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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政治思想价值分析

一、“和谐”政治思想的内涵

“和谐”政治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包含儒、道、墨等多家思想精髓。“和谐”政治思想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按照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的治理要素分类方法,可将“和谐”政治思想分为“贵和”“守和”“持和”三部分。(一)“贵和”儒家学说在“和谐”政治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论语》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将“礼”的目的归结于“和”,体现出“和”的重要性。“儒家所讲的大同,就是不同,就是在差异中寻找大同,也是‘和’而不同之意。‘和’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情况综合起来。因此,大同是和,而不是同。”[1]《孟子》指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把孔子“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进行扩展,将一切社会伦常秩序和幸福理想都建立在“不忍人之心”的情感基础上,寻找出实现“和谐”的具体路径。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实践理性的思想。“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狂热,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扼杀或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某种均衡。”[2]25“中庸”即不偏激、不保守,实质是保持事物稳定的量变过程,追求人性中理性的状态,维护“和谐”的发展状态。此外,道家的“天人合一”理念表达出人要实现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和谐”愿望,是一种崇高的价值判断和精神追求。墨家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处世原则,主张“兼爱”“非攻”,希望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友爱、和善关系,努力达到社会和谐的愿景。(二)“守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不同的思想流派均试图用各自的政治理念来形成稳定有效的治理结构。以儒、道、法为代表,儒家提出通过“君子”在位实行“仁政”来形成“守和”的治理结构,道家提倡通过统治者“无为”来实现“守和”。司马迁评论道家时说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与道家颇有渊源的法家认为“无为”是一种“君道”,如《韩非子》中所讲:“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在设定好规矩和规则之后,君主不应指挥臣下具体如何去做,而应建立起一套赏罚严明的制度,告诉臣下目的即可,以充分发挥臣下的才能。如果是“以有为”,统治者不是处“无”,而是占“有”,那就会被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就无法总揽全局。因为任何“有”,不论如何广大,总是有一定范围的、暂时的、局部的,只有“无”,表面上是空洞的混沌整体,实际上却优胜于“有”。这正是君主所应处的无上位置,所应该采取的统治方略,也是“守和”治理结构的有效形式。(三)“持和”“和谐”治理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治理方式的选择,即通过“持和”,掌握恰当的治理方式。首先,“定名”“尚同”。《尹文子》指出:“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确定事物间的界限,维持稳定的秩序,是实现“和谐”治理状态的前提。墨子“尚同”思想要求社会成员形成统一意志、统一观念、统一行动,统一于“上”,即统一于最高统治者。如《墨子》中指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其次,“节用”、重“平均”。墨子强调“节用”,希望统治者一切衣食住行,只求满足基本需要,反对铺张浪费。儒家注重“安民”政策的制定,认为实现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序,就必须高度重视“平均”。《论语》中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再次,“尚贤”而“共治”。《孟子》讲“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而如何成为贤能,儒家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培养模式来实现。墨子特别强调通过“尚贤使能”来治理天下,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墨子所提的“尚贤”是“直接服务于物质生产以满足人民生存需要这个总目标的”[2]53。

二、传统政治文化视域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国

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社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综合运用社会力量实现“善治”目标。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正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奋斗,在这一进程中产生了许多新的国家治理问题,作为国家治理主体之一的社会,在国家治理方面陷入了能力不足的困境。这些困境具体表现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等方面,其中隐藏着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因素。(一)“和谐”的社会治理理念尚未有效贯彻从治理理念角度来看,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体所面临的困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治理理念无法有效应对当前社会所面临的治理现代化要求。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富,同时,民主、自由、权利观念等现代思想也得以传播。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影响下,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权利意识得以觉醒,民众参政议政的呼声以及维权意识都不断高涨。然而,当前中国社会面临贫富分化较为严重的境况,社会矛盾日益激烈。“和谐”治理理念虽然提出已有一段时间,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未得以有效贯彻。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的产生,侧面证明“和谐”治理理念仍有待进一步深化落实,而“和谐”治理理念得到广泛认同是实现社会主体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二)缺乏稳固的社会治理结构从治理结构的角度看,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体所面临的困境表现为缺乏稳固的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需求的出现,根源于政府治理的局限性。社会治理进程中,社会治理分支主体的共同有效参与是社会治理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基础。社会治理的分支主体在社会治理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总体来讲,社会治理的分支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基层群众组织以及个人,不同的分支主体有各自的治理需求和认知,从公民个体的角度出发,社会治理是公民个人参政议政、实现政治经济权利的要求;从企业主体来看,社会治理是企业获得更好发展的重要机会;从社会组织的角度看,社会治理是实现其组织价值的有效途径。社会治理的分支主体间尚未形成有序的治理秩序,导致社会治理从整体上缺乏稳固的社会治理结构,从而影响社会治理能力的发挥,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三)社会治理方式缺乏有效性导致社会发展失衡从治理方式的角度看,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体所面临的困境在于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缺乏有效性导致社会发展失衡。虽然近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仍然大大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政府在维稳方面的支出也逐年上升。有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断层”,再加上政府治理的缺失,社会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社会公平正义遭受了严重损害,加之社会治理方式的匮乏,大大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三、“和谐”政治思想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

通过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改革治理结构、改进治理方式,从“和谐”政治思想中找到提升社会主体决策能力、领导能力、执行能力的有益借鉴,可以全面提升社会主体的国家治理能力,从而解决社会主体治理能力面临的困境。(一)“贵和”,“和谐”治理理念深入人心《论语》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认为“和”是做人、治国的重要原则。“和”与“同”反映在政治领域,通常与社会理想和治理相联结。《孟子》中提出:“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描绘了一幅社会“和谐”的美好画面。近代康有为提出的“大同社会”,孙中山所追求的“天下为公”,实质上都是在追求社会的“和谐”。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转型压力不断增大,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和谐”治理理念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和谐”治理理念追求的是社会不同主体之间有序的“和谐”状态。在“和谐”价值理念指引下,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局面。这不仅是“和谐”治理理念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二)“守和”,形成稳固的社会治理结构墨家“尚同”观念中包含了稳固社会治理结构的论述。《墨子》中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即思想与上级保持一致,其实质是严格组织纪律,保持稳固的社会治理结构。当然,从现代视角看,这一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落后的思想成分,但在缺乏稳固的社会治理结构和统一的社会治理理念的情况下,“尚同”观念有利于社会分支治理主体统一治理理念,有利于稳固社会治理结构。当前我国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墨子》中说,“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有过,则规谏之”。通过“上”“下”沟通意见,充分发挥“下”的规谏作用,在形成稳固的治理结构后,付诸行动,推动社会治理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墨家的思想精髓。墨家思想在社会治理复杂多变的当下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稳固的社会治理结构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基础,而稳固治理结构的形成离不开统一治理理念的熏陶和不同社会分支治理主体间相互关系的确定。受墨家“尚同”观念启发,将社会分支治理主体中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基层组织以明确的制度性规则组织起来,并培养“和谐”的治理理念,通过社会分支治理主体各自所辖领域治理的完成,最终实现社会治理整体的有效治理,达到“善治”的“和谐”状态。(三)“持和”,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多元的社会治理主体所带来的是多样的社会治理方式,多样的社会治理方式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公平正义”是“善治”状态下社会治理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关键因素。“公平正义”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体现在于能否保障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权利及其有效参与。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在传统政治思想中表现为儒家的“贤人”政治和墨家的“选贤举能”观念。《孟子》所讲的“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就是儒家“贤能”政治的典型代表,而如何成为“贤能”,儒家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达成。墨子主张“尚贤使能”来治理天下,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荀子》中说:“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此外,《墨子》中也提出“非乐”观念:“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主张均等消费、拉平齐一,来实现社会治理的“和谐”。“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治理的有效性越来越由跨越组织的政府运作决定,由于复杂性与日俱增,非政府的参与者成为各种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合作伙伴关系或者协作治理关系把非政府和政府的适当资源连接起来,政府能力得以不断维持并扩充。”[3]通过积极引导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明确社会治理界限,发挥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作用,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执行能力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5-12.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阿格拉诺夫,麦圭尔.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M].李玲玲,鄞益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2.

作者:郭佳鑫 雷巧玲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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