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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8:31:46

自然法论文

自然法论文范文篇1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近代以前的自然法观念都认为，在根本上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秩序而寻求治理国家的法律方法才产生了实践自然法。不过，二者的具体论证方法却完全不同。中国自然法思想家认为法律产生之前社会混乱未有文明，社会需要以国家至上、君主为绝对权威来维系；西方自然法思想家却认为社会在国家产生之前是理性、文明、有序的，社会需要以法律为绝对权威、通过限制君权来维系。这样，自然法作为实在法律就成为神圣的，必然需要人们绝对地遵循而不能违反。

（一）西方法律自然法观

1、法律是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和战争状态的统一

洛克也说在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不过他所描述的这汇总自然状态，首先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人们都可以用自己认为合适的办法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处理他们的人身及财产，而毋需得到别人的许可或听命于别人的意志。其次，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尽管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状态，但洛克认为，却不是放任的状态，更不是像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的敌对的和毁灭的战争状态。他说，“在这种状态中，虽然人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也没有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的自由。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种自然状态自由、平等而又不放任呢？这就是自然法。这汇总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支配着自然状态，教导着人们自我保存，同时又维护全人类。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中，人们都相互平等，而且人人自由，每个人都恪守着理性所规定的自然法，这只是自然状态的通常情况。但是，自然法状态中有时还出现另一情况，这就是“战争状态”。他认为，（1）战争状态是自然状态的一种反常状态。（2）战争状态是自然法遭到破坏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状态。（3）战争状态的造成是由于有人将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而想消灭对方。谁对他人的生命或自由权利有威胁，谁就是战争的制造者。（4）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被迫处于战争状态的人们，游泳毁灭对方的手段反抗对方的权利。（5）被迫处于战争状态的人们反抗和毁灭战争状态制造者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合乎自然法的，因而是正义的行为。

2、希望的平等需要法律

霍布斯认为，自然创造人类之初，人本来是平等的，表现在人类身体和心灵的能力上的平等，同时，相等的时间可以使人们在同样从事的坏死物中获得相等的经验和智慧。人类的这种平等性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方面。他说：“由这种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因此，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

3、人的社会性是法律产生的直接原因

霍尔巴赫说：“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超出自然，哪怕是通过思维也不能离开自然一步。”他认为，一方面，人的本性首先在于自爱、趋乐避苦、追求幸福、忙于自我保存，实现人的这种本性是自然法赋予人的自然权利。另一方面，人也具有社会性：人们要生存、自保和享受幸福，抵御自然灾祸，需要把自己的努力与他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每个人如果都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满足自己的情欲，而不加以限制，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因此，人们也有必要让出一部分自然权利给社会，委托一些人做社会的代表来管理社会。他还认为，自然状态是捏造出来的、不符合人性的。因为人性的本质之一既在于具有社会性，那么人一开始就处于社会当中。可以把社会分作不同的阶段，却不能认为人类曾由自然状态进到社会状态。而结成社会的纽带就是人们的社会契约，它规定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条件。社会契约以理性为指导，以公正为基础，它保障人们最基本的自然权利。

（二）中国法律自然法观

自然法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处理国家和个人关系的国家、集体至上的儒家观念。这样的自然法观念在古代中国就已存在着，也是中国传统自然法的主流思想。古代儒家自然法思想肯定国家的绝对合理性、国家、家族、男性至上；社会人际关系自家族开始，以血缘纽带贯穿始终，国家自然化，一切立足于治理国家，法律、国家一体。仁义礼法道，人性善恶无不如此；法律决定于国家需要、完全工具化。反之亦然，国家也工具化，成为君主实行统治的手段；有国家、民众集体而无社会、个体，有君权、民权而无臣权、人权，缺乏普遍正义和人民民主思想，缺乏权力制约关系和权利平等关系。

墨家自然法思想彻底颠覆了儒家自然法思想，但是其影响又很微弱。只有道家自然法思想源远流长，可惜只真正存乎民间而已，完全不能主导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方向。虽然百家皆言道，但后世知道、弘道者鲜矣。所以，从精神文化尤其制度层面看，自然法思想在中国并没有实质性发展，历史上最终也没有产生宪政国家组织形式，儒家的王道社会理想也随着封建王朝的彻底解体而永远不能变为现实了。中国自然法的深刻思想也随着新的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几乎熄灭。

中国自然法的法律观始终是法制、道德合一，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如仁爱法、天道法、互助法，都十分强调道德规范的重要性，所谓以家国天下为先，舍生取义，自我牺牲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国家自然法观

把自然法产生的根据归结为国家（法律）（需要注意这里的国家和法律是同一的，下同）的起源，这是中西方实践自然法思想的共同发展过程，虽然它们在产生的年代先后上存在着差别。但是，中西方关于国家自然法思想的论述依据却是从不同的角度而进行的。

（一）中国的国家自然起源说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法思想一般都认为，国家（法律）是由于人类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而建立的，同时国家（法律）出现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制度性标志。

1、“名分使群”

荀况指出，人类为了生存，为了战胜自然，就必须“能群”，即组成社会；二要组成社会，又必须有“分”，即区分职业和等级。没有“群”，个人便无法生存；没有“分”，社会便无法维持。礼、法以及君臣就是为了“名分使群”而产生的。

荀况的“人治论”具有深刻的自然法的意义，他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圣王”应该具备的条件：王者之人——应该是能用礼义约束自己，以法理政，明察善辩的人；王者之制——恢复和坚持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王者之论——“无德不贵，不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王者之法——以“节用”、“富民”为核心的经济财政制度与政策。

2、消除“一人一义”的混乱

墨子指出，人类历史曾经有过“未有刑政”、“未有政长”的时期，那时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也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而是因人而异：“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人们不但各有其“义”，而且“各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还有物质上的相互争夺：“；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在墨子看来，人类社会是以混乱和争夺作为开端的，而“一人一义”则是祸乱的根源。为了消除“一人一义”的混乱，就必须建立“政长”，即国家机构、各级官吏和天子；建立“刑政”，即国家制度和法令。

3、利用“众力”

《管子》也肯定：“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人们“兽处群居”，相互以武力争夺，“不得其所”。为了制止这种混乱，“智者”利用“众力”禁止人们之间相互侵害，于是就产生了“君”、“国”和“赏罚”。

（二）西方的国家自然起源说

和中国的国家自然法观的发生不同，西方历史上的自然法人物是从另外的途径论述自然法产生的依据应当归结于国家（法律）出现的。他们一般大都认为，在国家（法律）产生之前，人人就享有自然权利，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种自然权利，以及天赋权利，主要是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保障生命安全。为了使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社会，就必须通过一种社会契约，不管这种社会契约是人们自愿缔结的，还是被迫订立的，但都要服从一定的政治权威。在订立社会契约中，人们可以保留某些自由、平等和财产的自然权利，因而就产生国家和法律。国家与法律又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之上的。这样，自然法与国家（法律）合为一体，没有自然法理念就没有国家（法律）；没有国家（法律）也就没有自然法。

1、国家产生于人性的需要

阿奎那继承了古希腊政治思想中关于国家自然起源的论点，认为国家是由于人性中彼此依赖过同伴生活的自然需要而形成的。

2、国家自然合法

布丹说：“国家是由多数家族的人员和共同财产组成的合法政府，并被一个拥有最高权力及理性所支配的团体。”这里“合法”就是要遵循自然法，否认“君权神授”。他认为家庭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社会，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均由此产生，国家亦然。

3、国家是为了处理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产生

孟德斯鸠认为，人类最初身或在自然状态，没有国家也没有国家制定的法律，那时支配人们行为规则的是自然法，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都感到软弱、怯懦和自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生命、繁衍后代，而不是相互攻击；人们相互畏惧而相互亲近。因此自然法的原则有四条，即和平、虚报找事物、自然爱慕和过社会生活。自然法渊源于人的生命本质，是人类理性的体现。

在孟德斯鸠看来，人类一有了社会，便立即失掉自身软弱的感觉，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平等消失了，战争状态开始了。因为，每一个个别的社会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就产生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每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企图将社会的主要利益掠夺来供自己享受，这就产生了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正是这两种状态使人与人之间的法律——人法建立起来。人法以自然法为基础，是自然法所体现的人类理性的具体适用。其基本任务是调整人类的战争状态，处理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

4、人类不平等产生国家

卢梭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除了在年龄、体质、生理上存在差别外，不存在奴役和被奴役、服从河北服从以及其他任何不平等。人们没有危害他人的邪恶和欲望，只有自爱心和对同类的怜悯心。这种自爱心和怜悯心在人们之间起着道德、风俗和法律的调整作用。因此，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黄金时代”。但是，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是不平等获得了力量并成长起来；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利——所有权，它使人类的不平等由此而根深蒂固起来；这时富人的社会为保障富人的安全和对穷人的奴役，用法律将私有制和不平等肯定下来，亦即将富人和穷人的状态确认下来，从而使不平等合法化。这时不平等的第一阶段。接着，国家机关和官吏产生，人类不平等进一步加深，除了存在财产上不平等外，还出现了强者对弱者的统治以及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时不平等的第二阶段。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腐败，出现了专制暴政和与之相连的主人和奴隶的对立。这时不平等的第三阶段，也是不平等的顶点，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极点。

5、理性与非理性两种本性相撞是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

狄德罗认为，人是道德实体和肉体实体的统一。作为道德实体，人能认识到：我愿意幸福，但我是和别人一起生活的，别人和我一样，也愿意幸福，所以我们应当寻求使自己同时也使别人幸福、至少不能妨害别人幸福的方法。作为肉体实体，具有肉体感受性，这种肉体感受性使人产生自爱、保全生命、追求幸福、谋取个人利益的本能。人作为道德实体和肉体实体的统一体，相应的成为理性与非理性、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统一体，由此有相应的决定人既有社会性，生来就要过社会生活；又有反社会性，生来就有与社会公众利益相悖的欲求。人类本来是生活在自然之状态中的，其时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没有后来社会所存在的那些权威，而只按以区分是非善恶为基础的自然法行事。“自然法就是我们的行为必须以它为规范的那种永恒不变的秩序，它的基础是善与恶之间案的本质区别。”由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两种本性相撞产生的矛盾，需要由更强有力的权威力量来解决，而这是自然状态所不具有的，于是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从自然状态中走出来。

6、放弃有害的自由需要国家

爱尔维修说，当人类留足鲜血，厌恶在一种无底的恐惧中过生活，因而同意放弃一点他们在自然状中拥有

的那种对他们有害的自由的时候，他们将彼此订立一些约定：这些约定将是他们最初的法律；法律制定了，就必须委托几个人去执行：这些人就是最初的官吏。这样自然状态结束，社会、国家和法律便产生。

7、国家“裁判”说

费希特认为，人们其先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相互侵扰，自有没有保障。每个人都有自然权利，只有限制自己的自由，允许别人自由的存在，人们才能过美满的生活。当一个人的行为合乎权利，另一个人的行为不合乎权力时，便发生后者侵扰前者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也就是为了强制人们他人的权利，就需要有“强制权力”的存在。要保障“强制权力”的实现，就需要有“裁判”，以便断定什么事什么时候应实行强制。如果每一个人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有权利的和无权利的人相互间毫无保障和安定。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强制”和“制裁”这两项权力交给一位最有力量、最值得信任且能解决未来争执的第三者。但是，费希特认为，“强制”和“制裁”的权利不能交给个人而只能交给法律。此项法律必须经个人的同意。人们服从这一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这种众人的“共同意志”就是契约。整个说来，国家是根据契约成立的。费希特还认为，国家只是为了建立完美社会的一种现成的工具。国家像人类的一切设施一样，都是单纯的工具。人和国家的关系正像树的个别部分同整个树的关系一样，人不能成为国家，人也不能脱离国家而单独存在。一个人的最高欲望不是由他自己的行动而是在别人的行动中得到满足。

8、国家产生的潘恩假设

潘恩作了这样一个假设：假定有少数人在地球的某一个隐僻的地方居住下来，同其余的人不发生联系，它们使这块土地上第一批移民，在这种自然的自有状态下，他们首先想到的事社会，单独一个人的力量应付不了他的各种需要。人们害怕寂寞，要寻求安慰，要低于大自然的力量，要在旷野中兴建住所，同饥饿、疾病作斗争，这一切都需要组成社会，这便是社会的起源。如果人们始终相互以诚相待，就不必由政府和法律的约束。然而，由于一般人不可避免地将为邪恶所浸染，他们刚克服了共同事业的困难，便开始呼时彼此应尽责任和应有的情谊。由于人们的懈怠和德行方面的缺陷，于是需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统治，从全体成员中选出一些优秀的人才专门管理立法工作，这些人应该关心那些选派他们的人所关心的事情。如果移民区继续发展，就有必要扩大代表的名额，使移民区的各部分利益可以受到照顾，当选的人有可能几个月后回去再同群众混杂在一起，他们对公众的忠实和负责就会得到保证。这便是政府的起源和兴起，政府的意图和目的是自由与安全。

1、周公制礼

西周初期，相传“周公制礼”，即在周公主持下，对以往的传统习惯进行了补充、整理，制定出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它始终贯穿着这样几个原则，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也。”“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就是要下级服从上级，必须做到不许犯上，不许违抗。

周公认为，统治者应勤政修德，加强自我克制，实行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礼治，推行德政。

2、仁论

孔丘提出，治国执法必须从“修身”开始：“修己以安人”。统治者“身正”即能以身作则，他的政令便可通行无阻；反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令便无法贯彻。孟轲也认为法律关系首先是上行下效的关系，君主的道德维系天下的纲带，“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孔丘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赞扬周公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因此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孔丘认为，”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君子时时刻刻都不能违背”仁“的要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在任何场合都要坚持”仁“。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将”爱人“用之于处理家庭关系，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用之于处理政治关系，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用之于处理统治者内部关系，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之于处理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即使”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会则足以使人“。”爱人“必须从”亲亲“开始，由亲及疏，由己及人。

以“爱人”为中心，以孝悌为根本，以“克己”、“忠恕”为手段，以恢复和完善礼治为目的，这就是孔丘“仁”论的实质内容，也是他自然法思想的主要结构。

3、兼相爱

墨子说：“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法仪”。他认为，天最公正无私，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没有丝毫偏向，它给人们吩咐的恩泽却不要求感恩戴德，它的权威普及四方经久不衰，所以圣王治理国家应该效法这种“天志”来制定法令和政策。

用“天志”作为测定是非善恶的客观依据，作为衡量人们言行的最高标准，是因为，“天志”爱人，“天”是为了庶民百姓的利益而造就世界万物得：“天”具有主宰人间赏罚的最高权威，君主也必须按照“天志”办事：“天”兼有万物，一视同仁，“天志”的公正无私是普遍和永恒的：“天”是人类的良知和正确认识的总根源。

4、制止争夺

韩非认为，古代由于“人民少而财有余”，人们无需争夺，所以既无“赏”也无“罚”，“而民自治”。到了后来。“人民众而财货寡”，人们拼命劳作还不能满足“供养”的需要，于是便互相争夺，从而产生了制止争夺的“法”、“刑”。

5、禁止邪恶

商鞅认为，古代并没有“君臣上下”的制度，并分析了国家与法产生的原因：由于人民纷乱不堪，所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区分上下等级，从而有了“君臣之义”。由于“地广，民众，万物多”，所以“圣人”又“分五官”进行管理，从而有了“五官之分”。由于“民众而奸邪生”，所以“立法制”禁止邪恶的行为，从而有了“法制之禁”。

6、保证天赋权利不受侵犯

梁启超认为，人类在同自然界的竞争中，需要结成“群”才能生存，而“群”中的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天赋权利，人们为保护和扩大各自的权利，又在“群”的内部展开了竞争。而“群”中之人良莠不齐，如果对他们放任不管，必然会斗争不已，这是极不利于“群”的全体利益的，归根结底，也不利于个人的生存。在此情况下，人们本能地按自己的“良知”，认识到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保证每个人所享有的天赋权利不受侵犯，使整个“群”生存下去。因此，就需要设立法律作为约束人们行为和保护人们的手段，于是，法律就产生了。

自然法论文范文篇2

制度法理学由英国法学家尼尔·麦考密克和奥地利法学家奥塔·魏因伯格在本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创立的。

麦考密克（NeilMacComick、1941—）生于苏格兰，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文学，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法律，1967年至1972年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大学任教，自1972年起任爱丁堡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是当今英国最杰出的法理学家之一。主要代表作有：《法律推理与法律学说》（1978年）、《法律权利与社会民主》（1982年）、《哈特传略》（1981年）。1989年主持第十四届世界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大会，并编辑出版《启蒙、权利与革命》论文集。

魏因伯格（OtaWeinberger，1919—）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移居奥地利，1972年起担任卡尔福伦兹大学法哲学研究所教授。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规范逻辑研究方面尤为著名。主要代表作有：《规范逻辑学和法律信息学研究》（论文集，1974）、《作为法理学和伦理学之基础的规范理论》（1981）、《形式目的性行为理论研究》（1983年）、《法律、制度和法律政治学——法律理论和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1992年）等。

制度法理学的创立饶有趣味，并极富启发意义。

首先，制度法理学的两位创始人彼此素昧平生，不通音讯，他们是在各自独立研究的过程中得出了同样的概念、思想和理论，这些概念、思想和理论共同构成了制度法理论。这种不谋而合恰如达尔文与华莱士在相互不知晓的情况下提出了同样的生物进化论，牛顿与莱布尼茨各自完全独立地发现了微积分。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对此指出：“在发展我们称之为‘制度的法律实证主义''''的过程中，我们的结论完全是彼此独立得出的——我们既不相识，在很长时间内从未见过对方的著作。”11969年，魏因伯格在一篇极为哲学化的论文《作为思想和作为现实的规范》中首次提出制度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概念，四年以后，麦考密克在完全不知魏因伯格论文的情况下，在他题为《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的就职演说中首次在法哲学领域中使用“制度事实”概念，并且以此为基本范畴详尽地阐述了与魏因伯格的观点极为相似的制度——法律实证主义理论。到1979年，魏因伯格仍不知道有人在另一个国家里使用另一种语言提出了与他的理论同样的学说。他在《事实与对事实的描述》中也使用了“制度事实”这一概念作为自己学说的基点。此后，这两位学者才走到一起，共同阐述他们的制度法理论。1985年他们将各自独立发表的论文汇编，加上“导论”出版，定名为《制度法理论——法律实证主义的新方法》（AnInstitutionalTheoryofLaw—NewApproachestoLegalPositivism）。他们希望这本著作的出版能够使这种新方法会被承认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法律理论，而且是一种成熟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理论。

其次，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的一致性结论是在各自所处的法系、所接受的教育不同、而且各自研究方针和思想活动中采纳的观点互不相同的情况下得出的。麦考密克生活在英国的苏格兰，魏因伯格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麦考密克接受的是英国哲学和英美式的分析法理学训练，魏因伯格接受的是捷、奥规范—逻辑学派和纯粹法学训练。麦考密克研究的是分析法学的基本问题，法律推理的逻辑结构和一般语言哲学与法律相关性；魏因伯格则特别关注规范逻辑的哲学和语义的基础，同时关注法律和法律文化过程中的结构—理论问题。他们从不同途径得出了相似的成果这一事实更使他们的观点得到了真正的确证。当然，他们的研究也有明显共同的基础，这就是：第一，他们都主张用分析的或结构—理论的方法研究法理学，而且在法律理论问题上都既对逻辑和方法论的问题感兴趣，又对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问题感兴趣。第二，他们都面临同样的法理学上的“困境”和任务：无论是在纯规范理论中还是在法律现实主义中或任何法律的社会学理论中，都没有对法律的性质和存在作出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他们要为这些相同的问题寻找答案。

以上两点说明，制度法理学的出现有某种必然的基础：一方面基于科学本身揭示真理的能力和人类思维的同构性；另一方面基于法学发展和法律实践所提出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共同性以及学者们认知兴趣和研究方法上的相似性。

一、制度法理学的理论宗旨和目标

制度法理学家认为，对于法律和社会，必须一方面把法律理解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征（至少在某些形式的社会中是如此），另一方面把社会看做法律的建构，要理解社会就必须理解法律。那么，人们如何理解法律呢？关于法律，能被人们了解的是什么？人们怎样才能了解它？这是一些尖锐的问题，也是目前有争论的问题。争论各方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即规范主义和反规范主义。

规范主义（normativism）。法律教义学是一种典型的规范主义，凯尔森的纯粹法学是极端的规范主义，自然法理论是与纯粹法学对立的规范主义。法律教义学认为法律就是一些规范性条款，这些条款规定什么是必须做的或可以做的，什么形式或模式的权威或权力是可以行使的，并具有规范性效果。纯粹法学把法理学的研究范围缩小到“某个在逻辑上可以陈述和描述的法律秩序，即在它想要生效和有约束力的区域内是否真正在运行，或大体上行之有效。”2.各种变种的自然法理论与法律教义学和纯粹法学也坚持法律的规范性。但是，它们认为法律本质上是以客观上健康的道德价值和客观权利为基础的，法律的规范性必然包含或根基于一些客观上合理的道德因素。如果说法律是某种“应当”，那么，这种“应当”要有强制性，就必须以某种道德上的理由为基础，法律义务最后必须同时具有道德义务的性质。否则，就不能说是法律上的义务。

反规范主义（antinormativism）。反规范主义包括各种各样的法律现实主义、法律行为主义、纯粹法律社会学、机械唯物主义。它们对规范主义（包括实证主义的和自然法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它们否认法律的规范性，声称法律上的“应当”纯粹是神秘虚幻的，人们应该去研究规范、应当、义务等词语背后的现实问题。强调法律并不是本本上的法律，而是行动中的法律；不是固定的规则，而是官员特别是法官的行为；不是一个规则体系，而是一批事实。他们把属于和关于法律的问题简化为社会学问题——关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问题或者社会心理的问题。这种社会学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简单化或缩减主义的（reductionist）社会学。由于这种社会学批评规范主义将不存在的东西具体化了，这种所谓的“法律”社会学本身就不应再使用规范或法律规范概念。这样一来，反规范主义理论必然是引起争议的社会学，因而是不可取的。

针对上述规范主义和反规范主义的局限，麦考密克与魏因伯格指出：“我们的制度法理论的目标首先是给两个同样有效和相互补充的学科提供一个健全的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基础，这两个学科就是法律教义学和法律社会学。其次是推进对法律结构的理解和寻找适合法学研究的方法。最终是要说明实践理性在法律和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其局限性）。”3为此，制度法理学既要分析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又要揭示规范背后的社会事实；既承认没有得到证实而且有人认为不可能得到证实的某些客观价值或内在的公正原则的存在，又认为完全有可能在没有任何这类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解释和说明法律的和其他的社会规范。

就首要目标而言，“我们提出制度法理论时的目标是要解释和说明规范、法律制度和其他类似的思想—客体（thoughtobjects）的存在。”4.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要避免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另一方面要避免堕入把复杂的法律现象简单化的弊端之中。他们认为规范或制度在社会中的存在实际上取决于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指导和评价人们的活动所起的实际作用。“因此，精确地说，我们的目的是对规范主义作出社会现实主义的发展。”“这一社会现实主义因素是我们研究方法的一个良好的目标和特征。”5.由此就使制度法理学与凯尔逊的“纯粹性”理论区分开来。从方法论上讲，他们这种主张更接近哈特的理论，但在实际分析的比较具体的方面与哈特的分析又很不同。

作为对规范主义的发展，制度法理学的目的是为法律社会学（或者普遍地说是社会学）提供一种本体论。他们认为这种本体论对于法律领域和所有的人类社会制度和现象的现实主义分析、解释和描述，是必要的。同时，那些制度和现象又是与法律或其他规则或规范相联系，并受它决定，以它为先决条件。因为，在魏因伯格看来，“不考虑社会现实——它相当于规范的存在主义方面——的法律科学，是不可思议的。”6.尽管他们研究的兴趣主要是在哲学和逻辑方面，但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仍将是他们整个方法的主导方面，他们要做的工作不过是要解决一个对社会学来讲的本体论问题。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或自然法论者。他们承认并声称自己的工作乃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发展，而且在重要的法律意义上仍然是实证主义。

那么，制度法理学在什么意义上和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法律实证主义呢？这就需要了解魏因伯格和麦考密克如何理解和解释法律实证主义。

魏因伯格指出：对我来说，法律实证主义一词与下述理念相关：（1）规范与价值不能在一种纯粹认知的方式上被建立起来（非唯知论）。（2）组成制度的规则不是先验的事实而是人工的事实（manmadefacts）。（3）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存在不同的社会规范性体系。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互相影响，并功能协调地助成行为的决定，但原则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这主要涉及到法律和道德的区分。（4）作为（3）的推论，道德标准不能被当作法律规范之有效的条件，不管是从道德的还是法律政治的角度出发要求法律至少要与最低道德一致，或者认为法律的效力依赖于建立在法律内容上的正义标准的观点都是错误的。7据此，可以把法律实证主义的肯定性和否定性特征分别表述如下：肯定性特征：“法律实证主义者从法律是社会现实的构成要素这一假定出发，换句话说，法律是作为可被法律科学理解和解释的制度性事实而存在。对法律的认知被认为是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因此，它是一种依赖于经验的认识形式，尽管它的主题是一个规范性的现实，甚至尽管它是一种包括‘文化知解法''''意义上的理解的认识形式。”否定性特征：“法律实证主义者并不认为有任何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和人类的制度而有效的关于法律正确性的先验标准。他也不做形而上学的假定，从这种假定可以演绎出关于正确性的标准或使之合理化。……它否认有以纯粹认知的方式得出公正法律原则的可能性：规范和价值观念只有根据人们对它们采取的态度才能证明它们是合理的。这意味着不能纯粹从认识上证明它们是合理的。”8

可见，制度法理学承认法律实证主义最基本的传统观念：法律科学的对象是一种实在之物——实在法。魏因伯格和麦考密克认为他们仅仅在这一意义上才把自己称作法律实证主义者。至于实在法的疆域究竟应当扩展到什么地方或者实在法究竟应当包括什么东西，制度法理学却与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有着明显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立场。用魏因伯格的话来说，制度法理学在此方面超越了法律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超越了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认为：实在法律仅仅限于由有权能者的法律规则，而制度法理学则把法律的边缘扩大从而使之超出了传统法律实证主义所限定的范围。它把规则、价值和涉及判决的必然推论等因素也包括在法律或“法律的”范围之内。如魏因伯格在谈到实证法究竟能达到多大领域的问题时指出，无论如何，全部主要规范与相应的次要规范——法律义务、权利及所有类型的法律关系——应归属于此领域，司法也应属于实在法体系，不管它是法律知识的渊源，还是仅归属于法律生活实践中的判决。作为社会现实的法律科学和解释方法也属于法律的实在化制度因素；法律原则和法律秩序的目的论背景——它们部分作为有效法律规范的理性抽象，部分作为法律学家研究成果的制度和形式——也属于实在法体系。他们明确主张，“确实存在着某些在法律范围内应当予以强制推行的道德价值，我们不否认法律依赖并体现价值与价值标准。”9

制度法理学公开把价值标准和道德因素包容在实在法的范围之内，这看起来非但有悖于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而且具有浓重的自然法理论色彩。但是，制度法理学的创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已经由此而进入了自然法学家的行列。他们认为自然法理论的价值标准是一种先验的永恒的独立于人类意志与制度的抽象物，而制度法理学说的价值标准是具体的已经体现在人们的实际态度之中的实在物。基于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制度法理学虽然对某些非极端的自然法理论持有理解态度，但却没有堕身其中，而是超越了自然法理论并且由此而保持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特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制度法理学的创始人把制度法理学对法律实证主义的超越理解为是一种符合于法律实证主义基本观念的东西。“这种理论把制度的规范主义概念和一种特别的法律实证主义融为一体。在它否定实践知识的可能性，即纯粹认知的基础上确定正当的规范与真实的价值这种意义上，它是实证主义者。不过，它承认对法律政策进行合理论证的可能性。因而，这种理论所推进的……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一种修正形式。”10.

二、制度法理学的认识—方法论

制度法理学要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超越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传统，开辟一条新实证主义道路，就必须首先在认识—方法论、即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或重组。他们坚定地认为，“每一种导致更好地理解法律和说明法律的本质及其社会任务的研究法律的方法都是‘法理学的''''方法。”11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移植了哲学、文化学和伦理学中的非唯知论和解释学，采纳了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继承、改造和发展了分析方法传统。

（一）非唯知论

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宣布：“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们研究伦理学的方法……是非唯知论的方法，即是说，我们不承认根本的价值是不同于态度和知识的东西。”12.他们自称是理性主义的非唯知论者。

非唯知论（Noncognitivism），又称非叙述主义（Nondescriptionism），它原来是伦理学上的概念。西方的伦理学家把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分为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其中元伦理学就其本身而言，完全由哲学分析所构成，并不提供任何道德原则或行为目的，实际上是为规范主张提供证明。元伦理学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所接受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能否被证明；如果能，是在什么基础上。对此，西方学者提供的理论有如下三种：定义论（definitetheories）、直觉主义（intuitionism）、非唯知论（Noncognitivism）。

定义论的观点是：“是”（is）这个词可以用来定义“应当”（ought），即事实可以定义价值，或从事实得出价值。按照这种理论，伦理判断通过经验考察就可以证明，就像日常的或科学的事实结论一样。

直觉主义则认为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是直觉的或自明的：因为它们是自我证明的；或用笛卡尔的话来说，是“清晰独断的真理”，所以不需要任何逻辑或心理论据的证明。按照这种观点，伦理判断可能并确实被看成是植根于事物的本质和联系之中的东西，但他们并不认为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可以从关于人和世界的命题中派生出来。相反，它们是在下述意义上依赖于事物的本质和联系的：某种性质的事物之所以是善的；某种性质的存在之所以应以特定的方式对待某种性质的另一存在，因为二者都是不证自明的。

非唯知论认为，伦理学陈述的内容中由于含有情感的或命令的成分，因而不能全然无遗地归结为经验认识的陈述。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并非是叙述行为、个人或事物的性质的那种断言和陈述，他们具有一种不同的“逻辑”、意义和用途。其中温和派认为，伦理判断不仅仅表明某事物是否具有某种特性，也不仅仅是情感、意志或决定的表达；除了表明或暗示说话者的态度外，它们还有更多的意义，它们评价、指示、劝告、命令、建议。它们宣称或暗示它们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由理性来证明或可证实的，而单纯的情感和要求的表达却不能得到这种证明。

制度法理学把非唯知论引入法哲学研究领域，具有特殊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作用。它意味着“不能仅仅根据认识论的理由证成非分析论的规范命题，而是要根据感性经验和理性分析来证成。它们是否合理常常部分地取决于某些主体所采取的态度。因此，这种态度的采取常常与制度有关而且取决于有关主体的意志。”13不存在“以纯粹认知的方式得出公正法律原则的可能性：规范和价值观念只有根据人们对它们采取的态度才能证成。这意味着不能纯粹从认知上证明它们是合理的。”14非唯知论否认绝对价值的存在，否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有效性，并排除给客观价值或正确的规范原则提供一个纯粹的认知基础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表明非唯知论是价值不可知论——它承认经过实践推理而合理地论证正义原则的可能性。

（二）解释学方法

解释学（Hermeneutics，又译“释义学”）是西方主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当这种方法论被提出来的时候，其目的在于说明研究历史和社会领域需要运用与研究自然现象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把各种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本文”（text）作为社会存在、历史经验、社会生活方式的表达，其意义不能用注释学和训诂学的方式去注解和诠释，而应通过对被表达对象的“体验”去揭示。在19世纪，解释学主要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出现，20世纪以来它已成为人类全部意识形态的一种哲学反思，一种解释世界本体的世界观。如伽达默尔（Gadamer）指出，“释义学不仅是所谓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也是哲学的一种普遍方面”，“它关心的是人与世界的一般关系。”15作为一种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思潮，解释学有这样一些特征：（1）注重理解的历史性，其中语言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他们将语言看做是理解的中介桥梁，认为语言与本文意义存在一种紧密的关系，并尤为重视理解过程中的语言的多义性和自我联系性。（2）注重理解的创造性，强调理解要对传统开放，对解释者存在的具体环境开放。理解是人自身存在的本体论结构，理解具有无数的可能性。（3）注重解释学的主体性和实践性，认为理解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形式。理解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总是带有时代氛围、个体历史、个人心境等色彩，因而理解显示出明显的主体性特征。而且，就理解的现实意义而言，每一理解都含有解释，每一种解释都含有运用。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解释学是一种实践哲学。

当代解释学的头面人物是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Habermas）。他们在主张把解释学推行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这一前提下，因对解释与传统和语言的关系理解不同而对如何具体运用解释学方法持有不同见解。伽达默尔认为，在谈论人如何理解世界和人如何理解自己之前，必须首先考察理解本身和理解的可能性条件。理解的可能性条件首先是人的理解能力。而人的理解能力是传统赋予的，也必然受传统的制约，理解需以传统为立足点，理解就是历史地平线上的一种开放的、不断更新的“结合”。语言是历史文化的“水库”，语言的历史变化规定着人的“前理解”，因而也就体现着人的历史性变化和规范着人的历史性发展。因此要理解宇宙的意义，必须理解语言的意义。哈贝马斯一方面肯定理解不能超越解释者与传统的关系的见解，另一方面强调对传统保持一种批判的、思考的态度，因为传统可能是曲解交流过程的根源。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认为那种一味对传统开放的哲学解释学态度是不足取的，相反应在对历史的敞开中对传统加以质疑；不仅要看到历史语言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语言因袭传统的重负而对人产生消极作用。他还指出，理论不能单纯地从对本文的理解出发，而要把理解上升到人和社会的意义。人的理解受社会的制约，因而批判地重建个人和社会过程比对本文的意义进行解释更重要。

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认为，解释学的方法对于法学研究和法律分析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因为关于法律这种制度事实的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即某种关于因果律的知识），它是由在规范所提供的框架内对客观事件的解释而形成的；对于像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这类明显的人类现象的描述必须包括对所描述的情况的理解，就像要解释和理解其行为的行为人对情况的理解一样，单纯从外部行为的观察是不可能认识法律的。例如，当我们看到某甲将一笔钱交给某乙时，我们不能仅仅从观察得知他是在履行还债（履行义务）还是在行贿（违犯义务）或者在给情人赠与（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在法学领域，“陈述的正确有赖于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所作的解释，即按照人类的实践和规范性规则对事件作出的解释。”16英国法学家哈特是创造性地运用解释学方法分析法律现象的典范。正如牛津大学圣？约翰大学教授哈克所评论的：哈特作为一个理论家的主要特点是他把解释学的方法运用到我们的法理学中。17“这种解释学方法的特点，是它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立场保持相对的距离，以及它致力于解释主体对事物的看法。当我们采取这个方法时，我们认识到社会群体中人们遵守的规则与人们根据他们赋予这些规则的价值而采取的态度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但我们本人不一定赞同这些价值。”18也就是说，力求理解法律的理论家或法学家在描述规则时应当采用“内在的观点”、使用“应当是这样”的语句，去说明法律规则的客观存在，即使他本人用不着致力于他力求描绘或描述的法律秩序或道德秩序中内在的价值。例如，应当了解，当人们面对规则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会持有某些看法。在典型的情况下，人们必定对于遵守某些行为模式持有极强的偏好。但是，理论家要描述任一规则的存在，或者要描述一个特定的规则（如“当交通灯变红时要停下”），却不必与行为人持有同样的看法和偏好。

（三）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是英美法学独具特色的传统，制度法理学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传统方法，使之与制度法理学的宗旨和目标相适应。

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指出：“除了某些形式的现实主义可能例外，当代每一种法律理论的研究方法都包含一种实质的分析要素。这一因素包括认真地从事描述法律体系的思想—客体或概念构成的种类，说明法律体系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表明法律关系（实际上是整个法律现象）怎样能被一一对应地配置为概念上的关系、活动和体系。”19

为什么任何法律理论都必然和必须包括分析的因素？什么样的分析研究方法是适合于法理学主题的方法？

“任何分析研究都要求有一个有待分析的事物，即某种需要分析解释的东西，这种东西被认为独立存在于研究的本身之外。就法律而言，研究的主题是人类的社会活动或者包括人类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规定和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秩序。这种活动是由自觉的理性主体实施的，他们的活动是参考一个概念结构而构成的，相关的概念是法律概念，尽管它们决不仅限于法律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法学家就和其他法学家得出的结论和理论，就能够与法律主体和法律机构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或至少是对后者施加影响。”20.

分析方法是理解法律所必须的方法。法律哲学的首要任务是理解法律，即使把对现行法律的批判作为其首要理论指向的法律哲学家，为使他的批判有效也必须首先理解法律；而理解法律的适当的方法就是分析什么是法律。“如果法律科学被认为是一门学科，其任务是获得对法律现象的理解的话，那么，对法律内容的分析和对法律体系中的逻辑关系的分析，就变为对法律和法律程序进行合理描述的工具。”21

当然，制度法理学的分析方法与分析法学的传统分析方法有所不同。第一，它的分析对象和范围扩大了。传统分析方法仅限于那些按照宪法或基本规范规定的方式创立的规范或规则体系，而制度法理学则认为构成法律秩序的不仅仅是公开制定的行为规范和权限规范。法律秩序的目的论的背景一起作用，就像法律规则的一般政策起作用、或制度化了的正义要求和法学家们的理论著作起作用一样。法学家应对这些互不相同的规范性因素作出分析，这样一种分析必须充分尊重这些因素在法律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法律辩论中所起的作用。魏因伯格明确地指出：“把被认为是有效的实体法的东西限定于那些在正式的法律渊源中明确建立的规定，这对法律的分析方法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勾画出一条相对直接的、按照逻辑上理想化的形式重构法律体系的途径。然而，法律体系的开放结构和尽可能多地包容实质问题的实际必要性，都倾向于把那些可以被说成是从该体系中产生的或者是它的制度性前提的实际有效的因素（例如法律原则、法律的目的论背景等等）看成是那个法律体系的实在的组成部分。这对分析法学理论有如下的意义：对法律体系的合理的重构是分析法学的目标，这种重构的展开必须也能反映出为理解实在法律原则的存在和法律体系的目的论基础所必须的复杂的结构。在这种方式上，分析法理论也变得在方法论上更加丰富了。”22第二，对分析方法的评价限定了。他们并不认为分析方法是惟一绝对有效的方法。正如麦考密克所言，承认分析哲学的方法适用于法律研究时的价值，并不等于承认这是哲学对法律问题的惟一适当的或重要的影响，其他的哲学方法，例如规范的、批判的方法，也是富有意义的，不过其他的方法须以分析的方法为基础。第三，认识到传统分析方法的局限，特别是有可能对恶法持超然的或容忍的态度的危险——由于法律秩序体现意识形态，研究法学理论的纯分析的方法可能把法学家卷入使现存的法律制度有效地合法化的工作。麦考密克指出：“任何人都不应否认这样的危险：分析法学可能沦为仅仅是使现存的国家权力合法化的工具。我所否认的只是关于这种危险是从事这种研究的必然特点的说法。”23分析方法并不必然代表它们所分析的制度所涉及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而且力戒陷入这种活动。

正是由于上述不同，制度法理学的以批判的认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在解决法律实证主义者和自然法论者之间的争论中以及在促进两种法律实证主义的结合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首先，它提出了一个不依赖任何形而上学的预想而对实质性争论问题进行推理的理论，从而一方面表明对正义的实质性法律证明和分析也可以建立在法律实证主义概念的基础上，使人们避免了存在绝对的或客观的价值或法律原则这种毫无根据的命题，避免了经常出现在自然法理论中的似是而非的论证；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纯粹法学式的实证主义对法律价值因素的排除。其次，促使法学家们注意到法律的完整结构——实证法是作为制度存在的法律现实的整体。这个概念导致分析的法律实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社会学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某种结合。

（四）社会学方法

制度法理学具有浓重的法律社会学色彩。这归因于他们的社会学观点和方法。

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反复强调：“法律科学如果不考虑社会现实，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希望，这将被认为是我们整个研究方法的根本的主导思想，尽管我们本身在本书中和在其他地方的工作主要属于哲学的和逻辑的性质。”24.“一种旨在认识法律现象——而不是停留在一种静止的对可能的体系中的逻辑关系的概略描述上——的法律理论必须研究规范体系在其社会现实中的实际存在。不考虑社会现实——它相当于与规范的存在方面——的法律科学是不可思议的。”25他们批评纯粹法学派和类似的法律理论家把法学的认知限于理解和解释有效的法律和把关于法律制度在其中运转的社会情况的思考排除于法理学之外的做法，指出人们不应对法律制度在其中运转的社会情况的思考排除于法理学之外的做法，指出人们不应对法学研究的理想的范围持过分狭隘的看法。除分析方法之外，确实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和重要的研究法律程序的方法，社会学就是其中之一。在一些方面，法律只能被理解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现象。因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谨慎地严格地按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行事。分析的、逻辑的方法与社会学的方法不是对立，而是互相补充的。“在某种意义上，二者都是对另一方的检验，从而可能或者证实或者削弱另一方的结论。只有我们能够创立对两方面都合适的而且协调得很好的理论，我们才能有信心说二者都是正确的。”26总之，“法理学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法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共同事业。”27

三、制度法理学的本体论

在法学史上，无论法哲学体系如何复杂多样，每一个体系都必然包含有作为其理论体系基石的本体论。

本体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对本体论，通常的解释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关系和规律的学说，或者说是关于存在的科学或研究。在中国哲学史上，大体论叫“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发展变化之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有时也与本源同义，本源指世界的来源和存在的依据。按照德国学者R？莫察克的观点，“在事物的进展中确立基本的东西，在知识的相对性中找出常存的东西，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本体论的目的。”28本体论决不是什么纯粹思维的反思工具，也不是为了仅仅追求理论形式的完美，而是体现某种精神独创性的哲学思维过程及其理论表现。本体论所关注的乃是存在者的本源、性质、规律和关系。它的理论指向在于为人们解释世界提供可以遵循的出发点，为界定存在于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提供理论支点，从而确立经验世界的哲学理论系统。对于法律现象来说，法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是法律现象存在之根据或存在之意思，亦即“法律现象是什么”或“法是什么”这样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基本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西方法学史中不同的法哲学体系。制度法理学正是以其独特的法律本体论建构了自己的理论大厦。制度法理学的本体论可以概括为：法是一种制度性事实。“我们用来为我们的理论方法命名的那些词语，反映了我们想要提出的大体论的观点。我们主张，法律的和其他社会的事实是属于制度的事实（institutionalfacts）的东西。”29

制度性事实，“这是一个既普通（因为每个人都说法律是制度上的）又含糊（因为没有人非常清楚它的含义）的命题。在我们弄清‘制度''''和’制度事实''''的概念以前，这个命题将一直是这样。”30

（一）制度概念

“制度”（institution）是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常识性用语。通常人们在下述意义或之一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1制度指容纳人们的组织或机构。其中又分为收容某些处境相似的人的机构实体与处理社会关注的主要利益和问题的组织实体。前者如医院、监狱、精神病收容所、少年管制所等。这类机构被称之为“全控机构”，其目的常常在于有效地改变被收容者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后者如家庭、政党、教会、国家等。这类组织是社会的结构成分，通过它们组织起了必要的社会活动。人们对这些组织有一种使社会生活主要领域获得整合、秩序和稳定的高度的社会承诺，这些组织为社会关系和利益的明确化提供了必要的形式。

2制度指相对稳定的规范或行为模式，例如社会惯例、宗教教规、政党纪律、国家的法律等。它们或者是自发形成的，或者是有意制定的。由于它们具有形成认同的作用，通过能量和社会利益的投入，人们依着于它们之上，于是实现社会活动的制度化，即达到了某种程度不等的正式化程度，并包括了价值和情感依恋的融合。

随着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组织与规范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例如，政党是一个组织机构，同时也是用以挑选领导、作出决策、组织竞选、领导社会力量的一整套行动规范和程序。所以习惯于在两种意义的综合上使用制度一词，用以表示并促使人们注意存在于人类现实或社会现实与运作的思想—规范体系之间的结构上的关系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性。

制度法理学或制度法律实证主义中的“制度”与上述任何意义的制度都不尽相同。麦考密克指出：制度这一术语的与法律有关的用法与法学家关于“法律的制度”的概念不大相同。人们经常把某些类型的社会制度或亚制度体系（如大学、医院、图书馆、孤儿院、体育组织等等）也称作“制度”。这些是由人们组成的组织，并且是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从事活动，我将把这样的组织称为“社会制度”。它们与法律的制度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联系——法律制度的维护特别有赖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或其中的行动，有赖于由制度组织起来的人民团体的行动，它们的所指是不同的。麦考密克还指出：“哲学意义上的制度（和制度事实）显然与规则有某些联系，并不与规则等同。”31“制度及其实例并不是作为（比如说）独立的客体存在于世界上的。正如我们在这里强调并在本书其他地方一再重复的那样，它们存在于规范或规则的背景中，并为着规范或规则而存在，这些规范或规则（以复杂的组合形式）各自对人在社会背景中的行为赋予意义、使之合理、加以调整或甚至予以认可。”32对于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来说，“规范（连同其他‘实践资料''''例如价值、目标等等）和个人行动或社会安排就它们的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性质而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33根据魏因伯格的分析研究，制度的普遍意义或关键要素如下：

（1）人类的生活和活动可表征为个人的行为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就是制度存在的领域；制度使得相互作用（关系）成为可能，同样它本身又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

（2）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概念是与制度化概念相连的。制度表示某种程度的稳定性，行为方式的确立，具有相对连续性的生活标准或方式。它们构成了个人行为的指南，也构成了社会现实的要素和每一种社会活动的基础。

（3）制度包括实践信息系统，如果没有实践信息系统这个核心，制度是难以想象为一个实体的。不管个人或集体是否持有某种价值观念，是否具有作出明智决定的能力，有效的行为、学习过程和各种形式的相互行为都依赖于行为动机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的固定性这个前提。因此，制度不只是保障有规律的行为程序和个人在共同体中有规律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也永远与应当—规则的确立相连。

（4）制度的进化与社会存在导源于人们的相互交往、角色组合与行为主体中间的价值协调性。价值协调不等于价值一致。只要人们对不同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相互容忍，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人们可以有理性地生活在一起并组成相对和谐的社会结构。所以，制度只能存在于价值态度的多样性和对不同价值的容忍基础上。

（5）制度的存在形式是社会制度化的规范性规则体系，和（或）以特殊制度的具体实例存在。比较：（a）婚姻即是一个由规则所规定的法律制度，这规则可以适用于每一个可能的个别婚例；（b）某一具体婚姻即是指某一特定的男性与某一特定的女性之间的社会的和法律的关系。

（6）作为规则，制度有某种组织性的结构。机构表明通过其功能相互联结的人的和事实的因素的存在。例如，一所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实体，是由建筑、家具、设备、图书、教职工等组成的。在其中，可以看到行为的规则和应当—关系（如调控其成员行为的规则和为它们的相互关系而规定的秩序）。机构也是一种制度事实。

（7）根据制度法理论和制度法律实证主义，制度或者是制度化的规则体系——在此场合，它是法律或其他规范系统的组成部分；或者是由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和与制度或制度所涉及到的与人联系的客体共同组成的社会实体。人与制度的物质基础的这些关系不仅是行为主义意义上的行为关系，而且常常为实践信息、应当价值和价值准则所决定。

（8）人们可以把制度比喻为某种“独立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正确地把制度说成是客观现实。

（9）制度是与某个关键概念紧密联系的，正是这个关键概念赋予制度以特征，决定着它的存在和发展。这个核心概念经常被人们抽象出来，以得知该制度的根本特征。当然这个核心概念是可能由于内在的和外在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公司的建立是为了通过满足经济需要而获利，但公司也可能成为重要的社会和权力力量。34

（二）制度性事实

“事实”这个概念在“制度性事实”命题中具有指称意义。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的“制度性事实”概念来源于英国语言哲学家安斯库姆（G.E.M.Anscombe）和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J.R.Searle）的观点。这两位哲学家把世界上的事实分为两类，即纯物质性事实和制度性事实。纯物质性事实（或原始状态的事实，或纯物理性质的事实）只与物质世界的有形存在有关，即是说，与组成物质世界的物质客体的存在有关。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感官知觉能够达到的，而且其中的物体有某种空间上的位置和时间上的延续。这些事实丝毫不取决于人类的意志、人类的传统或人类的努力。它们实际上是给我们的传统和努力规定条件，而不是从传统和努力中产生的结果。由于纯物质性事实完全不包括意识因素，也不受意识作用的影响，由此可以用纯粹的行为描述对纯物质性事实进行外在的描述并且可以用陈述句对之加以表述，由此方式（即唯知方式）便可以达到对纯物质性事实的认识和表达。

制度性事实则是另一种事实，即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或其结果的事实，例如国内法领域的合同和婚姻，国际法领域的条约和国际机构，社会和体育生活中的比赛和竞赛。这种事实被称之为以人为条件的事实（humanlyconditionedfact）。例如，两个人签订某种协议后，就存在一个契约；两个人完成某种仪式后，在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直持续到死亡或离婚为止的婚姻关系；某些政治家达成某些协议并签署文件后，在他们所代表的国家间就存在一个条约——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可被表述为正确命题的事实。但是，这种命题之所以正确，不仅仅是因为它描述了物质世界的状况和它的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它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它解释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基于人类惯例和规则的事件。所以，事实的存在仅仅是因为规则的存在才有意义，规则是制度的核心内容，故可称这种事实为“制度性事实”。而规范不仅是思维的对象（客体），同时又是现实存在的，具有现实性。所以，魏因伯格指出：“制度性事实——如法律制度——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出现的复杂的事实：它们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规范的构成物，同时也作为社会现实的要素而存在。只有当它们被理解为规范的精神构成物而且同时被认为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时，它们才能得到承认。”35所谓规范结构，是说制度性事实是一种“理想结构”，它并不直接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是作为观念实体对现实发挥作用，其观念性表现在它不存在于空间之中，从而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也不能仅仅依靠外在的行为观察来确认。

麦考密克更明快地指出，制度性事实是行为领域中的一种事实，这种事实的存在不仅取决于实际发生了什么或出现了什么事件，而且也取决于适用于这些行为或事件的规则。这就是说，只有按照规则或规范所规定的方式行为或出现，一定的具体行为或具体事件才能造就一定的事实；反之，这一事实便不具有它所应有的现实规定性。由此，制度性事实并不仅仅是一定的现存之物，而且它还必须具有规则赋予它的意义或现实规定性。

（三）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制度性事实

为了理解法律体系的复杂结构，对于法律因素进行分解是必要的。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有许多分解模式，其中哈特和拉茨把法律分解为赋予权利的规则和设定义务的规则，是法哲学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分解法。而使用制度的术语，连同它的含义，对于把法律分为两类规则的设计来说是重要的。“我认为如不以‘法律的制度''''（institutionsoflaw，在我使用该短语的意义上）为参照，是难以令人满意地或清楚地作出这种区分的。而且我认为以法律的制度为参照，还可以弄清其他的同样重要的区别和联系。”36什么是“法律的制度”或“法律的制度事实”呢？合同、所有权、信托、证据、无遗嘱的继承权、法人、人格、赔偿义务、抵押、婚姻、宣告破产、无罪推定等概念都是法律的制度或制度事实，它们把法律体系分解为一套套互相联系的规则。麦考密克指出，理解它们是理解法律理论的钥匙之一。这些概念都表示这样一些事物，这些事物从法律的意义上看，经历了时间上的存在。合同、所有权、法人和婚姻有时间上的存在，尽管没有空间上的存在；它们是由于某些行为的实施或某些事件的发生而设立或制定的，而且它们继续存在，直至某个新的行为或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为止。它们的重要性在于，法律上的权利要求和法律上的义务都是由于合同、所有权、法人、婚姻或诸如此类的存在而产生。其中任何一项的存在都是由于某种行为或事件发生的后果，但它们也由法律规定为进一步的法律后果的条件。

所有这些概念或制度都有以下三个共同的特点：（1）对每一个概念而言，当一项合同、一项所有权、一项信托、一项遗嘱等产生时，法律就作出规定。即是说，法律规定，当发生某种行为或事件时，就会出现有关的制度的具体实例，因而我们才可能用一个独立的法律规则的形式来表述对于这些制度的实例的存在来说所必须的条件。举例来讲，只有在两人之间就某事达成协议时，一个有效的合同便存在于他们之间，这样的规则就是“创立规则”（institutiverule）。（2）正如合同的情况一样，每当一项信托、一项遗嘱等存在时，法律就会有效地以权利与权力、义务与责任的方式产生出不是一个而是一整套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产生的后果而言，可以认为法律包括一套规则。每一套规则都可被构想成如下形式：“如果一个信托存在，那么……”，“如果一个遗嘱存在，那么……”等等。推而言之，每一个制度都有一套规则。这种规则可称之为“结果规则”（consequentialrule）。（3）既然任何这类制度的实例的存在是因为一个创制行为或事件的发生，而且由于它被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并产生法律后果，那么，对法律来说，还有必要规定它在某个时间终止。例如，关于解除合同、终止信托、解散公司、离婚等的规定。这些规则可称之为“终止规则”（terminativerules）。麦考密克还以合同这一制度为示例。他说，一项合同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一系列法律规则在概念上规定了什么是合同，履行了什么行为或发生了什么事件才使合同得以创立（创立规则）；由上述方式创立的合同在法律上有什么后果（后果规则）；由什么样的行为或事件才使合同解除（终止规则）。其次，是由于在现实中发生了规则规定的事件或者履行了规则规定的行为。总之，“‘法律的制度''''这一术语应被理解为意味着一些由成套的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调整的法律概念，调整的结果是这些概念的实例被适当地说成是存在一段时间，从一项创制的行为或事件发生之时起，直至一项终止的行为或事件发生时为止。”37这表明，任何一个法律上的制度都不是一个单一的规则，也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一套规则或规则组合，是一个活动过程。

麦考密克在作出上述论述之后，指出：法律在两种意义上是一个制度现象，一是在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是制度现象是因为它是由一套相互作用的社会制度以各种方式制造、保持、加强和改善的。二是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意义上，法律意味着一套规则和其他规范，这些规则和其他规范被认为调整这些社会制度并被认为是由这些社会制度付诸实施的。我的建议是：“法律工作者使用的制度的术语只能被理解为在复杂的成套的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之间起组织和联系作用的术语。而且，正是主题的这种复杂性为这种术语的继续使用提示出一个有力的、实际的理由。尽管合同法或公司法可能不像人们目前解释的那样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主题，但是，如果我们试图解释它们而不提到合同或作为法人的公司的存在（把这种存在视为创制事件的结果和一系列进一步的法律后果的条件，这些后果一直持续到一个终止事件的出现为止）的话，它们将是不可想象得更为复杂。”38制度的概念及其实例之存在的全部在于“它使我们能够在解释法律时达到两个可能相互冲突的目标：一方面，我们能够把法律材料的复杂实体分解为比较简单的一套套互相关联的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能够以一种有组织的和普遍化的方式看待巨大的法律实体，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堆七零八乱的东西。”39关于法律的制度的性质和意义还可以从制度与规范的关系上来理解。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都指出，制度的存在离不开规则。“制度—概念是用规则或通过规则表述的，规则的任何出现、发展或进化的过程都可能是制度的出现、发展或进化的过程。这要取决于有关的机构将规则的发展或进化加以概念化的方式。”40正是因为规则的存在，既定事件发生或既定行为的履行才会导致制度实例的存在。例如“世界杯”足球赛，也许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举行着足球比赛，但如果没有国际足联的规则（包括构成国际足联的规则，创办和组织世界杯赛的规则等），“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足球赛。制度概念的存在与既定的规范体系密切相关，并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在该体系内可能存在。41魏因伯格为此目的还详尽地阐述了规范的现实性：（1）规范存在于人类意识领域中，在意识里有义务地感觉这类东西，即某事应变为现实的意识。习惯、法律或其他规范体系的支持者感到它们是应被遵守的，于是人们有了对义务的认识。当然这种义务不一定为观察者所接受和期望。（2）规范在人类行为中有诱发动机的功能。这种功能发生的方法很复杂，它是一个与人的存在密切相连的奇妙过程。规范意识包括行为模式图，个人在行动时往往遵守这些行为模式。——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是被自愿接受的，部分是由于人类社会中的模仿本能，部分是由于假如违反规范就会受到强制的威胁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一些因素。（3）在现实中，有效的规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并不仅表现在履行规范这一现象上，规范性规定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结构有着广泛的、间接的影响。人们在估价规范的全部影响时，不必仅仅根据实现还是违反法律这样简单粗疏的尺度来作判断。不只是像规定利率或者进口税和对市场进行调控这样的经济法规，才会产生出复杂的社会影响。无论在哪儿，人们必须考虑规范的一系列复杂后果。（4）在许多规范领域——也许最突出的是在法律领域——规范的实际存在是与如政府、法院、立法机关等社会组织的存在紧密相连的。国家机器的直接可观察到的运行和操作，对于认识规范的实际存在是重要的佐证。（5）规范的社会现实性清楚地体现在符合或违反规范的行为将产生肯定性或否定性的社会后果这个事实中。社会（规范的创制者）对违反规范者作出的反应，既有由规范事先确立的后果，也有不为规范所规定的后果。这些没有明确规定的违反规范的后果，由于是分散的，乃是道德体系中最重要的制裁形式。42

注释：

⒈。N.MacComickandO.Weinberger：AnInstitutionalTheoryofLaw—NewApproachestoLegalPositivism，（以下依照原作者的习惯，将本书简称为“ITL”）P.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6.

2，ITL，p.2

3ITL，p.27.

4ITL，p.6

5ITL，p.6

6ITL，p.44

自然法论文范文篇3

无证是古典自然法理论，还是随着20世纪自然法的复兴而呈现的新康德主义和新经院主义的崭新形式，最终自然法的价值判断必归结于一些伦理概念或者蕴含于概念中的伦理命令．这些构成自然法观念轴心的伦理概念，如正义、自由、平等、秩序等，已为我们所熟悉．从亚里斯多德，西塞罗直至近代的格老秀斯、卡瑟勒因等，无不以其推崇的某个或某些伦理概念展开其法理学构架，并视这些“先验”的伦理观念为实在法的判断标准和效力来源。

但是，认真的实证主义者却无视这种“先验”的思辩方式，而对占据了自然法理论核心地位的正义、自由、平等一类概念加以拷问．他们发现正象其他道德教化一样，这些动人的词藻内容模糊含混。它们不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动；而且既便在一个静止的时点上，其边缘和界线也是无法确定．当诵读这些教化时，你或会产生愉悦之感；但当面对真正需要决断的活生生的个案时，它却顿时哑然失语．这些名词更多地传达了一种情感倾向和偏好，而绝非一种确定的规范．它们内涵的也不确定性也总是被那些怀着明确利益目的的阶层和团体利用，而?晌亲笆魏脱诒握媸道嫠咔蟮牟势欤?br>但正义、自由、平等、秩序这些伦理命令却掩盖了真实的利益冲突，诱使法学的思维从不同利益的判断和平衡这一正确的视角偏离．由这些伦理观念把持的自然法学必然充斥了形而上学的内容．一旦面对生动具体、交织着利益纷争的事实上的法律问题，这种自然法的思维进路不仅会无效和失灵，于增进社会福利的实际价值毫无助益；而且，更为严重是阻碍人们睁开眼睛，面对社会现实，去考察经济利益、政治愿望、当时的一般观念等现实存在的直接决定法律内容的诸种因素，去探寻在此诸多因素制约下可欲的利益平衡点。

在作者看来，做为对古典自然法理论的反动，实证法学正是源起于对被视为“自然法”的上述伦理概念的怀疑、失望和对自然法思维进路的批判．无论是分析实证主义（analyticalpositivism）、社会实证主义(sociologicalpositivism)，还是被称之为Viennacircle的逻辑实证主义，实证主义首先是坚定地将伦理观念从法律和法律理论的轴心地位移开。完全不同于那种视法律为某种可以由一些“先验”的伦理规则合乎逻辑地推演，因而也当然具有真理性的体系的幻想；实证主义者简单而明确地承认法律就是一种社会事实。正是!这种态度，使我们可以平静地观察和剖析过去和现存的法律和法津制度，考察此种法律和法律制度生成的原因——是怎样的不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和妥协，能够表达于政治的不同利益诉求的分力合而决定了既成法律这一平衡点。

这样才有可能摆脱对自由、平等一类词汇喋喋不休的重复；实在地深入探视隐藏在既成法律下面的，从不同方向着法律走向的经济利益、政治考量、不同群体的不同道德观念的碰撞以及由此形成的一般伦理情感等诸种社会因素。倘若不从自然法观念的束缚中摆脱，我们恐怕不可能睁开眼睛正视这一切，而是继续着“自由”的喃喃呓语。

二、一种新实证主义观念

（一）在对自然法批判和放弃了对伦理价值的迷恋、膜拜的基础上，历史上的实证主义者便分化出不同流派，采纳了各自不同的分析进路。分析实证主义将目光锁定在法律制度中提取出的基本观念、概念和特点，而社会实证主义则更多地关注影响实在法制定的各种社会因素4。对法律观念、概念或不同社会因素在法律和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权重，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学者又持有各自不尽一致的看法。

作者在此承袭前文中对自然法观念批判的视角，试图初步阐释自己的实证主义观念。此种观念!虽然难掩其粗糙，但作者有理由相信：它不是一种无意义的重复或简单的转述。

（二）1.在作者看来，法律是主权者在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主张间预设的平衡点。法律本身即是一种价值评价与调配的过程。在世俗社会中，法律构成原初的评价标准，而没有什么自然法的更高层级的正义理论能推衍出法律这一价值评判的体系。

此种标准目的是确立不同利益冲突间的平衡。这种评价体系做为历史的社会产物，是不同利益集体通过其政治媒介均试图将平衡点移向于已有利的一方，而在民主框架下以民主手段相互斗争形成的平衡结果。而国家以中立的面目颁行，这种模式化的一般性的描述遂被强令遵行。任何个案中偏离此平衡点。则司法者只能依此法律规则恢复其预设平衡状态。

2、这样，法律的实质便清晰地凸现为利益的平衡。此处之所谓“利益”，不可将之狭隘地仅仅理解为经济利益。任何个人、集团或阶级的可表达政治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欲求，均可纳入“利益”的语义。至于这种“欲求”的内容，可能有现实的经济价值判断，也可能在直接、表层意义上仅仅表现为一种政治意愿或一种普遍习惯思维的作用。但此种欲求必须能表达和作用于立法或司法过程，否则在其进入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视野以前，对法学而言也无多大助益。

3、此处的“平衡”，即鲜明地表达了与自然法理念截然不同的分析进路。法律所施行的利益魇屎驼庵值魇实慕崧郏皇抢醋杂谀持窒妊榈墓勰钔坡鄣慕峁遣煌婕旁诓欢系亩氛屯仔写镏碌钠胶狻7烧庖皇痉缎缘钠胶庋旧砑词瞧胶獾慕峁庇忠蚬仪苛Φ淖饔枚晌蠢锤霭钙胶獾谋曜肌?br>此种在既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探求不同利益诉求的较为稳定的一般平衡的努力，是每一个健全理智的政治国家所必不可少。但所取得的平衡又有一日终将被打破。所以法律须学会在变化的条件下不断寻找新的平衡点，并且，这一过程本身即面临着一个在维持相对稳定与适应变化的形势间保持平衡的问题。

4、法律从其形式和渊源上看乃是“主权者”预设的一般性规范。显然，作者直接援引了奥斯丁“主权者”的概念，并且与其“法律是主权者的一种命令”的看法并无实质差异。当然，虽然亦认为法律效力来源于主权者的颁行，但作者仅仅视其为法律的形式特征，而不是象奥斯丁一样视命令性或强制性为法律的本质特征。

（三）这样一种实证主义观念不承认法律的逻辑自恰性。在作者看来，经验即足以印证以下否?戏陕呒郧⌒缘拿猓褐灰环⑸晒娣痘蚍ㄑЫ馑底约耗诓康南嗷ッ苡氤逋唬杉缺阕鼋厝幌喾吹娜∠颍辔薹ù悠渥陨淼墓嬖蜃龀稣笈斜稹?br>但作者认为，实证主义并不放弃对法律制度和法律的价值评判。只是不同意以一些空洞含糊的伦理命令做为评价标准。作者对此标准尝试做一概括：既存的法律制度形成了合理的良性运作机制，能够充分表达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更重要的是在此种自发运作的机制下能够自发地寻找到平衡点，而此种平衡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三、自然法观念陷阱

（一）自然法理论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法律观念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不同的自然法学者，常常围绕自然法原则的内容争论不休。但对于存在“失验”的自然法，并且与此种自然法吻合的实在法才因此吻合性而获得法律效力的观念，却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似乎这一观念本身即成为失验的东西。自十九世纪以来，虽然有实证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运动以其理性思辩对此种理论提出了诘问和批驳。但自然法理论并没有失去其影响，相反在20世纪却出现了自然法思想和价值取向法理学的复兴。

（二）另一方面，在我国法律和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对西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学习、借?踔烈浦脖夭豢缮佟⒁讶环⑸幢亟惴骸W鑫浞珊头芍贫然〉姆晒勰睢⒎ㄑЮ砺鄣慕ト牒投晕颐欠ㄑа芯壳痹诨蛑苯拥挠跋炀陀衅浔厝恍院秃侠硇浴?br>自然法理论和其以自由平等一类伦理概念作为逻辑起点展开分析的思维方式随着西方法学的整体渐入而影响我国法学研究。因其理想主义色彩，反较理性的思维更易吸引众多膜拜者。

（三）但如前所述，这些充满了激情的思想除了满足人类本性中固有的浪漫欲望以外，却于法律和法律制度分析并无实益。反而以其模糊性遮蔽了人们研究决定法律之实在因素的视线。所以将这样一种可能吸纳许多学者精力，却不能于现实法律产生助益的思维方式称之为自然法观念陷阱，并不含哗众取宠之意。

自然法论文范文篇4

这一观点着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界没有废物每一个健康生态系统，都有一个完善的食物链和营养级，秋天的枯枝落叶是春天新生命生长的营养。公园中清除枯枝落叶实际上是切断了自然界的一个闭合循环系统。在城市绿地的维护管理中，变废物为营养，如返还枝叶、返还地表水补充地下水等就是最直接的生态设计应用。

第二、自然的自组织和能动性自然是具有自组织或自我设计能力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一个系统当向外界开放，吸收能量、物质和信息时，就会不断进化，从低级走向高级。进化论的倡导者赫胥黎就曾描述过，一个花园当无人照料时，便会有当地的杂草侵入，最终将人工栽培的园艺花卉淘汰。Gaia理论告诉我们，整个地球都是在一种自然的、自我的设计中生存和延续的。一池水塘，如果不是人工将其用水泥护衬或以化学物质维护，便会在其水中或水边生长出各种水藻、杂草和昆虫，并最终演化为一个物种丰富的水生生物群落。自然系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为的设计能力。与其如此，我们不如开启自然的自组织或自我设计过程。如景观设计师MichaelvanValkenburgh设计的GeneralMills公司总部（位于Minneapolis，Minnesota）。的项目中，设计师拟自然播撒草原种子，创造适宜于当地景观基质和气候条件的人工地被群落，每年草枯叶黄之际，引火燃烧，次年再萌新绿。整个过程，包括火的运用，都借助了自然的生态过程和自然系统的自组织能力。

自然是具有能动性的，几千年的治水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对待洪水这样的自然力，应因势利导而不是绝对的控制，古人李冰父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设计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充分认识自然的能动性，用竹笼、马槎、卵石与神为约，造就了川西平原的丰饶。大自然的自我愈合能力和自净能力，维持了大地上的山清水秀。生态设计意味着充分利用自然系统的能动作用。

第三、边缘效应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生态系统或景观元素的边缘带，有更活跃的能流和物流，具有丰富的物种和更高的生产力。如海陆之交的盐沼是地球上产量最高植物群落之一。森林边缘、农田边缘、水体边缘以及村庄、建计之中。在城市或绿地筑物的边缘，在自然状态下往往是生物群落最丰富、生态效益最高的地段。然而，在常规的设计中，我们往往会忽视生态边缘效应的存在，很少把这种边缘效应结合在设水系的设计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水陆过渡带上生硬的水泥护衬，本来应该是多种植物和生物栖息的边缘带，只有曝晒的水泥或石块铺装；又如在公园里丛林的边缘，自然的生态效应会产生一个丰富多样的林缘带，而人们通常看到的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又如，建筑物的基础四周，是一个非常好的潜在生态边缘带，而通常我们所看到的则是硬质铺装和单一的人工地被。除此之外，人类的建设活动往往不珍惜边缘带的存在，生硬的红线把本来地块之间柔和的边缘带无情地毁坏。所以与自然合作的生态设计就需充分利用生态系统之间的边缘效应，来创造丰富的景观。

第四、生物多样性自然系统是宽宏大量的，它包容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生物多样性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含意，即：生物遗传基因的多样性；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多样性维持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和高效，因此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与自然相合作的设计就应尊重和维护其多样性，"生态设计的最深层的含意就是为生物多样性而设计".为生物多样性而设计，不但是人类自我生存所必须的，也是现代设计者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是保持和维护乡土生物与生境的多样性。自然保护区、风景区、城市绿地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后堡垒。曾一度被观赏花木和栽培园艺品种和唯美价值标准主导的城市园林绿地，应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指标。每天都有物种从地球上消失的今天，乡土杂草比异国奇卉具有更为重要的生态价值；五星瓢虫和七星瓢虫是同样值得人们珍爱的，勤于除草施肥、城市绿地管理者的形象不应是打药杀虫的小农。通过生态设计，一个可持续的、具有丰富物种和生境的园林绿地系统，才是未来城市设计者所要追求的。

二、辨证观

辨证思维是现代科学实践的思维形式，它要求我们看事物要一分为二，不能只注意到其有利的一面，同时还要看到其不利的一面。

生态设计不是某个职业或学科所特有的，它是一种与自然相作用和相协调的方式，其范围非常之广，包括建筑师对其设计及材料选择的考虑；水利工程师对洪水控制途径的重新认识；工业产品设计者对有害物的节制使用；工业流程设计者对节能和减少废弃物的考虑。生态设计为我们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对景观、城市、建筑的设计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简单地说，生态设计是对自然过程的有效适应及结合，它需要对设计途径给环境带来的冲击进行全面的衡量。对于每一个设计，我们需要问：它是有利于改善或恢复生命世界还是破坏生命世界，它是保护相关的生态结构和过程呢？还是有害于它们？

与传统设计相比，景观生态设计在对待许多设计问题上有其特点。但是，景观生态设计应该作为传统设计途径的进化和延续，而非突变和割裂。缺乏文化含义和美感的唯景观生态设计是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的，因而最终会被遗忘和被淹没，设计的价值也就无从体现。景观生态的设计应该、也必须是美的。景观设计学以生态思维为其核心，但也正是设计中的生态意义使景观设计这一职业出现分异，其一极强调对生态过程的组织和条理；其二则强调艺术和美的表达和再现。这种由来已久的分异到生态设计中应得到溶合。公务员之家

三、结论

景观设计必须遵循自然辩证法，景观设计者要学习自然辩证法，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进一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思维工具去探索景观的内在自然规律，早日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然王国的飞跃，使景观设计开发由传统迈向现代。当然在进行设计过程中，也要运用不同的设计手法，使园林更加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金阳会展中心中的建筑下设水体，室内运用了玻璃反光，有不同层次的感觉，用天井巧妙地使人在室内犹如在室外的亲身感受。这些手法的运用，为园林的发展无疑是锦上添花。

参考文献：

[1]关士续，申仲英等。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2]黄光宇，陈勇。论城市生态化与生态城市[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1999，vol.12（6）：23-30

自然法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自然人破产制度必要性现实性

自然人破产是指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按照破产程序，在保留其自己与其所供养人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情况下，将其财产拍卖，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债权人的一项法律制度。从破产制度起源和发展的进程来看，“破产”一词最初来源于中世纪时期意大利，是指债权人因为商人不能偿还债务时砸烂其板凳，表示其丧失经营资格的做法，针对的破产主体主要就是自然人。可见，最初的破产法的范围仅适用于自然人，自然人破产才是破产法的最原始形态，法人破产是在自然人破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立法实践中，自然人破产也是世界诸多国家破产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各国关于自然人是否具有破产能力大体有三种立法体例，即商人破产主义、一般人破产主义、折衷破产主义。商人破产主义，是指破产法只能适用于商人，非商人不具有破产能力。采用此立法主义的有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一般破产主义，是指无论对商人还是对非商人均适用破产法。采用此立法主义的有德国、日本等国家。折衷破产主义是一般破产主义特殊形态，是指商人和非商人均适用破产法，但是两者分别适用不同的破产程序。采取该立法主义的国家则主要有葡萄牙、巴西等国。总的来说，一般破产主义更加符合现代经济社会的本质要求，现今一般破产主义已成为国际上破产立法的趋势，关于个人破产的问题许多国家都明文规定且在具体制度构建上也十分完善。

20O6年8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第135条规定：“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参照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92条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也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合伙企业依法被宣告破产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由此可见，现行破产法适用的是特殊的企业法人破产主义，即破产法适用适用主体仅限于企业法人、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出资人、其他依法设立的营利性组织，自然人中仅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被纳入法律调整范围。虽然现行破产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自然人的破产制度，但其第135条规定却无疑在法人破产制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使我们看到了自然人破产制度的一些曙光。

我国现行破产法没有将自然人纳入调整范围。对此，有人认为，自然人破产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因为目前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还不是超前消费，还没形成个人破产的市场；其次我国还没有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和诚信制度，个人信用体系还不健全，银行体制建设也不完备，个人破产的监控难以实施；最后个人破产会给一些人逃避责任提供方便。也有人认为，破产法应当适用于自然人，真正做到自然人与法人在债权债务清理程序上的平等，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观念逐渐发生转变，自然人投资市场更加普遍，超前消费促使个人消费大量增长，自然人破产是大势所趋。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具有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为了使债权人债务人充分实现自身权利和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

一、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产水平逐步提高，物质需求也在大幅度增加，尤其近年来，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启动消费内需的政策，消费者通过按揭分期付款、预期透支的方式购置房屋、汽车等消费品，并提供耐用消费品及办公设备、教育等各种领域的信贷服务，利用信用卡和贷款消费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自然人投资市场更加普遍，超前消费促使个人消费大量增长个人资产不断增加。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营利，营利必然会优胜劣汰，不可避免会出现资不抵债的现象，个人消费借贷债务日益膨胀，自然人资不抵债、无力还款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如果破产法不承认自然人破产能力，在个人资不抵债时，往往会出现逃废债行为，损害社会信用基础。因此，很有必要尽快确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以规范自然人破产问题。

（二）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需要

破产强调的是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受偿，破产制度的本质就是要对债务人的财产概括地、一般地强制执行，使有效成立的破产债权得到共同满足。由于我国没有自然人破产制度，债权人要么通过私力救济自己的权利，要么适用民事诉讼中的民事执行程序来保护债权。当自然人无法清偿全部债务时，有可能出现转移、隐匿资产等逃债行为，或者有选择地偿还债务，或者恶意拖欠。私力救济会导致非法拘禁或绑架人质等犯罪行为的发生，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为法律所不容。就算债权人依靠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破产债务问题，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在先的当事人的债权优先受偿，对于申请在后的当事人而言就失去了公平偿债的机会。此外，司法实践中“执行难”现象长期存在，使得司法尊严和司法秩序受到损害和威胁。这些都影响着全部债权人的公平受偿，不能体现市场经济公平、平等、等价有偿的私法原则。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运用破产手段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维护债权人利益。

（三）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维护债务人合法权益的需要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破产制度发展到近代社会，破产法的保障本位开始由传统破产保护债权人利益向债务人利益方向倾斜。破产制度除了强调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还强调保障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企业法人具有破产能力，可以根据破产免责规定来免除自身无力清偿的债务。当自然人陷入债务危机时，却不能适用破产，自然人应对自己的债务永远承担无限责任，不管债务人何时获得财产，都要用这些财产来清偿债务，直到还清全部债务，这对自然人来讲显然缺乏公正性。如果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对自然人适用破产程序清偿债务，给予自然人选择破产的机会，债务人获得对不能清偿债务的部分或全部豁免，使自然人能摆脱债务的困扰，从沉重的债务负担中摆脱出来，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

（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我国法律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要求国内法与国际法互相融通。自然人破产法已经成为国际上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破产法的重要内容，采取一般人破产主义代表了世界破产法的方向和趋势。随着我国跨国破产以及涉外破产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有关破产法律与国际立法协调一致，相互衔接的需要也日益突显。如果我们仍然排斥自然人破产，势必造成破产司法上的许多冲突，阻碍扩大对外开放。因此，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赋予自然人破产能力，是加强外国国际经贸交往和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二、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现实性

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要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慎重考察自然人破产现实可行性，必然要结合考虑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实施该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当缓行。尽管自然人破产制度在我国的实行尽管存在诸多障碍，但不足以成为否定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充分理由，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具有充分现实可行性。

首先，物权法律体系的完善和个人信用体系的逐步建立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和有利条件。随着人们对物权认识的深入和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使得自然人财产状况逐渐清晰，在债务人需要破产清算时，能够明确区分自己的财产和他人的财产，确定破产财产的范围和破产债权的范围。现今，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也正在逐步建立与完善之中，这对掌握自然人的个人资信状况，规范个人信用行为，构建诚信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笔者认为，虽然自然人信用制度是自然人破产制度建立的基础，但是并非一定要在我国的个人信息体系体制完全健全完备之后才讨论自然人破产的可行性。

其次，我国已建立了与自然人破产制度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自然人破产结果使得破产人信誉受损，可能出现生活困难的现象，国家应帮助破产人走出困境，对其基本生活予以保障。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再就业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破产人和社会减轻了负担，帮助破产人重新起步，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再次，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不会导致自然人利用破产逃避债务。允许自然人破产绝不是放任逃债欺诈行为，更不是无原则免除债务清偿责任，只有那些无违法行为的债务人对法律规定可以免除的债务才能获得免责。破产法中的可撤销行为、无效行为等制度能有效地解决欺诈行为或损害公平清偿行为。

最后，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有国外及其他地区成熟经验可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及我国港台地区的自然人破产制度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目前已经形成的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这能够为我国自然人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应当结合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及其他地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有效经验和理论成果，实现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益，保障我国经济秩序良好运行。

三、对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议

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应当考虑到与法人主体的差异，尽量减少破产带来弊端，构建更为严谨科学的自然人破产体系。为保障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实现其法律价值，笔者认为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公务员之家

(一)实行个人财产收入申报登记制度和存款实名制

自然人的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密切联系，自然人破产后容易出现个人财产隐匿和非法转移，这对自然人破产财产的界定带来极大的困难。笔者认为，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和存款实名制才能解决对自然人破产财产的界定问题。个人财产收入申报登记制度是指特定层次或特殊行业的公民依照法律规定向有关部门申报自己的财产收入，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并由此接受国家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一项法律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个人财产收入申报登记制度，可以界定破产人的财产范围，从而使破产人的个人财产与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界限严格区别开来，使得破产管理人能够清晰地管理破产人的财产，并将财产用于破产分配。同时，鉴于我国个人财产相当大的部分是银行存款，因此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十分必要。2000年4月l目起我国实行了个人存款实名制，破产管理人通过存款实名制可以掌握破产人的财务状况，了解破产人的资金流动情况，有利于查清破产人的个人信用状况，并可以防止破产人隐匿财产和非法转移资金。

(二)建立破产许可免责制度

破产免责制度是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于符合法定免责条件的诚实的债务人未能依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在法定范围内予以免除继续清偿的责任的制度。该制度是避免债务人背负沉重债务包袱，鼓励债务人在破产之后仍能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为社会和个人创造新的财富。纵观世界各国关于破产免责制度的立法例主要有当然免责制度和许可免责制度。前者是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破产人便自动获得免责，无须提出申请而经法院许可。许可免责制度是指破产人是否获得免责，应由破产人提出申请，由法院审查决定。各国破产法大都规定了许可免责。笔者建议我国构建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采取许可免责制度。严格限制个人破产免责条件，只有那些诚实守信、没有从事欺诈行为的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才能予以免责，规定申请免责的程序、提出免责申请的条件、规定非免责债务等内容。

（三）建立破产失权和复权制度

早期的破产有罪主义将破产视为犯罪，除了对破产人的财产进行清算分配，还要对破产人进行严厉的人身惩罚和人格侮辱。在当代，破产虽然已不再被认为是犯罪，但对破产人身份地位的约束，人身自由的限制，财产处分权的丧失，仍然具有惩罚的性质。这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破产人的人权的限制，是破产人的失权。而破产法体现为对破产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就要在一定条件下回复破产人的权利，即破产人的复权。自然人破产后，从繁重的债务中解脱获得新生的机会，其经济能力在一定时间后可得到恢复，人格破产所剥夺或限制的权利就不会无限延续，因此还有必要设立失权和复权制度，平衡人权与失权之间的矛盾，真正做到保障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使债务人获得新生机会。

四、结语

我国现行破产法相比1986年的破产法试行实现了许多方面的突破，但仍然将自然人排除在了破产范围之外，不能不说这是一大缺憾。破产法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法律，对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至关重要。现代真正意义的破产法在适用范围上都采取一般破产主义的立法原则。诚然，立法机构鉴于立法的稳定性，在近期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可能性不大，但社会是发展的，法律不仅应具有稳定性，更要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笔者建议我国在今后修改破产法时，注重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实现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国际化，将自然人的破产纳入其适用范围，规范债务清偿秩序，使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能更加和谐有序。

参考文献：

[1]范健，王建文：《破产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

[2]耽达明、郑淑君：《比较破产法初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年。

[3]覃有土,《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OO7年。

自然法论文范文篇6

（一）西方法律自然法观

1、法律是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和战争状态的统一

2、希望的平等需要法律

3、人的社会性是法律产生的直接原因

（二）中国法律自然法观

1、周公制礼

周公认为，统治者应勤政修德，加强自我克制，实行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礼治，推行德政。

2、仁论

3、兼相爱

4、制止争夺

5、禁止邪恶

6、保证天赋权利不受侵犯

二国家自然法观

（一）中国的国家自然起源说

1、“名分使群”

2、消除“一人一义”的混乱

3、利用“众力”

（二）西方的国家自然起源说

1、国家产生于人性的需要

阿奎那继承了古希腊政治思想中关于国家自然起源的论点，认为国家是由于人性中彼此依赖过同伴生活的自然需要而形成的。

2、国家自然合法

3、国家是为了处理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产生

4、人类不平等产生国家

5、理性与非理性两种本性相撞是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

6、放弃有害的自由需要国家

爱尔维修说，当人类留足鲜血，厌恶在一种无底的恐惧中过生活，因而同意放弃一点他们在自然状中拥有的那种对他们有害的自由的时候，他们将彼此订立一些约定：这些约定将是他们最初的法律；法律制定了，就必须委托几个人去执行：这些人就是最初的官吏。这样自然状态结束，社会、国家和法律便产生。

7、国家“裁判”说

8、国家产生的潘恩假设

自然法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新自然法学法哲学本位观民法方法论社会适应性

一、自然法思想的渊源及涵义

自然法思想发端于古代社会，有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自然法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实在法，而超越于实在法之上的还有自然。自然法代表了大自然的和谐和完美，实在法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则是有缺陷的，必须服从自然法。

它提供了人类对既存现有制度进行自我反省的一块试金石，是判断保守与革命的正当理由。也是组织人们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观念模式，是人们观察，分析和评价法律的参照系。

所谓“自然法”，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而就其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原则而言，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实在的，具体的法律，它毋宁说是一种正义和权利的体系，一种形而上的法哲学观念。

二、新自然法学对古典自然法学的改造

（一）不再寻求先验和永恒的绝对基础。

古典自然法学自信理性能为自然法寻求某种永恒不变的先验价值基础，从某些绝对原则出发可以演绎出所有的法律制度。新的自然法学不再相信绝对的先验价值基础，认为正义、平等、自由、效率等等都可以成为自然法的基础，自然法的内容可变。

（二）不再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自然古典法学是启蒙思想家反对黑暗的专制制度和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的武器，具有重估和颠覆一切现有法律制度的愿望和能力。新自然法学不具有这样的愿望和能力，只是探求现已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价值基础，以及改良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原则。

（三）具有融合和综合的倾向。

新自然法学与社会法学、实证主义法学之间，不再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而出现了向另一方靠近、愿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学说的修正形式的现象。

三、新自然法学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法哲学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我认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自然法的思想为其法哲学基础。自然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法律制度代表了这样一套规则体系，它旨在使人们不受命运的盲目摆布，能安全地走在从事意义的创造性活动的道路上。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自然法的思想为其法哲学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要否认功利，利益等思想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中的作用。应该承认，功利，利益是法律的基点和目的的一部分。因为人的天性就是趋利避害，利益永远都是人们行为的动因。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法律，自然应该以实在的利益为基点。但是，随着人们交往日益频繁，利害关系日趋复杂，冲突增多并更见激烈，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护，人们迫切呼唤产生更为公平，合理的法律规范来实现人们的利益。而产生这样的法律规范，仅靠功利的计算是不够的，它必须有个标准，这就是自然法。在制定民法典时，立法者应如新自然法学法学家罗尔斯所言，是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他们应假设自己有一天也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制定出的民法应有利于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因此，整个民法典的具体的规则设计都应体现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念。

四、新自然法学思想可为中国民法典本位的确立提供参考

考察民法制度发展史，民法有着义务本位、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三个时期和本位类型。自然法学家正是在不同的经济文化伦理人性环境中苦苦探寻法价值的真理。这就启示我们在制定民法典的法实践中必须考量立法环境中的各类影响因素，作出适合当前和发展要求的本位期盼。我认为以自然法为民法“量身定做”的权利神圣、身份平等和私法自治的理念来看，我国民法典应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

五、新自然法学思想可成为民法方法论之一

有学者指出：一个完整的民法方必须包括自然法学，社会法学和分析法学三个方面。但我认为，法律还应有一重性质，即法律作为一种价值的存在。而这正是自然法学的研究对象。

新自然法法学家拉德勃鲁赫指出：人们对价值有四种态度：1.价值盲，即不问价值，这是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科学的态度；2.评价，这是价值哲学及其分支等的态度；3与价值有关的，这是文化科学（包括人文学，史学，社会科学等）的态度；4.克服价值，这是宗教的态度。公务员之家

自然法的本义在于强调实在法之上的监督者，强调法律的价值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的命题，它在于追求法律永远不可能达到而又必须追求的完善，在于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对民法的研究，除了采取社会法学和分析法学的方法外，必须采取自然法学的方法，以确定合理的人性观点，规制人的行为，体现对人的关怀。

六、自然法思想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源泉

虽然，民法典是人类理性的体现，但是人类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民法典不可能包罗万有，预见一切可以预见的东西。首先，“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借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法律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为了填补法律漏洞和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应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在手握民法典这一“实在法”的同时，还能高举“自然法”的大旗，以“公平，正义”的理念达致个案的公平。

自然法不仅是法官应有自由裁量权的理由，而且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方法之一。当然，这时的自然法应是施塔姆勒所主张的“内容可变的自然法，日新月异的自然法”，而不是古典意义的永恒不变，到处相同的自然法。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根据自然法的基本精神，裁判时兼顾法律，天理，人情，根据衡平的基本原则去裁判案件，裁判案件时，法官必须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公平正义为唯一准则，以理性的方法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正义，法官应以人工理性与自然理性完善结合的方式不因情枉法，不因权屈法，不因言废法。

七、新自然法学思想的运用可增强我国民法典的社会适应性

自然法思想的精神实质具有终极目标的指向，往往比较抽象且留出了巨大的弹性空间。虽然不能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总能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价值体系中生存、发展并不断地去指导各个社会的法的实践活动。因此，我国民法典的创制应当把自然法思想作为重要参照，大胆地趋利避害，用深邃的目光和精致的理念去实现自然法精髓的民法发散。通过自然法思想的贯穿，民法典必定也可以在更为公平合理地实现市民要求作出制度性设计。通过自然法理念的民法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推进提供重要的武器。民法典也正可以在这样的社会适应中实现自己的目标，把民法的精神深深积淀在民众的意识和行为中。在这样的法文化环境中，民法典恰恰可以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自然法论文范文篇8

【论文标题】洛克的法律思想

【论文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论文期号】199804

【论文页号】90～95

【论文分类】法理学·法史学

【论文作者】李进一

【内容提要】在欧洲法律思想史上，洛克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了“天赋人权”原则，这是其社会契约论自然法

思想的核心内容。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法律观”以及系统的自由学说，阐明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

。洛克是近代资产阶级法治原则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主张实行法律的统治，为防止滥用权力和专横，提出了

分权理论。

【关键词】洛克法律思想社会契约

【正文】

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年），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光荣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主要的

政治法律思想家，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历史上“没有一个哲学家比洛克的思想更加深刻地影

响了人类的精神和制度。”（注：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5页。）它“是一切

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7～68页。）。洛克的著作大多是在16

88年政变之后出版的，其中《政府论》两篇是反映他的法律思想的代表作。

一、自然法理论

（一）对神权法思想的批判

洛克同霍布斯一样是唯物论的经验论者，霍布斯的唯物主义成为他政治法律思想的出发点。洛克提出了著

名的“白板说”，认为心灵自身不能形成观念或具有知识。他说，知识来自感觉经验，人们的认识只能通过观

察的反省，也就是通过经验，才能获得知识。因此，洛克与霍布斯非常相似，强调只有从抽象的神学和形而上

学中解放出来，才能认识政治和法律。

神权法思想是西欧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它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的严重障碍。

17世纪英国神学政治法律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菲尔麦，他以圣经为根据，宣扬“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这

虽然是一种陈腐的理论，但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人们的思想被其严重的束缚，在当时的英国也相当有市场，甚

至很多议员虽然反对国王的专制与暴虐，但仍信奉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洛克的《政府论》上篇就是以菲

尔麦为靶子，逐一批驳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家并不是上帝创造的，权力与法也不是神授的，王位亦不能世袭

，因为这“既无自然法也没有上帝的明文法。”（注：转引自刘绍贤：《欧美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223、22页。）洛克对神权法思想的否定为其自然法思想奠定了基础，也是“他的经验哲学在政治

领域中的应用”（注：李达：《法理学大纲》，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二）社会契约论

洛克批判菲尔麦的神权法思想，主要目的仍在于创建一种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新理论，他说：“必须在罗

伯特·菲尔麦爵士的说法之外，寻求另一种关于政府的产生、关于政治权力的起源和关于用来安排和明确谁享

有这种权力的方法的说明。”（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14页。）这一任务是洛克在

《政府论》下篇完成的。为此，他提出了社会契约论。

同霍布斯一样，洛克的自然法思想也是通过社会契约论来表现的。不过，霍布斯是为绝对集体政治辩护的

，这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胜利后的需要，因此，洛克重新对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作了解释。

首先，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平等的状态”，是一个人间乐园，人

与人的关系并不是豺狼关系，它与战争状态有“明显区别”，认为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之间的区别，“正像和

平、善意、互助和安全的状态同敌对、恶意、暴力和互相残杀的状态之间的区别那样迥然不同”（注：洛克：

《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6页。）。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可以用自己认为合适的办法来决定自己的

行为，自由处理自己的人身及财产，而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他说

：“在这种状态下，虽然人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

物的自由”（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6页。）。因为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

权。

其次，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虽无政府和法律，但却不是放任状态，因为大家都受理性的自然法的支配

。他说：

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

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7页。）。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的

人是完全有理性的人，而不是如霍布斯那种龌龊、残忍、暴躁的人。自然法的目的既是为了人们的自我保存，

又保护全人类。如果有人违反自然法，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去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这是由于“自然法便在那种

状态下交给每一个人去执行”（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78页。）惩罚权。这才能保

护无辜和约束罪犯。

再次，自然状态虽然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但同政治社会比，它又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因此，自然

权利就有遭受侵犯的危险。比如缺少一种明文规定的法律和依法裁判争执的公共法官，还缺少一种保证判决执

行的权力，这就必然造成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拥有的自然权力不安心、不稳妥。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视为自

然法的解释者，根据个人的判断惩罚别人，从而使自然状态几乎处于不稳定、混乱的地步，这时，人们感觉到

了自然状态的“不便”。为了摆脱这种不便，就促使人们互相协议缔结了契约，自愿放弃了他们在自然状态下

享有的解释和执行自然法的权利，也就是放弃了保护自己和别人可以做他认为合适的任何事情的权力，以及单

独处罚违反自然法的罪行的权力。而霍布斯认为，人们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就放弃了在自然状态中享有

的东西，这显然是为他的绝对君主专制理论服务的。洛克主张人们达成协议，让渡的是部分权力，而不是所有

权力。人们把这部分权力交给社会，也就是把立法、司法、执法的一切权力授予拥有最高权力的政府，政府按

社会全体成员或他们的代表所共同同意的规定来行使。因此，人们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摆脱了尽管自由

却充满恐惧和经常危险的自然状态，而进入了政治社会，于是，国家就产生了。洛克说：“这就是立法和行政

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注：洛克：《政府论》下

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6页。）政府和法律的产生，虽然人们放弃了部分权力，但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却

获得了一个公共机构及其明确的规定的保护，而“社会和政府都是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机关。”（注：萨

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7页。）

（三）自然法

诚如上述，洛克认为自然法的本质是理性或理智，是所有的人、立法者以及其他人的一种永恒的规则，自

然法所体现和保护的是全人类的和平、安全和自由，他说：

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每一个人在保存自己不成问题时，他就应该尽其所能保存其余的人类，而

除非为了惩罚一个罪犯，不应该夺去或损害另一个人的生命以及有助保存另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健康、肢体

或物品的事物”（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7页。）

这就是说，自然法人人应当遵守，自然法支配着自然状态，要求人们自我保存，同时又维护全人类。

洛克通过论述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论，将自然法内容概括为人们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不可

侵犯的权利，谁被侵犯，谁就有报复和惩罚之权。人们的这些权利是由自然法规定的、天赋的“自然权利”，

合乎理性与人性。这在欧洲法律史上是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天赋人权”原则的论证，也是洛克社会契约论自然

法思想的核心内容。弥尔顿最早提出“天赋人权”，但他没有理论证明，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却否定了人民的

权利，洛克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并系统地证明了人的自然权利，使自然法理论成为完整的资产阶级

理论，并且被后来的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和1793年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构成了资产

阶级的法律原则。洛克认为，自然法规定的自然权利有：

(1)平等权。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任何人具有高出他人的权利，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

(2)自由权。人人可自由处置自己的人身、财产和以自己的意志去做不损害他人的任何事情。

(3)生存权。指生命权，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

(4)财产权。这是自然权利的核心内容。《政府论》中有专章论述财产权的自然合理性。洛克说人们联合成

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的目的，便是保护他们的所有权。”甚至认为财产权比生存权和自由

权还重要。这反映了17世纪资产阶级积累财富、重视和崇拜钱财的强烈要求和愿望，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

这是资本主义精神，或称新教伦理精神，它同传统的法律观和伦理感情是背道而驰的。“圣·托马斯将追求财

富的欲望斥为卑鄙无耻”（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3页

。），社会也不给这种精神以积极的伦理认可，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文艺

复兴、宗教改革的推动，终于成为强大的时代思潮。这种精神作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注：马克斯、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页。），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及其法律文化

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

洛克的自然法思想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并直接为反封建专制服务。“反映了资产阶级渴望建立一个有利

于工商业发展的和平安定环境，要求建立一个能维护其自由、平等和财产安全的新的社会制度的新秩序的普遍

心理。”（注：李达：《法理学大纲》，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因此，他认为，自然法不仅存在于

“自然状态”下约束自然权利，而且有了国家与政府后仍然继续存在，自然法是实在法的依据，人们行动的规

范。自然法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是理性法。这与霍布斯的自然法就有了较大区别，特别是洛克自然法中包含

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认为通过社会契约被授予权力的人（政府，也是契约的参加者），必须受契约内容的

约束，必须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委托行使他们的权力，国家即政府权力的性质“不是，并且也不能是专制的”

（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83页。），而是保护人民的，这本身就是契约的内容和规

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达称洛克为“成熟了的自然法学派巨子”，“提倡民权的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

。

二、自由主义的法律观

“古典自然法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以试图确立预防政府违反自然法的有效措施为其标志的。在这一阶段，

法律主要被认为是一种防止独裁的专制的工具。专制统治者在欧洲各国的出现，明确表明迫切需要防止政府侵

犯个人自由的武器。因此，自然法学的重点便转向了法律中那些能够使法律制度起到保护个人权利作用的因素

。这一阶段，法学理论的主要侧重点是自由，而第一阶段则更倾向于安全。”（注：E·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1页。）洛克就是这种侧重于自由的法学理论的开创者。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的始祖。”（注：《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9页。）

（一）法与民权

洛克是提倡民权的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因此，他的自由主义色彩的法律观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主

权在民的法律观”（注：严存生主编：《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首

先，洛克认为，在法治社会，法律不是人们的异己力量，法律最终也是唯一目的是保护人民的权利，为人民谋

福利，比如，维护生命、健康、自由、地产、财物方面的权利，因为“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他批判旧

的法律制度，认为那种法律是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因此，旧的法律总是同人民对立的。

其次，洛克认为，法律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批准的规则”，也就是说，法律的形成是由人民意志决定的

，法律的执行和效力最终也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即法律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同意。君主政体凭其个人意志实

行专制统治，受一个人的意志的支配，是一切人痛苦的原因。他说，立法权是“最高的能力，社会的任何成员

或社会的任何部分所有的一切权力，都是从它获得和隶属的”（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

，第92页。）。立法权既然如此重要，因此，立法机关就必须由公众选择或选派的人员组成，因为它是“来自

人民的一种委托权”（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88页。），并且认为，“公众的普遍

信赖”是立法权存在的基本条件。如果失去人民的信赖，不经人民同意，“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

样的形式或以什么样的权力作为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的效力和强制性。”（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

务印馆1983年，第36页。）

为了保障立法权和法律的民主性质，洛克还提出人民可以举行起义，以反抗违背公众意志、以法律营私的

政府，而根据自己的意志成立一个新的立法机关和严明的政府，否则，虽有立法代表及其政府机关，可是“民

众就成了奴隶”。洛克认为人民的反抗也是一种自然的权利，这不是叛乱，只是施行暴政、违法乱纪的政府才

是罪加一级的真正叛乱者。他提出人民是最高的裁判官，如果政府与人民发生争执，人民便是理所当然的裁判

者，因为政府不过是接受人民委托的委托人，受托人行为是否符合委托人对他的委托，当然只有委托人才能裁

判。

洛克在法与民权关系上强调主权在民，法律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权利为依据，“人民是最高的裁判

者”，这是17世纪非常进步的法律观，而且富于反封建的战斗性。当然，“人民”在洛克眼中主要是资产阶级

，而不可能是流落伦敦街头的劳动者，而且他主张的人民反抗权、革命权也是不彻底的，因为他认为人民不能

直接行使权力，必须把权力交给议会，人民主权实际上是议会主权。当然，这也是他无法超越的历史与阶级的

局限性。但是，他在“光荣革命”之后还继续宣扬主权在民的法律观，这不仅表现了理论的原则性，而且也反

映了一个思想家的政治勇气。

（二）法与自由

资产阶级自由学说萌发于欧洲封建社会后期，但丁“自由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志的自由”向人类宣告了自由

在人间而不是在天堂，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造成了人文主义自由观的兴起。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提出服从自然

规律才有行动自由，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自由同必然的关系。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霍布斯明确主张“自由与

必然相容”，在近代法理学史上首次提出“自由是法律所允许或不干涉之事这一命题”（注：严存生主编：《

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认为真正的自由离不开法律。洛克总结了前

人的思想成果，提出了系统的自由学说，并阐述了他对法律与自由关系的观点。

首先，他认为自由的内涵不是放纵而是理性的约束，他说，理性“能统治我们的情感，正是助进自由的正

当途径”（注：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7页。）。人类追求真正的幸福是一种

理性的必然性，它“正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注：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6页

。）。“我们如果受了必须性的支配，来恒常地追求这种幸福，则这种必然性愈大，那我们便愈为自由”（注

：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6页。）。用理性分析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从而揭示

自由的内涵这是洛克的创见和贡献。

其次，法律与自由互相联结，自由离不开法律，自由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

处于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这是一种“自然自由”，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自由的，人人都可以用

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决定自己的行动。同时，人人又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享有多于他人的权力，又不处在

他人意志与立法权的支配下。这种“自然自由”是与自然法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自然法的调节和保护，人

类就会处在放任状态，那就是混乱而不是自由。人类进入政治社会，有了立法机关及其制定的法律，但自然法

仍然存在，而且自然法还是国家立法的根据。洛克称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为“明文法”，而政治社会的自由

离不开明文法，自由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是经过立法机关制定的，因此，自由实际上受立法权的支配。他

说，自由“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以怎样的自由”，而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自由（注：洛克：《政府论》

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36页。）。可见，这种自由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为所欲为，而是在法律约束下的自

由。

第三，“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

馆1983年，第36页。）。在洛克看来，法律对自由的约束，并不是对自由的废除或限制，相反，是为了更好地

保护人的自由，扩大人的自由，使人们的自由权利获得保障。洛克说：“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

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

83年，第56页。）因为自由不仅是理想追求，而且重要的是人们的社会权利。作为具体的社会权利，如果没有

法律的明文规定和切实的保护，那就是空洞和抽象的。在君主专横统治下，由于君主是用心血来潮或毫无拘束

的意志代替法律，而没有任何准绳和规定约束君主的行为，因此，人们的处境很糟。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尚有

权力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自由，但在专制君主统治下，人们如果受到君主的侵害，不仅没有申诉权，而且

还丧失了上述的自由。为此，洛克坚持反对君主专制政体，不仅反对暴君专制，也反对“贤君”的专制。他认

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君主政体都“不可能是公民政府的一种形式”，相反，是人民的祸害（注：洛克：《

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36页。）。洛克对君主专制的揭露，指出了君主政体同自由的根本对立，

这个思想是深刻的。他的法与自由的观点是建立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基础上的。因此，才可能产生如此尖锐

的深刻的洞见。因此，他大声疾呼：

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

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自由（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77

页。）。

如前述，洛克的自由当然是指资产阶级的自由，特别是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权的自由。他明确地指出：“人

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注：洛克：《政府论》下

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86页。）这就把财产、自由、法律三者统一起来了，鲜明地表现了洛克主权在民法律

观的阶级实质。

（三）法与分权

洛克是近代资产阶级法治原则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主张国家必须按照法律来进行统治，统治者不能靠临时

性命令甚至个人意志去行使专制的权力。他认为，不执行法律的政府是专横的政府，因此，“统治者应该以正

式公布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和未定的决议来进行统治”。“不应该是专断和凭一时高兴时

，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92页。）

为了实行法律的统治，防止滥用权力和专横，洛克提出了分权理论。分权与法治有密切关系，法律的制定和法

律的执行均与分权直接相关。

洛克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立法权是指制定和公布法律的权力；行政权是执行法律

的权力，亦称司法权；对外权是进行外交的权力。

“根据英国的经验，洛克认定立法权是政府的最高权力，虽然他也承认行政机关有分享制定法令的可能性

。”（注：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9页。）立法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在于

“它有权为社会的一切部分和每个成员制定法律，制定他们的行动准则，并在法律被违反时授权加以执行”，

而且，“社会的任何成员或社会的任何部分，所有的其他一切权力，都是从它获得和隶属于它的”（注：洛克

：《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983年，第92页。）。但立法权要受到限制与约束，它并不是专断的，因为立法

机构的权力属于受托性质，如果它的行为有负于对它的信任，人民便拥有最高的权力加以更换。

洛克认为，为了保障自由，立法和行政权不能置于同一机构手中是十分重要的，三种权力都应由不同机关

分别掌握，不能集中在君主或政府手中。否则，就会产生为谋私而滥用权力。因此，洛克认为，行政权由国王

行使，但要根据议会的决定；立法权应由民选的议会来行使，行政权和对外权是联合在一起的，都由武力作后

盾，而武力的指挥权力又是不能分的，因此，洛克认为对外权也应由国王行使。这样，“三权”实际上是“两

权分立”，因为国王行使了两个权。洛克赋予国王这么大的权力，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而且，

“这种分权力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自然法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洛克自然权利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及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理论渊源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尤其是斯多葛学派。他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衍生出关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理论，探索摆脱“自然状态”从而进入政治社会的原因、途径、方式以及设计政治社会的结构。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其核心财产权的论述中主要论证了资产阶级追求无限财产的无限权利。洛克的自然权利思想有其历史进步性的一面，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一、洛克自然权利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渊源

17世纪欧洲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欧洲社会摆脱了封建统治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古典的自然法学说成为一种新生的力量日渐占据支配地位。它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引起的改造欧洲社会的力量的产物”[1]“17、18世纪，这种古典自然法哲学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欧洲盛行”，[2]且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17世纪英国开始走上近代化之路，并成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但是英国近代化历程之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英国的17世纪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光都充斥着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封建王权统治的斗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内战、共和、护国制和复辟的起伏，最终以1688年的阶级妥协而告终；洛克一生经历了其全部历程，其自然权利思想的形成与当时英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需要以及资产阶级与王权力量对比状况等都是分不开的。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确立君主立宪政体，洛克也于此年随同女王玛丽二世回英国，受到重用，并于1690年完成《政府论下篇》的著述，系统地总结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宪政理论。洛克生活的时代英国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宗旨是要维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资产阶级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不是生存与稳定，而是需要一个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政府。但是，专制统治仍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出现，这“明确表明迫切需要防止政府侵犯个人自由的武器……法律主要被认为是一种防止独裁和专制的工具。”[2]因此，洛克自然法思想强调的是自由，主要涉及的是政府如何能更好地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

洛克的自然权利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在那个时代，现代意义的权利概念是不存在的。在古希腊文中，城邦、公民与公民权是同一个词，这意味着在古代希腊所谓权利和义务是没有区分的，都包含在公民的身份之中，但在那时权利概念已经开始萌芽。权利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在罗马法学家那里，“jus”一词具有权利、法和正义的等值意义。对于自然权利而言，由于古罗马自然法吸收了斯多葛学派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使自然权利产生的条件初步具备。早期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观念经斯多葛学派的拓展和充实后，由西塞罗将其提升为世界性的法律和政治观念。他在《论共和国》中，提出了他的自然法观：“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的理性，它与自然和谐一致，它散播至所有人，且亘古不变、万世长存……人类立法不得企图背离该法，这是一项神圣义务；而且不得毁损该法。事实上，无论元老院还是人民，都无法使我们不受该法的约束；它也不需要我们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作为其解说者或阐释者。”将自然法等同于人类普遍拥有的正确理性为人类平等的理论作了铺垫，进而为自然法转化为自然权利铺平了道路。在罗马万民法中，两个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即私有财产制度和契约制度，也强化了自然权利的观念。可见，在古罗马，自然法思想已经产生了自然权利的内容。在中世纪，自然权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主要是通过神学来论证的。近代自然权利话语取代了中世纪的神圣权利话语，人性哲学取代神性哲学。按照人性哲学的观点，人其实是自然的人，人本身就是目的，人的七情六欲本身就是正当的，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这种观点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初次提出：人的自我保护或者自卫，是人最基本的目的，是人的自然权利，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这个自然权利，自然权利理论自此而生。

二、从自然状态、自然法到自然权利

洛克在阐述其自然权利思想时，首先是通过设定一个人类文明社会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进而衍生出关于自然权利理论。他在<政府论两篇>的序言中说，它的论文所要解释的是关于政治权力的起源和结束(thebeginningandend)的问题。而“为了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虑人类原来自然地处在什么状态。”[3]洛克同时也强调，为了充分理解政治社会的本质，我们就必须按照自然状态的概念来说明与政治社会密切相关的某些东西，例如必须加以维护和调节的财产、“人类共同体”的本质以及“公共的善”。这样，洛克的政治哲学是以自然状态作为它的逻辑起点的。

洛克认为，“人们按照理性在一起生活，不存在拥有对他们进行裁判的权威的人世间的共同长官，他们正是处在自然状态中。”[4]一方面，自然状态指的是人类进入公民社会之前所处的状态；另一方面，自然状态又是人与人之间某种状态的抽象，而不一定只存在人类进入公民社会之前。即使是在公民社会中，只要两个人或多个人之间“不存在具有权威的共同裁判者”，[4]他们就处于自然状态中。例如，“全世界的独立政府的一切统治者和君主都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中。”[7]洛克把自然状态描述为一个“黄金时代”，“有德性的时代”，而不是霍布斯所描述的“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状态。[5]

洛克的政治理论，尤其是其《政府论下篇》具有一个双重的目的。他希望能够证明两件事。首先，能够存在着一个合法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要求尊重公民的自然权利。其次，当一个政府不再能够满足其合法性条件时，抵抗和革命就可以得到辩护。对洛克来说，阐明这两点的最自然的方式就是诉诸“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概念。洛克在阐述其政治理论时有一个独特之处是他把神学确立为道德义务的基础。既然“每个人都体现了一个无所不能、无限聪慧的造物主的技艺，……那么他们也就因为他的命令，为了他的事业而被派遣到这个世界中来”。[6]由此推出，“对神性的信仰就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就是影响全部生活和行动的东西，没有那个信仰，人就与最危险的野兽别无二样，就不能形成社会”。按照洛克的观点，人之所以能够具有理性或道德，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上帝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创造出来。上帝希望人类做的事情，或者不准人类做的事情，就构成了自然法则，而上帝就是自然法则的作者。“自然法，即上帝的意志，而自然法也就是上帝的意志的一种宣告。”[7]上帝意志的宣告就是《新约》，所以洛克声称，《新约》就是全部的、充分的自然法。通过启示，我们可以认识到，《新约》已经包含了全部的自然法。当然，启示必须经过理性的证明，“在任何事情方面，我们都必须以理性为最高的判官和指导。”因此，“我们必须依靠理性，必须借理性来考察那个命题是否有上帝而来的启示。”[8]在洛克看来，如果人按照理性来行动，那么自然法就是人应该用来管理自己的规则。

为了看到自然法如何可以通过理性得到辩护，我们必须转到它的内容以及有关的自然权利。洛克首先规定了一个“根本的”自然法则，按照那个法则，所有人都要尽可能地得到维护。关于进入社会的目的，洛克认为：“第一个根本的自然法则……就是维护社会。”[9]因此洛克把对人类或人类共同体的维护看作是根本的自然法则。这个根本的自然法就意味着我们具有自然权利——我们因为具有共同的人性而被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人类的本性就是自我保存的欲望。“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便在他身上，如同在其他一切动物身上，扎下了一种强烈的自我保存的愿望。”[10]“上帝扎根在人类心中和镂刻在他的本性(nature)上的最根本和最强烈的欲望，就是保存自己的欲望，这就是每一个人具有支配万物以维持个人生存与供给个人使用的权利的基础。”[10]上帝又指示人类说，要通过理性来“利用那些对他的生存有用的、被给予他作为自我保存的手段的东西”，[10]从而满足人的本性即自我保存的欲望。所以，按照理性的指导在自然状态下生活的人，其行为所依据的原则，就不会是自然法所揭示的义务，而是对自然权利的追求。所以，在自然状态下，如果自然法的义务不利于人们的自然权利，人们就不会服从自然法。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洛克和霍布斯对自然权利的本质的看法是有差别的。对洛克来说，对某个东西具有一个自然权利并不依赖于一个人有权力得到和保持那个东西。但是在霍布斯那里，他不仅尚未把权利与权力区别开来，而且还认为权利最终可以归结为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战争状态总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对洛克来说，我是因为自己的人性而具有一个权利——我具有那个权利，不管我是否有能力取得和保持权利应该赋予我的东西。洛克的“自然权利”概念因此是一个道德概念。这样，一个自然义务就总是具有约束力，因为这样一个义务并不依赖于是否它的实际履行有助于获得或保持自然权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

三、劳动与私有财产权构成自然权利核心

众所周知，霍布斯的自然权利理论中最重要的是保存生命的权利，而在洛克的自然权利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私人财产权。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西方财产观念的传统是源于苏格拉底，而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和基督教思想家们(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发展的传统，格劳秀斯可以算作是这一传统最后一位伟大代表。传统政治哲学对财产权的基本观点是：私有财产不是自然的产物，而只是社会习俗的产物；私有财产对道德上善的追求有某种紧张；私有财产并不是毫无限制的绝对性的权利；它必须承担自然法所规定的慈善义务。而在实际上，洛克所阐述的财产权原则上背离了西方传统的政治哲学，他认为财产比生命更重要。按自然法观点，上帝把世界给予人类是让人类共有。但是，自然法的规定也必须服从于人类自我保存的绝对权利。上帝给予的世界必须有利于人们的“生存和舒适生活”，而要达到这一点，世界上的土地以及土地上所有自然生产的果实和它所养活的兽类，“必然要通过某种拨归私用的方式，然后才能对于某一个人有用处或者有好处。”[11]洛克叙述这一过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从树上采集李子而后将其吃掉。说他吃掉李子就意味着他占有了李子。他有权利吃掉李子，因为他如果不吃掉，他就会因饥饿而死。因此这一权利独立于其他个人的同意。洛克观察到如果每个人都等待其他人同意占有大地上的果实，人类可能早就消失了。既然人是通过合法的方式占有果实，他自然就是其合法的所有者。他要成为他们的合法所有者是通过个人的劳动（即洛克所谓的某种拨归私用的方式）发生了转化，个人将果实与双手劳动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其自身的所有者，因此也是其劳动的所有者，原本是共同的财产成为了他自身的所有物，因为他将劳动融入其中。在洛克眼中，财产是通过劳动出现在世间，而每个人是其自身范围内财产的最大资源，因为他是劳动者和自身的所有者，同样他也是自身劳动的所有者。通过这一简单的分析，洛克建立了两个重要的假设。从本质上说，财产权先于社会制度而存在，独立于其他人的同意或政治法律，“不必经过全体世人的明确协议”，“勿须任何人的让与或同意”。[11]财产权是一种属于独自的个人并与保存自身的迫切必需品相关联的权利。这样，财产是自然的而非习俗的。第二个假设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劳动加以界定。人并非是天然的政治性动物，他是占有性和劳动性的动物，占有是因为他劳动，劳动是为了拥有。由此，洛克将财产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洛克打破了传统的樊篱，从更加严格的意义上建立了个人权利。当然，传统认为，这是一种自然权利，而他却强调了财产的“社会性”的，受法律或社会义务的规制。财产权作为洛克自然权利的核心，在他看来，建立国家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财产权。然而，他指出在自然状态的第一阶段中，人们对财产(主要指土地和农产品)的占有要受到三种限制：首先，每个人只能获取和占有对他的生存来说所必须的，并留下足够的财产和物品给他人，以使他人也得以维系他们的生存。其次，每个人只占有自己生存所必须的，而不应占有多余的财产或物品以至让它们损坏和腐烂，这是造物主所不允许的。第三，每个人所占有的财产必须是融入了他的劳动，也即是说，必须靠劳动所得。这样，洛克论证了在自然状态的第一阶段人们具有一种天赋的有限的财产权，即对于有限财产的有限的权利。

然而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并没有就此停息。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一种追求无限财产的无限的权利。在洛克的视野中，某些“黄色金属”或“闪烁的卵石”是不会腐坏的，因而占有多少这些东西都不会违反自然法，突破财产在自然状态的第一阶段中对于人们占有财产上述三种限制的关键在容易腐坏的梅子、肉块以及其他东西与黄金、白银、钻石等不易腐坏的东西之间建立起稳固的联系。正是“人们的超过需要的占有欲改变了事物(指贵金属)的真实价值”，驱使人们同意，“一小块不会耗损又不会腐坏的黄色金属值一大块肉或一大堆粮食”。[12]这样，货币产生了。正是通过货币这种媒介，自然法对劳动获取财产所施加的限制被突破了。现在，人们可以罔顾自然法而占有无限多的土地，只要他把土地上生产的东西换成不易腐坏的货币予以保存，他就不会违背自然法。这样，那些拥有货币的人就可以购买大量土地，加速土地的私有化。而私有化的土地会比公有化的土地生产多得多的农产品，结果是世界上会有更多的农产品来维持大家的生存和享受。而对于那些没有土地的人来说，他们需要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土地占有者，也就是说他们的劳动便成为土地占有者的劳动，这样，他们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中也就融入了土地占有者的劳动，因而土地占有者就可以通过无限地占有他人的劳动而合理合法地占有无限的产品或财产。这样，由于货币的出现，原本个人有限的财产权变成了占有无限财产的无限权利。

四、对洛克自然权利思想的评价

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有其历史性的贡献，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他直率地提出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力争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极权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洛克的政治哲学建立在现实主义之上，他认为公民社会的目标必须降低。因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13]按照施特劳斯的观点，洛克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而且他收获了他那超迈常人的谨慎的报偿：许多人聆听他的声音，他对于从事实际事务的人和人们的众多见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洛克的自然权利思想也表现了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洛克在经济学方面是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代表，所以他的政治思想也必然是要为资产阶级的政权辩护的。其局限性还体现在，在《政府论》下篇的开篇，他宣称一种与生俱来、为人人所共有的平等的自然权利。但进而在论财产权的部分，他把这种为所有人拥有的平等的自然权利演变成了由阶级差别所决定的不平等的权利，即对于无限财产的无限的占有权。而对洛克来说，这种无限地追逐和占有财产的权利，只能属于人群中那些更富有理性、更勤奋的人们(资产阶级)，因为只有他们才更有能力、更有机会和更有资格来积聚和占有财产。那些无产者除了向有产者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其他的生存之路。当丧失了财产权和生存的自主权时，他们也便丧失了真正的自由权利。他们不再具有独立自主的个性，不得不依赖有产者的恩赐而生存，并且很难改变他们自己屈辱的境况。对于这一现实，洛克不仅认为这是现实的，而且认为这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1]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2][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3][4][6][7][9][10][11][12]洛克.政府论（下篇）[M].商务印书馆，1997.

[5]霍布斯.利维坦[M].商务印书馆，1996.

自然法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分析了传统中国法儒两家的治国理论主张及西方古代、近代和当代的法治理论思想,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进而提出现代法治的理论。

一、传统中国法儒两家治国理论

（一）法家的治国理论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法家的理论主张成为统治的官方学说，"刑无等级"的刑平等原则，曾上升为"以法治国"的政治理论。但"以法治国"的主体是封建专制君主，"刑无等级"仅仅意味着"刑"适用的普遍性，它的主旨在于君主以重刑严惩那些有害于自己专制统治的臣民，以巩固自己已取得的地位。

法家主张的"法"从属于"权势"而发挥作用，"权势"即专制君主之权。法从属于权，从属于君主，何时"任法"，"任"何种法都由君主一人决定。法家的理论重心不在"法"上，而在"权"上，实质是维护君主专制集权的"一人之治"。

（二）儒家的治国理论

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汉代就将儒家的治国理论推上了独尊的宝座，主张君主以德服天下，强调"为政以德"，"为政在人"。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可见，儒家是肯定"法"在"为政"时的地位和作用的。荀子与孟子相比更重视法的作用，主张"法不能独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人，即使是制定的比较好的法律，如果国君大臣无德无才，仍然治理不好国家。但是，儒家强调的"德治"是在确保封建君主专制，"君权至上"的前提下谈论法的问题，它的理论主张实质是人治主义。

法、儒两家的治国理论，只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专制君主如何统治"的理论之争。中国封建社会是依法家的理论治国还是依儒家的主张治国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君主。剥夺了君主专制的独断权力，法家和儒家的治国理论都将失去生存之地。笔者认为，虽然现代法治不能以传统中国法儒两家的观点作为参照物，但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学说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二、西方法治理论

（一）古希腊及古罗马的法治理论

西方历史上最早揭示法治含义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他认为：法治首先是守法的统治，即统治的实施必须根据普遍的法律，而不是专横的命令。法律应当受到普遍的尊重并保持至高无上的权威。其次，所服从的法律必须是良法，即合乎正义的法，良法是法治的基础。严格服从良法，即法律的至上性和正当性，是亚里士多德法治的理想模式。

古罗马人的法治观起源于希腊文明，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继承了古希腊斯多葛自然法学派理论，他认为权力从属于法律，法律是高于一切权威的权威。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正当而合法，法律是国家的依据，法律可以给人以平等，能够保证平等在社会中实现。

笔者认为，古希腊人的法治理论没有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根源，最终难以确立法治观。古罗马法学家表达了重法主义精神，从理论、制度和行动上都向后世人们宣告：国家是由法律培育的。古希腊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并没有随着希腊世界的破灭和罗马帝国的倾覆而葬送，他们所开辟的道路，一直向近现代延伸、拓展。

（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法治理论

1．洛克的法治观。洛克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法治主义的奠基人。他主张，为了更有效地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一种新型的社会即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的产生是必然的，政治社会是制度化的自由与权威机制，就是法治社会。一方面，法律应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法律按其真正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首先是自由的宣言和保障。[2]同时法律还对自由进行界定和约束，但应限定在保护另一个人同样自由的同等有效范围之内，即法律面前个人享有平等的自由。另一方面，洛克认为法律保护个人权利不受绝对的、任意的政治权力的约束，法治社会的政治权力在法律上是有限的。法治的侧重点在于个人的自由权利，法律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防止独裁、专制，使政治权利受法律支配。

2．孟德斯鸠、卢梭的法治观。18世纪法国，法治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和卢梭。孟德斯鸠是自由主义的使徒，他认为法治就是"法律下的自由和权力"，提出"三权分立"体制，把国家权力分成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以权力制约权力，实现各权力的制衡。卢梭主张法治是一种民主共和国。"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一切合法的政府都是共和制的"。[3]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奠定了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包含了法治共和国的基本价值----自由和平等。"社会公约在公民之间确立了这样一种平等，以致他们大家全都遵守同样的条件并且全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

三）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法治理论

当代西方的法律思潮继承和发展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法治理论，主张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体现法治原则。下文对新自然法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学派进行分析。

1．新自然法学派法治理论。新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的道德性和正义性，代表人物是美国法学家富勒。他认为法律的内在道德是包含着义务和追求的道德，这是法律制度的必备条件，也是创制法律是应追求的目标，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

2．新自由主义学派法治理论。新自由主义学派以思想家哈耶克为代表。他认为法治不是一条规则，而是一个政治理想。法治是指所有法律必须依从的某些原则，即关于法应是什么的原则。哈耶克继承了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至上的原则，而他所主张的法律至上是以其进化论为哲学基础的，又有其独特之处。

三、现代法治理论

现代法治具有着超越不同文化差异的、普遍的、人类社会共同需要的一般特性，它不是理想的逻辑模式，而是现实存在的某种社会形态，具有普遍意义。

（一）现代法治的含义

现代法治是通过实在法来实现的自然法之治。它强调法律的客观性，法律是超越权力者之上的客观存在。单纯的规则之治或制度之治不可能成为法治。

现代法治应具备四大理性：第一，认识理性，即社会组织者或立法者必须认识自然法；第二，制度理性，要构建实在法制度，这是现代法治必不可少的要素；第三，选择理性，民众可以客观地进行选择是否遵从自然法；第四，实在理性，最终通过实在法来实现自然法之治。

（二）法治实现的关键----民众责任

实现法治，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民众的责任。法治社会存在的依据是社会成员间关系的确定性，即自愿地选择遵从自然法的约束。正因为存在这种确定性社会才得以稳定，当社会成员不愿意再接受自然法约束时，这种确定性就会动摇，那么法治社会也面临着解体的威胁。首先，社会成员要具有守法意识。社会成员自愿地选择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就应当具有守法意识，自然法是现代社会广泛适用的普遍存在的根本性原则，自觉的守法意识也就是捍卫社会成员的共享利益。其次，要具有权利意识。权利是社会成员实现其利益和价值追求的有效途径，是主体自由价值的体现。因此，权利意识是民众自觉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要求。最后，要具有义务自觉履行的意识。社会成员不仅是自由和权利的主张者与维护者，也是自觉的、以理性精神和法律意识进行自我约束的自律者，义务的自觉履行也是实现权利的必要条件。通过以上对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社会法治理论的探讨，可以看出，对法治的理解，不能局限于传统中国社会或西方的法治理论，应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在更广阔的时间范围内全面的认识。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8页。

[2]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