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美学教育范文10篇

儿童美学教育范文篇1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学素养;儿童;艺术教育发展;影响;措施

一、培养儿童美学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儿童具有爱好模仿、探索的特点。在儿童模仿探索时期，往往因缺乏一定的是非观念而易被误导，若是儿童经常受到周围不良信息的干扰，缺乏正确的美学观念的指导，那么儿童人格的养成则易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儿童时期因审美素养的缺失与审美价值的扭曲，有可能会在今后的整个人生过程中出现审美低俗与暴力倾向，同时，也让儿童难以在生活成长过程中感受、接触各样各式的美。对处于儿童阶段的个体积极提升中国传统美学素养，能使其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健全的人格，获得正确的审美观念以致具备高雅的审美趣味。

二、美学素养概述

关于美学素养这一定义，不同的学者对其具有不同的观点。其中，张冬菊认为，所谓美学素养，即是由审美意识、审美情感、审美能力、审美价值观等多因素所构成的一种综合素质体系；张旭萍指出，美学素养主要由个体的审美观念、审美经验与审美创造行为三大维度来体现，其是个体在自然成熟与环境教育的影响下，通过审美活动所形成的认识美、体验美与创造美的能力；杜卫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美学素养由审美知识、审美意识与审美能力构成，其是个体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审美素质涵养。和谐之美、协调之美、中和之美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美学素养的精华。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认为“人和”即为社会美，道家思想对“天和”解读为自然美，佛家思想则认为“心和”即为心灵美。从中国传统美学角度来讲，“中和”是儒家的最高审美标准。孔子的一生，是很注重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孔子在做人方面的观点，他强调“中和”是君子的品德。对艺术创作领域的评论来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对《关雌》的评论，这其中即暗示了“中和之美”。

三、发展儿童艺术教育的意义

发展儿童艺术教育，并不是要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艺术家，而在于培养孩子优秀的人格和素养。艺术教育带给孩子的是创造力和想象力，区别于压榨童年、死搬硬套的填鸭式教育，释放孩子的天性。一直从事于中德幼儿艺术教育研究与开发的窦凤茹老师指出：艺术，不应是一堂堂课、一门门技能，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好、一种美妙的情绪体验。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山一水，一只只鲜活的动物，都形态各异，它们以抽象的点线面组合成一个个具象的形态，展示着各自的特点，构成自然界优美的乐章。艺术教育就是让孩子在学习与实践中对周围世界抽象或具象的物态进行形象感知和形象思维，让受教育者去主动观察和发现身边的审美元素，在对美的感知和感受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和熏陶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让孩子快乐地与艺术同行，领略艺术之美，形成更好的比较、联想和创造的能力，更强的表达和表现力。

四、美学素养对儿童艺术教育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美学素养在整个发展过程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与传承性，在开展中国传统美学素养培育的过程中，主要是围绕乐、诗、书、画四个方面所展开的，而中国传统美学素养对儿童艺术教育发展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中国古代，“乐”为陶情养性之本，也是教育的中心内容。在对儿童开展艺术教育的时候高度重视乐教，有助于儿童抒发自身的真情实感，使其性情得到良好的熏陶，并且还有利于儿童从中体会到美的韵味，使其思想意境得到极大的拓展，可以说，对儿童开展乐教能够帮助儿童构建起艺术欣赏的基本能力。（二）诗教也是对儿童开展中国传统美学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对儿童进行诗教的时候，让儿童通过反复研读诗人经过精细雕琢与千锤百炼的句子，引导其注意仔细体验蕴藏于诗句中的美的精神，如此有利于丰富儿童对诗歌作品蕴含的价值观进行理解和欣赏，并且还有利于加深儿童对真理的追求，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加深对美学的理解层次，提升儿童对诗歌、文学带来的美感的感知力，分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巩固美育基础。（三）书法与诗、乐是互为补充的艺术形式，毛笔书法不但能够抒发人类的情感，彰显趣味，提升素养，还能长期陶冶心灵。通过对儿童开展书法教育，能够提升儿童的审美水平，使孩子沉浸在书法的安静、祥和气氛中，在一撇一捺、一点一滴中体会笔法的美学意境，感受自然之道，流动之美，进而使自身的审美情操得到锻炼。

五、培育儿童中国传统美学素养的措施

（一）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教学为了有效培育儿童中国传统美学素养，教师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来不断丰富儿童的审美体验，比如说通过积极利用多媒体教学来创设情境，以此来实现强化学校审美教学活动的目的。比如说，在开展语文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加入一些相关的音乐元素；在组织儿童学习课文的时候，可以借助于音乐来促使学生对文章情感的体验与升华；在让学生朗读课文《沁园春•雪》的时候，可以配以激昂澎湃、大气磅礴的背景音乐，以此来形象地表达同志那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壮志；在学习《孔雀东南飞》一文的时候，可以给学生们播放一些唯美凄婉的背景音乐，借此来表达出情人之间那种“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生死别离之情；还可以在教学中熟练运用PPT、视频播放器等，从而达到既生动又形象地讲授音乐、舞蹈相关知识与形态的目的，多媒体教学以丰富多彩的画面和形式感让儿童学习兴趣更加浓厚，同时刻意加强儿童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提升学习效率。（二）合理评价、科学启发在培育儿童中国传统美学素养的过程中，教师还要注意做到合理评价与科学启发。具体而言，就是在开展儿童艺术教育的时候，需要巧妙的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精髓部分融合应用，结合儿童艺术教育思想，面对教学主题，给儿童启发、引导，在面对多种美的形态的时候，给儿童们提供广阔的创作自由，避免强制干涉，画地为牢。在对儿童创造艺术形式进行评价的过程中，教师应该以协调与和善的审美理念去赞美、鼓舞孩子们的创作自由，切勿凭借自身的主观审美趣味对儿童的审美喜好予以肆意的扼杀。（三）丰富教育内容可以说中国的传统美学素养很大程度上是蕴藏于中国的传统艺术里的，因此，教师在培育儿童的美学素养上可以更多的借助于中国的传统艺术，不拘泥于形式，不囿于内容。华夏五千年文明，传统艺术的种类浩如烟海，多种多样，如国画、建筑、书法、篆刻、壁画、雕刻、戏曲、舞蹈、音乐、诗词等，在历史的长河中都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教育者在过程中要积极筛选，挑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形式，通过提炼，融合儿童日常生活知识经验及认知水平，选择儿童易于接受的传统文化精髓内容，与儿童们一起欣赏，引导孩子们欣赏完后进行初步的解析，以兴趣爱好为出发点，循序渐进，做好系统的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培养孩子对艺术之美的感知，对艺术之谜的探索，为感知艺术的魅力打下良好基础。

六、结语

儿童的艺术教育越发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凸显其重要性，传承与发展是摆在每个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难题，如何以自发的和自然的方式引导儿童去快乐的创造艺术，释放儿童天然的、令人感动的活力和个性，培植好艺术素养的第一抔土壤，是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应时刻思考、修正并加以实践的，并应以中国传统美学素养为根基，引导儿童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展现个性，为儿童一生的人格、素养、审美的养成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陈欣.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儿童艺术教育发展的影响[J].大众文艺,2013,(01).

[2]成宇霞,周晓阳.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3]陈望衡.中华文化的美学智慧[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

[4]王田,李昌菊.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儿童艺术教育创新的意义[J].美术向导,2012,(03).

儿童美学教育范文篇2

关键词：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审美教育；性灵说

同良知体验审美论一样，良知体验艺术论是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具体展开。如果良知体验在审美论中着重主客体审美关系的话，那么在艺术论中就侧重于审美活动的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王阳明的艺术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对艺术的基本看法，二、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三、王阳明美学之地位。这充分凸现了良知说顺利贯彻的生命力。

一、王阳明对艺术的基本态度

像其他大儒学家一样，王阳明在道与文的关系上，注重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但不否认“文”的重要作用，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少的，而且是其良知说的内在要求，但他反对虚“文”，主张古乐与今之戏子的“相近”。

1．道(良知)与文(艺)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王阳明首先认为道对于文的主导作用，文就内在于道中。他说：“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②很明显，这里的“文”是依附于道的，若只为“文”，就会失道。在王阳明看来，“道即是良知”（第105页），是造化的精灵、生命之本体。从这个角度说，“文”一定要内在于道，否则就无“文”。同时，他也认为文(艺)是“义”（第100页），而“义即是良知”（第102页）。这里就有道即文或文即道的涵义，同时也隐涵着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深刻思想。这是内在于良知说的，是对当时伊朱理学的教条化和文坛上的复古主义极端形式主义的反动。实质上开启了性灵说的波澜。

然而，文与道毕竟不是简单的同一，“文”在许多时候不能达到其本然的“文”(即道)。这种“文”就是“虚文”，是有害于“道”(“文”之本体)的，也就不是真正的“文”或艺术。这种“虚文”是王阳明所反对的，因此，他认为：“天大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第7页）“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第32页），“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第8页）由此，他提出了他的诗言“道”说。他说：“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择地鸠材，经营成个区宅。据德却是经画已成，有可据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却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苟不志于道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第100页）这里，王阳明首先肯定了“艺”对人生的美化或积极作用（“美此区宅”）。同时，“艺”、“义”、“道”的内在统一，同是“调习此心”即致其知，使之熟于道。很明显，王阳明把道德情感内化为个体的审美心理，使人生审美化了，使艺术为人生服务。

王阳明认为，艺术内在于道，是“吾心”的情感抒发，是喜怒忧惧等情绪的表现，是人生之诗。他说：“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第254页）王阳明注意到了艺术的特殊规律——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不是隶属于某种社会目的的工具，而是要传达个体生命体验的情感。这是情与理的统一，是对孔子文质统一论的发展。

2．“古乐”与“今之戏子”

如前所述，王阳明及其良知说都是历史的产物。王阳明十分关注艺术与现实生活的统一，并提出了“古乐”与“今之戏子”相似即艺术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我们知道，明代中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都市不断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以戏曲、小说为主体的，供广大群众消费的市民文学蓬勃发展，并成为文学的主流。这对于供极少数贵族欣赏的古典诗文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这也是那些传统守旧的象牙之塔的书生所不愿看到的事情。因此，明代文坛，尤其是进入明中叶，为反抗粉饰太平，禁锢思想的“台阁体”，为挽救被日益壮大的市民文学所冲击而逐渐衰落的传统旧体文学，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拟古思潮。随之，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王阳明同时代的李梦阳、何景明就是高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进行复古的，但他们的复古不是对传统艺术精神的真正继承，而只是追求一种与古乐貌似神离的重格调法式的纯形式的摹拟，脱离现实生活，不关注广大群众的需求，以致走人拟古不化的境地(当然，李氏在晚年见到王叔武的“真诗乃在民间”③时，有些醒悟)。针对此种时弊，王阳明反对“虚文”，强调诗乐是“吾习”

之外化和显现。从而强调既重视对古乐的继承，又注重当时出现的“今之戏子”的创新，并认为“古乐”与“今之戏子”的内在精神是统一的，都是“吾心”之显现。《传习录》有一段文字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未达，请问。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第113页）

这段文字，许多论者认为是复古乐，我不敢苟同。从整段文字及其良知说精神来看，王阳明在这里当是强调继承(古乐可复)与创新(今之戏子)的关系。他认为继承古乐是指继承中国古代的艺术精神实质——自孔孟以来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本色，促使社会“合同”(见荀子《乐论》)与礼并用。但又反对照搬古乐的形式而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习气，提倡今之戏子，这也就是王阳明既不同于宋儒又不同于明代复古主义的根本之点。他的这种艺术观在其艺术创作实践中获得很大的成功。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才认为古乐与今之戏子意思相近。这与他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是相类的，因此，也只有创新才会有“《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这是其一。其二，正是古乐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或改造，才使它们注入了特定时代审美者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等新的血液如《韶》之九成，《武》之九变；才使它们更关涉民俗风化，大放光彩，为人熟知。今之戏子就是新时代的《韶》、《武》。其三，对于“今之戏子”中出现的有伤民俗，只注重形式改革而不关心民俗风化的贵族艺术习气，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即“破心中贼”、“去人欲”(“人欲”实指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而非劳动人民正常需要的吃、喝、住等)。他认为“今之戏子”中的“妖淫词调”要去掉。“妖淫词调”是指那种伤人伦、败风俗之辞(虚文、人欲)。从历史上看，对于“妖淫词调”哪个社会都是反对、禁止的。何况当时文坛有从雅到俗的趋向。在这一趋向中，“俗”有时是庸俗的，低级趣味的，纯感官满足的代称，这是有害于社会，有害于作为类存在的“人”的发展的。这样的东西不可能化民善俗，理当大加反对。为了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他认为要以那些能给人向上的美好的东西(“忠臣孝子故事”之类)来取代“妖淫词调”，使民俗反朴还淳。其四，王阳明认为如果有这种健康活泼的“今之戏子”，就会使“古乐渐次可复”，“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艺术也就更有其生命力。

二、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

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主要内容是“圣人”境界，即个体感性与社会理性的高度统一。这也就是审美境界。良知体验是这种境界获得的过程，而艺术活动是这种良知体验的具体实施。在这一活动中，使自在的人转变为具有审美能力的主体。所以审美教育就成了良知体验美学的落脚点。如果说审美体验是以个体的内在心灵沟通方式来追求审美境界的话，那么，审美教育则以社会的外在的相互间的潜移默化形式达到审美境界。

依王阳明的良知说而言，圣人境界(良知)是人人同具的，本然的，潜在的，但毕竟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现实的。这就要去追求和实现。艺术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就此，王阳明从对儿童进行审美教育人手，提出很多有益的观点。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第87页），中，王阳明对其审美教育的基本思想作了较为集中的表述，现分述之。

首先，王阳明针对当时教育中出现的弊端，说：“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人，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也?”（第88页）这就是说：从事教育的人，每天只知道督促学生读书写字，要求他们规规矩矩，而不知道用“礼”去引导；要求他们聪明，又不知用和善的方法去教养他们。教师用鞭子抽，绳索捆，把学生像囚犯一样对待，这样学生也就把学校视为监狱而不愿上学，把老师看作仇敌而不愿见面，为了嬉戏玩耍只有躲藏掩蔽，这样，学生顽皮捣蛋，说谎骗人，品德变坏，日趋下流。一方面驱使学生去做坏事，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成为好人，这可能吗?

其次，王阳明指出，古代教育，是“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的习惯形成后，先王的教育衰亡了，他认为，今天教育儿童，应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门任务，栽培涵养的方法“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第87页）。而“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怎么能知道古人立教之意呢?由此，王阳明认为儿童教育重在“教以人伦”，而“人伦”的形成，在于审美教育。审美教育在王阳明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歌诗”、“习礼”、“读书”。

再次，王阳明对“歌诗”、“习礼”、“读书”三方面的特点和功能作了具体说明：

第一，“歌诗”。他说：“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第88页）这就是说“歌诗”不但能表达发挥儿童内在志气意向，还能通过咏歌的音韵节奏使儿童“跳号呼啸”的意趣和“幽抑结滞”的情感得以宣泄。这充分说明王阳明对文学艺术的特点及其对儿童的审美教育作用，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第二，“习礼”。他说：“导之以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第88页）“习礼”不但能够使儿童仪表端庄，还能够通过“周旋揖让”、“拜起屈伸”的熟练动作，使儿童活动血脉，坚固筋骨。实际上，在古代文化中“礼”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审美意味，同时还有体育作用。这说明王阳明对美育与体育的联系也有一定的认识。

第三，“读书”。他说：“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第88页）读书不但能够开发儿童的“知觉”能力，还能通过“沉潜反复”、“抑扬讽诵”的朗读，使儿童心机灵敏而有志向。这说明王阳明对朗读所起的增长智力、陶冶性情的作用有所认识。

第四，以上三方面的共同目的是通过良知体验以达到“中和而不知故”的审美境界。王阳明说：“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第88页）这说明王阳明对审美教育的特点和方法有较深刻的认识。

最后，王阳明对审美教育作用的认识，主要还在于他对儿童的心理生理特征有很深入的

了解，而这一点是审美教育得以顺利实施的主观条件或基础，更是良知体验的前提。他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第88页）王阳明这种尊重儿童性情，反对摧残儿童性情的教育方法，对我们当今也同样具有积极作用。

从以上论述可知：王阳明对审美教育的重视主要目的是召唤人的主体意识，凸现个体生命的价值，使个体人不为整体人所吞没。达到“为己”和“无我”的“有无”境界即圣人境界。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艺术论，从道、文内在于良知出发，强调艺术应直抒胸臆，注重艺术的创新，重视艺术的审美教育对其良知体验美学所起的作用。

三、王阳明之美学地位

王阳明美学，是以圣人境界为主要内容，以良知体验为核心的良知体验美学，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和超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集大成者，对明清之际和近代中国的文艺思潮有一定影响。如前所述，依王阳明理解，良知(圣人，天人合一)是“无我”与“有我”的统一(即有无之境)，是道德与超道德的统一，是宇宙生命的本体。美与丑也只有在能否充分显现个体生命的“良知”时，才可辨认，而这个个体又是与宇宙万物合一(与万物一体)不可间隔的，“我”的生命通过世界天地万物的运作而呈现。世界万物的意义也只有通过“我”的良知体验才能昭示，我和世界才能同一，美的真义才能“存在”。

正是这种对个体生命重视的美学思想，对后来艺术思潮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尤其是“性灵说”。我这里所说的性灵说是广义的，包括诗论、画论、曲论等强调抒发个体情性的理论。

这一理论是对明中以前尤其是宋代以来的那种压制个体的所谓“正统”思想的反动。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徐渭、唐顺之、公安三袁、李贽、汤显祖、董其昌、石涛、袁枚、龚自珍、王国维。正是这一连串彪炳史册的人物，使中国美学由古典走向近代，走向未来的。而他们正是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展开或发展。

首先，“性灵”一词的概念就与良知说有关。稍后于王阳明的明代文论家屠隆在其《刘鲁桥先生文集序》中指出：“夫万物之灵，人，于万物之为尤灵者道也。匪道则块然之形出。物之无情者则无灵，……余姚王先生则揭良知以示学者，学者如披云雾而见青天。夫良知者，人心之灵明也。”也就是说人为万物之灵，其所以灵在于道，道即良知，而良知即人心中之灵明，由此而知良知是性灵的本体，性灵的特点都内在于良知。

明代中后期到清初的文艺美学主潮是直接承续心学传统的。清代中期以袁枚为代表再度高唱“性灵”，这实际上也是王阳明心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在此自然不用赘述。历史进入近代，王国维建构了著名的“境界说”。强调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为出发点，还强调“不失赤子之心”对词人的重要，甚至认为“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均见《人间词话》)，这可以说是王阳明良知说的复活。当然，王国维是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点上对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更高水平的推进。到了“五四”，一大批赤子更是“唯我”、“写我”，为“真情”献身，使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迈进。

总之，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昭承先秦中国美学传统，开启了延续几百年的转型时期的美学思潮之波澜。

注释：

①原载《武汉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又见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00年第8期）

儿童美学教育范文篇3

关键词：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审美教育；性灵说

同良知体验审美论一样，良知体验艺术论是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具体展开。如果良知体验在审美论中着重主客体审美关系的话，那么在艺术论中就侧重于审美活动的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王阳明的艺术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对艺术的基本看法，二、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三、王阳明美学之地位。这充分凸现了良知说顺利贯彻的生命力。

一、王阳明对艺术的基本态度

像其他大儒学家一样，王阳明在道与文的关系上，注重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但不否认“文”的重要作用，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少的，而且是其良知说的内在要求，但他反对虚“文”，主张古乐与今之戏子的“相近”。

1．道(良知)与文(艺)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王阳明首先认为道对于文的主导作用，文就内在于道中。他说：“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②很明显，这里的“文”是依附于道的，若只为“文”，就会失道。在王阳明看来，“道即是良知”（第105页），是造化的精灵、生命之本体。从这个角度说，“文”一定要内在于道，否则就无“文”。同时，他也认为文(艺)是“义”（第100页），而“义即是良知”（第102页）。这里就有道即文或文即道的涵义，同时也隐涵着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深刻思想。这是内在于良知说的，是对当时伊朱理学的教条化和文坛上的复古主义极端形式主义的反动。实质上开启了性灵说的波澜。

然而，文与道毕竟不是简单的同一，“文”在许多时候不能达到其本然的“文”(即道)。这种“文”就是“虚文”，是有害于“道”(“文”之本体)的，也就不是真正的“文”或艺术。这种“虚文”是王阳明所反对的，因此，他认为：“天大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第7页）“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第32页），“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第8页）由此，他提出了他的诗言“道”说。他说：“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择地鸠材，经营成个区宅。据德却是经画已成，有可据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却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苟不志于道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第100页）这里，王阳明首先肯定了“艺”对人生的美化或积极作用（“美此区宅”）。同时，“艺”、“义”、“道”的内在统一，同是“调习此心”即致其知，使之熟于道。很明显，王阳明把道德情感内化为个体的审美心理，使人生审美化了，使艺术为人生服务。

王阳明认为，艺术内在于道，是“吾心”的情感抒发，是喜怒忧惧等情绪的表现，是人生之诗。他说：“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第254页）王阳明注意到了艺术的特殊规律——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不是隶属于某种社会目的的工具，而是要传达个体生命体验的情感。这是情与理的统一，是对孔子文质统一论的发展。

2．“古乐”与“今之戏子”

如前所述，王阳明及其良知说都是历史的产物。王阳明十分关注艺术与现实生活的统一，并提出了“古乐”与“今之戏子”相似即艺术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我们知道，明代中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都市不断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以戏曲、小说为主体的，供广大群众消费的市民文学蓬勃发展，并成为文学的主流。这对于供极少数贵族欣赏的古典诗文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这也是那些传统守旧的象牙之塔的书生所不愿看到的事情。因此，明代文坛，尤其是进入明中叶，为反抗粉饰太平，禁锢思想的“台阁体”，为挽救被日益壮大的市民文学所冲击而逐渐衰落的传统旧体文学，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拟古思潮。随之，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王阳明同时代的李梦阳、何景明就是高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进行复古的，但他们的复古不是对传统艺术精神的真正继承，而只是追求一种与古乐貌似神离的重格调法式的纯形式的摹拟，脱离现实生活，不关注广大群众的需求，以致走人拟古不化的境地(当然，李氏在晚年见到王叔武的“真诗乃在民间”③时，有些醒悟)。针对此种时弊，王阳明反对“虚文”，强调诗乐是“吾习”

之外化和显现。从而强调既重视对古乐的继承，又注重当时出现的“今之戏子”的创新，并认为“古乐”与“今之戏子”的内在精神是统一的，都是“吾心”之显现。《传习录》有一段文字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未达，请问。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第113页）

这段文字，许多论者认为是复古乐，我不敢苟同。从整段文字及其良知说精神来看，王阳明在这里当是强调继承(古乐可复)与创新(今之戏子)的关系。他认为继承古乐是指继承中国古代的艺术精神实质——自孔孟以来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本色，促使社会“合同”(见荀子《乐论》)与礼并用。但又反对照搬古乐的形式而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习气，提倡今之戏子，这也就是王阳明既不同于宋儒又不同于明代复古主义的根本之点。他的这种艺术观在其艺术创作实践中获得很大的成功。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才认为古乐与今之戏子意思相近。这与他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是相类的，因此，也只有创新才会有“《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这是其一。其二，正是古乐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或改造，才使它们注入了特定时代审美者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等新的血液如《韶》之九成，《武》之九变；才使它们更关涉民俗风化，大放光彩，为人熟知。今之戏子就是新时代的《韶》、《武》。其三，对于“今之戏子”中出现的有伤民俗，只注重形式改革而不关心民俗风化的贵族艺术习气，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即“破心中贼”、“去人欲”(“人欲”实指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而?抢投嗣裾P枰某浴⒑取⒆〉?。他认为“今之戏子”中的“妖淫词调”要去掉。“妖淫词调”是指那种伤人伦、败风俗之辞(虚文、人欲)。从历史上看，对于“妖淫词调”哪个社会都是反对、禁止的。何况当时文坛有从雅到俗的趋向。在这一趋向中，“俗”有时是庸俗的，低级趣味的，纯感官满足的代称，这是有害于社会，有害于作为类存在的“人”的发展的。这样的东西不可能化民善俗，理当大加反对。为了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他认为要以那些能给人向上的美好的东西(“忠臣孝子故事”之类)来取代“妖淫词调”，使民俗反朴还淳。其四，王阳明认为如果有这种健康活泼的“今之戏子”，就会使“古乐渐次可复”，“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艺术也就更有其生命力。

二、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

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主要内容是“圣人”境界，即个体感性与社会理性的高度统一。这也就是审美境界。良知体验是这种境界获得的过程，而艺术活动是这种良知体验的具体实施。在这一活动中，使自在的人转变为具有审美能力的主体。所以审美教育就成了良知体验美学的落脚点。如果说审美体验是以个体的内在心灵沟通方式来追求审美境界的话，那么，审美教育则以社会的外在的相互间的潜移默化形式达到审美境界。

依王阳明的良知说而言，圣人境界(良知)是人人同具的，本然的，潜在的，但毕竟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现实的。这就要去追求和实现。艺术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就此，王阳明从对儿童进行审美教育人手，提出很多有益的观点。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第87页），中，王阳明对其审美教育的基本思想作了较为集中的表述，现分述之。

首先，王阳明针对当时教育中出现的弊端，说：“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人，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也?”（第88页）这就是说：从事教育的人，每天只知道督促学生读书写字，要求他们规规矩矩，而不知道用“礼”去引导；要求他们聪明，又不知用和善的方法去教养他们。教师用鞭子抽，绳索捆，把学生像囚犯一样对待，这样学生也就把学校视为监狱而不愿上学，把老师看作仇敌而不愿见面，为了嬉戏玩耍只有躲藏掩蔽，这样，学生顽皮捣蛋，说谎骗人，品德变坏，日趋下流。一方面驱使学生去做坏事，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成为好人，这可能吗?

其次，王阳明指出，古代教育，是“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的习惯形成后，先王的教育衰亡了，他认为，今天教育儿童，应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门任务，栽培涵养的方法“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第87页）。而“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怎么能知道古人立教之意呢?由此，王阳明认为儿童教育重在“教以人伦”，而“人伦”的形成，在于审美教育。审美教育在王阳明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歌诗”、“习礼”、“读书”。

再次，王阳明对“歌诗”、“习礼”、“读书”三方面的特点和功能作了具体说明：

第一，“歌诗”。他说：“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第88页）这就是说“歌诗”不但能表达发挥儿童内在志气意向，还能通过咏歌的音韵节奏使儿童“跳号呼啸”的意趣和“幽抑结滞”的情感得以宣泄。这充分说明王阳明对文学艺术的特点及其对儿童的审美教育作用，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二，“习礼”。他说：“导之以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第88页）“习礼”不但能够使儿童仪表端庄，还能够通过“周旋揖让”、“拜起屈伸”的熟练动作，使儿童活动血脉，坚固筋骨。实际上，在古代文化中“礼”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审美意味，同时还有体育作用。这说明王阳明对美育与体育的联系也有一定的认识。

第三，“读书”。他说：“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第88页）读书不但能够开发儿童的“知觉”能力，还能通过“沉潜反复”、“抑扬讽诵”的朗读，使儿童心机灵敏而有志向。这说明王阳明对朗读所起的增长智力、陶冶性情的作用有所认识。

第四，以上三方面的共同目的是通过良知体验以达到“中和而不知故”的审美境界。王阳明说：“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第88页）这说明王阳明对审美教育的特点和方法有较深刻的认识。

最后，王阳明对审美教育作用的认识，主要还在于他对儿童的心理生理特征有很深入的

了解，而这一点是审美教育得以顺利实施的主观条件或基础，更是良知体验的前提。他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第88页）王阳明这种尊重儿童性情，反对摧残儿童性情的教育方法，对我们当今也同样具有积极作用。

从以上论述可知：王阳明对审美教育的重视主要目的是召唤人的主体意识，凸现个体生命的价值，使个体人不为整体人所吞没。达到“为己”和“无我”的“有无”境界即圣人境界。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艺术论，从道、文内在于良知出发，强调艺术应直抒胸臆，注重艺术的创新，重视艺术的审美教育对其良知体验美学所起的作用。

三、王阳明之美学地位

王阳明美学，是以圣人境界为主要内容，以良知体验为核心的良知体验美学，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和超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集大成者，对明清之际和近代中国的文艺思潮有一定影响。如前所述，依王阳明理解，良知(圣人，天人合一)是“无我”与“有我”的统一(即有无之境)，是道德与超道德的统一，是宇宙生命的本体。美与丑也只有在能否充分显现个体生命的“良知”时，才可辨认，而这个个体又是与宇宙万物合一(与万物一体)不可间隔的，“我”的生命通过世界天地万物的运作而呈现。世界万物的意义也只有通过“我”的良知体验才能昭示，我和世界才能同一，美的真义才能“存在”。

正是这种对个体生命重视的美学思想，对后来艺术思潮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尤其是“性灵说”。我这里所说的性灵说是广义的，包括诗论、画论、曲论等强调抒发个体情性的理论。

这一理论是对明中以前尤其是宋代以来的那种压制个体的所谓“正统”思想的反动。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徐渭、唐顺之、公安三袁、李贽、汤显祖、董其昌、石涛、袁枚、龚自珍、王国维。正是这一连串彪炳史册的人物，使中国美学由古典走向近代，走向未来的。而他们正是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展开或发展。

首先，“性灵”一词的概念就与良知说有关。稍后于王阳明的明代文论家屠隆在其《刘鲁桥先生文集序》中指出：“夫万物之灵，人，于万物之为尤灵者道也。匪道则块然之形出。物之无情者则无灵，……余姚王先生则揭良知以示学者，学者如披云雾而见青天。夫良知者，人心之灵明也。”也就是说人为万物之灵，其所以灵在于道，道即良知，而良知即人心中之灵明，由此而知良知是性灵的本体，性灵的特点都内在于良知。

明代中后期到清初的文艺美学主潮是直接承续心学传统的。清代中期以袁枚为代表再度高唱“性灵”，这实际上也是王阳明心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在此自然不用赘述。历史进入近代，王国维建构了著名的“境界说”。强调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为出发点，还强调“不失赤子之心”对词人的重要，甚至认为“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均见《人间词话》)，这可以说是王阳明良知说的复活。当然，王国维是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点上对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更高水平的推进。到了“五四”，一大批赤子更是“唯我”、“写我”，为“真情”献身，使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迈进。

总之，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昭承先秦中国美学传统，开启了延续几百年的转型时期的美学思潮之波澜。

注释：

①原载《武汉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又见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00年第8期）

儿童美学教育范文篇4

关键词：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审美教育；性灵说

同良知体验审美论一样，良知体验艺术论是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具体展开。如果良知体验在审美论中着重主客体审美关系的话，那么在艺术论中就侧重于审美活动的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王阳明的艺术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对艺术的基本看法，二、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三、王阳明美学之地位。这充分凸现了良知说顺利贯彻的生命力。

一、王阳明对艺术的基本态度

像其他大儒学家一样，王阳明在道与文的关系上，注重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但不否认“文”的重要作用，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少的，而且是其良知说的内在要求，但他反对虚“文”，主张古乐与今之戏子的“相近”。

1．道(良知)与文(艺)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王阳明首先认为道对于文的主导作用，文就内在于道中。他说：“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②很明显，这里的“文”是依附于道的，若只为“文”，就会失道。在王阳明看来，“道即是良知”（第105页），是造化的精灵、生命之本体。从这个角度说，“文”一定要内在于道，否则就无“文”。同时，他也认为文(艺)是“义”（第100页），而“义即是良知”（第102页）。这里就有道即文或文即道的涵义，同时也隐涵着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深刻思想。这是内在于良知说的，是对当时伊朱理学的教条化和文坛上的复古主义极端形式主义的反动。实质上开启了性灵说的波澜。

然而，文与道毕竟不是简单的同一，“文”在许多时候不能达到其本然的“文”(即道)。这种“文”就是“虚文”，是有害于“道”(“文”之本体)的，也就不是真正的“文”或艺术。这种“虚文”是王阳明所反对的，因此，他认为：“天大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第7页）“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第32页），“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第8页）由此，他提出了他的诗言“道”说。他说：“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择地鸠材，经营成个区宅。据德却是经画已成，有可据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却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苟不志于道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第100页）这里，王阳明首先肯定了“艺”对人生的美化或积极作用（“美此区宅”）。同时，“艺”、“义”、“道”的内在统一，同是“调习此心”即致其知，使之熟于道。很明显，王阳明把道德情感内化为个体的审美心理，使人生审美化了，使艺术为人生服务。

王阳明认为，艺术内在于道，是“吾心”的情感抒发，是喜怒忧惧等情绪的表现，是人生之诗。他说：“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第254页）王阳明注意到了艺术的特殊规律——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不是隶属于某种社会目的的工具，而是要传达个体生命体验的情感。这是情与理的统一，是对孔子文质统一论的发展。

2．“古乐”与“今之戏子”

如前所述，王阳明及其良知说都是历史的产物。王阳明十分关注艺术与现实生活的统一，并提出了“古乐”与“今之戏子”相似即艺术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我们知道，明代中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都市不断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以戏曲、小说为主体的，供广大群众消费的市民文学蓬勃发展，并成为文学的主流。这对于供极少数贵族欣赏的古典诗文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这也是那些传统守旧的象牙之塔的书生所不愿看到的事情。因此，明代文坛，尤其是进入明中叶，为反抗粉饰太平，禁锢思想的“台阁体”，为挽救被日益壮大的市民文学所冲击而逐渐衰落的传统旧体文学，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拟古思潮。随之，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王阳明同时代的李梦阳、何景明就是高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进行复古的，但他们的复古不是对传统艺术精神的真正继承，而只是追求一种与古乐貌似神离的重格调法式的纯形式的摹拟，脱离现实生活，不关注广大群众的需求，以致走人拟古不化的境地(当然，李氏在晚年见到王叔武的“真诗乃在民间”③时，有些醒悟)。针对此种时弊，王阳明反对“虚文”，强调诗乐是“吾习”

之外化和显现。从而强调既重视对古乐的继承，又注重当时出现的“今之戏子”的创新，并认为“古乐”与“今之戏子”的内在精神是统一的，都是“吾心”之显现。《传习录》有一段文字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未达，请问。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第113页）

这段文字，许多论者认为是复古乐，我不敢苟同。从整段文字及其良知说精神来看，王阳明在这里当是强调继承(古乐可复)与创新(今之戏子)的关系。他认为继承古乐是指继承中国古代的艺术精神实质——自孔孟以来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本色，促使社会“合同”(见荀子《乐论》)与礼并用。但又反对照搬古乐的形式而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习气，提倡今之戏子，这也就是王阳明既不同于宋儒又不同于明代复古主义的根本之点。他的这种艺术观在其艺术创作实践中获得很大的成功。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才认为古乐与今之戏子意思相近。这与他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是相类的，因此，也只有创新才会有“《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这是其一。其二，正是古乐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或改造，才使它们注入了特定时代审美者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等新的血液如《韶》之九成，《武》之九变；才使它们更关涉民俗风化，大放光彩，为人熟知。今之戏子就是新时代的《韶》、《武》。其三，对于“今之戏子”中出现的有伤民俗，只注重形式改革而不关心民俗风化的贵族艺术习气，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即“破心中贼”、“去人欲”(“人欲”实指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而?抢投嗣裾P枰某浴⒑取⒆〉?。他认为“今之戏子”中的“妖淫词调”要去掉。“妖淫词调”是指那种伤人伦、败风俗之辞(虚文、人欲)。从历史上看，对于“妖淫词调”哪个社会都是反对、禁止的。何况当时文坛有从雅到俗的趋向。在这一趋向中，“俗”有时是庸俗的，低级趣味的，纯感官满足的代称，这是有害于社会，有害于作为类存在的“人”的发展的。这样的东西不可能化民善俗，理当大加反对。为了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他认为要以那些能给人向上的美好的东西(“忠臣孝子故事”之类)来取代“妖淫词调”，使民俗反朴还淳。其四，王阳明认为如果有这种健康活泼的“今之戏子”，就会使“古乐渐次可复”，“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艺术也就更有其生命力。

二、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

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主要内容是“圣人”境界，即个体感性与社会理性的高度统一。这也就是审美境界。良知体验是这种境界获得的过程，而艺术活动是这种良知体验的具体实施。在这一活动中，使自在的人转变为具有审美能力的主体。所以审美教育就成了良知体验美学的落脚点。如果说审美体验是以个体的内在心灵沟通方式来追求审美境界的话，那么，审美教育则以社会的外在的相互间的潜移默化形式达到审美境界。

依王阳明的良知说而言，圣人境界(良知)是人人同具的，本然的，潜在的，但毕竟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现实的。这就要去追求和实现。艺术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就此，王阳明从对儿童进行审美教育人手，提出很多有益的观点。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第87页），中，王阳明对其审美教育的基本思想作了较为集中的表述，现分述之。

首先，王阳明针对当时教育中出现的弊端，说：“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人，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也?”（第88页）这就是说：从事教育的人，每天只知道督促学生读书写字，要求他们规规矩矩，而不知道用“礼”去引导；要求他们聪明，又不知用和善的方法去教养他们。教师用鞭子抽，绳索捆，把学生像囚犯一样对待，这样学生也就把学校视为监狱而不愿上学，把老师看作仇敌而不愿见面，为了嬉戏玩耍只有躲藏掩蔽，这样，学生顽皮捣蛋，说谎骗人，品德变坏，日趋下流。一方面驱使学生去做坏事，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成为好人，这可能吗?

其次，王阳明指出，古代教育，是“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的习惯形成后，先王的教育衰亡了，他认为，今天教育儿童，应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门任务，栽培涵养的方法“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第87页）。而“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怎么能知道古人立教之意呢?由此，王阳明认为儿童教育重在“教以人伦”，而“人伦”的形成，在于审美教育。审美教育在王阳明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歌诗”、“习礼”、“读书”。

再次，王阳明对“歌诗”、“习礼”、“读书”三方面的特点和功能作了具体说明：

第一，“歌诗”。他说：“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第88页）这就是说“歌诗”不但能表达发挥儿童内在志气意向，还能通过咏歌的音韵节奏使儿童“跳号呼啸”的意趣和“幽抑结滞”的情感得以宣泄。这充分说明王阳明对文学艺术的特点及其对儿童的审美教育作用，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第二，“习礼”。他说：“导之以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第88页）“习礼”不但能够使儿童仪表端庄，还能够通过“周旋揖让”、“拜起屈伸”的熟练动作，使儿童活动血脉，坚固筋骨。实际上，在古代文化中“礼”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审美意味，同时还有体育作用。这说明王阳明对美育与体育的联系也有一定的认识。

第三，“读书”。他说：“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第88页）读书不但能够开发儿童的“知觉”能力，还能通过“沉潜反复”、“抑扬讽诵”的朗读，使儿童心机灵敏而有志向。这说明王阳明对朗读所起的增长智力、陶冶性情的作用有所认识。

第四，以上三方面的共同目的是通过良知体验以达到“中和而不知故”的审美境界。王阳明说：“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第88页）这说明王阳明对审美教育的特点和方法有较深刻的认识。

最后，王阳明对审美教育作用的认识，主要还在于他对儿童的心理生理特征有很深入的

了解，而这一点是审美教育得以顺利实施的主观条件或基础，更是良知体验的前提。他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第88页）王阳明这种尊重儿童性情，反对摧残儿童性情的教育方法，对我们当今也同样具有积极作用。

从以上论述可知：王阳明对审美教育的重视主要目的是召唤人的主体意识，凸现个体生命的价值，使个体人不为整体人所吞没。达到“为己”和“无我”的“有无”境界即圣人境界。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艺术论，从道、文内在于良知出发，强调艺术应直抒胸臆，注重艺术的创新，重视艺术的审美教育对其良知体验美学所起的作用。

三、王阳明之美学地位

王阳明美学，是以圣人境界为主要内容，以良知体验为核心的良知体验美学，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和超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集大成者，对明清之际和近代中国的文艺思潮有一定影响。如前所述，依王阳明理解，良知(圣人，天人合一)是“无我”与“有我”的统一(即有无之境)，是道德与超道德的统一，是宇宙生命的本体。美与丑也只有在能否充分显现个体生命的“良知”时，才可辨认，而这个个体又是与宇宙万物合一(与万物一体)不可间隔的，“我”的生命通过世界天地万物的运作而呈现。世界万物的意义也只有通过“我”的良知体验才能昭示，我和世界才能同一，美的真义才能“存在”。

正是这种对个体生命重视的美学思想，对后来艺术思潮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尤其是“性灵说”。我这里所说的性灵说是广义的，包括诗论、画论、曲论等强调抒发个体情性的理论。

这一理论是对明中以前尤其是宋代以来的那种压制个体的所谓“正统”思想的反动。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徐渭、唐顺之、公安三袁、李贽、汤显祖、董其昌、石涛、袁枚、龚自珍、王国维。正是这一连串彪炳史册的人物，使中国美学由古典走向近代，走向未来的。而他们正是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展开或发展。

首先，“性灵”一词的概念就与良知说有关。稍后于王阳明的明代文论家屠隆在其《刘鲁桥先生文集序》中指出：“夫万物之灵，人，于万物之为尤灵者道也。匪道则块然之形出。物之无情者则无灵，……余姚王先生则揭良知以示学者，学者如披云雾而见青天。夫良知者，人心之灵明也。”也就是说人为万物之灵，其所以灵在于道，道即良知，而良知即人心中之灵明，由此而知良知是性灵的本体，性灵的特点都内在于良知。

明代中后期到清初的文艺美学主潮是直接承续心学传统的。清代中期以袁枚为代表再度高唱“性灵”，这实际上也是王阳明心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在此自然不用赘述。历史进入近代，王国维建构了著名的“境界说”。强调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为出发点，还强调“不失赤子之心”对词人的重要，甚至认为“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均见《人间词话》)，这可以说是王阳明良知说的复活。当然，王国维是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点上对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更高水平的推进。到了“五四”，一大批赤子更是“唯我”、“写我”，为“真情”献身，使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迈进。

总之，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昭承先秦中国美学传统，开启了延续几百年的转型时期的美学思潮之波澜。

注释：

①原载《武汉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又见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00年第8期）

儿童美学教育范文篇5

关键词：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审美教育；性灵说

同良知体验审美论一样，良知体验艺术论是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具体展开。如果良知体验在审美论中着重主客体审美关系的话，那么在艺术论中就侧重于审美活动的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王阳明的艺术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对艺术的基本看法，二、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三、王阳明美学之地位。这充分凸现了良知说顺利贯彻的生命力。

一、王阳明对艺术的基本态度

像其他大儒学家一样，王阳明在道与文的关系上，注重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但不否认“文”的重要作用，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少的，而且是其良知说的内在要求，但他反对虚“文”，主张古乐与今之戏子的“相近”。

1．道(良知)与文(艺)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王阳明首先认为道对于文的主导作用，文就内在于道中。他说：“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②很明显，这里的“文”是依附于道的，若只为“文”，就会失道。在王阳明看来，“道即是良知”（第105页），是造化的精灵、生命之本体。从这个角度说，“文”一定要内在于道，否则就无“文”。同时，他也认为文(艺)是“义”（第100页），而“义即是良知”（第102页）。这里就有道即文或文即道的涵义，同时也隐涵着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深刻思想。这是内在于良知说的，是对当时伊朱理学的教条化和文坛上的复古主义极端形式主义的反动。实质上开启了性灵说的波澜。

然而，文与道毕竟不是简单的同一，“文”在许多时候不能达到其本然的“文”(即道)。这种“文”就是“虚文”，是有害于“道”(“文”之本体)的，也就不是真正的“文”或艺术。这种“虚文”是王阳明所反对的，因此，他认为：“天大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第7页）“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第32页），“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第8页）由此，他提出了他的诗言“道”说。他说：“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择地鸠材，经营成个区宅。据德却是经画已成，有可据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却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苟不志于道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第100页）这里，王阳明首先肯定了“艺”对人生的美化或积极作用（“美此区宅”）。同时，“艺”、“义”、“道”的内在统一，同是“调习此心”即致其知，使之熟于道。很明显，王阳明把道德情感内化为个体的审美心理，使人生审美化了，使艺术为人生服务。

王阳明认为，艺术内在于道，是“吾心”的情感抒发，是喜怒忧惧等情绪的表现，是人生之诗。他说：“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第254页）王阳明注意到了艺术的特殊规律——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不是隶属于某种社会目的的工具，而是要传达个体生命体验的情感。这是情与理的统一，是对孔子文质统一论的发展。

2．“古乐”与“今之戏子”

如前所述，王阳明及其良知说都是历史的产物。王阳明十分关注艺术与现实生活的统一，并提出了“古乐”与“今之戏子”相似即艺术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我们知道，明代中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都市不断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以戏曲、小说为主体的，供广大群众消费的市民文学蓬勃发展，并成为文学的主流。这对于供极少数贵族欣赏的古典诗文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这也是那些传统守旧的象牙之塔的书生所不愿看到的事情。因此，明代文坛，尤其是进入明中叶，为反抗粉饰太平，禁锢思想的“台阁体”，为挽救被日益壮大的市民文学所冲击而逐渐衰落的传统旧体文学，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拟古思潮。随之，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王阳明同时代的李梦阳、何景明就是高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进行复古的，但他们的复古不是对传统艺术精神的真正继承，而只是追求一种与古乐貌似神离的重格调法式的纯形式的摹拟，脱离现实生活，不关注广大群众的需求，以致走人拟古不化的境地(当然，李氏在晚年见到王叔武的“真诗乃在民间”③时，有些醒悟)。针对此种时弊，王阳明反对“虚文”，强调诗乐是“吾习”

之外化和显现。从而强调既重视对古乐的继承，又注重当时出现的“今之戏子”的创新，并认为“古乐”与“今之戏子”的内在精神是统一的，都是“吾心”之显现。《传习录》有一段文字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未达，请问。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第113页）

这段文字，许多论者认为是复古乐，我不敢苟同。从整段文字及其良知说精神来看，王阳明在这里当是强调继承(古乐可复)与创新(今之戏子)的关系。他认为继承古乐是指继承中国古代的艺术精神实质——自孔孟以来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本色，促使社会“合同”(见荀子《乐论》)与礼并用。但又反对照搬古乐的形式而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习气，提倡今之戏子，这也就是王阳明既不同于宋儒又不同于明代复古主义的根本之点。他的这种艺术观在其艺术创作实践中获得很大的成功。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才认为古乐与今之戏子意思相近。这与他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是相类的，因此，也只有创新才会有“《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这是其一。其二，正是古乐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或改造，才使它们注入了特定时代审美者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等新的血液如《韶》之九成，《武》之九变；才使它们更关涉民俗风化，大放光彩，为人熟知。今之戏子就是新时代的《韶》、《武》。其三，对于“今之戏子”中出现的有伤民俗，只注重形式改革而不关心民俗风化的贵族艺术习气，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即“破心中贼”、“去人欲”(“人欲”实指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而?抢投嗣裾P枰某浴⒑取⒆〉?。他认为“今之戏子”中的“妖淫词调”要去掉。“妖淫词调”是指那种伤人伦、败风俗之辞(虚文、人欲)。从历史上看，对于“妖淫词调”哪个社会都是反对、禁止的。何况当时文坛有从雅到俗的趋向。在这一趋向中，“俗”有时是庸俗的，低级趣味的，纯感官满足的代称，这是有害于社会，有害于作为类存在的“人”的发展的。这样的东西不可能化民善俗，理当大加反对。为了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他认为要以那些能给人向上的美好的东西(“忠臣孝子故事”之类)来取代“妖淫词调”，使民俗反朴还淳。其四，王阳明认为如果有这种健康活泼的“今之戏子”，就会使“古乐渐次可复”，“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艺术也就更有其生命力。

二、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

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主要内容是“圣人”境界，即个体感性与社会理性的高度统一。这也就是审美境界。良知体验是这种境界获得的过程，而艺术活动是这种良知体验的具体实施。在这一活动中，使自在的人转变为具有审美能力的主体。所以审美教育就成了良知体验美学的落脚点。如果说审美体验是以个体的内在心灵沟通方式来追求审美境界的话，那么，审美教育则以社会的外在的相互间的潜移默化形式达到审美境界。

依王阳明的良知说而言，圣人境界(良知)是人人同具的，本然的，潜在的，但毕竟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现实的。这就要去追求和实现。艺术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就此，王阳明从对儿童进行审美教育人手，提出很多有益的观点。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第87页），中，王阳明对其审美教育的基本思想作了较为集中的表述，现分述之。

首先，王阳明针对当时教育中出现的弊端，说：“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人，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也?”（第88页）这就是说：从事教育的人，每天只知道督促学生读书写字，要求他们规规矩矩，而不知道用“礼”去引导；要求他们聪明，又不知用和善的方法去教养他们。教师用鞭子抽，绳索捆，把学生像囚犯一样对待，这样学生也就把学校视为监狱而不愿上学，把老师看作仇敌而不愿见面，为了嬉戏玩耍只有躲藏掩蔽，这样，学生顽皮捣蛋，说谎骗人，品德变坏，日趋下流。一方面驱使学生去做坏事，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成为好人，这可能吗?

其次，王阳明指出，古代教育，是“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的习惯形成后，先王的教育衰亡了，他认为，今天教育儿童，应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门任务，栽培涵养的方法“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第87页）。而“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怎么能知道古人立教之意呢?由此，王阳明认为儿童教育重在“教以人伦”，而“人伦”的形成，在于审美教育。审美教育在王阳明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歌诗”、“习礼”、“读书”。

再次，王阳明对“歌诗”、“习礼”、“读书”三方面的特点和功能作了具体说明：

第一，“歌诗”。他说：“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第88页）这就是说“歌诗”不但能表达发挥儿童内在志气意向，还能通过咏歌的音韵节奏使儿童“跳号呼啸”的意趣和“幽抑结滞”的情感得以宣泄。这充分说明王阳明对文学艺术的特点及其对儿童的审美教育作用，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第二，“习礼”。他说：“导之以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第88页）“习礼”不但能够使儿童仪表端庄，还能够通过“周旋揖让”、“拜起屈伸”的熟练动作，使儿童活动血脉，坚固筋骨。实际上，在古代文化中“礼”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审美意味，同时还有体育作用。这说明王阳明对美育与体育的联系也有一定的认识。

第三，“读书”。他说：“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第88页）读书不但能够开发儿童的“知觉”能力，还能通过“沉潜反复”、“抑扬讽诵”的朗读，使儿童心机灵敏而有志向。这说明王阳明对朗读所起的增长智力、陶冶性情的作用有所认识。

第四，以上三方面的共同目的是通过良知体验以达到“中和而不知故”的审美境界。王阳明说：“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第88页）这说明王阳明对审美教育的特点和方法有较深刻的认识。

最后，王阳明对审美教育作用的认识，主要还在于他对儿童的心理生理特征有很深入的

了解，而这一点是审美教育得以顺利实施的主观条件或基础，更是良知体验的前提。他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第88页）王阳明这种尊重儿童性情，反对摧残儿童性情的教育方法，对我们当今也同样具有积极作用。

从以上论述可知：王阳明对审美教育的重视主要目的是召唤人的主体意识，凸现个体生命的价值，使个体人不为整体人所吞没。达到“为己”和“无我”的“有无”境界即圣人境界。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艺术论，从道、文内在于良知出发，强调艺术应直抒胸臆，注重艺术的创新，重视艺术的审美教育对其良知体验美学所起的作用。

三、王阳明之美学地位

王阳明美学，是以圣人境界为主要内容，以良知体验为核心的良知体验美学，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和超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集大成者，对明清之际和近代中国的文艺思潮有一定影响。如前所述，依王阳明理解，良知(圣人，天人合一)是“无我”与“有我”的统一(即有无之境)，是道德与超道德的统一，是宇宙生命的本体。美与丑也只有在能否充分显现个体生命的“良知”时，才可辨认，而这个个体又是与宇宙万物合一(与万物一体)不可间隔的，“我”的生命通过世界天地万物的运作而呈现。世界万物的意义也只有通过“我”的良知体验才能昭示，我和世界才能同一，美的真义才能“存在”。

正是这种对个体生命重视的美学思想，对后来艺术思潮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尤其是“性灵说”。我这里所说的性灵说是广义的，包括诗论、画论、曲论等强调抒发个体情性的理论。

这一理论是对明中以前尤其是宋代以来的那种压制个体的所谓“正统”思想的反动。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徐渭、唐顺之、公安三袁、李贽、汤显祖、董其昌、石涛、袁枚、龚自珍、王国维。正是这一连串彪炳史册的人物，使中国美学由古典走向近代，走向未来的。而他们正是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展开或发展。

首先，“性灵”一词的概念就与良知说有关。稍后于王阳明的明代文论家屠隆在其《刘鲁桥先生文集序》中指出：“夫万物之灵，人，于万物之为尤灵者道也。匪道则块然之形出。物之无情者则无灵，……余姚王先生则揭良知以示学者，学者如披云雾而见青天。夫良知者，人心之灵明也。”也就是说人为万物之灵，其所以灵在于道，道即良知，而良知即人心中之灵明，由此而知良知是性灵的本体，性灵的特点都内在于良知。

明代中后期到清初的文艺美学主潮是直接承续心学传统的。清代中期以袁枚为代表再度高唱“性灵”，这实际上也是王阳明心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在此自然不用赘述。历史进入近代，王国维建构了著名的“境界说”。强调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为出发点，还强调“不失赤子之心”对词人的重要，甚至认为“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均见《人间词话》)，这可以说是王阳明良知说的复活。当然，王国维是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点上对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更高水平的推进。到了“五四”，一大批赤子更是“唯我”、“写我”，为“真情”献身，使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迈进。

总之，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昭承先秦中国美学传统，开启了延续几百年的转型时期的美学思潮之波澜。

注释：“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①原载《武汉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又见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00年第8期）

儿童美学教育范文篇6

工具论的主要观点在于强调美术教育的教育性价值，即把美术当作教育工具，认为通过美术教育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和发展。工具论重视创作过程，忽视创作结果，在教学方法上主张顺应儿童的自然发展，并以分析儿童的成长特征为评量的范围。工具论的这种观点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教育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了解杜威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工具论。

（一）工具论的教育思想基础：杜威的教育理论是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主要思想基础。杜威（JohnDewey，1859—1952）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工具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杜威看来，无论是正式教育还是非正式教育，实际上都在进行经验的改造，而改造经验必须与生活紧密结合，且能促进个人生长，因此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只有真实的生活才是身心成长和经验改造的正当途径，因而要把学校变成一种有控制的特殊社会情境，把课堂变为儿童活动的乐园，教师的职责不再是传授知识，而是引导和指导儿童参加诸如手工作业、现场参观、表演节目、盖房子、测画图等活动，让儿童在活动中由观察、接触、操作、实习而直接接触各种事实，获得有用经验，即“从做中学”。杜威摒弃了分科教材，反对传授各科知识，认为学校科目相互关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在杜威的教育观中，儿童得到极大的重视和强调，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围绕他们组织起来。杜威曾经指出，“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儿童的发展和儿童的成长，就是理想教育之所在。对于儿童的生长来说，一切科目知识都只处于从属地位，它们是工具，它们所以服务于生长的各种要素，不是知识和传闻的知识，而是儿童的自我实现。”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思想基调。工具论者把美术教育当作儿童自然发展的工具，美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儿童自然发展；美术教学要根据儿童的兴趣和本性，教师不应有过多的参与或指导，在美术课堂上，儿童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美术活动；在教学计划中，美术可以与别的科目相结合，很多情况下成了服务于其他科目的附庸。工具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和维克多·罗恩菲德（ViktorLowenfeld）。

（二）里德的美术教育观：英国著名艺术教育家、艺术理论家和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提倡通过美术教育促进儿童人格成长，他认为儿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潜能，并有不同表现类型（依思考、感情、感觉、直觉，将儿童分为八种表现类型），美术教学应该按不同类型分别予以指导。

里德对艺术在教育中的地位看得很高，把艺术看成是适应社会的人的个性的自我定位最有效的手段。他认为人类的不幸主要溯源于个人自发创造力受到压制，人格自然的生长受到阻挠。教育唯有运用艺术，才能摆脱这种状况，达到自我实现。这就是说，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促使儿童自发创造力与人格自然地成长。

里德认为人类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人类的心理类型是高度相关的。依据容格的观点，他把人类心理分为思考型、感情型、感觉型、直觉型，而每个类型有内向、外向之分。这样，人类心理共有八种基本类型。里德认为，这八种基本心理类型各自具有独特的美的表现形式。以现代艺术为例：思考型——写实派；感情型——超写实派；感觉型——表现派；直觉型——构成派。心理型中有内向与外向之分，相当于艺术型中的主观与客观之分。具体到儿童艺术，里德便有了这样的看法：儿童生来具有艺术潜能，并具有不同表现类型。它们是：有组织的、拟情的、节奏的模式、构造的形式、列举的、表现派的、装饰的和想象的，共八种。这八种儿童艺术表现类型受到儿童特定的人格类型影响，相当于儿童不同的心理倾向：外向思考型——列举的，内向思考型——有组织的；外向感情型——装饰的，内向感情型——想象的；外向感觉型——拟情的，内向感觉型——表现派的（触觉的）；外向直觉型——拟情的，内向直觉型——构成的形式。由于艺术类型与心理倾向之间这种依存关系的存在，教师在教学中就应该具有型的态度（typeattitudes）而立于承认各种类型的地位，依照儿童天赋的气质予以鼓励和指导。

儿童美术不仅受儿童特定人格类型的影响，也受“由潜意识而来”的一系列原生印象或原型的影响。根据里德的观点，儿童美术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作为残迹遗留在人类意识中的一种原形功能。原型最常显现的是魔环主题（MandalaTheme），包括一切同心圆、有一个中心的圆型或方型以及所有辐射状或球状的排列，如花、十字、轮状、曼陀罗等。这些符号自然反复地出现在各种文化背景的儿童画中，从而为人类的共同人性提供了佐证。

仿效进步主义的观点，里德提出美术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法建议。他指出，“课程不应视为各科的总汇。在中学阶段一如在小学阶段一样，应该是创造性活动的场所，而教学只是为了达到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不可免时或有助力时才实施。如果在幼儿阶段，这些活动可称为游戏活动，在小学阶段称为设计（Project），然后在中学阶段合而为建设性课业。”〔1〕艺术应成为学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课程应采用统整模式。学校是实习工场，符合美学标准。而教师，则应该是将个体引入环境的中介，他应该了解“涵容”学生。里德的这些看法，与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是一致的。

（三）罗恩菲德的美术教育观：维克多·罗恩菲德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心理学家，宾州大学艺术教育系教授。他综合美术教育理论和实践，形成一套颇有影响的美术教育观，成为进步主义美术教育的运动的核心和领导人物。罗恩菲德认为，在艺术教育中，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标。艺术教育的目标是造就富于创造力的身心健康的人。而创造性是每个儿童都具有的潜能，为使这种潜能得以实现，教师或家长应该为孩子排除干扰，避免让儿童使用着色画本，也不要从成人角度评价儿童作品，这样，每个儿童都会无拘无束地运用创作欲望，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和体验生活，这就是发挥创造力的最佳途径。

罗恩菲德把儿童美术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涂鸦阶段（2—4岁）是儿童自我表现的第一阶段；样式化前阶段（4—7岁），儿童作首次的表现尝试；样式化阶段（7—9岁），有形体概念的形式；党群年龄（9—11）是理智萌芽的阶段；推理阶段（11—13）是拟写实的阶段；青春危机期（13—）是儿童美术发展的决定性时期。罗恩菲德认为，这些阶段是来自遗传的知觉程序自然展开的结果。一个个阶段的发展，就象一个个遗传程式的展开一样。虽然各个儿童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和速度，但整体的形式和步骤却是相似的。儿童需经过一个阶段才能进入下一阶段。既然这些阶段是自然发展的，因而教师对儿童美术的学习就不该予以干涉。不要试图教儿童怎样绘画，而应该只是提供材料和刺激，让儿童自我表现，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美术能力。

罗恩菲德把儿童的创作看作是他们感情、智慧、生理、知觉、社会性、美感及创造性的反映。从儿童的作品中，可以窥见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成长情况。如，当儿童喜爱某人（物）时，就会在作品中作特别的强调和夸张；当他们的社会性和群体性发展到一定阶段，作品中就会有表现群体的活动出现。儿童的发展是生理的、感情的、社会的等多个领域的整体发展，而创作过程对儿童整体发展最为重要，因而，罗恩菲德强调创作过程，忽视创作结果，明确指出“对儿童影响最大的是制作过程而非完成品。”

在说明儿童美术的特征时，罗恩菲德特别提出了知觉的视觉模式和触觉模式这组概念。罗恩菲德认为，知觉有两种反应模式——视觉型和触觉型。视觉型是一种客观类型。视觉型的个人喜爱环境，是世界的旁观者。他们在画面中咨询自然，其绘画倾向于具象的写实。而触觉型是一种主观类型。触觉型的个人是世界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他们专注于主观经验的阐释，其绘画倾向于高度主观的表现。当儿童成长时，大部分人（约70％）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去面对世界（约47％的人倾向于视觉型，23％的人倾向于触觉型）。〔2〕

罗恩菲德认为知觉特征的不同是由遗传而来的，因此，不要指望视觉型的儿童画出触觉型特征的画，触觉型的儿童画出高度写实的作品。由于儿童中有两种创造类型——视觉型和触觉型存在，因而对美术教师的教学指导提出了要求。“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刺激中更加注意这两种经验。假如我们用主观经验、感情性质或者身体的经验来刺激他，我们将会挫折一位‘视觉型’的人。同样地，假如我们只用视觉经验来刺激主观的人，我们也会妨碍他。既然传统的艺术教育主要只是基于视觉刺激，儿童的一大部分不但受到忽略，而且还会受到挫折。许多艺术教育者在中等学校里使用视觉刺激，却未曾认识到：现代的表现艺术也是今日生活中非视觉性的一种刺激。”〔3〕所以，写实的表现方式不应该作为唯一的批评标准。教师应把经验世界的态度与视觉型视觉接触的方式一视同仁。艺术刺激应同时包括触觉感应和视觉经验，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面向全体学生。

里德和罗恩菲德都是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主张“EducationthroughArt”。里德的贡献在于美术教育的价值与哲学的建树，而罗恩菲德则在美术发展心理及教材教法的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两者相辅相成，联珠合璧。从他们关于艺术教育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杜威及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甚而，还有卢梭的影子。（事实上，杜威的教育理论与卢梭的理论关系密切，虽然杜威本人不予承认。）工具论使美术教育课堂发生了重大变化，儿童成为美术课的中心。

杜威重视感性经验，关注儿童兴趣，使教育领域开始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时代。然而，“事实告诉我们，杜威牌的教育学，大概不可能在学校里广泛地被使用——到现在还是如此。”〔4〕杜威式的教育使得美国学校中暴露出“纪律松懈、书写无能，以及初等数学和科学知识严重不足”的缺点，引起家长及社会人士的不满。而在美术教育界，工具论的实践使得学校中的美术教育处于一种儿童自发的，无教师干预和评价的，无所谓最后作品的严重放任状态。艺术没有被视为一门学习的课程，而是被当成了儿童自我表现的工具。学校中视觉艺术的主要功能只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表现创造力，渲泻情绪的机会。严格地说，这种状态是“非教育”的。到了6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契机是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升天。

二、本质论

1957年10月7日，前苏联人把第一颗人造卫星“普斯特尼克”送上了天，显示出苏联领先一步的科学教育水平。争霸世界的需要使得美国在60年代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运动，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由布鲁纳（J.S.Bruner）倡导的以了解科目基本结构为主旨的结构主义理论，在此理论的基础上，美术教育界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本质论。这次教改兴起了学科运动。在自然科学、数学、外语（即“新三艺”）这些结构清楚、易于教学和检测的科目得到特别青睐时，美术教育为求在学校中生存，也开始逐渐向科目转化。这一转化中，巴肯（M.Barken）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美术有权成为科目，作为科目的美术教育包括画室学习、美术批评和美术史，这一观点影响了以后作为本质论代表人物的艾斯纳（W.D.Eisner）和格内尔（W.D.Greer）。本质论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

（一）本质论的教育思想基础：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是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主要思想基础。布鲁纳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结构主义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任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哈佛认知研究中心主任。他把20世纪5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jet）创立的结构主义心理学应用于中学课程改革，提出了颇有创见的教育主张。1960年，他的《教育过程》一书出版，该书阐述了教改的四个中心思想：①使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②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③重视直觉思维力的发展；④学习的最好动机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该书出版后备受推崇，被西方教育界人士称为“划时代著作”，很快，美国掀起了以此书思想为指导，以课程革新为中心的教改运动。

布鲁纳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大相径庭，这主要基于他们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差异。杜威是地道的主观唯心主义，其思想核心是“经验”，而布鲁纳恰恰相反，他强调知识领域是独立存在的，可以认识的，“经验”或“事物”所具有的规律性的东西才是人们追求知识的根由。教材应该由记录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构成；结构不是在材料内部发现的，而是“外加”进去的，是人所塑造的；知识可以由各学科的专家和学者来构成一个连贯的模式，并可以此构筑儿童应得的知识。在这种认识论指导下，他指出：（1）要以能力和智力的发展为教育的目的；（2）以学科的基本结构为教育内容；（3）以动机、结构、程序、强化为教学四原则；（4）以发现法为教学方法。

在布鲁纳的思想影响下，学科运动开始兴起。当别人根据布鲁纳理论把外语、物理、化学、数学等变成结构清楚的科目时，艺术教育研究者们也开始注意美术的结构，艺术教育从重视“自我表现”和“创造性”转向帮助学生独立从事艺术学科结构的探讨，也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艺术，从而使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有所发展。然而，这些思想当时除了在杂志上有所宣传外，并没有站稳脚跟。1982年，保罗·盖蒂信托公司出资成立盖蒂艺术教育中心。这个中心推行正规系统的美术教育，帮助学校在实践中发展充实本质论思想，逐渐地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DBAE）开始形成并流行开来。

（二）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本质论强调美术教育的本质性价值，倡导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本质主义者认为，美术教学应具有学科性、顺序性，主张系统化的课程设计与指导方法，并且以学科的标准来评量儿童的学习成果。

本质论的代表人物是艾斯纳和格内尔。艾斯纳强调美术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对个人经验的独特贡献。他指出，“美术是人类文化和实践极其特殊的一面，而且美术能为人类实践作出的最可贵的贡献是直接与其特性相关系的。美术能为人类教育作的贡献恰恰是别的学科所不能作的。因而，任何一项将艺术首先作为为其他目的服务工具的教育计划会冲淡美术的意义。美术不应屈尊服务于其他目的。”〔5〕美术教育不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它在基础教育中有其独特的作用，从而，美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得到了重视和提高。

与工具论者相反，艾斯纳提出美术能力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学习和教育的结果。“美术学习不是随儿童成长成熟的自然结果，美术学习可以通过教育指导得到促进。”〔6〕既然如此，可教的内容有哪些呢？艾斯纳认为美术教学的领域应包括三方面：美术创作、美术批评和美术史。要使这三方面教学卓有成效，则需要有系统化的连续性课程设计，而不是那种感恩节画火鸡、圣诞节做节目装饰的以日历为中心的教学。而且，对教学要尽量评估，因为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评估，对师生的教与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W·迪文·格内尔的观点与艾斯纳相近。格内尔倡导DBAE大纲，他曾在文章《一种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将美术作为一种学科研究的方法》中首次使用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TheDiscipline—BasedArtEducation）的术语。这一流行的教育思想简称DBAE。它实际上来源于60年代出现的教育观念，但却揉进了巴肯、艾斯纳在60年代提出的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术史教学思想。格内尔认为，DBAE可以“培养出有教养的人，具有美术和制作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对美术品和其他物体中的美有所反应。”

DBAE有三个主要特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学习领域涵括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术创作四个方面。

2.教学内容由简至繁作螺旋式递进。

3.严格的书面课程设计，实施系统化教学。

DBAE具有严谨的课程中心导向。它不仅重视形象的制作，更重视对形象的理解。它要求把创作、欣赏、理解和评价几方面统合于同一教学单元，体现在总课程中，进行系统化、连贯性的教学。

在DBAE的学习领域中，美术创作是让学生通过实践学习制作，学习技巧和组织等；美术批评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欣赏，发展他们对形象的分析、演绎及判断能力；美术史的学习使学生通过对作品作者、时间、空间背景的认识，加深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美学则是让学生通过对美的本质、美的经验、美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等探讨，加强学生的判断能力，建立理论学习的基础。这四个方面，美术创作和美术史较容易为人理解，而美学和美术批评却较难理解，下面，我们试对美学和批评简单作一阐释。

关于美学，积极支持DBAE的艾斯纳曾这样解释：“美学方面的专门知识是把一整套久已存在、见识颇深的思想介绍给儿童和成年人，一些从未得到解答的问题。”〔7〕例如：艺术品必须是美的吗？伟大的艺术品一定寓有力量、高贵等主要思想吗？评价艺术家的作品要了解他的创作意图吗？这些问题旨在为孩子们打开一个艺术世界，让他们加入到这种千古对话中去，作一些美学上的思考，这正是形象创作无法做到的。批评如何介入呢？其实批评就是谈论艺术，利用孩子爱讲话爱争论的特点，可以使批评很顺利地引入课堂。一般可以把批评分为四个阶段：

1.简单描述阶段：看到了什么？包括物象、形状、色彩、线条等等。

2.形式分析阶段：作品如何组织？如：画面是否对称？线条间如何联系？运用了什么技法、材料？等等。

3.意义解释阶段：作者要说明什么？如：作品的意义是什么？社会经济文化、作者思想个性与该作品的关系是什么？作品中传达出什么氛围、观念、思想？

4.价值评定阶段：你的印象怎样？如：你受到感染吗？你对这件作品有什么感觉？等等。

前两个阶段的问题重心在于你看到了什么，而不是你印象如何，要防止学生过早轻易地下结论。解说阶段，教师可以运用恰当的语言解释作品，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在前三阶段的基础，最后让学生评论作品价值。

DBAE的课程设计是统合的，即把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学、美术史统合在一个完整的单元教学中同时教授，由简入繁，系统展开。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扩大艺术知识面，了解种种文化涵义，并通过视觉艺术进行思想交流。因此，DBAE要求有一系列设计严格的、反映出四方面修养的特殊教学主题。例如：以风景为主题的教学可以有：讨论大自然的景物，可否称为艺术品（美学）；学习从形式与分析开始评审一幅荷兰派的风景画是狂暴或是孤凉（艺术批评）；认明荷兰、法国、中国的写实派与想象派风景画的典型风格，并研究大自然如何可以理想化和抽象化（美术史）；使用粉笔和海绵绘画的技巧创造空间的幻觉和自然景物（艺术创作）。〔8〕作为美术教师，应该善于从简单的美术行为，如常见的风景写生，进行意义重大的扩展。虽然DBAE四方面内容无需分而教之，但教师应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每个方面，将它们有机地溶合在一起。

DBAE强调美术教育的本质性价值和课程结构的完整性系统性。学生不仅学习如何制作艺术品，还学习如何欣赏艺术品，了解有关的时代背景知识——作品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由于盖蒂艺术教育中心的研究、实验和大力推广，这一理论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期望，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使他们了解文化与艺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学会客观评价艺术品，具有更丰富的艺术知能。

由于DBAE以严格的课程中心为导向，有严谨的课程设计，明文规定学生在创作、批评、美术史及美学四个领域内进行螺旋递进式的学习。因此，有人提出疑问，艺术教育接近于行为科学或物理科学的教育吗？象DBAE这样的教育是否会过于貌似其他学科而丧失艺术课的独特性？是否会过于严格而导致僵化和枯燥？以结构课程论为教育思想基础的DBAE重视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但忽略了对自发性表现的启发，对美感经验及创造性发展的强调亦显不足。在艺术教育中，注重结构性的同时必须加强灵活性。

工具论和本质论各自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它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工具论以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发展土壤，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美术教育。它重视儿童兴趣，强调儿童自发性和创造性培养，但忽视系统的美术知识和技能传授。因此，这种美术教育不可能培养儿童具有丰厚的美术知识和技能。而有限的美术知能又限制了儿童高层次美术创造力发展，因为高水平的创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能为基石。本质论以结构主义教育理论为渊源，要求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它重视艺术的创作、欣赏、理解和评价等审美力的全面培养，但对自发性表现的启发显得不足。此外，严格的课程设计和教学亦容易走向形式化和乏味枯燥。

比较一下这两种理论，可以发现，它们瑕瑜互见，各有扬抑。所以，单独套用任何一种于我们的美术教育，显然有失妥当。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素质教育的要求和美术教育的现状，对它们予以合理吸收和改造，洋为中用，促进我国美术教育发展。

注释：

〔1〕引自赫伯·里德《通过艺术的教育》第242页，湖南美术出版社。

〔2〕本段文字参考维克多·罗恩菲德《创造与心智的成长》第259页，湖南美术出版社。

〔3〕同〔1〕，第214页。

〔4〕引自J.R.布尔内特《杜威和美国教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评论》，1979年第81卷，第二期。

〔5〕同〔1〕第11页

〔6〕同〔1〕第58页

儿童美学教育范文篇7

工具论的主要观点在于强调美术教育的教育性价值，即把美术当作教育工具，认为通过美术教育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和发展。工具论重视创作过程，忽视创作结果，在教学方法上主张顺应儿童的自然发展，并以分析儿童的成长特征为评量的范围。工具论的这种观点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教育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了解杜威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工具论。

（一）工具论的教育思想基础：杜威的教育理论是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主要思想基础。杜威（JohnDewey，1859—1952）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工具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杜威看来，无论是正式教育还是非正式教育，实际上都在进行经验的改造，而改造经验必须与生活紧密结合，且能促进个人生长，因此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只有真实的生活才是身心成长和经验改造的正当途径，因而要把学校变成一种有控制的特殊社会情境，把课堂变为儿童活动的乐园，教师的职责不再是传授知识，而是引导和指导儿童参加诸如手工作业、现场参观、表演节目、盖房子、测画图等活动，让儿童在活动中由观察、接触、操作、实习而直接接触各种事实，获得有用经验，即“从做中学”。杜威摒弃了分科教材，反对传授各科知识，认为学校科目相互关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在杜威的教育观中，儿童得到极大的重视和强调，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围绕他们组织起来。杜威曾经指出，“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儿童的发展和儿童的成长，就是理想教育之所在。对于儿童的生长来说，一切科目知识都只处于从属地位，它们是工具，它们所以服务于生长的各种要素，不是知识和传闻的知识，而是儿童的自我实现。”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思想基调。工具论者把美术教育当作儿童自然发展的工具，美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儿童自然发展；美术教学要根据儿童的兴趣和本性，教师不应有过多的参与或指导，在美术课堂上，儿童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美术活动；在教学计划中，美术可以与别的科目相结合，很多情况下成了服务于其他科目的附庸。工具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和维克多·罗恩菲德（ViktorLowenfeld）。

（二）里德的美术教育观：英国著名艺术教育家、艺术理论家和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提倡通过美术教育促进儿童人格成长，他认为儿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潜能，并有不同表现类型（依思考、感情、感觉、直觉，将儿童分为八种表现类型），美术教学应该按不同类型分别予以指导。

里德对艺术在教育中的地位看得很高，把艺术看成是适应社会的人的个性的自我定位最有效的手段。他认为人类的不幸主要溯源于个人自发创造力受到压制，人格自然的生长受到阻挠。教育唯有运用艺术，才能摆脱这种状况，达到自我实现。这就是说，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促使儿童自发创造力与人格自然地成长。

里德认为人类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人类的心理类型是高度相关的。依据容格的观点，他把人类心理分为思考型、感情型、感觉型、直觉型，而每个类型有内向、外向之分。这样，人类心理共有八种基本类型。里德认为，这八种基本心理类型各自具有独特的美的表现形式。以现代艺术为例：思考型——写实派；感情型——超写实派；感觉型——表现派；直觉型——构成派。心理型中有内向与外向之分，相当于艺术型中的主观与客观之分。具体到儿童艺术，里德便有了这样的看法：儿童生来具有艺术潜能，并具有不同表现类型。它们是：有组织的、拟情的、节奏的模式、构造的形式、列举的、表现派的、装饰的和想象的，共八种。这八种儿童艺术表现类型受到儿童特定的人格类型影响，相当于儿童不同的心理倾向：外向思考型——列举的，内向思考型——有组织的；外向感情型——装饰的，内向感情型——想象的；外向感觉型——拟情的，内向感觉型——表现派的（触觉的）；外向直觉型——拟情的，内向直觉型——构成的形式。由于艺术类型与心理倾向之间这种依存关系的存在，教师在教学中就应该具有型的态度（typeattitudes）而立于承认各种类型的地位，依照儿童天赋的气质予以鼓励和指导。

儿童美术不仅受儿童特定人格类型的影响，也受“由潜意识而来”的一系列原生印象或原型的影响。根据里德的观点，儿童美术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作为残迹遗留在人类意识中的一种原形功能。原型最常显现的是魔环主题（MandalaTheme），包括一切同心圆、有一个中心的圆型或方型以及所有辐射状或球状的排列，如花、十字、轮状、曼陀罗等。这些符号自然反复地出现在各种文化背景的儿童画中，从而为人类的共同人性提供了佐证。

仿效进步主义的观点，里德提出美术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法建议。他指出，“课程不应视为各科的总汇。在中学阶段一如在小学阶段一样，应该是创造性活动的场所，而教学只是为了达到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不可免时或有助力时才实施。如果在幼儿阶段，这些活动可称为游戏活动，在小学阶段称为设计（Project），然后在中学阶段合而为建设性课业。”〔1〕艺术应成为学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课程应采用统整模式。学校是实习工场，符合美学标准。而教师，则应该是将个体引入环境的中介，他应该了解“涵容”学生。里德的这些看法，与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是一致的。

（三）罗恩菲德的美术教育观：维克多·罗恩菲德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心理学家，宾州大学艺术教育系教授。他综合美术教育理论和实践，形成一套颇有影响的美术教育观，成为进步主义美术教育的运动的核心和领导人物。罗恩菲德认为，在艺术教育中，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标。艺术教育的目标是造就富于创造力的身心健康的人。而创造性是每个儿童都具有的潜能，为使这种潜能得以实现，教师或家长应该为孩子排除干扰，避免让儿童使用着色画本，也不要从成人角度评价儿童作品，这样，每个儿童都会无拘无束地运用创作欲望，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和体验生活，这就是发挥创造力的最佳途径。

罗恩菲德把儿童美术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涂鸦阶段（2—4岁）是儿童自我表现的第一阶段；样式化前阶段（4—7岁），儿童作首次的表现尝试；样式化阶段（7—9岁），有形体概念的形式；党群年龄（9—11）是理智萌芽的阶段；推理阶段（11—13）是拟写实的阶段；青春危机期（13—）是儿童美术发展的决定性时期。罗恩菲德认为，这些阶段是来自遗传的知觉程序自然展开的结果。一个个阶段的发展，就象一个个遗传程式的展开一样。虽然各个儿童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和速度，但整体的形式和步骤却是相似的。儿童需经过一个阶段才能进入下一阶段。既然这些阶段是自然发展的，因而教师对儿童美术的学习就不该予以干涉。不要试图教儿童怎样绘画，而应该只是提供材料和刺激，让儿童自我表现，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美术能力。

罗恩菲德把儿童的创作看作是他们感情、智慧、生理、知觉、社会性、美感及创造性的反映。从儿童的作品中，可以窥见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成长情况。如，当儿童喜爱某人（物）时，就会在作品中作特别的强调和夸张；当他们的社会性和群体性发展到一定阶段，作品中就会有表现群体的活动出现。儿童的发展是生理的、感情的、社会的等多个领域的整体发展，而创作过程对儿童整体发展最为重要，因而，罗恩菲德强调创作过程，忽视创作结果，明确指出“对儿童影响最大的是制作过程而非完成品。”

在说明儿童美术的特征时，罗恩菲德特别提出了知觉的视觉模式和触觉模式这组概念。罗恩菲德认为，知觉有两种反应模式——视觉型和触觉型。视觉型是一种客观类型。视觉型的个人喜爱环境，是世界的旁观者。他们在画面中咨询自然，其绘画倾向于具象的写实。而触觉型是一种主观类型。触觉型的个人是世界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他们专注于主观经验的阐释，其绘画倾向于高度主观的表现。当儿童成长时，大部分人（约70％）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去面对世界（约47％的人倾向于视觉型，23％的人倾向于触觉型）。〔2〕

罗恩菲德认为知觉特征的不同是由遗传而来的，因此，不要指望视觉型的儿童画出触觉型特征的画，触觉型的儿童画出高度写实的作品。由于儿童中有两种创造类型——视觉型和触觉型存在，因而对美术教师的教学指导提出了要求。“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刺激中更加注意这两种经验。假如我们用主观经验、感情性质或者身体的经验来刺激他，我们将会挫折一位‘视觉型’的人。同样地，假如我们只用视觉经验来刺激主观的人，我们也会妨碍他。既然传统的艺术教育主要只是基于视觉刺激，儿童的一大部分不但受到忽略，而且还会受到挫折。许多艺术教育者在中等学校里使用视觉刺激，却未曾认识到：现代的表现艺术也是今日生活中非视觉性的一种刺激。”〔3〕所以，写实的表现方式不应该作为唯一的批评标准。教师应把经验世界的态度与视觉型视觉接触的方式一视同仁。艺术刺激应同时包括触觉感应和视觉经验，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面向全体学生。

里德和罗恩菲德都是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主张“EducationthroughArt”。里德的贡献在于美术教育的价值与哲学的建树，而罗恩菲德则在美术发展心理及教材教法的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两者相辅相成，联珠合璧。从他们关于艺术教育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杜威及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甚而，还有卢梭的影子。（事实上，杜威的教育理论与卢梭的理论关系密切，虽然杜威本人不予承认。）工具论使美术教育课堂发生了重大变化，儿童成为美术课的中心。

杜威重视感性经验，关注儿童兴趣，使教育领域开始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时代。然而，“事实告诉我们，杜威牌的教育学，大概不可能在学校里广泛地被使用——到现在还是如此。”〔4〕杜威式的教育使得美国学校中暴露出“纪律松懈、书写无能，以及初等数学和科学知识严重不足”的缺点，引起家长及社会人士的不满。而在美术教育界，工具论的实践使得学校中的美术教育处于一种儿童自发的，无教师干预和评价的，无所谓最后作品的严重放任状态。艺术没有被视为一门学习的课程，而是被当成了儿童自我表现的工具。学校中视觉艺术的主要功能只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表现创造力，渲泻情绪的机会。严格地说，这种状态是“非教育”的。到了6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契机是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升天。

二、本质论

1957年10月7日，前苏联人把第一颗人造卫星“普斯特尼克”送上了天，显示出苏联领先一步的科学教育水平。争霸世界的需要使得美国在60年代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运动，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由布鲁纳（J.S.Bruner）倡导的以了解科目基本结构为主旨的结构主义理论，在此理论的基础上，美术教育界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本质论。这次教改兴起了学科运动。在自然科学、数学、外语（即“新三艺”）这些结构清楚、易于教学和检测的科目得到特别青睐时，美术教育为求在学校中生存，也开始逐渐向科目转化。这一转化中，巴肯（M.Barken）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美术有权成为科目，作为科目的美术教育包括画室学习、美术批评和美术史，这一观点影响了以后作为本质论代表人物的艾斯纳（W.D.Eisner）和格内尔（W.D.Greer）。本质论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

（一）本质论的教育思想基础：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是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主要思想基础。布鲁纳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结构主义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任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哈佛认知研究中心主任。他把20世纪5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jet）创立的结构主义心理学应用于中学课程改革，提出了颇有创见的教育主张。1960年，他的《教育过程》一书出版，该书阐述了教改的四个中心思想：①使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②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③重视直觉思维力的发展；④学习的最好动机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该书出版后备受推崇，被西方教育界人士称为“划时代著作”，很快，美国掀起了以此书思想为指导，以课程革新为中心的教改运动。

布鲁纳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大相径庭，这主要基于他们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差异。杜威是地道的主观唯心主义，其思想核心是“经验”，而布鲁纳恰恰相反，他强调知识领域是独立存在的，可以认识的，“经验”或“事物”所具有的规律性的东西才是人们追求知识的根由。教材应该由记录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构成；结构不是在材料内部发现的，而是“外加”进去的，是人所塑造的；知识可以由各学科的专家和学者来构成一个连贯的模式，并可以此构筑儿童应得的知识。在这种认识论指导下，他指出：（1）要以能力和智力的发展为教育的目的；（2）以学科的基本结构为教育内容；（3）以动机、结构、程序、强化为教学四原则；（4）以发现法为教学方法。

在布鲁纳的思想影响下，学科运动开始兴起。当别人根据布鲁纳理论把外语、物理、化学、数学等变成结构清楚的科目时，艺术教育研究者们也开始注意美术的结构，艺术教育从重视“自我表现”和“创造性”转向帮助学生独立从事艺术学科结构的探讨，也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艺术，从而使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有所发展。然而，这些思想当时除了在杂志上有所宣传外，并没有站稳脚跟。1982年，保罗·盖蒂信托公司出资成立盖蒂艺术教育中心。这个中心推行正规系统的美术教育，帮助学校在实践中发展充实本质论思想，逐渐地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DBAE）开始形成并流行开来。

（二）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本质论强调美术教育的本质性价值，倡导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本质主义者认为，美术教学应具有学科性、顺序性，主张系统化的课程设计与指导方法，并且以学科的标准来评量儿童的学习成果。

本质论的代表人物是艾斯纳和格内尔。艾斯纳强调美术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对个人经验的独特贡献。他指出，“美术是人类文化和实践极其特殊的一面，而且美术能为人类实践作出的最可贵的贡献是直接与其特性相关系的。美术能为人类教育作的贡献恰恰是别的学科所不能作的。因而，任何一项将艺术首先作为为其他目的服务工具的教育计划会冲淡美术的意义。美术不应屈尊服务于其他目的。”〔5 〕美术教育不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它在基础教育中有其独特的作用，从而，美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得到了重视和提高。

与工具论者相反，艾斯纳提出美术能力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学习和教育的结果。“美术学习不是随儿童成长成熟的自然结果，美术学习可以通过教育指导得到促进。”〔6〕既然如此，可教的内容有哪些呢？艾斯纳认为美术教学的领域应包括三方面：美术创作、美术批评和美术史。要使这三方面教学卓有成效，则需要有系统化的连续性课程设计，而不是那种感恩节画火鸡、圣诞节做节目装饰的以日历为中心的教学。而且，对教学要尽量评估，因为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评估，对师生的教与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W·迪文·格内尔的观点与艾斯纳相近。格内尔倡导DBAE大纲，他曾在文章《一种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将美术作为一种学科研究的方法》中首次使用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TheDiscipline—BasedArtEducation）的术语。这一流行的教育思想简称DBAE。它实际上来源于60年代出现的教育观念，但却揉进了巴肯、艾斯纳在60年代提出的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术史教学思想。格内尔认为，DBAE可以“培养出有教养的人，具有美术和制作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对美术品和其他物体中的美有所反应。”

DBAE有三个主要特征：

1.学习领域涵括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术创作四个方面。

2.教学内容由简至繁作螺旋式递进。

3.严格的书面课程设计，实施系统化教学。

DBAE具有严谨的课程中心导向。它不仅重视形象的制作，更重视对形象的理解。它要求把创作、欣赏、理解和评价几方面统合于同一教学单元，体现在总课程中，进行系统化、连贯性的教学。

在DBAE的学习领域中，美术创作是让学生通过实践学习制作，学习技巧和组织等；美术批评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欣赏，发展他们对形象的分析、演绎及判断能力；美术史的学习使学生通过对作品作者、时间、空间背景的认识，加深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美学则是让学生通过对美的本质、美的经验、美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等探讨，加强学生的判断能力，建立理论学习的基础。这四个方面，美术创作和美术史较容易为人理解，而美学和美术批评却较难理解，下面，我们试对美学和批评简单作一阐释。

关于美学，积极支持DBAE的艾斯纳曾这样解释：“美学方面的专门知识是把一整套久已存在、见识颇深的思想介绍给儿童和成年人，一些从未得到解答的问题。”〔7〕例如：艺术品必须是美的吗？伟大的艺术品一定寓有力量、高贵等主要思想吗？评价艺术家的作品要了解他的创作意图吗？这些问题旨在为孩子们打开一个艺术世界，让他们加入到这种千古对话中去，作一些美学上的思考，这正是形象创作无法做到的。批评如何介入呢？其实批评就是谈论艺术，利用孩子爱讲话爱争论的特点，可以使批评很顺利地引入课堂。一般可以把批评分为四个阶段：

1.简单描述阶段：看到了什么？包括物象、形状、色彩、线条等等。

2.形式分析阶段：作品如何组织？如：画面是否对称？线条间如何联系？运用了什么技法、材料？等等。

3.意义解释阶段：作者要说明什么？如：作品的意义是什么？社会经济文化、作者思想个性与该作品的关系是什么？作品中传达出什么氛围、观念、思想？

4.价值评定阶段：你的印象怎样？如：你受到感染吗？你对这件作品有什么感觉？等等。

前两个阶段的问题重心在于你看到了什么，而不是你印象如何，要防止学生过早轻易地下结论。解说阶段，教师可以运用恰当的语言解释作品，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在前三阶段的基础，最后让学生评论作品价值。

DBAE的课程设计是统合的，即把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学、美术史统合在一个完整的单元教学中同时教授，由简入繁，系统展开。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扩大艺术知识面，了解种种文化涵义，并通过视觉艺术进行思想交流。因此，DBAE要求有一系列设计严格的、反映出四方面修养的特殊教学主题。例如：以风景为主题的教学可以有：讨论大自然的景物，可否称为艺术品（美学）；学习从形式与分析开始评审一幅荷兰派的风景画是狂暴或是孤凉（艺术批评）；认明荷兰、法国、中国的写实派与想象派风景画的典型风格，并研究大自然如何可以理想化和抽象化（美术史）；使用粉笔和海绵绘画的技巧创造空间的幻觉和自然景物（艺术创作）。〔8〕作为美术教师，应该善于从简单的美术行为，如常见的风景写生，进行意义重大的扩展。虽然DBAE四方面内容无需分而教之，但教师应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每个方面，将它们有机地溶合在一起。

DBAE强调美术教育的本质性价值和课程结构的完整性系统性。学生不仅学习如何制作艺术品，还学习如何欣赏艺术品，了解有关的时代背景知识——作品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由于盖蒂艺术教育中心的研究、实验和大力推广，这一理论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期望，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使他们了解文化与艺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学会客观评价艺术品，具有更丰富的艺术知能。

由于DBAE以严格的课程中心为导向，有严谨的课程设计，明文规定学生在创作、批评、美术史及美学四个领域内进行螺旋递进式的学习。因此，有人提出疑问，艺术教育接近于行为科学或物理科学的教育吗？象DBAE这样的教育是否会过于貌似其他学科而丧失艺术课的独特性？是否会过于严格而导致僵化和枯燥？以结构课程论为教育思想基础的DBAE重视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但忽略了对自发性表现的启发，对美感经验及创造性发展的强调亦显不足。在艺术教育中，注重结构性的同时必须加强灵活性。

工具论和本质论各自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它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工具论以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发展土壤，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美术教育。它重视儿童兴趣，强调儿童自发性和创造性培养，但忽视系统的美术知识和技能传授。因此，这种美术教育不可能培养儿童具有丰厚的美术知识和技能。而有限的美术知能又限制了儿童高层次美术创造力发展，因为高水平的创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能为基石。本质论以结构主义教育理论为渊源，要求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它重视艺术的创作、欣赏、理解和评价等审美力的全面培养，但对自发性表现的启发显得不足。此外，严格的课程设计和教学亦容易走向形式化和乏味枯燥。

比较一下这两种理论，可以发现，它们瑕瑜互见，各有扬抑。所以，单独套用任何一种于我们的美术教育，显然有失妥当。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素质教育的要求和美术教育的现状，对它们予以合理吸收和改造，洋为中用，促进我国美术教育发展。

注释：

〔1〕引自赫伯·里德《通过艺术的教育》第242页，湖南美术出版社。

〔2〕本段文字参考维克多·罗恩菲德《创造与心智的成长》第259页，湖南美术出版社。

〔3〕同〔1〕，第214页。

〔4〕引自J.R.布尔内特《杜威和美国教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评论》，1979年第81卷，第二期。

〔5〕同〔1〕第11页

〔6〕同〔1〕第58页

儿童美学教育范文篇8

[论文摘要]美学范畴不仅使“美”与影视暴力的分级立法产生联系，也使“丑”、“崇高”与影视暴力的审美教育产生关系。“暴力美学”导致青少年观众的模仿、“脱敏”及“禁果效应”，使影视文化“按年龄”分级成为必需；而“丑化暴力”与“崇高暴力”则唤起了青少年观众的理性，使影视暴力文化的审美教育功能得以发挥。

周扬同志曾提出：文明行为、环境保护和清洁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范围内也与美育有关或属于美育：应该充分利用书刊、广播、电视、电影、舞台、讲座、展览、等多种形式和手段，开展美育工作。但在影视暴力中，“美”没有与教育结合，暴力美学导致青少年社会行为失范，成为社会文化病，致使对影视暴力进行分级立法，而影视暴力并不是天生与审美教育“绝缘”，美的范畴分类也包括“丑”与“崇高”。开发影视中“丑”的暴力与“崇高”的暴力可以开拓出影视暴力的美育新途径。

一、“美”与影视暴力的分级立法

暴力美学是指发掘美学中强力审美形式的一个美学分支，它侧重强力视听的审美趣味和形式探索。由于过分强调强力视听审美形式，强调强力对人或非正义一方的安全及利益有害的“破坏性”展示。从而忽视或弱化了美学核心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效应。根据乔治，格伯纳的涵化理论，当电视传播暴力信息时，重度收视者将基于电视所提供的符号世界建构现实世界观。认为社会充满暴力。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从而对个人产生害怕犯罪，害怕变成犯罪受害者的认知心理。因此，许多国家的公共电视频道规定带有凶杀、暴力内容的电视剧放在午夜播出，并使用电视节目分级系统来禁止孩子看到成人节目。

在悲剧净化说中，亚理士多德称希腊悲剧有特殊功能即悲剧激发了怜悯与恐惧之情并使之得以充分宣泄，从而达到情感的平衡。与此类似，一些学者认为观看电视暴力场面能够宣泄观众的敌对情绪或满足他们的攻击欲望，从而减少其产生攻击性行为的可能性。而2004年6月，美国两个过渡沉迷于《侠盗飞车》的青少年抢劫并且杀害被害人，受害者亲属在伤心之余，对游戏公司提出2.46亿美元的巨额赔偿获胜。专家认为媒介中的暴力渲染是校园暴力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古希腊学者德谟克利特在论的起源时说：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做鸟兽的小学生的……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社会中，电视就属于这种观察模仿的学习对象，它为儿童提供了大量的示范模本。按照学者班杜拉的观点：儿童普遍存在着媒介认同现象，无论媒介形象是否虚构，儿童都比成人更容易发生媒介认同现象。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哥伦拜高中发生过一起震惊世界的校园屠杀案，作案者16分钟内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并造成23人受伤，然后疯狂地吞枪自杀。经警方查证，作案的两名中学生是过于沉迷《毁灭战士》的杀戮世界，因模仿游戏中的方式大开杀戒。

“老少皆宜”是电视对观众的诉求，而在大众媒介面前，儿童不可能与成人一样很好地理解和接受媒介信息，所以一些国家和地区积极倡导以年龄为基础的媒介内容分级制。如美国电影协会1990年电影分级制将电影分为五级。在2007年的两会上。“限制暴力、保护孩子”成为代表们提及电影分级制的新出发点。在新加坡，《拯救雷恩大兵》因包含太多粗俗语言而于1998年成为分级制下的电影。电影《血战台儿庄》在香港也曾被列入“儿童不宜”的影片。

美国传播学界对于电视暴力的一项大型研究——《国家电视暴力研究报告》指出：至少有40％的暴力行为中有幽默的成份。反复播放此类镜头，会使观众麻痹，产生“脱敏”。觉得这类暴力无足轻重了。如香港电影《无间道》以黑道人物或家族为背景的影视作品都以幽默的角度切入淡化了暴力，被一些家长认为消除了青少年对之的模仿，这反映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的：发达社会使批判面临一种被剥夺基础的状况。

分级不能走入误区，不能把分级管理误解为开放暴力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也不能出现如《国家电视暴力研究报告》对于电视评级系统提出的进一步修改意见中指出的：要防止出现的“禁果”效应。事实上电视的停播并为阻止青少年对《红猫蓝兔七侠传》的热衷，其图书更加畅销。奥古斯都在《忏悔录》中批判了自己昄依基督教前。从事物自身寻找美的做法：只看见低级的美，而看不见上帝的美。在“读图时代”，影视美学作为暴力文化自身的“低级形态的美”，应该发挥它的作用。但基督教是通过劝人们认识罪恶的根源并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的，因此，“丑”会随着基督教原则被引进到艺术世界中来，而影视暴力也应引入“丑”的范畴。

二、“丑”与影视暴力的美育功能

国外的学者主要把媒介暴力分为语言上的暴力和心理上的暴力。学者把“媒体暴力”分为“真实暴力”与“幻想暴力”。而从美的范畴角度。不仅有“美”的暴力，也应有“丑”的暴力和“崇高”的暴力。在影视暴力的审美教育中，“丑”与“崇高”应该补充“美”，以便使影视暴力成为实施美育的新路。

索格尔认为：丑是平凡的实体使自身和美相对立的第一种形式。像恶一样，丑仅仅表现为理念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却以积极的形态出现，因为它企图取美的位置而代之。莱辛认为：丑经过艺术模仿，情况就变得有利了。这里的“有利”就是通过“艺术模仿”而重新建构出来的。“化丑为美”的审美机制就在于主体对客体对象的领悟和理解的审美观照过程。对现实丑的典型化目的在于表现丑、揭露丑，而否定他们的就是艺术创造的目的美。

儿童美学教育范文篇9

工具论的主要观点在于强调美术教育的教育性价值，即把美术当作教育工具，认为通过美术教育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和发展。工具论重视创作过程，忽视创作结果，在教学方法上主张顺应儿童的自然发展，并以分析儿童的成长特征为评量的范围。工具论的这种观点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教育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了解杜威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工具论。

（一）工具论的教育思想基础：杜威的教育理论是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主要思想基础。杜威（JohnDewey，1859—1952）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工具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杜威看来，无论是正式教育还是非正式教育，实际上都在进行经验的改造，而改造经验必须与生活紧密结合，且能促进个人生长，因此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只有真实的生活才是身心成长和经验改造的正当途径，因而要把学校变成一种有控制的特殊社会情境，把课堂变为儿童活动的乐园，教师的职责不再是传授知识，而是引导和指导儿童参加诸如手工作业、现场参观、表演节目、盖房子、测画图等活动，让儿童在活动中由观察、接触、操作、实习而直接接触各种事实，获得有用经验，即“从做中学”。杜威摒弃了分科教材，反对传授各科知识，认为学校科目相互关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在杜威的教育观中，儿童得到极大的重视和强调，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围绕他们组织起来。杜威曾经指出，“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儿童的发展和儿童的成长，就是理想教育之所在。对于儿童的生长来说，一切科目知识都只处于从属地位，它们是工具，它们所以服务于生长的各种要素，不是知识和传闻的知识，而是儿童的自我实现。”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思想基调。工具论者把美术教育当作儿童自然发展的工具，美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儿童自然发展；美术教学要根据儿童的兴趣和本性，教师不应有过多的参与或指导，在美术课堂上，儿童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美术活动；在教学计划中，美术可以与别的科目相结合，很多情况下成了服务于其他科目的附庸。工具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和维克多·罗恩菲德（ViktorLowenfeld）。

（二）里德的美术教育观：英国著名艺术教育家、艺术理论家和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提倡通过美术教育促进儿童人格成长，他认为儿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潜能，并有不同表现类型（依思考、感情、感觉、直觉，将儿童分为八种表现类型），美术教学应该按不同类型分别予以指导。

里德对艺术在教育中的地位看得很高，把艺术看成是适应社会的人的个性的自我定位最有效的手段。他认为人类的不幸主要溯源于个人自发创造力受到压制，人格自然的生长受到阻挠。教育唯有运用艺术，才能摆脱这种状况，达到自我实现。这就是说，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促使儿童自发创造力与人格自然地成长。

里德认为人类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人类的心理类型是高度相关的。依据容格的观点，他把人类心理分为思考型、感情型、感觉型、直觉型，而每个类型有内向、外向之分。这样，人类心理共有八种基本类型。里德认为，这八种基本心理类型各自具有独特的美的表现形式。以现代艺术为例：思考型——写实派；感情型——超写实派；感觉型——表现派；直觉型——构成派。心理型中有内向与外向之分，相当于艺术型中的主观与客观之分。具体到儿童艺术，里德便有了这样的看法：儿童生来具有艺术潜能，并具有不同表现类型。它们是：有组织的、拟情的、节奏的模式、构造的形式、列举的、表现派的、装饰的和想象的，共八种。这八种儿童艺术表现类型受到儿童特定的人格类型影响，相当于儿童不同的心理倾向：外向思考型——列举的，内向思考型——有组织的；外向感情型——装饰的，内向感情型——想象的；外向感觉型——拟情的，内向感觉型——表现派的（触觉的）；外向直觉型——拟情的，内向直觉型——构成的形式。由于艺术类型与心理倾向之间这种依存关系的存在，教师在教学中就应该具有型的态度（typeattitudes）而立于承认各种类型的地位，依照儿童天赋的气质予以鼓励和指导。

儿童美术不仅受儿童特定人格类型的影响，也受“由潜意识而来”的一系列原生印象或原型的影响。根据里德的观点，儿童美术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作为残迹遗留在人类意识中的一种原形功能。原型最常显现的是魔环主题（MandalaTheme），包括一切同心圆、有一个中心的圆型或方型以及所有辐射状或球状的排列，如花、十字、轮状、曼陀罗等。这些符号自然反复地出现在各种文化背景的儿童画中，从而为人类的共同人性提供了佐证。

仿效进步主义的观点，里德提出美术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法建议。他指出，“课程不应视为各科的总汇。在中学阶段一如在小学阶段一样，应该是创造性活动的场所，而教学只是为了达到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不可免时或有助力时才实施。如果在幼儿阶段，这些活动可称为游戏活动，在小学阶段称为设计（Project），然后在中学阶段合而为建设性课业。”〔1〕艺术应成为学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课程应采用统整模式。学校是实习工场，符合美学标准。而教师，则应该是将个体引入环境的中介，他应该了解“涵容”学生。里德的这些看法，与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是一致的。

（三）罗恩菲德的美术教育观：维克多·罗恩菲德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心理学家，宾州大学艺术教育系教授。他综合美术教育理论和实践，形成一套颇有影响的美术教育观，成为进步主义美术教育的运动的核心和领导人物。罗恩菲德认为，在艺术教育中，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标。艺术教育的目标是造就富于创造力的身心健康的人。而创造性是每个儿童都具有的潜能，为使这种潜能得以实现，教师或家长应该为孩子排除干扰，避免让儿童使用着色画本，也不要从成人角度评价儿童作品，这样，每个儿童都会无拘无束地运用创作欲望，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和体验生活，这就是发挥创造力的最佳途径。

罗恩菲德把儿童美术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涂鸦阶段（2—4岁）是儿童自我表现的第一阶段；样式化前阶段（4—7岁），儿童作首次的表现尝试；样式化阶段（7—9岁），有形体概念的形式；党群年龄（9—11）是理智萌芽的阶段；推理阶段（11—13）是拟写实的阶段；青春危机期（13—）是儿童美术发展的决定性时期。罗恩菲德认为，这些阶段是来自遗传的知觉程序自然展开的结果。一个个阶段的发展，就象一个个遗传程式的展开一样。虽然各个儿童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和速度，但整体的形式和步骤却是相似的。儿童需经过一个阶段才能进入下一阶段。既然这些阶段是自然发展的，因而教师对儿童美术的学习就不该予以干涉。不要试图教儿童怎样绘画，而应该只是提供材料和刺激，让儿童自我表现，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美术能力。

罗恩菲德把儿童的创作看作是他们感情、智慧、生理、知觉、社会性、美感及创造性的反映。从儿童的作品中，可以窥见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成长情况。如，当儿童喜爱某人（物）时，就会在作品中作特别的强调和夸张；当他们的社会性和群体性发展到一定阶段，作品中就会有表现群体的活动出现。儿童的发展是生理的、感情的、社会的等多个领域的整体发展，而创作过程对儿童整体发展最为重要，因而，罗恩菲德强调创作过程，忽视创作结果，明确指出“对儿童影响最大的是制作过程而非完成品。”

在说明儿童美术的特征时，罗恩菲德特别提出了知觉的视觉模式和触觉模式这组概念。罗恩菲德认为，知觉有两种反应模式——视觉型和触觉型。视觉型是一种客观类型。视觉型的个人喜爱环境，是世界的旁观者。他们在画面中咨询自然，其绘画倾向于具象的写实。而触觉型是一种主观类型。触觉型的个人是世界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他们专注于主观经验的阐释，其绘画倾向于高度主观的表现。当儿童成长时，大部分人（约70％）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去面对世界（约47％的人倾向于视觉型，23％的人倾向于触觉型）。〔2〕

罗恩菲德认为知觉特征的不同是由遗传而来的，因此，不要指望视觉型的儿童画出触觉型特征的画，触觉型的儿童画出高度写实的作品。由于儿童中有两种创造类型——视觉型和触觉型存在，因而对美术教师的教学指导提出了要求。“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刺激中更加注意这两种经验。假如我们用主观经验、感情性质或者身体的经验来刺激他，我们将会挫折一位‘视觉型’的人。同样地，假如我们只用视觉经验来刺激主观的人，我们也会妨碍他。既然传统的艺术教育主要只是基于视觉刺激，儿童的一大部分不但受到忽略，而且还会受到挫折。许多艺术教育者在中等学校里使用视觉刺激，却未曾认识到：现代的表现艺术也是今日生活中非视觉性的一种刺激。”〔3〕所以，写实的表现方式不应该作为唯一的批评标准。教师应把经验世界的态度与视觉型视觉接触的方式一视同仁。艺术刺激应同时包括触觉感应和视觉经验，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面向全体学生。

里德和罗恩菲德都是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主张“EducationthroughArt”。里德的贡献在于美术教育的价值与哲学的建树，而罗恩菲德则在美术发展心理及教材教法的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两者相辅相成，联珠合璧。从他们关于艺术教育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杜威及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甚而，还有卢梭的影子。（事实上，杜威的教育理论与卢梭的理论关系密切，虽然杜威本人不予承认。）工具论使美术教育课堂发生了重大变化，儿童成为美术课的中心。

杜威重视感性经验，关注儿童兴趣，使教育领域开始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时代。然而，“事实告诉我们，杜威牌的教育学，大概不可能在学校里广泛地被使用——到现在还是如此。”〔4〕杜威式的教育使得美国学校中暴露出“纪律松懈、书写无能，以及初等数学和科学知识严重不足”的缺点，引起家长及社会人士的不满。而在美术教育界，工具论的实践使得学校中的美术教育处于一种儿童自发的，无教师干预和评价的，无所谓最后作品的严重放任状态。艺术没有被视为一门学习的课程，而是被当成了儿童自我表现的工具。学校中视觉艺术的主要功能只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表现创造力，渲泻情绪的机会。严格地说，这种状态是“非教育”的。到了6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契机是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升天。

二、本质论

1957年10月7日，前苏联人把第一颗人造卫星“普斯特尼克”送上了天，显示出苏联领先一步的科学教育水平。争霸世界的需要使得美国在60年代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运动，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由布鲁纳（J.S.Bruner）倡导的以了解科目基本结构为主旨的结构主义理论，在此理论的基础上，美术教育界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本质论。这次教改兴起了学科运动。在自然科学、数学、外语（即“新三艺”）这些结构清楚、易于教学和检测的科目得到特别青睐时，美术教育为求在学校中生存，也开始逐渐向科目转化。这一转化中，巴肯（M.Barken）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美术有权成为科目，作为科目的美术教育包括画室学习、美术批评和美术史，这一观点影响了以后作为本质论代表人物的艾斯纳（W.D.Eisner）和格内尔（W.D.Greer）。本质论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

（一）本质论的教育思想基础：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是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主要思想基础。布鲁纳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结构主义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任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哈佛认知研究中心主任。他把20世纪5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jet）创立的结构主义心理学应用于中学课程改革，提出了颇有创见的教育主张。1960年，他的《教育过程》一书出版，该书阐述了教改的四个中心思想：①使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②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③重视直觉思维力的发展；④学习的最好动机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该书出版后备受推崇，被西方教育界人士称为“划时代著作”，很快，美国掀起了以此书思想为指导，以课程革新为中心的教改运动。

布鲁纳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大相径庭，这主要基于他们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差异。杜威是地道的主观唯心主义，其思想核心是“经验”，而布鲁纳恰恰相反，他强调知识领域是独立存在的，可以认识的，“经验”或“事物”所具有的规律性的东西才是人们追求知识的根由。教材应该由记录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构成；结构不是在材料内部发现的，而是“外加”进去的，是人所塑造的；知识可以由各学科的专家和学者来构成一个连贯的模式，并可以此构筑儿童应得的知识。在这种认识论指导下，他指出：（1）要以能力和智力的发展为教育的目的；（2）以学科的基本结构为教育内容；（3）以动机、结构、程序、强化为教学四原则；（4）以发现法为教学方法。

在布鲁纳的思想影响下，学科运动开始兴起。当别人根据布鲁纳理论把外语、物理、化学、数学等变成结构清楚的科目时，艺术教育研究者们也开始注意美术的结构，艺术教育从重视“自我表现”和“创造性”转向帮助学生独立从事艺术学科结构的探讨，也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艺术，从而使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有所发展。然而，这些思想当时除了在杂志上有所宣传外，并没有站稳脚跟。1982年，保罗·盖蒂信托公司出资成立盖蒂艺术教育中心。这个中心推行正规系统的美术教育，帮助学校在实践中发展充实本质论思想，逐渐地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DBAE）开始形成并流行开来。

（二）本质主义美术教育观：本质论强调美术教育的本质性价值，倡导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本质主义者认为，美术教学应具有学科性、顺序性，主张系统化的课程设计与指导方法，并且以学科的标准来评量儿童的学习成果。

本质论的代表人物是艾斯纳和格内尔。艾斯纳强调美术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对个人经验的独特贡献。他指出，“美术是人类文化和实践极其特殊的一面，而且美术能为人类实践作出的最可贵的贡献是直接与其特性相关系的。美术能为人类教育作的贡献恰恰是别的学科所不能作的。因而，任何一项将艺术首先作为为其他目的服务工具的教育计划会冲淡美术的意义。美术不应屈尊服务于其他目的。”〔5〕美术教育不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它在基础教育中有其独特的作用，从而，美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得到了重视和提高。

与工具论者相反，艾斯纳提出美术能力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学习和教育的结果。“美术学习不是随儿童成长成熟的自然结果，美术学习可以通过教育指导得到促进。”〔6〕既然如此，可教的内容有哪些呢？艾斯纳认为美术教学的领域应包括三方面：美术创作、美术批评和美术史。要使这三方面教学卓有成效，则需要有系统化的连续性课程设计，而不是那种感恩节画火鸡、圣诞节做节目装饰的以日历为中心的教学。而且，对教学要尽量评估，因为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评估，对师生的教与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W·迪文·格内尔的观点与艾斯纳相近。格内尔倡导DBAE大纲，他曾在文章《一种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将美术作为一种学科研究的方法》中首次使用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TheDiscipline—BasedArtEducation）的术语。这一流行的教育思想简称DBAE。它实际上来源于60年代出现的教育观念，但却揉进了巴肯、艾斯纳在60年代提出的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术史教学思想。格内尔认为，DBAE可以“培养出有教养的人，具有美术和制作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对美术品和其他物体中的美有所反应。”

DBAE有三个主要特征：

1.学习领域涵括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术创作四个方面。

2.教学内容由简至繁作螺旋式递进。

3.严格的书面课程设计，实施系统化教学。

DBAE具有严谨的课程中心导向。它不仅重视形象的制作，更重视对形象的理解。它要求把创作、欣赏、理解和评价几方面统合于同一教学单元，体现在总课程中，进行系统化、连贯性的教学。

在DBAE的学习领域中，美术创作是让学生通过实践学习制作，学习技巧和组织等；美术批评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欣赏，发展他们对形象的分析、演绎及判断能力；美术史的学习使学生通过对作品作者、时间、空间背景的认识，加深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美学则是让学生通过对美的本质、美的经验、美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等探讨，加强学生的判断能力，建立理论学习的基础。这四个方面，美术创作和美术史较容易为人理解，而美学和美术批评却较难理解，下面，我们试对美学和批评简单作一阐释。

关于美学，积极支持DBAE的艾斯纳曾这样解释：“美学方面的专门知识是把一整套久已存在、见识颇深的思想介绍给儿童和成年人，一些从未得到解答的问题。”〔7〕例如：艺术品必须是美的吗？伟大的艺术品一定寓有力量、高贵等主要思想吗？评价艺术家的作品要了解他的创作意图吗？这些问题旨在为孩子们打开一个艺术世界，让他们加入到这种千古对话中去，作一些美学上的思考，这正是形象创作无法做到的。批评如何介入呢？其实批评就是谈论艺术，利用孩子爱讲话爱争论的特点，可以使批评很顺利地引入课堂。一般可以把批评分为四个阶段：

1.简单描述阶段：看到了什么？包括物象、形状、色彩、线条等等。

2.形式分析阶段：作品如何组织？如：画面是否对称？线条间如何联系？运用了什么技法、材料？等等。

3.意义解释阶段：作者要说明什么？如：作品的意义是什么？社会经济文化、作者思想个性与该作品的关系是什么？作品中传达出什么氛围、观念、思想？

4.价值评定阶段：你的印象怎样？如：你受到感染吗？你对这件作品有什么感觉？等等。

前两个阶段的问题重心在于你看到了什么，而不是你印象如何，要防止学生过早轻易地下结论。解说阶段，教师可以运用恰当的语言解释作品，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在前三阶段的基础，最后让学生评论作品价值。

DBAE的课程设计是统合的，即把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学、美术史统合在一个完整的单元教学中同时教授，由简入繁，系统展开。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扩大艺术知识面，了解种种文化涵义，并通过视觉艺术进行思想交流。因此，DBAE要求有一系列设计严格的、反映出四方面修养的特殊教学主题。例如：以风景为主题的教学可以有：讨论大自然的景物，可否称为艺术品（美学）；学习从形式与分析开始评审一幅荷兰派的风景画是狂暴或是孤凉（艺术批评）；认明荷兰、法国、中国的写实派与想象派风景画的典型风格，并研究大自然如何可以理想化和抽象化（美术史）；使用粉笔和海绵绘画的技巧创造空间的幻觉和自然景物（艺术创作）。〔8〕作为美术教师，应该善于从简单的美术行为，如常见的风景写生，进行意义重大的扩展。虽然DBAE四方面内容无需分而教之，但教师应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每个方面，将它们有机地溶合在一起。

DBAE强调美术教育的本质性价值和课程结构的完整性系统性。学生不仅学习如何制作艺术品，还学习如何欣赏艺术品，了解有关的时代背景知识——作品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由于盖蒂艺术教育中心的研究、实验和大力推广，这一理论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期望，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使他们了解文化与艺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学会客观评价艺术品，具有更丰富的艺术知能。

由于DBAE以严格的课程中心为导向，有严谨的课程设计，明文规定学生在创作、批评、美术史及美学四个领域内进行螺旋递进式的学习。因此，有人提出疑问，艺术教育接近于行为科学或物理科学的教育吗？象DBAE这样的教育是否会过于貌似其他学科而丧失艺术课的独特性？是否会过于严格而导致僵化和枯燥？以结构课程论为教育思想基础的DBAE重视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但忽略了对自发性表现的启发，对美感经验及创造性发展的强调亦显不足。在艺术教育中，注重结构性的同时必须加强灵活性。

工具论和本质论各自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它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工具论以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发展土壤，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美术教育。它重视儿童兴趣，强调儿童自发性和创造性培养，但忽视系统的美术知识和技能传授。因此，这种美术教育不可能培养儿童具有丰厚的美术知识和技能。而有限的美术知能又限制了儿童高层次美术创造力发展，因为高水平的创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能为基石。本质论以结构主义教育理论为渊源，要求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它重视艺术的创作、欣赏、理解和评价等审美力的全面培养，但对自发性表现的启发显得不足。此外，严格的课程设计和教学亦容易走向形式化和乏味枯燥。

比较一下这两种理论，可以发现，它们瑕瑜互见，各有扬抑。所以，单独套用任何一种于我们的美术教育，显然有失妥当。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素质教育的要求和美术教育的现状，对它们予以合理吸收和改造，洋为中用，促进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注释：

〔1〕引自赫伯·里德《通过艺术的教育》第242页，湖南美术出版社。

〔2〕本段文字参考维克多·罗恩菲德《创造与心智的成长》第259页，湖南美术出版社。

〔3〕同〔1〕，第214页。

〔4〕引自J.R.布尔内特《杜威和美国教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评论》，1979年第81卷，第二期。

〔5〕同〔1〕第11页

〔6〕同〔1〕第58页

儿童美学教育范文篇10

一、稚拙美。这是民间美术从原始艺术那里直接继承来的、最能体现人类童年的天真憨稚的美感范畴。稚拙美在儿童绘画中有充分的体现，即是指儿童绘画中那种幼稚天真的风格。这种风格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民间美术的各品种门类中，都是贯穿全局的共性的风格，形成了民间美术天真烂漫、异想天开的审美趣味，就像以儿童的好奇的眼光看世界、想宇宙、表达意义。这种稚拙美按照中国美学的传统格式，可以称为“稚趣”。它不是以和谐为标志的优美，而是一种不和谐带来的趣味，令人由衷地绽开笑颜。但它又不是像崇高那样严重的令人震惊的不和谐，甚至也还达不到“滑稽”的不和谐程度，它是一种最轻量级的不和谐形态，它带来的笑，是如同大人看到小孩子那种不准确、不熟练的憨稚举动而觉得可亲可爱的笑，而不是滑稽带来的嘲笑或大笑。

民间美术的作者大多是成人而不是儿童，它为什么会具有这样广泛而鲜明的稚拙特征呢？这是因为：第一，非专业性。民间美术的作者绝大部分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劳动者，即使像木版年画、皮影、陶瓷（区别于宫廷用品）等具有专业作坊性质的品种，也是下层劳动者的一种副业。由于农业生产和物质条件、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进行十分精制的、费时费料的制作，只能采用身边廉价的材料，以很快的速度制作，因此不可能拥有玉雕、牙雕之类的高贵材料和悠闲的情致。在全民性的制作活动中，老百姓的作品不是按专业训练的技术来“正确地”描绘出事物的比例、结构，而是写其大意，表现出不准确、不合比例、粗疏等特点。第二，自娱性。普通老百姓创作民间艺术品时，不是强制性的劳动，而是表达理想愿望、富有创造力的活动，具有自娱性。人们按自己的想象即兴制造，随意性强，自由度大，不受别人的限制，结果就有了如儿童画般的异想天开的趣味。第三，传承性。由于民间美术创作者世代集体传承的程式是在很久以前就定型了的，他们世世代代继承着这种程式，并且在这种程式的教育下形成自己的艺术思维能力，因此，他们历代新的创造也是在这种浑沌结构的造型规律的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历代民间美术作品总是透露出生命初期的蓬勃和天真。第四，表意性。民间美术的创作动机决定了他们不追求写实与模仿的逼真，而是注重表达意义。出于表意符号性的目的，他们有意识地突出表意需要强调的部分，而缩小、简化表意不需要强调的部分。这样就使物象失去了本身形态的自然比例结构，而造成不和谐——儿童画般的稚气。

民间美术的稚拙美，是人类童年浑沌思维方式在艺术形态上的体现，所以它并不等同于儿童画的稚气，正如人类童年不等同于个体的儿童一样。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为民间美术就像儿童画一样，它其实比儿童画要成熟、丰厚得多，它只是具有这种天真憨稚的审美趣味，而在其内涵上、体系上却完全是社会文化性质的。

二、滑稽。《史记·滑稽列传》说“滑稽”指“擅隐语”“善为言笑”“滑稽多辩”。《史记》索引中说：“滑，乱也，稽，同也。以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这里所说的“乱异同”，即是指出了滑稽的基本形态特征：不和谐。印度公元2世纪的《舞论》中提到，滑稽是由于颠倒的装饰、不正常的行为、言语、形体动作以及不正常的服装等使人发笑。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认为：“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现成的例子如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使人感到痛苦。”近代的美学家们，则从内在形态上深入探究着“滑稽”的本质。黑格尔认为，喜剧（滑稽）是感性形式压倒理性内容，表现了理性内容的空虚。在我国1987年出版的《美学教程》中，童坦从黑格尔的思路出发，对滑稽的本质做了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滑稽作为实践与现实相抗争的痕迹特色”，是“善（目的性）对真（规律性）的压倒……在这种对立中，善不符合甚至反对真……因而在这善反对真的现象形式上就表现为善对真的戏弄、压倒，其形式是轻松的。也就是说，主体的合目的性的实践在斗争过程中已确定地占据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客体现实作为敌对力量已成为缺乏存在根据的事物，成为可以任意摆弄的存在……这种失去存在根据的存在，自然暴露出它内容的空虚，暴露出它的违反规律性，实质上成了假的、可笑的形式。”这就是说，在这个斗争中，善以假的外在形态战胜了恶的真实（规律性），从而体现了善战胜恶的人民理想，体现了善战胜恶的历史发展趋势的本质规律，暴露了恶的真——局部的、暂时的现实规律实为违反本质规律的假与丑。曹雪芹的诗句极恰当地体现这个善的胜利：“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滑稽的审美效应和美学价值，也是一切艺术假定性的美学基础。

滑稽在民间美术中是重要的审美范畴，按中国美学术语的格式，可将滑稽称为“谐趣”，即谐谑之美。大量的民间美术作品以善（目的性）压倒真（规律性），而构成了象征、写意、主宰万物的自由。凡属比例、结构的失调，都可以造成滑稽的审美感受。如《西游记》的猪八戒、孙悟空都具有滑稽性，而唐僧因其是正常人体而无滑稽性。河南太昊庙会上传统的人祖（猴头人身）、动物头人身的十二生肖等都是滑稽造型。这其实就是一切建立在艺术假定性上的美的生命和价值的根本依据。民间许多石刻人物的头部都特大，表情鲜明，而身躯特别是下肢很小。民间艺人为了突出强调人的表情，为了传达所想表现的谐谑趣味，也为了适应石料形状的局限，创造出这种不合比例的生动活泼的造型，获得了打破人体比例和谐的平衡而具有的生机蓬勃的运动感。

民间美术与悲观无缘，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祝愿生命繁荣，以千百种方式歌颂生命，表现生的欢乐，赞美生的神奇。民间美术保持了人类童年时代涉世未深的勇敢与雄心，它那超自然形态、超客观逻辑的综合造型，正是人类主宰万物、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的理想的展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