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下票号衰亡的原因分析

一、票号企业文化概述

山西票号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产生的金融机构，它们由晚清社会中遍及全国的经营货币汇兑业务的山西商号过渡而来。本文将山西票号企业文化定义为：在票号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由票号中的经营管理者和中下层员工共同认可并遵循的企业基本观念和行为准则。具体是指由票号管理人的经营理念、机构内部组织形式、工作人员的处事方式，以及普遍的价值观念等方面构成的，属于票号特有的文化形象。票号的企业文化属于晚清中国金融机构独有的文化现象，具体表现在利益分配、绩效考核、制度设立、岗位设置、监管机制、运营控制等方面，通过这些企业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票号的经营成果，并且构成了票号由盛转衰的关键因素。考虑到票号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认为票号的企业文化受到了封建文化和山西商业文化两方面共同作用。在票号人员的思想和行为中，封建文化因素和票号自身的企业文化因素对其衰亡的造成的影响效果一致，外在表现相同，因此封建文化构成了票号企业文化的核心部分。基于此，本文将广义的文化和企业文化两个方面合并纳入山西票号企业文化的综合范畴，着重研究企业文化这个糅合了时代背景和封建文化、晋商文化的重要载体，有针对性地对其阻碍票号进步、酝酿破产危机等方面进行研究。

二、企业文化对票号衰落造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众所周知，金融机构的发展离不开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票号文化与当时的封建晚期商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其封建性体现在封建家长制下的用人机制与经营管理模式，以及票号领导层对于学习先进银行管理经验并组建新式银行的排斥，等等。另一方面，票号是封建文化和晋商文化的双重载体，加上金融机构经营独立性的因素，票号形成了独特风格的企业文化，主要体现在利益分配与总经理权限情况，管理方式与人事安排，经营理念与风险控制机制等方面。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反映出企业文化对于票号衰落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山西票号的内部文化影响了票号的经营效率，票号的改革与组建银行，以及企业文化对票号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等几个大的方面。接下来将它们分别进行阐述。

（一）企业文化对票号经营管理的影响

作为早期金融业的雏形，票号自始至终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家长制的痕迹，这就导致了在合理的用人机制和有效的运营管理机制的缺失，从而导致票号在其后期的竞争能力下降。山西地处华北通衢之地，自古就是北方贸易的中转站，从明末清初开始，山西人走出故乡外出经商，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形成了具有独特文化氛围的晋商群体。一方面，他们能够荣辱与共，彼此信任；另一方面，由于初期多为小本经营，也使一部分人形成了缺乏全局观念和锱铢必较的习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把读书作为首要进身之路，而山西人独树一帜地把从商作为人生头等大事，形成了“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的封建社会的“重商”之道。晋商奉行此道的原因只是由于找到了经商这种快速获取巨大物质财富的途径，这种商业思想其实是晋商在封建主义压迫下产生的急功近利、利益至上的思想写照。待到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营业网络后，晋商把目光投向了可以汇通天下的金融业，东家与经理人之间大多彼此信任而结成了利益同盟，经理人通过“顶人身股”的方式入股成为票号的合伙人，这就是“总经理责任制”的基础。在此框架下形成的经营理念必然带有狭隘短视的特征，形成了笼罩在封建家长制下的奴化管理制度。总经理在票号中拥有极大经营权力，能够决定票号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人员岗位职责和日常经营决策等重大问题，大权在握，其权威不容侵犯。在票号草创时期，这种制度可以起到激励经理人奋发进取，并使票号上下达到令行统一、权责明确的作用，但是随着晚清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制度逐渐开始不适应形势需求，并阻碍了票号发展，最终成为了票号后期相继倒闭的关键因素。首先，票号日常业务仅靠总经理一个人安排，日常业务要经过总经理批示才能办理，分号不能依据当地经济形势对经营做出改变与调整。权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分支机构在经营中失去其主观能动性，往往在等待中错失商机，也不利于培养更多新的优秀管理者。其次，票号岗位设置由总经理一人决定，完全是封建家长制的管理方式，岗位设置缺乏合理性。除了经理人外，一般票号还设有管账（会计与审计人员）、文书（内勤岗位）、记账（前台柜员或储蓄会计）、跑街（客户经理及外勤人员）、管库（出纳或库房保管员）等岗位。这种岗位设置实际上没有明确员工之间的协作机制，目前也无资料表明“记账”或“跑街”中有哪些人员专门负责存款、贷款和汇兑业务，实际上可能是实行业务的混合办理，统一记账的制度，这样就不利于员工之间的协同，缺少模块化分工和流水线式的办理流程，难免会造成业务办理中的杂乱无章。另外，票号没有设置监管、复核岗位，这样就不能有效防范经营风险和员工的道德风险。无怪乎在票号的后期体现出了业务办理耗时长，员工业务不熟练、人浮于事等现象，从而使得票号整体运营效率低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竞争力。银行业属于客户体验度较高的服务业，票号当然也不例外。票号在经营管理上的缺陷在外国银行大量涌入中国之后便明显地暴露出来，逐步失去了在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手工业者中的信誉。从内因来看，带有浓厚封建意识形态的“总经理责任制”难逃其责。总经理负责制度在票号初始阶段曾经发挥了作用，但是当票号规模扩大，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之后，必然会造成总经理在管理上的盲目性，体现为追求眼前利益，不顾票号长远发展，压制了票号内的民主风气，助长了管理人员的不思进取和独断专行的行为。在19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票号经营效率低下导致的金融业整体资金流转不畅通，从而导致的资金缺口和资金断链。1890年12月“元丰玖”倒闭的直接原因是缺少对运营和会计账务风险的测控，也没有相关人员监管，致使资金出现断链，“不筹拖欠倒累，致号中空虚，周转不灵，事竟一败涂地”。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的十几年间，类似的种种迹象已经预示了票号的衰亡。在封建思想严格控制下的票号中，由于封建家长制的根深蒂固，导致票号在经营管理中漏洞频出，已经不能满足各阶层的客户群体对融资的的需求，即使没有辛亥革命的影响，票号走向衰亡也只是时间问题。

（二）企业文化对票号改组银行的影响

我们知道，19世纪中后期，俄国、日本等工业国次第完成了产业革命，工商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尽管山西票号与俄、日多有业务往来，但是从晋商的做法来看，他们对外国的革命毫不关心，对外商企业的先进制度不感兴趣，仍然是我行我素，不思变革。通过资料可以证明，无论是民族资本势力还是清朝政府都曾经向票号抛出了组建银行的橄榄枝。然而，这些行为对票号大股东和总经理们的权利和地位构成了威胁，他们不遗余力地将兴办银行的种种努力扼杀在摇篮中，可以说是封建商业文化阻挡了票号的改革与新生。19世纪90年代后，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外国银行纷纷在华抢滩登陆，大量设置分支机构，因其业务办理规范便捷，资金流转快，风险承受能力强，而很快得到沿海开埠城市中官、商、民的普遍认可。外资银行业务的迅速拓展，使得南方钱庄多争相依附之，因而外国银行资金流转愈发流畅，资本实力日渐增长，逐渐蚕食着票号的存放款业务和国际汇兑业务。同一时期，1905年成立的大清银行（户部银行）和1907年成立的交通银行（官股4成，商股6成，经营为清邮传部控制）的规模都远远超出了任何一家独立的票号。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官办银行能够有效地操纵存贷款利率，进一步压缩了票号的利润空间。与票号相比，这些新式银行的制度更加规范，能够及时满足现代工商业存贷业务的需要，具有资本实力雄厚、存款资金集中度高、机构分布广泛、风险抵御能力强的优势。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票号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操纵权已经转移到了官办银行和外资银行的手中。自此之后，作为初级金融机构的票号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处在急需变革的位置。在此期间，票号中的部分中下层员工已经觉察到了票号生存面临的危机，纷纷上书票号管理层：“甲午庚以后，（票号）不惟倒欠累累......亦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权利。......我行存款至多向不过四厘行息，而银行则可得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款，移于彼处。......所有商家贸易，官绅存款，必将尽为所夺。”可以说，尽管此中所指的存贷款利息变动未必准确，但是也指出了票号群体与银行相比的劣势所在，即银行凭借各家合股而募集的资本金远比票号雄厚得多，因而能够在金融市场运行的规则制定方面得到取代票号的位置。在晚清社会的市场利率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布局分散且资金薄弱的票号群体在利率和汇率定价上已经无法与银行竞争，逐渐失去了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失去了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利益。面对银行对其咄咄逼人的态势，票号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改组票号和成立银行的建议：“倘能趁此誉满天下之际，创办一大银行以保利权，则票号幸甚。”如果票号的股东和管理者能够认清形势，学习西方银行业的经营管理经验，下决心把票号改变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股份制银行，那么凭借其原有的资本积累，依赖尚未丢失的商业信用，也许可以革除弊端，而不至于走向衰败。遗憾的是，票号中的守旧派只重视眼前利益，缺少对社会形势的有效认识，多次对合资兴办银行以及参股大清银行等事宜进行极力阻挠，就连外界也看出了晋商的弱点。“山西人办事虽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挽大局”，老业主们各怀私心，“大半暮气已深”，宁愿牺牲整体利益也不放弃已有的权利和利益。以蔚厚泰总经理毛鸿瀚为例，当清政府成立户部银行的时候，他首先提出不愿意与官府共事的想法，得到了票号业保守派的一致赞同；当在京三帮票号委托李宏龄上书请求自办银行时，为了保住权势和地位，他又怀疑下属此举是为了夺权，污蔑李某此举“系自谋发财耳”。在顽固不化、自私保守的思想影响下，票号放弃了通过改革来自救图存的最后一线生机，可以说是落后的封建文化成为票号走向衰败的掘墓人。

三、结论与进一步研究的启示

综上所述，将导致票号衰亡的企业文化因素总结如下：在票号中普遍存在的落后的封建思想和商业本位主义给票号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了不良影响，由这些企业文化衍生出的票号在运营方式和管理制度上的重大缺陷，被认为是票号逐渐衰落的内部原因。其具体表现为经营管理者们不能因时而变，缺少对经营管理上的革新，在票号管理者中存在着对组建现代银行的抵制行为和排斥的心理，并且在票号经营的后期暴露出了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只顾追逐当前利益而不做长远谋划等问题。由于票号领导者在票号发展战略研究层面的思考和认识出现偏差，也就是对社会形势和金融业发展方向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主动打破一切阻碍了票号进步的藩篱，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经营失误，在激烈的银行业竞争中逐渐落伍。通过研究山西票号的经验教训，我们还可以对当代银行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例如，如何能够使得商业银行在在不损失大量客户资源和稳步扩大表内、表外资产的双重前提下，学习发达国家利用网络途径开展融资活动的经验，在转变关键性发展模式的同时，完成对企业文化的重新塑造，等等。关于票号文化与其规章制度、经营模式与票号由盛转衰过程的演变轨迹的更加深入的探索和分析，对于当代商业银行面临的业务转型、风险规避和体制改革等问题的破解会有一定的帮助和借鉴，而这应该是进一步的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作者:郭思齐工作单位: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