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教育改革论文

1古近代学校武术的历史沿革

1.1“为政尚武、武人专政”的“重武轻文”时期至

“既重文事、又重武备”的“文武兼备”时期，军事武艺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大约在五帝时期，我国原始社会进入了部落联盟与军事民主制阶段，私有制进一步发展，阶级分化日益加深，原始社会逐渐解体，社会的政治、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变革，推动着教育的变革，使存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原始教育，逐渐从“母体”中分化出来，出现了萌芽形态的学校［2］。公元前2070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建立［3］，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成为了社会的统治者，奴隶主阶级为了将本阶级的年青人培养成为社会的统治者，需要进行特殊的教育训练，教育开始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学校教育便是这种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奴隶主既要镇压本部族奴隶的反抗，又需要不断的进行征伐、战争，军队起到绝对的作用，因此，夏朝时期呈现“为政尚武”“武人专政”的社会特征。为了满足奴隶主的需要，夏朝的学校教育目的是培养贵族子弟成为能射善战的武士，征伐、战争中用到的“军事武艺”成为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商朝沿袭了夏的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校的教学增加了“思想政治”“礼乐”等内容，但军事教育仍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验证了“古代之士，皆武士”的社会结构［3］。奴隶主们为了检验学校教学的效果，时常进行军事武艺比赛及演习。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弓箭是战场的主要武器。《周易》说:“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非常重视射箭，希望贵族子弟成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所以，西周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练兵习武，特别是射箭的习练。为了提高贵族子弟的射箭水平，周天子定期在辟雍举行祭祀大典，除了演习祭祀礼仪外，主要是进行射箭比赛，为国家选拔武士，大学生也必须参加，学生如射法不中程式，要得到相应的惩罚［3］。西周继承了夏商的学校制度，在文化教育上仍然是“学在官府”，呈现“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特征［4］。西周教育的主要标志是六艺教育，体现出西周时期既重视文事，又重武备的教育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出现“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的特点，诸子在教育人、培养人的方法上不同，但在学校体育教育与实践中的“文武兼备、文武兼能、文武俱行”等思想倾向则较为一致。礼中的射礼，乐中的武舞，再加上剑术、御术等，都是儒士健身习武的娱乐活动项目。根据《论语•宪问》记载:武士必有文备，儒士应有武备，这样“亦可以为成人矣”［4］。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校武术教育内容中，射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孔子家语》引《乡射》曰:孔子“与门人习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焉”，反映孔子带领弟子参加射箭比赛的热烈场面［4］。墨子在教学中，也同样重视“射”的教育，据说，墨子弟子300余人，都是优秀的手工业者和能赴汤蹈火的武士［5］。3代时期，代表公有制的奴隶主控制生产资料，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力争培养本阶级子弟成为能争善战的武士，实行“学在官府、重武轻文”的教育方针。当代表私有制的地主阶级兴起时候，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学术下移、私学兴起”，学术上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学校除了教授军事武艺，文化教育也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呈现“文武兼备”的学校教育思想。

1.2“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的思想导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形成，学校武艺教育遭遇冷落

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六国，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6］。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下令“严禁私学”，收缴天下兵器，民间禁武，并采取烧书的手段。在“焚书”的第二年，又进行了更为残暴的“坑儒”事件［4］，对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百家争鸣”的的社会风气也从此结束。秦王朝建立不久，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统治，建立了汉朝。汉初统治者总结了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在教育方面与秦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允许开办私学，废除“挟书律”等措施，这个时期致使诸子百家之学开始复苏。但此时，“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军事武艺也不再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据《左传•襄公九年》中记载:“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勤礼，小人尽力”［7］。这些记载阐述了君子与小人的贵贱之分及劳心与劳力的高下之分，先秦时期“文武兼备”的教育思想开始受到冲击，并逐渐走向没落。《怀南子•汜论训》中说:“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故而文人儒士极力倡导“去武行文，废力尚德”［7］，在儒家学士的大力提倡“去武、废力”的思想下，三代时期的“尚武、崇武的教育思想发生改变，学校体育教育中军事武艺的成分遭受冷落。据《礼记•王制》记载，“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之语［7］。可见当时儒家学士把技击、强力之事贬低到何种地步。到了东汉时期，社会中”重文轻武“思想越演越重，对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汉代的学校教学中虽然也包含了“射、御”的内容，但教育内容中关于军事武技的成分明显减少。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长期处于分裂与战乱的时代，影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总的趋势是官学时兴时废，教育事业的延续主要依靠私学、家学。魏晋时期受各种思潮的冲击日渐衰落，东汉时期传入国内的佛学，汇合儒、道的玄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虽然在相关的文献中能够找到关于学校“礼射”的记载，但当时儒生的习射已非“兵射”，活动量小，健身价值不大。以致北周出现“自文武之途分，而千万世之儒，皆为妇人”的说法［5］。秦王朝建立，为了使自身的统治长久不衰，采取“焚书坑儒”、“民间禁武”的策略，严重影响了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虽然到了东汉时期允许兴办私学，重视文备，但文人儒士极力倡导“去武行文，废力尚德”，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到了南北朝“重文轻武”越演越烈，学校的军事武艺遭受到冷落。

1.3设“武举”、办“武学”，古代学校武术教育走向复兴，但“文武分途、以文抑武”的社会环境

没有改变到了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教策略，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干，佛教和道教为两翼的文教策略，形成经学和专科性学校并存，官学与私学同在，唐朝设科举、武举，共同构建了隋唐时期的教育体系。在“文武分途”环境下，虽然在相关的文献记载中，仍能发现关于学校学习“礼射”的记载，但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仍然存在。其实，经过南北朝时期多年的战争，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清楚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十分重视武备的发展。唐太宗明确指出，“士兵唯习弓马”是其正业［3］。在周长安2年(702)，唐为了选拔武备人才，设立武举制度，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的尚武地位。武举所考内容分为3类:第1类为射术与枪术;第2类是测试力量和体力;第3类测试身体和语言。测试项目为长垛、骑射、马枪、步射、翘关、负重、体貌和言语［3］，考核内容多数与武备相关，这些举措进一步提高了尚武的社会风气，对促进我国古代的武术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到了宋朝时期，赵匡胤采取“杯酒释兵权”策略，“兴文教、抑武事，文武分离，重文轻武”，致使文官地位骤然提升，武官地位迅速下降。随着割据势力的平息，读书士子得到重用，重文轻武方针更加明显，宋太祖选拔许多文官代替了武官，他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政”［8］。但经过60多年的和平时期之后，外地来犯，而边疆将领却不懂兵法阵战，缕缕败北。到宋朝天圣七年(1029年)“又置武举”，到了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设立武学，成立了专门“习武”的学校［7］，提高了习武的地位。但由于武学教育中存在许多弊端，出现“众将子弟皆耻习弓马，求换文职”的情况。高宗赵构发现问题后，告诫大臣说:“文武一道也，今太学就绪，而武学几废，恐有遗才［7］。故兵部重新为武学设置了新制，从此武学形成制度，逐步完善，武学的学生定期参加武艺考试与比赛，将学生的成绩进行等级划分，学习武艺成为了另一种教育模式。虽然宋代后期重视武备的发展，但是在长达300多年的统治期间，一直采取“以文制武”的国策，抑制武将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设置武学和武举，大力培养军事武备人才，对后世武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没有设置武举，但是元时期的官学与私学较多的保留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比较注重骑射的训练。到了明朝时期，明太祖反对文武分离，追究文武全才，拒绝设置武举与武学。基于政治的需要实施了武官世袭制，为了防止武官素质的下降，因此对武官及子弟的教育非常重视。同时，明初规定，世官子弟仅仅是具有做官的一种资质，必须通过比试，合格者方可任职。这些措施既保证了武官世袭子弟的素质，又拉拢了武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后来，这种世袭的官职成了皇帝的赏赐物而流于形式，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武举再次被提上日程。到明弘十七年(1504)，“定三年一试，出榜赐宴”，提高了武举人的地位。初场试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阵营、地雷、火药、战车等，三场试兵法、天文、地理等内容［7］。明朝在武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建卫儒学、后建京卫武学，京卫武学的教学内容为:文化教育、道德教育、军事理论和武艺，但由于受到“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影响，很多武官子弟改修习经书，引起了当朝人士的注意。最后在隆庆五年(1571年)于密云、遵化、永平三镇设立了新式武学，强调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的训练，以韬略、武艺、胆力和杂技(阴阳星历、火攻水战、阵图等)与军事有关的为主要教学内容，培养了一大批武官人才［7］。清朝统治者继承了明朝重视武备的思想，清政府成立当年就下令举行武举，为国家招纳军事人才，在考试的内容方面呈现出“重外场、轻内场”的特点，纯以武艺取人。在武术教学方面，清朝没有像明朝那样成立专门从事武艺教育的学校，采用在官办学校中设武学教习，教授学生武备内容。在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的官方所办学校都特别重视武艺教育。由于清政府提倡文武兼备，习武者附读于各级儒学，学习骑射、《武经七书》、《百将传》等内容，每三年，省学政对武学生进行考试，成绩列一、二等者可参加武乡试［7］。虽然清政府很重视军事武艺的发展，培养优秀的武备人才，但是由于中国的闭关自守，学校所教授的内容已经落后的跟不上时展的需要。最终，在光绪27年(1901)武举停考，清政府的官学也逐渐改为新式学堂，兵操课取代了骑射课。国家在南北朝时期，经过多年战乱后，新的统治者意识到军事武艺的重要性。一方面重视“武学“的发展(唐建武举，宋、明设武学)，为国家选拔武备人才，同时采用“文武分途、以文抑武”策略，抑制武备人才的社会地位，使整个社会的风气仍然“重文轻武”。到了清朝时期，虽然清政府更重视武艺的教育，特别是针对贵族子弟的军事武艺培养，但因为时展的变化，最终难改停止武艺教育的下场。

1.4“军国民教育”与“国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近代学校武术教育成为培养学生“尚武精神”的手段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屈辱抗争的历程，也揭开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逐渐从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性国家转变为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国家。由于中国的封建落后，在第2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迫使有志之士去寻找挽救民族危难的方法。洋务思潮由此开始，林则徐提出要“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9］。这些有志之士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体制等发展落后的中国，洋务思潮直接促进了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军事学堂引进了体育课，使中国产生了最初的体育概念。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思想，使中国重视体育的发展，但我国民族固有之武术并没有得到重视，在这个时期没有发现关于学校武术的相关记载。洋务运动认识到需要提高中国“制度”现代化，而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的倡导者意识到“人”的现代化更为重要，提出时代教育的特点应该通过“德教、智教、体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9］。梁启超猛烈抨击中国教育“重文轻武”的现状，极力宣扬中国古代的“武士道”精神，主张“尚武”以救国［10］。资产阶级维新派将“西洋兵式体操”引入学校教育，希望通过体操课强体魄、实精神，进行“武士道”精神的培养。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学校体育得到快速发展，但因中国的特殊时代背景，维新资产阶级虽有“尚武”之思想，但却希望通过西方的“兵式体操”来培养国人体魄与精神，所以，此时的学校体育课程主要以西方“兵式体操”为主。至于传统武术，本应该是学校体育教学的极好内容，但当时却遭到歧视与排斥。因此，在这个时期内，虽学校的教育宗旨存“尚武”思想，但学校教学内容并不见武术踪影。辛亥革命胜利后，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里程碑。由此，在军国民教育思潮、民主与科学思潮及国粹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对近代体育发展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求证，学校武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发展，许多学校增设了武术(国术)教学内容。所谓军国民主义，就是“全民皆兵、寓兵于农”的思想，这种思想发展于清末，民国初期形成了高潮。所以，辛亥革命后，军国民思想继续影响着学校体育的发展。同时，在20世纪初，国粹文化思潮兴起，一些爱国之士力求通过一场“古学复兴”运动，以再塑中华。体育界的典型代表是马良和蒋维乔。这两种思潮对近代学校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1911年《教育杂志》上，有人撰文提出:“中国之击剑、枪术、弓法、骑法为最佳之运动［10］。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必读》中指出:中国非人人有尚武精神，人人有当兵资格，绝无希望［9］。时任陆军第九协统的马良创编了《中华新武术》，认为中国新武术为“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学校开设了武术课，聘请拳师，教授武艺，武术在学校得到推行。武术进入学校的趋势已经逐步成熟，1914年，徐一冰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主张将武术列为高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体育正式课程内容［9］。1915年4月，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委托北京教育会代表提出《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认为中国武术进入近代学校课堂的条件已经成熟［11］。教育部采纳了该议案中的建议，同年，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9］。武术从此正式成为体育课的内容，各地师范学校相续开设武术教学内容。时至1924年，由北京体育研究社针对全国四十所大、中学校的武术活动调研可知:将武术列为正课的占52.5%［12］;而到1940年后，由于社会动荡，抗日战争的爆发，学校武术教育在此期间受到严重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调:体育的发展需要广泛地选用民间原有的体育形式，1952年武术被正式列为体育推广项目［11］，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而得到继承与发展，但是由于国家政权刚刚稳定，百废待兴，学校武术教育在1949—1966年发展缓慢［13］。紧接着“”的发生，使学校武术教育遭遇严重地破坏，直到1977年体育院校恢复招生以后，学校武术教育才逐渐恢复，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3］。从1987年至2001年学校武术教育内容进行了多次地修改与完善［14］，使学校武术教育内容不断丰富，但目前学校武术教育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亟需解决。

2古近代学校武术的变革给予目前学校武术教育改革的启示

不管在“重武轻文”的奴隶社会，还是在“重文轻武、以文抑武”的封建社会，以及武术作为“强种保国”重要手段的近代社会，学校武术的兴衰与当时国家的需求、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社会“重武轻文”时，武术成为学校的核心课程，社会“重文轻武”时，学校武术的发展受到明显的阻碍。当经过多年的混战之后，统治者意识到“只有文教，不重武教”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上策，但同时也担心，社会武备过盛，容易动摇自身的统治地位，进而采用“文武分途、以文抑武”的策路。到了近代社会，西方列强入侵，西学东渐，国家置于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武术又变为“强种保国”的重要手段，在近代学校教育中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因素，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很不尽人意。近年来，学者研究发现，出现“学生喜欢武术，但不喜欢上武术课”的怪现象［15］。基于此，国内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思路，针对学校武术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淡化套路、突出技击、强调应用”的新思路［16－18］，使武术的教学内容、方法等不断的完善，增加了学校武术的魅力。但时至今日，学校武术发展的困境仍然没有得到改善，逐渐沦为学校体育的边缘项目，新一轮的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以史为鉴，分析古近代学校武术教育发展的历史沿革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学校武术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符合社会的需求、国家的需要。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当前的国家、社会需要学校武术做什么，需要学校武术承担哪些社会责任，充分发挥武术的哪些价值与功能，这些因素往往是决定学校武术发展兴衰的关键。

2.1我国学生体质持续下降，需要学校武术教育突出提高学生素质、强健学生体魄的能力

我国先后进行了五次学生体质调查，结果是中小学生耐力素质、柔韧、速度和力量素质等出现20a的连续下降(除个别年龄段外)［19］，给我国青少年体质提出了严重的警示。早在2008年5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强调: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釆取切实措施尽快扭转，这个问题刻不容缓［19］。党的十八报告再次强调指出: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20］。凸显国家对我国学生体质下降的高度关注，所以，学校武术的教育改革必须突出武术强健身心的价值。武术内容丰富，技术体系庞大，在武术进学校的推进过程中，必须进行教育化选择与改造。从强健体魄的落脚点出发，提炼武术的核心技能，针对目前的学校武术教育内容进行合理改革。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和柔韧是反映身体素质的基本指标，在选择武术教学内容时，要充分考虑能否提高青少年这5个方面的身体素质，突出学校武术教育强健身体的功能。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与希望，青少年的体质状况是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大事，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是国家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学校武术只有立足于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求，突出学校武术教育强健体魄的价值，才能提高学校武术的竞争力。强健身体是任何体育项目的特性，任何一个运动项目都有健身的价值，但不同的项目健身效果不一样，即使同一个运动项目，选择不同的锻炼内容、不同的练习方式，健身的效果也存在很大差异。武术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健身价值众所周知，但练习不同的武术内容，提高学生体质的效果绝非相同。在新一轮武术教育改革中，必须选择合适的武术教育内容，凸显武术教育的健身价值，其是学校武术发展的根基，是学校武术发展的立脚点。

2.2国家亟需加强学生道德礼仪规范，需要学校武术教育突出培养学生礼仪道德的能力

中西文化冲突与碰撞中，中国传统礼仪规范离我们渐行渐远，与闻名中外的“礼仪之邦”不相符。多年来，学校、家长一直以学生成绩为主要关注点，淡漠了学生的礼仪道德培养，致使中小学生礼仪教育出现严重的缺失［21、22］。虽然该问题引起了国家及学校的高度重视，国家先后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央国务院于2004年2月颁布)［23］，《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指导纲要》(教育部于2011年初颁布)，并对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的内容做出了明确规定［23］。学校也尝试着开设礼仪教育、道德教育的课程，但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采用应试的教学方法进行理论灌输，学生缺少实践操作的机会［21］，学生根本不能把礼仪道德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情感与习惯。而武术强调“拳以德立、以德服人”，具有重视习武者的道德礼仪的传统，是培养青少年礼仪道德规范的有效载体。只是在目前的武术教育过程中，没有充分体现出武术教育在提高学生道德礼仪方面的作用。因此，此次的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应该重视学校武术教育的健身价值，更应该重视学校武术道德礼仪培养的作用。加强学生的道德礼仪教育应该从武术教育的多方面渗透。1)制定相应道德礼仪规范进行引导。学校武术教育中，一个“抱拳礼”是不能全面体现出习武者重道德、懂规矩的特征。需要从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吸收更多的营养，从中小学生身心发育特点出发，重新制定武术教育的礼仪规范(包括抱拳礼)。例如，武术教学、训练、竞赛的礼仪规范，甚至学生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要求，包括着装、举止、言谈等规范都可以列入武术礼仪规范教育之中。2)营造良好的武术道德礼仪规范教育氛围。学生阶段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阶段，而且并不稳定，具有很强的“附和性”和“从众性”，所以环境对学生礼仪规范的教育起到重要的作用［24］。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学校的橱窗、板报、广播加大武术重道德礼仪的宣传，营造良好的武术道德礼仪教育氛围，对学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影响。3)编写学校武术教育的礼仪规范范本。通过编写的武术道德礼仪教育要求，明确习武道德、礼仪行为，使学生的礼仪规范与教学、训练等武术活动挂钩，引导学校、教师及运动员对武术道德礼仪规范教育的重视，形成引导与监督并重，他律与自律相结合效应;4)加强学校武术教育师资及相关工作者的礼仪道德修养。因为，武术教师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对学生起到模范、榜样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学生道德礼仪习惯的内化。

2.3国家提出“文化强国”战略，需要学校武术教育突出弘扬中国精神、传播民族文化的作用

中国历史悠久，拥有厚重的民族文化，但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的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对我国民族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作为提高国际影响力及体现综合国力的文化建设明显滞后，大量优秀的民族文化长期处在闲置、浪费的状态［25］，同时，其它国家(美国、韩国等)的文化的强势传播，也严重制约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殖民［25］，曾经的文化强国在逐渐的衰落。所以，国家加快了文化建设的步伐，党的十七大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民族精神建设［26］;十八大又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18］，当下是我国加强文化建设的时代，是“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时代，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6－27］，国家需要汉字、武术、中国画、京剧、中医、中国美食等有效载体来传承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让优秀的、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重放光彩。从古至今，武术伴随着我国时代的变革而发展，深受我国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洗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是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功效。所以，在“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必须凸显“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的功能。据我国人口第6次数据普查，中国5～19岁的人口具有2亿多［28］，他们大多集中在中小学，推动了学校武术文化教育，就等于推动了学校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培养。虽然学生学习武术技术本身就可以了解民族文化，但武术在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方面的功能远没有凸显，武术技术更应该是传播民族文化的载体。在武术进校园过程中，从教材的创编、师资的培养、教学内容的选择等等方面都必须渗透着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在教学、训练、竞赛、校园活动等过程中传播民族文化，充分发挥武术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国文化的功能。

3结语

在历史的发展与变革中，学校武术教育深深受到当时国家导向、社会环境的影响，从三代时期的“为政尚武”“武人专政”到秦汉以后“重文轻武、文弱之风”盛行;从唐宋“设武举、办武学”到近代提倡“尚武精神”的清末民初时期，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紧跟着社会的需求、国家的需要，或者说，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社会对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同的要求。而当今的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迅速，但文化建设滞后，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同时青少年的道德礼仪教育也亟需加强，所以，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必须突出这3个方面的功能，以此推动学校武术教育的兴盛。

作者:吉洪林赵光圣张峰单位:上海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