现代传播》2012年第2期，第21页。

14赵启正：《公共外交和公共关系殊途同归》，《国际公关》2012年第4期，第30-31页。

15叶皓：《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第11页。

16贾付强：《公共外交研究: 理论、实践及不足》，《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第2期，第151页。

17周厚虎：《公共外交与中美软实力战略》，《国际展望》2012年第1期，第34页。

18许静：《论公共外交中的国家品牌化策略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106页。

19赵新利：《留学生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2年第3期，第48-49页。

20孟建：《倾力建构中国军队国际形象传播体系》，《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09页。

21许森：《军队对外形象传播探究》，《新闻战线》2012年第4期，第81页。

22曾率：《构筑新媒体时代军队外宣大平台》，《对外传播》2012年第3期，第57页。

23李建军：《提升新疆文化对外传播力的路径选择》，《当代传播》2012年第2期，第76页。

24石锋：《被价值偏见扭曲的“新疆印象”》，《当代传播》2012年第4期，第111页。

25刘晓程、王赞：《让边疆不再遥远》，《对外传播》2012年第7期，第29-30页。

26周德仓：《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59年采访报道的对外传播意义解读》，《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79页。

27阎学通：《从南海问题说到中国外交调整》，《世界知识》2012年第1期，第33页。

28张军芳：《国际媒体“黄岩岛事件”报道中的隐喻分析》，《新闻界》2012年第16期，第17页。

29关世杰：《中国文化软实力：在美国的现状与思考》，《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72页。

30王异虹、龙新蔚、江晓川：《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德国的认知及接受度分析》，《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90页。

31粱云祥、王秀丽：《从日本社会调查看中国的软实力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98页。

32胡泳：《互联网国际话语权构建的三个维度》，《对外传播》2012年第11期，第35页。

33吴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44页。

34王晨：《向世界客观说明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 年9月29日，第008版。

35韩松：《做好2012年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2年第1期，第16-17页。

36郝亚琳：《讲好“中国故事”》，《传媒》2012年第3期，第71页。

37文建：《西方媒体海外传播网络建设的新趋势》，《中国记者》2012年第4期，第103页。

38张德修：《合作互利 放大中国声音》，《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 年9月29日，第008版。

39柳斌杰：《把中国的精品力作推向全世界》，《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年10月8日，第001版。

40饶谨、裴培：《民间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机遇和挑战》，《对外传播》2012年第3期，第20页。

41陈杉杉：《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0日，第A01版。

42隋岩：《国际传播的软实力及媒介外交功能》，《当代传播》2012年第1期，第31页。

海外传播论文篇5

这是中国网《中国3分钟》（China Mosaic）栏目5月5日播出的《大师远去的背影》视频中，一段缅怀京剧艺术大师梅葆玖的评论。这期节目颇受海内外受众的喜爱，节目播出不到两周时间，海外社交账号上阅读量达到70万人次，视频播放量达15万次，互动700多条。

《中国3分钟》是中国网专为移动端和社交媒体量身定制的一档全球时事英语评论节目。2015年7月试播，2016年初正式上线，短时间收获了巨大的影响力和良好的传播效果。

本立而道生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发展，全球目光越来越聚集于中国，世界迫切期待进一步了解中国，我们也愈加需要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而多元的全景中国。

海外读者最想了解中国的哪些方面？如何让我们的想法、传递的信息和理念转化成他们的认同？“本立而道生”，立足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找到国际化传播的本土化和切入点非常重要。

《中国3分钟》邀请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资深专家担任节目顾问，保证节目创作团队具备扎实的英文基本功和跨文化传播思维，通过符合西方受众表达和接受的方式呈现，在不同文化中取得平衡和融通，真正融入和影响海外主流社会。

2016年5月12日，中国网推出了《天书指路――海角再远也是家》，该期节目以古代南海渔民世代相传的手绘手写航海日志《更路经》为切入点，讲述中国渔民世世代代在南海生活、打渔，发现进而命名岛礁和开发南海的故事，从侧面说明南海是中国的领海。节目上线不到20个小时，就有超过10万人在Facebook上观看了该视频，阅读人数多达236万，1891位网友参与了评论互动。

2015年12月31日，主席亲自为火箭军授旗，这是中国在陆海空三军之外成立的第四个军种，本身就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境外媒体一向对中国军改高度关注，如何在这个事件上发出中国声音显得极为重要。《中国3分钟》栏目组迅速做出反应，联系国内军事领域相关专家对话题进行探讨。2016年1月11日，栏目组推出了《中国建立现代化火箭军，军事力量将升级》，该期节目在国务院新闻办的Facebook官方账号和中国网专题账号“热点中国”（Trending in China）后迅速引发关注。截至2016年1月25日，推文累计阅读量超过150万人次，视频播放量达6.8万次，1280位网友参与互动。美国网友克里斯・强森还将本期节目转发至Facebook上非常活跃的政治性群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使美国重返伟大），引发了该群组的爆炸性讨论。

在快节奏的移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评论类网络节目往往紧随热点事件发声，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中国3分钟》栏目紧跟热点，快速推出相关视频评论节目，为中国声音的海外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声平台，生动、及时地表达了中国的观点和立场。

四两拨千斤

网络视频节目内容丰富、表达方式多元且互动性强，使其具备了拥有广泛受众的基础，尤其是对国外传播中国声音时，更需讲究策略，寻找支点，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2015年12月17日，《气候大会决胜巴黎》播出，这期节目将巴黎气候大会的背景、各方立场、中国主张等内容以微动画、图表、图形等多种可视化方式呈现出来。在展现主席关于气候议题的表述时，采用“头像+对话框”的形式；而在表现中国网记者同期声时，则采用了年轻人喜爱的微信等社交媒体通讯工具的设计，以微信语音播放的形式呈现。节目时长有限，评论员无法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表态详细阐述开来，为此后期编导特意制作了动画加以辅助，在一张世界地图上闪烁标注出各国的地理位置并附上其观点主张，不仅将多方信息浓缩在短短20秒时间内呈现，其画面更是生动精彩。

作为一档海外传播节目，为更多覆盖海外受众，《中国3分钟》在选取政治、经济、军事类硬性话题外，还选取了一些文化、民生类的软性话题进行评论。

2016年4月15日推出的《美食还是歧视？一首“精明”的打油诗》便以美食做比，回应诗人“我们还有更多地方美食。当来自中国山东、内蒙古的美食呈现在您面前的时候，尽情享用就好了。当然，您也最好不要一边享受着丰富多彩的美食，一边调侃创造美食的人。”

这样的编排和创作，可以“优雅地”呈现栏目立场和观点，比义正言辞地抨击种族歧视这种“填鸭式”灌输效果更易于被人接受。中国声音能不能传播好，关键要看受众是否愿意听、听得懂，能否与我们形成良性互动，产生更多共鸣。

谈笑有鸿儒

在向世界形象地传递中国观点和中国态度时，除了注意方式方法，更需找准传播源。“谈笑有鸿儒”，找对讲故事的人，传播将会事半功倍。

《中国3分钟》由中国网总编辑王晓辉亲自操刀，担任栏目核心评论员。王晓辉有着丰富的海外传播经历，也有着多年从事翻译、新闻报道和互联网工作的经验，曾经多次担任过领导人的随行翻译。经过多年的工作积淀，其评论风格自成一派，既“高大上”又“接地气”。他的英语表达深入浅出，风格幽默又意味深长。节目推出后，反响热烈，得到了海外受众的青睐，自此开始担任起节目的主持，这对培养节目受众粘性具有重要意义。

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只有从民族文化中开拓，从历史走向未来，才能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海外传播体系，加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我国国际形象。

海外传播论文篇6

一、海外华文传媒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意义

目前许多学者提出通过关注和影响海外华文媒体来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观点（参见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在危机中发展的契机与生机》，《对外传播》2009年第11期；郭镇之：《对外传播与中国电视》，《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理由有三：一是海外华人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二是海外华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三是中国快速发展备受关注。“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认为，大量的海外华文媒体与华人是中国软力量优势的具体体现。近年来在国际上颇受欢迎的华文媒体产品都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和经济资源，他们如何描述中国，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许多研究同样表明，海外华文媒体与我国文化一脉相承，拥有浓烈的中华情结，其报道中国主题突出，不失为增加中国海外话语权的最佳选择（参见赵靳秋、郝晓鸣：《新加坡语言教育政策影响下的〈联合早报〉与华人身份认同的变迁》，《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2期；金勇、王礼陈：《联合早报网的中华情结及原因初探》，《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董天策：《联合早报网〈中国早点〉的言论特色》，《新闻记者》2011年第8期。）。如金勇、王礼陈指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首页新闻中，中国新闻的数量最多，占新闻总数43.4%。在网站设置的栏目种类中，“中国”一词出现频率占据50%以上的篇幅。在新闻选择上，“联合早报网”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中国新闻。

因此，学者对海外华文媒体给予青睐，并对其在国际舆论中能提升中国话语权寄予厚望。然而，仅凭浓烈的中华情结和对中国新闻的高度关注就能说明海外华文媒体能产生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吗？海外华文媒体所呈现的形象就一定与“我方”期望产生的国家形象一致吗？事实上，中国主题或中国元素在新闻总量中的高比例只能表明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国现状的高度关注，并不能说明其持有的立场与态度。近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主题的相关报道同样大幅提升，但其舆论主流仍以批评与指责为主。因此笔者尝试通过对海外华文媒体具体内容的深入分析来客观公允地论述海外华文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

二、海外华文传媒的报道框架特点

《联合早报》是海外权威性的华文媒体，以“第三只眼看大中华”著称，该报在东南亚堪居华文媒体之首。“联合早报网”日均页浏览量达到800—1000万次，月平均读者超过400万人，规模大，影响广泛，是研究海外华文媒体的代表性案例。笔者选取新加坡《联合早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2012伦敦奥运”这一重大新闻事件的相关评论，分析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呈现方法与特征。

1.“双重身份”报道框架——文化上的归属感与政治上的距离感并存

从整体上看，《联合早报》对伦敦奥运的评论文章大比例关注中国议题，议题内容涉及较为广泛，从政治到文化、从体育到各种社会现象。根据对评论文章的文本细读，发现涉华立场分布呈现明显的集中态势，即集中在“中立”、“较负面”和“负面”三个维度，“正面”与“较正面”立场则较少。若深入分析评论立场与涉华议题，结果显示文化议题评论立场偏向正面立场，相反政治、经济与教育议题偏向负面立场。

“文化议题偏正面而政治议题偏负面”的报道立场是《联合早报》新闻评论的显著特色之一。笔者认为这种特色形成的原因主要源于海外华人对中国长期存有的一种双重身份认同所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层面的强烈归属感”与“对中国当前政治层面的利益距离感”两种情感交织下的结果。

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认为，一个文明内部交流的前提是同一个文明的共享性和亲近性。为了获得众多国际华人社会的注意力，《联合早报》十分注重传承中华文明这种共享性和亲近性。事实上，为了满足华人在文化认同方面的需求，新加坡华文媒体都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性和自主意识来维护这种同源文化的亲近感。但是，由于长期受到不同文化和政治体系的浸润，海外华人对当前中国的政治环境存在一定的利益距离感。他们的身份认同逐渐蜕变成一种“系华人但非中国人”的认知，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海外华人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已经出现明显裂痕，这导致他们一方面仍有强烈的中华情结来承载华人的族群诉求和文化寄托，另一方面在代代相传过程中发生异域变异，在政治利益层面与中国持有距离感。

2.两极化报道框架——政府与公民形象的二分法

在有关西方媒体如何建构我国国家形象的诸多研究中，都有一个大体一致的看法，即西方媒体刻意“妖魔化”中国国家形象（参见刘小燕：《从西方三大通讯社对北京奥运开幕式报道框架看舆论同化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4期；黄卫星、丁宁：《试析中美主流媒体的国家利益观差异》，《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5期；王秀丽、韩纲：《中国制造与国家形象传播——美国主流媒体报道30年内容分析》，《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9期）。根据笔者的分析，《联合早报》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问题框架”的报道模式，如借社会民主问题、新闻自由问题、政治体制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来批评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在“问题框架”报道模式中，呈现两极化报道特色：即对政府形象指责性批评，对公民形象建设性批评，有着明显的两极化分布趋势。

对政府形象的指责性批评有两大特征：一是将奥运议题“政治化”，倾向于把奥运赛事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政府所为；二是将政府行为“标签化”，倾向于把政府所为归类于国际上对中国的一些固定认知。在这些批评中，普遍将奥运问题归咎于中国政府管理和体制弊端，其中频繁出现国际上对中国形象固有的标签式用语，包括“举国体制”、“动用公共资源”、“权力高度集中”、“唯金牌论”和“国家形象至上”等。相比之下，对公民形象的评论则多见善意，且掺杂同情、欣赏、不满等复杂情绪。

对两极化报道框架的原因探讨，笔者认为主要源于海外华人长期受到西方价值观和东方儒家思想双重影响的结果。海外华人长期在跨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既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妖魔化”塑造的浸润，同时又出于对中华情结的强烈认同而做出利益捍卫。在“文化认同感”和“政治距离感”的双重作用下，一方面，《联合早报》能发出代表相当一部分华人利益的声音，与西方媒体抗衡；另一方面，受到西方“民本位”或“一切从个人主义出发”新闻价值观的影响，偏向于将矛盾焦点指向执政当局，而不是普通民众。目前国际上仍以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占据主导，而中国尊崇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或“牺牲小我顾全大我”的儒家精神仍然与国际舆论显得格格不入。在这样语境下，海外华文媒体也会受到国际舆论的影响，多少难免打上西方媒体“思维定势”的烙印。这意味着国际舆论，事实上也包括海外华文媒体，倾向于将中国议题政治化，对政府行为的报道构建“问题框架”，集中性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等问题贴以标签式用语。

三、提升国家形象的建议与策略

从以上分析来看，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形象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可相应采取如下策略。

一是建构可输出价值体系的战略目标。国家形象存在于一个“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交错的情景中”（参见冯惠玲、胡百精：《北京奥运会与文化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一方面人们对客观事物进行判断，另一方面人们还对事物背后的价值进行判断，两种判断相互作用，影响着人们对一国国家形象的判断。而目前我国对外传播过于注重“在事实层面输出议题，而没有在价值层面建构意义”。当西方公众看到北京奥运开幕式展现的大气磅礴却解读成“给领导看的奥运”，当他们看到中国运动员丢失金牌时的懊恼却解读成“这是举国体制的牺牲品”，不难看出，这正是我国新闻事实对外输出过程中缺乏配套的价值体系的原因。我们最缺乏的是一个让新闻事实可以依附的、同时可以让国外民众可以接纳的价值体系。这意味着我们有必要让自己的文化变得清晰起来，塑造一个以国民形象为出发点的鲜明价值观，寻找一个与国际社会相遇最恰当的交汇点。因此，尽早建构一套可与输出新闻事实相应的价值体系是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战略目标。

海外传播论文篇7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郑和使团；宗教活动；规范性传播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前后到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出发前在国内还是下西洋在海外，都进行了许多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的开展促成了下西洋的顺利进行。从传播学角度来说，每次宗教活动都是一次有效的宗教文化传播活动，从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看，都体现了规范性传播的特点。

一、使团内部的规范性传播

传播学理论指出，在一个组织群体中，群体意识的强弱对组织内部凝聚力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群体意识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就强，反之则凝聚力弱。而群体意识又包括群体目标、群体规范、群体感情和群体归属意识，这几个要素越具备，群体意识就越强，越欠缺则群体意识越薄弱。郑和使团作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的组织，怎样才能形成很强的群体意识以建立一个凝聚力强、有中国特色的形象组织?怎样才能形成一套自觉遵守的行为规则和价值取向呢?“群体意识无疑是在群体信息传播和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郑和使团内部需要进行规范性传播，有意识地营造一种传播情境，有目的地传播有效信息，促成群体意识的形成。

郑和使团下西洋，目的明确，纪律严明。也就是说，郑和使团群体目标具备了，还要有统一的群体规范、强烈的群体感情和浓厚的群体归属意识，在思想、言行等各方面始终保持高度统一，严格遵守规则，保持组织形象，以求完成下西洋的使命。要形成统一的群体规范，除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措施外，还需要宗教文化：要使全体成员对组织在精神上形成一体化的感情，产生浓厚的群体归属意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也离不开宗教文化。因为自古以来，宗教在中国一直有较强的影响力，人们能够凭借共同的宗教信仰形成有效的传播关系，加深感情。从郑和使团内部的宗教文化传播来看，在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技巧等方面都是围绕规范性传播进行的。

(一)传播目的的规范性

郑和下西洋次数多，历时长，每次下西洋需要近两年时间，航海路途艰险遥远，郑和使团队伍庞大，人员众多，思想复杂，思想情绪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波动，行为难免有所松弛。从下西洋的实际过程看，郑和使团举行了多次宗教活动，单单瞻礼天妃海神在国内就进行了多次，如每次下西洋前沿途祭祀天妃，平安归来后酬谢天妃等。从传播学方面分析，这些宗教活动都体现了规范性传播的特点，传播了一种“神”的思想，在这些宗教活动中营造了一种特殊的传播气氛，不断强化刺激成员的感官，以致每个成员都能接受内部所传播的宗教思想，逐渐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群体规范，坚定他们下西洋的意志，最后表现在行动上，全心全意为下西洋效力。

(二)传播内容的一致性

郑和使团所进行的宗教活动，有的活动有碑文记载，如泉州灵山圣墓行香时的立碑刻石记载“望灵圣庇佑”闭，郑和印造的《大藏尊经》奉施全国各著名佛寺流通供养，以报答“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阿之恩。第四次下西洋回国后兴建天妃宫，立有《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文描述了天妃显灵搭救众人、化险为夷的情景。第七次下西洋在刘家港兴建天妃宫，宫内所刻碑文首推天妃说：“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威灵布于巨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等等，从这些文字分析，郑和使团在每次宗教活动中都传播了一种“神”的思想。如神灵庇护、神灵相助、神能胜天等宗教思想，在传播内容上体现了一致性。虽然使团成员中大多数对下西洋的目的明确，态度坚定，行为统一，但也有一些成员心存顾虑，尤其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许多成员对远航路途遥远、艰险等方面产生了畏难情绪，对航海能否生还忧心忡忡。如随船医生陈常，“临终但日：‘今不葬身鱼腹矣。’”这是当时使团成员中畏惧心理的典型表现。针对成员中存在的畏难心理，从当时的文化、心理、技术等方面需要出发，郑和在使团内部传播了宗教文化中“神”的思想，借助“神”的力量统一思想，规范言行，使无顾虑者意志更加坚定，有顾虑者解除忧患，对下西洋达成共识。

(三)传播媒介的多样性

郑和使团每次进行宗教活动，都是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宗教文化传播，从宗教活动的记录分析，除了依靠当时使用得最频繁的有声语言外，还借助了多种传播媒介，如体态语言、物质符号、碑文、书籍等多种媒介，在当时的传播技术条件下，体现了传播媒介的多样性。如在永乐五年到宣德五年(1407-1430年)间，郑和八次捐钱印造《大藏尊经》，在全国各著名佛寺流通供养，这里用的是文字传播。郑和使团第七次下西洋前重修天妃庙、新建夭妃官、拜祭天妃神、立碑、刻碑文等，则用了物质符号、有声语言、体态语言、文字等多种媒介。

(四)传播效果的显著性

作为使团带头人的郑和，他是中国当时流行的三大宗教的虔诚信徒，对伊斯兰教、佛教都有信仰，且对天妃海神格外尊崇，他能成为使团内部宗教文化传播的意见领袖，在使团中具有绝对权威性，他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在使团成员中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因此他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在使团成员中接受程度高。而且使团中的很多成员也有宗教信仰，如翻译马欢、哈三、蒲和日等也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随从王景弘、侯显、王贵通等人都信仰佛教，几乎所有的成员都信仰天妃海神。因此，在宗教活动中，郑和与宗教信仰者之间传播机遇多，互动频率高，传播效果好，感情越来越深厚，关系越来越牢固，群体意识也越来越强，组织凝聚力也越来越强。另外，郑和使团中那些虔诚的宗教徒在宗教活动中积极参与，传播中所产生的共鸣强烈，形成的宗教文化传播气氛相当浓厚，对使团中那些有偏离性意见或思想观念动摇者造成了一定的信息压力，那些成员受到一种群体感染，也逐渐消除了偏离性意见，转变了思想观念，统一了思想，协调了活动，全体成员维持了群体的自我同一性，规范性传播效果实现了，“众愿如斯，咸乐趋事”。

二、在海外的规范性传播

郑和使团下西洋以前，东南亚、南亚、西洋一带因宗教不一，经常发生争端，海道不宁，因此郏和使团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宣教化于海外”，规范海外各国友好相处，“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那么，采取什么方式才能让沿海各国人们自觉遵守这一规范?当然需要在使团与沿海国家人民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传播关系，传播必要的文化信息，促成和谐。传播学理论指出，当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由于某些共同感兴趣的信息而聚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进行有效传播，而且任何传播活动总是在一定时间、空间、场合与背景中发生的，超时空的传播活动是不存在的。因此，在下西洋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民之间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同感兴趣的宗教文化作为传播纽带，开展一些宗教活动，在活动中相互交流和沟通，从而达到规范性传播目的。郑和使团在海外宗教文化的规范性传播主要体现如下：

(一)传播对象的差异性

郑和使团与沿海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虽然因为宗教文化而形成了传播关系，但是沿海地域复杂，各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宗教等各方面差异性很大，因此郑和使团面对的传播对象千差万别，在接受态度、行为、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资料分析，当时的南洋、西洋一带有许多国家也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对郑和使团来说，在那些地方很容易建立传播关系，较容易凭借共同的宗教文化找到合适的传播对象。而东南亚、南亚各国，尤其是南洋群岛一带的小国家还没有信仰伊斯兰教、佛教，郑和使团面对的传播对象对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完全是陌生的，他们对郑和使团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可能采取迷惑或抵制态度。沿海国家有些人民还信仰“鬼教”，此类传播对象对郑和使团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完全是抵制或排斥的。可见，郑和使团面对的传播对象在宗教文化现状、接受态度和行为等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二)传播内容的灵活性

针对传播对象的差异性，郑和使团只有适当调整传播内容，以求达到规范性传播目的。对宗教信仰历史悠久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宗教信仰稳定，郑和使团就依照当地的风俗开展宗教活动，传播当地人们乐于接受的宗教文化，使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接受郑和使团所传播的宗教文化。而对没有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则选择佛教或伊斯兰教中让他们较容易接受的内容进行传播，传播内容由浅人深，由少到多。对沿海地区原有的较好的宗教文化，郑和使团则尊重他们，遵从他们的宗教文化，甚至在传播佛教或伊斯兰教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接受当地的宗教文化。

如锡兰山崇信佛教历史悠久，郑和使团每次到锡兰山，必须到佛寺进行佛事活动，尤其是第二次下西洋，除了向佛寺布施礼品外，还立石刻碑文，碑文分别用汉、泰米尔、波斯三种文字传播佛教文化。在爪哇，发现土民崇信鬼教，郑和使团曾极力劝服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而在古里国时，发现当地人民“俗淳厚，尚信义”，既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又敬重象牛，郑和则命令部下切实尊重并接受当地风俗，且用文字记载此事，既传播当地的风俗，也传播佛教和伊斯兰教。由此可知，郑和使团在沿海地区传播宗教文化，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适时调整传播内容，注意了传播内容的灵活性。

(三)传播方式的技巧性

郑和使团面对不同的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必须讲究传播方法，注意传播的技巧性。当时南洋、西洋一带的许多国家和郑和使团一样，也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那么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很容易建立起有效传播关系，在规范性传播上技巧性要求不高。而对没有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则要讲究传播技巧，要在了解他们的信仰或特点的基础上，采取感情诉诸或说服教育的方式传播宗教文化，甚至采取恐惧诉求的方式传播，强制受传者接受规范性传播内容，达到规范性传播目的。

据《外国史略》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到爪哇时，爪哇土民崇信鬼教，郑和使团曾劝服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据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斯拉默穆利亚纳在《印度——爪哇王朝的覆灭和努山打拉伊斯兰国家的兴起》一书写到：“郑和先是在巨港，后来在山巴斯(西加力曼丹)建立穆斯林华人社区，接着又在爪哇沿海、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地建立类似的社区。他们遵照哈纳菲教派的教义和义务用华语传播伊斯兰教。”面对宗教信仰不同的传播对象，郑和使团采取的传播方式既有说服传播，也有集中传播。而对完全排斥佛教或伊斯兰教的人们，在进行规范性传播时，郑和使团则采取多种传播方式相结合。如对锡兰山国王阿烈苦奈尔，第一次到锡兰山，郑和发现国王“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国人，亵慢佛牙”，曾劝其“敬崇佛教，远离外道”，改邪归正，但未成功；第三次下西洋郑和再次要求他改邪归正，而他反而“欲图害使者”，于是郑和使团捉拿了他，并带回中国交与明成祖，且在其亲属中选择了较贤能且能尊佛教的人为锡兰山国王，同时他也被遣送回国。可见，对抵制心很强的传播对象，郑和则采取了说服、强制、感化等多种方式传播宗教文化。

(四)传播效果的有效性

郑和使团在海外进行规范性宗教文化传播，对于统一沿海各国的宗教文化、联络各国各地区人民的感情、加强各国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实现了规范性传播效果，“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至今在南洋、西洋一带还保留有三宝庙、三宝垄、三宝洞、三宝寺等古迹，有些寺庙中还摆有郑和雕像，海外人民把郑和当作神灵敬仰，足以说明郑和使团在文化传播效果方面的有效性。

当时，郑和使团所访问的亚非国家中，许多国家有信仰伊斯兰教或佛教的传统，郑和使团中凡信仰伊斯兰教或佛教又懂得当地语言的成员，纷纷以语言为媒介，以伊斯兰教或佛教为信息纽带，和当地老百姓交流，融入到当地的人民生活中，广泛地传播宗教文化，信息量大，既增进了与当地人民之间的感情，又能达到规范性传播效果。而且在沿海一些地区相继建立了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集中传播伊斯兰教，这样，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传播渠道越来越多，有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方式由说服传播到感染传播、教育传播，程度越来越深，使得伊斯兰教在南洋各地迅速、广泛传播开来。据资料显示，当时的华侨穆斯林在各地区传播伊斯兰教十分积极，一个世纪之后，爪哇终于由华裔穆斯林创建的伊斯兰王国所管辖了。可谓是“伊斯兰教从群岛的一端迅速蔓延到另一端，这也许是在宗教史上没有先例的。”至今印尼日惹华文联谊会会长邓国光都说，印尼全国约有90％的人信仰伊斯兰教，这是郑和在印尼传播伊斯兰教的功劳。可见郑和使团传播伊斯兰教的影响之大，效果之明显。

海外传播论文篇8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面临自身形象从本土到全球的转型。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球企业的领导人。如果不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尤其是目标国的文化，后果不堪设想。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对外媒思维模式的忽视，致使中国领导难以借助国际舞台正确传达信息，对于造成的误解也难以及时纠正。

中国式传播注重“结果”而忽视“效果”，对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舆论特点漠不关心。因此，当企业领导出访海外，尤其是在获得演讲和采访的机会之后，自然而然地要求大篇幅媒体报道，且希望借此进行大范围传播。然而，在国际媒体环境下，安排采访但不出稿是一个极为正常的现象，不采访而直接报道的可能性更是少之又少。企业领导如果不能与媒体进行有效沟通，在内容方面又不具备较强的新闻性，那么采访和传播的效果必然和领导人的心理预期产生较大反差。如何有效塑造企业领导的国际形象，笔者提出了三种模型。

本土形象迁移海外型。这种类型涵盖了大多数业务类型正在从本土向海外复制的中国企业，由于此前领导形象的塑造与传播阵地一直在本土，因此他们的领导有着深刻的本土品牌烙印。此时应该采取的策略是，寻求国际传播顾问的支持，根据目标市场的基本信息和舆论环境，力争在企业特色和个人特质的结合点上，找到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的新亮点，并利用重要事件开展尝试性传播，但是领导形象传播一定要与企业形象国际传播节奏相吻合。

早年，某国内企业领导虽然在本土市场树立了鲜明而独特的个人形象，但在他以睿智的战略思维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同样面II缶国际化转型。在公关顾问的建议下，他频繁借助大事件亮相国际舞台，以演讲、采访等生动的模式让世界把他作为了解中国企业家的一扇窗口，而他的个人品牌为企业的海外转型和拓展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

幕后形象走向台前型。这种类型概括了一部分此前非常低调的中国企业，由于有了企业海外战略性布局，领导不得不从幕后走向台前。此类公司领导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深刻的个人品牌烙印。实际上，此种类型的领导海外传播是以海外为背景兼顾本土和国际两个市场，犹如是在一张白纸上规划蓝图，在国际、国内两大平台同步传播。具体可以按照跨国公司新任驻华领导的传播模式进行。事实上，领导们的一系列“亮相表演”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传达到公众的面前的都已经是经过了修饰、编辑、剪接、甚至加工过了的间接或二手的信息了，因而拥有媒体的话语权是极其重要的。

个人形象转移注入型。此类型是指国内企业寻求具有跨国公司背景的领导加盟。他们通常具有丰富的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经验，能够深刻洞悉中国市场，熟知中国文化背景。但另一个层面，他们的个人品牌已经具有相当鲜明的特性和烙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市场，往往都与曾经服务过的某大型跨国公司联系紧密。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型的企业领导虽然容易被海外市场接受，易于对外传播，但需根据新雇主的企业特质，找到领导与企业的结合点，以密集传播的模式进行有效告知和过渡性迁移。

海外传播论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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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播论文篇10

在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轴上，“走向世界”的理念具有发动机的作用。在这个认识框架中讨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它的意义自然不言自明。近年来，一些年轻研究者开始注意这一领域，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我们”视野中的“他者”文学一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研究》，北师大张清华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作者刘江凯）。两部博士论文花费相当工夫，对当代文学“汉译”的作品数量、译者、读者反应作了详细统计和分析，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对下一步工作的展开，显然有奠基性作用。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一些问题需要深度展开和讨论，如果不了解“海外传播”的具体历史场域、现场氛围等细部情况，我们的研究可能只会给人观念化的印象，从而影响对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定位的基本判断。

一是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在西方主流学术界的权威性问题。

我们知道，最近200年来，西方主流学术关注的是欧美文学问题，即使偶尔涉及亚洲、非洲文学，也基本是为阐释欧美文学的“正宗地位”服务的。所以，在西方学术界视野里，被“汉译”的“中国当代文学”连同它们的汉学家都处在边缘性位置。按照传播学理论、传播方式及其对象一般分“主传播渠道”和“分支性传播渠道”等形式，处在主传播渠道中的作家作品，当然更容易被主流化的西方读者所重视和接受；与之相反，处在分支性传播渠道上的非西方国家的作家作品，即使偶尔会进入西方主流读者视野，但总体上仍然是被整体性忽视的状态。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一些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可能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在西方读者界其实无人所知，经由他们翻译介绍并在西方国家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然而，我们在很多当代作家作品的“作者简厉”、“序言”和“后记”中，经常看到他们的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韩等几十种文字，再加上有些作家附在小说集前面的“英译本序”、“法译本序”、“意大利本序”等等，这就使中国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这些中国当代作家在西方各国已广为人知并大受欢迎。这种“错位”式的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理解，使很多人，包括我们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位置，“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真正地“走向世界”。不过，在我看来，处在这种“错位”式理解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恰恰是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一个小小的角度。这个角度不仅涉及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确切关系，也涉及当代文学如何自我定位，而不是靠世界文学的框架来定位，与此同时更牵涉到当代作家与西方汉学家的关系等等问题。至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提出来，这些年来，我们有些一线当代作家在创作上是不是过于期待和依赖汉学家们的“评价”，后者的文学趣味、审美选择和优越的翻译身份，是不是会变成一种暗示，一种事先存在的认识性装置，被放在了当代作家的创作过程之中。当然，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我在这里不作详细讨论。我的担心只是，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作家会不会因而使自己的作品变成与汉学家相约相知的“小圈子”的文学。这都是令人担心的事实。我们的海外传播研究，不可能不带着自省的性质。

第二是当代作家在海外演讲的问题。

这是当代作家在海外传播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因为讲演可以通过大众媒体迅速提升演讲者在文学受众中的知名度，借此平台使其作品得以畅销，进入读者视野。但问题在于，我目前对这种情况的把握，基本来自国内媒体宣称某某作家在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学府讲演的零星信息，以及作家本人的“口传文学”——当然这是他们对海外讲演故事的典型叙述。有些诗人白海外访问归来，写出诸多回忆性文章，谈到自己演讲如何引起轰动，如何产生很大影响等等，诗人的笔触表现出比小说家们更为夸张的风格，自然这不令人奇怪。不过，因资料整理不足，目前我们还很难了解到演讲者的听众层次和范围，也不知道海外报道这种消息的媒体到底是小报小刊，例如华人报刊，还是主流媒体。如果听众层次和范围只限于汉学家、东亚系学生、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那么这种传播的受众面和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这事实上是一种“小圈子”里的传播，或叫“内部传播”。最近，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来中国社科院演讲，我们发现到场的全是北京的主流媒体、主流翻译界、当代重要作家，以及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西班牙文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的师生。令人惊讶的是，有两个知名女作家还当场拿出20多年前购买的略萨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借以展示这次演讲所衍生的历史长度和深度。另外值得举的例子是，听完略萨演讲后，我去见一位来自上海的亲戚。听说我刚听完演讲，他马上说上海已经报道了略萨将要去北京访问的消息。这完全是一个“文学圈”之外的人士，略萨的动向居然连他都知道，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一迹象，足以说明略萨是“世界级”的作家，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专业圈子”的范围，关于他来中国讲演的各种报道，一时间充斥北京的各大媒体，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在这里，我拿略萨的演讲与中国当代作家在海外演讲作比较，不是说略萨的小说就一定比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高很多档次，而是说，由于听他演讲的听众层次、范围和报道的媒体的不同，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海外传播”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个事实。通过这种传播，它显然已经对中国作家和读者构成了支配性的影响力，因为略萨小说获奖，其小说在北京一度热销的情况足够证明。以上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即我们在评价当代文学在海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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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时候，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作家和国内媒体的“自说自话”，而应该直接去他们演讲国的媒体上取样，收集详细材料，对演讲现场情况有真正的掌握和了解，才可能有基本判断。在文学史研究中，作家、作品、读者和研究者既是一种合谋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猜忌的关系。完全沉溺在作品情节中不能自拔的读者，显然不是具有自觉和研究意识的读者。同样道理，完全被作家的自我叙述所暗示和控制，不能作出自己独立观察和判断的研究者，也不能本文由收集整理算是有见解和优秀的研究者。因此，在听到当代作家“海外演讲”的自我叙述后，研究者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如何想办法在网上收集信息，判断这些信息来自国外哪些层次的媒体，了解其真实情形，而不是跟着作家的叙述再重新叙述。因为，这种纯粹根据作家自我叙述建立起来的“海外传播”研究，不能算是经过资料筛选和整理后的历史研究，由于它的主观色彩，它仍然处在文学史研究的“非历史化”状态。它的学术价值因此是不可靠的。

第三是出国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的问题。

海外传播的第三种方式，显然跟国外邀请中国当代作家参加文学活动有密切联系。能被邀请参加这些活动，说明当代作家在国外受到的关注度，尤其是被一些西方大国的会议主办单位所邀请，更说明他们正在逐步进入主流国家的社会视野，这对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自然是好事。但我希望讨论的问题是，由于国外的文化环境相对自由，出版和会议组织采取“往册制度”，这就使无论著作出版还是举办会议的自由度都很高，因此也造成分层化的状况，即这些出版物和会议实际是参差不齐、良莠不分的。如果不作实证分析，我们还会以为这些会议都等同国内要求严格、层级较高的“国际会议”。但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例如，一位作家朋友年初去澳大利亚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到那里才知道，这种所谓的“文学活动”，实际是一场大型综合性的文艺活动的一个“分活动”。各种电影、绘画、音乐、表演的活动同时进行，有种众声喧哗的感觉。他这次去只作了一个小讲演，听众属于临时组织来的，三五成群、聚散无常，令组织者也比较难堪。然而，如果不是我认识这位作家，这种活动在回国后的叙述中就会被放大，其影响会被人为扩散，造成某种“文学化”的效果。在1980年代的文学杂志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作家受邀参加国际会议的散文、随笔，由于当时很多人没有出国机会，大家会把文学想象带入到对这些散文、随笔的解读之中，从而无形中扩大这些会议的神秘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对1980年代的读者的我而言，这种“误读”式的阅读经验，可以说是记忆犹新的，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相似的经历。那么，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文学会议”是“组织文学生产”的特殊方式，很多重要的文学会议，包括它的出席者，最后都在文学史上“青史留名”。例如，1984年底在杭州召开的“文学与当代性”座谈会，就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发端，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作家、批评家虽然后来创作上有不少贡献，但不能不指出，作为“出席者”的“身份”往往被附加在他们后来作品的“影响力”上，他们会被文学史家编入某个文学流派，从而大大提高他们在文学界的个人声望。以上两种情况，都说明参加文学活动对于“重塑作家形象”的重要性。依我所见，由于国内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当代作家的出访，加上缺少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根本无从把握和了解这些国际性文学活动的档次、影响力和地位等等。也因为这种情况，鉴于作家本人对这些文学活动的夸张性叙述，会无形中放大它们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和文学地位，这就使我们无法准确地把握真实状况。这种情况下，将作家出访与他国际影响力相挂钩的海外传播研究，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

最后，是异识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中的增量问题。

东西方国家在价值取向和历史文化传统上存在明显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双方的价值分歧和冲突自会大大增加而不会减少。有些汉学家在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时，可能会将这种集体无意识带进去，他们往往把一些“闯祸”的作品视为“异识”作品，这些作品一旦被纳入这种意识形态系统，其文学价值便会大大增量。这些作品也因此变为“名作”、“名著”而广为流传。当然，不能排除有些作家乐见这种局面，他们会借此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转销国内同时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形成暗示和控制。但我想指出的是，这种文学筛选程序所存在的问题，是随着文学评价标准的意识形态化，作品的艺术价值逊位于其社会价值，被它选择的作品可能往往都不是作家本人最优秀的作品。这种增量现象，还会发生在西方读者的文学接受中；他们会以为，这就是对中国现实的真实表现，是“中国形象”的真实写照。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文学作品筛选程序的严重性估计得太高。对于社会观念和文化形态更为多元化的西方读者来说，即使是非常夸张的异识文学作品也不过是一种文化商品，它们本身就存在着某种时效性，也会很快贬值。当新的文化商品被推出，这些西方读者的兴趣会立即转移，他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奋点上。因此，值得关注的倒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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