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论文范文10篇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篇1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20个字可以再细分为这样10个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需要分别对这10个道德规范的内涵进行深入的认识。

（1）关于“爱国”。爱国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要求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牢固树立中华民族的意识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意识，自觉维护祖国的独立、统一、尊严和利益；二是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力所能及的贡献。

（2）关于“守法”。守法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要求，也是道德层面的要求。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守法”强调公民遵守法律，不只是出于对法律的畏惧，更主要的是出于对法律的自觉认同。因此，一个有道德的公民，不应当将法律简单地认为是消极的行为规范，而应当积极自觉地学法、懂法和守法。

（3）关于“明礼”。明礼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从狭义上讲，明礼就是讲究起码的礼节、礼仪和礼貌，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职业场所和个人家庭生活中，行为举止都得体、适宜；从广义上讲，明礼就是讲文明，特别是注重公共场合中言谈举止的文明，如爱护公共财物、维护公共秩序、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等等。

（4）关于“诚信”。诚信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诚实、诚恳、信用、信任，也就是忠诚老实，诚恳待人，以信用取信于人，对他人给予信任。“诚信”道德规范既是市场经济领域中基础性的行为规范，也是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

（5）关于“团结”。团结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强调在追求共同理想目标的基础上，公民通过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精神，形成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各个人群的凝聚力，最终汇集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凝聚力。

（6）关于“友善”。友善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友好、友谊、友情、善良、善意、与人为善等等。

（7）关于“勤俭”。勤俭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勤劳、勤奋、勤快、俭朴、俭节等等。

（8）关于“自强”。自强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自尊、自励、自立，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9）关于“敬业”。敬业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忠于职守、精益求精、德艺双馨、遵守职业道德。

（10）关于“奉献”。奉献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克己为公、服务社会、助人为乐、造福于人类。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篇2

"公民"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乃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根据这一定义，"公民"的概念相当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也就是全民教育。除此之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个规定是对前一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不仅是全民的道德教育，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相关的道德教育。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为了方便详细说明上述两方面问题，本文将相关问题归结为五个困境。以下分而述之。

一、公民道德教育地位困境

什么是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我们不妨参考一下1968国际教育大会第六十四号建议书《作为学校课程和生活之组成部分的国际理解教育》中有关"公民和道德教育"的部分："公民教育的目的，除了增加学生对国家机构的了解和培养对它们的忠诚外，还应让学生熟悉国际机构在促进人类福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并给学生灌输增进这些机构未来有效性的责任感。""在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国际理解的教学应该直截了当，清晰明确，并强调人类团结的道德基础。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一种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愿望以及致力于和平的决心。科学和哲学的教学应该有相同的目标。"在这个论述中，比较重视公民教育中公民道德教育的部分，特别是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义务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在1992年国际教育大会的第78号建议书《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再次提到"发展伦理和公民价值观"的意义："教育系统在伦理、公民和道德教育中应发挥一种基本的作用，并与家庭所起作用相互补充。教育系统应与其他机构一起，帮助促进人权、培养民主的行为和确定从未像当今时代如此必要的价值观，如尊重人的尊严、宽容、对话、团结和互助。"在此，对于公民道德和价值观的教育，重视权利主体间的互相尊重和帮助，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权利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

公民既然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统一，相应地，公民教育也就应当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公民的权利教育和义务教育。如果只重前者而忽视后者，那么社会成员将流行道德的放纵，普遍缺乏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如果只重后者而忽视前者。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人道和文明而走向野蛮。这两个方面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否则必将带来恶果。

在我们当前面临的道德混乱态中，首要的问题是社会公德的缺乏和败坏。个体的私德，虽然亦不尽人意，但儒家关于个人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私德的规范和理念深入人心，虽历经摧折，然仍不失为人伦日用之常道。国民的社会公德状况，是一国国民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公德方面，传统的道德理论对此重视不够，更重要的，它受到公民权利教育的制约。公民权利教育是与公民权利的确立相联系的，公民权利教育是以教育的形式贯彻和巩固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但它必须以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对于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的具体保障为前提。道理很简单，不存在以抽象权利为内容的公民权利教育。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在建立社会公德方面，表现出相反相成的辩证性。社会公德的本质是社会责任感。公民义务教育的缺场，将导致国民缺乏社会责任感，公民权利的缺场及相应教育的缺场，导致的却是同样的结果。社会责任感的确立，依赖于每位公民权利主体地位的确立。惟有确立了我们的权利主体之地位，我们才真正地感受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也才有对于社会不可推却的责任感。与此相联系，无论是公民道德教育还是范围更广的公民教育，都理所应当地包含着对他人权利、自由、尊严的尊重的道德教育。

义务感的缺失，并非是直线式地进行公民义务教育所能对治的，因为病根的大半，在于与义务相对待的另一面。在公民教育被简化成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期望公民道德教育获得何种成果呢？无论公民道德能否发挥它的作用，在后果上道德本身都将陷入荒谬：如果道德是有力的，那么缺乏公民权利保障的道德本身即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道德"的实践结果，无非是重复宋儒的"以理杀人"；如果道德是苍白有力的，那么所谓公民道德建设最终将流于口头说教和实践中的虚伪。

二、公民道德教育理论的困境

公民道德教育，是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教育，如前所述，它是针对全体社会公民的普遍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指导理论，应当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品格。当前中国大陆起支配作用的道德理论，是培养少数的特殊"精英"的道德理论，亦即培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道德理论，或者说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道德教育实践中，这种不恰当的定位也使德育教学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当前的德育，只是政治教育的附庸。以我们手头上赠阅的《德育信息》刊载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部级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的研究与实验''''"审评会的主题发言稿为例，该文德育工作应该面临三个基本任务：在应对国际局势中，服务于同西方"在渗透与反渗透、争夺与反争夺、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因而，"如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德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在应对科技发展中，"如何根据''''趋利避害''''的精神和''''充分利用，积极建设，加强管理''''的原则，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阵地，这也是德育工作面临的一个新形势，提出的一项新任务。"在应对国际形势方面，"如何认真研究和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确对待一些消极现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德育工作面临的又一个新形势，提出的又一项新任务。"该文虽然认为应把德育工作放在素质教育的首位，但同时也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我们不怀疑该课题对于德育工作的促进作用，也不否认上述问题的现实紧迫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种问题不是德育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也不应使德育服务上述问题的解决。在现有的教育框架内，这些属于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应该是政治教育的内容范围，德育与政治教育应该有一条明确的分工，在教育内容和目的上应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构想性的合理关系中，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功能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教的是人如何作人。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一类特殊人（例如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教的是如何做某一类特殊的人，（例如"接班人"，虽然这个概念从已有的权力更迭实践过程来看颇可置疑），后者本来应以前者为基础，但在德育实践中却本末倒置。就此一意义而言，大量从事政治教育者大谈特谈道德教育虽已为见怪不怪之现象，然从根本上说，此类人并不真正懂得何为道德教育。

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但在现实中甚为奇怪的是，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美德，却在其正当性上处于一种令人尴尬的境地。自从"打倒孔家店"之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一度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知识界和大众社会的"传统文化热"，传统文化又被重新拉回历史的舞台。但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却找不到存在的合适位置。在现有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话语色彩的陈旧道德理论体系中，传统美德赖以成立的理论根基无法确立，传统美德在道德理论上的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仍未解决，而当前的正统理论又未赋予其一个牢靠的、合理的根基。此一问题表面看来是道德理论自身的问题，实质上仍是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不分的结果（这种混淆不分的状况也被一些学者用"道德"与"思想"不分所表出），亦即以特殊性来替代普遍性的结果。

三、教育者困境

与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教育相应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教育。在现在的道德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者的角色有两个承担者：一是党或政府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老一代对青年一代或上代对下代的代际教育。对于这两个教育者角色的担当者，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在执政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政府来推动并主导道德教育，是中国古老的历史传统，它根源于以德育辅助治道的德治主义实践，同时也是东亚一些国家的当代特色，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例如新加坡的实践。

这种由政府作为教育者并加以推动和主导的道德教育模式，在学术讨论中也被称作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其相对待的模式是民间主导型或社会主导型，而后者也被理解为渐进型的道德教育模式。一般认为，从积极方面来看，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可以利用无可比拟的行政力量，大量开展道德理论研究、制定伦理规范、实施伦理道德教育，在短期内达到一定明显的效果。然而，这种看法也颇值得商榷。"政府推进型"这个概念借鉴于法律建设领域，也可适用于对道德领域内政府行为的描述，但政府推进这一模式在法律和道德两个领域内的作用却是极不相同的。在法律建设领域，政府（包括行政和司法两个系统）可以通过在短期内的大量立法，以解决法律领域内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在道德建设领域内，政府所推动的道德理论研究、规范制定和道德教育的实施，虽可表现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未必就能有助于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伦理生活的有序。其间的差别在于法律领域带有鲜明的强制性，而道德领域却无法律的强制性，即使是舆论谴责的强制性，在道德松弛、价值混乱、舆论不张的今日，其作用也似有似无。如果我们借用"心服口服"这个俗语来区别二者的话，法律的特点是要"口服"而不必要"心服"，道德的特点是不仅要"口服"而且更要"心服"。道德惟有落实在人心，它才能化为道德主体的自觉实践。

在落实于人心，亦即使人"心服"方面，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而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其一，一元与多元的矛盾。政府所主导的道德是一元的，这由其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以及德育从属于政治教育这一性质本身所决定了的。社会的道德却是多元的，不仅社会大众道德的存在状况是多元的，而且就多元化社会结构本身来说，其道德理想和价值理念也本应是多元的；其二，多变与一贯的矛盾。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利益的化身。政治是多变的，道德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不仅道德如此，学术领域也是一样。在强调学术、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情况下，学术与道德围绕着政治的波动而变来变去，这不仅丧失了其独立性品格，也使得学术与道德的正当性和可靠性变成令人生疑的了。在道德领域，每一次的反传统、每一次对社会价值的颠覆，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新价值、新道德同时确立，所带来的必然是对道德本身的摧毁和解构；其三，一方主动与多方主动的矛盾。在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模式中，政府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而社会各方则在此推动下参与进来。在民间（或社会）推动模式下，社会各方则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这里所说的社会各方，系指社会的教育系统、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大众传媒等。在当前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社会力量的作用空间有限。这种现实局面也造成了人们依赖于政府界入的心理期待。从长远来看，如何把社会的事务归于社会，把社会的权力归于社会，开发社会自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建设力，减轻社会公共事务对于政府的依赖，是道德建设的一个光明的方向。其四，修己与治人的矛盾。在政府推进的道德教育中，政府及其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形象必然对教育对象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其实，政府本身不是也不必是道德的化身，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他们并非是经过道德的筛选和净化而选拔出来，而且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还时刻存在着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危险。可是，政府所推动的道德建设，如果连政府及其成员都缺乏道德，或者说都置其所宣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于不顾，那么这种道德又有何说服力呢？

我们再从代际的角度讨论教育者角色的承担者。关心下一代、关心下一代的道德教育、教育下一代，成了老一代或年长一代的口头语。这个口头语的意义非常丰富，它既表明了一种义务，上一代（或上两代、甚至上三代，兹不细论）有教育下一代（或下两代、三代，同上）的责任，又是一种权利和资格，上一代有权利或资格来教育下一代。作为后者，在道德教育领域中表现为一种理所应当的权威话语。此一权威话语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此种权威话语的权威性从何而来？上一代为何有当然的资格来教育下一代？答案无非是源自于两个方面：道德教育以及推而广之的人文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不一样，不是下一代自身可以教育、完善的；如果下一代自身不能实现道德的自我教育，那么年长一代的社会角色使他们必然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然而，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又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存在着道德或知识上的位差：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在知识领域，也存在着下一代成为先知先觉并来教育上一代的现象，例如在计算机和网络方面就是如此，这也是人们常讲的"后育"现象。位差在道德教育中，当表现为有德者教育无德者（在非贬义的意义上使用无德者一词）。但令我们仍然尴尬的是：当今的教育者与受教者之间，从代际而非单个个体（从个体角度我们无疑可以找出许多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君子）的比较来说，有这种位差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的败坏，正是从当前那个已到了"德高望众"年龄的一代人开始的。这一结果虽是由决定一两代人道德状况的政治运动而造成的，因而不存在对个人道德责任的追究问题，但在此重要的是，年长一代或两代的人在教育下一代时，其在道德位差上有这样的资格吗？在如今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现在的年青人，道德素质越来越差！"此话常常令我疑惑，现在年青人的道德素质再差，难道比那个人整人、人斗人、人摧残人、人不把人当人的时代的人的道德素质更差吗？相对而言，当代的年青人不过是更重视自我、强调自我选择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已。假设说他们在重视自我的同时而忽略了他人、强调自我选择时而忽略了社会的需要、强调个人幸福时忽略了对社会的奉献是这代青年人的道德问题的话（虽然未必如此），那么上一代人在相斗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行世理念（不妨尝试一下寻找一个不曾被利益争夺绯闻所困扰的社会团体）：缺乏互信、小团体利益（帮派群体）、不合作、对个人及小团体利益的敏感及不择手段、明哲保身、虚伪等，就有助于解决下一代人的问题吗？

在对当今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沉沦的观察和反思中，我们不能不问：决定当今社会道德状况的，不正是牢牢把握着这个社会的权力和命脉的这一代吗？道德状况总体上不佳的一代来教育下一代，我们能够预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当那些口口声声"关心下一代"并掌握社会权力的元老公民们却在"怀中抱着下一代"时，当那些口口声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道德家、教育家、公职人员，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的实利哲学时，并且此种态势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空气时，我们这些躲在书斋里的教育者们（尚未腐败或尚未有机会腐败）又能指望学校课堂里的几节德育课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青少年的公民道德素质呢？

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不是一个人、一个集团的腐败，而是在长病不治之后的全民腐败。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而失去道德建设的信心，否认公民道德教育的意义，相反，由此我们才可以看出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公民道德教育，是在社会以及组成成员的全面性的道德问题背景下展开的，这种教育也就必须是针对全体公民的全民教育。

四、道德权威性困境

道德的功能是通过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的结合而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点是以儒家中孔、孟一系的性善论作为传统主流。性善论虽以其人性本善的先天根据而为道德可能性提供了根据，并以后天经验世界里的恶为道德必要性作了论证，但由于其过分相信人性经由道德的完善一途而显得片面。在实践中，儒家以礼与法的结合作为人性修养在他律方面的补充。在当代社会，道德的自律通过培养道德情操而努力实现（这一过程并不轻松，所涉困境上文已充分论述），然而道德的他律，在一个道德松弛、舆论不张、社会无力的社会里又如何实现呢？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道德的权威性如何确立？道德没有权威，就如同法律上的一纸空文，毫无效力可言。

道德缘何失去了其效力性和权威性？一是道德领域还未脱离政治的干涉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领域，这个领域内解决问题的权力还未交给社会。二是道德他律起作用的舆论监督和民主监督机制还远不完善，在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和个人言论表达自由这些社会民主的基本要素还未在具体实践中确立和实施以前，这种机制就无法形成。以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栏目"焦点访谈"为例，其报道的监督作用，并不在于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换言之，并不在有多少民众知道，而在于政府高层领导人的重视。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有和政府权力或社会权力的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三是就象在社会实际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在原则和信念上理应坚持）在司法实践中是愚人才会相信的鬼话一样，在道德实践中，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也不可思议。道德败坏与权力的结合，权力为败德的掩护，更使道德日益苍白。由以上三方面可以得出，道德领域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文化子系统，但决不是一个毫无旁涉的孤岛。道德若要真正有力量，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良性推动作用，并使一个发展的社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切实加强现代意义和国际公认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才能使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两个目标和尺度上均有所作为，也才能带来一个富裕、同时也健康、文明的社会。

结语

由道德成熟的人组成道德成熟的社会，虽然这种思维本身的正确性就可质疑。但道德不成熟的人对于社会的危害却在经验范围内似无可质疑。公民道德教育，在其可预期的后果里，可能提升公民的素质，建立起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培养道德健全的公民。无论是从减少犯罪、减少道德上的无序，还是从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而言，都将有其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毫无疑问是全民之福。然而，从事公民道德教育工作的人也应当明白，我们在从事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们在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下去试图达成对公民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具有的道德进行教育并使之完善的目标。在上述种种困境之中，反而更加凸现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在面对这些困境时，解决之路并不是因噎废食中止公民道德教育，而是为公民道德教育开路，解决其内外所存在的问题。公民道德教育势在必行，不得不展开，但同时，它又是在上述困境中展开，所以这样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又不得不带有缺陷：它培养的公民，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义务的主体，培养的结果，或许有利于国家权力机构对于公民的管理，而非公民的自我管理，亦即有利于"牧民"，而非民主。在道德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尚未得到社会保障的时候，公民道德教育是否会象南宋的理学一样，"格君心之非"的一面毫无约束力，而变成一种单纯地约束民众之学。谁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但愿上述所忧者乃杞人忧天！

〖注释〗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8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

《庄子·天下》

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54页。

同上，第503页。

詹万生：《认真贯彻两会精神继续深化课题研究为圆满结题而努力奋斗》，《德育信息》2000年第五期，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德育研究中心编辑。

李汉秋：《应该重视基本道德规范的建设》，载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该文发人深省地指出："我们一提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很好，法制建设也非常好，中央的文件讲得很清楚，思想道德建设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这话讲得很好，但它都是把思想道德连在一块的，我觉得在我们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间，道德建设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至少也应该跟法律并，不能光是思想道德并提。"

在参加由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主办及多家单位协办的"公民与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小组讨论中，此一概念由李道湘博士在回应我的发言时所提出，颇具创意，本文赞同这种提法并加以引用。

参见〔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参考书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本。

《辞海》（1989年版）"公民"条。

〔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著，蒋庆等译：《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5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向世陵等著：《中国哲学智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篇3

目前我国政策法规的监督体系缺乏独立性，有时显现出权威性不强。实施监督时受到干扰和阻力太多。对已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往往大事化小、避重就轻、将功抵过，减少了以权谋私者的风险，强化了违法违纪者的侥幸心理。

今天我们要倡导和建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加强“组织文化道德建设”的历史依据

从历史上看，我国有三种典型的治国方略：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著名思想家孔子就说过：“仁者爱人”。确立儒家“为政以德”、讲求“德治”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主要是指以德治君治吏，认为治君治吏是以德治国的关键。自汉武帝确定“唯儒独尊”后，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德治”传统。儒家讲求“明道、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

中国古代的法家讲究“术”、“势”、“权”，视百姓为刁民，主要是重刑，使用强制手段。道家的无为而治往往兴盛于历经战乱之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对民众的压榨有所收敛，采取无为而治。

总的来说，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民主团结，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历史上有“德治”传统，人们对此有较多的认同感。******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与中国的德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书记提倡的亲民爱民措施，也是注意到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当然，我们应当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实现传统德治的现代转换。

二、加强“组织文化道德建设”的法律依据

（一）《宪法》和“以德治国”方略要求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我们党历来重视道德在治党、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倡导树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新型道德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肯定了中国******在“治国”中的领导地位，并具体规定了“国家机构”的“治国”职能，党和国家机构的公职人员是接受人民的委托，担当并成为“治国”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我国《宪法》在总纲中规定：公民必须“尊重社会主主义公德”；《民法通则》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这就把尊重社会公德确认为基本法律原则。实现以德治国，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提高执政的中国******和国家机构以及广大公职人员的“治国”能力，其中包括思想道德素养，尤其是要在国家公职人员中加强以“三个代表”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修养教育。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历来成为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其中关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智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丰富和全面。传统道德修养强调“忠、孝、悌、礼、义、廉、耻”等若干准则，极力培养“智、仁、勇”三者兼备的健全人格。2001年****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落实“以德治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指导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二）党规、党纪要求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道德不倡，天下不宁”。道德兴则国兴、家兴、业兴；道德不振，于国于家，于人于己都意味着一种潜在的灾难。

古人把道德操守提高到了极致，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者，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倡导干部的道德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就于1952年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使干部从政道德有了明显提高。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及规定来强化官员的道德建设，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高度重视用法律手段进行反腐败斗争。近几年来中央查处的若干大案要案更充分显示了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1990年中纪委提出《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另颁布有《中国******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从制度上给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提供了保证。《中国******章程》中也明确规定：“对党员还要进行********远大理想教育，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

三、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的现实依据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伟事业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同志曾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不曾被拿着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明确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现实生活中，有些干部的行为（如成克杰之流）大有失德之举和无德之嫌，买官卖官，诚信缺失，发生问题就把问题推给下级等现象大量存在。所以要倡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想，常思贪欲之害”。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力求“德”字当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诚信”为本，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公仆”为先，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从而为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提供世界观领域的理论支撑。

（二）我们目前肩负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重大的历史任务、历史责任要求我们必须有一支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队伍。官僚主义和低效率是一对孪生兄弟，官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是国家公力的执行者，每个官员都或多或少地、或大或小地掌握人民赋予的权力，这些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福利。

（三）我们目前的干部构成现状尤其需要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在目前，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强调干部素质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1.作风漂浮,做表面文章

一些领导干部作风漂浮,坐而论道,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致使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有的爱摆架子,满足于听汇报,走过场,做表现文章。有的为了骗政绩，骗荣誉，弄虚作假，不惜“花钱买吆喝”；有的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不着边际地宣传鼓吹跨越式、快节奏，不切实际地勾画蓝图。

2.群众观念淡薄，宗旨意识淡化

有的领导干部打着“群众意见”的招牌，干着欺下瞒上的勾当。不断侵害群众利益，“嘴大嘴小”问题时有发生。传统文化的重“情”讲“礼”，往往被一些领导干部变成感情投资的方式和获取利益的手段。有的领导干部把群众的利益当儿戏，主观臆断，我行我素，为了确保自己的个人“威信”而坚持错误。有的干部漠视群众的呼声与意见，不愿甚至不敢见群众，身上保留流氓习气，凸显痞子作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一哄二骗三坑四蒙五糊弄”，恶搞高压政策，甚至肆意欺压群众，使一些可以缓解的矛盾逐步激化升级。新一代的年轻领导既不是打天下的一代人，又不是开国后艰苦创业的一代人，他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如果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或者是无所不为，必将夭折。群众对领导干部如何去实践党的宗旨，能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有个“察其言

，观其行”的过程。因此，有的领导干部就更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增强人格魅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

领导干部组织文化工作中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有：新旧体制转型过渡，东西文化并互碰撞，构成了领导干部作风问题的外在诱因。一方面由于制度的重建，不可避免地带来体制的缝隙和机制的碰撞，导致领导干部权力和价值的本位化、私有化和功利化。另一方面由于道德重构的滞后，加之西方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封建残余思想沉渣泛起，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容易使处于社会特殊地位的领导干部受西方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侵蚀，经不起名利、地位和金钱的诱惑和考验。个别领导干部在工作事务的缠绕中放弃了理论学习，在交际应酬的忙碌中丢掉了思想改造。局限于用狭隘的思维定势和片面的思想方法来观察处理问题，不能积极主动地进行科学的判断和理论思考，正确的东西得不到及时总结和弘扬，错误的东西得不到及时澄清和纠正，以至于犯盲动主义、形式主义及官僚主义错误错误。

加强组织文化工作中的道德建设必须贴近现实生活，有时仅仅依靠良心和舆论还不足以防范违背道德的行为发生。我们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扶正祛邪的良好社会氛围，宣传科学理论，。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激励人们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进一步确立公民道德建设在“以德治国”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篇4

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建设领域都收获颇多。全体社会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更加和谐文明的社会道德氛围正在形成。而社会建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例如社会保障事业全面推进、就业规模日益扩大等。但是不能不看到在公民道德建设以及社会建设领域，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公民在思想上对道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社会公德意识淡薄。在社会生活中有部分人认为道德可有可无，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大用处，所以更加看重和崇尚那些能够带来直接效用的生活价值。道德往往被人们看做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追求，普通人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难以达到，所以只能在心理层面上表示认同和赞许。我们也总能看到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一时利益而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如在公共场所吸烟、不给老弱病残让座等一些举手之劳的小事。同时道德价值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也被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严重伤害，社会中出现了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社会冷漠事件，这对全社会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良好道德氛围极为不利。其次，公民把道德建设与自身相分离。当前，社会上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一些人感慨人情淡漠，但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又缺乏应有的热情，往往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一些人抱怨城市环境卫生差，但自己又乱扔垃圾不注意环保，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经常都会发生。这种现象生动地体现出了在道德建设中的“说”与“做”的矛盾，人们表现的道德态度与自己实际的道德行为相脱节，最明显的就是很多人非常容易地就某一个道德事实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并会对其做出善恶评价，但却仅此而已，当自己处于道德与利益产生冲突的情境中时，道德态度与道德行为的矛盾就更为突出和尖锐。

（二）社会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新的起点上，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处于矛盾凸显期，时常会有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出现。社会管理领域的薄弱环节越来越突出，社会管理的任务将更为艰巨繁重。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许多领域新的发展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现实情况的变化，社会管理的理念思路、方法手段、体制机制等存在很多无法适应现实状况的地方。例如社会管理的体制、格局与现在高度复杂化的利益结构、公民的多元化需求不相适应；在维护群众利益、协调利益关系、群众利益诉求表达的矛盾纠纷调节处理的机制上还存在较多缺陷；与社会管理相关的法制建设还相对滞后，有些领域甚至还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仍然不高，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程度不够等。

二、同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现实路径

（一）坚持尊重公民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要求相统一尊重并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对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公民在法律上既是权利的主体也是义务的主体。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其背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公民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社会中每个成员的发展是关乎社会的发展问题的重点，也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在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中，要不断强化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和平等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平等权利。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也意味着还要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义务，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树立把科学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总之，国家保障公民充分享有和行使权利，提高公民的主人翁意识，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主人，更加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另一方面，每个公民自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必然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进步。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篇5

公民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乃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根据这一定义，公民的概念相当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也就是全民教育。除此之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个规定是对前一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不仅是全民的道德教育，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相关的道德教育。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为了方便详细说明上述两方面问题，本文将相关问题归结为五个困境。以下分而述之。

一、公民道德教育地位困境

什么是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我们不妨参考一下1968国际教育大会第六十四号建议书《作为学校课程和生活之组成部分的国际理解教育》中有关公民和道德教育的部分：公民教育的目的，除了增加学生对国家机构的了解和培养对它们的忠诚外，还应让学生熟悉国际机构在促进人类福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并给学生灌输增进这些机构未来有效性的责任感。在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国际理解的教学应该直截了当，清晰明确，并强调人类团结的道德基础。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一种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愿望以及致力于和平的决心。科学和哲学的教学应该有相同的目标。在这个论述中，比较重视公民教育中公民道德教育的部分，特别是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义务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在1992年国际教育大会的第78号建议书《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再次提到发展伦理和公民价值观的意义：教育系统在伦理、公民和道德教育中应发挥一种基本的作用，并与家庭所起作用相互补充。教育系统应与其他机构一起，帮助促进人权、培养民主的行为和确定从未像当今时代如此必要的价值观，如尊重人的尊严、宽容、对话、团结和互助。在此，对于公民道德和价值观的教育，重视权利主体间的互相尊重和帮助，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权利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

公民既然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统一，相应地，公民教育也就应当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公民的权利教育和义务教育。如果只重前者而忽视后者，那么社会成员将流行道德的放纵，普遍缺乏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如果只重后者而忽视前者。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人道和文明而走向野蛮。这两个方面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否则必将带来恶果。

在我们当前面临的道德混乱态中，首要的问题是社会公德的缺乏和败坏。个体的私德，虽然亦不尽人意，但儒家关于个人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私德的规范和理念深入人心，虽历经摧折，然仍不失为人伦日用之常道。国民的社会公德状况，是一国国民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公德方面，传统的道德理论对此重视不够，更重要的，它受到公民权利教育的制约。公民权利教育是与公民权利的确立相联系的，公民权利教育是以教育的形式贯彻和巩固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但它必须以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对于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的具体保障为前提。道理很简单，不存在以抽象权利为内容的公民权利教育。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在建立社会公德方面，表现出相反相成的辩证性。社会公德的本质是社会责任感。公民义务教育的缺场，将导致国民缺乏社会责任感，公民权利的缺场及相应教育的缺场，导致的却是同样的结果。社会责任感的确立，依赖于每位公民权利主体地位的确立。惟有确立了我们的权利主体之地位，我们才真正地感受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也才有对于社会不可推却的责任感。与此相联系，无论是公民道德教育还是范围更广的公民教育，都理所应当地包含着对他人权利、自由、尊严的尊重的道德教育。

义务感的缺失，并非是直线式地进行公民义务教育所能对治的，因为病根的大半，在于与义务相对待的另一面。在公民教育被简化成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期望公民道德教育获得何种成果呢？无论公民道德能否发挥它的作用，在后果上道德本身都将陷入荒谬：如果道德是有力的，那么缺乏公民权利保障的道德本身即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道德的实践结果，无非是重复宋儒的以理杀人；如果道德是苍白有力的，那么所谓公民道德建设最终将流于口头说教和实践中的虚伪。

二、公民道德教育理论的困境

公民道德教育，是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教育，如前所述，它是针对全体社会公民的普遍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指导理论，应当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品格。当前中国大陆起支配作用的道德理论，是培养少数的特殊精英的道德理论，亦即培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道德理论，或者说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道德教育实践中，这种不恰当的定位也使德育教学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当前的德育，只是政治教育的附庸。以我们手头上赠阅的《德育信息》刊载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部级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的研究与实验审评会的主题发言稿为例，该文德育工作应该面临三个基本任务：在应对国际局势中，服务于同西方在渗透与反渗透、争夺与反争夺、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因而，如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德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在应对科技发展中，如何根据趋利避害的精神和充分利用，积极建设，加强管理的原则，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阵地，这也是德育工作面临的一个新形势，提出的一项新任务。在应对国际形势方面，如何认真研究和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确对待一些消极现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德育工作面临的又一个新形势，提出的又一项新任务。该文虽然认为应把德育工作放在素质教育的首位，但同时也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我们不怀疑该课题对于德育工作的促进作用，也不否认上述问题的现实紧迫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种问题不是德育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也不应使德育服务上述问题的解决。在现有的教育框架内，这些属于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应该是政治教育的内容范围，德育与政治教育应该有一条明确的分工，在教育内容和目的上应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构想性的合理关系中，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功能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教的是人如何作人。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一类特殊人（例如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教的是如何做某一类特殊的人，（例如接班人，虽然这个概念从已有的权力更迭实践过程来看颇可置疑），后者本来应以前者为基础，但在德育实践中却本末倒置。就此一意义而言，大量从事政治教育者大谈特谈道德教育虽已为见怪不?种窒螅淮痈旧纤担死嗳瞬⒉徽嬲煤挝赖陆逃?/P>

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但在现实中甚为奇怪的是，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继形颐亲约旱拇趁赖拢丛谄湔毙陨洗τ谝恢至钊宿限蔚木车亍W源?quot;打倒孔家店之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一度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知识界和大众社会的传统文化热，传统文化又被重新拉回历史的舞台。但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却找不到存在的合适位置。在现有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话语色彩的陈旧道德理论体系中，传统美德赖以成立的理论根基无法确立，传统美德在道德理论上的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仍未解决，而当前的正统理论又未赋予其一个牢靠的、合理的根基。此一问题表面看来是道德理论自身的问题，实质上仍是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不分的结果（这种混淆不分的状况也被一些学者用道德与思想不分所表出），亦即以特殊性来替代普遍性的结果。

三、教育者困境

与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教育相应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教育。在现在的道德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者的角色有两个承担者：一是党或政府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老一代对青年一代或上代对下代的代际教育。对于这两个教育者角色的担当者，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在执政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政府来推动并主导道德教育，是中国古老的历史传统，它根源于以德育辅助治道的德治主义实践，同时也是东亚一些国家的当代特色，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例如新加坡的实践。

这种由政府作为教育者并加以推动和主导的道德教育模式，在学术讨论中也被称作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其相对待的模式是民间主导型或社会主导型，而后者也被理解为渐进型的道德教育模式。一般认为，从积极方面来看，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可以利用无可比拟的行政力量，大量开展道德理论研究、制定伦理规范、实施伦理道德教育，在短期内达到一定明显的效果。然而，这种看法也颇值得商榷。政府推进型这个概念借鉴于法律建设领域，也可适用于对道德领域内政府行为的描述，但政府推进这一模式在法律和道德两个领域内的作用却是极不相同的。在法律建设领域，政府（包括行政和司法两个系统）可以通过在短期内的大量立法，以解决法律领域内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在道德建设领域内，政府所推动的道德理论研究、规范制定和道德教育的实施，虽可表现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未必就能有助于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伦理生活的有序。其间的差别在于法律领域带有鲜明的强制性，而道德领域却无法律的强制性，即使是舆论谴责的强制性，在道德松弛、价值混乱、舆论不张的今日，其作用也似有似无。如果我们借用心服口服这个俗语来区别二者的话，法律的特点是要口服而不必要心服，道德的特点是不仅要口服而且更要心服。道德惟有落实在人心，它才能化为道德主体的自觉实践。

在落实于人心，亦即使人心服方面，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而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其一，一元与多元的矛盾。政府所主导的道德是一元的，这由其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以及德育从属于政治教育这一性质本身所决定了的。社会的道德却是多元的，不仅社会大众道德的存在状况是多元的，而且就多元化社会结构本身来说，其道德理想和价值理念也本应是多元的；其二，多变与一贯的矛盾。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利益的化身。政治是多变的，道德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不仅道德如此，学术领域也是一样。在强调学术、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情况下，学术与道德围绕着政治的波动而变来变去，这不仅丧失了其独立性品格，也使得学术与道德的正当性和可靠性变成令人生疑的了。在道德领域，每一次的反传统、每一次对社会价值的颠覆，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新价值、新道德同时确立，所带来的必然是对道德本身的摧毁和解构；其三，一方主动与多方主动的矛盾。在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模式中，政府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而社会各方则在此推动下参与进来。在民间（或社会）推动模式下，社会各方则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这里所说的社会各方，系指社会的教育系统、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大众传媒等。在当前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社会力量的作用空间有限。这种现实局面也造成了人们依赖于政府界入的心理期待。从长远来看，如何把社会的事务归于社会，把社会的权力归于社会，开发社会自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建设力，减轻社会公共事务对于政府的依赖，是道德建设的一个光明的方向。其四，修己与治人的矛盾。在政府推进的道德教育中，政府及其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形象必然对教育对象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其实，政府本身不是也不必是道德的化身，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他们并非是经过道德的筛选和净化而选拔出来，而且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还时刻存在着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危险。可是，政府所推动的道德建设，如果连政府及其成员都缺乏道德，或者说都置其所宣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于不顾，那么这种道德又有何说服力呢？

我们再从代际的角度讨论教育者角色的承担者。关心下一代、关心下一代的道德教育、教育下一代，成了老一代或年长一代的口头语。这个口头语的意义非常丰富，它既表明了一种义务，上一代（或上两代、甚至上三代，兹不细论）有教育下一代（或下两代、三代，同上）的责任，又是一种权利和资格，上一代有权利或资格来教育下一代。作为后者，在道德教育领域中表现为一种理所应当的权威话语。此一权威话语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此种权威话语的权威性从何而来？上一代为何有当然的资格来教育下一代？答案无非是源自于两个方面：道德教育以及推而广之的人文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不一样，不是下一代自身可以教育、完善的；如果下一代自身不能实现道德的自我教育，那么年长一代的社会角色使他们必然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然而，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又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存在着道德或知识上的位差：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在知识领域，也存在着下一代成为先知先觉并来教育上一代的现象，例如在计算机和网络方面就是如此，这也是人们常讲的后育现象。位差在道德教育中，当表现为有德者教育无德者（在非贬义的意义上使用无德者一词）。但令我们仍然尴尬的是：当今的教育者与受教者之间，从代际而非单个个体（从个体角度我们无疑可以找出许多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君子）的比较来说，有这种位差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的败坏，正是从当前那个已到了德高望众年龄的一代人开始的。这一结果虽是由决定一两代人道德状况的政治运动而造成的，因而不存在对个人道德责任的追究问题，但在此重要的是，年长一代或两代的人在教育下一代时，其在道德位差上有这样的资格吗？在如今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现在的年青人，道德素质越来越差！此话常常令我疑惑，现在年青人的道德素质再差，难道比那个人整人、人斗人、人摧残人、人不把人当人的时代的人的道德素质更差吗？相对而言，当代的年青人不过是更重视自我、强调自我选择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已。假设说他们在重视自我的同时而忽略了他人、强调自我选择时而忽略了社会的需要、强调个人幸福时忽略了对社会的奉献是这代青年人的道德问题的话（虽然未必如此），那么上一代人在相斗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行世理念（不妨尝试一下寻找一个不曾被利益争夺绯闻所困扰的社会团体）：缺乏互信、小团体利益（帮派群体）、不合作、对个人及小团体利益的敏感及不择手段、明哲保身、虚伪等，就有助于?饩鱿乱淮说奈侍饴穑?/P>

在对当今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沉沦的观察和反思中，我们不能不问：决定当今社会道德状况的，不正是牢牢把握着这个社会的权力和命脉的这一代吗？道德状况总体上不佳的一代来教育下一代，我们能够预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当那些口口声声关心下一代并掌握社会权力的元老公民们却在怀中抱着下一代时，当那些口口声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道德家、教育家、公职人员，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的实利哲学时，并且此种态势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空气时，我们这些躲在书斋里的教育者们（尚未腐败或尚未有机会腐败）又能指望学校课堂里的几节德育课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青少年的公民道德素质呢？

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不是一个人、一个集团的腐败，而是在长病不治之后的全民腐败。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而失去道德建设的信心，否认公民道德教育的意义，相反，由此我们才可以看出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公民道德教育，是在社会以及组成成员的全面性的道德问题背景下展开的，这种教育也就必须是针对全体公民的全民教育。

四、道德权威性困境

道德的功能是通过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的结合而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点是以儒家中孔、孟一系的性善论作为传统主流。性善论虽以其人性本善的先天根据而为道德可能性提供了根据，并以后天经验世界里的恶为道德必要性作了论证，但由于其过分相信人性经由道德的完善一途而显得片面。在实践中，儒家以礼与法的结合作为人性修养在他律方面的补充。在当代社会，道德的自律通过培养道德情操而努力实现（这一过程并不轻松，所涉困境上文已充分论述），然而道德的他律，在一个道德松弛、舆论不张、社会无力的社会里又如何实现呢？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道德的权威性如何确立？道德没有权威，就如同法律上的一纸空文，毫无效力可言。

道德缘何失去了其效力性和权威性？一是道德领域还未脱离政治的干涉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领域，这个领域内解决问题的权力还未交给社会。二是道德他律起作用的舆论监督和民主监督机制还远不完善，在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和个人言论表达自由这些社会民主的基本要素还未在具体实践中确立和实施以前，这种机制就无法形成。以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栏目焦点访谈为例，其报道的监督作用，并不在于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换言之，并不在有多少民众知道，而在于政府高层领导人的重视。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有和政府权力或社会权力的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三是就象在社会实际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在原则和信念上理应坚持）在司法实践中是愚人才会相信的鬼话一样，在道德实践中，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也不可思议。道德败坏与权力的结合，权力为败德的掩护，更使道德日益苍白。由以上三方面可以得出，道德领域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文化子系统，但决不是一个毫无旁涉的孤岛。道德若要真正有力量，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良性推动作用，并使一个发展的社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切实加强现代意义和国际公认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才能使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两个目标和尺度上均有所作为，也才能带来一个富裕、同时也健康、文明的社会。

结语

由道德成熟的人组成道德成熟的社会，虽然这种思维本身的正确性就可质疑。但道德不成熟的人对于社会的危害却在经验范围内似无可质疑。公民道德教育，在其可预期的后果里，可能提升公民的素质，建立起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培养道德健全的公民。无论是从减少犯罪、减少道德上的无序，还是从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而言，都将有其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毫无疑问是全民之福。然而，从事公民道德教育工作的人也应当明白，我们在从事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们在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下去试图达成对公民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具有的道德进行教育并使之完善的目标。在上述种种困境之中，反而更加凸现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在面对这些困境时，解决之路并不是因噎废食中止公民道德教育，而是为公民道德教育开路，解决其内外所存在的问题。公民道德教育势在必行，不得不展开，但同时，它又是在上述困境中展开，所以这样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又不得不带有缺陷：它培养的公民，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义务的主体，培养的结果，或许有利于国家权力机构对于公民的管理，而非公民的自我管理，亦即有利于牧民，而非民主。在道德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尚未得到社会保障的时候，公民道德教育是否会象南宋的理学一样，格君心之非的一面毫无约束力，而变成一种单纯地约束民众之学。谁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但愿上述所忧者乃杞人忧天！

〖注释〗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8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

《庄子·天下》

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54页。

同上，第503页。

詹万生：《认真贯彻两会精神继续深化课题研究为圆满结题而努力奋斗》，《德育信息》2000年第五期，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德育研究中心编辑。

李汉秋：《应该重视基本道德规范的建设》，载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该文发人深省地指出：我们一提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很好，法制建设也非常好，中央的文件讲得很清楚，思想道德建设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这话讲得很好，但它都是把思想道德连在一块的，我觉得在我们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间，道德建设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至少也应该跟法律并，不能光是思想道德并提。

在参加由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主办及多家单位协办的公民与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小组讨论中，此一概念由李道湘博士在回应我的发言时所提出，颇具创意，本文赞同这种提法并加以引用。

参见〔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参考书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本。

《辞海》（1989年版）公民条。

〔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著，蒋庆等译：《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5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向世陵等著：《中国哲学智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公民道德建设；做法；挑战；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这就突出强调了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使社会主义道德更加深入人心，夯实法治中国建设的道德基础，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培育丰厚的道德土壤，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2015年1月22日中共镇安县委十七届七次全会提出全面推进法治镇安建设。在法治中国、法治镇安建设背景下镇安县如何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以道德支撑法治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

一、镇安县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做法

近年来镇安县委、政府为了构建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把公民道德建设同经济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通过形式多样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突出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搭建平台，开展多样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镇安县搭建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道德实践活动，评选道德模范，深化“做尚德重礼镇安人”活动，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者活动，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争做好人、争做好事的浓厚氛围。一是开展道德模范评选宣传活动。镇安县以省、市、县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和“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为平台，充分挖掘身边感人的好人好事，抓好道德模范推荐评选活动。近年来，全县共评出了中、省、市、县道德模范45名，涌现出了“孝老爱亲”道德模范陈进梅、“见义勇为”道德模范段传进、“助人为乐”的好心人潘本锋、“爱岗敬业”模范王德兴……其中“孝老爱亲”道德模范陈进梅还先后两次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为了倡导全县干部群众学习道德模范、平民英雄和凡人善举，镇安县开辟了“道德讲堂”，陈进梅等这些受人敬慕的“道德明星”“草根英雄”，在镇安“道德讲堂”上讲述着他们真实、生动的故事，分享着他们的道德感悟。随着一期期“道德讲堂”的成功举办学习、崇尚、争当模范的浓厚氛围在镇安逐渐形成。二是深化“做尚德重礼镇安人”活动。镇安县不断加强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德”为重点的公民道德建设，大力推行以言谈举止文明有礼、公共场所文明有礼、邻里相处文明有礼、行路驾车文明有礼、旅游观光文明有礼、网上交流文明有礼“六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礼仪规范，形成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三是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评选表彰“十星级文明户”、“文明诚信户”、“好公婆”、“好媳妇”。不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评选“文明小公民”、“小孝星”、“孝亲敬老模范学生”活动。四是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者活动。为了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镇安县开展以“弘扬雷锋精神、开展志愿服务”为主题的志愿者服务活动，全县已成立科技、文化、法律、卫生等为民服务志愿队伍83支，志愿服务队员达1万余名。

2、借助节日，掀起宣传核心价值观热潮

镇安县充分发挥传统节日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载体作用，利用春节贴春联、贴年画、挂灯笼和元宵节举办龙灯会、舞狮会、猜灯谜等传统文化习俗，掀起宣传核心价值观热潮。一是组织人员创作核心价值观主题节日习俗作品。镇安县以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为主题，广泛动员广大文艺爱好者和志愿者，组织创作了核心价值观主题春联、灯笼，制作了核心价值观主题年画，编排了核心价值观主题小剧小戏。二是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镇安县结合春节文艺联欢、文化“三下乡”、“送欢乐下基层”等文化惠民活动，在全县城乡机关、企事业单位、村镇社区、中小学校、居民搬迁点、农家大院免费发放核心价值观主题春联、年画、灯笼，精心奉上核心价值观主题小剧小戏。同时元宵节举办龙灯会、舞狮会、猜灯谜等传统文化活动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二、当前镇安县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镇安县突出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2年镇安县圆满举办了商洛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现场会，镇安县农电局等单位做了交流发言。但是，当前镇安县公民道德建设还面临严峻挑战，公民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

1、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想意识对公民道德建设带来严峻挑战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攻坚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多样，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确的和错误的、先进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思想相互交织。导致部分社会成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诚信缺失等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一些领域和一些人，价值判断没有了界限、丧失了底线，甚至以假乱真、以丑为美、以耻为荣。这些问题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对于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带来了严峻挑战。

2、互联网、微信等新媒体对公民道德建设带来严峻挑战

如今在镇安县城乡互联网、微信等新兴媒体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互联网早已走入城乡居民家中，随处可见低头一族在微信圈活动。特别是社交网络、微信圈信息传播快捷、覆盖面广泛、影响巨大，社交网络、微信圈既为先进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传播提供了新阵地，也为各种不良的低俗的信息的蔓延传播提供了新路径。不良的低俗的网络信息对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等影响越来越大，对青少年的思想行为产生了不良影响。互联网、微信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对公民道德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加强网络的正面宣传和引导，增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动性和针对性，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3、规则意识缺失是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又一挑战

我们国家有一个古老的说法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我们国家是一个以家庭为纽带、以老乡为桥梁、以关系为节点的人情网络社会，镇安县更是一个人情味非常浓的地方。有事要办，一些人不走正规渠道，而是下意识地找熟人、托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意闯红灯，不排队乱插队等等现象比比皆是。这些现象的存在显然是人们缺乏规则意识造成的。当前，镇安县要建设法治镇安，这些破坏规则的行为与法治镇安的建设背道而驰，规则意识缺失是建设法治镇安面临的挑战，也是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又一挑战。

三、法治镇安建设背景下对镇安县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中共镇安县委十七届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法治镇安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提出要“形成尚法守法、公平正义、文明诚信、稳定有序的法治镇安建设新格局”。建设法治镇安，必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培养尚法守法、文明诚信的公民，为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打下坚实的基础。

1、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强化公民规则意识的培养

规则是法律的基础，尚法守法，对每个普通公民来说，就是要从守规则开始。人们在行动上是否遵循规则是公民道德建设是否真正有成效的最终检验标准之一。（1）培育公民遵守规则的意识需要把规则细化。我们一般习惯于反反复复地灌输一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再加上树立和宣传一些境界高尚的道德楷模。这些固然有益于社会风气。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更需要通过许多非常具体的细化的规则来规范公民的行为。规则要非常明确地划清“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通过这些看起来非常微小的规则，反反复复进行教育和管理，以激发起人们对规则的重视，培育起公民遵循规则的最起码的意识。（2）培育公民遵守规则的意识要重视营造小舆论。人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同学圈、同事圈或者是朋友圈。在这些生活圈里，违背规则的行为到底是受到默认、嘉许还是受到鄙视、责备，对于个体的影响非常大。人们的生活圈子是非常有约束力的小舆论氛围，很容易培育人们内在的羞耻心和内疚感。因此，培育公民遵守规则的意识要重视营造小舆论。只有把培育公民遵守规则的意识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才能为法治增强道德的底蕴，这样公民道德建设也就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2、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强化公民契约精神的培养

契约是人类社会实现有序、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基础，契约精神是一个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文化和底线。培育公民的契约精神，一要培育公民个人契约道德。要建立和完善个人诚信档案，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数据库，对使个人失信行为进行有效的记录和监督，对个人失信行为要给予惩罚。培育公民的契约精神，二要完善行业契约道德，通过有效的监督和评估等手段，培养各行业的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从而在全社会倡导公平竞争、尊诺守信的精神。

3、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强化公民诚信教育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全人类所认同的道德规范。强化公民诚信教育，一要深入进行公民的诚信教育，广泛开展“共铸诚信”活动，培养公民诚信观念和意识，引导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塑造培育具有诚信道德的公民。强化公民诚信教育，二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个人诚信体系，强化协调推进制度、加大考核、奖惩力度，为诚信道德奠定坚实的制度保障，形成“守信为荣、失信为耻”的社会氛围。强化公民诚信教育，三要把诚信道德建设与社会管理结合起来，逐步形成诚信教育与社会管理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长效机制。

4、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抓好阵地建设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篇7

1．政治化教育目标和内容

黑格尔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2］这种伦理型文化把“五伦”情理推广到社会一切领域，经数千年积淀、冶炼、传承，提升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勤劳勇敢、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为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遗产。”［3］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凝练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服务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共产主义道德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道德规范体系。共产主义道德是从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产生的，其基本规范就是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这一时期我国非常重视弘扬共产主义道德，并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和历史任务，开展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和教育，使之成为广大党员群众的精神动力和支柱。中国革命道德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萌芽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形成的革命精神和道德品质。建国后，抗美援朝反抗侵略的国际主义精神将“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使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共产主义道德和革命道德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生根发芽，成为公民的真诚追求。建国伊始，党和政府通过立法，把中华民族精神、共产主义道德精神和无产阶级道德规范由局部推广到全国。1982年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牢固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和为人民服务的志向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成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2．运动化教育方式

这一时期的公民道德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灌输教育法形式多样，一般有他人灌输、自我灌输、普遍灌输、个别灌输、形象化灌输、启发式灌输等。［4］另外，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中央提出了“树立标兵”“典型引路”等工作方法，用先进典型和道德楷模的示范带动作用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焦裕禄精神”等先进典型为社会树立了一面面旗帜，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貌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发向上，无私奉献。也正是在这些精神的影响下，我国社会在一定时期形成了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和团结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二十多年的公民道德建设虽然取得了上述成果，但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公民道德建设难免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如“”和化运动中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政治挂帅、过度拔高道德理想;“人民”取代“公民”概念，公民道德教育内容泛政治化、形式泛运动化;在十年“”期间，、“”鼓吹政治取代道德，污蔑讲道德就是不讲阶级斗争，就是“修正主义”;传统道德被视作“洪水猛兽”而受到冲击，未能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在树立先进楷模时，把先进经验公式化、模式化、绝对化以致弄虚作假。这些做法，导致人们的是非观念混淆，道德判断失准，心理失衡，道德和信仰危机加剧。［5］究其原因:一是从法律角度来看，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国家更强调公民的义务，而公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张扬;二是从国家的体制来看，这一时期政治的泛社会化体制，必然导致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也染上泛政治化的色彩;三是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在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下，民主政治制度不完善，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公民意识淡薄，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生成机制和外在保障机制都缺乏培育的土壤，对此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复兴与推进阶段(1978—200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吸取了建国初期尤其是“”时期的沉痛教训，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门，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为恢复和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物质条件。这一时期的公民道德建设以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后发展为公民)为目标，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主旋律，以文明创建为载体，积极地开展群众性的道德教育活动。

1．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邓小平在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把培育“四有”新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四有”目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对公民个体的本质要求。其中，“有道德”不仅包括代表先进性的共产主义道德，而且还包括具有广泛性的社会主义道德。邓小平要求共产党员要“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6］而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他提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道德规范，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民道德的层次性要求。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更加明确了“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7］

2．“三大领域”教育内容的拓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日益紧迫。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完整地提出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大领域”的视角对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进行了详尽阐述，不仅明确了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领域，而且增强了针对性和有效性。

3．开展丰富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为了尽快提高公民道德的整体水平，广泛开展以“扫黄”、除“六害”、“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的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活动，各级党政机关开展的创先争优、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做人民满意公务员等活动。社会各界组织的“希望工程”“送温暖”“志愿者”“手拉手”“幸福工程”“春蕾计划”“扶残助残”等公益活动，涌现出了像徐洪刚、孔繁森、李国安、李素丽、徐虎等一大批职业道德模范，影响广泛，深入人心，使人们从改变身边的不文明事做起，逐步增强公民的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协调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道德风尚。在两个《决议》精神的引领下，我国尽管取得了上述理论与实践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失误。如在现代化建设中，只重视经济建设，忽视人的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中，只注意生产要素扩张，忽视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只重视市场的“硬件”建设，忽视诚信意识、职业道德等“软件”建设。另外，这一阶段我国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一是社会变革的冲击。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二是对外开放的考验。在扩大对外开放和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一些国际敌对势力趁机利用当代媒体、网络和手机等高新技术手段向我国输入各种资本主义价值观，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如何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消解社会变革中的负面效应，防止西方腐化思潮的渗透，做到排污不排外、学好不学坏，成为新世纪摆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面前的重要任务。

三、完善与创新阶段(2001年以来)

进入新世纪，我国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入宪法，标志着我国不仅从经济、文化建设的视野，而且从政治建设的视野认识公民道德建设的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8］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置于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提供了体制保障和制度支撑。这一时期的公民道德建设以体系建构为旨归，以培育公民核心价值观为重点，以教育提升与制度创新、典型带动和群众实践相结合的全民共建形式为路径，使公民道德建设不仅成为发展先进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环节，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1．公民道德建设的体系构建

我国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始终处为“短板”的是公民道德体系的构建。为了解决“短板”问题，2001年，提出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为公民道德建设体系的完善与创新提供了良好契机。同年，我国颁布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正式文件———《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集中反映了我国对公民道德建设体系探索的最新成果。《纲要》对公民道德建设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主要内容、阵地渠道、政策与制度保障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第一次明确公民道德的概念，规定了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并且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措施、方式方法和组织领导做了周密部署。从“四个教育环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和社会教育)入手，提出了“两大社会氛围”和“三项保障条件”，即营造舆论氛围和文化艺术氛围以及法律支持、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开展“五大实践活动”，即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学习典型活动、节日纪念活动、礼仪礼貌活动，标志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体系的初步形成。

2．培育公民的核心价值观

公民的核心价值观，是公民道德教育内容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最基础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十六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针对新世情、新国情、新党情，对公民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创新性探索。2006年，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克服了传统荣辱观中主要“教民知耻”的局限，又突破了建国以来主要强调“教民知荣”的片面，把荣与耻相统一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特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9］确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一方面，通过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着眼于增强公民、企业、各种组织的社会责任，始终突出党政干部、青少年和农民等重点群体的道德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了提升个体道德的价值，强调必须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由三大领域拓展到四大领域。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在当前多元价值观出现、多种信仰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倡导和培育公民核心价值观，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迫切需要。

3．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的系统工程

随着公民道德建设体系和内容的不断完善和创新，我国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开展了公民道德建设的系统性工程。一是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我国新闻战线根据“三贴近”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全面、准确、及时地组织了抗击“非典”、汶川和玉树抗震救灾、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60周年国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公共安全突发性事件等重大主题宣传活动，“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城市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11］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二是发展了劳动模范、英雄人物等单一的先进类型，先后推出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方面的全国道德模范、“双百”人物，同时创新了对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宣传和奖励的方式。在评选过程中，真正做到了群众评、评群众，使道德模范可亲、可敬、可信、可学，增强了透明度、公信度。在宣传道德模范风采时，广泛组织巡讲报告、座谈研讨等活动，让道德模范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使评选表彰过程成为广大群众学习道德模范、普及道德规范，成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创新之举。三是开展主题鲜明的道德实践活动。如民族、革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网络文明共建活动;环境保护、扶弱助残、赈济贫困、救灾抢险、社区建设等志愿者活动;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等和谐创建活动等等，这些主题活动使先进性与广泛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教育性与体验性、认知性与参与性有机结合，促成人人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浓厚氛围。四是逐步完善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把公民必须遵守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规范制度化，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体制保障和制度支撑。例如，制定城市的市民文明公约、各行业的职业道德行为准则、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公民救助行为条例、征信管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建立健全党政各部门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的社会管理网络，全方位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管理。

四、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趋势

从建国以来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历程来看，总是围绕着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轨迹来运行，只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和模式，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1．从重德性伦理到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的双重维度

建国初期，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在内容上因袭了中国德性伦理的传统。亲情型的德性伦理，注重五伦关系的和谐，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与对亲情、人情的义务，而缺乏把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处理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并制定相应的规则。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李国鼎提出“第六伦”的观念作为新的道德准绳，使素昧平生的第三者，能同居于被善意尊重和关爱的地位。［12］所谓“第六伦”，即在“五伦”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个人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在此关系之中，每个人都是以“公民”的身份出现的。在公民社会里，社会的结构由原来的“家庭—国家”二元结构转变为“家庭—公民社会—国家”三元结构。在社会结构变化的条件下，德性伦理已经越来越表现出它的局限性和狭隘性。随着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原先人们所基于的血缘、地缘亲情的可依赖性和可回报性变得不可预见了。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强烈冲击下，亲情伦理经常演化为“集体”寻租行为，甚至成为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工具。传统的德性伦理难以完全适应现代公共生活，是因为它过分强调个体的道德境界提升，却忽视了对公共规则和社会正义的制度保障。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在我国的实施，使公民道德建设开始从一种重内在的德性修养走向重制度化、契约化的规范约束。制度化规则是对社会道德“衰落倾向”的一种必然反应。［13］制度伦理通过一种契约和规范形式形成某种规则和程序，确保公民利益的对等性和公正性，使道德对社会公民生活的干预或影响变得可以操作、可以预期、可以持续。可以说，制度伦理是自主自治基础上的权利型正义伦理。然而，“社会基本制度体系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和冲突的首要条件，但却不是化解社会全部矛盾和冲突的充分条件。化解各种社会生活矛盾或利益冲突的充分条件是: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与合法有效地运作，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有效的规导与协调，公民个体美德的修养与自律。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才能真正全面、及时和有效地化解各种社会生活矛盾，使社会生活进入一种有序和谐的发展状态”。［14］制度伦理不关心人生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容易将道德工具化，导致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与此不同，德性伦理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还是一种冲突预防机制，这是因为德性伦理提倡利他，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相冲突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要求以国家利益为先。因此，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从功能上看，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关系，如果一个社会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对制度的供给需求会在一定范围内减少，由于制度伦理的约束，德性伦理将为人性的提升、良知的培养创造更大的空间。既然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合理性和缺陷，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两者的融合将是一种现实的选择。目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从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两个维度去确立一种社会有序的基本伦理范式:一方面，坚持德性的非功利化原则，保持其突出的义务性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制度伦理的辅正，加大制度规范对现代公民的行为约束，为全面提升其公民道德素养提供一个稳定有序、合乎人性的社会环境。

2．从强调先进性为主到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从建国之后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到改革开放之后弘扬的社会主义道德，直到本世纪的公民道德，反映出从强调先进性为主到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趋势。共产主义道德是以革命时代形成的无产阶级道德为历史基础，与共产主义道德相比，社会主义道德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更贴近实际生活。它保留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原则、大公无私等部分，作为对社会的先进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要求。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首先提倡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可见，社会主义道德既具有先进性的要求，又具有普适性的特点。应当说，建国之后所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对于提高中国人的道德境界，维护良好的社会风尚，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任何一个社会，必须有先进性道德存在的空间，否则人们在价值选择上就会迷失方向，社会中也将不再产生道德楷模，我们的社会将沦为一个平庸的社会。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建国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公民道德建设忽视了道德的层次性，只注意了先进性道德，忽视了广泛性道德。正是由于重先进不重视后进，重少数人的道德塑造而不重大多数人的道德要求，致使公民道德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民众的觉悟水平和中国的实际，陷入了先进性道德难以为继的窘境，由此产生了三个明显的危害:其一，造成了真高尚和假高尚的混淆。人们因为对假高尚行为、假模范人物有所怀疑，进而对真高尚行为、真模范人物也产生怀疑，甚至有人把社会舆论对于先进模范人物的宣传看成是对人的愚弄。这样，真正的道德楷模就难以起到影响人群、影响社会的作用。其二，造成了对高尚道德的心理漠视。由于社会上只有一种为先进分子所实行的道德，普通群众和后进群众没有可供参照的道德标准体系，因而只能以低下的道德境界和道德眼光去审视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要么对高尚者进行冷嘲热讽，要么利用高尚者的专门利人的行为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其三，造成了对共产主义道德本身的否定。当普通群众和后进群众认为先进的道德与自己距离遥远，可望而不可即，且不能有效地解决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时，先进的道德在他们的心中也就名存而实亡了。［15］为了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道德建设的层次性作出定位，并构建起涉及公民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完整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公民可以首先实践公民道德的一般要求，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进而实践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做一个先进的道德模范。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实际上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结合。黑格尔曾经这样阐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真实的理想并非应该是现实的，而乃是现实的，并且是唯一现实的东西。……如果一个理想太美妙了，以至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这个理想本身就必定有缺陷。”［16］公民道德建设就是引领人们由现实的此岸驶向理想彼岸的壮丽航程。

3．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为主、政府引导为辅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篇8

公民道德建设涉及方方面面，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必须和法制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使得这两者都能取得明显成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法治和德治必须相辅相成，相互凭借，才能相得益彰。

道德是人们根据社会发展和自身存在的需要而自发产生的，一般是不需要专门机构或人员来颁布的行为规范，也不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而只是依靠社会舆论督促和人们的自我约束来自觉实现。法律要求全体公民必须按照它的规定去做，违者将要受到处置。尽管如此，法律和道德又都是产生于同一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且，都必须为同一经济基础服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法律和道德，都产生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体现，也都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既然法律和道德是服务于同一经济基础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规范。因此，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社会人们的一部分行为，即违法行为，要依靠法律去调整；而社会人们的更多更加广泛的行为，却要依靠道德去调整。所以说，道德对一个社会的作用，更有它特殊的不可忽视的广泛作用。如果说一个国家道德风尚极好，这个国家的犯罪率一定是很低的。反之，一个国家的道德风尚极坏，那么，这个国家的犯罪率必然是居高不下的。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篇9

公民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以德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就如何发挥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努力为公民基本道德建设做贡献，谈点个人意见，不妥之处，请指正。

一、宗教道德与公民道德相协调，应当为公民道德建设做贡献

宗教道德是宗教中关于信徒行为规范的教义或信条，是为满足信仰需要，调整信仰和被信仰以及信仰者之间的行为规范。实际上宗教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宗教徒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宗教道德作为社会道德的组成部分，每时每刻都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目前，我国有五大宗教，信教群众上亿人，尽管各宗教信仰不同，但在全国性的宗教组织领导下，共同倡导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勤劳致富、扶贫救困、乐善好施等道德原则，其主旨与社会主义社会公民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对稳定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气，推动国家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其次，我国上亿信教群众作为国家的公民，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参与者。除了遵守社会公德，宗教道德对他们的行为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教众聚居地区，宗教道德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更为有力。再次，宗教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也是社会主义国家道德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当然其社会功能的性质如何，取决于为之服务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否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道德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生产力发展的。所以，宗教道德应当并且可以为公民道德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宗教道德与公民道德相适应，努力为公民道德建设做贡献

社会主义社会公民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公德，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基本规范等等，这些内容，我们宗教界都是十分赞成和拥护的。有些如佛教的“五戒十善”，道教的“十善”，伊斯兰教的“斋戒”，天主教、基督教的“十诫”中，所规范的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不可恋贪别人的妻子、财物等等内容，与社会主义社会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有相同之处。所以，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应该可以而且能够直接为社会公民道德建设做出贡献。其次，通过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信仰和心灵的感应，通过他们行善积德的实际行动，宗教道德对公民道德的建设还起着间接的作用。如我省成立的“五台山佛教功德慈善总会”就经常为社会和贫困人员实施救助，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和影响。第三，宗教道德与公民道德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他们能够与时俱进、相互促进，对社会和宗教自身进步同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宗教道德与公民道德相促进，自觉为公民道德建设做贡献

当前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各宗教的道德总体上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各宗教都在不断地根据时代的要求调整自己的道德要求，与进步了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和国家政策相结合、相促进，因而使宗教道德更好地发挥了其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各宗教都抛弃了不适应社会要求的陈规陋习，跟上了时代的前进步伐。例如，我国各宗教适时废除了宗教中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进而主张独立自主、民主办教，在党的宗教政策指引下，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取得了大家共睹的进步。2001年7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丁光训在我省考察时指出：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们宗教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生产力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基督徒所愿意看到的。我想其他宗教也有同感。希望我们五大宗教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进步，改变长期以来的一些旧思想、旧观念，好的要发扬，不好的应当抛弃。

公民道德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公民道德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培养的关键期是小学教育阶段。在小学阶段公民道德培养的方法主要有：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环境潜移默化法，树立权利意识法，重点时机培养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网络教育法，人际关系法；学校教育中的岗位服务法，课堂教育法，宣传引导法，创设情境法；家庭影响中的榜样启迪模仿法，劳动体验法。要想发挥这些方法的最好效果，还必须建构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

公民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既是人们行为的规范，反过来又是人们分析善恶的尺度、评价是非的标准。公民道德培养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全民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小学阶段是道德培养的最佳期。要培养小学生的公民道德习惯，也要使他们能区分善与恶、光荣与耻辱、诚实与虚伪等。如果错过教育培养的重要阶段，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一生，甚至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那么，具体应该怎样去培养小学生的公民道德?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最有效、最迅速地进行公民道德培养?笔者于2004年4月和7月对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3所小学的600余名学生进行了问卷测验和访谈测验。

一、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公民道德培养方法的探索

(一)自然环境

环境潜移默化法。小学生的生态和环保意识很强，教师和家长要抓住小学生本身具有的这一优点，对他们进行深化教育。问卷结果显示，39．6％的小学生认识到环境和生态问题应该引起人类的注意。43．8％的小学生表示要从自身做起。针对学生已达到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上的认识程度，应采取：

(1)利用课堂时间进行教育。例如，表演短剧《请关注大自然》。让小学生扮演森林中遭受伤害的动植物，并自编台词。让他们知道大自然的痛苦心声。(2)随时进行口头教育。(3)在学校或社区的宣传橱窗内设置环保专栏。(4)维护小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5)开展“绿色环保周”活动。(6)带领小学生走出大门，用城市已遭破坏的环境和美好的环境教育他们。(7)买一棵小树苗，和孩子一起种上，定期带孩子去照顾它，让孩子和小树苗一起长大。(8)经常带孩子到动物园，看到可爱的小动物，孩子会萌发怜爱之心。(9)多宣传环保的重要性，曝光破坏环境的人与事。(10)每一个人都要保护环境，加大管理力度，尽量不要让小学生看到破坏环境的丑恶现象。(11)组织环保和拯救大自然的志愿活动，吸引小学生参加。

(二)社会环境

1．树立权利意识法。长期以来，社会各方面对孩子的责任与义务的教育太过成功，大大忽视了对权利意识的培养。访谈结果显示，29．1％的小学生买到假冒伪劣商品不会要求退换。问卷结果显示，平均有78．6％的小学生在遇到问题时，会选择牺牲自己，取悦他人。为了弥补对权利教育的缺陷，追求权利和义务协调发展，应采取：(1)老师和家长利用媒体和周围发生的事情教育小学生。(2)生活中，大人以身作则，积极维护自我权利。(3)社会上的各因素各尽其职，激起小学生的权利意识。

2．重点时机培养法。各种重要的节日、纪念日，蕴藏着宝贵的道德教育资源。例如“五一”、“十二”；民间传统节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纪念日。问卷结果显示，在节日或自己的生日时，只有少数小学生愿意参加有意义的活动，大部分小学生只是在家里和父母过。建议老师和家长要带领小学生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活动，社会的相关部门也要多为小学生提供参与的机会，以增加他们对国家、对家乡、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热爱，陶冶道德情操。

3．爱国主义教育法。小学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问卷结果显示，80．1％的小学生对2002年中国足球出线怀有积极的态度，无论怎样，他们都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以此良好状态为基础，应采取：

(1)老师和家长要经常带小学生参观历史革命纪念馆等有教育意义的场所。(2)利用“七一”、“十一”等重要节日，开展活动。(3)老师在课堂上进行教育。例如，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让小学生说说祖国好在哪里。(4)学校宣传橱窗内设置“祖国好”专栏，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向小学生展示祖国的壮丽与秀美。(5)进行国旗、国徽、国歌的教育。(6)利用新近发生的国际大事教育小学生。

4．网络教育法。小学生很愿意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问卷结果显示，77．7％的小学生会进入网上道德论坛，也有12．4％的小学生只会关注，不会参与。仅有4．9％的小学生完全不感兴趣。

在网络上，小学生完全可以敞开心扉。这样，他们的有关公民道德的问题就便于解决。学校要有自己的电脑室、要定期让小学生上网、要有专门的老师经营论坛，并清理非法网站。老师和家长要鼓励小学生参与进去。

5．人际关系法。帮助、教育小学生处理好同学、师生、亲子、邻里关系。问卷结果显示，晾在外面的衣服被邻居弄脏，只有24．3％的小学生会去与邻居说理，化解此事。其他的选项，或争吵，或自己洗干净，或报复，都会对小学生产生不好的影响。具体培养方法如下：

(1)同学关系。1)在同学问出现矛盾时，老师正确对待，及时协调。2)平日里，大人讲述团结友爱的道理。3)老师之间、家长之间和睦相处。4)从小培养活泼、友善、合作等性格。5)家长注意孩子的细节问题。(2)师生关系、亲子关系。1)对小学生一视同仁，不偏不向。2)不责骂，不让孩子望而生畏。3)亲近小学生，与他们沟通。4)露出点本领，让他们因为佩服而喜欢你。(3)邻里关系。在生活中邻里之间要像一家人一样，互相帮助。这样，孩子在温暖的环境下成长，在人与人的友好交往中，他们会悟出许多道理，自己也会变得体贴、亲切、文明。

2．小学生对于健康与保健、法律知识的了解以及坚持性品质随年级的升高而增加和提高得十分缓慢。

这说明在相应的方法上施加的力度相当不够。各方面的教育力量要仔细琢磨培养的方法，提高重视程度，加大实施力度，弥补小学生这些方面的不足。

3．随着年级的升高，愿意利用节日和生日去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的小学生有大幅度增长，由16．2％上升到44．3％。虽然数字仍然没有过半，但是只要加强教育，我们要在活动中培养公民道德水平的目的不难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