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民主理论建构

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司法民主的出现无疑是近些年的事。①伴随着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之中有关“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争论，“司法民主”被引入中国并受到普遍关注。然而，经过了这么多年，当司法民主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法律界甚至是全社会关注的中心话题时，这个概念却依然被广泛而又“模糊”地使用着，至今对它仍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于是我们看到，基于对司法民主的不同理解，一些同样以司法民主为价值取向的司法改革措施却在实践中产生了大相径庭的效果。不仅如此，实际上伴随着有关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的争论深入地开展，人们越来越将司法职业化看成是司法民主化的对立范畴。除此之外，在当下中国司法的语境中，在有关“司法民主化”和“司法职业化”的问题讨论中，“司法民主化”还往往容易被和“司法大众化”、“司法的群众路线”等术语等同起来，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司法民主”这一范畴的混杂性与不确定性，结果越发不利于对“司法民主”这一概念的内涵的真正理解。因而，什么是司法民主?司法民主的理论建构和制度实践在当下中国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较之于过去，新时期的司法民主有了怎样的发展?这种获得了新的发展的司法民主理论与制度实践解决了哪些过去的理论与实践所没有解决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解决了这些遗留问题的同时又开放出了哪些问题，进而需要在司法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中来予以解决?关于此，学界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因而，本文试图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检视新时期人民司法的实践为切入点探索这些问题，尝试回答新时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民主。

一、中国语境下“司法民主”的意蕴

基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如何妥恰地理解这样一个关涉当下中国司法理想或者改革方向的概念呢?其实“概念是语境的真实重构”①。这意味着要对“司法民主”予以妥恰的理解，就必须要将其放置到这一命题产生的语境之中来展开分析。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相对严谨的学术范畴，“司法民主”并不是“司法”与“民主”这两个概念意涵的简单叠加，也不是从“民主”来看司法，更不是从“司法”中找民主，而是既要在“司法”与“民主”这两个较为宏大的语境或者它们的上位概念及其相互的关联性中找到这两个范畴间的交叠与共识，而需要在有关“司法民主”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争论中去把握司法民主的社会意涵。这是其一。其二，对于司法民主的理解还要将其放置在与其相关(邻)范畴的关系之中去把握，也即要在“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司法的群众路线”的关系中去把握司法民主的逻辑要义。其三，有关司法民主意涵的理解，还需要放置于建构其概念与理论的、特定的社会—情境系统之中来展开。唯有通过此，才能够逐渐清晰起司法民主这一概念的边界与所指，才能够准确触摸司法民主的真正意涵。就“司法”与“民主”这两个范畴本身而言，它们其实都是含义丰富的“多义词”而且关系也极为复杂的———它们既可能是悖离的，也可能是共生互动的。因为，如果把“民主”界定为民意或者多数人的权力及其统治的话，那么作为一种专业化的活动，司法不仅与民主存有本质性的差别，而且对于同一问题两者往往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估结果;②而如果把司法的主要任务界定为通过确立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进而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制度化保障的话，那么这与“权力多数决”的民主多少也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和谐;③同样正是基于此，它们在制度层面上最为尖锐的对抗就主要体现在“反民主”的司法审查制度之中。④而相反，如果我们对“民主”稍加进行改造，那么不仅司法吸纳民意有助于强化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而且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也有利于防止“多数人权力”的滥用进而达致真正的民主，以及更重要的，当“法官运用‘宪法时刻’所采纳的原则来废除日常政治的立法产品时，司法审查并非不民主;相反，他们是在忠于一种更深刻的民主概念，关注了一种在公共辩论和真诚思考的历程中经过检验并精制了的民众意愿。”⑤这意味着“司法”与“民主”的关系如何，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在何种层面上来展开这两者间的意义关联。很显然，我们既不能用早期的民主理论来观察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也不能用现代的民主理论来反观早期社会里的司法活动;而应当在同一语境系统和意义体系之中来展开有关“司法”与“民主”关系问题的讨论，努力寻找到这两者之间的重叠与共识，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司法民主”的概念内涵。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于“司法民主”这样一个由“司法”和“民主”两个范畴互释互构起来的开放式命题，我们不能对其做某种单一性的理解，而需要从法律和政治的双重视野出发来对其展开描述。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只是在法律层面上、从合法性的角度来展开有关“司法”与“民主”关系的论证，因为司法从本质上来说确实不应当过多地吸纳或者采取民主的规则与要求;而应当从政治的层面、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司法”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要意识到不仅司法本身属于政治活动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司法权是政治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看到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对司法/司法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夯实与稳固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在这种政治—权力的视域中，我们看到不仅司法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运作活动，而且民主也是公共生活里的基本准则;因而“司法民主”这一范畴的建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司法权运作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将这种公共权力运作地更符合公共生活的基本要求?而就“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争论而言，这无疑是一起持续多年的法律事件。特别是近些年来，伴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虽然人民司法的事业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司法供给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却越发地严重，进而导致“司法越改革、受到的质疑越大”这样的尴尬局面的出现，①从而促使人们不断反思“司法职业化”改革的效果与道路。不仅如此，在日常的司法实践中，当下中国的法官却往往会违背有关司法职业化的严格要求进行“辨法析理”和“能动司法”———他们不仅依法调解，而且循情理裁判;不仅在法律制度和体制内进行权衡，也积极寻求外部的支持与配合。

然而他们这种“反司法”的司法行为却不仅很好地统一起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而且也达致“案结事了人和”，最终也得到了社会的理解与认同。很显然，这两者司法方式的反差促使人们从司法的效果出发来反思“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关系:在处理当下中国社会里的纠纷上，“职业化”与“民主化”的司法方式哪种更有效?以及在纠纷处理的过程中，法官究竟应该多主动多亲民才能既体现“人民的司法为人民”，又保持其客观中立消极的法律形象?当事人以及社会大众如何“参与”司法才真正体现司法民主，体现司法对“民意”的重视?由此而蔓延开来的话题争论便是:当下中国的司法及其改革究竟是走大众化的路子，还是坚持职业化/专业化的方式来改革?②客观来说，“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有关它们的讨论也并不只是要在这两者之间争出个孰是孰非，而更多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慎思中国司法改革之路、尤其是改革的方向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机会。我们要意识到，伴随着这种讨论的深入，当下中国司法的制度建构与实践其实将面临着一个范式的转型问题。③换言之，尽管“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这两个概念的着手处以及理论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在有关这两者的争论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性假设或者说两者所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在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同时树立起当下中国司法的权威?是通过司法的民主化模式，还是走司法职业化道路?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个庞大的命题，一个极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和政治操作。而如果对这一问题再做进一步追问的话，那么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在建构当下中国司法权威的问题上，司法民主化道路与司法职业化模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排他性的，还是兼容性的?以及是否存在着第三条道路?而进一步，如果再联系到“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之间的关系，那么问题就会进一步复杂起来。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笼统地把“司法民主化”等同于“司法大众化”;而这种下意识的概念等同所勾连起来的，不仅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司法传统，④也是“司法大众化的本质就是司法民主”⑤、“司法民主就是司法的群众路线”等这类有关民主与司法关系的简约化命题。这显然不仅强化了“司法民主化”在当下中国的历史正当性，而且有关它的现实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也得到论证。而这又使得我们在处理“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的关系时，因前者具有“政治正确”而拥有了压制和否定后者的巨大力量。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虽然我们可能会意识到在处理“司法大众化”与“司法民主化”这两个命题时的这种跨越不同历史时空的意义勾连与命题倒置是存在问题的，但这至少表明，不仅“司法民主化”并不等同于“司法大众化”，而且在“司法民主化”也不具有完全支配“司法职业化”的力量;有关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司法职业化之间的关系需要认真对待和重新清理。由上述，我们看到，有关“司法民主”的概念建构是件极为复杂的事情。虽然在有关“司法”与“民主”、“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这三对范畴之间的关系的简单梳理中，已大致获得了“司法民主”这一命题的问题指向。但这还不够，欲进一步清晰地限定有关“司法民主”的内涵界定与问题讨论，还必须要进一步将这种问题指向和概念本身联系到“司法民主”这一命题提出的社会情境，亦即，新时期新阶段重提“司法民主”的背景是当下中国司法的职业化改革虽然进行了很多年，但与职业化改革启动之时所承诺的结果以及与社会大众的期望都相差甚远，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所指出的一样，“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虽然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司法的行为及其结果却往往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这也就是我们关注和研究司法大众化化的原因所在。司法大众化的本质上就是司法民主。”①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可以把有关“司法民主”的讨论限定在以下问题域之中，即“如何发挥司法民主的应有功能，在推动当下中国司法权威建设的同时，促使当下中国的司法更好地服务于其所面对的社会，以便于司法在为民的同时也获得社会大众的尊重，进而帮助我们‘找到一种更具德性、更有品格、更有尊严也更令人满意的美好生活’”②。这既是当下中国司法民主命题的理论使命，也是司法民主问题的根本指向。

二、中国语境下司法民主命题的基本立场

由上文可以看到，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司法民主”在当下中国司法场域中的出场，就是围绕着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民主的应有功能，在推动当下中国司法权威建设的同时”，寻求司法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其所面对的社会”，如何“找到一种更具德性、更有品格、更有尊严也更令人满意的美好生活”的这一中心任务来展开的。但是，考虑到司法民主问题所可能牵扯到的问题的庞繁与复杂，为了有效地展开有关司法民主的讨论，确保有关“司法民主”讨论的有效展开，确证所需要的司法民主的内涵，还必须要清楚司法民主问题以及该命题研究的基本立场。否则的话，不仅讨论会蔓延开来，离题千里，由此而阐发的理论也会缺乏针对性，隔靴搔痒。这些基本立场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就是坚持司法的职业化改革。客观地说，“司法民主”在当下中国司法改革中的再次出现，很大程度上确实是针对“职业化”的司法及其改革的，并且很多人也的确是期望通过对“司法民主”的强调来矫正、甚至否定司法的职业化改革方向与进程。但实际上，尽管人们把当下中国司法的问题归到司法的职业化及其改革上，认为是职业化的方向出了问题;也尽管这种看法多少有些笼统，然而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司法改革的确遇到了很多问题，而一些问题也确实与职业化的改革相关联。但即便如此，仍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与司法的职业化改革的关联性很多其实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同时也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法律职业化的确是现代司法发展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③因此，当反思当下中国司法及其改革时，不能把问题简单化、情绪化地都归结到职业化之上，必须要意识到这些问题是真的由于职业化的改革所直接导致的，还是职业化改革进行的程度不够?与此同时，在坚持走司法改革的职业化道路并由此出发来反观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时，还必须要意识到，中国司法是否具备了走职业化的条件?以及如何来夯实中国司法职业化改革所需的社会条件?毋庸置疑，司法民主化确实是司法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例如，早期的发展理论往往将司法发展等同于司法民主化;也即把司法的发展看成是一个不断接近、最终达到司法民主化的渐进过程。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来自现代司法改革的现实实践与司法发展的经验，后期的发展理论家已经开始了对过去的、那种把司法民主化看成是司法发展的唯一方向的做法进行修正，认为民主化只是司法发展众多面向之一。④这种转变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发展显然意味着，我们在推进司法民主理论创新与制度实践的研究时，必须要时刻警惕，既不能将司法民主这一理念无限制地扩大，甚至是泛化、极端化，也不能将司法发展彻底地推向司法民主化这一价值的单一极点。恰恰相反，我们既需要时刻注意，司法民主理论的优势与长处，也要清醒地看到其劣势或者限度。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既不能以司法职业化来否定和压制司法的民主化及其发展，也不能以司法民主化来否定和压制司法的职业化及其发展。因为这两种做法的本质，其实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显然就可以看到这一立场与国内有些人所提出的、希望通过向“马锡五审判方式”学习来重新回到过去“大众化司法”的道路上的看法是不同的。

客观来说，当前司法改革中对于“司法大众化”这一观念的倡导，或者提倡司法走“群众路线”，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固然都没有错。但是，如果在提倡司法大众化时，否定司法职业化，人为地忽视司法职业化的优势，忽略司法大众化所隐藏的弊端，只看到司法大众化在司法为民、便民上的长处，那么原本开放的有关司法大众化的讨论也就走向了封闭，甚至很可能会异化成一股压制性的力量，进而不仅使得司法大众化的理论进一步的封闭，而且还可能演化成一种理论的集权或者话语的霸权，①结果导致对司法职业化的绝对排斥或者完全否定。进一步，当前中国司法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客观来说不仅有方向性的问题，更多地其实仍然是在具体实施、操作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换言之，不是“主体建筑的质量问题”，更多的其实是配套性的服务措施或者辅助性的相关制度没有跟上。②这样，面对当下中国的司法，简单地将其问题都统统归结为“司法坚持职业化改革而没有走群众路线”，没有推行大众化司法。这显然不仅是对现代司法发展规律的望文生义，也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司法国情一知半解，因而都是想当然的结果。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进行在地化的创造性转换而仍然想通过延续“马锡五审判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如果完全排斥职业化的司法模式而只是依赖“司法民主化”的司法方式来解决当下中国司法所面对的问题，那么其效果显然不会理想。相反，必须要认识到，拥有专业化的法官群体，有职业化的司法程式，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司法立场，有透明的司法过程，有开放的司法态度，有便民、利民的司法通道，这些都是保障司法顺利运作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因此务实一点，在讨论司法民主化的问题时，必须要始终坚持司法职业化的改革方向，才能确保我们的讨论不偏离司法的普遍规律。其次，必须承认“司法民主”展开讨论的前提是法治的背景。当然，承认法治(ruleoflaw－法律主治)，而不是法制(rulebylaw－依法而治)，更不是“政治/制”，作为“司法民主”命题讨论展开的基础，这既是一个语境限定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方向抉择或者目标定位的问题。而这其实意味着，尽管就目前的现实而言，无论是在“法治”的论题上还是在“司法民主”的命题上，当下中国的问题还很多;但“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就此轻易否定方向或者目标的错误。相反，不仅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可以慢慢推进的———也就是说，它们更多地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也反映了我们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行“法治”。③因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在对待“法治”的态度上，一方面仍然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另一方面在制定相应的措施与制度时，也不能着急，更不能随便，要谨慎。当然，这对于有关司法民主的问题讨论而言其实也就意味着，“法治”这一方向或者目标同样也是其在推进理论与深入实践的过程中必须要牢记的。因为走错了方向，司法民主不仅会走到其理论的反面上，而且人民也往往容易被错误的方向所误导，进而无法客观冷静地看到司法民主。④一旦将“法治”作为有关司法民主理论讨论的前提与发展的目标，那么就必须要认识到，不仅司法民主是在坚持法治之下所进行的事业，对于它的任何理论言说和实践也就必须要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则，而不能违背法治的精神与要求;而且司法民主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实践同时也是要有利于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推进司法民主的理论研究时，一方面要在法治中国的语境中来推演司法民主的理论，既不能脱离其语境，也不能变更其语境;另一方面也要符合法治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要求，要有助于对法治中国更好的理解或者把握。因此在具体化司法民主的制度实践时，既要注意其制度安排的现实基础或者国情条件，也要关注其制度设计的可行性，更要留出制度发展的适当空间。正是基于上述的两个基本立场以及同时将“司法”限定在人民法院的范围内，这其实意味着新时期的司法民主其主要的任务或者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推动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在中国的全面建立，以便通过此来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与实现。而要有效地推动当下中国司法权威的建立，司法民主也就必须要与司法职业化形成必要且恰当的分工，以便能够在这一共同的任务中予以相互地配合、相互地合作。因而，对于新时期的司法民主建设而言，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就是必须要在推进司法权威与法治中国建设以及在坚持司法职业化改革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确保社会大众能够理性、有效、适度地参与司法，以便于司法能够在便利司法为民、服务社会大众的同时，获得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与至上尊重。那么，基于这样立场，当下中国的司法民主应该具备哪些内容呢?

三、中国语境下司法民主的建构内容

基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检视新时期人民司法的实践，可以看到，不仅当前有关司法民主的定义更侧重于与“政治民主”的关联而缺少对法律/司法的应有关照，而且对于“民主”的不同界定导致有关司法民主的认识多元。除此之外，虽然“政治民主”语义里的“人民”概念与“人民司法”中的“人民”概念确实容易联系起来，但如果要将“人民主权”之“人民”、政治民主中之“人民”与人民司法的“人民”相等同起来，那么很显然，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无疑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了起来。然而，客观地说，司法民主不仅内涵极为丰富，而且构成要素和评价标准也极为复杂，在当下中国司法场域中，“司法民主”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手段”，或者一整套的制度措施和方式方法，而与此同时也会是一种“理念”，或者甚至是一种“价值”乃至“意识形态”，引领着我们的司法发展。换言之，在笔者看来，在当下中国，司法民主的建构应当是两个层面上的:首先是意味着司法的开放与参与;其次是这种开放与参与的程序性和适度性。具体来看:第一，司法的开放性。司法的开放性意味着司法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尽可能地透明。当然，这里的开放或者透明，不仅仅意味着司法审判的公开，同时也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做到“辨法析理”，充分论证司法的过程以及裁判的结果都是一个法律主宰着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由法官所主宰的过程。因而司法审判的公开，不仅仅包括司法审判过程的公开与司法程序的公开，也包括司法审判主体的公开以及审判结果的公开。与此同时，法官裁判活动的公开，在这里，则不仅要求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规范的发现应当尽可能的释明，也要求法官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要勇于承认可能出现的认识错误或者积极修正以往的各种认识。第二，司法的参与性。司法的开放性是司法参与性的前提。因为，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司法开放的核心乃是为了提高社会成员对于司法活动的参与度。当然在这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司法的参与性，又不仅仅只是包括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还应当包括其他社会大众参与司法活动。换言之，提高诉讼当事人对于司法的参与固然重要，但是后者，提高社会大众对于司法的参与，也同样的重要。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司法制度的潜在当事人，因而是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利益相关者;而且也是司法制度实践社会评价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对于司法制度实践的认同能够促进司法权威的建立。当然，社会大众对于司法活动的参与，既包括参加庭审旁听，也包括以他们为名义、以社会公共媒介为载体的社会舆论;也即“民意”。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的宽一些，那么所谓的“参与”，其实又不仅仅只是包括“人”的参与，也应当包括“制度”的参与。换言之，现代司法不仅要便利化当事人和其他社会大众参与其中，而且也要改革其机制，开放其制度措施，以便新的做法和革新能够在其中得以顺利的开展。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当下中国的司法，应当包容各地根据自身情况所作出的各种改革的尝试，要给予这些制度以尝试或者改革所必须要的空间和时间，要以改革的效果来衡量制度变革恰当与否的标准，而不是一味地以是否符合既有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准则为依归。当然，也正是考虑到便利于“制度”的参与，那么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无论是司法“制度”，还是其他制度，都应当吸纳社会大众的参与，以便达致“民主立法”。换言之，必须要意识到，不仅司法过程中主体参与不足是导致司法脱离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司法改革的参与主体的缺失也是导致民众产生对司法的疏离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自司法改革以来，我们所出台的几乎每项改革措施背后都是司法机构忙碌的身影，赞同或质疑的声音也大多数集中在法律职业者内部，似乎司法改革只是法律人自己的事。然而，在纷繁复杂的改革举措和喧闹的评论中可以发现，与这场改革有着更加广泛联系和切身利害关系的民众却被遗忘了，他们的呼声、期待和利益往往被边缘化而忽略不计了。

“人民大众成了司法改革的旁观者，对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产生陌生感和疏离感也就成了不足为奇的事情了。”①没有得到大众关注与认可的改革，相应的也就不会有良好的社会效果，注定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孤芳自赏”罢了。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而言，应当吸纳社会民众的参与，以便于他们将自己的主张或者利益关切直接表达在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中，从而在“源头”上就强化司法制度与社会民众的关联性。第三，开放与参与的程序性。的确，如何将“社会大众对于个案的舆论”与“作为法律的民意”建立起关联来，如何将“常识、常情、常理”作为法律裁判过程中的“情理法”，这其中显然并不是将它们直接照搬进司法，而是需要一定的程序来予以转换。因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尽管司法民主意味着司法的开放性与参与性，但是这种开放和参与同样也是需要一定的程序的。同样，司法的开放性也要遵循相应的程序。这些程序的运用，一方面能够保证司法的渐次开放，进而有利于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各种诉讼权利以及维护他们的诉讼平衡，从而确保诉讼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会大众更加理性地参与司法，而不构成对于司法的“强暴”。因而客观来说，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一方面既要增强司法的开放性与参与性改革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建立健全相应的程序规范，以便于能够形成完善的、规范司法开放的程序以及参与司法的规则。②第四，开放与参与的适度性。开放与参与的程序性，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开放与参与的适度性。换言之，无论是就司法的开放而言，还是就司法的参与而言，都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比如，司法的开放性中的审判公开而言，并不是所有案件的审理都应当公开的，也不是所有的过程都必须要对当事人或者社会大众公开的。一些案件，比如涉及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就可以选择不公开;以及，比如合议庭对于案件的合议，则同样也是可以选择不开放的。而就“参与”而言，同样也必须要遵循适度地原则;不能“越界”行使，也不能“越权”行使。当然，对于司法民主，特别是如何开放司法的过程问题，一定要从程序和主体两个层面来加以控制。也就是说，开放与参与的适度性，可以从“程序”和“主体”这两个方面来实现。这样，从司法民主化的基本内涵出发并联系到司法职业化的基本要求，在当下中国的具体司法实践中，既必须要坚持司法过程之中的“依法司法”与“适度参与”相统一，也必须要坚持司法过程中“必要的开放”与“合理的参与”相统一。换言之，一方面必须要将司法开放出来，以便于提高参与司法的便利性，扩大司法的参与性，增强司法的透明性，强化司法的中立性，夯实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司法的法治原则，依法司法，还要坚持司法的程序性与规则性，遵循司法的规律性，秉持司法的责任原则，通过程序的开放，理性、适度地参与司法活动。只有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而且也只有把这两方面的工作统一起来，才能统合其双方工作共同的着力点，以便形成合力，更要平衡好双方工作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以便形成合作，才能确保司法民主意涵的真正落实，最终推动司法权威的建成。

四、结语

虽然结合当下中国的语境，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司法权威建构的问题与难题，大致罗列出了当下中国“司法民主”的构成要素或者基本内容，也尽管通过此大致可以看出司法民主的要义，但这些无疑都是极为简单化的。司法民主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命题，也是一个丰富的范畴。它需要在观察中进一步地予以思考和提炼。与此同时，在处理“司法民主”与“司法职业化”的关系时，笔者是将其纳入到“司法权威的建构”这一更大的问题与背景下来理解，进而将它们共同看成是促进司法权威建立的两个既相互关联又有机组成的要素，不同只是在其中的分工上而已。换言之，在建构司法权威这一任务里，“司法民主”必须要与司法职业化形成必要且恰当的分工，以便能够在这一共同的任务中相互配合、相互合作。当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相互间的不同分工与互相间的合作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对于中国司法权威的建设而言，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或者“程式”，也即不是一味地强调要以“司法职业化”为主、以“司法民主化”为辅，或者相反，机械地强调要以“司法民主”为主、以“司法职业化”为辅，而是把“司法民主”与“司法职业化”同等地来对待，强调要根据不同的语境、尤其是需要视解决的问题的不同，来选择具体的方法。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在建立司法权威的过程之中，不仅需要司法民主能够在司法职业化“不足”和“不及”的地方发挥相应的“弥补”作用，而且也需要司法职业化在司法民主“不足”和“不及”的地方发挥相应的“弥补”作用。换言之，只有两种模式共同发挥作用，并形成合力，才能共同推进司法权威在当下中国的建设。———很显然，这种极为实用的司法模式，不仅满足了我们在解决司法权威问题上的现实性需要，而且也契合了中国司法权威问题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