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农资金论文范文10篇

支农资金论文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中国财政；支农；农业增长；影响研究

引言

由于资本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属性，商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很少流向农业，支持农业的发展；同时，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申小莉等（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采用经典的C—D生产函数作为模型，研究了湖南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结论认为湖南省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之间密切相关，财政支农支出弹性达到0.3396。在财政支农投入项目的边际产出效应方面，李焕彰、钱忠好（中国农村经济，2004）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验证财政支农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投入项目中，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

一、研究方法及模型

1.变量的表示

（1）财政支农投入变化趋势及虚拟变量（政策变量）Dt的引入财政支农资金是指国家财政提供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主要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支出。从1981—1997年的十七年间，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为5565.02亿元，但是从1998—2005年短短的八年时间，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却达到13051.94亿元。这是由于在1997年中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自此以后国家加大了财政支农的力度，财政支农投入在1998年增加到1154.76亿元。因此，我们认为1997年是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分水岭和转折点。

（2）变量的无量纲化处理

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我们把1981—2005年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数据进行了标准化，标准化公式为zx=（x-μ1）/σ1与zy=（y-μ2）/σ2，其中zx、zy分别是财政支农投入绝对值（x）与农业生产总值绝对值（y）的标准化值，μ1、μ2分别是二者的均值；σ1、σ2分别是二者的标准差。

2.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分析及模型

（1）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及模型我们运用SPSS11.5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Pearson检验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为0.951，Kendall''''stau_b检验与Spearman''''srho检验表明二者的相关系数是1.00，以上检验99%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所以我们认为zx与zy是高度相关的。为了定量研究zx（财政支农投入标准值）与zy（农业生产总值的标准值）的关系，我们构造如下模型：zy=β1EXP（zx）+β2+（β3EXP（zx）+β4）Dt其中，zx，zy是标准化的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β1、β2、β3、β4是待估计的参数，Dt是虚拟变量。

（2）参数的估计及统计学检验

对于参数值的估计，本文运用SPSS11.5软件中非线性回归的方法，运用迭代法通过四次模型计算和二次求导后终止，两次相邻的计算的残差平方和的差值等于1.000E-08。得出结果（见表1）：从表1、表2可知，方程的拟合优度达到了0.99324，各参数在置信区间的取值不为零，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我们运用Eviews3.1再一次拟合了模型，在可决系数和参数估计值及参数估计的显著性等方面得到相同的结论。同时dw=1.676694＞du（0.05显著性水平下的上限值为1.454），说明模型无自相关性；同时怀特检验结果nR2=6.119065，说明模型无异方差性，即模型通过了计量经济学的检验。因此，我们得到模型：zy=3.1841099EXP（zx）-2.3908454+（-3.0542754EXP（zx）+2.9697466）Dt令dzy，dzx分别表示zy，zx的微分，ezy表示zy对zx的弹性，易得如下的函数关系式：边际收益函数dzy/dzx=3.1841099EXP（zx）-3.0542754EXP（zx）Dt，弹性函数ezy=[3.1841099EXP（zx）-3.0542754EXP（zx）*Dt]（zx/zy）表1可决系数及相关的统计结果自由度平方和均方回归423.837685.95942残差210.162327.73E-03可决系数0.99324表2参数估计值及其相关的检验参数估计值标准误95%的置信区间上限下限β13.18410990.11467282.94563483.4225850β2-2.39084540.0695646-2.5355129-2.2461779β3-3.05427540.1150110-3.2934540-2.815096β42.96974660.08622602.79042983.1490635

（1）边际收益分析

图1说明在1998—2003年期间财政资金的大量投入并没有带动农业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在财政支农资金利用方面，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2004—2005年财政支农投入的效率有所提高（边际收益值大于1），但是与1981—1997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见图1）。图1财政支农边际收益趋势,图2财政支农弹性变化趋势

（2）边际收益与弹性对比分析

通过对图1、图2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边际收益变化趋势与弹性变化趋势的“转折点”不同，即边际收益趋势的“转折点”出现在1998年，弹性变化趋势的“转折点”却出现在1994年，这说明中国财政支农的边际收益在1998年出现“转折”决非偶然，这在1994年通过弹性的“转折”已经有所预示。

三、结论

（1）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2）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效率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即从1981—1997年财政支农投入效率水平高（平均边际收益水平是1.8386）；1998—2003年财政投入效率水平低下（平均边际收益水平是0.3390）；2004—2005年财政投入效率水平较高（平均边际收益水平是1.3615）。

（3）2004—2005年是中国财政支农效率水平提高的新起点。按照2004—2005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平均效率水平计算，支农投入平均每增加1000万元，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加1361.5万元。

（4）弹性的变化趋势与边际收益的变化趋势相比，弹性变化趋势是滞后的。

（5）从1981—2005年中国财政支农资金边际效益的平均增幅为0.104，农业生产总值对支农资金的弹性的平均增幅是0.0554（剔除1994年的强影响值）。假设按照这个水平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整合支农资金，那么到2010年，中国财政支农资金支出增加带来的边际收益值应稳步达到2.41，而弹性应稳步达到2.26。

四、对策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农业产出增长对国家财政支农投入的依赖性很大，目前农业产出增长还离不开国家财政支持，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农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使财政支农资金边际收益最大化。

（1）继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不发达地区、偏远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2）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加大对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比例，尤其是科技三项支农投入的比例，减少农村行政、事业费的支出。（3）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整合。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效监管机制和组织协调机制，做到每一笔资金用得清，说得明；对农业项目资金要专款专用，实行项目资金和项目“打包”或“捆绑”，专款专用。（4）加快发展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带动社会资本对农业的投入。同时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各自的功能，在机制上形成一个互相支持，共同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有机统一体。

参考文献：

[1]李焕章，等.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8）.

支农资金论文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投融资制度金融机构

论文摘要：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村金融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需求。然而，我国现阶段农村的金融现状却不能有效满足农村金融的需要。本文立足于这个现实，分析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现状，和中国农村目前发展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前人的基础上探索更深层次的问题及成因，并对我国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出路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直以来，以“农业、农民、农村”为代表的“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和现实的问题。当前，农村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缺乏有效的农村融资金融产品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急需构建相应的新型农村金融产品供给体系。但从我国农村发展的现状来看，资金的投入是重点。于是，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需要的农村金融体系，确保资金有效地使用与投放，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便成为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和公共产品的投融资制度，建立有效的多元化农村资金分配与公共产品投融资渠道体系才是解决目前农村金融需求的核心和关键。

1我国农村金融的现状与问题

1．1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对于农村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政府仍然应发挥主导的作用。据统计资料，建国以后至2005年，除个别年份外，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绝对额是增长的，特别是1992年以后，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每年以百亿元的规模上升。1990—1994年保持在9％～10％，l995—1997年下降至8％左右，1998年以来尽管国家把国债投入的30％用于了农业和农村，但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呈下降趋势。2000-2003年继续下降至7％左右。财政投入不足10％的水平与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极不相称。

l-2政府支农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

从农业投资内部而言，我国农业投资主要由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及其他费用这几部分构成。据统计资料，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显，即农业投资中的主体部分投向了农业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这几项所占比重超过了按这一口径计算的90％，投向农业科技(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只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项目很少。农业基本建设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设。例如，2005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2450．3亿元，其中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费占73．1％，基本建设占20．9％，科技三项费用占0．8％，其他占5．1％。而不同的投资方向对农业增长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1．3区域差别大，西部地区资金支农力度低

从区域来看，由于历史以及当前的经济发展程度等原因的影响，比较而言，西部及中部地区对农业投资的力度相对薄弱，资金运作的效率总体上也低于东部地区。据统计资料，除人均财政直接对农业项目支出外，其他指标同东部相比，西部都有一定的差距，其中人均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当年净增存款额、当年净增贷款额、农业贷款余额、外商对农业的实际投资额差距都在50％以上。

1-4金融支持不够

从目前来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投融资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以下三大问题：(1)农村正规金融供给增长不足。目前，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和农业发展银行构成，但从发挥的作用看，这四家机构在农村的作用并不明显。中国农业银行是国有商业银行，由于赢利动机的存在，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战略一放弃农村，进军城市；邮政储蓄仅是一个储蓄银行没有贷款业务，功能过于单一；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已演变为“收购银行”，只负责粮棉油收购资金的管理，局限于单一的国有粮棉油流通环节的信贷服务，而急需政策大力扶持的农业开发、农业技术进步及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却得不到足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金融主体地位不突出。于是，实际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只能落在了农村信用社的肩上。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农村信用社过分看重业绩增长，以追求赢利为主要目标，偏离了为社员服务的主要原则，难以达到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目的。(2)农村信贷需求满足度不高，民间借贷现象突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已滞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金融“空洞”，民间借贷应运而生。虽然目前只能以“灰色”或“黑色”的形式存在，表现却异常活跃；虽然屡遭政府取缔或禁止，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3)农村金融产品单调，融资渠道狭窄。以重庆市为例，农村可选择的金融产品仅有存款、贷款、保险等，且基本上是城市金融产品的简单移植。采取的可融资方式主要限于间接融资，尤其是短期、小额贷款，且涉农贷款多为1年期以下，按农户养殖的生产周期，年均利润40％～50％计算，若贷款1000元1年后到期还本利，农户无法实现简单再生产，更不能进一步滚动发展，再加上额度偏低，不能有效满足农村市场发展需要；农村企业债券尚处于空白状态，重庆27家上市公司中仅2家间接涉农。

2农村金融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2．1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本形成能力不足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本形成能力不足，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融资。农村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基础落后，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农业仍处于靠天吃饭的境地，抗风险能力弱。农村二三产业不发达，区域经济布局不合理。农业生产需用的固定资产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技术进步滞后，特别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实行了对农副产品低价收购的政策，更使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导致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因而投资农村往往得不到平均利润；农业投资经营规模在现有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制度下上不去，不易取得规模报酬。由于农业生产“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低”的特点非常明显，不仅难以吸引非农业部门资金，就是农业部门自身即便产生了利润也不大可能转入农业进行再投资。

2．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划分上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一些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威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造成基层政府事权大于财权。而基层政府财力不断萎缩，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统计，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占10％，地(市)级占17％，而有着2千多个县级财政、4万多个乡级财政的两级财政收入共计仅占22％，这种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就从客观上限制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2．3投资环境不理想，缺乏对资金的吸引力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外部性和社会性，基于资金的趋利性原则，除了国家及地方政府为协调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公共财政资金外，其他的农村金融机构、企业和国外的金融机构都不愿意投资于农村公共产品。

3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制度的对策建议

3,1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

应逐步加大财政支农的投入力度，并且逐步调整财政支农投入份额及其递增比例，主要是农村基本建设投入占计划内基本建设投入总额的比例、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农业科技三项费占科技三项费的比例等，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时还要适应WTO规则，建立和完善新形势下的政府扶持农业政策。改变传统的以高关税和价格支持为主的直接式农业扶持保护政策，向通过“绿箱”政策进行的间接式农业扶持保护政策转变，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减少农村农民增收的私人成本。

3-2明晰公共财政的投资范围与力度

明晰公共财政的投资范围和力度，纠正中央和地方对农村公共产品投融资的范围与结构偏差，抑制地方投资规模盲目扩张。根据地方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对政府投资领域逐步进行分类界定，明确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非竞争性的投资领域，对有收费机制、收益稳定的公共产品投资项目(如供水等)，完全交给社会投资者投资；对一些有收益机制但效益难以做到投资收益平衡的设施项目，政府通过适当的补贴等政策，鼓励社会资金规范、有序地投入。一般认为，凡是能够通过市场调节的领域，由市场根据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如农业生产中农民使用的农机具、农药、化肥、薄膜等流动资金的投资适宜由农民来承担。因为这些投资所形成的效益分割，成本与效益对比关系比较明显。

3-3完善农村金融公共产品供给支持体系

目前亟待需要解决的是拓展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支农业务的范围。通过拓展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支农业务的范围，实现农业发展银行对农村政策性贷款的指导和统一管理，以确保农业发展银行发挥支农的主导作用，增加农村农民收入，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资金支持。其次，构造分工明确、相互配合、运转良好的农村公共产品金融支持体系，逐步建立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两翼，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等机构为有效补充的稳定的活跃的农村金融信贷体系。

此外，建立农村信用担保及保险体系，为供需结合创造条件。尽快组建成立农产品、农业贷款担保中心等信用担保体系，解决当前贷款缺乏抵押担保的现状；授予更多的保险机构参与农村保险市场，通过奖励、补贴、政策优惠等，推动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农村信贷保险等业务，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降低农村资金市场风险，促进供需有效结合。

支农资金论文范文篇3

一、继续做好机构规范化管理与建设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农研会自律性管理水平，促进农研会健康稳步发展，根据省农研会《关于开展全省农村财政研究会规范化管理与建设活动的意见》精神，市农研会将开展规范化管理与建设达标创建活动。全面总结本研究会近几年来工作情况，按照研究会规范化管理与建设的具体要求，重点检查存在的问题，明确整改重点，制定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力争一次性通过达标评估。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作风，从我市“三农”发展实际出发，积极开展调研活动

（一）农村财政研究会是学术性团体，肩负着开展“三农”问题研究、谋划财政支农之策、宣传惠农措施的神圣职责。在开展调研中主要体现以下工作思路：一是时代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是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的宏伟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高度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调研内容都要紧扣这一主题，开展深入调研，与时俱进，提出卓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实践性。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要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对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急需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真招实策。三是针对性。要针对当前“三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科学发展、生态保护、财政支农、农村稳定等专题进行调研，为市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资料。四是协作性。要充分利用农研会成员广泛，与社会各界接触面广，沟通、联系密切的优势，聚集各路人才团结协作，共同开展研究。

（二）根据省农研会2012年调研课题指南，结合我市“三农”工作发展实际，制定以下重点调研课题：

1、新形势下财政促进“三农”发展的具体措施；

2、促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具体对策；

3、稻麦“吨粮市”创建财政扶持政策研究。

4、落实惠农政策与保进农村发展情况调研；

5、如何破解“一事一议”工作中的“三难”问题；

6、潘凤农业综合开发效益比较分析；

7、创新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推进农业产业升级的研究；

8、贯彻“三化”同步战略部署，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研究；

9、完善投入机制，促进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研究；

10、整合农业资金、推进小农水全面建设的研究；

11、农村专业经营组织模式的研究；

12、农村土地流转中保障农民利益的研究；

13、农业保险中农民负担的研究；

14、引入社会中介机构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研究；

15、利用农业有机质资源、发展循环经济的研究；

16、保障乡（镇）、村两级工作经费机制的研究；

17、关于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18、如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及销售渠道通畅的研究；

19、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研究。

（三）继续开展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理事单位和会员要按照我会制定的重点调研课题，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积极开展调研，撰写论文。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每个县区上报论文2—4篇，会员单位上报论文1—3篇，于2012年10月底完成，统一上报市农研会参加评选。

三、召开专题研讨会和专家讲座

年内适当时机召开1—2次专题研讨会或专家讲座，选择“三农”工作的热点问题，邀请专家和财政从事农业一线工作的同志专题研讨，找出问题，研究对策、措施。另外，选择有条件的县区聘请专家举办专题讲座，给财政从事“三农”工作的同志讲课，以增强理论知识，再与实践相结合，达到正确指导工作的目的。

四、考察学习

支农资金论文范文篇4

经过多年的改革后，目前我国多元化农村金融体制已初步建立，即以合作性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证券市场和外资为补充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同时，农村金融组织民营化程度加大，乡村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试点扩大了各类资本合作的参与路径,并促进农村金融竞争机制初步形成，使得财政资金、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资和非营利资本角逐农村市场的竞争机制初步建立起来，打破了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市场农信社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的局面。随着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金融主体呈扩大化趋势，逐步形成了由各级政府、具备国有、集体、外资、港澳台、私人等各种资本背景的企业、农户和其他私人投资者构成的多元化金融主体格局。

2我国农村金融中存在的问题

2.1财政投入不足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对于农村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政府仍然应发挥主导的作用。但据统计资料显示，建国以后至2005年，除个别年份外，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绝对额是增长的，但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财政投入不足10%的水平与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极不相称。

2.2农村金融服务渠道单一化

虽然经过多年改革，但是农村金融服务渠道单一化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和农业发展银行构成，而除了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外，其他银行机构很少在农村地区发放贷款，大都把资金转到城市。同时，商业银行在农村吸收的资金绝大部分流回城市，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实际上也成为农村资金流出的重要渠道。现实中，实际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只能落在了农村信用社的肩上，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农村信用社过分看重业绩增长，以追求赢利为主要目标，偏离了为社员服务的主要原则，难以达到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目的。

2.3农村金融产品单调，业务单一

由于长期以来农村金融业处于无竞争状态,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大多缺乏金融服务意识,经营方式粗放,不注意金融产品的需求创新,满足于坐等顾客上门；农村可选择的金融产品仅有存款、贷款、保险等，且基本上是城市金融产品的简单移植，金融机构没有适时根据农民需求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就是在一些传统业务上,也缺乏创新。

2.4民间金融组织活跃但缺乏有效监管

正规金融机构缺乏活力，在客观上为各种民间金融活动提供了发展空间,很多地方民间借贷甚至成为农村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据调查，民间借贷占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30%到70%不等，且越是落后的地区民间金融组织越为活跃。虽然民间金融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资金紧张的压力,但是，民间金融活动中存在的不规范、风险高、纠纷多、盲目性大等弊端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很可能会加重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和风险。

3完善农村金融的措施

3.1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要进一步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拓展支农金融业务，针对“三农”的特点,在进行农村金融体系设计时,必须加大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性金融投入,应建立以农业政策性金融为主线,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农村特点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同时，要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作用，商业性金融是金融体系的主要力量，能够围绕农村经济和生活的发展,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供给,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这也成为政府支农手段多元化的重要政策选择。另外，我国还要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使其充分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农村信用社是农村现有正规金融的主体,所以必须坚持农信社“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的终极定位，只有农村信用社发展壮大,才有能力支持广大农户发展经济,带来农村经济的繁荣。

3.2完善准入、退出制度

垄断不利于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效率，必须要完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建立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要在综合评估各地农村金融市场容量、条件以及当地风俗的基础上，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按照投资主体多元化、坚持产权关系清晰、组织形式多样化原则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组织、村镇银行、贷款子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构建真正的农村金融竞争主体。同时，要抓紧健全市场退出机制，这也是强化外部约束、保障农村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不断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条件。

3.3规范引导民间金融

尽管民间金融组织不够规范而且存在许多弊端，但对于现阶段我国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金融活动对于我国的农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承认和正确对待民间金融,鼓励其合法发展,使其成为农村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要通过正确的形式对其进行规范和引导，而非简单、粗暴地取缔民间金融组织及其活动，以达到让其填补目前国家在农村金融方面的空白，推动现阶段农村农业正常发展，保证我国农村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刘梓舟.从农村金融需求的视角看农村金融的改革[J].南方农业，2008（1）。

[2]马君实.完善农村金融支持战略的几点思考[J].中国金融,2008(1)。

[3]杨松,顾晓安.创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的有效途径探讨[J].浙江金融，2007（12）。

[4]刘洪云，李伟峰.完善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

支农资金论文范文篇5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形成原因

（一）供给方：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1.政府财政实力薄弱。公共产品因其所具有的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的特征，不管是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应该主要是政府，由政府通过公共财政加以提供才能保证公共产品内在的公共利益或福利的真正实现。近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扩大占GDP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不能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增长的需求。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这一比重明显偏低。如表1所示。

与中央财政相比，基层政府收入更为短缺，与其目前所承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相去甚远。根据公共财政学，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分别承担全局性和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悖于此，大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于县、乡和村。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比例中，中央负担了2%，省和地区负担了11%，县和县级市负担了9%，而乡镇负担了78%。基层政府迫于众多的事权压力，在税费改革前主要通过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及各种摊派来筹集资金。2002年以来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限制了基层政府摊派、收费的权利，使基层政府收入大幅减少，在财力受到约束而事权没有相应减少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减少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成为必然选择，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局面。

2.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少。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财政资源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倾向明显，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明显不足。1992-1996年，财政经常性收入年均增长23%，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长只有16.8%；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由1978年的13.42%下降到1999年的8.23%；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78年为10.78%，2000年仅为4.36%。财政对城市的倾斜，造成农村基础设施、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产品配给与城市差距较大。以教育为例，2001年城镇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为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镇人口基本上免费享受财政供给的各种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而农民则主要靠自己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自己承担养老、教育、医疗等费用，从而导致农民成本增加、减缓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进而加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匮乏程度。

（二）需求方：农民需求表达机制缺乏

在供需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无论是商品还是公共产品，只有满足需求的供给才是有效的供给。商品的供给通过市场价格协调着供需双方的行为，而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需求信息，其供给满足需求的有效性只有依靠供需双方的自我协调。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是需求方，对自己的利益偏好十分清楚。但在我国农民缺乏需求表达机制，政府缺乏民主机制来汇总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和需求，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以及公共产品在数量和品质上是否能够有效满足农民需求，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由上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作出决定，农民被排斥在供给决策之外。由于供给主体没有准确获得农民的真实需求以及在决策中主要以满足自身政绩和利益需要作为标准，因此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供给主体对能显示他们政绩的防洪防涝设施、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产品投入热情较高，而对有利于持续发展的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生态环境保护等见效慢、期限长的公共产品不愿提供。这种不由农民的需求决定，而采取“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能体现和充分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缓解策略

（一）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

1.加大对农村的支付转移力度，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在城市工业已初具规模的今天，应该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加大向农村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在不改变现行税制结构和基层政府事权范围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对农村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是改善基层政府提供满足农民需求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欧盟国家的农村发展水平较高，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和工农的融合，主要是受益于欧盟国家对农村发展的重视。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政府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要确保对农资金的“三高”原则，不断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力度，早日实现城乡一体化。

2.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基层政府收入。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税费改革后收入的匮乏直接制约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在科学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基层政府收入，能为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事实表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也截然不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财源丰富，政府的财政收入充足，能提供较多的公共产品；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乡镇企业少，公共产品的供给明显短缺。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发展农产品加工和乡村企业，不仅能使农民增收，而且能增加基层政府收入带动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3.增加投资主体类型，拓宽融资渠道。由于政府财力不足，单一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不能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有必要增加投资主体类型，引入民间投资者（私人、企业及第三部门），形成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充分利用政府财政、私人和企业等民间资金缓解供给不足的矛盾。对于公共性程度高、全局性和非政府力量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供给；而对既有公共产品性质又有私人物品性质的公共产品，可以有效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投入实现有效供给；第三部门（如各种专业协会）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亦可以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建立合理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

需求表达机制的缺乏和“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脱节，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和供给主体对农民需求的敏感反映机制必不可少。通过强化村民委员会制度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参与本地区公共产品建设项目的形式，使农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意愿。在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过程中采取听证方式作出对农民需求的敏感反映，以农民的需求为依据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内容和供给数量，提高供给的有效性。同时，改善对基层政府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把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纳入考核范围，并赋以较高权重，减少低效甚至无效公共产品的供给。

参考文献：

1.王春超.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及主要对策.经济科学,2004(1)

2.何菊芳,何秋仙.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新体制.浙江学刊,2004(3)

3.连玉明,武建忠主编.中国国力报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

支农资金论文范文篇6

1，农村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即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或其家庭消费的私人产品而言，由农村社区集体共享其效用的产品，和一般公共产品一样也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基本特征，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农村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公共产品供给的私人动力不足问题。农村公共产品按照消费非竞争性、收益非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随着农村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亦日益增加，加快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与效率成为推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正确选择。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差别很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要求比较复杂。因此，以某一个制度或某一种方式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特别是非纯粹公共产品供给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的公共产品，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受益的直接性，即“给谁办事由谁出钱”。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一般由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解决，而农村公共产品很多仍由农民自掏腰包以各种费的形式解决，这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很大程度的直接受益性。二是受益的范围性，即“谁不出钱就不给谁办事”。村作为一级自治组织是没有稳定财力支撑的管理机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表现出“村民自治”与“一事一议”等特点，谁能拿出钱就给谁办事，拿不出钱就不给办事，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被限定在具体的空间之内。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分析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

(1)供给主体单一。受政府政策、产权界定和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私人组织、第三部门等参与主体难以大规模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仍是单一的供给主体。

(2)供给主体错位。一是上级政府在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上的缺位。中央政府和各省、市、县及乡镇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确认、调整机制及分担标准等方面，缺乏一个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随意性较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和融资，但实际上这些供给责任多都推给了县和乡镇政府以及村委会。二是乡镇政府在供给过程中的错位。由于上级政府的缺位，乡镇政府承担着与财力极不相称的职能，支出负担沉重，所掌控的公共财力勉强维持自身行政运转，生产性公共支出难以保证。三是村民自治组织在供给过程中的困境。乡镇政府经常利用政治权威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推卸给严重缺乏或根本没有公共财政保障的村委会。

(3)权责不对称。中央政府在下放事权的同时，并没有相应赋予农村基层政府和社区足够的预算资金。在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乡镇区域内的公共需求由县、乡镇政府提供满足，而县、乡镇政府的财源多来自本地经济，在以农牧业为主的乡镇，产业的财政支持力极弱，财政增长极小。且零星分散难以征收。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使得地方政府凭借本级财政收入无力提供农村公共产品。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1)供给总量不足。中央的财政支出规模尚不能完全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虽然国家用于农村公共支出的财政支持力度正在不断加大，但较之于基数庞大的农民群体，人均比率还是低得可怜。

(2)供给局部过度。在我国占人口60％的农民占有20％的公共产品资源这种窘境中，部分农村气派的政府办公楼与破旧的学校、寒酸的卫生院形成鲜明对照。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区域间不均衡。

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特别是在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依靠地方财力支撑的情况下，这种区域间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尤为严重。并有一个值得我们更加重视的规律，公共产品建设上的地区差距要比经济发展上的地区差距更大，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配置效率低下。对于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群众办多少好事”的考核机制需要，在供给行为选择上，往往用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一模糊概括去抑制农民的不同公益诉求，公共产品的供给难以全面提高需求主体的福利水平。

(2)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管理效率低下。延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财政支农体系使得支农资金以不同的名目由各个中央和地方部门支配，资金使用分散，交叉和重复等现象严重。对一些制度外财政收支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督，还存在挤占挪用现象。资金到位率低。相当一部分资金被用于涉农部门臃肿的机构和人员开支，造成极大浪费。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解困途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解困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技术革新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创新问题。从根源上分析，农村乡镇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归根结底在于分权的经济体制和集权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当然总根源还是生产力水平低的问题。由于经济上的分权，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机制。政府间竞争要求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供给，但在集权政体中，地方可运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只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及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来提高竞争力，迫使地方政府寻求制度外收入。这就加重了当地居民的负担，引发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

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就是缓解和消除分权的经济体制和集权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乡镇和村民自治组织应该逐渐成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主体，这需要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大力反哺。而只有正确界定政府的职能事权范围，逐步改变和调整中央和地方县、乡镇、村财政的税收和支出结构，特别是通过深化地方财政对乡镇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地方财政的作用，才能理顺农民的各种付出与各种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关系与比例，保证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正常运行，建立财政支农的长效机制。

开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途径：最优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构成，不是单纯的政府支出，或者完全由个人消费者承担。只有把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公共需求层次，加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替代性，建立不同层次和程度的竞争机制，才能通过农村居民的消费选择，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微观效率。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对纯粹公共产品，由于市场调节机制完全失效，必须由政府公共财政完全承担供给责任，而对众多的拥挤型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则应更多地放开交给企业和其他私人组织或社团去按市场法则调节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尚未形成一个有效保证合理满足的机制，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深入探索，在不断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实践中，优化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支农资金论文范文篇7

（一）美国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策略

（一）韩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工补农”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在农业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现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完善灌溉系统、更新农业机械、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设备；同时还加强农业科技、良种、化肥农药的投入，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及对农民的职业教育。这是“新村运动”的核心内容。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由农民进行，但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政府不仅是发动者、引导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据统计，政府每年的资助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一般都超过20%，最高年份可达59.2%。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印度政府推动的农业公共产品建设主要有以下方面：生产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两个方面；投入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产品种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保证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有农村公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农业职业教育等。

在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中，印度政府从三条途径来筹集建设资金：增加计划投资，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计划投资都占相当比重，如“一五”计划农业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18%，而工业仅占8%；“二五”计划农业为25%；“三五”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计划中从未低于20%。实行投入物补贴，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农业投入补贴占相当大比重。提供贷款保证，农业贷款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发展信贷机构，扩大信贷额。印度的农业筹资和开发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国农业投资，发放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

（三）巴西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1.仓储设施。在巴西，仓储按属性可分为三类：官方（联邦、州、市）、合作社和个人。联邦仓储设施由联邦出资建设，主要用于常规储备和储存按政府最低保证价格收购的农产品，其目的在于保护农业生产者，特别是中小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同时利用政府的储备在淡季时调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合作社和个人仓储设备建设的资金主要靠补贴性农业信贷和自筹，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农业季节差提高经济效益。目前，巴西仓储能力基本上能够满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其收获后的损失率仅为5%，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资源丰富，河流纵横，降雨量丰富，但灌溉业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东北部百万公顷灌溉计划，五年内投资35亿美元，其中40%由联邦政府出资，60%由私人或国际金融机构资助。

3.农业科研与农业技术推广。巴西最重要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是归属农业部的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和农业技术推广公司。1973年农业部将农牧业科研局改为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大力培养农业科研队伍，到1985年就培养了2200名高级农业技术人才。农牧业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出售，并由技术推广公司负责推广；巴西农牧业技术推广公司主要负责全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管理，同时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机构，加强对合作社、中小农业生产者的技术支持。

对改善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启示

（一）改变我国“城乡二元”、“产业不均”的公共品投资现状

1953-1955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不断修订中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至此开始，公共产品的投资就出现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轻农”的不均衡状态。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今天，应借鉴日本工农业良性互动发展及韩国“新村运动”的做法，改变我国公共产品投资的倾斜战略，加大政府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走“以工补农”的新路。

（二）实现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点，投资收益不易、投资回收期较长。因此，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应以政府公共财政为主。然而，政府投资可以采取直接投资还可以采取间接投资，如政府通过参股、控股、经营权转让等不同的投资方式提高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效率；同时，农业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进行，政府加以引导、规范界定产权等，使得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等积极投身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在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个典型，另外，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公共产品。

（三）优化投资结构

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分阶段有层次的进行。如美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从生产领域逐渐转入流通领域；日本的农业支持政策从“米价支持政策”到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再到环境保护；印度、巴西分不同阶段对不同公共产品的投资。现阶段，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因此，进入WTO后，我国要在保持以农田基础设施体系为内容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业科研、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教育以及农业制度性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加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

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及投资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环境。如对于产权的界定、补贴的标准等都要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等加以规范；地方政府对于外界投资、外商投资等要有优惠的招商条件；同时对于破坏投资的违法乱纪行为要有规范并得到切实执行的措施。只有这样，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王朝菜，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赵红.国外农业财政政策的考察与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

4.赵丙奇.论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2002.11

支农资金论文范文篇8

（一）美国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策略

（一）韩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工补农”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在农业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现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完善灌溉系统、更新农业机械、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设备；同时还加强农业科技、良种、化肥农药的投入，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及对农民的职业教育。这是“新村运动”的核心内容。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由农民进行，但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政府不仅是发动者、引导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据统计，政府每年的资助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一般都超过20%，最高年份可达59.2%。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印度政府推动的农业公共产品建设主要有以下方面：生产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两个方面；投入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产品种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保证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有农村公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农业职业教育等。

在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中，印度政府从三条途径来筹集建设资金：增加计划投资，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计划投资都占相当比重，如“一五”计划农业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18%，而工业仅占8%；“二五”计划农业为25%；“三五”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计划中从未低于20%。实行投入物补贴，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农业投入补贴占相当大比重。提供贷款保证，农业贷款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发展信贷机构，扩大信贷额。印度的农业筹资和开发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国农业投资，发放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

（三）巴西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1.仓储设施。在巴西，仓储按属性可分为三类：官方（联邦、州、市）、合作社和个人。联邦仓储设施由联邦出资建设，主要用于常规储备和储存按政府最低保证价格收购的农产品，其目的在于保护农业生产者，特别是中小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同时利用政府的储备在淡季时调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合作社和个人仓储设备建设的资金主要靠补贴性农业信贷和自筹，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农业季节差提高经济效益。目前，巴西仓储能力基本上能够满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其收获后的损失率仅为5%，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资源丰富，河流纵横，降雨量丰富，但灌溉业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东北部百万公顷灌溉计划，五年内投资35亿美元，其中40%由联邦政府出资，60%由私人或国际金融机构资助。

3.农业科研与农业技术推广。巴西最重要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是归属农业部的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和农业技术推广公司。1973年农业部将农牧业科研局改为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大力培养农业科研队伍，到1985年就培养了2200名高级农业技术人才。农牧业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出售，并由技术推广公司负责推广；巴西农牧业技术推广公司主要负责全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管理，同时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机构，加强对合作社、中小农业生产者的技术支持。

对改善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启示

（一）改变我国“城乡二元”、“产业不均”的公共品投资现状

1953-1955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不断修订中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至此开始，公共产品的投资就出现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轻农”的不均衡状态。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今天，应借鉴日本工农业良性互动发展及韩国“新村运动”的做法，改变我国公共产品投资的倾斜战略，加大政府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走“以工补农”的新路。

（二）实现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点，投资收益不易、投资回收期较长。因此，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应以政府公共财政为主。然而，政府投资可以采取直接投资还可以采取间接投资，如政府通过参股、控股、经营权转让等不同的投资方式提高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效率；同时，农业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进行，政府加以引导、规范界定产权等，使得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等积极投身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在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个典型，另外，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公共产品。

（三）优化投资结构

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分阶段有层次的进行。如美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从生产领域逐渐转入流通领域；日本的农业支持政策从“米价支持政策”到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再到环境保护；印度、巴西分不同阶段对不同公共产品的投资。现阶段，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因此，进入WTO后，我国要在保持以农田基础设施体系为内容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业科研、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教育以及农业制度性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加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

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及投资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环境。如对于产权的界定、补贴的标准等都要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等加以规范；地方政府对于外界投资、外商投资等要有优惠的招商条件；同时对于破坏投资的违法乱纪行为要有规范并得到切实执行的措施。只有这样，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王朝菜，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赵红.国外农业财政政策的考察与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

4.赵丙奇.论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2002.11

支农资金论文范文篇9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其中筹资机制的不完善是造成供给不足的关键所在。尽管这一问题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已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亟待解决。

1、筹资主体责任不明，存在本末倒置的现象

目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但是作为政府筹资主体——中央、省级和基层政府三者间，在责任范围以及相关筹资比例上尚不明确。例如教育一项准公共产品的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有的义务划分与投入责任却显得界限模糊，责任倒置。中央和省级掌握着约60％的财力，却基本上只承担少部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县乡政府只掌握约20％的财力，却承担了绝大部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1991-2006年，中央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占主要项目支出的比重，从3.44％降到2.86％，下降了0.58个百分点，降幅为16.86％；同期，尽管地方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比重也出现下降，但降速仅为5.48％。应该说，地方财政在教育发展方面做出了更大贡献，承担了更多责任。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卫生、文化和各项农村事业发展方面。

2、预算外筹资加重，存在向农民转嫁成本的倾向

预算外财政收入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1～2007年期间，我国预算外资金的绝对值增加了2.83倍，支出增加了3.25倍，并且在大多数年份，预算外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幅度都超过了国家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税费改革后，地方尤其县乡财政收入的来源更为狭小，收支矛盾陡然加剧，于是预算外筹资被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作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和满足公共产品建设需要的一个重要手段。调查显示，税改后有关农村公共产品的群众集资(主要形式为一事一议筹资)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是由于“一事一议”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弊端，诸如“事”权难辨，信息不畅，监督不力等，实际使其在法律层面失效。同时，由于这种预算外的筹资方式缺少对资金收入和使用的制度约束，最终有可能演变为政府各部门向农民集资、摊派甚至乱收费的趋势，进而使农民成为公共产品成本的分摊者，变相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3、政策惯性作用，农村筹资能力欠缺

由于“以农促工”政策的历史影响，一些政府筹资主体至今在观念上不能与时俱进，潜意识里认为农村落后于城市是“合理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这种思想不断受到涤荡，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农村区域间不平衡、农村落后于城市的格局并没有彻底改变。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不仅表现在道路、公共基础设施上，更突出地反映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和疾病预防及控制体系的建设等方面。以医疗卫生为例，我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但农村卫生费用仅占全国卫生费用的30％左右；同时，30％的城市人口占用了70％的医疗卫生资源。目前，只有少数几个经济发达的省份建立了农村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绝大多数省市区的农村在这方面仅处于筹备阶段，有的甚至是空白状态。在这种惯性思维作用下出现了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公平，同时由于农村自身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村集体经济的欠发达，导致农村金融产品单调，筹资渠道单一，农村自身的筹资能力欠缺，这方面尤以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明显。

4、资金筹集缺少保障，长效机制难以建立

长效发展机制的建立，既需要公共财政来保障，也需要有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融资机制。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欧美国家均采取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来给予足够的经费投入保障。实际上，我国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1992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应该说，这个指标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属于偏低的指标。即使如此，我国教育投入的这一比重到目前也仍未达到这一平均水平。如果按这一标准执行，以2006年的GDP——210871亿元计算，教育投入应为8434.84亿元，而实际投入为6348.36亿元，前后相差2086.48亿元，占当年教育投入的32.87％，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实际比重为3.01％。但以笔者调查所及，目前能真正落实这一规定的在县域比例上也不容乐观。同时还存在一些本应投入到公共产品建设上的资金，不仅不能到位，相反还被用到其他方面。从市场化融资方面来看，由于农村缺少完善的市场运作方式，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不一，造成了农村融资能力方面的不平衡，资金不能完全通过市场的方式得以保障。即使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诸如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如何实行多形式的经营和管理等问题依然亟待解决。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比较普遍采用的是各种非市场筹资，即接受来自国际和民间的资金援助。

二、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透视

尽管目前影响筹资问题的根源诸多，但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筹资的保障措施不健全等，这些最终影响和制约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1、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

首先，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造成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筹资责任划分不清。现行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虽然划分了财权，但事权仍是模糊交叉的，中央政府把有些事权下放得过低，而财权却抓得过紧，基层政府担负着沉重的支出责任，而自身财政能力颇为有限。1994～2002年期间中央财权平均为52％，地方财权平均为48％；中央事权平均为30％，地方事权平均为70％。以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为例，乡镇财政负担占78％，县级财政负担占9％，省市财政负担占11％，而中央财政负担占1％左右。本该由上级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也在行政、财政体制改革的名义下，通过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甚至村民自治委员会都承担了较多的责任，供给主体错位现象严重。

其次，财权和事权不对称也造成了预算外筹资方式的盛行。根据财政分权理论，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但目前，农村公共产品基本上是由基层政府提供的，基层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了许多本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要求和任务，在财政能力匮乏的情况下，必然要通过权力敛取不合理的收入应对不合理的事权，采用向农民集资与摊派，甚至乱收费的形式，用以弥补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产生的财政能力不足和解决公共产品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无形中将一部分本应由国家负担的支出转嫁给了农民，使农民承受着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相称的负担。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国家从政策、财政上优先支持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等，而投入农村的资金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的实际需要。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农村和城市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道路，农村的公共产品大部分由农户自筹资金建设，政府仅是给予一定限度的补贴，而城市中的各类公共产品，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提供。在公共产品筹资上，城市优先于农村的现象也很突出。可以说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直接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渠道单一，渠道不畅，自身筹资能力降低，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筹资问题的根源所在之一。尽管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逐渐被新的即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所替代，但同时在消费结构上也引发了城市对农村依存度的严重下降。总体来看，农村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完善程度远非城市，农村地区利用市场化手段进行筹资的能力大为减弱。

3、筹资机制的保障措施不健全

从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筹资的发展情况看，无论是公共财政支持的模式还是通过市场融资的模式，都缺少应有的保障措施。首先，缺乏法律保障。我国还没有明确形成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筹资的法律法规。甚至规范性文件。既没有确立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产品筹资和建设法，也没有以法律形式将各筹资主体的责任明确，更没有以法律形式规定将国民经济收入中的一部分投入到公共产品的建设上去。由于缺少法律保障，公共产品建设资金就没有稳定、可靠的财政来源。同时，各政府筹资主体对通过市场化融资的手段缺少支持，对一些想进入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的各种市场资本形成了一定阻碍，造成市场“有心无力”的现象。其次，筹资程序上随意性较大，缺少科学化和法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作为规范筹资程序的两个标准，在实践中其功能仅存在于理论层面，在筹资过程中，筹资程序缺少科学的设计，效率和公平难以得到最大的体现，也没有形成“硬约束”，没有明确的责任机制，蔑视、违反和破坏筹资程度的现象时常存在。

三、完善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机制

综上，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机制远未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形势需要，只有进一步完善与创新这种制度，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的公共产品和资金需要，从而加快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

1、协调各筹资主体，明确划分责任

各筹资主体之间要进行协调，明确责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筹资主体的筹资作用，保证现有条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最大化。笔者建议，各筹资主体之间应当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来明确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农村的纯公共产品，应采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联合的筹资方式。如在农村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应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全权负责建设和维护资金的筹集，根据行政区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中央政府应该承担50％～75％的资金责任，省级政府承担剩余的部分，而基层政府则给予积极配合，保证中央的政策决策贯彻执行。对于农村的准公共产品，如地区性的农业科技教育、农村道路建设、中型水利工程等，应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采取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市场投资相结合的筹资方式。省级政府和基层政府根据受益范围的大小进行一定数额的补贴，其余部分采用市场筹资的方式。对于补贴的标准，要依据农村公共产品受益的范围和基层政府的财力状况进行适当安排。

2、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强化制度内筹资能力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首先是加大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对农村、农业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各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不仅做到资金绝对数量上的增加，还要做到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资金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增加，而且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保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增长。同时，要优化支农结构，根据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轻重缓急，优先支持那些影响面大、受益人多、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项目，整合财政支农资金，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其次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大在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上的力度。这不仅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也包括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甚至包括地方对地方的转移支持。各级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财政转移支付标准，避免财政转移支付中的平均主义。同时做好转移支付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管理，确保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用的最大化。

3、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农村筹资能力

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造成城乡筹资能力出现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体制格局。首先是消除在制度层面上的差距。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财政支出政策，由依靠农民自身解决向以国家提供为主的政策目标过渡，坚持城乡一体化为导向，加快推进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城乡统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公共产品供给筹资制度。其次，积极拓展农村公共产品的筹资渠道。一是“向上要”，自税费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央支持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方面的筹资地位在下降，但地方筹资的地位在增强。基层政府应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历史任务的机遇下，多向省、市级政府争取资金。二是“自己筹”。可以通过对已建成的公共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征税收费，将所得的钱重新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中去，或成立旨在推动某项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的专项发展基金。三是“对外找”。基层政府可以通过减免税收和给予信贷的优惠政策，调动经济组织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吸引市场力量的参与，例如通过出让一定时期基础设施使用管理权的方式，发动企业或个人参与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提供部分资金，之后回收部分成本。也可以争取企业家的捐助，特别是祖籍是本地区的成功人士。

4、完善筹资的法律保障，建立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的建立，必须依赖于相应的法律规则。首先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机制的法律保障。在宪法层面明确规定农民对公共产品的享有权利，以条例、规定等形式颁布行政法规，或以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的形式出台规范性文件，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保障确立依据。在此基础上，可在《预算法》或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加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保障的有关内容，为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筹集提供公共财政保障和市场筹资支持，实现筹资主体、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机制中存在的特殊性问题，可以制定单行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使筹资机制的法律保障完整化、系统化。其次，要建立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的筹资程序，体现出科学化和法治化，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各筹资主体的筹资潜力，消除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需求和供给之间特定的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满足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需求。在各个筹资主体(政府、市场)之间根据其能力、意愿和法定义务或职责上的区别，按照合理、公平的标准配置筹资义务。现阶段，在追求筹资效率最大化的同时，必须保证筹资机制的公平，确保筹资程序真正成为一种“硬约束”，并附有明确的责任机制，蔑视、违反和破坏筹资程序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

支农资金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本文以日照市为例，对农村融资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从调差情况分析，农村融资难的矛盾依然突出，并成为制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本文在对农村融资难的症结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村融资状况的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形势融资制度多元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国务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没有有效的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这个命题就很难突破。为此，我们以日照市为例，实地走访调查了涛雒、陵阳、高泽等乡镇30户中小企业及450户农户，在此基础上，对农村融资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当前农村融资的基本形势

受政策、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三农”的弱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照市农村融资难的矛盾依然突出．并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一)农村资金投入渠道呈现多元化

一是金融投入已经成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2006年末，日照市农村地区贷款余额61．84亿元，比l999年末增加42．42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余额57．94亿元。二是民间投入主要依靠原始资本积累。2005年全市农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达50．18亿元。民间借贷成为弥补农村资金缺口的重要途径，规模约40亿元，64．3鬈的农户需要资金时首选民间借贷。三是财政对“三农”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财政投入“三农”的资金总量明显增加。据统计，2003—2005年三间，全市财政预算内农业支出总额3．08亿元，占财政总入的比例提高了0.63%。四是从市外争引资金投“三农”。2006年全市共落实各类农业项目35个．引进类资金8576万元。

(二)农村资金供求不均衡的矛盾相对突出

按照农村资金需求对象不同，大体可以划分为农户、村企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类：一是农户方面。调查显示，农户资金需求5000元以上的占21．6％，5000元以下的占78．4％，其中2000元以下的占53．73％。二是农村企业方面，多数小企业初期基本建设资金主要依靠自筹．虽急需外部资金支持，但由于难以满足银行的贷款担保条件，所以获得贷款的难度较大，贷款满足率仅为26．4％。

而对于已经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中小企业来说，贷款满足率高达92．6%。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金融资本基本没有介入这一领域，是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主要资金瓶颈。调查还发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直接决定资金配置效率和金融参与率，进而影响信贷供求关系。经济发展越好，金融的参与率就高，信贷资金利用就越充分，而经济越落后，金融参与率就低，资金配置效率低。据统计，经济发达地区的贷款满足率、人均贷款额、农村信用社贷存比等指标均远远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三)资金外流加剧农村资金短缺

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和农业的弱质性，导致资金外流的趋势比较严重．加剧了农村“失血”问题。目前资金外流途径主要有：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资金的“虹吸”效应。

2006年末，日照所辖五莲县、莒县国有商业银行贷存比分别为41．86％、58．56茗，存差合计高达40．99亿元。而同期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存比为l44．87茗。二是农村信用社投向非农领域的资金越来越多。受改革利益驱动，农村信用社更加注重追求经营效益，所以对非涉农企业贷款、存放同业及投向货币市场的资金较多。据统计，2006年末全市农村信用社仅投向货币市场的资金就达4．59亿元。三是目前城市二、三产业积累已成规模，收益率明显高于农村，农民进城经商、购房、建厂、打工等渐成气候，加上农民医疗、教育等消费支出快速增长，加剧农村资金向城市的转移。

(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制约农村资本积累

1978—1989年．13照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21．1％．1989—2005年，则减缓到12．1％．其中2002—2003年年均增长仅5．3％．2004—2005年出现恢复性增长．年均增长l1．68％。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1989年的1．84：1扩大到2005年的2．38：1。从近几年农民的现金支出结构分析，对农业的投入占比呈下降趋势。而对教育、住房、子女婚嫁、医疗等非生产性消费支出不断攀升，进一步弱化了对农业的投入能力。

(五)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一是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数量明显不足。2006年末。日照市农村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乡镇以下机构)有各类营业机构共184个，从业人员1724人。不考虑机构重合因素，相当于1个营业机构服务于16个行政村，1名工作人员服务于435个农户。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效率不高。农业银行乡镇营业机构基本是“只存不贷”，农业发展银行尽管试点性开办了小企业贷款。邮政储蓄开办了小额质押贷款。但对农民惠及很少。而基层农村信用社自主贷款审批权限一般只有5万元．相当多的农村信用社贷存比在60％左右，有的甚至不到40％。三是农村金融机构金融服务深度不够。以涛雒镇为例，有75％的农户有贷款需求。但目前农村信用社评定为“信用户”的农户占全镇农户的25．3％．有贷款关系的农户仅占全镇农户的18．4％。四是农村金融机构金融创新意识不强．使农民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金融服务，特别是针对农村和农民特点的票据、理财、银行卡、信托、业务咨询、网上银行等新兴金融服务欠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五是农村融资成本过高。目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多数都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70％，甚至“一浮到顶”．农民对利率过高反映比较强烈。

二、农村融资难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一)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三农”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建国后，我国长期对农业实行价格“剪刀差”和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政策．从农业发展中获取了大量的工业化起步初始资本，减少了农村资本的有效积累。仅对“十五”时期统计，日照市第一、二产业平均年递增分别为4．9％和21．8％，两者相差16．9个百分点。财政对“三农”发展“取大于予”，农业税政策调整前的2003年，全市仅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两项就高达2．72亿元，占预算收入的15．7％，而同期农业支出仅占预算收入的4．6％。从农业发展模式分析。目前农村主要实行分散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模式，农民对农业行情、项目前景、收入预期等把握不准，只能局限在自有资金范围内或依靠小额贷款进行简单的农业再生产，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制约农业效益的提高。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05年日照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2002年仅增加1．38亿元。

(二)落后的农村产权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弱化了农村的融资能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有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关系的一些弊端开始暴露。一方面，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法律保护不足。这种产权不明晰，直接决定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断缩减，部分土地被征用，并且补偿有限。1993—2005年日照市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从2．24亩缩减到1．16亩。另一方面，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难以实现。农村土地划分面积少而分散，土地使用权又有30年的期限规定，没有建立统一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具备现实条件，农民很难实现自愿、自由的流转，导致农业规模化发展不足。

(三)农村投融资环境相对不佳，制约了农村内部生产效率的提高

土地、劳动力、资金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三大生产要素。在资金问题之外。由于国家对用地指标严格控制．农村企业用地基本通过租赁形式，无法通过抵押获得贷款。

2005年末，13照市乡村劳动力资源134．76万人。但目前农民的劳动力素质还不高，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含文盲)的占83．5％，高中以上的仅占16．5％。同时。农产品市场小而分散，中介组织和流通队伍发育滞后。产品品牌优势不突出，难以形成价格优势和规模优势；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带动能力不强，订单农业发展程度低；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滞后，目前全市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面仅为30％、25％和20％，县域以下担保机构仅有2家。以上因素，限制了农村经济内部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四)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明显不足

按常规，财政有义务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但农村多数公共产品则长期靠农民筹资投劳来解决。据统计，在2005年日照市66．63亿元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中，预算内资金只占3．8％，贷款占6．9％。近两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减少，对“三农”投入明显不足。目前财政投入“三农”资金分布在财政局等20多个部门，项目交叉重复，投向重点不突出，管理缺乏计划性和透明度，地区分布不均衡，贷款贴息规模小，资金到位不及时，极易形成权力寻租现象。财政“以小博大”的作用发挥有限。

(五)现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的实际金融需求

一是缺少真正为农村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多数国有商业银行因改革动因从农村地区撤出，只有农业银行在乡镇一级保留了少量分理处。贷款投放很少。农村信用社贷款集中度高，对农民的小额信贷支持明显不足。二是政策性金融长期缺位。政策性金融是财政手段的延伸，是财政和金融的有机结合。但农业发展银行业务经营范围狭窄，决定了其支农的有限性。三是农村农业保险、期货交易等发展滞缓。据统计，2005年末，全市农业保险收入仅68万元，占全市财险保费收入的0．23％。按全市75万农户计算，户均投保费用不足1元。

三、改善农村融资状况的政策建议

(一)健全完善相关立法，认真落实中央提出的各项惠农政策

要确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就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建立稳定的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机制。建议尽快制定《农业投资法》《农村金融服务促进法》等，保证财政金融对“三农”的持续有效投入。进一步完善《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明确农村集体产权关系，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要综合运用税收、贴息、参股、担保等手段，建立健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

(二)明确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必须建立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等定位不同、功能互补、相互促进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是农业发展银行要进一步扩充政策性职能，把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社会效益高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前期示范性、引导性农业投资项目等，作为信贷支持的重点，为商业性金融的有效介入创造条件。二是农业银行充分发挥其资金、管理和服务优势，重点服务于农业龙头企业、农村工业企业、大型农产品流通企业、规模化农业生产基地等。三是邮政储蓄银行要定位为社区零售银行，充分发挥其网点和网络优势，做强做大中间业务。重点发展面向个人的消费信贷业务和满足临时性、周转性资金需求。四是农村信用社要借改革之机．进一步完善信贷管理机制，创新信贷服务产品，提高支农深度，保持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有效衔接。五是规范发展民间借贷，允许其组建多种经营形式、灵活方便的新型小额信贷组织。六是由政府出面协调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办涉农保险业务，并逐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设立。

(三)在农村地区合理增设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机构网点覆盖面

目前国家对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逐步放宽．提出了支持和引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农村地区增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可行性进行调研分析，并根据现有的金融机构整体分布，指导各地制定具体规划．有计划、按步骤地组织实施，切忌一哄而上。

(四)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一是要立足现有农村优势产业，以产权为纽带，坚持扶优、扶大、扶强．推动企业间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的融合，大力培育起点高、规模大、带动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加快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专业村、专业乡镇，建立农业产业链，加速构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城镇企业进入农村设厂围绕当地优势农产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三是积极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经纪人等市场中介连同农村专业户、农技推广站等，共同参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结成利益共同体。四是创新工业反哺农业的形式，通过土地使用权人股、租赁、专业户承包等方式，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五)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形成财政与金融相互配合的良性机制

一是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农业综合开发等方面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基础条件。二是完善农民补贴机制，实施如高效农业生产补贴、种粮大户补贴等项目。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把补贴的重点由生产环节逐步扩大到加工和销售环节。三是整合现有的各类支农项目，根据受益范围和决策权匹配原则，把大部分项目审批权和资金分配权下放给熟悉本地情况的地方政府，由地方财政部门统筹安排。或采取由农业发展银行的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做好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有机衔接。财政资金要在弥补信贷资金的风险溢价方面发挥补偿作用，而对于财政资金启动的有发展潜力的项目．信贷资金要及时跟进，充分发挥杠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