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合同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4 08:45:33

国际贸易合同

国际贸易合同范文篇1

关键词:国际标准合同示范合同发展中国家意思自治

一、国际标准合同的产生的基础

19世纪初,保险业和铁路运输业等公用事业开始发展,对于这些公用性组织而言,由于相对人的不特定多数性及交易的重复性,为了交易的便捷便开始制定能重复使用的合同约款,标准合同遂开始出现。所以,标准合同是应现代商事交易由双向转向多向、从一次性交易向连续性交易的变化而产生。但是谈到合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契约自由和杜摩兰(1500—1566)的意思自治说。如果我们把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一致认为是赋予契约以生命,并将平等、自由与公平等不言而喻的民法原则当成是契约的健康标准的话,那标准合同的出现似乎是扮演了一个“契约杀手”的角色。①但是同时标准合同天生是与传统合同自由、平等的背离,这种背离并不是人为主观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造成的,是客观的,而且这种背离是对形式上的合同自由的修正与发展,它为我们开始通向实质上的合同的自由、正义开启了一扇大门。所以标准合同的出现并非是将全部抹杀现实契约原有的本质,而只是把人们从理想中带回现实中来;相反其还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就如英国的迪普洛面勋爵所指的:“这些合同中的定式条款都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后而固定下来,它们由那些能够代表某一行业的经常从事此类交易的人制作,经验证明,它们能够促进贸易的发展。”

纵观标准合同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点。标准合同正是在合同自由原则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开始出现的。对于那些一方当事人固定,另一方为不特定多数人双方而言,为避免交易的麻烦,制定内容确定化的文本以便可以重复多次使用,这无疑是最简便的方法。同时标准合同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其仅仅是近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交易日益繁盛,特别是公用事业的大量出现,如保险、铁路运输等,使得标准合同得以兴起并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目前普通人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标准合同的数量大约占95%以上。一位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标准合同占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数量的99%,称“我们生活在标准合同的世界里”。所以标准合同已经在公用事业中立稳了脚跟,得到广泛的运用。传统的契约理论渐渐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有学者认为“⋯⋯在近代民法中,民法遵循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把一切人都抽象地当作契约主体,不考虑主体间现实经济能力与缔约能力的差别,追求的只是形而上学的平等,至于具体的当事人在现实中处于何种经济环境、相互实力有何悬殊,则非所问⋯⋯”。②对合同自由的追求唤起了人们标准对合同的重新认识,开始了对合同的实质性的自由的深思。

二、国际标准合同的概念及范围

对于标准合同的概念和范围,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其理解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不难发现标准合同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即标准合同总是采用书面的形式,其条款总是事先准备好的,该合同的格式由缔约方的当事人交给另一方的当事人。但是除上述的情况外人们不能提出一个一般的定义因为在商业实践中“标准合同”这个术语在使用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即示范合同格式和定型化合同。正如国际贸易法的泰斗施米托夫(Schmitthoff)所强调的这两种合同的含义决不是等同的。

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它进行修改和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其就好比一块可供雕琢的木头,在遵循其固有特性基础上可以精雕细琢;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具体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改变。有的称其为“订不订由你”;在英国又被称为格式合同,如同品牌店的待售成品玉佩。而且在考察国际贸易关系中对标准合同中的弱方当事人予以保护的问题时,对这两种标准合同之间的区别就尤为重要。有关比较如下:

1.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修改,可供商人和律师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他们运用可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修改。

2.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加入或完成补充条款或附件,否则合同也没有意义。而定型化合同原则上不可以,其是一方当事人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

3.示范合同格式不具有强制性,而定型化合同具有强制性。所以由单独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制定的定型化合同对于剥削弱方当事人的危险性显然比采用示范合同格式要更大些。不过,国际贸易中使用这些定型化合同的场合要少于国内贸易,因为这种合同以垄断或支配性的经济地位作为先决条件,而在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样的条件并不存在。③这样的条件仅在个别行业的贸易中存在,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处于垄断地位,从而把价格强加给各石油加工与批发公司。所以,笔者认为标准合同并不等同于国际标准合同。国际标准合同将更多地倾向于示范合同格式。而在国际贸易中,定型化合同的概念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合同,其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果。其中一种在经济上是无害的,例如,在国内法上已实施的国际公约,公约中的规定免责条款不得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而取消。如,《海牙公约》、《华沙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等。这些公约设法在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平的平衡关系。另一种则必须予以慎重的考虑。例如,多国公司订立的强加给合同的另一方的合同。如,OPEC。

而在国际贸易中,示范合同文本主要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国际组织的可以反复使用、不具有国家强制执行力的合同文本。如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经常遇见和使用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建设部的《工程建设合同示范文本》、国际咨询工程师协会制订的FIDIC合同条款。在此特别是行业协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与由个别企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一样,也是一种示范性合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行业协会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正如梁西教授认为: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应是“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④可见,这里的国际组织指的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那前面提到的一些行业协会组织,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且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或民间机构。

三、国际标准合同的优势

国际示范合同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修改以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国际标准合同的制定推行者并非全是贸易双方当事人,所以并不能代替贸易当事人。否则就有悖于“契约自由”的原则;其次在实践中也往往无可能实现,每个交易都是统一的标的,统一的价格。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推行国际标准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代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而是为了帮助完善和规范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即为交易当事人订立具体交易合同提供一个范本,而具体的内容和交易条件的变动是由贸易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这样才符合实际需要。同时笔者认为不需将国际标准合同的效力过度的神话,而非要强求国际组织制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具有国际条约的效力。对现有的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条约中的某些条款,笔者认为其实也是由某些示范合同或标准合同的条件演变发展而来的。

对于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论是学术理论、社会舆论,还是交易的当事人,贬多褒少,大家主要是从国内的格式合同的角度来看,认为标准合同的提供者违背了契约自由的原则,使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意思难以真实表达和实行,侵害了合同双方的利益。而笔者认为,市场竞争类似博弈过程。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博弈是市场参与者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所以法学研究者、企业、消费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对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同的评价也是正常现象,而且合同文本本身就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化描述。但笔者始终坚持国际标准合同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追求。但是有的学者却持相反的意见:标准合同文本一般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事先制定好的文本,对方当事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谈判、修改的余地。有学者说国际标准合同的兴起与盛行,无疑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个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甚至认为格式合同是导致契约自由死亡的原因之一。⑤而笔者引用史际春先生的一句话:我们认为,惟有更多地从积极一面看问题,把因为社会和经济的社会化而给契约自由带来的限制,以及合同内容更直接体现社会意志,视为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是一种进步,方能在科学的基础上构造契约自由和不自由的辩证法。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的出现并不是对合同平等与自由的背离,而是一种修正,是民法从抽象概括和假设的分析法向以客观的经济现实为基础的分析法的过渡,是合同自由形式化的剥离以及向开始关注和追求实质合同自由的转折。公务员之家

但是,客观地讲,合同本身是中性的,而且国际标准合同的优点也说明标准合同提高了效率,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契约正义。相反在交易中居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对合同上的义务负担和风险作不合理分配,致使利益的天平严重失衡。

四、重视保护弱势的发展中国家

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天生是阳光的,尽管由于制定者的趋利避害性和经营的垄断性,使得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利益的倾倒性,但它通过公开大胆地承载着社会对其的评价和监督,刺激着合同制定者向合同另一方利益的重视和条款的改善,“采用仔细而专门拟订的国际标准合同或一般条款,在缔约时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讼”⑥。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要保护的弱方当事人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区别。在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是发展中国家当地的地方企业。所以保护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的需要是结束对他们的物质资源的剥削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义务。目前,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来保护国际贸易中的弱方当事人。

第一,弱方当事人的代表自始就参与合同的起草,并在起草的过程中能够发表他们的观点。例如,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国际商会惯例委员会的历次会议,并参与了该“示范合同”制定工作的全过程。我国选派的专家在广泛听取国内机构和业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分别于1995年1月和1997年1月两次递交书面报告,就“示范合同”草案提出评论和修改意见,国际商会认真研究了中国代表的两份报告,并在最终形成的《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中采纳了我国代表的大部分意见,从而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利益,且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⑦。

第二,国际标准合同与合同条款的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制订统一法和统一规则,而不是制订传统意义上的公约。统一的规则比严格的公约更加灵活、适用。如果其对于每一位当事人都是公平合理的,那它们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适用。第三,要保持警惕,以防单个企业使用的定型化合同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

总之,对国际标准合同的控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必须把涉及到的每一个角落都考虑周全,才能使国际标准合同这种既特殊又普遍的合同形式其利得以发挥,其弊得以控制。

注释:

①陈很丽.从标准合同看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之定性.北方经贸.2005(9).

②尹继良.标准合同与合同效率、自由、公平.律师世界.2002(4).

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④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⑤柳甄.格式合同的理论及其适用.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6).

国际贸易合同范文篇2

卖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邮码: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_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邮码: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_经卖买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成交下列商品,订立条款如下,共同遵守:1.商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规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数量: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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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卖买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成交下列商品,订立条款如下,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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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价:U.S.D(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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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装运期:________________收到信用证后____天。

8.装运口岸和目的地:从____________经____至____________.

9.保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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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买方须于____年__月__日前将保兑的、不可撤销的、可转让、可分割的即期信用证开到卖方。信用证议付有效期延至上列装运期后____天在________到期。

(2)买方须于签约后即付定金________%。

11.装船标记及交货条件:货运标记由卖方指定。

12.注意:开立信用证时请注明合同编号号码。

卖方: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________

国际贸易合同范文篇3

关键词:茶叶企业;国际贸易;合同风险;法律防控;现念

在当前茶叶产业经营过程中,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不可逆的必然事实,结合我国茶叶产业贸易实际看,其更多是以中小茶叶企业为支撑力量的贸易活动,所以其对合同、法律等现代贸易因素的认知与理解,乃至应用等相对较差。因此,在茶叶产业国际贸易活动日益丰富的今天,茶叶企业想要避免自身贸易风险,提高自身经营收益,就必须注重且合理应用合同这一现代因素,提高茶叶企业效益。

1茶叶企业国际贸易活动的实施状况

随着茶叶被世界大众所认知、推崇,加上互联网电商的广泛应用,如今茶叶产品的贸易活动已经呈现出国际化、电商化特征,除了大众消费习惯的变化外,企业作为营销的主体,其需要以现代管理机制为基础,通过融入多种因素,在构建科学、现代化管理机制的前提下,实现经营风险的科学防范,同时确保茶叶企业能够实现经营效益的最大化。在当前茶叶产业发展进程中,国际贸易交流已经成为一种重要趋势,无论是红茶贸易,还是绿茶等等,如今茶叶国际贸易中,产品类型更加多样,各种茶叶都成为贸易活动中的“焦点”。尤其是大众饮茶诉求个性化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各样的茶叶产品都成为当前大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不仅是饮茶元素的多样化,随着目前茶叶种植范围不断扩大,如今世界上形成了诸多茶叶优势产地,我们在理解和认知茶叶贸易机制时,应该从国际化视角出发,通过探究合适的贸易途径与方法,从而助力茶叶企业国际贸易经营。当然,在当前茶叶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认识到国际统一的质量标准,乃至相同的经营准则要求等等,这些标准和要求都对当前我们开展茶叶企业活动提出了极高诉求。此外,对于目前茶叶贸易活动来说,其已经突破了传统、单一产品的贸易形势,茶叶企业的资本投入、产品贸易,乃至联合经营等等都成为茶叶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多种新现象。茶叶企业必须注重研究各种复杂新环境,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经营策略,从而确保茶叶企业能够适应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复杂环境。

2茶叶企业国际贸易活动中所存在的合同风险

对于茶叶企业来说,其作为整个市场的独立法人,在当前具体的贸易活动中,往往存在多种风险,比如受到不可抗力的自然风险因素,以及受到整个市场经营实际影响的市场风险,乃至承担严格法律责任的法律风险等等。对于现代茶叶企业来说,其作为产品导向型企业,所有的商品买卖活动,都需要通过合同来具体体现,合同不仅是经济交流、贸易往来的重要元素,更是各种潜在风险的“策源地”,只有对各种合同风险进行有效防范,并且针对风险性元素予以事先界定,才能够实现茶叶企业贸易中合同的应用价值。对于我国整个茶叶产业的经营来说,其中更多是中小型规模的茶叶企业,无论是具体的经营理念,还是对法律意识的理解与认知,都相对缺失。尤其是在应用具体的法律合同时,更多是一种简单应用,未能形成必要的科学认知。所以,多数茶叶企业在应用合同时,缺乏足够的法律能力和思维,对合同的细节把控不足,尤其是很多茶叶企业自身缺乏专业、有经验的法律人才机制,从而使得在整个茶叶国际贸易中,很容易因为合同签订不细、内容把控不力,造成了一系列损失。当然,从另一个视角看,如果考虑到我国茶叶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加上市场经验相对不足这些因素的话,整个合同的内容缺乏完善度,且对合同应用不足等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了。可以说,诸多问题都迫使我们在当前茶叶贸易过程中,必须通过充实法律力量,制定合适的法律合同,从而真正发挥合同在茶叶国际贸易中的价值。此外,结合当前茶叶贸易过程中的电商化趋势,整个合同应用中,要适当结合电商化趋势,及时调整合同内容。

3茶叶国际贸易中合同风险法律防控的综合价值认知

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合同管理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素材”,系统化、全过程和动态化的应用合同,将帮助茶叶企业有效化解自身潜在的法律风险,并且助力其经营,同时也是茶叶企业适应时代诉求的关键所在。当前茶叶贸易中,应用、使用好合同,事先约束和规范贸易双方的具体行为,将有效规避茶叶企业经营过程中潜在的各种风险。就合同的特点与内涵来说,作为提前约定的法律形式,通过充分磋商、洽谈,结合贸易实际,从而确保整个产品交易过程中,能够对双方所潜在的风险进行约定、划分,这就使得茶叶贸易能够有效减少隐患,并且有效推动茶叶贸易经营。因此,对于茶叶贸易来说,其往往涉及产品的事先供给,这对合同的制定、利用等方面提出了多种要求。所以,对于当前茶叶贸易活动来说,只有充分利用合同,有效把控法律风险,才能发挥合同对茶叶贸易的价值作用。此外,对于合同来说,其目的并非约束和限制其贸易活动,其最大价值在于通过事先约定,从而有效维护贸易合作方的利益,并且推动整个茶叶贸易的有效实施。所以,在当前茶叶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活动时,充分应用合同,做好法律防控机制,将为整个茶叶产品营销活动提供助力。

4茶叶企业国际贸易活动中合同风险的法律防控构建机制

当前茶叶企业所面临的时代特性是充满变化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中,如果茶叶企业自身想要更好参与整个贸易活动,就必须充分注重研究新形势,在合理利用多种新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集中整合多种因素,从而有效梳理各种风险,进而维护企业效益。随着我们对法律的价值认知不断突出,如何有效利用法律规则,将自身茶叶贸易经营纳入到法律规范机制之中,从而在构建高效法律防范体系的基础上,维护茶叶企业的经营效益。对于合同本身来说,其本质价值在于合理完善的法律合同,不仅是对贸易活动的“保护”,更是有效筛选和区别企业自身风险的重要举措。所以,利用好这一合同元素,极为重要。

在茶叶企业利用合同时,首要要注重配备完善而系统化的法律人才,通过制定切实合理的法律合同文本,从而实现茶叶企业贸易经营与合同价值之间的有效融合。结合我国茶叶企业实际来说,其大多为中小企业,所以普遍缺乏专门的法律人才,且自身对法律重视程度不足。因此,茶叶企业想要通过应用合同来构建风险防控机制,就必须注重充实法律力量。

其次,对于茶叶企业来说,合同管理是整个现代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当前茶叶企业国际贸易、电商贸易特点的逐渐完善,强化合同管理,能够帮助茶企业以正确的处理机制来应对整个贸易活动。所以,对于茶叶企业而言,积极融入国际市场,正是当前整个产业发展的贸易趋势和方向。茶叶企业必须注重借鉴和参考其他企业或者行业的外贸合同经验,通过制定相应法律合同模板的基础上,融入多种不可控的法律因素,从而有效降低茶叶企业参与外贸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最后,要注重立足于实际的茶叶营销活动,在各个环节之中,都应用好法律合同。从茶叶企业合同应用的实际看,其合同管理活动中所包含的因素和环节极为多样。在现代合同管理机制中,其主要包含起草、审批,乃至签订合同,合同的履行与变更,乃至合同终止等多个细节。可以说,茶叶企业应用合同的各个环节之中都存在相应法律风险,所以,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合同风险防范机制,才能真正使应用合同这一现代因素服务于茶叶国际贸易活动成为可能。合同作为一种法律文本,其不仅是口头形式上的承诺或沟通,而且是科学的、文本形式的贸易交流方式。

5结语

对于茶叶企业来说,强化自身合同管理机制,依法签订供需合同、依据合同履行权责义务,将从本质上降低茶叶企业贸易活动出现纠纷的概率,有效降低自身经营风险,并且为茶叶企业效益的把控,乃至自身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当然,随着目前茶叶企业竞争日益复杂,任何一家茶叶企业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律风险防控机制,才能更为有效地指引该企业参与到贸易活动之中。

参考文献

[1]李昕.浅析基于风险规避的企业用工法律防控机制构建[J].法制与社会,2016,(11):207-208.

[2]胡樱.浅谈加强企业合同管理防控化解法律风险[J].中国商论,2017,(04):119-121.

国际贸易合同范文篇4

1仲裁示范条款的不足

实践中,大部分当事人甚至是执业律师在起草国际贸易合同仲裁条款时为方便行事或者稳妥起见,往往直接使用仲裁机构的示范仲裁条款。以常见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的示范条款为例,该示范条款规定“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国际投资争端,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这样的示范条款约定了具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以及仲裁裁决的效力,一般情况下足以堪用。但示范条款毕竟属于格式条款,并未根据合同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客制化。当事人基于这样一份示范条款启动仲裁程序,还是有可能面临仲裁管辖权异议、仲裁员选任等问题,也无法阻止对方当事人披露仲裁的结果和内容,仍然存在一定的法律隐患。本文将从仲裁方式、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仲裁员选任、仲裁准据法、仲裁语言、仲裁的保密、仲裁前置步骤八个方面探讨一份严谨的仲裁条款需要涵盖的法律问题。

2仲裁条款需要涵盖的问题

2.1仲裁方式

和国内仲裁不同,国际仲裁分为机构仲裁(institutionalarbitration)和临时仲裁(adhocarbitration)两种仲裁方式。临时仲裁相比机构仲裁来说历史更为长久,目前在海事仲裁中仍占据主流地位。《纽约公约》所规定的仲裁包括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所以当事人在域外的临时仲裁裁决理论上在中国也可以像机构仲裁一样得到承认和执行。但鉴于中国《仲裁法》中并未规定临时仲裁,国内当事人长期以来对于临时仲裁知之甚少,在商议国际贸易合同时很少选择临时仲裁。在与中国有关的国际贸易中,机构仲裁仍占据了绝大多数。

2.2仲裁机构

如果国际贸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将机构仲裁约定为争议解决方式的话,仲裁机构的选择就是双方首要决定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仲裁机构的选择可能是整个仲裁条款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一旦双方选择了某一仲裁机构,那么仲裁程序、仲裁地点、仲裁费用也都将随之确定下来。对从事国际贸易业务的国内当事人来说,主要有国内仲裁机构和国际仲裁机构两种选择。自1956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成立以来,国内仲裁机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仲裁受理案件数量不断增加。目前国内已有超过200家仲裁机构,其中主要处理国际贸易的仲裁机构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上海国际仲裁中心(SHIAC)、深圳国际仲裁院(SCIA)和北京仲裁委员会(BJAC)等。国内仲裁机构一般仅收取案件管理费,不单列仲裁庭费用。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规定根据争议数额收取一定比例的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不收取仲裁员报酬。基于对本土机构的熟悉和较为经济的费用考量,大部分国内当事人在商议仲裁条款时倾向于选择国内仲裁机构。国际仲裁机构中富有盛名的有国际商会仲裁院(ICC)、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争议中心(ICDR)、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等。像伦敦国际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都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商事仲裁领域富有经验。国际仲裁机构各有所长,如伦敦国际仲裁院以国际海事案件的审理闻名,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地处中立国瑞典,20世纪70年代即美苏等主要国家认可的东西方贸易争端解决中心,美国仲裁协会在中美贸易往来中发挥着广泛作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裁决的执行在内地执行力较高。由于地理位置和语言的关系,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是大部分中国当事人在国际仲裁中的首选。当然,国际仲裁机构的案件管理费一般按照实际工作小时收费,且普遍收取仲裁庭费用,加之国际仲裁往往需要当地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所花的费用相比国内仲裁机构要更加昂贵。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仲裁条款应当载明仲裁机构的准确名称以及仲裁角色。如“纠纷应当提交买方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的条款没有明确仲裁机构的名称,即便合同载明买方公司登记所在地为伦敦,但伦敦有数个仲裁机构,伦敦国际仲裁院无法基于此条款受理仲裁。又如“纠纷应在国际商会仲裁院解决”的条款没有明确仲裁机构的仲裁角色,不能确定应当由国际商会仲裁院调解还是仲裁,国际商会仲裁院也无法基于此条款受理仲裁。

2.3仲裁规则

当事人选定仲裁机构后,如无特别约定仲裁规则,仲裁机构一般默认使用该机构有效的仲裁规则。基于仲裁的灵活性原则,大部分国际仲裁机构并不排斥当事人对其机构仲裁规则进行调整或者适用其他仲裁规则。大多数法院对此也秉持宽容允许的态度。不过,仲裁机构和仲裁规则有很强的关联性,类似选择伦敦国际仲裁院加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仲裁条款虽然可行,但有可能因为人员、机构和规则的不匹配而导致在规则适用上产生其他问题。国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均以中国《仲裁法》为基础,因此大体上基本相同,仅在简易程序的金额标准、答辩期限等一些细节方面存在差异。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差别相对较大,如国际商会仲裁院对仲裁庭的裁决草案进行实质审查;伦敦国际仲裁院独享任命仲裁员的权力,当事人只能提名不得任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规定若独任仲裁员被更换后此前进行的开庭需重新进行。当事人可以在律师的建议下,选择最适合的仲裁规则。需要注意的是,合同签订日期和提起仲裁日期可能间隔相当久的时间,仲裁机构有可能在此期间修订了其仲裁规则,因此仅仅约定适用仲裁机构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尚不够明确。仲裁条款中最好能明确约定适用“合同签订时仲裁机构有效的仲裁规则”或者“提起仲裁时仲裁机构有效的仲裁规则”,以免产生争议。

2.4仲裁员选任

当事人选任仲裁员的自由度可以说是仲裁和法院诉讼的最大不同,也是仲裁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双方当事人起草仲裁条款时,显然不可能未卜先知地对仲裁员进行具体选择。不过双方可以预先对仲裁员的人数、国籍、专业资质等条件做出约定。组成仲裁庭的仲裁员一般为1~3人。如果案情较为简单,双方当事人能够共同选择1名独任仲裁员的话,可以缩短仲裁程序、降低仲裁费用。但对于复杂的案件,大部分当事人更倾向于各自选择1名仲裁员,并由这2名仲裁员或仲裁机构选任首席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如果合同涉及专业领域,可以对仲裁员在该领域的资质做出约定。比如海上石油运输合同的仲裁条款可以约定仲裁员需要具备石油化工买卖的行业背景、需要有10年以上的律师执业经验等。如果双方没有明确约定需要由3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则仲裁机构有可能适用简易程序指定1名独任仲裁员进行审理。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现行仲裁规则,即规定凡争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由于双方当事人在发生纠纷后很难就选定独任仲裁员达成一致,大多情况下将由仲裁机构指定独任仲裁员。而仲裁机构指定的仲裁员在专业程度上就未必符合当事人的预期。所以,当事人有必要在条款中为自己保留未来选任仲裁员的可能性。

2.5仲裁条款准据法

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即仲裁条款所适用的法律,它有可能与主合同的准据法不同。比如中美双方当事人签订海上运输合同,并约定合同适用法律为美国法律,合同纠纷由伦敦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仲裁条款的适用法律为英国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法是主合同的准据法,确定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英国法是合同仲裁条款的准据法,确定合同的纠纷事项是否可以适用仲裁,如何适用仲裁,以及在仲裁过程中所应当遵守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在大部分情况下,当事人不会就仲裁条款专门约定适用法律。那么一旦一方当事人提出仲裁管辖权异议,则仲裁庭是否有管辖权就完全取决于仲裁条款是否有效。基于不同国家关于仲裁条款有效性的法律规定不同,仲裁协议适用哪个国家的准据法就显得至关重要。尽管在当事人未明确约定仲裁条款适用法律的情况下,国际间普遍适用仲裁地法或主合同准据法,但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争议,事先约定仲裁条约的准据法具有重要意义。

2.6仲裁语言

国际贸易合同涉及多国当事人,合同本身即可能有多个语言版本,且惯例上会约定若有冲突以某一语言为准,但合同很少对仲裁程序使用的语言进行专门约定。虽然仲裁语言看起来似乎没有适用法律、仲裁员选任等因素重要,且仲裁机构也大多在仲裁规则中规定适用某一语言(往往是仲裁机构所在地的语言)为正式语言。但在条款中忽略仲裁语言的选择有可能造成当事人成本费用增加、仲裁裁决被法院拒绝承认等后果。如中新双方当事人约定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规定若当事人没有约定,则审理程序中使用的语言由仲裁庭决定。因此,即便在双方当事人及仲裁员都通晓中文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使用英文或者中英双语作为仲裁语言。这样当事人就必须将动辄上百页的法律文书和证据翻译为英文,增加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翻译费用。更严重的是,如果未约定仲裁通知语言而一方因故未能及时参加仲裁裁决,法院有可能拒绝承认仲裁裁决。如青岛广豪公司申请承认青岛仲裁委员会裁决案中,青岛仲裁委送达的仲裁通知和仲裁申请书均为中文,导致美国俄勒冈州P&S公司未参与仲裁。由于双方并未在仲裁条款中约定仲裁通知语言,最终俄勒冈州联邦法院以被申请人“未获适当通知”为由,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2款的抗辩规定拒绝承认青岛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

2.7保密条款

相较诉讼而言,一般来说仲裁审理均为不公开进行,仲裁具有良好的保密性。但是,包括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内的少数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并没有保密条款,而国际贸易合同本身的保密条款不一定涵盖仲裁程序。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对仲裁程序进行保密,则仲裁是否公开就将完全取决于仲裁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然而并非所有国家的法律均对仲裁审理的保密作出规定。所以当事人有必要在仲裁条款中对仲裁程序的保密进行特别约定。

2.8仲裁前置步骤

对于在国际贸易中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当事人来说,在仲裁前先行协商或调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互相之间的商业关系,避免双方纠纷的直接升级。当然,为了避免一方当事人不必要的拖延,可以给前置的协商或调解步骤设下合理的期限,若无法在该期限内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纠纷,当事人方可依仲裁条款提起仲裁。

3仲裁条款的建议

3.1国内当事人的合理选择

对于从事国际贸易业务的国内一方当事人来说,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作出合理选择。就仲裁方式的选择而言,尽量选择机构仲裁以避免临时仲裁在国内法院承认和执行的问题。从时间成本和费用的角度考量,尽量选择国内的仲裁机构,并约定适用订立仲裁协议时该机构有效的仲裁规则,约定选择3名仲裁员并尽量约定仲裁员应当具备相当的中文水平,仲裁条款适用准据法可以适用中国法律,仲裁的语言以中文为宜,仲裁需要保密,仲裁前应当要先行协商或调解。

3.2建议使用的仲裁条款

一份严谨的仲裁条款应当涵盖仲裁方式、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仲裁员选任、准据法、仲裁语言、仲裁保密、仲裁前置步骤等方面,以避免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基于本文上述分析,建议在起草国际贸易合同时可以参考使用如下仲裁条款:“凡因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当互相协商。若双方当事人无法于60日内达成和解意见,则任何未解决的争议应由(国内仲裁机构名称)按照合同签订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解决。仲裁员的人数为3名,每方当事人应指定1人作为仲裁员,仲裁语言为中文。未经当事人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对仲裁的事实或其内容或其结果进行披露。”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经济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2]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版)[EB/OL].[2020-08-25].

[3]周新军,刘晓蔚.国际商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4]林一飞.中国公司约定境外仲裁若干法律问题[J].北京仲裁,2014(03).

[5]彼得·哥特瓦尔德,曹志勋.论国际商事仲裁的最新发展[J].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2(05).

[6]陈挚.论主合同准据法对仲裁条款的可适用性——以有效性原则为视角[J].仲裁研究,2019(02).

国际贸易合同范文篇5

1.1电子合同的法律概念

关于电子合同目前国际上尚没有统一的法律定义,我国合同法也没有对电子合同作出明确定义。根据国际上电子商务实践中对数据电文格式、效力和书面合同的规定及应用,结合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电子合同是当事人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通过信息网络以电子形式达成的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协议或者契约。电子合同是随着电子商务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的书面合同形式,其载体主要表现为电子数据交换(EDI)和电子邮件(E-mail),实质上就是“无纸化的书面合同”。

1.2电子合同形式的法律确认

我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说明我国已经承认了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并规定电子合同形式为书面形式。

联合国在1996年12月通过的《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第5条“数据电文的法律承认”规定,不得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电文的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或可执行性;第6条规定:“如果法律要求信息须采用书面形式,则假若一项数据电文所包含信息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即满足了该项要求。”并且在第11条中规定:“就合同的订立而言,除非当事各方另有协议,一项要约以及对要约的承诺均可通过数据电文的手段表示。如使用了一项数据电文来订立合同,则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理由而否定该合同的有效性或可执行性。”

这说明国内国际法律规范都通过和认可了电子合同的合法有效性。

2电子合同的签订

2.1电子合同中的要约与承诺

合同必须经过“要约”与“承诺”才能成立,电子合同的订立也是如此。在国际贸易电子合同签订过程中,要约和承诺均是双方当事人通过电子数据的传递来完成的,一方的电子数据的发出(输入)即为要约,另一方的电子数据的回送(回执)即为承诺。但是电子合同是计算机、通信和现代化管理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交易双方是利用计算机以及相关软件,通过互联网络发送要约或承诺的,与普通合同比较,订立的方式和要约与承诺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即它是通过电子介质以数据电文的形式订立的。

2.2关于电子签名与电子认证

通过电子介质发送要约与承诺,因交易双方在谈判、协商和签订时互不谋面,所以其风险、信用和安全保障要求比传统方式更高,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这需要专门的机构和方式来进行管理,电子签名和电子认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电子合同不是传统概念下的书面合同文本,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是另一种崭新的概念和方式,这就是电子签名。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当事人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行为均实行到达生效主义,即该数据电文需到达相对人方生效。由于合同订立双方身处异地,一方在采用电子合同方式做出合同行为的同时无法自动得到对方的接收确认,因此,与普通合同形式相比,电子合同容易形成更大的商业风险。对这种风险的防范可以通过建立“电子公证人”系统和“电子认证”系统解决。

“电子公证人”系统是公证机关通过网络技术措施,建立网络服务器系统,充当“电子公证人”,发送者可将电文发送给“电子公证人”,再由其转发给收件人。电子公证人在接收电文的同时即可证明电文已传递,不仅可以证明电文是否发送,还可以证明是否接收。此外,接收人还可以要求“电子公证人”寄给他一份所收电文的拷贝,以进行内容核实,若两份电文完全相符则证明内容真实。当然,“电子公证人”并非运用比其他人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来防范风险,而是通过先进技术与法律程序的结合来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

我国电子网络的电子认证系统,主要是对电子签名及其签署者的真实性、数据文件的完整性、事实的时效性等进行验证并保存相关数据,对防范主体欺诈风险或内容异议风险非常重要。作为一种第三方认证机构,电子认证机构应该是受信赖的中立机构和独立的法律实体,应具有很高的公信力。以目前现状而言,我国公证机关作为认证机构完全具备开展电子商务认证业务的资质。以上方法在国际贸易中有助于对合同主体资格的确认。

3电子合同生效问题

3.1生效时间的确定

世界各国就合同成立方式上存在到达生效主义和投邮生效主义两种立法例。我国合同法也是采用到达生效主义,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关于承诺的发出和收到时间在我国《电子签名法》第11条中了规定。因此,一项数据电文进入某一信息系统,其时间应是在该信息系统内可投入处理的时间,而不管收件人是否检查或者是否阅读传送的信息内容。

3.2生效地点的确定

电子合同的订立地点,是指电子合同成立的地方。确定电子合同成立的地点涉及发生合同纠纷后由何地、何级法院管辖及其相关适用法律问题。

电子合同订立的通信方式是现代电子技术手段,它突破了传统的地理概念,其收发装置的地址都是模拟性的,如电子邮件信箱,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任何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收发电子邮件。所以,一方面人们无法按照一个虚拟的电子邮件地址确定合同成立地,另一方面,以一个当事人可以任意变更的,与合同本身并无合理联系的收发电子信息(承诺)的信息系统所在地,作为合同成立地也是不合适的。既然收发电子信息的网络地址和信息系统的实际所在地都不能作为确定合同成立地的依据。那么,电子合同的成立地应以什么标志来确定呢?《电子签名法》第12条规定发件人的主营业地为数据电文的发送地点,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数据电文的接收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发送或者接收地点。当事人对数据电文的发送地点、接收地点另有约定的,以约定为准。同时,我国立法对电子合同意思表示采取的是“到达主义”,所以规定以收到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其原因是考虑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特殊性问题。

据此,电子合同的成立地点,以电子合同的要约人的主营业地为成立地,确保了收件人与视为收件地点的所在地有着某种合理的联系,这一规定充分考虑了电子商务不同于普通交易的特殊性。

4合同管辖权问题

国际法上的管辖权是指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享受豁免权者除外)、物和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对在其领域外的本国人行使管辖的权力。一般来说,管辖权包括领域管辖、国籍管辖、保护性管辖、普遍管辖四个方面。各国均可按照以上四个方面的国家管辖权,对有管辖范围内的电子商务行为行使管辖权。因此,在电子商务立法与司法管辖问题上,各国的管辖权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电子环境下,住所地或营业地判断存在着一些困难。主要困难在于:①在出卖人没有固定经营场所的情形下;②在出卖人通过第三人交易平台或网络交易服务提供商的自动交易系统缔结合同的情形下,如何判断交易当事人的所在地。这在应用上和行使管辖权方面,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目前电子商务的立法中关于国家管辖权的国际协调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形式是通过订立条约或协商等方式。但是电子商务的特性决定了它的国际性,电子商务立法的国际合作、协调是很必要的。

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计算机的迅速普及,电脑网络将深入人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前景广阔,电子合同纠纷也会不断出现。世界各国应加快制定有关电子合同或电子商务方面的法律法规,以避免电子商务领域无法可依的状态,这对于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而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保障电子交易的安全,维护电子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齐爱民,万暄,张素华1电子合同的民法原理[M]1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胡康生,王胜明,孙礼海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用问答[M]1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9.

国际贸易合同范文篇6

[关键词]电子合同;合同订立;电子商务;国际贸易

合同的签订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国际贸易中,根据各国合同法的规定,一项有效的合同必经“要约”和“承诺”并具备一定条件:合同当事人必须具有签约能力;合同必须具有对价和约因;合同的内容必须合法;合同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电子合同作为一种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形式合同,与传统的合同在内容上无本质区别,在订立过程中,合同所起的意义和作用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其签订过程和载体却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合同,这种变化对合同订立行为有什么影响?下面分别从电子合同的形式、签订程序、合同生效、合同管辖权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以保证交易者的行为有效和保障其合法权益。

1电子合同形式分析

1.1电子合同的法律概念

关于电子合同目前国际上尚没有统一的法律定义,我国合同法也没有对电子合同作出明确定义。根据国际上电子商务实践中对数据电文格式、效力和书面合同的规定及应用,结合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电子合同是当事人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通过信息网络以电子形式达成的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协议或者契约。电子合同是随着电子商务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的书面合同形式,其载体主要表现为电子数据交换(EDI)和电子邮件(E-mail),实质上就是“无纸化的书面合同”。

1.2电子合同形式的法律确认

我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说明我国已经承认了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并规定电子合同形式为书面形式。

联合国在1996年12月通过的《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第5条“数据电文的法律承认”规定,不得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电文的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或可执行性;第6条规定:“如果法律要求信息须采用书面形式,则假若一项数据电文所包含信息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即满足了该项要求。”并且在第11条中规定:“就合同的订立而言,除非当事各方另有协议,一项要约以及对要约的承诺均可通过数据电文的手段表示。如使用了一项数据电文来订立合同,则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理由而否定该合同的有效性或可执行性。”

这说明国内国际法律规范都通过和认可了电子合同的合法有效性。

2电子合同的签订

2.1电子合同中的要约与承诺

合同必须经过“要约”与“承诺”才能成立,电子合同的订立也是如此。在国际贸易电子合同签订过程中,要约和承诺均是双方当事人通过电子数据的传递来完成的,一方的电子数据的发出(输入)即为要约,另一方的电子数据的回送(回执)即为承诺。但是电子合同是计算机、通信和现代化管理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交易双方是利用计算机以及相关软件,通过互联网络发送要约或承诺的,与普通合同比较,订立的方式和要约与承诺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即它是通过电子介质以数据电文的形式订立的。

2.2关于电子签名与电子认证

通过电子介质发送要约与承诺,因交易双方在谈判、协商和签订时互不谋面,所以其风险、信用和安全保障要求比传统方式更高,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这需要专门的机构和方式来进行管理,电子签名和电子认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电子合同不是传统概念下的书面合同文本,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是另一种崭新的概念和方式,这就是电子签名。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当事人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行为均实行到达生效主义,即该数据电文需到达相对人方生效。由于合同订立双方身处异地,一方在采用电子合同方式做出合同行为的同时无法自动得到对方的接收确认,因此,与普通合同形式相比,电子合同容易形成更大的商业风险。对这种风险的防范可以通过建立“电子公证人”系统和“电子认证”系统解决。

“电子公证人”系统是公证机关通过网络技术措施,建立网络服务器系统,充当“电子公证人”,发送者可将电文发送给“电子公证人”,再由其转发给收件人。电子公证人在接收电文的同时即可证明电文已传递,不仅可以证明电文是否发送,还可以证明是否接收。此外,接收人还可以要求“电子公证人”寄给他一份所收电文的拷贝,以进行内容核实,若两份电文完全相符则证明内容真实。当然,“电子公证人”并非运用比其他人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来防范风险,而是通过先进技术与法律程序的结合来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

我国电子网络的电子认证系统,主要是对电子签名及其签署者的真实性、数据文件的完整性、事实的时效性等进行验证并保存相关数据,对防范主体欺诈风险或内容异议风险非常重要。作为一种第三方认证机构,电子认证机构应该是受信赖的中立机构和独立的法律实体,应具有很高的公信力。以目前现状而言,我国公证机关作为认证机构完全具备开展电子商务认证业务的资质。以上方法在国际贸易中有助于对合同主体资格的确认。

3电子合同生效问题

3.1生效时间的确定

世界各国就合同成立方式上存在到达生效主义和投邮生效主义两种立法例。我国合同法也是采用到达生效主义,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关于承诺的发出和收到时间在我国《电子签名法》第11条中了规定。因此,一项数据电文进入某一信息系统,其时间应是在该信息系统内可投入处理的时间,而不管收件人是否检查或者是否阅读传送的信息内容。

3.2生效地点的确定

电子合同的订立地点,是指电子合同成立的地方。确定电子合同成立的地点涉及发生合同纠纷后由何地、何级法院管辖及其相关适用法律问题。公务员之家

电子合同订立的通信方式是现代电子技术手段,它突破了传统的地理概念,其收发装置的地址都是模拟性的,如电子邮件信箱,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任何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收发电子邮件。所以,一方面人们无法按照一个虚拟的电子邮件地址确定合同成立地,另一方面,以一个当事人可以任意变更的,与合同本身并无合理联系的收发电子信息(承诺)的信息系统所在地,作为合同成立地也是不合适的。既然收发电子信息的网络地址和信息系统的实际所在地都不能作为确定合同成立地的依据。那么,电子合同的成立地应以什么标志来确定呢?《电子签名法》第12条规定发件人的主营业地为数据电文的发送地点,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数据电文的接收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发送或者接收地点。当事人对数据电文的发送地点、接收地点另有约定的,以约定为准。同时,我国立法对电子合同意思表示采取的是“到达主义”,所以规定以收到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其原因是考虑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特殊性问题。

据此,电子合同的成立地点,以电子合同的要约人的主营业地为成立地,确保了收件人与视为收件地点的所在地有着某种合理的联系,这一规定充分考虑了电子商务不同于普通交易的特殊性。

4合同管辖权问题

国际法上的管辖权是指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享受豁免权者除外)、物和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对在其领域外的本国人行使管辖的权力。一般来说,管辖权包括领域管辖、国籍管辖、保护性管辖、普遍管辖四个方面。各国均可按照以上四个方面的国家管辖权,对有管辖范围内的电子商务行为行使管辖权。因此,在电子商务立法与司法管辖问题上,各国的管辖权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电子环境下,住所地或营业地判断存在着一些困难。主要困难在于:①在出卖人没有固定经营场所的情形下;②在出卖人通过第三人交易平台或网络交易服务提供商的自动交易系统缔结合同的情形下,如何判断交易当事人的所在地。这在应用上和行使管辖权方面,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目前电子商务的立法中关于国家管辖权的国际协调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形式是通过订立条约或协商等方式。但是电子商务的特性决定了它的国际性,电子商务立法的国际合作、协调是很必要的。

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计算机的迅速普及,电脑网络将深入人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前景广阔,电子合同纠纷也会不断出现。世界各国应加快制定有关电子合同或电子商务方面的法律法规,以避免电子商务领域无法可依的状态,这对于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而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保障电子交易的安全,维护电子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国际贸易合同范文篇7

关键词:电子合同;电子证据;电子错误

近年来,随着电子高科技的产生和发展,国际贸易商业模式不断创新。相对来说,我国网络使用的自由度较大,根据相关统计,到2017年底,我国的网民数量达到了7.72亿,它比全球平均水平高4.1%,中国是拥有全球最多数量的网民的国家。①随着国际间经济以及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合同的订立方式越来越来多的采用电子方式,比如通过EDI、通讯工具上的社交软件等方式来订立合同。

一、国际贸易电子合同的特征

国际贸易电子合同是指营业地处于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当事人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数据电文或者数据信息的方式来订立的协议。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订立合同的传统方式有面对面的谈判、电报、电话和传真等,订立的合同的形式主要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口头主要是指通过口头或者电话订立协议,书面形式主要是指纸质协议。随着电子信息化的产生及发展,以电子数据为载体的合同形式进入到交易领域,依据法律规定,电子合同属于书面合同的一种有效形式。国际贸易电子合同与传统合同比较,其特点如下:首先,与纸质合同的储存方式不同,电子合同储存电子系统中,纸质合同是储存在实体的纸张上。但是,也应该明确,虽然储存方式不同,两者都可以长时间保存。其次,与传统合同订立的环境有差异。电子合同时在虚拟的互联网环境下订立,当事人较难确认,资格权利和义务也出现变化,对于信息的安全性要求高。最后,电子合同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签订的,但是与纸质合同一致,也代表着当事人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电子合同的这些特性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当事人主体资格、信息存证和电子错误法律责任等问题。

二、电子合同存在的法律问题

1.主体资格认证存在的问题。网络空间中承载了大量的、不实的互联网信息,尤其是贸易主体信息具有不确定性、虚拟性。电子合同是通过网络空间来签订的,在签订电子合同之前,国际贸易各方可以不见面,因此会导致当事人主体资格难以确定。法人主体资格可以通过资格认证来确定,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都可以来确定法人的主体资格,但是如果是自然人,在确定主体资格时有一定漏洞。虽然可以通过身份证件对自然人进行电子认证,但是身份证件很容易被盗用,未成年人可以虚报年龄或者拿别人的身份证进行注册,成年人也可以编造是未成人或者有精神障碍的人的理由,使合同无效或者效力待定,进而影响交易效果的实现。2.电子错误规制存在的问题。对于预防电子错误出现的措施以及出现后法律责任,我国法律没有系统的、明确的规定。电子错误的概念在学术界也没有达成共识。②但是分析其出现的基本原因,可以参考合同法。一种是电子合同的签订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一种是电子系统本身或者客观环境变化导致错误的出现,这种错误是电子合同所特有的,是与纸质合同相区别的,比如系统故障、突然断电等。第一种原因导致的问题可以归类到传统的合同法的重大误解的制度中去解决,因此是有法律依据的。第二种错误的产生可能是人为对系统操作不当,也可能是电子系统的故障,而导致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这种情况的解决是缺乏法律依据的。3.电子证据存在的问题。《民事诉讼法》和《电子签名法》在传统七大证据的基础上,明确了电子数据是证据的一种,使其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③虽然电子信息数据具有便于储存、传递和操作等优点,但是相对于传统合同,采用签订电子合同的方式要面对更多的风险,尤其是作为证据时。电子合同达成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当事人经过商务谈判,主动通过数据电文达成合同,另一种是系统自动订立合同。④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达成的电子合同,在作为证据时,面对风险是不一样的。电子合同是依附于电子数据和信息系统,而电子数据和信息系统具有易变性和消失性,网路黑客或者是网络故障都可能导致信息的消失或者被篡改,篡改后还不容易被察觉,产生内容异议风险。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接收方对电子数据提出异议,认为发送人发送的信息与自己收到的不一致,或者发送方认为发送的信息与对方接收的不一致。系统自动订立的合同在作为证据时,会容易产生放弃风险。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接收电子合同的当事人,认为没有收到电子数据,或者发送电子数据的当事人,认为没有发送电子数据。出现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电子系统错误,另一种可能是人为恶意为之。《电子签名法》规定了证据规则,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互联网网络环境,但是因为适用规则尚未系统规定,在实务中用的很少。针对以上问题,部分地方高院也出台专门性指导意见,但是难以满足电子证据所处的日益复杂的电商环境。⑤因此如果不对证据涉及的适用规则进行完善,那么电子数据作为证据将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三、完善电子合同法律问题的措施

1.建立合规平台和保险赔偿的衔接。有关平台和保险赔偿的衔接的情况存在,但是少,应进一步规范和监管平台的运作,还要推广在平台中运作电子合同的保险,并与保险公司合作,使电子合同在合规的平台中运行。合规平台的运作,可以大大降低电子合同的风险。一方面平台与保险公司合作,可以保障电子签名的真实性,因为在承包的范围内因电子签名遭受的损失,保险公司会给予客户适当的赔偿,使客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损失。另一方面,这样的运作还可以保护当事人的商业机密和重要信息,一旦因平台责任而导致平台用户的机密和信息泄露,保险公司也将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给予赔偿。由于平台与保险赔偿相衔接的法律创新服务方式在国内适用较少,更谈不上普及,因此,保险公司应该丰富与电子合同相关的法律保障产品,与此同时,建立互联网+法律模式,以减轻使用电子合同的各方的担忧和顾虑。2.确定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合同主体行为能力的认定存在一些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法律应该规定无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还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订立的电子合同,都应该有效。⑥有的学者认为,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法律规定,为了鼓励电商发展,能够使用电信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被视为有行为能力的人,电子合同有效。⑦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根据立法本意,行为能力不同的当事人法律责任不同,这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以及精神障碍者的权益免受侵害,即使相对人信赖其有行为能力,也不受保护。⑧依据2017年人大法工委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合同编(草案)》第6条的规定,如果自然人在网络上签订电子合同,那么应推定其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但是有证明不具备相应能力的证据除外。该草案支持了主体在订立电子合同时,具备行为能力的观点。针对以上内容,依据《合同法》有关条文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两种主体所订立合同的有效性的立法认定,基于前述主体人身上的特殊性,立法侧重于保护其法律权益。对于《草案》的规定,更多体现的是对双方权益保护的平衡,降低了对不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障力度,增强了相对人的保护程度。笔者赞同《草案》的规定,当今国际贸易交易形式多元化的形势下,基于第三方平台的跨境电商贸易逐步成为主流的贸易形式,第三方电子平台在买卖双方的注册资格与身份审查方面在现有的规则下,应当进一步实施严格的审核措施:对于自然人身份,平台可采用身份证上传信息与本人在线视频校对的双重认定方式,以此避免不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人套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交易;对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认定,可对其上传的营业执照和登记信息进行备案核查。通过第三方平台对买卖双方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认定,一方面加强了交易安全,另一方面为适用《草案》第六条的主体资格推定提供了前提支撑。3.完善电子错误的法律规制。我们之所以采用电子合同,就是因为互联网的快捷、方便、及时。需要对其进行规范和引导,对可能产生的电子错误进行法律规制。但是如果法律过多的规范当事人的责任,那么就会破坏互联网便捷、方便、时效的特点。因此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使我国在立法上对电子错误的法律责任进行明确的规定。相对来说,美国对于电子电文的法律规定最为详细。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对贸易涉及的传统理念来说是创新性的成果。第214条规定,如果商家使用与消费者之间订立的合同有误,只要提出补救措施同时将相关内容复制交付给对方或者按照要求交付给第三人,那么就不需要承担责任。⑨在国际贸易中电子通信的使用越来越多,为了规制其法律效力,2005年联合国制定了《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其规定当一方与系统自动处理的另一方签订电子合时,出现输入错误,那么在尽快通知对方当事人而且没有产生损失或者从中受益的情况下,可以撤回错误。欧盟在立法中并没有直接规定如何处理电子错误本身,而是从预防错误出现的角度,规定了电子信息服务平台的义务。欧盟颁布的《电子商务指令》规定了欧盟国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义务,其有提供适当的、有法律效力、容易懂的技术的义务,从而使网络服务对象在签订协议之前能够发现或者改正输入错误。欧盟规定了较多有关电子信息服务的法律,《电子商务指令》在欧盟立法中处于核心地位,也对其他国家的立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借鉴作用。综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立法,首先,引入电子人,明确当事人使用人签订合同的效力,以及出现错误后双方的责任和合同性质,可以采取当事人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合同无效。其次,对于意思表达错误出现的电子错误,那么错误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当事人本身,与方式是电子传输没有关系,因此,表达错误的一方应对自己的错误承担法律责任。最后,格式条款的适用也要加强规范,格式条款在贸易中是比较常见的,为贸易各方提供了便利,但是他势必会更多保护经济能力强势的一方,那么立法中我们就需要增加减责或者免责条款,使格式条款更好的适用于贸易,减少经济能力弱的一方法律风险。⑩4.完善电子证据规则裁判。证据是指最终能够被法官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一般而言,法官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必须同时具备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要件,也就是裁判证据的属性。輥輯訛可以看出,提交的相关证据必须是真实的,相关的和合法的。(1)电子证据要真实完整真实完整意味着电子证据必须以真实客观的方式反映与案件相关的事实,并且整个证据链是完整的。輥輰訛针对电子证据易消失或者被篡改的特性,我们可以对证据进行存证。首先,可以借助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平台,中立性的保存电子数据。其次,第三方在保存证据时,要确保证据的有效性,主要包括对当事人身份的确认,签订电子合同后,进行存证前要与当事人进行确认。最后还要对整个过程进行存证,包括当事人注册到履行合同,这样才能保证证据链的完整性。輥輱訛比如通过微信、QQ、短信等方式签订的电子合同,由于其聊天过程的随意性以及聊天记录容易被删除的特性,妥善保存证据是难点也是认定案件的关键。一方面通过微信、QQ、短信等通讯工具电子系统终端设备保存双方身份的真实性和有关聊天记录的数据;另一方面,利用电子数据平台已发送信息不能修改以及添加的特性,对双方各自界面的整个聊天记录进行对比、恢复和关联。(2)电子证据与事实要相互关联证据与事实的相互关联要达到的程度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证据与案件事实具有直接联系,本身就是待证事实或者待证事实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证据本身反映出来的事实间接证明待证事实或者待证事实的一部分。电子合同作为证据要与待证案件有关事实有必然的联系或因果关系,如没有这样的逻辑关系则不能成为诉讼证据。比如,电子合同出现纠纷,但是这个合同是否被告签署的没有证据证明,那么电子合同作为证据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电子信息可以通过网站、电脑、光盘、其他存储介质等保存,与纸质合同承载的方式不同,形式也不同。因此,必须满足以下几点。第一,保证证据和主体资格的关联性。注册时,实行实名制,并采取身份证件与银行卡同时注册的方式,来确保注册信息的客观性。第二,保证证据与主体行为的关联性。主体每次行为或者变更信息都要进行验证,与验证相关数据也要进行保存。(3)电子证据内容和取证要合法合法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容要合法,法律应增加规定:数据平台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和商业机密数据,中立性的保存或者转存相关信息,防止篡改、伪造的电子证据,这样才能达到电子合同证据的证明力。另一方面证据收集程序要合法。2016年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这个规定仅限于刑事案件,但是其较详细的规定了电子证据审查验证问题。因此,在涉及到国际贸易电子合同方面的民事案件,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此规定尽快增加电子证据收取和审查判断程序具体化的相关规定。由于电子数据信息的发展,采用电子合同省时、省钱、省空间,在贸易、购物等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门可以不带纸币,手机、刷支付宝、刷脸等方式可以满足我们日常需求。虽然存在立法欠缺、电子系统的虚拟性、当事人信息不对称,可能会使签订的电子合同有瑕疵,但是开展国际贸易更多的采用电子模式是趋势。在逐步完善的贸易监管以及法律法规下,国际贸易中不合规的电子平台将会被查处淘汰,行业自律机制也逐步完善,而合规的平台以及法律规范将引领着新的模式将互联网贸易朝着健康安全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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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婷.在线电子合同签订的存证证明力探析[J].科技与法律,2018(1).

[3]王洪亮.电子合同订立新规则的评析与构建[J].法学杂志,2018(4).

[4]申岩,朱玉胜.电子合同的若干法律问题[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6).

国际贸易合同范文篇8

关键词:茶叶企业;国际贸易;合同风险;法律防控

随着当前国际贸易环境竞争压力日益加大,如今茶叶企业在参与国际进、出口贸易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风险和挑战,特别是其中存在的法律风险。这主要是由于多数茶叶企业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控机制,因此其在合同洽谈、合同签订、合同履约等多个环节中,往往存在对合作的主要细节把控不到位,合同内容体系不够严谨等一系列问题,从而造成相关法律纠纷等相关事件的产生。对于现代企业来说,构建全面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而做好风险把控工作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要求,这一内容就包括合作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1茶叶企业国际贸易开展状况分析

事实上,我国在茶叶国际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国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植茶叶且种植面积最大的茶叶的原产地国家,在世界上茶叶贸易交易中,无论是交易价格,还是茶叶类型,我国茶叶企业都具有一定话语权。一直以来,我国在世界茶叶贸易交易中都极具竞争优势,因此想要充分了解茶叶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合同风险,就必须对我国茶叶国际贸易状况进行深入分析,通过了解其具体状况,结合相关贸易类型,从而为有效分析其潜在风险提供基础和帮助。

1.1我国茶叶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状况分析

一直以来,我国茶叶企业在世界茶叶贸易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21世纪以来,随着其他茶叶生产国家不断发展,我国茶叶出口总量和总额受到影响,在茶叶贸易总量和增长速度上出现明显下滑,我国茶叶贸易不仅发展缓慢,而且受其他产茶国家冲击进一步加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日趋成熟,如今我们在确保现有市场份额基础上,以茶叶品质提升为突破口,有效提升茶叶生产过程中的科技水平含量,从而提升我国茶叶企业在国家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从国际茶叶贸易市场情况看,目前肯尼亚、斯里兰卡等新型茶叶国家更具优势。

1.2我国茶叶贸易竞争力的特点分析

茶叶国际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有较大份额,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国茶叶国际贸易的竞争力薄弱主要表现在:首先,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滑,其他茶叶产业国对我国茶叶生产冲击力进一步加大。其次,我国茶叶产业科技含量低,生产落后问题进一步突出。再者,目前我国多数茶叶企业缺乏先进、完善的经营思路,其整体产品体系建设缺乏创新力和多元化,茶叶贸易缺乏持久张力。

1.3我国茶叶企业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及发展机遇分析

我国茶叶企业国际贸易中也存在一些优势:首先,当前世界茶叶贸易的产品类型格局中,主要有绿茶、红茶,虽然在红茶贸易上优势不足,但在绿茶国际贸易中,我国有一批具有丰富品质、成熟品牌体系的绿茶企业。正是基于这一优势,目前在国际绿茶市场中,我国有着极强的价格制定权和话语权。此外,我国浓厚的茶文化,也逐渐发展成为我国茶叶贸易市场中的独有竞争力,而茶文化在与茶叶贸易紧密结合的过程,也充分展示出了我国茶文化强大的输出实力和内涵价值。目前我国茶叶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有所弱化,在全球市场融合、发展程度不断提升的今天,我国茶叶企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大受影响。然而机遇历来都是与挑战并存的,因此我国茶叶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水平提升也处在一定机遇期。随着茶叶生产水平日益提高,国家相关政策的倾斜和扶持、人们品茶需求量进一步扩大等等一系列积极因素都为茶叶产业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而我国有着茶叶生长的良好基础,因此只要我们注重提升茶叶产品品质,丰富发展茶叶产品结构体系,就一定能为整个茶叶产业国际贸易竞争力提升提供重要基础。随着国际茶叶贸易市场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当前只要我们能抓住重大发展机遇期,就一定能为我国茶叶贸易竞争力提升寻求到机遇。

2茶叶企业国际贸易各个环节中的合同风险表现

在茶叶国际贸易中,中国的茶叶企业往往占有一席之地。而茶叶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通常需要签订相关合同。通过合同签订,从而对买卖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有效约定,也对整个交易过程进行了有效的法律约束。茶叶企业在茶叶交易过程中,往往需要提前预定产品,这与茶叶企业多为产品导向型企业有很大关系,因此茶叶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往往需要签订相关法律合同,而在这些合同中,就会存在一定法律风险,包括在商务洽谈过程中应该注重的风险、合同签订过程中潜在的风险以及合同履约执行过程中潜在的风险等等。

2.1洽谈合同过程中的存在的法律风险及防控思路

合作的基础是双方具有共同利益点,通过双方利益置换,从而达到双方利益共赢。因此在合作初期,双方需要反复洽谈、磋商相关合作意见和信息,而这些洽谈的内容就成为双方签订合同的有效参考,或者成为合同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合作双方最终所签订的合同是其整个洽谈过程中所形成的意见之和。事实上,在双方合作洽谈过程中,很少有一次洽谈就达成最终合作意向的,都需要双方进行不断磋商,最终就合作事项达成一致看法,而在沟通过程中,就会通过一系列沟通方式进行交流和磋商,最终双方交换意见完成后,就形成了正式的合作合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对双方合作的信函和邮件等内容,进行妥善保存。要及时对双方沟通信息进行更新和研究,确保双方合作洽谈内容能达到一致。茶叶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一旦与买方或者卖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之后,就需要进一步洽谈具体合作细节,而在这一过程中,茶叶企业必须慎重沟通合同的每一个细节和具体条款,并且给与对方准确答复。此外,针对双方意见沟通信息也要进行有效保存。同时,在与对方洽谈贸易过程中,针对涉及双方合作利益的问题,必须据实回答,不能夸大,从而影响双方后期实质性合作。比如买方提出某一茶叶的购买需求,茶叶企业必须从自身生产实力出发,不能盲目答应,既要合作诚信,同时也要合理、有效保护自身利益。

2.2签订合作合同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及防控思路

在合作双方达成一致合作意向后,双方需要结合合作基础文本,拟定具体的合作合同细则,并签订具体的合作合同。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对合同的细节内容进行认真审理,不能出现疏忽。事实上,很多合同的违约问题,都是由于细节把控不到位所造成的,所以在签订正式合同时,必须对合同的细节和重要条款进行有效把控。在这一环节,需要充分注重三个方面的规范化,一是对相关合同术语的规范化应用。事实上,在国际贸易合作开展过程中,往往有一些专业术语,而这些专业术语都有着相应内涵,想要有效规避其风险,就必须对风险内容进行深度把控。其次是在付款方式的选择。在国际贸易中,付款方式普遍使用的是直接汇款和信用证等方式,因此,茶叶企业必须对自身付款方式进行有效了解,从而避免因付款问题造成合同合作风险。最后,是出现问题之后,解决双方争议方式的具体选择。无论是仲裁,还是提请诉讼,都尽量选择合作双方容易执行,且能够对我国茶叶企业起到有效保护作用的方法。

2.3合同履约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及防控思路

合同完成商谈和签订后,最重要的过程是合同履约。在合同履约过程中,茶叶企业应该注重对合同履约条件的把控,同时针对双方合作进程的具体实施情况予以及时更新。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把握两大细节,一是对双方具体合作条款的内容进行认真对照,并按照相关要求予以执行。比如在合同中,会对双方货物交付时间和相关进度予以约定,而茶叶企业就要结合这一要求,按照约定严格执行。此外,在货款的收取上,也要及时予以跟进,当双方合作过程中出现其他因素影响时,要及时上报双方管理层,从而继续决定合同执行情况。此外,是在茶叶交付和货款收取过程中,要及时予以检查,并及时给与对方反馈,一旦出现任何问题,都要及时与对方沟通,验证。

3结语

随着全球国际贸易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都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活动当中。而我国是茶叶的发源地,同时也有着最体系化的茶叶生产技术和最丰富的茶叶生产经验,我国茶叶出口贸易历史已逾千年,因此在整个茶叶国际贸易体系中,我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即使到今天,我国在国际绿茶市场上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对国际绿茶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话语权。结合长期以来的国际茶叶贸易实践活动来看,茶叶企业要想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就需要其在贸易活动过程中,注重对合同签订时的内容和与合同相关的各个细节进行认真研究,同时对潜在的风险进行合理把控,从而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有效防范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不足。

作者:陈羽佳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潘秋香.企业国际贸易中合同风险的法律防控[J].法制世界,2013(6):151-154.

[2]柴玮.从世界茶叶供需看中国茶业国际贸易[J].世界农业,2013(17):89-95.

[3]张兰兰.国际贸易中合同风险的防控[J].中国商贸,2014(12):185-189.

国际贸易合同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公约;国际贸易合同

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渐接轨“,国际贸易惯例”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多。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国际贸易惯例的涵义、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等问题上认识都较模糊,分歧颇大。由于国际贸易惯例对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

一、国际贸易惯例要义阐释。

《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1](P411)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2](P13)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也就是说,这并没有改变上述规定仍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事实。[3](P527-528)(二)惯例的法律约束力。

惯例的法律约束力指的是不管合同当事人是否明示或默示甚至没有表示是否接受有关国际惯例的约束,惯例自动约束有关当事人,即惯例具有强制约束性。《法学辞典》持的是这一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际贸易惯例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因而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法,不能对当事人进行约束。[4](P7-8)第三种观点认为,惯例分两类:一类是不需要当事人选择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一类是经过当事人选择才对其有约束力的任意性规范。[5](P27-28)其实,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某国立法机关制定的正式文件,也不是国家间的国际公约,因而它不是法律;另一方面,由于惯例的广泛适用性和长期实践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合约当事人对自身及他人遵守惯例的心理期望,惯例对当事人各方又有一定的约束力。

这种约束力一般是在当事人明示接受惯例的情况下产生的,国际商会出版的《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1990)在导言部分表达了这一观点《,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第1条也阐述了这个意思,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的这一规定符合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但是在一项国际贸易的契约中,不可能穷尽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规定,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默示”做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认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经常遵守。”签定该公约的国家同意,何为惯例由法庭来决定。该款规定反映了国际贸易惯例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约束性(自动生效)的一面,但是这也没有改变惯例作为任意规范的特点,当事人可以通过明示的方法排除对某一惯例或某一惯例部分条款的适用。

以上分歧的主要表现是学者们对一些英文单词的解释不同,特别是对custom、usuage的理解差异。有人认为custom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而usuage则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也有人认为custom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usuage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还有人有其它的看法。其实,翻查一下国际商会的出版文件我们会发现,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考究,在不同的文件中可能采用不同的词,甚至在同一份文件中也可能使用不同的用语。比如,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使用的是custom和practice,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使用的是usuage,而在《托收统一规则》使用的则是rule一词。可见,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看重,他们重视的是某一术语或某一做法在商业实践中的状况,只要这种术语或这种做法广为人知(widelyknown)和被业者经常遵守(regularlyobserved),它们即是惯例,而不管在国际商会或其它组织的出版物中用何词来描述它们,或有没有见诸文字。至于惯例对当事人有无约束力,则要看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惯例定义为:在国际商品贸易和与国际商品贸易有关的服务实践中形成的,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遵守的任意性行为规范。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

如上所述,国际贸易惯例有成文和不成文之分,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惯例有两个渊源: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与不成文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指的是经过某一组织编撰和公示的规范化文件。编撰国际贸易惯例的主体可以是一些有影响的基于国家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商会;也可以是民间的国际组织,如波罗的海黑海航运公会;还可以是能对市场起到主导作用的商事组织,如通用汽车公司,它们的产出物因而也相应地表现为具有一定法规性质的文件。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一般依据过去已有而且现在仍然流行的商业做法而作出,其主要行为特征是必须有一个宣示的过程,因为比制订规范文件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广为人知。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之一,原因主要是多数国际贸易惯例从本质上讲就是国际商业习惯做法的一个演进形式,而且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过去活跃在跨国或者说超国家或地区利益之上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通过编撰和公示之后变成了国际贸易惯例。今天的习惯性的商业做法还在重复着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这样理解惯例的渊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步入认识的误区,或者认为惯例仅表现为成文化的规范,或者认为只能从过去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中寻找惯例。这两种僵化的认识不能反映现实,因而也不能指导发展中的国际贸易活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国之内或地方性的商业习惯做法也有可能演变成国际贸易惯例,这主要取决于该习惯是如何整合(incorperated)到国际贸易流程中去的。

例如,美国西海岸港口的码头工会为保护自身利益向集装箱货主收取近乎落地费性质的杂费,这种杂费被各国班轮公会列入班轮运价或班轮条款,因而这种做法就成了有关业者之间的国际贸易惯例。承认惯例的习惯做法渊源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因为从国际贸易惯例中体现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大都可以从习惯做法当中找到源头。从商业道德的视角看,所有国际贸易惯例都来自于千百年来一直在支撑着川流不息的国际贸易活动的一套伦理体系,借助它可以形成关于对对方行为的预期;通过它的应用———即对己对人的约束,各方在此体系下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区分、履行和保障。这套伦理体系的强化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而未成文的惯例则归于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一类。

国际贸易惯例和国际商业习惯做法虽同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以对现有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贡献而论,由习惯而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后者在当今技术创新的条件下开始显露出重要性。

三、国际贸易惯例与其它法律规范的区别。

(一)国际贸易惯例与国际贸易公约。

由两国政府或多国政府签定的有关国际贸易关系的规范称为国际贸易公约。从公约法律约束力的角度,可以将国际贸易公约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强制约束力的公约;一类是任意性的公约。前者包括调整国家间经贸关系的一般性公约及约束某一具体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公约,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定、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海上运输合同的《汉堡规则》。强制性的公约要求缔约方或接受公约的国家在本国的法律与公约冲突时,修改本国的法律,使之符合公约的规定;而且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时以国际公约为准据法。既然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法律约束力大于国内法的效力,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效力当然优于没有取得正式法律地位的国际贸易惯例。但是,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的关系则不同。

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主要指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几个公约,即1964年的两个海牙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及二者合并而成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这些公约遵循合同自愿的一般原则,允许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采用或排斥这些公约的规定,即可减损公约条款的效力。在同为任意性规范的层面上,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十分类似,但是两者的法律地位不同,前者高于后者。对此《,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均有明确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虽未在这方面作具体规定,但它是由前两个公约发展而来的,据此也可认为该公约持同样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惯例与上述3项公约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采用惯例的规定。公务员之家

(二)国际贸易惯例与国内法。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惯例是在与本国利益无冲突的领域发展起来的,其所规范的领域大多与本国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重叠。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际贸易惯例可以对国内法的不足起到补充的作用。但是,各国对国际贸易惯例拾遗补缺作用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干脆把国际贸易惯例纳入本国的法律体系,使之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如伊拉克和西班牙就把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引入国内法。采取这种作法的国家不多,多数国家一般按照直接适用或间接适用的途径运用国际贸易惯例。直接适用指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接受国际惯例的约束,法院或仲裁庭依据当事人选择的国际惯例进行裁决。法国、丹麦等国家采取这种方法。这些国家一般承认国际贸易惯例独立于国内法律体系之外,国际贸易惯例可直接应用于国际经贸往来,无需国内法的指引。与采用直接适用的国家相比,采用间接适用的国家更多,我国也是采用间接适用的途径。间接适用指的是国际贸易惯例不能脱离国内法而独立运用,必须经过国内法的指引,而且国际贸易惯例的应用有赖于国内法对国际贸易惯例明示或默示的接受。明示接受指的是在国内法中明文规定,对特定的民事关系可采用国际贸易惯例处理。默示接受则是指在某国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法律实践中普遍采用国际贸易惯例,从而可以推断该国认可国际贸易惯例的。

我国采用的是明示的方法。《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海商法》等都明确指出,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法律的效力高于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国内法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定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国际贸易惯例不可违反国内法的强制性规范,但可与任意性的规范不一致。因为国际贸易惯例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采用,只要当事人未明示拒绝惯例的适用性,国际贸易惯例就自动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尽管这部分并未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表示。然而,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则没有自动成为合同一部分的效能。由此可见,国际贸易惯例虽然是国内法的补充,但其效力仍优于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四、国际贸易惯例对合同当事人的约束力这里所讲的合同,指书面达成的合同。对于口头达成的国际贸易合同,我国不予承认。对此,我国在1986年核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时已表明了这一点。

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引用国际惯例的方法有3种:其一,引用国际商会、国际法协会或其它民间组织的条款或术语,如买卖双方以CIF价成交。普遍认为,采用了某一成文惯例的条款或术语,对该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应以该惯例为准。多数情形下,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但也存在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不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的情况,并且各惯例的解释不一致。如没有对具体采用哪一惯例作出规定,这时候的解决方法一般是以与合同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所采用的国际惯例作为依据,而判断这一点往往是不太容易的。比如,对贸易术语FOB的解释就有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美国进出口商会等机构制定的《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两个惯例,这两个惯例对卖方交货地点等方面的解释差异很大。为防止事后买卖双方当事人就采用哪一惯例产生争议,合同当事人最好在采用条款或术语的同时明确规定采用哪个国际惯例。其二,采用国际组织或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合同,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成套设备和机器的出口合同、伦敦谷物交易协会制定的关于谷物买卖的合同。标准合同对合同全部或大部分条款都作了规定,一般只留出当事人名称、货价等项目供当事人填写,当事人可通过协商对印定的条款作出修改或补充。这类合同试图囊括有关合同关系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包括从合同的签定到合同的履行、解除和违反合同的救济的整个过程。由于在大宗货物的买卖中广泛采用标准合同,标准合同事实上已成为当事人普遍遵守的权威文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三,在合同中明确表示接受某一惯例的约束,这种情况包括以下几种类别:(1)合同中采用了惯例规定的条款或术语,并且合同对这些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与惯例的规定相同,或合同直接引用惯例条款或术语并未另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惯例与合同的规定并无二致。(2)合同中某些条款与惯例的规定不一样,此时应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以合同的规定为准。(3)合同中对某事项未作规定,但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会遇到这些问题。此时,当事人应按照惯例的规定履行合同或对合同救济。

在上述情形以外,即当事人未在合同中明示遵守国际贸易惯例约束的情况下,则采用下列两个标准:表示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主观标准;以国际惯例为标志的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似乎体现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但如当事人未在合同中以文字表示他们的意愿,以后在当事人发生争议时,其真实意思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举证或判断的。可以想见,在实践中应用主观标准进行操作的难度很大。因此,在大多数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中往往采用所谓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即是国际贸易惯例。采用国际贸易惯例这一客观标准甚至也不以合同当事人知晓为条件。这就是说,即使合同当事人没有表示接受惯例的约束,同时也未明示拒绝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国际贸易惯例亦可自动地解释和补充合同并对合同当事人构成约束。

参考文献:

[1]辞海(经济分册)[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李双元。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实务新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3]法学辞典(增订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国际贸易合同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公约;国际贸易合同

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渐接轨“,国际贸易惯例”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多。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国际贸易惯例的涵义、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等问题上认识都较模糊,分歧颇大。由于国际贸易惯例对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

一、国际贸易惯例要义阐释。

《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1](P411)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2](P13)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也就是说,这并没有改变上述规定仍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事实。[3](P527-528)(二)惯例的法律约束力。

惯例的法律约束力指的是不管合同当事人是否明示或默示甚至没有表示是否接受有关国际惯例的约束,惯例自动约束有关当事人,即惯例具有强制约束性。《法学辞典》持的是这一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际贸易惯例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因而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法,不能对当事人进行约束。[4](P7-8)第三种观点认为,惯例分两类:一类是不需要当事人选择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一类是经过当事人选择才对其有约束力的任意性规范。[5](P27-28)其实,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某国立法机关制定的正式文件,也不是国家间的国际公约,因而它不是法律;另一方面,由于惯例的广泛适用性和长期实践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合约当事人对自身及他人遵守惯例的心理期望,惯例对当事人各方又有一定的约束力。

这种约束力一般是在当事人明示接受惯例的情况下产生的,国际商会出版的《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1990)在导言部分表达了这一观点《,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第1条也阐述了这个意思,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的这一规定符合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但是在一项国际贸易的契约中,不可能穷尽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规定,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默示”做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认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经常遵守。”签定该公约的国家同意,何为惯例由法庭来决定。该款规定反映了国际贸易惯例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约束性(自动生效)的一面,但是这也没有改变惯例作为任意规范的特点,当事人可以通过明示的方法排除对某一惯例或某一惯例部分条款的适用。

以上分歧的主要表现是学者们对一些英文单词的解释不同,特别是对custom、usuage的理解差异。有人认为custom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而usuage则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也有人认为custom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usuage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还有人有其它的看法。其实,翻查一下国际商会的出版文件我们会发现,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考究,在不同的文件中可能采用不同的词,甚至在同一份文件中也可能使用不同的用语。比如,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使用的是custom和practice,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使用的是usuage,而在《托收统一规则》使用的则是rule一词。可见,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看重,他们重视的是某一术语或某一做法在商业实践中的状况,只要这种术语或这种做法广为人知(widelyknown)和被业者经常遵守(regularlyobserved),它们即是惯例,而不管在国际商会或其它组织的出版物中用何词来描述它们,或有没有见诸文字。至于惯例对当事人有无约束力,则要看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惯例定义为:在国际商品贸易和与国际商品贸易有关的服务实践中形成的,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遵守的任意性行为规范。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

如上所述,国际贸易惯例有成文和不成文之分,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惯例有两个渊源: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与不成文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指的是经过某一组织编撰和公示的规范化文件。编撰国际贸易惯例的主体可以是一些有影响的基于国家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商会;也可以是民间的国际组织,如波罗的海黑海航运公会;还可以是能对市场起到主导作用的商事组织,如通用汽车公司,它们的产出物因而也相应地表现为具有一定法规性质的文件。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一般依据过去已有而且现在仍然流行的商业做法而作出,其主要行为特征是必须有一个宣示的过程,因为比制订规范文件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广为人知。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之一,原因主要是多数国际贸易惯例从本质上讲就是国际商业习惯做法的一个演进形式,而且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过去活跃在跨国或者说超国家或地区利益之上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通过编撰和公示之后变成了国际贸易惯例。今天的习惯性的商业做法还在重复着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这样理解惯例的渊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步入认识的误区,或者认为惯例仅表现为成文化的规范,或者认为只能从过去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中寻找惯例。这两种僵化的认识不能反映现实,因而也不能指导发展中的国际贸易活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国之内或地方性的商业习惯做法也有可能演变成国际贸易惯例,这主要取决于该习惯是如何整合(incorperated)到国际贸易流程中去的。

例如,美国西海岸港口的码头工会为保护自身利益向集装箱货主收取近乎落地费性质的杂费,这种杂费被各国班轮公会列入班轮运价或班轮条款,因而这种做法就成了有关业者之间的国际贸易惯例。承认惯例的习惯做法渊源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因为从国际贸易惯例中体现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大都可以从习惯做法当中找到源头。从商业道德的视角看,所有国际贸易惯例都来自于千百年来一直在支撑着川流不息的国际贸易活动的一套伦理体系,借助它可以形成关于对对方行为的预期;通过它的应用———即对己对人的约束,各方在此体系下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区分、履行和保障。这套伦理体系的强化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而未成文的惯例则归于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一类。公务员之家

国际贸易惯例和国际商业习惯做法虽同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以对现有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贡献而论,由习惯而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后者在当今技术创新的条件下开始显露出重要性。

三、国际贸易惯例与其它法律规范的区别。

(一)国际贸易惯例与国际贸易公约。

由两国政府或多国政府签定的有关国际贸易关系的规范称为国际贸易公约。从公约法律约束力的角度,可以将国际贸易公约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强制约束力的公约;一类是任意性的公约。前者包括调整国家间经贸关系的一般性公约及约束某一具体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公约,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定、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海上运输合同的《汉堡规则》。强制性的公约要求缔约方或接受公约的国家在本国的法律与公约冲突时,修改本国的法律,使之符合公约的规定;而且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时以国际公约为准据法。既然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法律约束力大于国内法的效力,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效力当然优于没有取得正式法律地位的国际贸易惯例。但是,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的关系则不同。

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主要指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几个公约,即1964年的两个海牙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及二者合并而成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这些公约遵循合同自愿的一般原则,允许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采用或排斥这些公约的规定,即可减损公约条款的效力。在同为任意性规范的层面上,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十分类似,但是两者的法律地位不同,前者高于后者。对此《,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均有明确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虽未在这方面作具体规定,但它是由前两个公约发展而来的,据此也可认为该公约持同样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惯例与上述3项公约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采用惯例的规定。

(二)国际贸易惯例与国内法。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惯例是在与本国利益无冲突的领域发展起来的,其所规范的领域大多与本国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重叠。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际贸易惯例可以对国内法的不足起到补充的作用。但是,各国对国际贸易惯例拾遗补缺作用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干脆把国际贸易惯例纳入本国的法律体系,使之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如伊拉克和西班牙就把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引入国内法。采取这种作法的国家不多,多数国家一般按照直接适用或间接适用的途径运用国际贸易惯例。直接适用指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接受国际惯例的约束,法院或仲裁庭依据当事人选择的国际惯例进行裁决。法国、丹麦等国家采取这种方法。这些国家一般承认国际贸易惯例独立于国内法律体系之外,国际贸易惯例可直接应用于国际经贸往来,无需国内法的指引。与采用直接适用的国家相比,采用间接适用的国家更多,我国也是采用间接适用的途径。间接适用指的是国际贸易惯例不能脱离国内法而独立运用,必须经过国内法的指引,而且国际贸易惯例的应用有赖于国内法对国际贸易惯例明示或默示的接受。明示接受指的是在国内法中明文规定,对特定的民事关系可采用国际贸易惯例处理。默示接受则是指在某国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法律实践中普遍采用国际贸易惯例,从而可以推断该国认可国际贸易惯例的。

我国采用的是明示的方法。《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海商法》等都明确指出,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法律的效力高于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国内法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定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国际贸易惯例不可违反国内法的强制性规范,但可与任意性的规范不一致。因为国际贸易惯例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采用,只要当事人未明示拒绝惯例的适用性,国际贸易惯例就自动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尽管这部分并未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表示。然而,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则没有自动成为合同一部分的效能。由此可见,国际贸易惯例虽然是国内法的补充,但其效力仍优于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四、国际贸易惯例对合同当事人的约束力这里所讲的合同,指书面达成的合同。对于口头达成的国际贸易合同,我国不予承认。对此,我国在1986年核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时已表明了这一点。

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引用国际惯例的方法有3种:其一,引用国际商会、国际法协会或其它民间组织的条款或术语,如买卖双方以CIF价成交。普遍认为,采用了某一成文惯例的条款或术语,对该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应以该惯例为准。多数情形下,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但也存在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不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的情况,并且各惯例的解释不一致。如没有对具体采用哪一惯例作出规定,这时候的解决方法一般是以与合同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所采用的国际惯例作为依据,而判断这一点往往是不太容易的。比如,对贸易术语FOB的解释就有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美国进出口商会等机构制定的《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两个惯例,这两个惯例对卖方交货地点等方面的解释差异很大。为防止事后买卖双方当事人就采用哪一惯例产生争议,合同当事人最好在采用条款或术语的同时明确规定采用哪个国际惯例。其二,采用国际组织或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合同,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成套设备和机器的出口合同、伦敦谷物交易协会制定的关于谷物买卖的合同。标准合同对合同全部或大部分条款都作了规定,一般只留出当事人名称、货价等项目供当事人填写,当事人可通过协商对印定的条款作出修改或补充。这类合同试图囊括有关合同关系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包括从合同的签定到合同的履行、解除和违反合同的救济的整个过程。由于在大宗货物的买卖中广泛采用标准合同,标准合同事实上已成为当事人普遍遵守的权威文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三,在合同中明确表示接受某一惯例的约束,这种情况包括以下几种类别:(1)合同中采用了惯例规定的条款或术语,并且合同对这些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与惯例的规定相同,或合同直接引用惯例条款或术语并未另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惯例与合同的规定并无二致。(2)合同中某些条款与惯例的规定不一样,此时应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以合同的规定为准。(3)合同中对某事项未作规定,但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会遇到这些问题。此时,当事人应按照惯例的规定履行合同或对合同救济。

在上述情形以外,即当事人未在合同中明示遵守国际贸易惯例约束的情况下,则采用下列两个标准:表示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主观标准;以国际惯例为标志的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似乎体现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但如当事人未在合同中以文字表示他们的意愿,以后在当事人发生争议时,其真实意思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举证或判断的。可以想见,在实践中应用主观标准进行操作的难度很大。因此,在大多数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中往往采用所谓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即是国际贸易惯例。采用国际贸易惯例这一客观标准甚至也不以合同当事人知晓为条件。这就是说,即使合同当事人没有表示接受惯例的约束,同时也未明示拒绝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国际贸易惯例亦可自动地解释和补充合同并对合同当事人构成约束。

参考文献:

[1]辞海(经济分册)[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李双元。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实务新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3]法学辞典(增订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