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文化范文10篇

传统医学文化范文篇1

一、医学期刊近展史

（一）晚清时期。晚清时期是医学期刊的萌芽期，在此期间共创办了医学期刊26种[1-3]。我国医学期刊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1792年。清代名医唐大烈受到当时的讲学之风的影响，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医学期刊——《吴医汇讲》，自此开创了我国医学期刊史的先河。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与兴盛，以及时代与社会的需求，医学期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此时期的中医期刊尚不多，以西医药学期刊为主，并且此时还未对医学科目进行细分，以综合类期刊为主。其中，中医期刊6种，西医期刊15种，中西医综合期刊5种。传教士在近代中西医文化交流活动中发挥了媒介和桥梁作用，这种活动对中国医学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传教，传教士试图通过输入现代科技知识和西方人文社科知识推动基督教的传播，即通过广义的西学来改造中国。19世纪初，罗伯特•马礼逊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国中，开启了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历史。由于传教收效甚微，传教士转而利用教育、医学和办报等途径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把国外的科学文化和知识传入国内，其中比较有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龙华民、艾儒略、汤望若等。在尝试过各种手段后，传教士们发现“医学传教（MedicalMissionary）”的效果较好。通过向当地居民治病施药，民族间的藩篱逐渐被消除，传教士得以接近中国各个阶层。特别是1805年葡萄牙商人将牛痘活苗带到澳门，开展了牛痘接种。英国医生皮尔逊编译了牛痘接种的相关书籍《牛痘奇法》，使牛痘法在华迅速传播，加速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817年牛痘接种经验被总结为《引痘略》，在国内被相继翻刻刊行。18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郭雷枢首次呼吁欧美教会雇佣传教士医生来华服务，自此大量的传教士医生进入国内，将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鸦片战争导致中国战乱不断，人民饱受疫病伤痛折磨，而西医见效快、痛苦少，加之当时的传教士开办了西医院、翻译医书等，使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逆反心理逐渐减弱，日益接受了西医在治疗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1880年由广州博济医局发行《西医新报》(Western Healing Gazette)是我国第一份西医中文医学期刊，由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担任主编。但《西医新报》因当时的文献匮乏以及具体执行中产生的问题，导致其仅维持了两年即告停刊。自17世纪下半叶起，西欧相继出现了柏林皇家医学会、巴黎外科学会、爱丁堡和伦敦医学会等医学团体，他们通过举办会议、编辑期刊，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医学的进步[4]。1886年以美国医学传教士文恒理为代表的在华的医学传教士借鉴西方的医学社团制度，在上海成立了国内首个医学社团——“中国教会医学会”(The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即博医会。博医会于1887年出版发行《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Journal)。然而，《博医会报》是一份英文期刊，在办刊时曾预想每期“附列中文医论一则或二则，以备参考”，希望“中国有学西医之士，相与有成。无论内外各科，务抉精义著为宏文，以光简册”，但直至《博医会报》与《中华医学杂志》合并也未能实现转变为中文期刊的计划。其后这些传教士又在国内创办了西医报刊，如《海关医报》《西医新报》等[5]，至此西医开始大规模传入我国。传教士拉开了“西医东渐”的帷幕，并且通过报刊这种现代性传播工具把西医带入国内。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传教，但也以此为契机为西医学打下了基础，并促进了西医学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医学传承方式，颠覆了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将新型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国内，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期刊史的序幕。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因办“洋务”的需要，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朝统治几乎倾覆。为维护垂危的统治，清政府开始向日本广派留学生，培养“新政”人材，而日本政府也企图通过留学生来增强其在中国的势力。一时间留学生如水赴壑，纷纷至日本留学。受到日本文化、政治的影响，在留日学生中出现了“科学救国”、“从医学开始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的思潮。留日学生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学术团体，并创立了几十种介绍西方学术文化、宣传君主立宪或反清革命的期刊，其中医学期刊以《卫生世界》为代表。这些由国人创办的启蒙报刊打破了外国对西医传播权的控制局面，进一步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在当时，这为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6]。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出现的以“著述医”自称的陈垣。与多数爱国志士一样，陈垣以笔为枪，以报刊为阵地，先后创办了《医学卫生报》及《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利用报刊的宣传教育功能开辟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医学救国之路，即以“医人医国为其宗旨，医学新知为其内容，报刊传播为其形式[7]。”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医学的发展较其他学科更早、更快。而期刊作为记载、传承、传播学术成果的载体正好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二）民国时期。民国时期（1912—1949）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也是我国医学发生重大变革的特殊时期。受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西医和中医体系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激烈地碰撞[8]。政府实行扶植西医、压制中医的政策，使两种医学体系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态——西医获得长足发展，中医却举步维艰[9]，但无论是中医药期刊还是西医期刊在此期间都曾得到迅猛的发展，其数量、品种均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水平。据《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记载，1980—1949年国内创办的中医药期刊约260种；1912—1937年出版西医药期刊共237种，但多数出版时间不长，影响不大；1938—1949年出版西医学期刊约有百种，但至1948年底仅存30余种[10]。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主要由中医社团、中医学校和中医药界知名人士承办，以“发扬国医国药”、“谋国学之复兴，作知识之交换”为主旨。1920年前创办的中医药期刊约20余种，以《和济医学卫生报》及《医药卫生通俗报》为代表。1920—1937年是中医药期刊出版的活跃期。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中医的兴废争议，中医学界各单位与知名人士联合发声，先后出版了中医药期刊逾200种，多集中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如上海、江苏、浙江、广州等。出版数量以上海最多，其次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其中以《中医杂志》、《医学杂志》、《医界春秋》《杏林医学月报》等为代表。1938—1949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政府对中医打压以及期刊的经费和人员不足等问题，导致多数期刊被迫停刊。此时，中医药学界为中医生存问题还在不断努力，仍创办约80余种刊物，但大多刊行年代不长，缺乏影响力。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西南转移，四川、广西等地也相继创办中医药刊物，其中以《中和医刊》、《国医月刊》、《复兴医药杂志》为代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由于内战全面爆发，社会经济萧条，导致期刊业也随之萧条，中医药期刊一度沉寂，仅少量期刊进行复刊，新刊物也很少，以《新中医》、《杏林报》、《华西医药杂志》为代表。在西医药期刊方面，其历史演变与民国时期政治斗争的变化轨迹本质上一致。由于当时列强入侵以及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旧式教育制度已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政府曾多次颁布法令推行学制改革，包括以日本学制为圭臬的壬子癸丑学制和以美国学制为圭臬的六三三学制。在政府的支持下，自办医学院校迅速发展，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了当时主要的西医人才培养基地，为西医发展提供了大量后备人才，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实现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医学学校、医学团体、政府、本土西医以及各大报刊纷纷开始创办医学期刊，使西医药学传播事业在多主体传播格局下的繁荣发展。西医期刊在此时期的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其数量飞速增长，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到1949年共创办期刊500余种。期刊发展总体趋势为逐步增加，几乎每年都有新刊创立，共经历了四个办刊高峰，分别为1920年、1930年、1940年和1947年，均处于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有研究[6]对近代西医药学报刊进行整理发现，仅确知创刊时间的专门性西医报刊就多达501种，另有约330种医药卫生方面的副刊；期刊类型也十分丰富，如西医、西药、护理、口腔、公共卫生以及其他综合性报刊等。经过大规模宣传、办学、译书等传播手段，西医学被中国医学界和民众广泛接受，成为主流医学。这时的西医学本身已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成为奠基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一门综合性科学[11]。西医传播中心也随着社会动荡经历过数次变迁，医药学期刊先是以沿海口岸和沿江流域、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为传播中心向周围扩散，其后在红色抗战时期随着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至西部地区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极-多向”的扩散网络[6]。这一过程可以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1）民国前期（1912—1927）：在此时期，受到革命运动的影响，特别是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兴盛，在“科学救国”、“医学救国”等主张下，西医药期刊经历了期刊的初创阶段。但此时西医体系尚未建立完全，北洋政府内外交困，其传播主要依靠个人，主要话语权还在外国人创办的刊物手中。西医药期刊在内容上也以文献翻译为主，缺乏国人的自主研究内容，内容较为粗糙。此时，西医药期刊的范围较小，影响力也很弱，传播仅集中于几个通商口岸，民众对西医的重要性不甚了解，也不感兴趣。（2）民国中期（1928—1937年）：此时期是整个西医药期刊发展的兴盛时期。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医药卫生方面十分重视，设立卫生司负责全国卫生行政。中央卫生系统的建立为西医传播事业奠定了基础，西医期刊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快速发展，传播效力也显著提高。在此时，期刊主要由政府、社团以及民间个人组成，总体特点是数量大、分布广、规模化和类型化趋势明显。在传播内容方面较民国初期也有进一步延伸，增加了口腔医学、护理学、精神病学、皮肤性病学、眼科、药理学、法医学、妇产科、生理学等专业刊物，并且创立了精神层次的期刊和制度层次的期刊。（3）民国后期（1937—1949年）：在此时期由于战争爆发导致的社会动荡，西医传播事业举步维艰。但国内的西医期刊仍在努力维持与发展，创刊量大幅增加，仅1947年就有43种西医期刊创刊，尤其是西南和西北地区创刊的种类最多。部分期刊甚至在多次停刊后又恢复办刊，其中坚持办刊五年以上的期刊包括《战时医政》、《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云南卫生》、《现代医学》、《西南医学杂志》、《贵阳医学院院刊》、《军医通讯》等；一些影响较大的期刊甚至二十多年长盛不衰，如《中华医学杂志》、《中华护士季报》、《同德医学》、《中国红十字会月刊》、《民国医学杂志》、《卫生月刊》等。抗战期间，东部地区沦陷，其经济、社会和医药卫生状况每况愈下，创办的西医期刊数量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显著下降。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内经济政治中心的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医药期刊规模迅速萎缩，东部地区医药期刊发展繁盛，新创办报刊100余种，复刊20余种。这一时期的西医期刊比以往任一时期都更接近现实，适应战时需要，贴近民生，并且一些医疗制度层次的期刊已经开始对国家医疗政策进行深入的讨论。西医期刊已经成为了国家卫生行政的宣传者、推广者和监督者，在政府与民间、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架起了一座重要桥梁。

二、近代医学期刊的传播意义

（一）推动近代医学体系的建立。自传教士将西方医学思想带入了国内，我国的近代医学技术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而近代医学期刊的出现加速了西医学在国内传播，并促使西医本土化，对开启民智、推动近代医学体系的建立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这些医学期刊在普及西医知识的同时，也将西方的医学精神、卫生观念带入国内，将科学观念输入到国人思想之中。国内也由此将医学进行系统化概括，并细分出基础学科及临床学科，如解剖学、细胞生物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口腔医学、护理学、精神病学、皮肤性病学、眼科、药理学、法医学、妇产科等，奠定了我国近代医学体系的基础，在近代医学体系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初步建立了医学传播的系统模式。传统中医“有禁方之传授，重其道不轻以示人。后世沿其义而失其真，乃有秘方之名目。秘之又秘，遂终失传。”[12]中医的传统传承方式为师承，历来通过“口传秘授”，但随着报纸、期刊、书籍的普及，我国传统医学的传播和交流模式发生巨大改变。中医药期刊俨然成为了我国传统医学学术交流的媒介，也是中医与西医思想碰撞的平台。中医医师的交流传播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将自己的医学心得及思想述诸于文字。（二）促进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学术交流和发展。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宗教，他们借用医学的力量在中国行医布道，通过创办期刊、翻译医术、开办西式医院和医学校等成为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主要渠道，让中医民众接触到西医知识和西医诊疗方法，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传教士在把西医学知识带到中国的同时，也逐渐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解。部分传教士开始研究并向西方译介中医药学知识，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播打开了一扇窗口。一方面传教士希望通过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传统医学，帮助其了解中国，进一步获得支持，推动传教事业；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研究中西医学的相似性，寻找东西方医学文化的相似点，以便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空间安置上帝[13]。医学传教士在编撰有关西医学著作、个人自传、刊物、社会调查报告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内容。这些内容成为了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最初印象和轮廓。期刊等传播媒介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媒介，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沟通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来华传教士行医传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对东西方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14]。中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极强的学科，中医师承是我国传统医学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方式。传统师承教育一般以师授为主，师者言传身教，传道、授业、解惑。学者侍诊左右，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通过名师的点拨达到心领神会、掌握精髓的效果。这样的学习方式使得我国传统医学在学术交流和信息交换方面相对闭塞。中医药期刊的出现冲破了师承的樊篱，为中医界学者提供了新的学术交流的平台，各学派及各种学术思想得以交流和碰撞，使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进一步推动了中医的发展。通过中医药期刊，使得跨地域的临床经验交流得以实现，并进一步得到大规模的临床验证，使得中医科学化的思想广泛传播，为中医药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三）社会导向作用。期刊不单能够反映历史进程，它也能够对社会发展具有导向、凝聚、催化和控制作用[15]。洋务运动以后，国内出现了“科学救国”、“医学救国”的思潮。维新领袖梁启超呼吁“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他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大批有志人士及学术团体通过创办的期刊宣传西方的科学文化，使国人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为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并且使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特别是科学群体之间和科学社团、组织之间形成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强大聚合力，从而调整社会内部各种关系[15]，维护社会的和谐统一，推动社会进步。（四）促进行业交流，提升社会服务功能。医学期刊在发展过程中不光承担学术交流的媒介功能，同时部分期刊也承担了行业交流的作用。如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在发挥期刊的学术传播作用同时，通过代销名家书籍、与其他中医团体组织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与业界广泛交流。同时，借由这些医学期刊，研究会还开展了民间医方征集活动，出版《审查征集验方》。在通过期刊扩大影响力后，邀请著名医家从弘扬阐发传统中医和吸纳兼容西方医学等不同的立场进行思想交流，使得相关行业联系更加紧密。《医学杂志》还将太原市的执业中医的姓名、执业地址、门诊时间、诊费、擅长科目以及各大药店、销售的品牌中成药的介绍进行登载，建立了中医、药店的品牌形象，推动了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在方便民众对行业整体了解的同时，也强化了医生与中药的行业联系和合作，促进了中医药业界的沟通联络。

传统医学文化范文篇2

中医学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研究人体生命规律、和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它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为基本理论，系统阐述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对人体疾病的病理、诊断、预防、治疗等医学问题，用辩证施治的原则指导临床防病、治病[1]。中医心理学概念[2]：用传统中医理论来研究情志心理因素与疾病或健康之间的网络关系，通过整体观来系统地调节各项功能，并用于指导医学实践的一门系统的科学体系。

2中医心理学的历史沿革

“心理学有一个悠久的过去，却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用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这句名言来描述中医心理学的发展，是再合适不过了。中医心理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哲学、传统医学与现代心理学三者有机结合的产物。也为后世医家在治疗疾病方法提供思路，对情志疾病和心理治疗则有了更多的阐述和发挥。2.1远古至春秋时期（公元前475年以前）。这个阶段中医心理治疗开始出现，因为这个时期社会因素限制，早期医术和巫医合流。巫医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他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以语言、行为、舞蹈为主要治疗手段的人物。此期的医学模式为神灵医学模式。当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苗父的心理治疗医案《苗父平众疾》。2.2战国至三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280年）。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他们的问世中医理论体系也逐步建立，心理治疗的理论也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称得上是古代医学心理学思想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涌现了大量的医学心理学思想，最为突出的是《内经》及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中包含的有关内容。据统计，《内经》中从篇名命题到主要内容讨论心理学、医学心理学有关问题的达32篇，占全书162篇的19.8%。在内容中涉及到心理学、医学心理学思想达159篇，占162篇的79.6%。2.3两晋至五代十国（公元275年-公元979年）。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迅速，体现在出现了一些饱含医学心理思想的医学文献，如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唐代王冰的注《黄帝内经素问》等都对《内经》中医学心理学思想做了阐释、发挥。2.4宋代至元代（公元960年-公元1368年）。这一个阶段中医心理治疗的一个辉煌时期，出现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医家，并且治疗水平很高，也因此留下了比较完整的心理治疗医案，如张子和的《儒门事亲》、朱丹溪的《丹溪心法要诀》等。宋代也是中医七情学说成熟和定型的时期，南宋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把各种致病因素归结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因。其中内因即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关注各种情志对人身心健康的影响，这对中国古代医学心理学思想的发展有重大作用。2.5明代至清代（公元1368年-公元1911年）。医学心理学继续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张景岳、李时珍等。其中张景岳在其《类经》中论述了移精变气的心理治疗方法，他引用了古人和自己的5个心理治疗的医案来论述心理治疗的意义。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载方1万多个，其中就记载了有关于情志内伤、癫狂等心理疾病的证治，在“健忘”一节中汇集了39味治疗健忘的中药，此外还有许多治疗健忘的单方、配方等。2.6近现代（公元1912年-至今）。总的看来，建国前其研究呈零散状态。建国初5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采取保护中医政策，使中医事业得到发展，中医心理学研究得以延续。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医学模式正由原来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渐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受医学模式改变的影响，医学心理学被引入到医学教育结构中，并在很多医学院校设立了相关课程。

3展望现代中医心理学发展

现代中医心理学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哲学思想及其固有心理学［心理学、神（精神）或意识］为基础，通过探索儒家、道家、佛教哲学的“本质”，是中国古代哲学、传统医学与现代心理学三者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色的中医心理学。我们要充分挖掘、探索和运用中国传统医学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有关心理学的医籍和医案，做到古为今用，更好地发挥中医传统心理治疗的作用[3]。

参考文献

[1]李如辉,王静波,张卓文,等.论中医学、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6):1931-1933.

[2]李世通,吕学玉,张鑫,等.中医心理学相关概念辨析[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4(5):302-305.

传统医学文化范文篇3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下简称《执业医师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不具备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除在《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按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医学专业技术职称和医学专业技术职务者外，参加医师资格考试，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传统医学”是指中医学和少数民族医学。

第二章考核

第四条考核是对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评价和认定，由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各考核机构具体实施。

第五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考核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

第六条在《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已经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取得有效行医资格的师承人员，可直接申请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考核。其余师承人员申请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的，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或具有同等学力。

（二）具有经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的师承关系合同，连续跟师学习满三年；指导老师具有医学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从事临床工作二十年以上；有丰富、独特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医德高尚，在群众中享有盛誉，得到同行公认；应聘在医疗机构坚持临床实践，能够完成继承教学任务；同一指导老师在同一时期内带教学生不得超过两名。

（三）取得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颁发的《出师合格证书》。

（四）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机构中试用期满二年的。

申请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的，除具备上款（一）至（三）项条件外，还应当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

第七条申请考核确有专长人员的，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经地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审定为确有专长，并经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取得有效行医资格的；

（二）从事乡村医生工作十年以上，并经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确认医术有专长的。

第八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考核内容包括职业道德、业务水平等。

业务水平考核中，师承人员的重点是学习老师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情况；确有专长人员的重点是是否具备独特专长，疗效是否明显优于同种或同类病症的其它治疗方法。

第九条考核的方式可以包括：个人述职、口试、笔试、实际操作、对其本人书写医学文书的检查等。

考核标准及具体考核办法由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参照《执业医师法》第九条、第十条的有关规定，按照本办法第八条及本条前款的要求统一制订。

第十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考核每年举行一次，考核时间由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统一确定。

第十一条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申请考核者，应由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考核申请审核表”。

第十二条申请考核者，应提供下列材料：

（一）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考核申请审核表；

（二）本人身份证明；

（三）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二张；

（四）在《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经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的有效行医资格证明；或《师承合同》、《出师合格证书》；或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确有专长证明。

第十三条在《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已经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取得有效行医资格的师承人员，经批准其行医资格的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后，向辖区内的考核机构提出考核申请；其余师承人员经试用机构审查并签署意见后，向辖区内的考核机构提出考核申请。

符合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的确有专长人员经批准其行医的中医（药）主管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后，向辖区内的考核机构提出考核申请；符合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确有专长人员经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后，向辖区内的考核机构提出考核申请。

考核机构按规定程序和申请条件复审合格后，通知考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核。

考核结果由考核机构通知考生。考核合格的，由考核机构出具考试资格考核合格证明，并提出推荐意见。

第十四条考核机构是经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指定的县级以上中医、民族医医疗机构。

考核机构应具有相关领域的专业与技能和对考核对象的业务培训与指导能力。本地区无具备考核能力机构的，由上一级中医（药）主管部门指定考核机构承担该地区的考核工作。

考核机构的主要工作内容、职责及辖区范围等由指定其承担考核工作的中医（药）主管部门确定。考核机构的具体条件由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五条考核机构应成立专门的考核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由中级职称以上的医学专家组成，包括一定比例熟悉本专业的医学教育专家和外聘医学专家。

第十六条考核机构应当建立工作规则、保密、考核资料归档存放等相应的工作制度。

考核机构应当在考核工作结束后五日内，向指定其承担考核工作的中医（药）主管部门报告考核工作情况与考核结果。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负责审核考核机构的相应条件；负责指导、检查和监督考核机构的考核工作。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按年度将委托的考核机构情况报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在每次考核结束后的十五日内，将考核结果报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并由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通过省级医师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将考核合格的人员名单通知相应的考点。

第三章考试

第十九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医师资格考试是评价申请医师资格者是否具备执业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考试，每年举行一次，纳入全国统一的国家医师资格考试。

第二十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考试方式分为实践技能考试和医学综合笔试，实践技能考试合格的方可参加医学综合笔试。考试的具体内容与方案由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制定。

第二十一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一）经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合格并推荐的师承人员或者确有专长人员；

（二）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机构中工作满五年的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

第二十二条经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合格并推荐的师承人员或者确有专长人员，可以申请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二十三条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到规定的考点办公室报名，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二张；

（二）本人身份证明；

（三）考试资格考核合格证明；

（四）在《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经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的有效行医资格证明；或师承人员的《师承合同》和《出师合格证书》；或确有专长人员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确有专长证明；

（五）执业助理医师申报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还需同时提交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复印件、执业时间和考核合格证明；

（六）报考所需的其他材料。

其他报考程序按《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医师资格考试的组织管理与实施，按《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医师资格考试合格线由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确定。

考试成绩合格的，获得卫生部统一印制的《医师资格证书》。

第四章处罚

第二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考核机构的考核资格，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在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二）在考核过程中显失公平的；

（三）在中医（药）主管部门监督检查中不合格的；

（四）违反本办法或其它有关法律、法规，拒不改正的。

第二十七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在申请或参加考核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当年申请或参加考核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假报姓名、年龄、学历、工龄、民族、户籍、学籍，伪造证件、证明、档案以取得申请考核资格的；

（二）在考核中扰乱考核秩序的；

（三）向考核人员行贿的；

（四）威胁或公然侮辱、诽谤、诬陷考核人员的；

传统医学文化范文篇4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孕育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在古代名医成长中起着决定性、全方位的影响。

1医德观: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儒家以“仁”为核心追求。仁人在纵向人际关系中，应忠孝悌良慈(分别对君王、父母、兄长、弟妹、子孙)，在横向人际关系中要求“信”与“别”(分别对朋友与配偶)，然后在此基础上把“仁爱”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地施行于天下人。一个人对这些道德要求的践履程度取决于他自身的发展程度，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看来，人生第一达是做良相，第二达就是当良医，如其所言，“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金代名医李杲在《内外伤寒辨惑论》自序中提到:范仲淹后代道教人物范尊师以尽“仁人君子济人利物之事”，勉励其著述医书，而他“敬受其言，仅力疾成之”。元代名医朱震亨年轻时师从理学家许谦，后因许谦劝其“游艺于医”，他“乃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古代名医就这样把医学作为践行“忠孝之心，仁慈之性”的基本途径。

2医学战略思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警示人们:事情要在还未发生时先准备好，在动乱还未出现时先治理好。《黄帝内经》把这一原则运用到医学中，“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椎，不亦晚乎?”医学本质在于维护健康，包括未病时的预防保健与已病时的治疗康复。我国传统医学把前者作为根本任务。从《黄帝内经》“上工治未病”、葛洪“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孙思邈“勿以康健便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朱震亨“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张景岳“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到叶天士“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都无不一脉相承地体现着这一医学战略思维。

3医学哲学方法:欲为医者，须“学博天人”传统医学有着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庄子·养生主》将其概括为:“缘督以为经”，即遵循自然之理是获得健康享尽天年的常法。这里的“自然”，乃无称之言，穷极之辞，并非仅指自然界。所以，老子说，道法自然;郭象说，名教即自然。这个博大精深的自然之理，在传统医学中有具体展现:①良好社会状况是医学更好发挥的基础。社会状况是人们整体健康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在饥寒交迫、生灵涂炭的乱世中，再高明的医学也会显得无能为力。“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以及“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礼记·礼运》)，是儒家在这方面的追求。孙思邈所言，“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也从侧面道出医学与社会的关系。②天人合一是根本方法。“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是《庄子·齐物论》中“天人合一”的经典表述。在医学中，该方法论用以指导医家系统处理生命与自然的关系。③形神合一是根本方法的深化。嵇康认为，“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表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在医学中，医家普遍以“和七情”、“节六欲”为保持或恢复健康的前提。由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古代名医对“欲为医者”的衷心劝告，如金代名医刘完素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愈人疾病。不然则如无目夜游，无足登涉……”。清代名医陈士铎说，“医道大矣哉!非学博天人，……则不可以谈医。”

二、面向基层医学生的人文教育的目标分层

1完善自身，成为基层居民感觉温暖的人目前站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第一线的村医在受益人群中“受尊重的程度较高或很高”。受到更为系统的医学教育的医学生，应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我们显然不可要求他们都如古代名医那样把自己行医地点变成一个基层文化中心，如傅山中晚年居处松庄小村竟成了文化名人荟萃的一方宝地那样，但起码应努力成为基层熟人半熟人社会中让人感觉温暖的一员，使彼此间乐意“说一些和治病无关的家事”，从知、情、意等方面帮助医学生完善自身，成为一个有学识、热心并谦逊的人，是人文教育的第一层目标。

2坚守医德，成为基层患者信任的医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因素也必然冲击着村医的行医观念。新医改提出把新增卫生资源重点投向基层农村，其中包括合理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福利待遇。这是新医改从制度上努力降低经济因素在医患关系中的影响力的表现。但在这方面要做得更好，便离不开医务人员对医德的坚守。医患关系与一般买卖关系之间有着根本差别:前者要求无论是从健康利益还是经济利益上都应以最有利于患者的方式进行诊疗，这与传统时代把医学理解为“济人利物之事”相通，而后者却允许买卖双方自由讨价还价。因此，教育医学生在走上基层岗位后，任何时候都不应以患者作为谋取不合理利益的对象，做一个受患者信任的医者，是人文教育的第二层目标。

3勇挑重担，成为基层居民健康的守门人擅长于治疗小病的扁鹊中兄名气不出于村落街道，善治病于未有形之时的长兄更是只为家里人所知晓，而自认为在兄弟三人中医术最低的扁鹊却由于能治大病重病而“名出闻于诸侯”。这则古代故事所反映的矛盾仍具一定现实性:虽然预防保健最有利于人的健康，但对于从事这一工作的医务人员来说，却得不到足够重视与认可。相关研究提出建议:村卫生室在未来发展中应变“重医轻防”为“侧重防保”。新医改更明确要求基层医务人员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卫生服务，倡导科学文明生活方式，尽可能地把基层居民挡于疾病门槛之外，是健康守门人的实质意涵。这是以人为本理念在医学中的实现，也是对医学本质(维护健康而非仅指去除疾病)的科学把握。这是人文教育的第三层目标。

传统医学文化范文篇5

【关键词】岭南；中医药文化，中医养生学；教学研究

中医养生学是在中医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和探索中国传统的颐养身心、预防疾病、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的理论和方法，并用这套理论和方法指导人们保养生命、维护健康的一门实用学科。中医养生学是一门古老的中医分支学科，它充满活力与生机。中医养生学是中医养生保健专业基础课程，是为适应大健康背景下国家大力鼓励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而开设的一门专业课，深受学生喜欢。广东高校大学生大多数来源于广东本省，学生的成长与生活深受岭南中医药文化的浸润和培育。广东某校通过在中医养生学课程中导入岭南中医药文化，使在校大学生接受岭南中医药文化方面的知识，把这些具有岭南特色的岭南中医药知识运用到中医养生实践中，指导岭南人民的养生活动。这对于他们增强对岭南文化的认知和热爱、主动接受民族文化及岭南中医药文化、培养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促进中医养生学学科的不断健康发展，努力培养出适应市场需求、立足岭南本地、突出岭南特色的实用型中医养生人才，笔者结合多年从事中医养生学教学的体会，就岭南中医药文化在中医养生学教学中的导入进行探讨研究，以期为推动岭南中医药文化在广东高校中的推广普及积累经验。

一、岭南中医药文化的特征

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它是以广州为中心，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区域所形成的一种具有岭南特色的文化形态。岭南中医药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分支。岭南中医药文化既有传统医药学的共性，又有其地方特性。当代著名中医药学家邓铁涛教授曾经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但因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历史上开发的先后，各个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医学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岭南医学就具有地方与时代的特色。长期以来，中原医学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华中医文化的基础和主干。岭南文化既承袭了中原文化的传统精髓，又融入了自身的创新成果，因此颇具地域特色。岭南中医药文化在中医养生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岭南中医药文化植入广东高校中医养生学课程的路径

（一）引导学生精读岭南中医药养生经典，打牢理论功底。岭南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自晋代以来涌现出很多著名的医家，流传于后世的医学典籍相当丰富。岭南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许多医药学家结合时宜、地宜，写下了不少富有地方特色的医学著作，如晋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和养生家葛洪的《抱朴子》《肘后备急方》，唐代李暄的《岭南脚气方》，清代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如葛洪在养生学方面造诣颇深，其养生思想更是为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教师在中医养生学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精读《抱朴子•极言篇》等经典著作，让学生深刻理解“治身养性，务慎其细”的著名养生理论，从而为中医养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功底。（二）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突出岭南特色，优化中医养生课堂。借助现代信息传媒技术手段和网络时代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可以收集很多与中医养生学、中国传统文化、岭南中医药文化相关的视频音频等教学资料。教师应充分应用传统媒体与当今新媒体相结合的方法来优化中医养生学课堂，让学生在生动的课堂氛围中接受知识。如在进行中医音乐养生教学时，教师可以播放《花间蝶》《雨打芭蕉》《彩云追月》《赛龙夺锦》等广东名曲。学生在欣赏这些熟悉的地方名曲时，不仅理解和掌握了中医音乐养生的内容与方法，而且也增强了对岭南文化的认同感，进行了一场美育教育。（三）开拓创新，在中医养生学教学。中增加岭南特色实训内容实训教学是中医养生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加深学生对中医养生知识的理解，培养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的能力。比如在进行药膳养生教学时，让学生动手进行药膳制作，可以达到既辨识食材、了解食材的加工及药膳的配伍、制作过程，又可以切身体会到岭南饮食文化的药膳同源思想和注重养生保健的特色。五指毛桃煲土猪骨汤是岭南人熟悉和喜爱的一道家常靓汤，也是岭南人日常生活中制作的祛湿健脾的中医养生良方。在中医养生学的实训课堂上，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制作这道汤。五指毛桃是地道的岭南药材，广泛分布于粤东山区，具有健脾补肺、行气利湿、舒筋活络之功效。学生在掌握这道养生汤的制作和相关知识后，也加深了对岭南道地本草的学习和认识。（四）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借助岭南中医药知识与技能，练就中医养生实战能力。中医养生学是一门理论丰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高校学生在中医养生学课程学习时，重在学习，贵在实践。因此，在进行中医养生学教学中，要指导学生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借助岭南中医药知识与技能，练就中医养生实战能力。例如，在进行体质养生的教学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对身边的同学进行体质测试，进行针对性的中医养生指导。岭南地区多湿多热，湿热体质学生较多，可以让学生针对性运用岭南道地药材制作养生药膳、糖水、祛湿香囊等进行养生治疗。通过一系列的实战训练，借助岭南中医药知识与技能，练就学生的中医养生实战能力。中医养生学是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关于人体生命养护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方法的学科。中医养生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人的长寿和健康，但人的长寿与健康往往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而不仅仅是人体本身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中医养生学》教学和中医药文化推广研究时，不能仅仅把视野锁定在人体生物模式之中，而必须结合经济、社会、哲学、政治、地域等诸多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在广东高校中医养生学课程中进行岭南中医药文化的导入研究，既可以继承中医药博大精深的学术精髓，又能吸纳岭南中医药浓郁的地方营养。这对于推动岭南中医药文化在广东高校的传播与普及、丰富和完善中医养生学内涵、促进高校中医养生学教学改革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赵鲲鹏.《中医养生学》教学的体会与思考[C].北京：中华中医药学会养生康复分会学术年会暨服务老年产业研讨会论文集，2014：269-271.

[2]霍秀媚.“一带一路”倡议与岭南文化的传承传播[J].探求，2018，3：96-101.

[3]邓铁涛.邓铁涛医话集[M].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64.

[4]钱凤娥，张朔玮，张宇，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医养生学教学的改革与实践[J].科教文汇，2020(3)：93-95.

传统医学文化范文篇6

一、培养兴趣很关键

1.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就是说一个人一旦对某事物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主动去求知、去探索、去实践，并在求知、探索、实践中产生愉快的情绪和体验。兴趣，是人们力求认识世界，渴望获得科学文化知识和不断探求真理而带有情绪色彩的意向活动，它与学习的积极性成正比关系，当学生对某门学科产生兴趣时，总能积极主动地、心情愉快地学习它、了解它、掌握它，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组织病案分析：通过聘请一些著名的中医学专家、学者或教授，开展相关知识讲座，既能够弥补中医学课堂教学的不足，又能够拓展西医院校的中医教学文化环境，进而激发了学生们对中医学的学习热情。

二、抓住重点是基本

内容多、课时少、实践机会少，是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在通行的《中医学》课程包括了中医学基础、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及临床各科和针灸等，这些内容在中医院校大约要花4年时间，上课时数不少于700学时；但是这一合编本在专科院校授课时间仅约36学时，本科院校约60学时，根本无法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西医院校学生以学西医为主，教师要在西医院校有限的中医学课程教学中，将中医学庞大的理论知识体系及临床各学科一一介绍给学生，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教学中突出重点，精选教学内容，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最基础和较为难懂的部分，力争将中医学的精髓、重点向学生讲深讲透，弘扬祖国的传统医学。

三、教学过程形象生动，注重与临床相结合

1.有无讲课技巧，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教师在授课中应精简扼要、提纲挈领、执简驭繁、有的放矢，以利于前后相呼应，从而使学生接受的知识容易形成系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讲授新课应与学生已学的知识相联系，承上启下，温故知新；教学目的要明确，重点要突出，给学生一个清晰的思路，合理安排授课时间，进度适宜；适当重复，适时归纳小结。语言要丰富多彩、简单明了，注意语速、语调；发挥眼神的作用，用眼睛与学生沟通；适当移动身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2.学生在校期间，没有足够的机会接触临床，临床经验少，对课本上所描述的症状、证型缺乏直观认识，学习的印象不够深刻。我们针对这种情况采用中医临床病案讨论的方式来尽量弥补，选择一些常见的病例，让学生根据已经掌握的知识，对病案进行分析，各抒己见，通过病案讨论，使每个学生投入到积极的思考中，把既往所学的内容在头脑中加以整理、归纳，把深奥的中医理论和现实中的病案结合起来，理清思路，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逐渐学会运用中医理论解决实际问题，锻炼临床思维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四、充分利用多种教学模式

1.注重中、西医学教学模式的比较。中西医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学生在学习中医时，西医学的思维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如果学生带着现代医学的基础知识和思维模式，去理解祖国医学，必将遇到很大困难。中医学强调“形神合一”。即形(生物形质)与神(精神心理活动)有机结合，并且把人置于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以分析考虑其机能状态。而西医学的医学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它把人视作一个单纯的生物体，对于自然、心理、社会等因素对躯体及生物过程的影响不太重视。通过比较了解两种医学模式，使学生了解中医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所在，对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中医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统医学文化范文篇7

【关键词】岭南地区；药膳文化；产业化发展

药膳文化因饮食文化和食疗文化而产生，是基于中医文化基础进行构建，其应用是在中医食疗理论指导下，结合饮食内容而开展。药膳不同于单一的饮食和药物，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药物可以在食物中发挥效果，食物也可增长药效，并且此种药膳可以长期食用，对于健康人群和患者都有益处。岭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药材生产地，很多药材都可以加入日常饮食内容中，这就为岭南地区药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有利基础。

1岭南药膳文化的基础

(1)历史悠久。岭南地区在先秦时期既有土著古越族居住，秦始皇时已经派遣军队前往管理，西汉时期正式归属中央管理，自东晋以来，开发力度日益增加，其文化历史悠久，为岭南地区药膳文化的发展构建了基础。与传统中医药文化相比，岭南医学文化既吸收了中医文化的养分，也构建了自己的体系，这是由于岭南地区气候不同于中原地区，居民体质，药材种类有所差异，且古时交通不便，以至于交流受限，岭南地区文化发展更需自我创新。因此，岭南地区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药膳文化。(2)药材丰富。药膳文化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药材，而岭南地区道地药材极为丰富，很多药材都是可以直接作为饮食配料。认知度最广的就是陈皮，不仅是岭南地区，其他地区在炖煮食物时，都会使用一些陈皮。另外，还有佛手、砂仁、橘红等，均可当做食材[1]。同时，国内陈皮、佛手、橘红、砂仁等药材，道地药材均在岭南地区，其中陈皮以新会最佳，佛手以高要最佳，橘红以化州最佳，砂仁以阳春最佳。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道地药材优势，使得岭南地区药膳文化得以发展。(3)文化的更新。文化欲发展，必以持续更新为原则，唯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使之持续壮大，岭南地区的药膳文化即是在不断更新。就本土特色而言，岭南地区的凉茶在全国范围内都有较高知名度，其发展是由于岭南地区燥热，需以凉茶消暑气、清燥热，但是岭南地区的茶文化不止如此，除了传统单枞茶外，云南普洱传入后，岭南地区将普洱与陈皮、青皮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柑普茶。同时，岭南地区地处沿海，是中外交流的重要通道，大量西方文化涌入，随后岭南人民则结合了西方医学理论、运动学理论，形成了新的药膳文化[2]。岭南地区人民有极强创造能力和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这才使得岭南地区药膳文化持续壮大。

2岭南药膳的特点

岭南地区药膳文化受多方影响，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3]。(1)饮食清淡。岭南地区的药膳都偏向清淡，日常饮食常以白粥为主，烹饪方式也以蒸、炖、煮等为主，且佐料中极少用辛辣物。同时，在日常进食中，岭南地区居民多会饮汤。这些都表现出岭南地区药膳文化的清淡性，其成因主要是气候因素，岭南湿热，需以清淡食物去燥热，以免火气过盛。(2)文化结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养生理念，其中以黄老思想最为突出，先秦、西汉时期的黄老学派弟子，多是精通医术，西汉北平侯张苍即属黄老学派，享年104岁。黄老理念属于道家，而岭南药膳文化也与道家有很大联系，其饮食观念与道家文化有极高契合度。后续发展中，岭南药膳文化还结合了西方医学文化。(3)药食同源。药食同源是岭南地区药膳文化的最大特点，将药物与日常饮食相结合，常规饮品就有凉茶，食物上就有陈皮鸡、陈皮鸭、煲汤等。这些都是药物和食物的有机结合，从而促进了药膳文化的发展。

3产业化发展研究

(1)文化宣传。要想推动岭南地区药膳文化的发展，必须扩大其认知度，加强宣传工作是必不可缺的。岭南地区药膳文化中，在国内认知度最广的就是凉茶、柑普，这就使得岭南地区药膳文化有了良好的宣传基础。后续阶段需要加强宣传，由于国内很多地区都有药膳文化，因此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另外，需要扩大格局，药膳文化应该是全世界的文化，而非局部地区的文化，现今国际上已经对食疗产生了重视，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4]。为使文化传承并走向世界，需合理开展宣传工作，显示岭南地区药膳文化特点。(2)安全性提升。药膳名为药膳，就必然与药物有关，在中医用药过程中，必须遵循配伍禁忌，就基础的而言，中医就有十八反、十五畏理论，这些都是为了避免错误用药。为保障药膳的安全性，也需明确相应理论，合理的对药、食进行配伍。同时，需注意药物的毒性，药膳中的很多药物都存在一定毒性，仙茅、杏仁、艾叶、白果、吴茱萸等都有毒性，而且又是药膳中常用的药材[5]。在实际应用中，必须明确药材的药理作用、毒理作用、使用方法等，尤其是在多种药材联合应用时，必须慎重选用。为发展药膳文化，应该加强药膳合理应用的研究，构建安全且完整的应用体系。(3)立法管理。药膳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都缺少合理的管理措施，国家也没有针对药膳设置专门的管理部门，或是直接当做食品来进行管理，近年来，由于食疗文化的兴起，出现了很多药膳餐厅，其中多数都是无经验人士，缺乏管理必然会扰乱秩序，导致国民对药膳产生误解[6]。因此，需要针对药膳文化进行管理，管理工作中需要制定合理的管理条例，明确药膳与药物、食物存在差异，管理上不能一概而论，岭南地区也有要加强对一些假冒品牌的打击，保障岭南地区药膳文化的良性发展。

4结束语

岭南药膳文化的发展是构建在悠久的历史和不断的文化理念更新上，是不断优化改进的结果。随着国民的健康意识不断加强，日常健康保健必然成为主要关注对象，药膳文化在其中可以发挥巨大价值，未来必将得到广泛推广。但是在推广过程中，需要注意药膳安全性的提升，并在立法上加强管理，使之应用更有保障，为其发展奠定基础。同时，需要重视应用的改进，岭南地区药膳文化是构建在岭南的地理、气候、饮食文化等基础上，若是推广到其他地区，应该结合当代特点，构建出新型的药膳文化，使我国药膳文化不断状态，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查保国,谭桂云,曾岚,等.独具岭南文化特色的中医药膳在男科中的运用[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9,31(02):267-270.

[2]唐思诗,潘毅.从《中外卫生要旨》看近代岭南医学养生思想的变迁[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8,24(10):1366-1367+1495.

[3]赵金媛,潘华峰,叶晓宪,等.试论岭南地区中医食疗文化特点[J].山西中医,2017,33(06):1-2+35.

[4]杨文俊.弘扬药膳养生文化发展绿色健康产业[J].社会主义论坛,2017,32(7):22,26.

[5]卓少华,丘远聪,郑俊德.岭南地区养生药膳毒性药材的分析[J].医学食疗与健康,2019,17(18):23-24.

传统医学文化范文篇8

藏医行医金七条

第一条：行医者要求出生高贵，否则很难得道患者的尊敬。

第二条：凡是对医药书籍没有了解透彻的和没有医药知识的医生，不可诊断疾病。就像一个盲人不认识金子一样。

第三条：如果一个缺少实践的医生，就如同走路一样，自己就不知道要走向何方。

第四条：如果一个医生不知道如何进行尿诊、测脉、检查病人等，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

第五条：如果一个医生不能对病人以劝告、教诲或互通情感，那么他就像一个统治者不会演讲一样。

第六条：如果一个医生缺少药物、缺少必要的医疗器械，那么他就像一个士兵正要打仗而没有武器一样。

第七条：如果一个缺少起码品德的医生，就好像一个魔鬼一样，因为他要夺走人的生命。

因此藏医在藏族社会中有着极高的荣誉和地位，但要做好藏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精通医典外还要有同情心、利他心、慈悲心，严格遵守医德；还要在名师的指导下通过考试确定等级和学位。由于西藏医学本身就与佛法有极为密切之渊源，所以医德之概念在西藏医学中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在其它的医学体系中，医德同样是深或浅地被重视的。但在西藏医学中，它的地位比其它医学文化中更为重要！在其它医学体系中，医德与医者之治病水准并不被视为相连，但在西藏，人们投医时选择医师必会先观察其医德，其医技水准及知识只是次级之准则。

在一位西藏医师而言，他的行医生涯并不只是一份职业，而是他的修持。故此，智能与悲心是同等地被重视的。他不但要负责医治病人的生理病患，同时也担当着照顾病者的心灵健康的责任。在五零年代及以前，以藏医作为职业的人大多是虔诚的修行人，把自己之事业视为利益众生的个人修持。

从事藏医事业的人，自入门学习开始便会背诵出自《四部医典》及相关医典中的医师戒誓，其中包括：对病者要施以慈悲、治病不能分亲疏、治病施药不能设定条件及固定回报、不贪钱财名利及不视病人之排泄物为污秽等等。这些都是他们自幼每天必须背诵的誓戒。《四部医典》中亦提及医师与医师之间的关系、医师之个人品德要求、医师对徒弟的责任及治病之态度等等。

很多人认为医德虽然是重要，但治疗效用与医德并无关连。西藏医学却认为一位医师之能力与其品德有莫大的关系，甚于其医学知识及技术水平等因素！藏医认为，病人往往就久病不愈，再改看其它医师，其它医师知道前述医师是极有知识及经验的前辈，往往沿用同样的处方及不同样的判断！从这个角度看，藏医是很保守，或许大家并不接受，但他们却认可传统上的教义！他们还认为，一个技术及知识平平的医生，如果他有真正的慈悲心，他所开出的处方可能比一位没有慈悲，但技术与学识皆为一流水平的医师所开的处方更有疗效！有很多的医师在技术及知识上只是一般水准，所开出的药方也只是平平无奇，但疗效却十分大，这些就是有慈悲心与无慈悲心之分别！

知识与技术只能令一个人成为医学上的专家，却不能令他成为一个良医！只有在同时具备慈心与悲心时，他才会成为一位良医！师傅所教你的只能令你具备医学知识，却不能令你成为良医！只有慈悲心才能令你成为一位良医！

有一位僧人建议大家最起码要把病人的利益与幸福放在首位，个人的生计顶多只可视作次等重要！否则即使技术及学识再好，也不能成为一位良医！要成为一位良医，就不能以世俗名利态度处世。一位良医与一个世俗的人刚刚相反：医师要把病人放在第一，自己之利益放在最后！大家应该把行医视作个人的修持，而不是一种求取名利及糊口的工具！

传统医学文化范文篇9

［关键词］中医针灸；黄帝内经；古今之辩；内外之分；西方针灸

中医针灸贯通华夏文明之脉，挥写着数千年中华民族医学史独特篇章。《礼记•大学》开篇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其先后，则近道矣”［1］。围绕“医学是什么”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恒久命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院长韩启德认为，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存在着中西方不同发展轨迹，西方传统医学在公元5世纪后衰落，而中国传统医学长盛不衰，持续发展。笔者藉此以中医针灸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理路为证，发现其演进过程经由三大分水岭并衍生出重要理论命题。一是关于中医针灸的古今之辩，核心涉猎《黄帝内经》的溯源及其哲学分流；二是关于中医针灸的内外之分，集中表现为针灸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的问题；三是关于中医针灸的中西之别，重点要解析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WMA）之间的关系。上述三大命题聚散分合，既聚合为中医针灸是“一元”还是“多元”的哲学本根问题，还离散为中医针灸传承发展中的主要理论分歧。由此延展出如何推动中医针灸务本开新，亦即怎样整体把握中医针灸的哲学根基及未来走向的现实命题。

1古今之辩：《黄帝内经》起源及其思想分流

凡论及针灸起源则关涉中华文明源头。针灸因何而生，从何演化，如何形成数千年代际相承的历史品质和学科风貌？无论是千百年来针灸的针具和灸法演化，还是针灸疗法的整体性和系统化发展，总是隐现并且贯穿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线。这不仅折射出中华文明在中国传统医学演进中的思想光辉，反映出中医针灸疗法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变迁过程，而且汇集了中华民族的医学智慧乃至哲学思想，呈现出漫长历史时期中医针灸发展的独特品格。《黄帝内经》堪称中医针灸的集大成者。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盛赞华夏始祖伏羲“尝百药而制九针”。《山海经》则流传“有石如玉，可以为针”，记载着“石篯”刺破痈肿的疗法。从使用砭石到完善针具针法，从使用火种到形成施灸工具和艾灸疗法，均充分反映出华夏先民把生产工具和生活条件发展为自身健康服务的理念。直至《黄帝内经》问世，才最终形成了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经典。后世尊称为“医之始祖”的《黄帝内经》［2］，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有81篇，论述针灸学的内容近半数的篇幅，位列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将其收录为“医经”［3］七家之首，其中《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细数《黄帝内经》的版本断代研究，大致可分为3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成书于先秦时期。古人冠以“黄帝”和“经学”之名，藉以《黄帝内经》证明中医发祥历史悠久，集中圣贤思想，位居重要典籍。《淮南子》和晋代皇甫谧、宋代林亿等医家均以此为崇。二是定型于战国时期。宋明时期的儒家和医家如邵雍、程颢、朱熹、桑悦、方孝儒等，均持有《素问》与战国时期《周礼》同时代的观点，亦有《黄帝内经》出于扁鹊之后、仓公之前的比较性论证。三是完善于西汉时期。明代郎瑛曾作出《素问》诞生于西汉的推断；现代中医学者则因由西汉“黄老学派”盛行、西汉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而得出《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的结论。综合上述观点，即可发现《黄帝内经》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段，可谓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从《黄帝内经》的文本分析，遂有《素问》为基、《素问》为法的特征。一方面，《素问》完成了中医的基础性和整体化建构，广泛涉及脏腑学、经络学、病理学、诊治原则、针灸学等范畴，其哲学基础来源于“黄老之学”；另一方面，《灵枢》涵涉脏腑、病因、病机等内容，尤为注重阐释经络腧穴、针具刺法以及治疗方法，兼具《素问》本体论和《灵枢》方法论的特点。《灵枢》最早称作《针经》，后有《九卷》《九灵》《九墟》等称谓。《灵枢》之名，出于唐代王冰《素问〈序〉》及注语。南宋史崧编撰《灵枢》二十四卷，元代“古林书堂”刊本为十二卷，明刊《道藏》本为二十三卷，现仅存史崧二十四卷本《灵枢》行世。中医针灸始终灌注着中国哲学思想精髓。中医针灸的学理基础从何奠定，其思想源流有着怎样的主体脉络呢？探析这样的命题，首当涉及长期润泽中医针灸发展的中国哲学思想，并且它显然前置于中医针灸的内在体系研究。譬如，中医针灸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黄帝内经》与道家经典诸如《道德经》《庄子》《太平经》《淮南子》《管子》在思想表达和专用术语等方面相互参透。诚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坦言：“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4］。这在《灵枢》中就有着集中反映，主要表现为道家哲学的本体论“天人合一”衍生出五行、精气等哲学观，并生成了经络周而复始、循环发展的思想；道家哲学的辩证法“阴阳对立理论”则延伸出针灸阴阳调和与辨证施治的理念；道家哲学中的自然观“道法自然”则演化出针灸“针法自然”的原则；道家哲学的修真理论则为针灸技术吸纳并藉此打开众妙之门。又如，中医针灸受到儒道合流和理学发展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哲学经由儒家思想改造，淡化了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进而衍生出“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形成了儒道合流乃至并重的新格局。儒家思想影响的理学，推崇“万物有理”和事物运行的规律，这在中医针灸“子午流注针法”起源和运气学说发展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学术界普遍认为，子午流注属于“宋代儒医群体形成、医儒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融合的背景下，针灸医家运用了儒家象数理论所设计的一种针刺理论”［5］。子午流注取穴法因循天干地支阴阳之变，遵循脏腑经络平衡运行，恰恰表现为理学在针灸中的应用。北宋初期，运气学说日益兴盛，主要依靠预测气候和疾病流行趋势，采用天干地支配阴阳五行、地支配三阴三阳之气等方法，测算“运”和“气”的盛衰，其哲学思想与理学崇尚的宇宙整体观、脏腑一体观、天人合一观高度契合。

2内外之分：针灸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之考证

辨明中医针灸独立化发展问题至关重要。针灸是否诞生于中国，是不是异域文明传来的舶来品？一直是中医哲学史维度论证针灸起源的热点论题。显而易见，针灸研究的最初目的并不只是探究针具和施治方法，与之相应的是，如何研究并且奠立针灸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甚至哲学基础，才是进行理论溯源的起点。其中的关键点即在于，中医针灸在其衍生的历史时期有没有受到同时代文明的渗透，即中医针灸是否受到印度佛教思想影响乃至影响的程度。辨析针灸尤其经络理论源起印度的观点。针灸源起道家思想并盛行于中国本土化宗教之列，大多与道教关注人与物之间内在联系有关，但也由此嬗变出针灸与佛教的因缘及各种不同观点。针灸理论基础受到佛教影响亦或来源于佛教，不仅是针灸起源及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重要论题，而且涉及针灸与佛教及其经典之间的关系。其中较为典型的观点就是日本医学家早在20世纪中期提出的“经络起源说”。1950年长滨善夫和丸山昌朗合著的《经络之研究》，认为针灸的工具术式在汉译佛经中较多表述，藉此作为针灸来源于印度的佐证。然而，长滨善夫等所举证的《金光明经》由唐三藏法师义净及其助手慧琳翻译，其中《除病品》论及“针刺、伤破、身疾、鬼神、恶毒、孩童、延年、增气力”等八术，实指针刺外伤而非针灸之术，这在慧琳注疏的《一切经音义》《音义》中均有所释。有研究者指出，中医所言之“脉”演化为“经脉”和“络脉”，合称为“经络”。“凭此而说中医学的针灸、经络来源于印度佛经，是随印度僧人和佛经的传入而发展起来”［6］，实属本末倒置。论证针灸具有内生特征而非印度传入，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唐代及唐以后汉翻的印度佛教典籍，因教义而不著录医书，即便所言外科也只是服从于发心修法，加之翻译者往往从自身所处语言环境和社会习俗出发，自然而然涉及针刺和破伤法的内容；二是针灸文献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后，整理者命名的《帛书经脉》亦称《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考证为秦汉之际成书，据此可作为针灸起源中国的明证。辨识印度古医书记载针灸的真实性问题。古印度医学的吠陀理论与中医存在颇多相似，两者均能反映出华夏文明与古印度文明在医哲学体系建构方面出现过长期的交流互鉴。自公元前1世纪，佛教东传并带来印度医学理论。仅《隋书•经籍志》收录古印度医书就达11种之多。敦煌藏经洞留存古印度著名医家耆婆所著《耆婆书》［7］。古印度医学中的“四大不调”“四百四病”等学说也被道教医学理论吸纳和运用。尤其是佛陀耶舍翻译、竺佛念传译佛教戒律经典《长阿含经》，内卷《阿摩昼经》《梵动经》尚有医方和针灸药石的记载。由此触及释迦时期就有印度针灸传世并东传中国的论题。吴国支谦早于佛陀耶舍的译本以及印度巴利文译本，均未在两经中涉及针灸内容。可以推论，针灸用语乃佛陀耶舍和竺佛念曾使用习语和意译所致。玄奘《西域记》所载“寿祠平术”四吠陀，源起古印度医学养身治病、禁咒去害的基本医理，亦可以证明印度吠陀理论在中国传播。但其后义净所作《南海寄归内法传》［8］则称许“针灸之医，诊脉之术，赡部洲中”，有着超越古印度和东南亚医学的独特地位。综合而论，唐代以后皇室所设咒禁科可能与佛家传入禁咒理论存在紧密关联。值得肯定的是，中医针灸尽管有着独立发展的历史脉络，但其与古印度医学乃至佛学的关系仍将是医学哲学史研究的重要选题。

3中西之别：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的关系矫正

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的发展具有协同性。如果把西医理论在中国传播称之为“西学东渐”的成果，那么中医针灸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则因循“东学西渐”的路径。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有哪些异同，西方针灸如何接受中医针灸影响并开辟出自身独特领域，甚或西方针灸是否会取代中医针灸？关键要清晰回答针灸在中西医发展中的差别，从病理学和现代诊疗技术等范畴澄清中医针灸的系统性特质，深入认识西方针灸在借鉴和推动针灸学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具有相似性的特点。早在16世纪中医针灸业已传入西方。19世纪西方开始运用针灸疗法。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头条刊发了记者詹姆斯•赖斯顿《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手术》［9］一文。1972年8月《新闻周刊》封面推介《神话还是神奇?》的针灸内容。目前针灸已取得全美绝大多数州的合法化地位，构成美国整合医学和医疗保健的重要部分。中医针灸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已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刺疗法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发展迅速且认同度日益提升。西方“针灸热”现象及其实证化发展的强劲态势表明，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契合度较高的因素。针灸诊疗相关试验和施治原理表明，人体肌肉和关节的疼痛，可以伴随针刺激活内源性阿片肽释放，“内源性阿片肽通过作用于其特异性受体而发挥痛觉调控作用”［10］，进而增强针灸的疗效，体现出针灸病理及其控制学的诊疗价值。基于这样的病理基础和认知模式，如何缓解和消除疼痛，选择并确认痛点，已经成为中西医逐步缩小针灸诊疗差异的重要认知区域，也是现代针灸学推动中西医融合的关键要素。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机理阐释上存在差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项目研究表明，美国针灸教育经过近40年发展，“已逐步形成了联邦统一的办学资格及项目的认证管理、硕士及博士学位教育以及专科医师从业资格考试认证体系”［11］。然而，在美国数以万计的执业针灸师中，华人华裔从业针灸师仅数千人。西方研究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经络不存在、穴位亦不存在”的观点，表明中医针灸归属的中医药哲学体系没有得到西方主流社会认同。较为典型的差异在于，西方针灸在临床研究中常常质疑中医针灸的经络理论及其穴位特异性。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的相似性研究，只是一个良好开端，并没有消弭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发展所存在的差异。两者差异性客观存在并表现为病理学层面的冲突。一方面，中医针灸奠基于阴阳五行、经络腧穴理论，依从腧穴分类与穴位的特异性，进而在临床应用中施以配伍的原则方法，中医针灸腧穴则兼具病理属性和生理属性。另一方面，西方针灸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病理体系，其所倚重的针刺治疗方法通常从解剖学、生理学、神经医学中寻找依据，可以视作西方循证医学适应性发展的重要尝试。因此表现在病种分类和治疗方法方面，中医针灸主张“标本兼治”并运用“阴、阳、气”综合诊察和治疗，西方针灸则注重发挥“扳机点”理论（MTRP）的病理效应和工具价值。这样的差异无疑也是中西医遵循不同哲学体系的现实印证。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关系需要正确定位。有研究者在系统考察中国引入西医“nerve”这一解剖学概念的基础上，认为“明末清初至民国的西学东渐带来了大量的西医解剖生理学方面的知识，对此后针灸理论与经络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2］。纵观现代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趋势，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的发展仍然处于各自调整和相互吸纳的阶段。为此厘清两者关系将是一项长期性和常态化的研究选题。笔者认为，关键要确定两者在医哲学维度并行不悖的关系。中医针灸的哲学基础深厚而庞杂，既有医学经验论的质素，也有其转型发展所吸收的现代医学元素；西方针灸虽在局部保留着中医针灸的称谓，但其哲学理论基础更为接近现代神经科学和生物医学。尽管开展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比较研究的时间相对较短，但已经呈现出两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互动发展关系，两者奠基于并行不悖的医哲学基础。因此，以某一方的医哲学理论及其观点贬损和打压另一方的做法，显然并不可取。当前，重点还要确证两者在临床医学中相辅相成的关系。现代针灸学尤为重视临床试验对照和临床评价，由此达成了中医针灸和西方针灸在临床意义上日趋融合的关系。中医针灸倡导运用辨证施治、相反相成的原理和方法，有助于西方针灸从单一介入疗法转向整体动态平衡疗法。西方针灸总结形成的MTRP认为，“扳机点”的临床特征与传统的经穴，特别是阿是穴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13］。针刺“扳机点”能够发挥节段差异的神经调节功能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效应，有助于中医针灸形成邻近穴位、针刺手法等安慰对照。

4务本开新：中医针灸的哲学根基及未来走向

传统医学文化范文篇10

关键词：网络文化；藏医药文化；积极作用；消极影响；对策

互联时代，网络文化正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说：“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藏医药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面对网络文化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如何使之既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能适应网络文化的发展规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网络文化对藏医药文化的积极作用

2012年12月7日，在参观考察腾讯公司时指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2]

1.网络文化改变了藏医药文化的保护方式

藏医药文化传统的传承方式是以纸质文化典籍为载体、通过教育进行传承的，其缺点是纸质文化典籍容易损坏，保护较困难。不管师徒传承，还是学校教育，都容易出现信息丢失、技术失传问题。利用数字技术，将各种文化典籍和藏医药大师的教育实践进行保存，改变了传统的传承方式，有利于藏医药文化的保护。比如，西藏藏医学院整理出版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及其光盘，奠定了打造藏医药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的基础，并有效保护和积极促进了藏医药文化发展。

2.网络文化丰富了藏医药文化的传播渠道

网络文化以信息海量、内容丰富、检索便捷、传播超时空等优点成为人们了解和学习知识的重要选择；它共建共享的优势既赋予了人们参与其中的乐趣，增添了学习积极性，现代远程教育更是为人们学习藏医药文化提供了机会。藏医药文化发展绝对不能远离网络文化的快捷传播渠道，要积极搭上这条信息高速公路，走上发展的快车道，才有可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否则，故步自封只能导致日渐萎缩，直至湮灭。比如，各种藏药通过网络营销正日益被人们所了解、认识和接受。

3.网络文化拓展了藏医药文化的发展视野

藏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宝库的珍宝，是人类极其珍贵的伟大医学遗产，是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藏医药文化未来发展要面向青藏高原，更要着眼中国，放眼世界。网络文化的高度开放性既有利于打破藏医药文化发展的地域局限，又润物无声地打开了藏医药文化自我封闭的发展观念，不断地拓展了藏医药文化发展的宽广视野。

4.网络文化整合了藏医药文化的宝贵资源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山高水深，交通非常不便，各种资源稀缺且极为分散，不利于藏医药文化发展。相对封闭的地理自然环境，导致对先进的异质医学文化不能迅速吸收和借鉴。网络文化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为藏医药分散的宝贵资源的整合提供了可能，也为学国优秀医学文化创造了条件。例如，远程医疗系统实现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医疗会诊、医学教育和医疗保健咨询。

5.网络文化搭建了藏医药文化交流平台

开放与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文化都因开放与交流缤纷多彩，因自封与闭塞日渐枯萎。网络文化为藏医药文化开放交流注入了强劲动力，提供了相互交流平台。网络为藏医药文化思想观念的变革、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异质文化的碰撞，搭建了得天独厚的桥梁。

二、网络文化对藏医药文化的消极影响

1.信息数字化的准确性降低

任何信息只有通过数字化才能在网络上传播。藏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大部分物质性内容是能数字化处理的，但精神性内容却很难数字化。比如，藏医药典籍可进行数字化处理，而疾病诊断则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细心体悟，无法数字化处理。另外，藏医药文化数字化转化过程中有些信息会失真或丢失，就像翻译外文一样，很难做到完全与原文一样。

2.技术落后，跟不上发展需求

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化发展迅猛，但在自主创新方面还相对落后，地域和城乡差异十分明显。通过科技工作者不懈努力，西藏网络文化有了长足发展，但仍有较大差距；藏文软件的开发为藏医药文化网络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但在利用现有网络技术传播藏医药文化过程中，还缺乏更适合藏医药文化自身发展的创新技术。信息技术的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藏医药文化发展的突出瓶颈。

3.垃圾信息消解人们的正确认识

网络文化共建共享，使任何人可以自由、自主地获取或信息，但容易使信息丧失权威性，为不确切或错误的信息传播提供可乘之机。认识的偏差或恶意的传播，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真假难辨、以讹传讹，使人们认识混乱、陷入困惑，不断消解着的正确认知。

4.人才资源匮乏，优势发挥受限

当前的藏医药高等教育过于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培育显得不足。不仅缺乏掌握网络信息技术的高端人才，也缺乏具备高素质的藏医药文化人才，更缺乏两者有机结合的人才。不懂网络信息技术无法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引领技术；没有对藏医药文化的深刻把握，很难探索出适合藏医药文化发展的网络平台。在没有既懂藏医药文化又懂网络信息技术的双重人才条件下，还缺少促使这两类人才有效合作的制度、机制和途径。

5.受强势医学文化的冲击更大

网络使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便利、交融更频繁、交锋更激烈。当今世界医学文化领域中，西医西药是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对藏医药文化有着强烈的冲击。比如，藏医药文化的核心在于藏医思维的养成，即用藏医理论诊断病症和治疗疾病的意识。但现实生活中，一些藏医医生用西医观点认识疾病，更多人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西医的观念。这里不是说接受西医观念不对，而是说养成藏医思维任重道远，应深入思考作为弱势的藏医药文化面对强势的医学文化，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特性。

6.网络安全受到了挑战

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比喻为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在藏医药文化发展过程中，加强相关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处理好网络的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

三、利用网络文化大力发展藏医药文化的基本对策

面对网络文化惊涛骇浪般的强烈冲击，藏医药文化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千载难逢的时机。任何文化只有顺应时展的要求，并能保持自身的特色，才有坚强的生命力和内在活力。故步自封、拒之门外就意味着倒退和自取灭亡，盲目自大、随波逐流则昭示着被同化和淘汰。因此，大力弘扬藏医药文化就要充分利用网络文化的积极作用，主动避免其消极影响，才能使之传承下去、永放光芒。

1.充分认识藏医药文化时代价值，掌握和尊重网络文化发展规律

藏医药文化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种理论精微、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传统医学文化，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和强劲的生命力，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我们对藏医药文化要有这种自觉和自信，才能全面整理、深入挖掘、积极发现她的时代价值。同时，不能无视或忽视网络文化颠覆性的发展，而要认真研究网络文化的发展规律，并尊重这一规律，创造条件利用这一规律，从而积极弘扬藏医药文化的时代价值，最大限度地为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另外，还要充分利用网络文化，科学地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的医学精华，特别是西医的主要发展成就，为藏医药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大力培养具有现代知识的藏医药人才，全面拓展网络空间

人才是第一资源。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强调：“建设网络强国，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1]藏医药文化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首先要积极培养一支能把握藏医药文化的精髓，科学认识和对待藏医药文化的人才队伍；还要培养具备现代科学知识，特别是精通网络信息技术知识的人才；让这些人才共同工作，形成一个协同作战的团队。在“内容为王”的网络时代，没有优秀的作品难以吸引人的眼球，不能引起相当的关注有可能被边缘化。因此，藏医药文化要全面拓展网络空间，不能没有优秀的内容和鲜活的形式，这一切都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支撑。

3.鼓励相关网络信息技术开发，开拓创新藏医药文化发展模式

网络信息技术的落后严重制约着藏医药文化的发展，制定有关政策鼓励新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开发，弥补技术落后的局限，开创藏医药文化发展的新局面已势在必行。比如，传统的藏医天文历算依赖人工推算不但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失误；而现在开发出的相关软件只要输入有关数据就能快速精确地算出结果。尽管这种技术目前只能算是初级的运用，但也能从中看到网络信息技术的伟大力量。如果能积极开发出更多更新与藏医药文化发展的相关技术，必将改变藏医药文化的发展模式，使藏医药文化更能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要求。

4.努力打造藏医药文化的数字化基地，建设数字图书馆

积极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扭转网上藏医药文化信息匮乏的局面。对藏医药文化的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和有价值的知识信息，要通过网络信息化技术，有选择地进行挖掘、整理、加工，使之成为数字化信息资源库，努力打造藏医药文化的数字化基地，为开发利用藏医药文化的信息资源奠定坚实的基础。在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我们应积极主动地利用藏医药文化的独特优势，抓住信息数字化的有利时机，建立藏医药文化的世界研究中心，占领藏医药文化发展的制高点。

5.全力抓住政府政策支持的机遇，促进藏医药文化融入世界发展潮流

藏医药文化的发展需要政府有关政策的全力支持。国家对西藏及周边藏区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将藏药产业作为高原特色产业给予支持和鼓励；西藏作为面向南亚的“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阵地，还有国家推进的“互联网+”政策，都与藏医药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更多的藏医药文化的优秀资源放在网上、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藏医药文化，扩大藏医药文化的影响，促进世界医学文化的多元交流，将使藏医药焕发出新的更大光彩。

作者:李启凤 单位:西藏藏医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