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思想范文10篇

古代文学思想范文篇1

在古今中外文学的大格局中，中国古代文学有其自身独特的思想，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我认为，与其讨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是否存在，不如讨论这一思想在现代世界和现代视域中的价值与意义。历经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传统，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我认为，与其讨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是否具有自身的体系，不如思考这一传统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境域之中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我们将西方文学思想（传统的与现代的）视为一整套体系，并以之作为参照系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在传承与变异中原本就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存在，是一种历史传统，只是当我们借用西方文学思想的话语（如本体论、发表论、形式论、鉴赏论等等）时，往往无法恰当地解说它的内涵，甚至无法满意地勾勒它的轮廓。因此，面对几千年的文学传统，我们时时感到惶恐和困惑：我们能感性地感觉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存在，却无法理性地把握它、描述它；一旦我们想要理性地把握它、描述它，它要么就像水银一样从我们的手指间无声无息地悄悄溜走，要么就如橡皮块一样被我们随心所欲地拿捏成各种各样的形状。这也许正如苏东坡所感叹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中国学人生于斯，长于斯，反而对中国文学传统难以言说，或者信口胡说。

这是中国传统文明步入20世纪以来所面临的最为深刻的文化困境。更准确地说，这并不是传统文明的困境，而是传统文明的承继者或阐释者的文化困境。例如中医药，在几千年历史中一直大行其道，成为疾病的克星，病人的福音，《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中藏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千金要方》等等，数千年来屡试不爽，不知治愈了多少病人，解决了多少病症。可是，20世纪以来，当人们将中医药纳入西方医学体系中之后，中医药就似乎不那么灵光了，至少是不能“独立行医”了。在一般的医院里，如果不采用“中西医兼治”之术，医生们几乎束手无策。

于是，“画眉深浅入时无”，成为中国传统文明扣击现代文明之门时经常发出的疑问。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前一阵所谓“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所谓“中国文学的失语症”，不是被炒得沸沸扬扬吗？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应对现代社会的严峻挑战，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外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适应现代社会，发掘文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实用性”：一种选择是坚守传统立场，发扬文学传统在文化传承中的“自足性”。章太炎在谈到传统学术研究时说：“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与王鸣鹤书》）也许有感于20世纪初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的严重困境，章太炎更强调传统学术研究的“自足性”，而我则宁可强调传统学术研究的双重选择。我同意魏源所说的：“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默觚·治篇五》）我认为，只有积极地适应现代社会，才能有效地改善古代文学研究的外部生态环境，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寻找更多、更好的契机；而只有积极地坚守传统立场，才能有效地激发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生存能力，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更强、更盛的活力。换句话说，古代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凭借一整套生生不息的传统学术资源和传统学术规范，去应对现代社会挑战，确立自身精神价值，传播潜在文化意义的。

一方面，“传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生命之本，是古代文学研究自立于学术之林、自立于社会之中的根基。就其极端的意义而言，“传统”是拒斥现代化的，是不可能实现所谓“现代转换”的；如果谋求“传统”的“现代转换”，只会伤筋动骨，不能脱胎换骨。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正表现出对传统的尊重和珍视。今年年初我曾到意大利讲学，在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亲眼目睹了意大利人民对每一处古希腊或古罗马遗址的珍爱，对每一尊历史悠久的石雕，甚至每一块年代久远的石头的保护，这既激起我崇高的敬意，也引起我深切的慨叹。中国作为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损毁而现在仍在继续损毁的文化遗产是难以计数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淡化了对“传统”的珍视。50年前北京皇城城墙的拆毁，5年前北京平安大道的扩建，还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对眼下二环路沿线建筑的大规模拆建，人们已显得“心平气和”了。损毁了的文化遗产是永远不可能重新修复的，哪怕是一部古籍，毁了一本，天地间就将少了一本。新修的北京大观园、武汉黄鹤楼等所谓“古迹”，固然精雕细刻，古色古香，但充其量只能是“假古董”。因此，古代文学研究不能斩断“传统”，必须永葆“传统”，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生命所在。当然，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古代文学也不能置身世外，漠然处之。在“技”的层面，古代文学研究无疑需要接受现代化科技手段的洗礼。例如汉字信息的计算机处理等研究的深入发展，的确大大改变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手段、研究工具，为古代文学研究开拓出一片大有可为的崭新天地。而我更为看重的是在“道”的层面，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传统维系着中国人的精神，积淀着中国人的智慧，昭示着中国人的心灵，它应该也完全可以为重塑中国人的形象贡献宝贵的文化资源。荀子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荀子·性恶》）陆贾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新语·术事》）古今对话，是传统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有自身独立精神文化传统。“传统”的意义，不仅指向过去，也指向现在，还指向将来，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挣不断的红丝”，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真理与方法》）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走向，不是简单地汲取古代文学思想的精华，也不是简单地继承古代文学思想或宏扬古代文学思想，而是能动地选择和激活古代文学思想，从而积极地参与现代文学理念的建构，并且不断地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传统。

古代文学思想范文篇2

【关键词】国学素养；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具体策略

大学是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时期，此时期学生需要掌握丰富的国学知识，找到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之间的契合点，这才应该是大学生必须要具有的基本素养。在国学素养培养视角下开展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能使学生及时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的解读，在把握其精髓的同时，塑造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提升学生的道德认知，这样学生才能更好的立足于社会，获得更加持久的发展。下面将围绕国学素养培养视角下如何开展古代文学教学进行讨论。

1国学素养概述

国学素养，是指通过对大量国学经典的阅读与研习，在对国学经典有正确认知的同时，灵活运用其内容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难题，通过长期以往的国学经典研习之后，学生能构建起良好的价值体系，并且自身的涵养、素养、品质等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简言之，国学素养折射到教育中，其实就是一种人格教育，以不断的修身养性来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人”。当代大学生基本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个性张扬较为张扬，再加上网络的不断普及，他们的行为习惯、价值取向等必然会有些偏差，加强对其国学素养的培养，势必能让大学生在不断的传统文化学习与吸收过程中，逐渐受到有效的熏陶，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弘扬与传播。

2国学素养培养与古代文学教学之间的关系分析

2.1互相渗透。国学的深入学习极为重要，能将各学派思想进行完美的统一与融合，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之时，能在理解历史背景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的解读，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古代文学史学习效果。而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有效解读，则能对作者创作时的心境、思想境界等进行了解，并感知不同时期的思想政治面貌。比如对于“欧阳修”这一人物，大多人数都会联想到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但其实他在政治、经学、农学、书法等方面也有较大的成就，并获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2.2全面认识古代文学思想。大量调查数据发现，人们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价之时，往往能保持客观公正的心态，梳理出合理的评价准则，但对国学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常会有较多不同呼声出现，如国学缺乏清晰的界限、国学践踏了古代文学等，并且持这些论调的人数也比较多。如果以学术史视角来看，国学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概念，将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关的内容全部包含其中，对其内容的研究需将之放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中，进行纵向与纵向的深入全面研究。相信在此种国学素养教育背景下，必能使学生全面、系统的认识古代文学思想。

3国学素养培养视角下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具体策略

国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及精神，是培养当代大学生国学素养的有效途径。下面将从国学素养培养视角着手，对其改革策略进行探索。3.1活用本校资源，制定德育纲要。新时期的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需在全面了解学生国学素养的基础上，深入浅出的指导学生阅读国学经典，循序渐进的让学生受到熏陶与感染。一方面，要明确本校师资资源的优势，对其进行活用。课堂是高校开展古代文学教学的重要场所，是提升学生国学素养的重要载体，需要合理的开设国学课程，基于学生的道德成长需求，将社会热点道德话题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师生、生生讨论的过程中，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此外，实际教学过程中，老师尽量不要用空洞语言来进行知识讲解，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邀请相关教授、成功人士开展主题讲座；开展各种社团活动；在网络平台中开展专题讨论；参观历史古迹等。相信在此种主题极为鲜明的多元化活动之中，大学生会得到积极的情感体验与认知，对优秀的传统文化、优秀的古代人物等进行了解，相信通过长期以往的努力，必能够达成提升学生审美情趣及思想境界的教学目的。另一方面，高校需根据大学生的实情制定有效的德育纲要，这样才能合理的开展国学经典阅读活动。对于每部经典文学作品而言，都是作者心血的重要体现，其中蕴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人文知识、人文情怀等，这些都会对大学生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大学生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之后，对于社会、自然、人生、他人等会有全新的认识与透彻的理解，能帮助学生更好的修身养性、净化心灵、完善人格，所具有的积极传播价值不言而喻。为此，作为高校相关领导者及教育者，需要对大学生的国学经典阅读进行有效的规划，这样才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让学生进行高效的课内外阅读，将古代文学教学的育人功能及价值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3.2明确教学标准，优化古代文学课程内容。明确的教学目标，是达成对现代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前提。那么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而言，需根据专业发展需求，优化其教学内容及方法，这样才能保持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并发挥其长处。当然，实际的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作为一线教育者，需要有意识的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传授文学知识的同时渗透育人内容。尤其是在每学期的初期，学校及相关老师需要以多种途径对社会所需人才的需求进行了解，在此基础上合理的安排课时、学习篇目，将之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作用发挥出来。同时，还需要做好学科融合的教学工作，将之与外国文学、现代汉语等进行融合，以此来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及融会贯通能力。3.3优化教学过程，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第一，活用教学手段。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想要显著提高其教学效果，就需要对各种教学手段的优势与弊端进行了解，对其进行活用。如微课、多媒体、慕课等多种信息技术教学手段，其优势是能够将枯燥难懂的国学知识进行直观性的呈现，既能够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老师、同学进行有效互动，更好的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让学生更好的学有所获与学有所得。当然此种信息技术教学手段也存在其弊端，即过于依赖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再如情境教学法，其实就是让学生入情入境的去理解国学知识，对其内涵及思想进行深入理解，但其弊端是如果创设情境不合理，便会出现单纯活跃课堂氛围的情况，不利于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为此，只有根据实际的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规避性的运用教学手段，才能够显著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效果。第二，优化教学流程。实际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老师需要对学生们的心理需求及个性特征进行了解，以此来优化教学流程。针对教学导入环节，应根据实际教学内容及学生的喜好来设计有趣的导入，以便于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针对课堂教学环节，需要营造探究教学氛围，调动学生的情感去自主探究与合作学习，理解学习内容。针对教学总结环节，需引导学生总结与梳理，升华情感之时，感知古代文学学习的乐趣。第三，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古代文学教学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学知识，需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如文学作品表演、辩论活动、创作活动等，让学生由被动学习向欣赏学习→自我陶醉→触类旁通过渡。此外，老师需要明确兴趣小组的学习价值，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喜好及学习需求来参与到各种兴趣小组之中，这样学生通过合作学习，不仅会受到更多的启发，而且还会感悟到更多的生活真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3.4构建多元化的考核体系，促使学生全面发展。以往高校中进行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常采取的是期末考试成绩这一单一的考核方式，难以真正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难以让学生得以持久的发展，并且此种单一的考核评价方式，难以将考核评价本身具有的激励作用发挥出来。为此，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构建多元化的考核体系尤为重要，一方面能对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进行了解，另一方面也能够丰富评价内容，将多元化考核评价引导学生、激励学生发展的作用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能使学生从面向书本发展向面向生活发展过渡。

4总结

毋庸置疑，大学生即将要步入到社会，其国学素养如何，直接会影响将来在社会中发展的效果。为此，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学生国学素养的培养，除了从上述的优化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活动、教学评价体系几方面着手外，还需要构建高素质的教学队伍，这样才能够提升学生的古代文学学习质量及国学素养。

参考文献

[1]侯智芳.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2]郑玲.基于应用型办学定位下的古代文学教学——以池州学院为例[J].池州学院学报,2014(5).

古代文学思想范文篇3

一、更新观念,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意识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与现代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古老的学科日受冷落,古典文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一度有所动摇,部分学生产生了古典已成过去,没有必要再钻故纸堆的想法,厌学的情绪有所增强,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者的深思。而在反思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不少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观念的落后和教学方法的陈旧,是导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滑坡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更新观念,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意识,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才能激发出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古代文学这一学科其内容凝聚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结晶,其知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封闭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变动性。说它稳定、封闭,是因为古代文学的基本框架、基本体系是已经成型了的。说它变化、开放,是因为对古代文学的诠释都会有那个时代的影子,因此,在挖掘古代文学课程中精华的同时,运用现代意识对古代文学进行诠释就成为本学科课程的主要内容。古典文学教学内容的重点在于通过对古代作家作品的阅读,把握文学发展的进程。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指出与古人对话不仅要“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然而古代作家生活的年代距离现代已经相当遥远,古人的思想观念、处世原则、文体形式甚至语言习惯都与当今现实生活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我们与古人对话的障碍不仅仅是文字上的。

在教学中找到一些至今也仍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切入,不失为消除障碍,进而激发学生兴趣的途径。例如讲授《离骚》以及先秦诸子散文,就可以把表现在屈原、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庄子身上各有侧重的那种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气概,忧世与愤世精神凸现出来,而这些正是当代知识分子依然承袭着的美德。可见知识分子阶层与它诞生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阶层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当今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质,正是士阶层某些特质的延续。这样便拉近了古代与现代的距离。学生会理出从屈原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一条一脉相承的红线,从而理解了古人对“士”的种种解释,如“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曰士”,“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等等;也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弘扬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当今振兴国家与民族大业中的现实意义。在讲述古代文学作品时,要着重于对作品的现代阐释,发掘其民主性的精华和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突出对于现实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能运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例如《老子》有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我们不能只认为它是玄而又玄的玄学,其实这里含有宇宙形成的科学。试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摘要》中这样一段话:“(宇宙)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样子?严格地说,什么也没有,就连空间或时间也没有。”这段话的意思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的认识竟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正说明我国先哲的高度思辨的伟大成就。《诗经》中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人这种提倡、崇尚、高度重视创新的思想正是推动我们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对此我们都要用现代意识加以阐发。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诞生、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新的文学思潮的出现,无不包含着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动。我们也要把古代文学教学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的作用不仅在于阐明作者和作品原来怎么样,更在于阐明文本及各种文学现象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或者说,通过教师运用现代意识,创造性的阐释、激活作品,使之与现实世界发生意义联系,并转换成一种精神滋养。这样,古代文学教学也就成为一个创造性过程,一个审美过程。例如,苏轼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传统的解释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反映了它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这个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有一位老师通过对此词的深入钻研,联系现实的人生体验,在讲课时着重分析了它的动人之处:一是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人生的缺陷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的深情的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因为人生的缺陷难以避免,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由于教师注意用现代意识对古代作品作合乎情理的阐释,激活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文史结合,加大与历史学科的横向联系

古代文学思想范文篇4

关键词：混合多元教学法；古代文学；应用分析

古代文学的课堂是一个充满韵味的课堂，主要由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发散性讨论组成，对于大学生的教育模式是自由化管理，以教师教授为辅，引导为主，学生进行自主化的学习课堂,培养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大学课堂模式和教师的授课技巧区别于初中高中而言，更是侧重韵律感的把握，让学生爱上语文，敬仰文学，字里行间透露出唯美的气息。通过日常的熏陶和培养让学生能够感悟自然和文学，进而引发对于生命和美的思考，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积极阳光地面对社会和生活，这种积极的氛围的培养利于打造互帮互助的课堂氛围，也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一、混合多元化教学模式的途径分析

混合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更多的是利用多媒体手段或者新型的教学途径，通过结合班级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让学生通过教师的讲解尽可能地了解多元化教学的模式，引发学生对于人生的思考。关于混合多元化教学途径可以采用小班授课形式和课堂头脑风暴的模式，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头脑风暴可以激发学生的原创性思维和动脑能力，让学生积极地融入到课堂的气氛中，以一个参与者的姿态对待日常的学习。自主化课堂模式更适合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将此教学模式进行推广，并激励学生制订相应的计划和目标。中国古代文学教程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编写的，是通过长期的课堂实践提炼的一本优质的教材，将教材与课程相融合才能够充分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思维，但是对于教材的学习如果一味的循规蹈矩，反而会适得其反，引得学生对于学习的厌倦，只有让学生的态度转变为课堂的主人，才能让其在课堂中高效的理解和应用学到的知识。

二、混合多元化教学模式进入古代文学课堂的应用探究

古代文学思想通过多元化的思维和策略进入大学的课堂，既是对于教学发展的一个进步，也是一个课堂教育模式转型的折点。（一）课堂目标的展现。课堂目标是一节课的重点内容，仅仅是对于一个教学方向的总结和归纳，但是也需要教师在课程开始之前明确教学目标，让学生对于整体的课程构造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教师可以融入课程的重要性，课程的课堂目标利于指引课堂的规划情况，在积极的学习热情中，不断地发展学生的自主归纳和目标达成意识，为后续课程的开展奠定基础。（二）分组竞赛赢刺激。竞争是青年人都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很多学生的竞争是从小开始的，但是竞争需要正确竞争，树立一个相对正确的竞争观念才是在不断的发展中提取出来的信息。由于社会竞争的压力日益增大，学生在生活中也可以设置一定的目标，并根据目标的设计逐步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分组进行竞争是混合多元化制度在课堂上体现的方式之一，可以通过分小组的模式让学生提前进入到社会竞争的状态，通过比赛前不断地准备练习来赢得比赛的胜利，同时也教会学生竞赛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在比赛准备的过程中，团队成员可能会遇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何合理公平的处理这些问题并且不断地调整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步入社会之后的映射。大学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大学教师应当就社会问题对于学生进行引导，树立积极正确的三观和情感，让学生在分组的情况下寻求比赛的紧张和刺激感，并在比赛结束之后能够及时地分析自己存在的不足，并及时改正，调整成员之间的关系，合理的分配任务，要保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为学生提供一个竞争平台，在竞争中学习进步，并且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变化，根据变化改变课堂模式，对于多元化理论进行创新，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在实践中摸索的途径，但是同时需要不断的内化知识，将理论升级为实践。（三）助教的课堂应用。很多课堂上的助教就只是起了一个维持课堂纪律的作用，针对教师课堂上出现的问题进行记录，课下积极与教师沟通，但是忽略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联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教师可以培养学生与助教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向助教提意见，这样教师就可以通过助教来了解学生对于课堂的满意度和发展方向。学生喜爱的课堂不一定符合课堂标准，但是学生不喜爱的课堂一定不会激发其学习兴趣，因此教师需要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增强趣味性但是偏向于理性思考的途径。助教的选取一定要亲民，能和学生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才能够利于课堂的推动情况，积极地培养学生找准目标和位置的能力，合理地树立目标，并可以通过互相监督的方式，在学期末的时候对于目标完成的同学给予奖励。例如中国古代文学教程第二章关于秦汉文学的介绍是以汉赋作为开端介绍的，汉赋是汉代的典型诗词形式，有很多优美的诗词都是以汉赋的形式展现给学生，让学生通过汉赋的学习激发其学习和阅读热情，进而过渡到秦汉散文，通过文章的辞藻美培养学生对于美感的理解。接下来就是司马迁与《史记》，《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列为了“二十四史”之首。对于《史记》的介绍，教师可以更多的融入故事课堂的元素，通过激发学生对于《史记》的阅读兴趣来激发其对于学习的兴趣，单纯的依靠对于知识的灌输是不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和理念，必须要通过教师的美感培养和助教在课堂上的应用等模式，将学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三、总结语

混合多元化教学模式中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可以将文章作为讨论的对象，建立小班化教学模式和小组制度，让学生通过自己对重难点问题的把握初步构建自己的知识系统网络。对于大学生语文的培养不仅要在知识层面上，更是意识层面上，针对学习的兴趣和语文内涵培养的思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教师与学生进行相应的沟通。虽然国内的教师模式还不能够达到一对一的辅导模式，但是采用标准化小班教学更能够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情感变化，并制定适合学生人格发展的教育策略，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语文基础制定相应模式的语文教学，设置不同模式的语文教学设计和目标。当今网络发展迅速，因此教师也可以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培养大学生借助网络平台寻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进行分析，或者在课前导入时利用一段视频激发学生对于课堂的兴趣来进行课堂内容的衔接。

参考文献：

[1]龚静,李冀辉,王建房.多元化模式课堂的积极响应案例分析的策略途径[J].普通高等教育,2015.

古代文学思想范文篇5

1）学生根据下面分设的专业选择一个，作为毕业论文的专业方向

2）在所选择的专业方向里面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自拟论文题目，开始论文写作流程。参考论文选题附后（学生论文选题不宜相同）：

（二）专业类别：

1．文艺学

文学概论文化诗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语文教学法美学概论

2．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明清小说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中国古代文学史（三）元杂剧研究《史记》研究

古典文献学

3．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儿童文学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

青少年儿童文学概论影视文学

4．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民俗学民间文学概论比较文学概论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外国文学史（欧美）外国文学史（东方）

（三）参考选题：

1．文艺学：

1．形象——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

2．“自我表现”与“摹仿现实”

3．说“艨胧”——对语言艺术的特点的新认识

4．面向生活——当前文艺创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5．艺术，需要呕心沥血的创造

6．“性文学’是文学表现人性的必然趋向吗?

7．试论文学的不朽魅力

8．艺术典型化的要求过时了吗?

9．“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试论文艺创作中的主体与客体

10．化丑为美——典型化在塑造反面形象上的魔力

11．对实践派美学理论的历史考察

12．试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关系

13．简论“自然人化”与自然美

14．试论自然美的根源与本质

15．艺术美与现实美关系之我见

16．“意象”与“意境”的比较研究

17．试论艺术美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

18．试论艺术创作中“形似”与“神似”的辩证关系

19．社会美与自然美特点的比较研究

20．试论人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关系

2．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1．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

2．论《诗经》中的爱情诗

3．论《离骚》抒情主人公的悲剧形象

4．论《韩非子》的寓言艺术成就

5．论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的进步倾向

6．被压迫者的心声——汉乐府中的人民自由精神

7．《孔雀东南飞》与中国叙事诗传统

8．试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及它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9．论汉乐府民歌与<<诗经》民歌

10．试论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1．试论三曹诗歌的艺术差异

12．试论阮籍《咏怀》诗

13．关于唐诗分期的思考

14．试论陈子昂的诗歌主张

15．试论高、岑边塞诗的异同

16．试论杜甫《北征》

17．李杜诗歌艺术的比较

18．试论王维的山水诗

19．试论唐人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

20．试论温庭筠词的艺术创新

21．试论温、韦词风的异同

22．北宋政治改革与北宋诗新运动

23．从欧阳修诗歌创作看宋诗的艺术特色

24．柳永的[八声甘州]和[雨霖铃]

25．论张先的词

26．苏轼诗歌的理趣

27．辛弃疾词的爱国主义精神

28．《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杂剧比较

29．关汉卿的历史剧

30．《西厢记》的语言特色

31．《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刘备形象

32．《三国演义》和三国戏

33．论《水浒传》的招安结局

34．《西游记》与道教

35．“三言”中所反映的明代商业活动

36．论杜丽娘

37．清代小说中所反映的科举制度

38．《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

39．《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40．薜宝钗论

3．中国现当代文学：

1．论《青春之歌》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

2．《创业史》的艺术特色再分析

3．论《百合花》的艺术风格

4．“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

5．贾平凹的“商州系列’

6．论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

7．论“新边塞”诗

8．论高行健的戏剧创作

9．论苏叔阳的欢剧创作

10．论新时期十年文学的主潮

4．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阿基琉斯的愤怒与荷马史诗的结构艺术

2．席勒《阴谋与爱情》人物形象分析

3．论浪漫主义思潮的思想根源

4．从文学传统看浪漫主义思潮的产生

5．论批判现实主义与过去时代现实主义的关系

6．从《美国的悲剧》看德莱塞的现实主义

7．《美国的悲剧》的艺术成就

8．优秀的俄罗斯贵族妇女的典型一达吉雅娜的形象

9．《母亲》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10．《源氏物语》的主题思想及其意义。

11．《一千零一夜》中表现商人和航海家生活的故事及其特点

12．《为党生活的人》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5．语言学：

1．简论汉字的性质

2．古汉字形义释与文献阅读

3．简论古汉语词汇的性质

4．古今义异词概析

5．试论对动用法

6．“唯十宾十之(是)十动”式析

7．xx方言的声母特点

8．茅盾《子夜》的修辞特色

9．相声与戏剧语言比较

10．巴金锤炼词句举要

中国当代文学

谈中国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试谈文学的民族化问题

论诗词的思想艺术特色

试论杨朔散文的诗意创造

刘白羽、秦牧散文的思想艺术特色

巴金《随想录》漫评

试论郭小川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

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特色

试谈闻捷的爱情诗

试论林道静形象的典型意义

试论《创业史》的思想艺术成就

李瑛诗作艺术片论

试论艾青新时期诗歌创作特色

试论《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

试谈舒婷的爱情诗

舒婷诗歌的含蓄美散论

《茶馆》的艺术结构及其语言特色

试谈朦胧诗

试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主要特质

阿城小说论

试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将军吟》、《东方》、《冬天里的春天》、《钟鼓楼》、《平凡的世界》、《都市风流》的创作特色

试谈《李自成》的得失

论王蒙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

试谈蒋子龙的小说创作

试论《沉重的翅膀》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

试论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创作

试论“知青文学”

漫评王安忆、铁凝的小说创作

试论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试论马烽、王汶石的小说创作

峻青、王愿坚创作特色比较

试谈陆文夫、高晓声的小说创作

谌容《人到中年》漫评

贾平凹的散文创作特色

贾平凹小说创作论

张贤亮创作论

试谈新潮小说

试谈“新生代”诗歌创作

沙叶新《市长》的开拓意义

试谈当前儿童文学创作

论邓拓杂文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

试谈田汉的《关汉卿》

港台文学浅论

试谈顾城的诗

池莉的小说创作

大墙文学初探

中国当代文学流派综论

新时期小说观点演变的思考

女性文学试论

试谈新时期新历史剧的当代意识

小小说漫评

寻根小说的意义及其不足

试谈邓小平的文艺思想

浅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简析周炳形象的社会意义

周立波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试论刘绍棠小说的民族风格

张承志小说散论

试论通俗文学创作

陕西文学创作综论

试论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

试析《白鹿原》的审美追求

简析白嘉轩

试论《白鹿原》的艺术特色

浅谈新写实小说的得与失

试论金庸的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

论中国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论“五四”文学革命

新文学统一战线形成与分裂原因新探

的新文学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意义

重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左联的功绩与缺点综析

论文艺大众化运动

论“新月派”

重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

重评“论语派”

“两个口号论争”得失谈

“孤岛文学”运动的历史功绩

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意义

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新探

论鲁迅的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思想

《呐喊》《彷徨》比较谈

论鲁迅杂文的艺术价值

《朝花夕拾》简论

论《野草》的象征主义特色

论《故事新篇》的艺术风格

试谈阿Q的“精神胜利法”

祥林嫂形象浅析

论《伤逝》

郭沫若早期思想中泛神论的影响

论《女神》的浪漫主义特色

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抒情性

论郭沫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论胡适的白话新诗创作

论冰心作品中的泛爱思想

论王统照的文学思想和创作

论叶绍钧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特色

《倪焕之》论

许地山作品中的宗教色彩透视

鲁彦小说与“乡土文学”

试析庐隐小说中的感伤色彩

郁达夫《沉沦》创作特色

郁达夫小说观初探

蒋光慈诗歌创作的思想特点和意义

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美

周作人散文艺术论

刘半农、刘大白新诗的民歌风格论

论闻一多的新格律诗的主张和创作

论“湖畔”四诗人的爱情诗

徐志摩爱情诗作简论

叶紫小说怕悲壮色彩

萧红创作魅力探源

《蚀》中的“时代女性”综论

《子夜》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家》简论

论沙汀小说的幽默和冷峻风格

《南行记》中的传奇色彩和边塞风情

论张天翼小说的创作风格

殷夫的“红色鼓动诗”简论

蒲风诗作的“火”的风格

戴望舒诗作风格的嬗变

论臧克家诗作的乡土风格

论何其芳诗歌、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

论瞿秋白杂文的战斗特色

“画笔——芦笛——号角”——艾青诗作风格简论

“时代的鼓手”——田间诗歌创作论

论柔石的《二月》

论莎菲形象的塑造

“血的战斗”和“铁的人物”——萧军小说创作论

李吉力人小说创作论

从《边城》看沈从文小说创作特色

《寒夜》简论

《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形象综论

说《围城》的讽刺特色

《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比较论

《王贵与李香香》和“信天游”

诗的漫画，漫画的诗——论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

赵树理小说的语言特色

《荷花淀》的诗意美

论田汉剧作的抒情风格

论《雷雨》的艺术成就

论《日出》的结构艺术

论夏衍的戏剧创作风格

为什么说《白毛女》是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

欧美文学

荷马史诗研究

论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对戏剧艺术的贡献

欧洲文艺复兴与人文精神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妇女形象

巴尔扎克小说中暴发户形象

论雨果的《悲惨世界》（或《巴黎圣母院》）

无产阶级革命的颂歌——论巴黎公社文学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的思想性和局限性

易卜生的“问题剧”对我国戏剧发展的借鉴作用

《玩偶之家》中的妇女问题

试论外国现代主义文学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关系

谈外国当代文学中的“荒诞派”

普希金短篇抒情诗中的浪漫主义

别林斯基论

屠格涅夫的讽刺艺术

列宁论托尔斯泰

契诃夫小说论

论高尔基的诗歌创作

马雅克夫斯基的戏剧创作

法捷耶夫小说中的革命者

东方文学

《万叶集》研究

《源氏物语》的艺术结构

印度神话与古希腊神话的比较研究

《圣经》文学研究

《一千零一夜》的东方艺术特色

泰戈尔《吉檀迦利》地思想和艺术

“川端文学”研究

古代汉语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古注说略

“右文说”说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说会意

说假借

通假字的成因初探

浅论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

浅论词的古义和今义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古无轻唇音例证

古无舌上音例证

说宾语前置

论古汉语的词序

说“孰与”

“所”和“所”字结构

名词活用为动词的成因初探

意动和使动

古代文学思想范文篇6

关键词:播音主持专业；文学课；教学改革

一、播音主持专业文学课程的概况

（一）作为播音主持专业学科基础平台课的开设概况

及与人才培养的关系播音主持专业的文学课属于必修课中的学科基础平台课，包括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开设文学类课程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增强学生的语言能力。播音员主持人在有声语言传播过程中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有稿播音能深刻理解，有效表达；无稿主持能现场发挥，出口成章。根据项目申请者的调查和访问，了解到各类新闻媒体对于主持人口语传播能力愈发重视，他们最需要的是采编播一体，综合素养高，反应敏捷有实力的人才。编导型的主持人才更具有竞争力。目前每年有2万~3万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走向社会，但媒体提供的岗位有限，另外还会有一些非科班出身的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加入竞争队伍，所以学院就要根据就业市场确定培养目标。字正腔圆却是播音机器，形象好却是绣花枕头的毕业生是不好就业和发展的，但很多学生是专业好形象好缺乏内涵。在众多的人才中让自己的学生脱颖而出，成为就业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需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文学课的开设符合当前就业和课程的基本要求。文学课在播音主持专业课程中属于文化基础课，目的是在提高语言文学欣赏水平的基础上，促进学生言语表达、写作、审美等多方面能力的发展。它在夯实学生专业基础，开阔学生眼界，将知识内化为学生个人修养，从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当前文学课教学面临的艰巨任务及凸现出来的问题

申请者就民生学院2012级和2013级在校生、部分毕业生和授课老师进行调查发现，播音主持专业的文学课教学中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迄今为止基本没有专门针对新闻专业文学课制定的正式的教学大纲。播音主持专业开设的文学课程均沿用中文专业文学史教学大纲，其课程名称命名也是套用中文专业文学史课程的名称，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这些课程教学大纲的对象一般是中文专业学生，由于中文专业与播音主持专业在学生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对中文专业文学课教学大纲的套用是否适合播音主持专业的文学课教学，是存有很大疑问的。二是学生方面的原因：思想上对于传统价值观和人生观淡漠，不重视文学课，做不到如专业课一样认真对待；文化基础比较薄弱，读书积累少，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未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故上课到课率较低，听课效率低。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急需提高。三是文学课教师课堂教学的原因：首先，教学目标方面，教学目标不明确，缺乏针对性，不能做到因材施教，授课和新闻学、广告学甚至文学院学生一样；其次，教学方法方面，教师没有专门针对学生进行思考，教学方法仍以单纯的讲授法为主，有些运用文学院教学方法，老师满堂灌，使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接受起来比较困难，也没有兴趣。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学生文化素养提高面临很大困难，这么多的基础平台课流于形式，并没有理想的效果，起不到开设此类课程的目的。如果要该课程的课堂效果，提高教学水平，促进人才核心素质的培养，必须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改革。

二、播音主持专业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措施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是通过教学研究、实践，探索出适合艺术传媒学院中播音主持专业学生的文学课的教学方式，为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持。

（一）总结经验教训，加强教材建设

文学课的教学应当是作品教学，因此，教学计划的修订中，将可以文学史命名的原中文课程代之以作品选讲。教学大纲的制定上，应适合本课程、体现专业特点，不应与中文学专业文学课混淆。对于作品的遴选和确定是关键所在。要将学界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纳入大纲。所选作品在不同版本的作品选教材中也要基本被选录，要具有权威性。教材突出作品赏析、提高人文素养；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突出实用性。另外，教材设计应有配套的网络或电子资源，便于辅助现代化教学。例如：教学光盘、PPT电子教案以及网络资源等。

（二）因材施教，变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

教学内容上以赏析作品为主，引导多开展经典的深度阅读和理解，教师课堂上情感的投入，引导学生心理、情绪投入，让经典美好的文学思想、艺术渗透进学生心灵深处。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高尚的情感，为成为国家喉舌做好思想准备。在教学形式上，积极拓展新思路：采用与学生互动的良性教学方式，而不是老师单维度讲解和灌输；根据学生特长，有效开展教学，比如朗诵（古代文学中许多名篇佳作）、配音（外国文学中许多经典小说，比如《哈姆•雷特》）、还有上台表演经典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揣摩作品内容和情感，消化和吸收教学内容。还要注意专业融渗性，就是做好与其他专业科目之间的轮换与衔接。比如朗诵、配音、现场采访、节目主持就与《即兴口语表达》《电视节目播音主持》《新闻采访与写作》《语音与发声基础》和专业小课等结合起来了。这样既能让学生愿意乐意上文学课，又达到了锻炼学生的写作、分析、表达能力的目的。考核方式上不是临考学生背诵几个文学题目，应付化形式化，而是让课堂上学生的表现占成绩大的份额，注重文学理解、表达、写作能力的考核。

（三）定位专业培养目标，创新学习机制

放眼提高人文素养，构建书香课堂。能够引导和帮助学生通过文学课学习，深刻了解我们自己和周遭的世界，提高修养。在学习机制创新方面强调重视教师主导作用的前提下，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培养自主动手能力，“读”“评”结合，学以致用。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组织学生建立文学社团，也可举行小型书评大赛，实现作品与学生接触零距离，实现良性互动。也可以利用母校河南大学的资源，让学生去听一些精彩的讲座，参加河南大学每年举办的学生书评大赛，参加图书馆定期举办的读书分享活动。另外也可以邀请名师来文学课堂开讲座，师生深度互动。

三、文学课教学改革促进人才培养的意义

（一）开展文学课教学改革是提升学生素养，提高就业竞争力的需要

独立学院学生聪明、见识广、情商高，尤其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专业素养甚至超越一本二本的学生，但他们在文化课上比较薄弱，通过文学课程群的教学改革，可以提高他们对该课程的兴趣，改善课堂教学效果，在互动高效的课堂上让学生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精华，丰富阅读积累，能够领悟欣赏，分析解读作品，有利于学生提高文化素养，增强语言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成为学识丰富、语言得体、气质优雅的口语传播人才，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二）开展文学课教学改革是我院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播音主持专业培养目标中指出培养“具备宽广的社会文化与科学知识，能在新闻宣传、传媒运营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采访、编辑、营销、发行等业务与管理工作以及教学与科研的新闻传播学专门人才”。通过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培养目标，培养各个行业都需要的口语传播人才，提高我院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三）开展文学课教学改革有利于为社会输送优质的专业人才

目前各级电视台主持人不少，但极其优秀的不多，对文学课进行教改也是为了培养具有融合人文和艺术的大学精神，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明辨是非和批判能力的采编播一体的优秀新闻人才，他们能发挥语言文化承载力和精神塑造力，用语言传播民族文化，用语言塑造民族精神，让端庄大气的华夏之声响遍中国，传向世界。综合素质高采编播一体的优秀人才是高校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一种贡献。

作者:高顺洁 单位:河南大学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思想范文篇7

敦煌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具有相对独立性。“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敦煌及整个河西地区被吐蕃人占领，与中原王朝基本上处于文化隔绝状态。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议潮率众推翻了吐蕃的统治，收复了瓜、沙诸州，建立了以敦煌为中心，长达180多年的归义军政权。归义军政权一开始虽则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原王朝的政令并未真正影响敦煌地区，敦煌地区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在这个独立的文化圈内，由于受印度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敦煌文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汉文化圈的组成部分，敦煌文学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的自觉是一个免不了的问题。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除了比较通行的“魏晋说”外，还有“先秦说”、“汉代说”和“六朝说”等。各家都能摆出很多文学史实，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我们认为，文学自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的文学体裁自觉的时代并不相同，不同地域、不同的文学创造者和接受者对文学的自觉也不相同；对于中国最下层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对文学的自觉更是一个慢长而懵懂的过程。研究敦煌文学，应当清楚这么一种情况：对唐五代敦煌民众来说，他们对文学并不是像一般文人那样的自觉；对他们来说，文学仅是某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某种社会文化仪式的组成部分。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认为，敦煌民众心目中的文学，和文人心目中的文学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敦煌遗书中保存且见于传世文献的文学，像《诗经》、《文选》、《玉台新咏》及部分唐代诗人的作品，以及独赖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一部分文人作品，如韦庄的《秦妇吟》等，这是文人心目中最正宗的文学，但它们是不是敦煌民众心目中的文学，还要做具体分析。因为敦煌民众心中的文学是某种社会文化仪式的一部分，敦煌民众并不把文学作为案头欣赏的东西看待。所以，这些中原文人的作品只能是敦煌文学的哺育者，是敦煌民众学习文学、创造文学的样板，其本身并不是他们心中的文学。然而，这当中还有一种情况要区分。从中原传来的文人文学，当敦煌人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生活的各种仪式中的时候，敦煌民众已赋予他们另一种涵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经变成敦煌文学了。敦煌文学写卷中有诸多民间歌赋和文人作品混淆杂抄在一起，其原因也在于此。因此，敦煌文学最典型的特点是：以口耳相传为其主要传播方式，以集体移时创作为其创作的特征，以仪式讲诵为其主要生存形态，而在我们看来随意性很大的“杂选”的抄本也比较集中地体现着这种仪式文学的意义。文学的口耳相传主要通过各种仪式进行。仪式是人类社会生活高度集中的体现形式。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劳动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仪式。这些高度凝炼的礼仪，是人类告别野蛮而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所以，仪式是文化的贮存器，是文化（文学）产生的模式，也是文化（文学）存在的模式。从文学角度看，仪式的一次展演过程就是一个“文学事件”。敦煌民间仪式，大致可分为世俗仪式和宗教仪式。世俗仪式主要包括人生里程仪式，如冠礼、婚礼、丧礼等；岁时礼俗仪式，如辞旧迎新的驱傩仪式、元日敬亲仪式、三月三日禊洁仪式、七月七日乞巧仪式、九月九日登高避邪御寒仪式、腊祭仪式；还包括其他仪式，如各种祭祖仪式、求神乞福仪式、民间娱乐仪式等。民间宗教仪式主要指世俗化的佛教仪式，如俗讲仪式、转变仪式、化缘仪式等。在这些仪式中，唱诵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唱诵的内容，除了少量的佛经、道经外，大都是民间歌诀。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对敦煌文学作了如下分类。

一、敦煌写卷中的经典文学和文人创作的典雅文学

敦煌写卷中的经典文学主要指唐前文学，像《诗经》、《文选》、《玉台新咏》、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以及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等。敦煌出土的《诗经》有30个卷号。这些写卷，皆为毛诗本，大多数为故训传，也有白文传、孔氏正义、诗音。抄写的时间，在六朝至唐代。综合序次，《诗》之《风》、《雅》、《颂》，经、序、传、笺、诗音、正义，皆可窥其一斑。抄写的诗篇达218首。以之对校今本，其胜义甚多。或能发古义之沉潜，或能正今本之讹脱，片玉零珠，弥足珍贵。同时，我们还可以由此研究六朝以来《诗》学的大概情况，并考究六朝以来儒家经典的原有形式[1]。敦煌遗书中的《文选》写卷现在所能看到的有29种，包括白文无注本、李善注本、佚名注本、音注本等。写本涉及的作品有赋7篇，文85篇（包括48首《演连珠》），诗18首。虽然与《文选》收录513篇的总数相比，仅占百分之二十过一点，但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从抄写时间看，有陈隋间写本，有唐太宗到武则天时期的写本，白文无注本可反映萧统三十卷本的原貌；李善注本的抄写时间距李善《文选注》成书不久，最能反映李善注的本来面目；佚名注本大部分为李善注之前的《文选注》，在《文选》的研究史上，弥足珍贵。敦煌本《玉台新咏》虽只有一个写卷（P.2503），保存了张华、潘岳等的10首诗。但作为唐人写本，比今传《玉台新咏》的最早刻本要早数百年，其文献价值也是很珍贵的。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著作。S.5478《文心雕龙》写本是敦煌抄本中为数不多的蝴蝶装残卷，共22页，44面，起《原道篇》赞“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讫“谐隐第十五”篇题，抄写者为唐玄宗以后之人，用章草书写，笔势遒劲。著名学者赵万里、杨明照、铃木虎雄、饶宗颐、潘重规、郭晋稀等先生都曾对唐写本进行过研究。日本学者户田浩晓在《作为校勘资料的文心雕龙敦煌本》一文中说：“敦煌残卷有六善：一曰可纠形似之讹，二曰可改音近之误，三曰可正语序之倒错，四曰可补脱文，五曰可去衍文，六曰可订正记事内容。”[2]这些经典文学，被敦煌人民传阅珍藏了数百年，其养育敦煌本土文学之功不可磨灭。文人创作的典雅文学主要指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文人的创作。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数量甚夥的唐人诗文[3]。《全唐文补遗》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收录的敦煌文近600篇，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收录的唐人诗包括残句合计为1925首（不包括王梵志诗、应用性的民间歌诀、曲子词及民间俗曲、作为散文之一部分的诗歌、诗体宗教经典以及宗教经典中的诗歌作品、宗教赞颂作品）、张锡厚主编的《全敦煌诗》收录敦煌出土的俗诗、歌诀、曲子词、诗偈、颂赞等4501首。这些作品集中有相当多的是文人创作的典雅作品，它们是哺育敦煌文学的源泉之一。敦煌遗书的散文类作品大部分为传世文献所不载，而与民间仪式、宗教仪式相关的应用文居多，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典雅文学。敦煌遗书中的文人典雅诗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见于《全唐诗》及其他著作的传世诗歌，一类是历代不见记载而独赖敦煌遗书保存的佚诗。前一类诗，如刘希夷诗、李白诗、王昌龄诗、孟浩然诗、白居易诗等，敦煌本具有校勘和考订的重要意义。黄永武先生著有《敦煌的唐诗》和《敦煌的唐诗续编》，集中讨论今存诗篇的文学文献价值。其文献考证与辞章辨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展示了敦煌诗歌的文献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后一类诗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文学资料，对我们全面了解唐诗的繁荣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比如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238句，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叙事诗。它以恢宏的结构，满腔的激情，借秦妇之口，生动地描写了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后的情形，以及给唐王朝的沉重打击。这首散佚千年的著名诗篇，借敦煌石室而得以重见天日，真是文学史上的大幸事。

二、敦煌民俗仪式文学

敦煌的民俗形式多种多样，伴随各种民俗仪式，文学也呈现出繁荣昌盛、多姿多彩的风貌。婚礼是人生最重要的典礼，敦煌文献中的婚礼文学比较多。《崔氏夫人训女文》是新娘上马前母亲送别女儿时讲诵的训导文，叮咛女儿嫁到婆家后要做事谨慎勤快，孝敬公婆。全文32句，用敦煌文学中常见的七言形式的词文写成，是从先秦“成相体”发展而来的讲诵体作品。而《下女夫词》则是婚礼场合的吉庆祝颂词，其表达方式是伴郎、伴娘和傧相人员口诵对答。敦煌文学中还有不少的“祝愿新郎新娘文”，这些《咒（祝）愿文》或者在婚礼上朗诵，或者在其它喜庆筵会上朗诵。内容主要是盛赞主人的德才品貌，祝愿将来生活的美满。这类婚仪歌，有时以曲子词的形式讲唱。驱傩是一种逐疫驱鬼仪式，商周时期就有记载了。到了汉代，傩仪逐渐发展成为一项隆重的活动，张衡《东京赋》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后汉书?礼仪志》还记载了传承已久的驱傩词，汉末王延寿的《梦赋》就是根据傩词写成的。敦煌遗书中保留下来为数不少的唐宋时期的傩词，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敦煌的驱傩情形。敦煌驱傩词内容非常丰富，除了传统的驱除疫鬼之外，更多的刚是祝愿来年国泰民安、家兴人和、五谷丰登、牛羊繁盛，侧重对社会人事的美好祝福。这说明敦煌傩仪已经变为一种民间乞福仪式和娱乐仪式。

祭祷神灵，祈福禳灾；祭奠亡灵，寄托思念之情，这种风俗及其礼仪由来已久。敦煌遗书中保留了不少祭文，内容丰富，种类多样。既有作为写作范文的书仪类祭文，也有现实生活中实际使用过的祭文残件；既有分散的单篇祭文，也有合抄一起的祭文汇集。与传世祭文相比，敦煌祭文中社会下层成员使用过的占一定比例，为我们了解民间祭祀的具体形式、使用祭文的情况，及比较上层社会与普通民众丧葬礼仪的异同，提供了丰富资料。同时，由于受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影响，从祭品到祭祀方式，敦煌祭礼都有宗教的内容。人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死别。敦煌的部分祭文既写死者的饮恨，更写生者的销魂，所以它是至情至性的创作。而备受学者关注的《祭驴文》，在诙谐和沉痛中写出了下层人民对驴的深厚情感，读来令人鼻酸。敦煌歌辞大致包括民间俗曲和杂曲子，它们无不通过各种仪式活在当时敦煌人的生活中。如《父母恩重赞》、《十恩德赞》以及《十二时》、《五更转》、《百岁篇》等。杂曲子，又叫曲子词，是现在所知最早的燕乐歌辞。既然是燕乐歌辞，当然最早是用于宴饮场合。《云谣集》中的许多作品都是“酒筵竞唱”之作，其演唱的地方，多在勾栏瓦当之中，或出自妓女之口，或调侃的对象是歌妓。曲子词还可以用在其他仪式上，是实用歌辞。如俄藏《曲子还京洛》其实是一篇驱傩歌辞[4]，它与敦煌遗书诸多以“儿郎伟”为题的驱傩文功用是一样的。S.1497卷所抄《喜秋天》五首，采用民间五更转的写法，是民间七月七日乞巧仪式上唱的歌。据中唐人郭湜《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从蜀中回到长安，经常和高力士等“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这里说明了当时流行四种讲诵形式，“讲经”就是俗讲（其底本是讲经文），“转变”是讲唱变文。“说话”是讲说话本，敦煌本《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诗（话）》等就是这一类。“论议”则是一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演员争辩斗智的艺术形式，相当于现代的双人相声或群口相声，对问体俗赋《晏子赋》和《茶酒论》就是当时“论议”表演的脚本。

三、敦煌宗教仪式文学

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佛教化俗仪式对文学影响很大。其中最有影响的仪式就是“俗讲”。“俗讲”是当时流行于寺院，由俗讲僧向世俗听众通俗讲解佛经经文的一种宗教说唱形式。“俗讲”主要由两个人配合完成，一个叫都讲，专门唱诵佛经原文，另一个叫法师，对都讲所唱的经文进行讲解。“俗讲”所用的底本就是讲经文，敦煌讲经文大约有24篇。另外还有“俗讲”前用来安静听众的“押座文”，“俗讲”结束时劝听众早日回家、明天再来听讲的“解座文”，这两类现存12篇。佛教中与“讲经”相对的还有“说法”，“讲经”必须有都讲和法师两人，“说法”则只有一人主讲。“讲经”的通俗化就是“俗讲”，“说法”的通俗化就是“说因缘”。敦煌本《丑女缘起》、《目连缘起》、《欢喜国王缘》就是这类说因缘的底本。由先秦两汉时期的看图讲诵的形式，加上佛教“俗讲”的影响，唐五代时期形成了一种“转变”的伎艺。“转变”就是转唱变文，由艺人对着图画讲唱故事，图画是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或瞬间，体现在文体上，则是散韵相间，并用特定的语词标明图画所指示的情节。

古代文学思想范文篇8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快感，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快感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宪章《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47逯钦立《说文笔》，收其《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371页。

古代文学思想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田锡；宋代；文学批评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属四川)人，生于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卒于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进士及第，官至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有传，著有《咸平集》五十卷，今传世。在宋初，田锡是作为一位政治家出现的，然而．他的文学批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活跃宋初的古文观念，丰富整个有宋一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宋代的文学批评格局中应该有一席之地。

宋初的古文观念虽然是唐代古文观念的延续，但是，在延续的过程中也显示出自己不同的气象。宋初的古文家们继承了唐代古文“文以明道”的理论宗旨，韩愈、柳宗元几乎毫无争议地成为他们摹仿和学习的范本，成为他们的精神偶像。在对古文进行具体批评的过程中，宋初的古文家们提倡文道合一，为文平易，反对艰涩，其目的在于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的颓靡文风，引导整个宋代的文风，使之向雅正的方向发展。

在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梁周翰、柳开等人，其中，柳开的成就较为突出。柳开，初名肩愈，字绍元，后更名开，字仲鳖，意在表明他努力开辟古道的诚心。在著名的《应责》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今之世与古之世同矣，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义，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义，是今与古胡有异哉?”由今古的世道相同，推导出今古的道德仁义相同，表达道德仁义的文章也应该没有什么差别。这本身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由此。他又进一步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在这里，柳开落后保守的思想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问题不在于他反对辞涩言苦，而在于“古其理，高其意”和“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那种亦步亦趋地摹仿古道、古文的思想，缺少变化与通脱的眼光，并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需要。

与柳开同时的王禹傅则从另一个角度发表了对古文的态度，他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实际上，王氏是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的古文的，他也主张为文平易，但是．他却抓住了“传道明心”这一核心内容．认为文章乃“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看到了文章是作家思想情感之郁积，继承了韩愈的“不平则鸡，有感而发”的文学思想的精华。这种古文观念，和柳开相比，要开通得多，也有价值得多，更加切近文学创作的本真。作为诗人、文学家的王禹傅．由于对文学的意义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与把握．理论的视界比柳开开阔、通达，是自然而然的。

田锡也加入了古文讨论的行列。他继承了传统的古文观念，推崇传统古文理论所强调的文章教化意义，但是，又不拘泥于传统。从他的古文观念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的理论观念的通脱。他与名重当时的柳开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异，凸显了他古文观念的独特性。

在《贻陈季和书》中，田锡表达了他的古文观：“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正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孟轲、苟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渊奥。厥后扬雄秉笔，乃撰《法言》；马卿同时，徒有丽藻。”在这里，田锡慷慨陈辞，主张“人之有文，经纬大道”。他明确指出了得道与失道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显然沿袭了传统的古文观念。他也提倡文学的教化作用，推许古代先贤的文章在达道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应该说，这是古代文学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田锡的可贵之处并不在这里。

在对唐代古文思想继承的同时，田锡还有着自己惊人的创新。他深入发掘了文与道的关系，认为文章之“经纬大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激扬教义”；二是“艳歌不害于正理”。他说：

迩来文士，颂关箴阙，铭功赞图，皆文之常态也。若豪气抑扬，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为狂歌，目为古风，此所谓文之变也。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侠吾道，观其乐府，得非专变于文欤!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何以明其然也?世称韩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词，苟非关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故识者观文于韩、柳，则惊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跻人于大道可知也!然李贺作歌，二公嗟赏；岂非艳歌不害于正理．而专变于斯文哉!

文章有“常”与“变”两种情形，无论是“常”还是“变”，都显示了文章存在的合理性。田锡认为，歌功颂美，乃文之常态；逸词狂歌，乃“文之变也”。李白、乐天(白居易的诗歌，都是相对于常态的“文之变也”，可是，他们的文章，即使“大儒端士”，也没有人非议。至于恢诡谲怪的李贺诗歌，却受到了韩愈、柳宗元的高度赞赏，就更加说明了变态之文存在的合理性。这说明，“艳歌不害于正理者”的创作状况是存在的，这类文章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

田锡关于艳歌的议论，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语。

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对文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学要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必须多种形式和多种内容并存。当时的大多数人都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云：“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词之华于理，不恶理之患于词也。理华于词则有可观。”王禹僻《五哀诗》(哀高锡)亦云：“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一个讨厌“辞华于理”，一个批评五代艳冶，对华艳的文风都不能正确对待。在这种情形下，田锡认为，只要艳歌不害于正理，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这是他经过审慎思考所提出的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在一首题为《吟情》的诗中，田锡再一次表达了关于他对艳歌的态度：“风月心肠别有情。灵台珠玉气常清。微吟暗触天机骇，雅道因随物象生。春是主人饶荡逸，酒为欢伯伴纵横。莫嫌宫体多淫艳，到底诗狂罪亦轻。”艳歌是人的情感的自然而然的流露，也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田锡反复为艳歌开脱，在当时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这种通脱的文学思想，对活跃整个宋初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田锡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这不仅因为他较早发表了关于古文的意见．而且还因为他的意见通脱与合理。围绕着“激扬教义”这一传统的文学政治话语，他阐发了一系列非常通达的见解，足以奠定他在宋代古文运动中先驱者的地位。

在《进文集表》中，田锡曾这样向宋太宗表述：

“臣闻美盛德之形容谓之颂，抒深情于讽刺莫若诗。赋则敷布于皇风，歌亦揄扬于王化。下情上达，《周礼》所以建采诗之官；君唱臣酬，《舜典》于是载赓歌之事。”这里虽然是对前代文学观念的重复，但是，其中也确实有属于田锡他自己的发明。文学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一方面敷布于皇风，揄扬教化；另一方面也应下情上达，上下沟通，用文学的手段来实现政治的目的。这是传统文学政治话语的典型特征。然而，田锡说“抒深情于讽刺莫若诗”，意谓诗歌只有在讽刺之中才能表达真挚而深刻的思想感情。他肯定文学的讽刺作用，也就是强调文学批判现实的功能。情感是文学“激扬教义”不可缺少的内容，没有情感的参与，文学便不能打动人。这种在讽刺之中所表达的情感显然是一种愤世嫉俗．发愤抒情。这其实就是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也是韩退之的“穷苦之言易好”．与后来欧阳修公所言的“穷者而后工”有异衄同工之妙。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心理学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激扬教义，表达情感，讽刺现实，下情上达这一主导思想出发，田锡认识到文学创作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倾向性，这正是传统的“文以明道”思想。因此，他提出“意在言先”。在《贻梁补阙周翰书》中，他说：“才与贤所遇，道与义所相际，言未发于外，而意已熟于中矣。”所谓“言未发于外，而意已熟于中”，就是意在言先，要求作家的创作要有一定的目的，表达成熟的、对政治伦理道德教化有益的思想与情感。

文章和道德是古代先贤们论述较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唐宋古文家们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早在《论语》中，孔子就已经切实地进行了讨论。刘勰《文心雕龙》专门有《程器》一篇详细地进行了探讨。唐宋的古文家们声嘶力竭地呼喊文与道，其主要的意图，也就是想靠文章传播道德。这一基本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但是，这种对文章和道德的理解显然又不太符合文学创作多样化的实际。然而，田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进展，他充分认识到了人主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方面提倡“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另一方面又把文章和道德以及作家自身的才性结合在一起，强调行文合一。

在《答胡旦书》中田锡说：

君欲以文采声称，与之相较胜。亦犹洞庭震泽，幅员千里，吞纳江汉。虽飞涛骇湍，浮天沃日，得不谓之壮哉!真场籍中燕魏豪侠也。君既不以余鄙陋浅近，许与为交游。若使各言其志，则余尝闻孟轲称仲尼日．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也，又日，至仁无敌，礼称颜子，得一善，必拳拳服膺。语日，德不孤必有邻。设使至艺如至仁，自然无敌；德苟修而众善必为己邻，名栽德而行。故君子金玉其名，砥砺其行，行茂而荣名，人莫得而胜之也他要求文学家要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应严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因此，他非常强调“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夫有君子行不有君子之文者，汉申屠嘉、周勃也；有君子之文不有君子之行者，唐元稹、陆挚也。”他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认识并评价元稹与陆挚，在今天看来，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中又确实包含着艺术真实性的深刻涵义，那就是行文合一。

田锡已明确表示，如果他在“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中作出选择，那么，“与其有文也，宁有行也。”这正准确把握了文学与人的关系，把握了文章和道德的关系，同时，又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真实性等一系列创作原则。这当然也不是田锡的发明。在宋初，柳开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心正则正矣。”只不过，柳开不比田锡意会得更为深刻而已。

在《贻青城小著书》中，田锡把“激扬教义”这一传统的文学政治话语发挥到极致。他说：树德而亲仁，博学以师古。师得古道以为己任．亲乎仁人以结至交。至交立则君子之道胜．胜则可以倡道和德。同心为谋，上翼圣君，下振逸民，使天下穆穆然复归于古道。

田锡提出“艳歌不害于正理”，其着眼点并非仅仅在“艳歌”，而在“文之变”。从他对李白和白乐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的“文之变”的内涵。他认为李白乐府，专变于文；乐天《长恨词》、《霓裳衄》、五十讽谏等作，出人意表。这些都是大儒端士不敢非议的诗作，就是因为它们“不害于正理”。田锡倡导“文之变”乃是追求文学内容与风格的多样化，尊重作家不同的艺术个性。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宋初文学批评确实有一些新的内容。

宋初的古文家们梁周翰、柳开以及稍后的赵湘、智圆、石介等人虽然都把眼睛盯在“道”上，认为文章的最终目的是“道”，但是，却没有搞清楚“文”是怎么回事。柳开云：“吾之道，孔子、盂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盂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赵湘云：“灵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随发以变，万物之情尽矣。”智圆亦云：“夫为文者，固其志，守其道，无随俗之好恶而变其学也。”

思想的保守落后可见一斑!尔后的石介以《怪说》系列文章发论，把矛头直指西岜体。《怪说》中云：“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他认为，以杨亿为代表的西岜体，注重艺术形式，学商隐，扰乱文坛，是为文之大怪，不允许存在。西岜体究竟对“道”有何危害?石守道先生语焉不详。杨亿《西岜酬唱集序》云：“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依然推崇的是雅道。石介的古文观点是宋初古文家的文道观最为形象通俗的阐释，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多数人推崇一种四平八稳的传道方式，或板着面孔说理，或扯大嗓门训人，始终保持战斗的姿态，并不重视作家的艺术个性。

田锡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贻宋小著书》中，他说：

禀于天而工拙者。性也；感于物而驰骛者，情也。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豪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

他认为，文学创作要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情”是什么?‘性”又是什么?田锡说，情是作家对物象的态度，性乃自然。也就是说，作家的个性是纯真自然的，而情感的表达应适应纯真自然的特点．这样，才能表达万物之道。田锡反对雕凿、虚假的创作态度，主张一切从自然出发，实观文与道的统一。

从推崇自然出发，到尊重个性，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田锡的讨论是客观的，他以自然的客观规律喻示文学的创作，寓意深远。在《贻陈季和书》中，他以大自然的风水相遭来比喻文章写作，极具启发性。他说：

锡观乎天之常理，上炳万象，下覆群品，颢气旁魄，莫际其理，世亦靡骇其恢廓也。若卒然云出连山，风来邃谷。云与风会，雷与雨交，霹雳一飞，动植成恐，此则天之变也。亦犹水之常性，澄则鉴物，流则有声，深则窟宅蛟龙，大则包纳河汉，激为惊潮，勃为高浪，其进如万蹄战马，其声若五月丰隆，驾于风，荡于空，突乎高岸，喷及大野，此则水之变也。非迅雷烈风．不足专天之变；非惊潮高浪，不足行水之动。

古代文学思想范文篇10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内，总体上说，走过了一条由古典型向着近代型不断演变的道路。学术的近代化，在这里成为百年发展的主线。近代化过程，涵盖着本学科的全体和各个方面，它包括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以及作为学术观念和方法的结果——学科成果的产生，还有学术观念和方法的体现者——学科人才的养成。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近代化的学术观念，主要包括本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近代具有启蒙性质的观念，如平民文学的观念，文学为人生的观念等；近代科学观念，如进化论的观念等。这些观念，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征圣、宗经的观念，文以载道的观念，复古的观念。近代化的学术方法，是指近代科学的方法，它们也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经学的、文章学的方法。当然，近代化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还包括随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二三十年代传入的“现代主义”，80年代传入的“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方法，这些观念和方法，彼此性质不同，存在很多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情况很复杂，但与中国传统的古典性的思想学术相对而言，它们都无疑具有近代的性质。

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划分这四个时期的依据，主要就是各时期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基本状况，以及主要由这种状况所决定的学科发展近代化的不同程度。第一时期为1900年至1928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起步时期。第二时期为1928年至1949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发展时期。第三时期为1949年至1978年，这是学科统一的时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时期。第四时期为1978年至本世纪末，这是学科拨乱反正和多元化发展时期，也是近代化的再发展时期。

一

第一时期，是古典文学研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初期。本时期内，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趋势是近代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近代思想自19世纪中叶即已开始从西方引入中国，本世纪初，正是处于“西学东渐”的关键时刻。西学新思潮的传入，对当时维新改良派及反满革命派人士都有影响，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学术，也颇有触动。例如梁启超在世纪初提出的“小说界革命”，极力推重小说的社会“群治”作用，指出小说有“四种力”，主张提高小说的地位，就是受了西方近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不过“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文学改革主张，虽形成了一定声势，主要却是针对当时创作而发；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也许由于这块古老的学术领地与时政的距离较远，所以影响还不大明显。本世纪初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说基本上还是经学（包括清代“汉学”）与桐城派文章学的天下。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仍以古籍注疏、版本校勘、轶文收辑、文章评点、诗话词话等为主，其成绩当然不可否定，如孙诒让《墨子闲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但这已是千年传统学术的强弩之末，却也毋庸讳言。

然而新学侵入这块旧学的传统领地势不可免，当时有人以先觉者的姿态，将近代观念和方法引入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此即王国维。王氏于1904年写出《红楼梦评论》，文章从人生与“美术”的关系论起，指出有“优美”“壮美”之区别，接着论述“《红楼梦》之精神”，又分析“《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虽然他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甚深，其具体结论未必十分正确，但重要的不是此文的具体结论，而是他将文学作品与人生联系起来，与美学、伦理学联系起来，其研究的视角是全新的，其观念完全是近代性的。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史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近代式的研究，而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真正的近代式论文。所以王国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迈向近代化道路的第一人。王国维之后，古典文学的近代式研究仍颇寂寞，仍然是“义理、词章、考据”之学弥漫于世。不过也有少数呼应者，这就是林传甲和黄人两位在中国文学史编写方面的尝试努力。林氏为京师大学堂教员，1904年编撰了《中国文学史》讲义；黄氏为东吴大学教员，约1905年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讲义。编写中国文学史之举，无疑是受了外国学者的影响，当时俄国人瓦西里耶夫、英国人翟理斯和日本人古城贞吉等，早已有《中国文学史》问世。林氏之史，即有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的痕迹。这两部文学史，作为国人草创之作，水平都不高：林史对象不明，体例混淆，书中文字学、书法、训诂学、经学、史学等与文学一道出入其间，黄史则大量抄录原著文字，浩繁芜杂。然而编写文学史一事本身，已属近代学术行为，仍具近代意义。

近代型古典文学研究的大规模兴起，是在辛亥革命数年之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又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就是近代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提倡。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推动下，当时在文学方面形成的新观念新思想，有平民文学的思想（陈独秀等提出），有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周作人等提出），有文学进化的思想（胡适等提出），等等。这些新思想，同样也被用来作为审视传统文学的出发点，成为更新古典文学研究的起点。当时也兴起了宣传和运用科学方法的新潮流。科学方法的提倡者有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尤其是胡适，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科学方法。他从“实验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征”十个字，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要诀”。胡适与梁启超还对清代乾嘉学派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从他们那里总结出符合科学精神的研究方法〔1〕，其主要内容就是分析归纳的、重证据的方法。这些基本上属实证性和形式逻辑方法，其近代性质亦甚明显。由此，“五四”之后不数年间，古典文学研究面貌大变，运用新观念新方法，已经成为学科中的主流。其标志性变化有：（一）古典文学研究真正做到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这是借助于对“文学”概念的逐步澄清做到的。“古典文学”中“文学”一语已非“文学子游子夏”之“文学”含义，而是指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美文”，此是近代概念之“文学”。由此使研究对象准确化、集中化。

（二）出于对封建旧文化的痛恨和蔑视，疑古思潮大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们对一切旧说都投以怀疑眼光，作重新审视，摘发其谬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学思想迷雾，以及种种陈说陋见，普遍地被怀疑，被清除。《诗经》作为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古老、又被极端神圣化了的一部作品，成为“疑古派”的第一个解剖对象。当时许多学者都投入了对《诗经》的重新诠释，如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俞平伯、郭沫若、康白情、刘大白等，他们对以《诗序》（尤其是“小序”）为代表的古代经师之说，完全推翻，弃置不顾，而从“诗三百”文本着眼，直接去探寻诗篇的含义，作出全新的解读。总之，古典文学研究被纳入批判封建旧文化的大格局之中，体现了鲜明的观念革新的性格。

（三）愈来愈多的研究者运用分析、归纳方法，以及实证的方法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在一部分史学、古典文学工作者中，“实验主义”方法亦颇流行。此主要由杜威、胡适的宣传所致，胡适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为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其基本精神是实证的，对于规范研究工作的科学性，提高研究者方法论上的自觉程度，起了积极作用。“古史辨”派对古代历史的辨伪和研究，基本上都是实证方法的具体运用。此皆体现方法革新倾向。

（四）出现一些研究热点，在这些热点上，新观念新方法取得重大突破，成为显示学科近代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显著事例。尤其在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研究方面，这些在传统研究中不被重视的领域，进展快，成就大，更令人注目。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取得的杰出成就，都主要在小说、戏曲领域之内。《红楼梦》研究中“新红学”的诞生，就是新的研究方法的直接成果。它以实证性优势，使得“索隐派”的“旧红学”立现牵强附会、随意拉扯、游谈无根的弊病，从此一蹶不振；而一个回合之后，“新红学”遂执《红楼梦》研究之牛耳。

（五）一些体现近代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基础工程，如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等，在本时期内草创，并且走向初步成熟。自国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成书之后，至20年代后期，各类文学史竟产生三十余部，且内容体例逐渐规范化。到本时期末，文学史著作在对象的界定、叙述内容的安排、章节设计、评论观念等方面，较之世纪初诸文学史，都有很大改进，至少陈腐之说及混杂体裁已颇稀见；而各种专门文体及类别的文学史也逐渐出现，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912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等，它们往往比综合性的文学史写得更好更精，更能显示文学史学的进步和走向丰富成熟。

（六）体现近代特征的论文、研究专著，逐渐成为主要的研究样式。自第一篇近代式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红楼梦评论》及第一部近代式研究专著《宋元戏曲史》之后，经过十年左右沉寂，至“五四”以后，新的论文和研究专著，终于接踵而至、蓬勃产生。近代形式的论文、专著（也包括一些考证著作），与古典研究形式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它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由于形式逻辑强，所以近代式的论文、专著等方式，具有更强的

说服力。

（七）大学的创办，大学文学院内文学系科的设立，是本时期内开始的事情，这为古典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从教育机制上得到保证，使新型研究队伍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而大学文学系科本身，也成为新型古典文学研究的基地。例如北京大学文科，既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的基干力量。

（八）在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古典文学研究家。这批研究家一般都拥有扎实的专业基本知识，开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判断能力；他们一般还拥有一门以上的外国语能力，基本上做到中西兼通；他们多数人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是学者而兼作家，或作家而兼学者。总之，他们的综合文化素质和能力既高且强，又幸遇学术转型关键时期良机，因此成就也大。其中少数几位如王国维、鲁迅、胡适等还成为学术大师，为本学科近代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以王国维为例，五四时期形成的若干新观念及方法，其实在王氏本世纪初撰写的著作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即已阐发：“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此实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提出“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之滥觞。王氏从美学视角研究《红楼梦》，这里寓含的近代眼光，甚至十余年后的五四时期诸“新红学”家也瞻望弗及。“新红学”家唯以实证方法为基本工具，虽然也属近代学术性质，但他们不知审美研究为何物，终不免与《红楼梦》的文学本质相隔膜。此皆显示王氏超越侪等、领袖群伦、独辟近代学术蹊径的大师风采。

以上诸方面现象，标志着古典文学研究在本时期内，取得了重大成就，学科初步实现了由古典式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变。

不过本时期既为学科近代化的初期，也就难免存在种种不足和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近代化进程尚显粗糙。表现在学术观念和方法以及一些具体做法上，都有不够全面妥贴之处，甚至还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例如：

过分重视突出白话文学，轻视贬低文言文学。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都称文言文学是“死文学”，唯有白话文学才是“活文学”；胡适为此编撰了《白话文学史》，以贯彻其主张。这种以白话为唯一取舍标准的做法，势必将古代许多优秀的非“白话”的文人作品贬斥为“死文学”，明显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而且什么算“白话”，什么不算“白话”，事实上很难划清界线，对古代文学更难掌握尺度，弄不好就会自乱体例。

过分突出古代平民文学，贬抑“贵族文学”；对贵族文学不加分析地贬低排斥，无疑也是一种简单化的过激做法。

运用文学进化理论，有机械死板倾向，流于公式化。不少论者在批驳今不如古的复古主义传统思想观念时是正确的，但提出的正面主张以为文学必定后胜于前，却是过于绝对化了，没有考虑到文学学科的特殊性和发展的历史曲折性。在这一点上，当时“学衡派”梅光迪等人对“新文学派”的批评，事实上具有补正意义。

过分强调实证科学方法，忽略人文方法，对学科的人文性质有所忽略。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本身并不错，但必须指出这是一种实证性科学方法，它只是科学方法体系中的一部分，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主要能运用于文学史料的研究处理，在考证作家生平、作品流传及版本等问题上比较有用，对于涉及古代文学中思想意识、感情变化及艺术表现特色等方面问题，实证方法就不一定能够奏效。因此，本时期的“方法论大师”如胡适、顾颉刚等，他们的“方法”实际上主要落实到文学史料的考证工作上，“古史辨”派所辨者，基本上皆是史料问题；一接触到更加本质的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问题，他们就往往显出无能为力，甚至有意规避不谈。

过分否定传统。在转型期内对于传统守旧势力及其观念作必要的冲击，是正当的。

但当时疑古思潮有否定一切传统倾向，呈现某种程度虚无主义色彩，如屈原否定论、禹否定论等，皆于此种背景下提出。

以上种种，可以理解是学科新旧交替时期难以避免的矫枉过正现象，不能否认这里包含着不少片面性，有待克服。

二

在第二时期，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向深广发展，学科的体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期内，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向着近代化的多样性方向发展。其实，上一时期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在它们的发源地欧美西方国家，已经是属于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的，甚至是十七、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思想，进入20世纪后，欧美文化早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现代主义”文化盛行，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正以汹涌澎湃之势迅速发展蔓延。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于打破封建专制愚昧落后传统文化的束缚，无疑是必要的，具有革命性意义。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启蒙性质。但是与世界文化发展状况相比，这无疑落后了一大段距离。进入本时期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继续快速发展，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再迈出一大步，大体上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其表现是，一方面，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主角的近代文化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连“现代主义”的种种思潮也有所渗入，有所表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文化也在中国扎下了根，并迅速壮大。

与上一时期相比，本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在近代化道路上又取得了诸多进步，其基本特征是朝着深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一）基本上放弃了“打倒贵族文学”之类简单化的做法，而代之以对古代数千年丰富的士大夫文学作实事求是的认真分析。

（二）不再以“白话”、“文言”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准则来区分古代文学，认识到白话或文言只是书写、表达工具，并不决定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胡适给新文学下的定义：“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片面性已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因此至本时期，“白话文学”的论调已经由高涨而低沉，再由低沉而衰歇。

（三）能够比较灵活地理解和运用进化理论，不再以进化理论去硬性套用在一切古典作家身上。本时期虽还有人在编写《中国文学进化史》（谭正璧），扬言“本书不但拒绝非文学的作者或作品，而且对于退化了的文学，也加以非议和忽视；以进化的文学为正宗，而其余为旁及”，显出一种生硬的态度；但大部分文学史家都能将进化的原理，以比较自然的方式体现在自己的研究中。

（四）对古代文学传统持一概否定态度的人少了，甚至对于《毛诗序》这样的汉代经学的代表性著作也能作冷静分析，肯定大《序》在诗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屈原否定论”虽还有人传其衣钵，至30年代尚有人作《〈离骚〉作于汉代考》（何天行），但学术界却涌现出好几位真正的楚辞研究家（游国恩、陆侃如、郭沫若、闻一多、姜亮夫等），他们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是愈来愈深入了，明显超越了前辈。

（五）在坚持科学研究精神的同时，也有人能够注意发掘古典文学中的人文意义，对于人性、人情、人道精神等给予相当的评价。做这种工作的人多是非阶级论的“人性论”者（如“新人文主义”者梁实秋、闻一多等），当时他们被左翼文化阵营视为“革命文学”的反对者，但事实上他们是作出了学术业绩的，对于在本时期内兴起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作了重要的补救。

（六）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实证的科学方法之外，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一些近代人文方法如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有利于从多角度、多侧面去揭示古典文学的丰富内涵。闻一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史料实证研究的同时，运用多方面的人文学科手段，从他那诗人的敏锐感觉出发，对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如《诗经》、《楚辞》、唐诗等，作了出色的解读，揭示了许多常人不易觉察的含义。而中外文学交往史、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也在本时期开展起来，并且涌现了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家。

（七）在研究对象的把握上，也更为全面，在学科领域的开拓方面颇有建树。对于文学史上各时期的文学，少有遗漏，如辽、金、元文学，一向被忽略。而本时期竟颇受论者注意，仅1934年内，商务印书馆即出版了两本有关研究著作，作者一为吴梅（《辽金元文学史》），一为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对于各种不同类型杂体文学的研究，也少有忽略。此时期小说、戏曲的研究早已蔚为大观，毋庸多说；此外对各种民间文

学如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故事、佛曲、弹词、鼓词等，各种杂文体如游记、日记、诗话、词话、笔记等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展开。其中如沈雁冰对神话的研究，顾颉刚对民间传说的研究，郑振铎对各种“俗文学”的研究，皆取得了开拓性成就。

以上所归纳的前四点基本上为深化的表现，后三点则为多样化表现。总之，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深化、多样化，意味着学科近代化的逐渐平稳成熟，是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特点。

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二大特点是唯物史观的确立。唯物史观在五四时期即已传入中国，、陈独秀皆曾撰文多篇，阐发其大旨，如李氏所撰《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史学思想讲义》（1920年）等。唯物史观在20年代迅速传播，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连丁文江、胡适这些“科学主义者”、“实验主义者”也略有濡染。然而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学，却迟至1928年才真正有所进展。是年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使双方都在文学理论上有所进步，向着唯物史观的方向前进。但关于古典文学问题，双方又都无暇论及。而此时远避日本的郭沫若，却因客观环境限制，正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完成（1928—1929年），使他率先成为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第一人。作者自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2〕书中运用唯物史观，对商周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了研究，提出西周奴隶社会说。《尚书》、《诗经》为该书主要研究史料，也是研究对象，作者以唯物史观解读《诗经》，发掘出不少前人不可能认识到的含义，这是《诗经》研究史上一大突破，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一大突破。自此，唯物史观在三四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唯物史观进入古典文学研究，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气象。具体表现为：对于古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能够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方面去寻找必然原因，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对于古代作家作品，能够根据当时的阶级关系情况，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去作出历史性的价值评判，避免以抽象的道德伦理观念去看待古人；对于文学的变化演进，可以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出发，去加以统摄和把握，去总结古典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些优点或长处，是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及其他任何文学史观所不具备的。三四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不少人在努力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作出了各自的成绩。不过时间先后，情况也有所差异。总的说，30年代是开创阶段，虽然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但尚显粗疏；而40年代后则有所改进，走向成熟。对此，只须将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两相对照，即可了然。谭著出版于1933年，为早期唯物史观文学史之代表作。书中完全以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阶段以及阶级斗争学说为纲，来设置章节，如第二章的章目为“原始封建制度时代的文学”，内设三小节，节目分别为“封建制度的确立”、“贵族生活的反映”、“农民生活的反映”，全书大体皆如此。这就不能不显得有些公式化、概念化，作者不是从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研究中得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而是将古代文学往现成的规律里分门别类地装进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写成于1939年，出版于1941年，下卷写成于1943年，出版于1949年，可以代表40年代的水平。刘著同样贯彻着唯物史观，书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阶段以及阶级关系等，大体上采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成说，而对于文学发展的复杂情况，也给予充分的注意，努力阐明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其论述既含唯物史观原理，又如实分析了“流品很杂”的历史实际状况，克服了简单化弊病，显示出较强说服力。刘大杰文学史的优点不止于此，但就在这一方面，已显出其高于众作一筹。由此可以说，至40年代，唯物史观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已臻于初步成熟阶段。

本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全国大学数量比前一时期增加不少，出版事业也续有成长，尤其是30年代，为旧中国出版最繁盛时期。在此背景下古典文学工作者人数较前一时期增多，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家，新一代研究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郭沫若、郑振铎、闻一多、钱锺书、刘大杰，他们的治学性格和作风各异，专长也不同，但都表现了知识广博、功底深厚、富于才华、有创造力、学术个性突出的特点。他们所取得的总体成就，未必超过前一时期的学术大师如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但就研究性格言，无疑近代化特色更加鲜明。这也是与整个学术发展阶段的性质相联系着的。

三

第三时期为古典文学研究由多样化转为统一化的时期。统一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天翻地覆的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诞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学术思想言，自此进入了唯物史观一统天下的时期。包括古典文学研究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研究，被纳入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关于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早就制定了这样的方针：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3〕这一节论述为古典文学工作者熟知，但是就在这一节文字之前，还提出了另外一点，即：“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4〕其实，这后一点是观念性的前提，非常重要。而1949年以后的实际情况，也正是一方面在党和政府倡导下，对古典文学做着“清理”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着批判唯心论的进程。这两方面几乎是交织着进行的。由于前者是日常的一般工作，后者却常以批判运动的方式进行，所以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多。本时期总共近30年，几乎经常性地处于批判运动及其短暂间歇之中。这些批判运动和斗争，几乎都波及古典文学研究，有的就是直接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展开。当时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包括“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5〕这样的学术自由内容。然而实际上，由于批判运动的频繁进行，这里所说的“自由讨论”没有可能进行；相反，学术上的是非往往是用政治批判的方法去解决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古典文学研究者所能够做的，就是努力改造思想，批判唯心论，树立唯物史观，来适应新的社会要求。即使如此做了，有时也难免受批判，因为批判实际上并不限于观念上的唯心论，还有其他诸多非观念性因素可以使古典文学工作者成为被批判对象。在本时期将近30年的时间跨度内，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成效与批判运动的紧张程度成反比：50年代前期较好，50年代后期较差，60年代前期因有三年自然灾害，批判运动暂歇，文化学术环境稍为宽松，古典文学研究成绩又稍好，然而1963年末运动再起，且变本加厉，直接过渡到。正常的研究工作根本无法展开，整个学科处于被取消状态，时间长达10年。

尽管如此，本时期内古典文学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在50年代初，政府曾号召重视继承民族文化遗产，这里包括振兴京剧和各地方戏曲，重视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也包括整理和普及优秀古代文学遗产。为此，《人民日报》曾发表过社论，《文学遗产》也就在那时作为《光明日报》的副刊创办了。当时在国家干部和青年学生中，学习古典文学的空气颇为浓厚。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编选古典文学读本的热潮，在50年代初到60年代前期，产生了一批质量

较高的选本。这些选本，深入浅出，既能为广大读者接受，又体现相当学术水准，当时影响很大，将古典文学精华普及到群众中去，实为史无前例，功不可没。

（二）古代文学史实和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投入精力，奋其所长，也作出若干成绩。因主要为史料处理工作，牵涉思想观念问题较少，以故受到极左的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也小，其学术质量反而较有保证，如郑振铎等主持编纂的《古本戏曲丛刊》（一至五辑），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包括《陶渊明卷》、《白居易卷》、《范成大杨万里卷》、《陆游卷》等），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上、中、下），等等。这些著作，因其材料丰富，切实详明，无论作为工具书或研究的参考资料，都颇有用，可以说在学科的基本建设上有添砖加瓦之功。

（三）对某些学术问题展开了讨论，认识有所加深。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对古典文学领域中的一些问题曾展开讨论。讨论的总的出发点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评价古典文学。所讨论的问题，有的理论性较强，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问题，关于“中间作品”的有无及评价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问题，等等。有的问题较为具体，如关于蔡琰和《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关于曹植评论问题的讨论，关于陶渊明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关于《长恨歌》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李煜词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李清照词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琵琶记》问题的讨论，等等。通过这些讨论，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多少有所深入。但是由于当时的思想理论环境“左”的倾向相当明显，所以这些学术问题的讨论也难免出现“左”的偏差；又由于“左”的倾向愈往后愈强烈，所以这些讨论到了后来，学术性逐渐淡薄，而思想批判甚至政治批判的色彩愈加浓重了。在那些理论性较强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本来是一个学科理论问题，在50年代还有一些严肃的讨论，但时至1963、1964年，就几乎变成一个思想政治问题，学术讨论也变成了思想政治批判。

（四）文学史的编写。50年代后期，与全国“”同步，曾兴起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热潮，同时，也展开了关于文学史发展规律的讨论。在讨论中，对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史的规律”、“民间文学主流论”等带有机械唯物论色彩的论点，有所克服，何其芳的论文《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1959年6月）具有代表性，文章对有关问题作了深入阐释，说理较透彻，带有总结性质。在此基础上，60年代初产生了两部分别由游国恩等编写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产生于批判运动的间歇期，也是本时期内学术环境最宽松之际，所以比较能够体现实事求是精神，能够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

本时期的学科人才，大体上可分两大部分。一部分由前一时期即解放前过来，他们多是大学教师、编辑等专业工作者，有的早已是知名教授，优秀的古典文学专家。进入本时期后，他们一方面工作、生活得到较好安置，另一方面却被视为“旧知识分子”，成为长期改造对象。虽然当时有明确的政策：“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6〕然而在迭次运动中，他们鲜有不受到这样那样批判和冲击的，他们中“许多人”其实颇为真诚地努力改造自己，但在“很长的时间”内，“总是”不被认可，直到70年代还被称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略作比较即可发现，许多跨越了前一时期和本时期的古典文学专家，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前期多而本期少。原因当然不是他们前期努力著述而本期疏慵懒怠，实在是思想压力大而运动又频繁，影响他们集中精力从事专业研究。一些优秀专家正当盛年，却成果不多，甚至处于半搁笔状态，这是惊人的人才浪费，令人扼腕叹息！

另一部分人才为本时期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至本时期末亦已不年轻），得益于1949年后教育事业大发展，这部分人数量较多。他们虽然年龄较轻，在新的教育体制中接受了多年马列主义思想的教育，但他们自己还是被定性为“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仍须改造世界观，仍须不断地参加“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有不小的精神负担。这部分古典文学学者不乏有才华者，但在知识结构上存在弱点，主要是知识面褊狭，专业基础不够深厚，外语水平普遍较差，不能跟老一辈学者相比；而部分人还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形成了用简单化了的唯物史观观察问题的思维惯性，以简单的阶级分析法应付复杂的文学史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他们提高研究水平形成不小的阻力，此时代使然，非个人之咎也。

本时期有一位比较突出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是不能不提及的，他就是何其芳。在本时期学科统一的大背景下，何其芳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发表过一些相当大胆的言论。比如他曾说：“在文学史上，在同情人民和反对人民之间，在明显的进步和明显的反动之间，还有大量带有中间性的作品。”〔7〕他在论述典型问题时还多次强调“典型性并不完全等于阶级性”〔8〕。看得出来，他总是努力在历史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法之中，寻求一种灵活性和中间地带。他还常常在一些讨论问题的场合，充当“纠正”极左思想的角色；在他所作的某些具有“官方色彩”的报告中，也总是强调对文学遗产的实事求是态度，如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上的报告《正确对待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文学》（1960年），就以主要篇幅，批评某些“偏向”，而“偏向”中以“左”的东西为主。为此，他常被某些人目为“右”的代表，而遭到攻击。何其芳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以《论〈红楼梦〉》（1956年）分量最重。这是一篇长达9万字的论文，也可以视为一部专著。文章全面论述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分析了书中着力描写的人物形象的复杂性，评价了它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坛上的地位。文章贯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思想，但论证是严密的、切实的，而且还指出《红楼梦》中寓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显示着他特有的理论上的灵活性。这也正是他的研究个性所在。在本时期的《红楼梦》研究著作中，《论〈红楼梦〉》达到了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因此难能可贵。

四

第四时期为学科多元化发展时期。所谓多元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得到重新认识和阐释，确立其作为社会科学观念的应有地位；同时那些体现人文学科特点的其他各种学术观念和方法，也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吸纳，使本学科的研究方式多样化，真正体现“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本时期总共20余年，又可大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指1985年前，后阶段指1985年后。前阶段稍短，可以概括为“拨乱反正”阶段，实即多元化发展的准备阶段；后阶段较长，可以说是正式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阶段。

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是与政治大局相同步的。1976年“”结束，1978年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发生大的变化，极左路线受到清算，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在此背景下，文化学术事业重新萌发生机，古典文学研究也在多年消歇之后获得新生。首先是在量的方面有所恢复。随着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古典文学重新被确定为大学中文系重要基础课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恢复和扩充加紧进行。1980年《文学遗产》以杂志形式复刊，具有一定象征意义。从此古典文学研究又开始走上正轨，学科的重要性质再次得到社会确认。也就在1980年后，与相邻学科情况相仿佛，古典文学领域也开始成立各种学会，通过这些学会，学者之间的横向联系有所增强，研究队伍重整旗鼓，学术活动也次第展开。全国各地举办的有关古典文学的有一定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每年总有10次以上。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请进来、走出去，也已开始。在这种形势下，研究成果也相应增加，出版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数量激增。

质的方面情况更堪注意。本阶段所做的工作，首先是对前一时期尤其是“”中的有关种种谬误进行廓清，包括理论观念上的以及具体文学现象评论上的。理论上的，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性质，怎样继承文学遗产，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怎样看待古代作家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怎样评价他们的文学贡献，如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贯彻历史主义，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古典文学研究学科的性质及作用，文学遗产研究与“四个现代化”之关系，等等。具体文学现象评论方面的，则牵涉到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作品，一些前时期被强加上的错误结论和说法，本阶段先后予以纠正，这也是为古人“平反”。如关于李白与杜甫，《红楼梦》问题，《水浒传》问题，等等，一些明显错误、缺乏根据的说法，被一一否定舍弃。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具体，也比较多，“”前十七年及“”中遗留下来的问题，本阶段几乎都有文章，对它们一一清理。拨乱反正方面还包括对上一时期所发生的某些批判运动的重新评价，如对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杂志都曾刊出文章，作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回顾和客观评论，对于其中是非功过的分析，比较令人信服。拨乱反正的结果，一方面消除了种种遗留谬误和弊端，清理了学科的“地基”，使研究工作能在较高的起点上展开；同时也使广大古典文学工作者从上一时期的“学科统一”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学科的多元化发展作好思想理论和心态上的准备。

古典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大抵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发展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曲折反复。不过总体上说，还是在向前发展，至90年代后期接近世纪末之际，多元化的格局可以说已经大致确定。这种格局的内涵是：

（一）经过重新阐释的唯物史观，仍然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观念。此时的唯物史观经过几年“拨乱反正”，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因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种“新”唯物史观的优点在于，它在解释文学的生成、文学的基本性质、文学的演变发展、文学的时代特色、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作家文学活动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等方面，仍然具有强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又不再具有封闭的、僵硬的、唯我独尊的、排他的特性，而具有了开放的性格，能够灵活处理与其他学派学说的关系，能够与其他学派学说并存兼容。

（二）人性论又悄然返回人文学科诸领域。人性论、人情说、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这些以“人”为本位的思想观念，本是人类生活和情绪的表现和反映，具有超时代的普泛性。文学中的这种客观人性存在，自然会引发出文学研究中的人性论。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曾有过多次剿灭人性论的战斗，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鲁迅挂帅的对新人文主义学者梁实秋的人性论的批判，40年代初在主持下对延安文艺界的人性论的批判，50年代60年代的批判运动中，也多次涉及人性论问题，“”中更是不容人性论有一点残存的余地。人性论之所以难以扑灭，就因为事实上存在着人性。也许这道理太过普通平常了，所以80年代这次人性论的死灰复燃，竟没有造任何声势，连一篇豪壮的宣言亦无，它只是悄悄地潜入进来，不久就几乎感染了每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感染有轻重不同，轻者将它当成唯物史观的一种补充，重者则以此为基本观念来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如有学者即从人性论出发来重写中国文学史。人性论自有它独到的优势，尤其在分析理解创作意图和作品意蕴，作家人格精神，以及文学的流传和影响等方面。总之，在世纪末的今天，古典文学研究者至少已不再讳言人性、人情，至于是否将它作为研究的基本观念，则因人而异。而在研究论著中字里行间透出人性的有关说法，则已随处皆是，不胜枚举。将唯物史观与人性论并用互补，似乎已经成为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界最风行的做法。

（三）现代主义思想学说的引进。现代主义学说早在本世纪第一第二时期已经进入中国，并且在学术界和创作界发生过一定作用，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叔本华学说、弗洛伊德学说等等。几乎所有的五四时期作家都不同程度地接触过这些思想学说，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反映。例如弗洛伊德学说，当时的影响相当广泛，而且有人拿来观照中国古典文学，郭沫若就曾以精神分析理论批评过《西厢记》等古典名著，说：“精神分析派学者以性欲生活之缺陷为一切文艺之起源，或许有过当之处；然如我国文学中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如《楚辞》，如《胡笳十八拍》，如《织锦回文诗》，如王实甫的这部《西厢记》，我看都可以用此说说明”〔9〕。当然，在本世纪第三时期，现代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在中国没有存在之余地，所以80年代的卷土重来使不少人感到新奇。还以弗洛伊德学说为例，此时又有人拿来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如谓《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焦母无端迫害虐待刘兰芝，是出于“恋子情结”，因为兰芝的品格行为，即使从封建伦理道德来衡量，也无可挑剔，是一位完美的儿媳妇，焦母驱媳时也没有说出任何道理，所以只能从焦母的寡妇心理去分析云云；不能不说这也有一定道理。现代主义学说应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其发展前景及成绩的评估，尚需假以时日。

（四）后现代主义学说的引进。这是一些新奇的东西，包括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这些理论学说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影响甚大，成为文坛时髦趋向。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偶见有论者运用“接受美学”、“文本研究”理论解读中国古代文学，甚有新意，启人思路；然尚未形成系统，有些生硬，且在思维方式方法上与传统方法距离甚大，因此尚未为多数同行接受，影响有限。

（五）当代新科学理论的引进。此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最有代表性。这些本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发展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来的新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科学对宇宙和人类自身认识的新发展。它们对于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一些识者将它们介绍进来，甚至还有人尝试着用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颇能开人眼界，诚所谓多闻多益。1986、1987年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及著作，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颇受注目，但其后便难以为继，少有人道及。来得快、去得亦快的原因，恐是客观上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自然科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学科性质对象不同，学术观念和方法也难以简单移植通用，欲沟通两类距离遥远的学科，尚须下更大更多功夫；主观上则论者不具备打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识根底，人非通才而作通论，不亦难乎！

（六）学科的拓展与打通。这是本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打破划地为牢的做法，真正体现开放的精神，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打通，这是改造学科体质、提升学科水平的重要措施。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文化学的特点在于覆盖面广，整体性强，古典文学研究与文化学研究的“联姻”，使本学科避免局限于一隅，作封闭孤立之研究；同时也给本学科提供了更多因大见小或因小见大的可能性。总之，使古典文学研究向着“融会贯通”的方向发展。

本时期学科人才状况，以年龄层次大致可划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为从本世纪第二时期（1949年前）成长起来的人才群体，姑称之为“老一代学者”。他们进入本时期年事已高，大多已届古稀，而陆续谢世者亦不少，至世纪末尚健在者已不多。他们以优秀学力根底和丰富治学经验，成为本学科的“人望”。他们以耄耋之年，仍奋发有为，撰述不止，再现学术雄风。其中钱锺书、程千帆堪为代表。钱氏以多年厚积为基础，写出煌煌巨册《管锥编》，以及论文《诗可以怨》等。《管锥编》的写法一仍《谈艺录》，唯贯串线索则以先秦《诗》、《书》、诸子，以及严可均“全文”等，格局更近于高邮王氏《读书杂志》。书中再展其古今兼精、中西贯通、学识渊博、睿智警策的学术风采，显示老而弥健精神。钱氏两部学术巨著，分别产生于本世纪第二时期及第四时期，颇含象征意义，即本时期的学术精神，实质上与三四十年代遥相呼应。程氏于本时期亦有多种著作问世，如《宋代文学史》、《文论十笺》、《被开拓的诗世界》等，于老一代学人中甚为突出；而程氏又充分发挥传道授业优势，在培养年轻一代学者方面付出心血，并取得卓越成功，自80年代中期以来，门下人才辈出，形成坚强学术“梯队”，在本学科中广受称道赞许。

第二大类为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才群体，姑称之为“中一代学者”（事实上他们至90年代多已年届花甲）。这一代学者的特点已如前述，作为学科人才构成的不可或缺部分，他们在本时期担负了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本时期前半的拨乱反正工作，主要就由他们来做，此为一大功绩；后半的学科多元化建设，他们也参与了一大部分工作，而在培养新一代人才方面，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最多。至于本时期一些重大学科项目，他们也多担任设计筹划者和主持人。可见“中一代”是本时期学科发展的主力。当然他们中一些人在思维方式上及知识结构上，存在着“学科统一”时期带来的若干局限性，对于学科发展也不免造成一些影响。具体表现为：本时期虽已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学术大环境有很大改善，学科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从成果上看，平庸之作似乎多了一些，能与前代学术大师和杰出研究家媲美的大手笔、大制作，几近于无，而在创立有特色的学术流派方面，似乎也颇滞后。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术机制上仍然存在问题，有待改进，但与人才素质无疑也有很大关系。

第三大类为本时期成长起来的人才群体，姑称之为“青一代学者”（事实上80年代初毕业的研究生中，有一些人至世纪末亦已年过知命）。这一代人在拨乱反正和创造多元文化的氛围里成长，传统因袭的负担较轻，因此思维方式上具有较大的开放性，知识结构也有所改进，尤其是90年代毕业的人才，他们年龄更轻，传统因袭更少，更具有当代型性格，思维活跃，对当代学术思潮领悟较快，求新求变的欲望强烈，创造力更强。

再者，他们的外语程度也较好，利于了解国外学界信息和作比较研究。他们从事学科工作虽时间不长，但已经显示相当的能力，取得不少成绩。但他们也存在若干弱点，首先是专业基础尚欠深固，现行教育体制决定了他们读研究生时才进入学科专业训练（这与上一代人相同），这无疑太晚了些。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学术心态不够专精，生在市场经济时代，多少沾染一些市场心态，受利益牵动，或急功近利，或旁骛过多，或为外在目的而希望早出成果、多出成果，较少关心内在学识的养成和积累，这就易于出现浮躁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