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医学期刊研究

媒介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沟通社会信息、记录科技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提供娱乐休闲的社会功能。人类科技发展的推动，以及各阶层、组织间信息交流的需要，以及市民娱乐休闲的需要，才促进了各种媒介类型的产生和不断发展。期刊在媒介史上是最后出现的纸媒，继承和结合了图书、报纸二者的优点，形成了独特的媒介特征。在整个期刊群体中，既有为科技类期刊承载最为高端、前沿的科技信息，也有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为社会进步提供理论支持，各行业、各领域、各地域也均有各种期刊充分进行信息交流，更有大量综合类期刊为社会提供休闲娱乐，这些功能使得期刊成为相当受重视的各种媒介类型中重要的一种。文化发展与历史息息相关，而期刊正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期刊是在具体的历史时代中对人民大众需求的全面满足的体现。期刊的发展不仅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有关，也与社会发展及政府的指导方针有关。我国医学期刊在时代的浪潮中随波逐流，其发展已历经百年。从医学期刊创立以来，医学发展史中的所有重大变化都与期刊紧密联系在一起。医学期刊可以反映出中国近代医学的实际状况以及其对社会文化、医学格局的影响。通过对医学期刊史的发掘和整理，不仅可以反映我国的医学传播过程，也有助于研究期刊在传播中的角色和作用。现有研究对期刊进行整体上的史料梳理研究较为匮乏，而该类研究最能体现作为媒介的期刊如何反映时代特色。故本文对近代医学期刊史进行梳理，纵观时代需求对期刊定位的影响。

一、医学期刊近展史

（一）晚清时期。晚清时期是医学期刊的萌芽期，在此期间共创办了医学期刊26种[1-3]。我国医学期刊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1792年。清代名医唐大烈受到当时的讲学之风的影响，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医学期刊——《吴医汇讲》，自此开创了我国医学期刊史的先河。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与兴盛，以及时代与社会的需求，医学期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此时期的中医期刊尚不多，以西医药学期刊为主，并且此时还未对医学科目进行细分，以综合类期刊为主。其中，中医期刊6种，西医期刊15种，中西医综合期刊5种。传教士在近代中西医文化交流活动中发挥了媒介和桥梁作用，这种活动对中国医学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传教，传教士试图通过输入现代科技知识和西方人文社科知识推动基督教的传播，即通过广义的西学来改造中国。19世纪初，罗伯特•马礼逊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国中，开启了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历史。由于传教收效甚微，传教士转而利用教育、医学和办报等途径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把国外的科学文化和知识传入国内，其中比较有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龙华民、艾儒略、汤望若等。在尝试过各种手段后，传教士们发现“医学传教（MedicalMissionary）”的效果较好。通过向当地居民治病施药，民族间的藩篱逐渐被消除，传教士得以接近中国各个阶层。特别是1805年葡萄牙商人将牛痘活苗带到澳门，开展了牛痘接种。英国医生皮尔逊编译了牛痘接种的相关书籍《牛痘奇法》，使牛痘法在华迅速传播，加速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817年牛痘接种经验被总结为《引痘略》，在国内被相继翻刻刊行。18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郭雷枢首次呼吁欧美教会雇佣传教士医生来华服务，自此大量的传教士医生进入国内，将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鸦片战争导致中国战乱不断，人民饱受疫病伤痛折磨，而西医见效快、痛苦少，加之当时的传教士开办了西医院、翻译医书等，使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逆反心理逐渐减弱，日益接受了西医在治疗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1880年由广州博济医局发行《西医新报》(Western Healing Gazette)是我国第一份西医中文医学期刊，由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担任主编。但《西医新报》因当时的文献匮乏以及具体执行中产生的问题，导致其仅维持了两年即告停刊。自17世纪下半叶起，西欧相继出现了柏林皇家医学会、巴黎外科学会、爱丁堡和伦敦医学会等医学团体，他们通过举办会议、编辑期刊，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医学的进步[4]。1886年以美国医学传教士文恒理为代表的在华的医学传教士借鉴西方的医学社团制度，在上海成立了国内首个医学社团——“中国教会医学会”(The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即博医会。博医会于1887年出版发行《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Journal)。然而，《博医会报》是一份英文期刊，在办刊时曾预想每期“附列中文医论一则或二则，以备参考”，希望“中国有学西医之士，相与有成。无论内外各科，务抉精义著为宏文，以光简册”，但直至《博医会报》与《中华医学杂志》合并也未能实现转变为中文期刊的计划。其后这些传教士又在国内创办了西医报刊，如《海关医报》《西医新报》等[5]，至此西医开始大规模传入我国。传教士拉开了“西医东渐”的帷幕，并且通过报刊这种现代性传播工具把西医带入国内。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传教，但也以此为契机为西医学打下了基础，并促进了西医学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医学传承方式，颠覆了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将新型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国内，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期刊史的序幕。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因办“洋务”的需要，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朝统治几乎倾覆。为维护垂危的统治，清政府开始向日本广派留学生，培养“新政”人材，而日本政府也企图通过留学生来增强其在中国的势力。一时间留学生如水赴壑，纷纷至日本留学。受到日本文化、政治的影响，在留日学生中出现了“科学救国”、“从医学开始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的思潮。留日学生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学术团体，并创立了几十种介绍西方学术文化、宣传君主立宪或反清革命的期刊，其中医学期刊以《卫生世界》为代表。这些由国人创办的启蒙报刊打破了外国对西医传播权的控制局面，进一步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在当时，这为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6]。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出现的以“著述医”自称的陈垣。与多数爱国志士一样，陈垣以笔为枪，以报刊为阵地，先后创办了《医学卫生报》及《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利用报刊的宣传教育功能开辟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医学救国之路，即以“医人医国为其宗旨，医学新知为其内容，报刊传播为其形式[7]。”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医学的发展较其他学科更早、更快。而期刊作为记载、传承、传播学术成果的载体正好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二）民国时期。民国时期（1912—1949）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也是我国医学发生重大变革的特殊时期。受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西医和中医体系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激烈地碰撞[8]。政府实行扶植西医、压制中医的政策，使两种医学体系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态——西医获得长足发展，中医却举步维艰[9]，但无论是中医药期刊还是西医期刊在此期间都曾得到迅猛的发展，其数量、品种均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水平。据《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记载，1980—1949年国内创办的中医药期刊约260种；1912—1937年出版西医药期刊共237种，但多数出版时间不长，影响不大；1938—1949年出版西医学期刊约有百种，但至1948年底仅存30余种[10]。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主要由中医社团、中医学校和中医药界知名人士承办，以“发扬国医国药”、“谋国学之复兴，作知识之交换”为主旨。1920年前创办的中医药期刊约20余种，以《和济医学卫生报》及《医药卫生通俗报》为代表。1920—1937年是中医药期刊出版的活跃期。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中医的兴废争议，中医学界各单位与知名人士联合发声，先后出版了中医药期刊逾200种，多集中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如上海、江苏、浙江、广州等。出版数量以上海最多，其次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其中以《中医杂志》、《医学杂志》、《医界春秋》《杏林医学月报》等为代表。1938—1949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政府对中医打压以及期刊的经费和人员不足等问题，导致多数期刊被迫停刊。此时，中医药学界为中医生存问题还在不断努力，仍创办约80余种刊物，但大多刊行年代不长，缺乏影响力。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西南转移，四川、广西等地也相继创办中医药刊物，其中以《中和医刊》、《国医月刊》、《复兴医药杂志》为代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由于内战全面爆发，社会经济萧条，导致期刊业也随之萧条，中医药期刊一度沉寂，仅少量期刊进行复刊，新刊物也很少，以《新中医》、《杏林报》、《华西医药杂志》为代表。在西医药期刊方面，其历史演变与民国时期政治斗争的变化轨迹本质上一致。由于当时列强入侵以及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旧式教育制度已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政府曾多次颁布法令推行学制改革，包括以日本学制为圭臬的壬子癸丑学制和以美国学制为圭臬的六三三学制。在政府的支持下，自办医学院校迅速发展，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了当时主要的西医人才培养基地，为西医发展提供了大量后备人才，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实现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医学学校、医学团体、政府、本土西医以及各大报刊纷纷开始创办医学期刊，使西医药学传播事业在多主体传播格局下的繁荣发展。西医期刊在此时期的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其数量飞速增长，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到1949年共创办期刊500余种。期刊发展总体趋势为逐步增加，几乎每年都有新刊创立，共经历了四个办刊高峰，分别为1920年、1930年、1940年和1947年，均处于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有研究[6]对近代西医药学报刊进行整理发现，仅确知创刊时间的专门性西医报刊就多达501种，另有约330种医药卫生方面的副刊；期刊类型也十分丰富，如西医、西药、护理、口腔、公共卫生以及其他综合性报刊等。经过大规模宣传、办学、译书等传播手段，西医学被中国医学界和民众广泛接受，成为主流医学。这时的西医学本身已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成为奠基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一门综合性科学[11]。西医传播中心也随着社会动荡经历过数次变迁，医药学期刊先是以沿海口岸和沿江流域、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为传播中心向周围扩散，其后在红色抗战时期随着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至西部地区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极-多向”的扩散网络[6]。这一过程可以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1）民国前期（1912—1927）：在此时期，受到革命运动的影响，特别是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兴盛，在“科学救国”、“医学救国”等主张下，西医药期刊经历了期刊的初创阶段。但此时西医体系尚未建立完全，北洋政府内外交困，其传播主要依靠个人，主要话语权还在外国人创办的刊物手中。西医药期刊在内容上也以文献翻译为主，缺乏国人的自主研究内容，内容较为粗糙。此时，西医药期刊的范围较小，影响力也很弱，传播仅集中于几个通商口岸，民众对西医的重要性不甚了解，也不感兴趣。（2）民国中期（1928—1937年）：此时期是整个西医药期刊发展的兴盛时期。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医药卫生方面十分重视，设立卫生司负责全国卫生行政。中央卫生系统的建立为西医传播事业奠定了基础，西医期刊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快速发展，传播效力也显著提高。在此时，期刊主要由政府、社团以及民间个人组成，总体特点是数量大、分布广、规模化和类型化趋势明显。在传播内容方面较民国初期也有进一步延伸，增加了口腔医学、护理学、精神病学、皮肤性病学、眼科、药理学、法医学、妇产科、生理学等专业刊物，并且创立了精神层次的期刊和制度层次的期刊。（3）民国后期（1937—1949年）：在此时期由于战争爆发导致的社会动荡，西医传播事业举步维艰。但国内的西医期刊仍在努力维持与发展，创刊量大幅增加，仅1947年就有43种西医期刊创刊，尤其是西南和西北地区创刊的种类最多。部分期刊甚至在多次停刊后又恢复办刊，其中坚持办刊五年以上的期刊包括《战时医政》、《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云南卫生》、《现代医学》、《西南医学杂志》、《贵阳医学院院刊》、《军医通讯》等；一些影响较大的期刊甚至二十多年长盛不衰，如《中华医学杂志》、《中华护士季报》、《同德医学》、《中国红十字会月刊》、《民国医学杂志》、《卫生月刊》等。抗战期间，东部地区沦陷，其经济、社会和医药卫生状况每况愈下，创办的西医期刊数量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显著下降。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内经济政治中心的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医药期刊规模迅速萎缩，东部地区医药期刊发展繁盛，新创办报刊100余种，复刊20余种。这一时期的西医期刊比以往任一时期都更接近现实，适应战时需要，贴近民生，并且一些医疗制度层次的期刊已经开始对国家医疗政策进行深入的讨论。西医期刊已经成为了国家卫生行政的宣传者、推广者和监督者，在政府与民间、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架起了一座重要桥梁。

二、近代医学期刊的传播意义

（一）推动近代医学体系的建立。自传教士将西方医学思想带入了国内，我国的近代医学技术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而近代医学期刊的出现加速了西医学在国内传播，并促使西医本土化，对开启民智、推动近代医学体系的建立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这些医学期刊在普及西医知识的同时，也将西方的医学精神、卫生观念带入国内，将科学观念输入到国人思想之中。国内也由此将医学进行系统化概括，并细分出基础学科及临床学科，如解剖学、细胞生物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口腔医学、护理学、精神病学、皮肤性病学、眼科、药理学、法医学、妇产科等，奠定了我国近代医学体系的基础，在近代医学体系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初步建立了医学传播的系统模式。传统中医“有禁方之传授，重其道不轻以示人。后世沿其义而失其真，乃有秘方之名目。秘之又秘，遂终失传。”[12]中医的传统传承方式为师承，历来通过“口传秘授”，但随着报纸、期刊、书籍的普及，我国传统医学的传播和交流模式发生巨大改变。中医药期刊俨然成为了我国传统医学学术交流的媒介，也是中医与西医思想碰撞的平台。中医医师的交流传播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将自己的医学心得及思想述诸于文字。（二）促进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学术交流和发展。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宗教，他们借用医学的力量在中国行医布道，通过创办期刊、翻译医术、开办西式医院和医学校等成为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主要渠道，让中医民众接触到西医知识和西医诊疗方法，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传教士在把西医学知识带到中国的同时，也逐渐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解。部分传教士开始研究并向西方译介中医药学知识，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播打开了一扇窗口。一方面传教士希望通过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传统医学，帮助其了解中国，进一步获得支持，推动传教事业；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研究中西医学的相似性，寻找东西方医学文化的相似点，以便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空间安置上帝[13]。医学传教士在编撰有关西医学著作、个人自传、刊物、社会调查报告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内容。这些内容成为了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最初印象和轮廓。期刊等传播媒介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媒介，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沟通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来华传教士行医传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对东西方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14]。中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极强的学科，中医师承是我国传统医学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方式。传统师承教育一般以师授为主，师者言传身教，传道、授业、解惑。学者侍诊左右，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通过名师的点拨达到心领神会、掌握精髓的效果。这样的学习方式使得我国传统医学在学术交流和信息交换方面相对闭塞。中医药期刊的出现冲破了师承的樊篱，为中医界学者提供了新的学术交流的平台，各学派及各种学术思想得以交流和碰撞，使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进一步推动了中医的发展。通过中医药期刊，使得跨地域的临床经验交流得以实现，并进一步得到大规模的临床验证，使得中医科学化的思想广泛传播，为中医药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三）社会导向作用。期刊不单能够反映历史进程，它也能够对社会发展具有导向、凝聚、催化和控制作用[15]。洋务运动以后，国内出现了“科学救国”、“医学救国”的思潮。维新领袖梁启超呼吁“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他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大批有志人士及学术团体通过创办的期刊宣传西方的科学文化，使国人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为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并且使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特别是科学群体之间和科学社团、组织之间形成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强大聚合力，从而调整社会内部各种关系[15]，维护社会的和谐统一，推动社会进步。（四）促进行业交流，提升社会服务功能。医学期刊在发展过程中不光承担学术交流的媒介功能，同时部分期刊也承担了行业交流的作用。如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在发挥期刊的学术传播作用同时，通过代销名家书籍、与其他中医团体组织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与业界广泛交流。同时，借由这些医学期刊，研究会还开展了民间医方征集活动，出版《审查征集验方》。在通过期刊扩大影响力后，邀请著名医家从弘扬阐发传统中医和吸纳兼容西方医学等不同的立场进行思想交流，使得相关行业联系更加紧密。《医学杂志》还将太原市的执业中医的姓名、执业地址、门诊时间、诊费、擅长科目以及各大药店、销售的品牌中成药的介绍进行登载，建立了中医、药店的品牌形象，推动了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在方便民众对行业整体了解的同时，也强化了医生与中药的行业联系和合作，促进了中医药业界的沟通联络。

三、结语

科学期刊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17世纪开始，欧洲科学家开始通过信函交流相互交流新思想与新发现。19世纪后这种科学交流形式逐渐演变为期刊出版形式，成为传播和交流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的主要载体。中国近代医学期刊不仅客观地展示了当时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而且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模式的演进。因此，对近代医学期刊史进行分析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史学角度来看，医学期刊伴随西学东渐进入中国，并且与传教士的多年活动相关。医学期刊的发展沿革受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共同影响，且医学期刊在中国的发展与繁荣贯穿了中国社会近代史的发展历程。这既由医学期刊本身的特质决定，也由中国近代史的特质决定。医学期刊的繁荣与历史因素密不可分，现代医学期刊的持续繁荣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实亦不可分。医学期刊已经出现了220多年，而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医学期刊正面临着从传统纸质媒体向融合媒介出版转型，而医学期刊的功能也从单纯的知识加工、传播向交互式交流平台发展，用户获取知识的途径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知识服务将会变为出版的核心价值。期刊需要做的正是顺应时代的浪潮，与时俱进，根据社会及民众的需求重塑出版产业的生态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