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农范文10篇

支农范文篇1

我国的国情及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则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这不仅在古代，即使在现代也尚且如此。因此，强化政府支农职能作用，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就成为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的农业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然而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农的发展变化，虽然支农支出的绝对量有所增长，但其所占财政支出比重却呈现出了下降回升下降的态势。这当然不能将责任全部归结为政府不重视农业，如果我们拓宽视野，从国民经济宏观全局进行分析，则不难发现，其根结在于国家对农业资金分配政策所进行的调整（即农产品提价和减少支农支出）。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了，而粮油食品销价曾经长期维持原来的低价水平，国家财政承担了购销价格倒挂产生的差价补贴；为了不影响居民的生活，随着80年代末部分粮油食品销价的放开，国家增加了对居民的价格补贴。如此一来，财政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数额逐年上升，成为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加大了财政支出压力，成为影响财政支农支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保持农业持续丰收，实现农业发展目标，中央要求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不动摇。而这与中国历代财政改革中的农业财政政策根本取向是不谋而合的。笔者认为，加大农业投入力度才是真正“视农为先”政策的重要体现。因此，根据经济发展和国家、社会财力状况，在适当调整农产品价格补贴的同时，要求各级财政用法律的手段来保证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考虑到目前国家财政赤字和负债情况，近期财政宏观分配格局要有保有压，腾出一部分资金优先安排农业。“七五”和“八五”期间安排的一些中短期支农专款，如发展粮食生产专项基金、支持农业产业化专项基金等也应继续保留，以突出农业的优先地位。从现行管理体制和社会财力分布的情况看，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存量一时难以变动，但投入的增量必须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今后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要逐步向粮棉油倾斜。

要积极探索增加农业投入的新形式。一要完善贴息制度、配套投人机制和以奖代补办法，通过有效的贴息方式增加农业政策信贷资金投入，把国家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用活用好；二要通过制定较优惠的农业投资政策，调动和引导各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加大农业利用外资、股份集资和行业内部融资的力度；三要探索农业资源开发和资本营运的有效形式，支持工商业投资农业项目，逐步建立多渠道的农业投入体系。力争在2001年一2010年，使财政支农支出比重达到18%的水平。

二、明确投资重点，逐步加大以农田水利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比重“

水利基础设施居农业基础产业地位，水利建设具有长期性、连续性和发展的超前性。水利事业的发展应与国民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比例，对其投资的比重应当长期稳定地增加，并保持超前发展速度。然而就目前而言，我国水利设施和农田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失修；加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直接削弱了农业抗灾能力，投入不足同保护和开发农业要素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些都已日渐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瓶颈”。由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往往超过单个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范围，而且所需资金量大，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即使由多个农业生产者联合也很难有较大的进展。这就要求国家财政从战略高度着眼，在政策上予以安排。当前至为关键的是要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增的投资有序地投入到一些重大或重点水利工程项目上，包括一些大型水源工程，重点河流的堤防建设和重点地区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大中型重点病险以及大型灌区的更新改造工程，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同时，要继续搞好水土保持和农田防护林体系等的建设，加强农业生态保护，为农业发展创造优质的环境条件。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搞好为农业基础建设的科学规划，使项目选择具有科学性。使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类农业基本建设得到全面协调发展，并确保战略重点项目优先集中投资，优先建设，同时保证规划实施的持续性。因此，必须对中央、地方、集体及农户按其职能对农业基本建设范围、责任和权利作出明确规定，按时分期组织实施。在此基础上，搞好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和相互制约机制，统筹兼顾、重点突破，从而保证落实国家和地方的农业基本建设规划，提高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效益。

三、重视农业科技，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和技术推广力度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越来越被众多的事实所证明。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一般在60%左右，有的高达80%，而我国现阶段仅有39%，农业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差距为15年一20年，这与我国过去长期以来政府低水平的农业科技投入密切相关。由于农业生产是利用光、热、水、土等要素进行的生命、生物再生产，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大，因此，农业科技进步比工业等产业的科技进步更困难、更复杂，更需要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大量的资金投入。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作为科技兴国的纲领性文件，把农业科技进步摆在了十分重要和突出的位置。这个决定不仅要求切实加强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业经济全面发展，而且特别强调要“始终把科技进步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把农业科技摆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这不仅是农业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手段，也是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为此，要大力强化政府财政农业支出中的科技投入，力争使这一比重由目前的11%上升到2010年的20%.

支农范文篇2

一、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

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3、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近几年有止跌上升趋势

从图3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急剧下降阶段，从1979年的13.6%降到1985年的7.7%。这一时期由于农村普遍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持续大发展，国家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第二阶段：1985—1991年缓慢上升阶段，1991年达到10.26%。第三阶段：1991—2006年缓慢下降阶段，除1998年和2004年的小幅增加外，大致呈下降趋势。1998年的上升是由于1997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大洪水泛滥，国家发行国债加大对长江和淮河的投资。2004年的上升是由于农业连续多年滑坡，国家重视“三农问题”。

4、从合法合规性来看，相关支农要求常得不到有效落实

从国内的法律来看，《农业法》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落实。1993年《农业法》施行以来的有关情况见图1和图4。从图4可知，实施《农业法》以来，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总体水平的法律要求基本实现，只有1999年例外。1993—2006年的14年中，有9年是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法定要求，特别是1999年财政支农增长幅度为负，所占比例竟高达64.3%；只有5年达到法定要求，所占比例仅为35.7%。1996—1998年3年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实现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的：由于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与淮河流域洪水泛滥的特殊情况，国家通过发行大量国债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长江和淮河治理的投资；2004年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2006年是2005年超低反弹，且财政支农增长幅度的稳定性也差一些。总体来看，《农业法》的一部分要求落实较好，而另外一部分要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从国际惯例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农措施远远没有达到WTO协议的规定。在WTO协议框架下，“黄箱”的支持比例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我们国家不到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没有很好利用“黄箱政策”的条款，更没有充分有效利用“绿箱政策”。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如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其不会对农产品的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协议根本不限制“绿箱政策”。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完全不用担心与国际规则相矛盾，应大胆根据我国的农业实际需要和财力来安排支农资金。

二、结构：明显不尽合理，亟需较大改善

1、从内部结构来看，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明显不合理

目前财政支农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都明显不合理，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结构的基本情况见图5。

财政支农最大的一项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为68%，所占比例太高。而其两个部分结构也极不合理，由于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等原因，用于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比重大，增长速度很快；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如农业事业专项经费及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的专项经费等支出比重较小，增长缓慢。

财政支农第二大项是农业建设基本支出，占24%，所占比例不高，其中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又占绝大多数，而用于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投资非常少，所占财政支农比例大致为10%。“七五”时期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59.6%，“八五”时期为63.1%，“九五”时期为63.4%，实际上这些投资是全社会都收益，与农业直接生产关系不大。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绝对数额很小，所占比例过低。2000—2006年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增长最快的七年，只有99.30亿元，此期间农村人均每年科技三项费用仅为0.26元，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会更少。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约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现在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一般是60%～80%，而我国目前不足40%。要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必须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推广支持力度。

2、从变化趋势来看，财政支农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完善

我国财政支农的结构变化见表1。从表1可知，我国支援农村支出及事业费规模急剧扩大，但其比例增加更为迅速，从50年代的35%一直增加到80年代的68%，增加了近一倍，之后如此高比例继续稳定，1950—2006年的平均值高达66%。但农业建设基本支出比例却从50年代的49%减少到80年代的23%，之后基本保持此低比例，1950—2006年的平均值仅为26%。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逐步上升，从“六五”时期的53.8%上升到“九五”时期的63.4%，上升幅度惊人。而与农业直接相关的投入比例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与公共财政的要求和农村实际的需要背道而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基本演变是：1950—1962年没有，1963—1967年有一点，而1968—1970年又取消，之后逐渐增多，1950—2006年总共才171.4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1950—1980年期间，由于我国的贫困人口数目较大、比例较高，农村救济费用规模增大但是比例减少，1984—2005年则没有，2006年突增330.88亿元。总之，从纵向的各个时期相比，财政支农结构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三、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但是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财政支农的结构性问题容易被规模不断增大所掩盖，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引起人们和国家的足够重视，这恰恰是严重影响财政支农作用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

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规模，充分发挥其积极推动作用

一方面，依照《农业法》的要求，应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应结合国际惯例，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在国家财力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支农幅度并保证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应依据市场原则创新财政支农方式，采用补助、贴息、担保、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效应、杠杆效应、放大效应；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形成支农资金多元化、多渠道的新格局。

支农范文篇3

前不久，我们针对中国加入WTO以后的三农问题开了会，研讨一旦加入WTO，我们的农民问题会怎么样，农村和农业经济怎么应对。那个会是请国家各部门搞政策研究的人参加，几乎未请院校搞规范研究的人参加。因为纯粹搞理论的研究人员容易把现实问题的讨论意识形态化。

从99年4月份中美加入WTO谈判以来，理论界关于WTO的讨论似乎很难深入下去，人们想当然的将WTO和改革开放划了等号，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被二十年发展过程证明为高度正确。因此，在这种具有“政治正确”的话语之下，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谁似乎就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嫌疑。所以关于WTO问题讨论很难深入下去，学术界谈了两年，似乎都在谈利呀弊呀，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其实，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农村、农业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普遍受到冲击、挑战，农村经济凋敝，小农破产、大量流离失所，是形成城市贫民窟的主要来源，已经被近十多年的国际经验所充分证明。人们之所以不愿意说，是受制约于这种话语：加入WTO是改革开放，认为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就是赞成改革开放；如果认为加入WTO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可能就有政治上不正确的嫌疑。

有鉴于此，希望今天讨论财政支农这么具体的话题，能够避免这个不良倾向，不要把本来复杂的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化实际就是简单化，简单化地讨论社会主义、到底姓资姓社，或者改革还是不改革，这些一旦意识形态化以后，讨论就很难深入。所以在我发表意见以前，要强调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政治问题没有关系，也跟院校的教授们的理论没有关系，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实问题。

二、什么叫财政支农？

一般而言，财政投资主要是公共品领域，那么财政投资公共品能否对应投入农业，就要看农业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这个道理是清楚的。

对我国而言，农业是否具有公共品性质呢？按一般农业经济科学而言，农业是一个产业，农业生产的当然不是公共物品。但事实上，中国是个农村人口占70％，小农经济遍地，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以农业为工业、以乡村为城市积聚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因此，客观地说，我们应该看到农业本身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公共品的性质，为什么呢？

第一，农业与生态、环境的保护高度相关，特别是郊区农业具有明显的生态和环境作用。这与国外没有差别。

第二，农村社会基本的资源就是土地，土地并不仅仅是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资料，而更主要的是农民生存保障的基础，特别地在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这样基本体制条件下，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不向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天然的就把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寄托在土地上，中国出现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并且新中国三代领导人都强调这种分配是不变的。比如时强调不变（当然后来变了），大包干说十五年不变，现在说30年不变。不管怎么改变提法，新中国50年历史上三次土地分配都是按人为分配依据的，当年曾经设想过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实行大拉平，但是实际上也做不到，因为哪个村也不愿意别人占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基本上是按社区内部人口分配土地，这样土地事实上以社区为边界、天然就具有对社区成员农民的生存保障，因此就具有了社会职能。又由于任何政府，无论是中国政府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不可能与这样9亿农民人口（实际8亿8千万）交易，不可能对这么庞大的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因此，中国的农村土地承载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制度将是长期的普遍现象。我们测算到2030年至少不会变化。因此从2001年算起，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承担农民社会保障这个基本功能，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政府不可能承担8亿多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也是不可逆的制度条件，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土地定义为生产资料，而要把土地首先定义为社会保障资料。

由于农业最基本的资源——土地不能被认为是纯粹的一个产业里的生产资料，这与国外的差别是本质性的。因此土地、农业中的主要资源天然具有保障功能，具有社会职能；农业便因此具有了公共品的性质。

三、关于农村的社会开支

在所有发达国家，社会开支毫无例外，都是由政府财政保障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政府财政不能管、或者管不起的。于是农村社会事业开支，也要寄托于农村经济自身进行的收益分配调节。也就是说，在农村社区组织中，客观上也发生了类似于财政的功能，即二次分配，因此村社经济，曾有人专门研究县级政府与县级财政以下的非正规财政、即村社财政，研究乡村组织有无二次分配功能。比如说修桥补路，鳏寡孤独、照顾生老病死的事，几千年来都是由社区承担的。虽然现代制度下的政府以财政二次分配来承担修桥补路，鳏寡孤独这些公共职能，但这不过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也就是现代中国才有的。而长期看，哪怕二十世纪历史看，实际上财政上所能承担的农村的社会功能也是极其有限的，农村社会开支由财政负担几乎是天方夜谭。而村社本身就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职能。村社经济和村社社会本身结合为一体，其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公共品性质。所以三农问题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绝对不可以简单地归类于微观的农业经济领域，或是简单的农业微观产业的领域。因此，与财政投资有关系的是三农。

所以，要想说清财政支农，首先要把概念搞清，财政支农不是指农业，而是指三农。

四、以往财政支农的演变过程

现在，再看国家财政支农到底是什么状况？自从8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推进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这样一种农村基本制度后，国家财政基本上不再承担对农民、农村、农业的支撑，所谓历年财政用于农业的开支或支农资金，实际上主要是部门开支，农业各部门如水、电、供销、粮食、农业技术等相关部门，其实是部门在财政的盘子里分配的所谓支农资金。

由于86年前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人们很难在原来的经济框架内找到它的地位，因此给它赋予特殊职能，乡镇企业应该承担以工支农，以工建农，以工补农。这些国家不再承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交给乡镇企业了；国家不再承担农村基层村以下行政性开支，也交给乡镇企业了；国家也不再承担农村的社会保障开支，还是交给乡镇企业了。因此乡镇企业去补，去建，去支，国家允许税前列支1％，所有支农、建农、补农资金是可以税前列支的；还允许税前还贷。也就是说，当国家给乡镇企业赋予这些公共职能时，政策上是可以税前支付这种开支，保证企业替代国家财政职能可以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

但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为了实行公平竞争原则而把这些优惠取消了。从那以后，全国范围内乡镇企业开始大规模私有化，包括北京地区在内。原来，各地长期以来一直以为北京是以集体经济为主。

支农范文篇4

一、引言

《汉书•郦食其传》有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足则知礼节。可见，自古以来我国就已经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非常重视“三农”问题，提出了“让公共财政照耀农村”的新理念，不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多渠道、多种方式着力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广西农村居民收入也不断增加。2011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关于实施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意见》，对未来5年广西农村家庭和农民平均纯收入水平提出了明确目标，并就如何达到这一目标规划提出路径，即“到2015年，全区农村具有完全劳动能力的家庭农户平均户纯收入比2010年增加1万元以上，其中45%以上农户增收2万元以上；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650元，力争达8000元，排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前列。”在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广西农民增收必将达到预期目标。农民增收离不开财政支持。国内不少学者研究了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但所得结论不尽相同。杜玉红，黄小舟（2006）［1］以及杨林娟，戴亨钊（2008）［2］研究发现，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正面效应。缪小林，姚永秀（2007）［3］以及李普亮，贾卫丽（2010）［4］的研究则得出相反结论。对于广西来说，广西财政支农以及农民增收的现状如何？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怎样的效应？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分别反映财政支农和农民增收进行研究。

二、广西财政支农及农民增收的现状

1.财政支农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增加，财政支出规模从1978年的20.78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2545.70亿元，增加了121.48倍。同期，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则从1978年的2.25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310.9亿元，增加了137.05倍，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此外，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56.19%增加到2011年的155.14%，表明广西不断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2.农民增收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农村居民收入在不断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的173元增加到2011年的5231元，增长了29.16倍（见表2），广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3.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变化。广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的变化表现出密切关系。1989年之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表现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动特点，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则表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动特点。1990-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的变动都表现为“下降—上升—下降”，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变动幅度更大。1999-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表现出“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特点，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则先下降后上升，二者变动形成较大差异。2006年之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变动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则“下降—上升—下降”。可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二者表现出比较密切的关系。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二者之间表现出比较密切的关系。

三、广西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财政支农力度仍然较弱。广西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保持相对稳定，基本上保持在10%左右，表明财政农业支出的相对规模增速缓慢（见表1）。相比之下广西的产业结构越来越合理，但也表明广西农业产值增长相对较慢，这与巨大的财政农业支持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广西财政支农力度仍然较弱，导致农民增收相对缓慢。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广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拉大源于农民增收相对缓慢，而这又是由于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造成。二元户籍制度使大量农民长期束缚在土地上而不能自由流动，严重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苏现凤，梅峻，2009）。［5］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性因素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使农民增收缺乏宏观制度的外在推动力（陈锡文，2007）。［6］最后，广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结构不理想。从2010年的收入结构来看（见表3），广西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7.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5个百分点。农村家庭经营纯收入为2510.2元，占农民纯收入的55.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3个百分点。此外，广西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额占农民人均纯收入差额的52.6%，远高于其他项目所占比例。可见，广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结构不理想，收入来源相对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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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这是因为，没有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就无法让农民生活宽裕，就难以促进乡风文明的进步；同时，在经济发展中处理不好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只看当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由于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不同，城市与乡村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割舍又相互区别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既在各种状况下相互对立和矛盾，又相互补充和结合。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世界各国普遍以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各国又都采取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

新农村建设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我们要全面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搞好农田水利、农地整治等农业基本建设，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增加粮食生产投入，抓好粮食生产，保持粮食价格稳定。其次，要进一步加大促进农民增收的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措施，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第三，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使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地区，切实解决好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第四，要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改造治理力度，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维护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让农业生产保持低消耗、低污染的良性循环。

二、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农政策扶持

在我国农业进入新阶段之后，我们应该本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原则，改进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财政投入倾向农业和农村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则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我们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考虑到农村经济的现状和农村发展的需要，今后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是：采取有效措施，坚持两个“反哺”的原则，逐步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体现财政投入对农业和农村的倾斜。转贴于中

2.明确财政支农重点，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的投资

从国外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都十分注重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这是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措施。我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农村，也要从基础抓起。在现阶段，结合农业和农村的基本情况，财政支农在坚持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支持的同时，要加强对农村的交通、水电、文化、卫生等生活基础设施的投资，以降低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成本，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还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保护农业资源、发展生态农业、维护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区别各地区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支持方式和力度

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区位优势的差异，各地区农业生产状况不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平衡。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发展显然具有比较优势。相对来说，欠发达地区不是没有资源优势，就是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同时，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制于原有的经济基础，欠发达地区要赶上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总量规模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必须以高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政策上要区别对待，实现地区间农业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以实现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4.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是确保农业投入稳定增长和及时足额到位的前提条件。根据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结合农业财政投入的特点，各级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范围应各有侧重。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建立和完善地方财政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制度，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把财政支农资金用到实处。

5.发挥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导向功能，拉动社会资金投入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是各国政府投资和保护的重点产业，但并不是对农业的全部投入都属于公共财政的范围，都要由国家来投资。尽管我国已经进入支持、保护农业的新阶段，但不意味着农村全部公共事业都由国家和政府揽起，不能把建设新农村理解为由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运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直接增加农业投入，还在于吸引和带动全社会的农业投入。要注意调整和优化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农业基础性投入，为社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农业投资给予优惠和奖励，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

6.大力推进农村税费、农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福祉

农民负担问题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产生活条件息息相关。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除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相对过剩、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等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负担沉重。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收费、摊派和集资项目，以保证农民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农业生产，有富余的资金改善生活条件。

选择适当时机，改革现行的农地制度，在不改变农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活其经营权，让农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这对于促进农业生产资源合理配置，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都具有现实意义。

7.发扬民主，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运行的监控

随着财政支农力度的加大，对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运行的监控成为农村经济管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按照《预算法》、《会计法》、《农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支农资金的预算立项、使用过程、事后效益进行全面的监管。既要有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中介机构等的参与和密切配合，还要发挥广大农民群众对支农资金的监督作用，落实和完善村民的民主监督机制，促进农村的民主管理。

支农范文篇6

（一）选题意义。201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使用定向降准对符合条件的涉农金融机构提供更为充足的流动性，自此人民银行引导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工具箱中又多了一项有力工具。实施近两年，现行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多种支农政策工具实施效果如何，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环境下政策工具效果是否有差异，又是否起到预期的叠加协同效应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构建的金融支农绩效评估体系，对广东省现行政策工具实施效果进行比较、综合分析，为进一步提高金融支农水平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现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金融支农效应及支农再贷款等工具使用效果，较少通过建立绩效评估体系定量分析多种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个体效果及效应叠加。彭志强（2009）认为近年来定位于服务“三农”、支持“三农”发展的支农再贷款业务却不断萎缩，贷款规模大幅下降，结合潮州本地情况，发现农信社经营能力提高、资金自求平衡能力增强，支农再贷款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性等因素是造成经济欠发达地区支农再贷款发放萎缩的主要原因。王彦青（2013）认为河北省各级各类金融机构积极贯彻文件要求，涉农金融服务主体日益增多，信贷产品不断创新，资金分布也更趋合理，但仍需健全壮大基层涉农机构，建立县域涉农贷款的投放激励机制，完善农村保险体系，加强金融与财政政策配合，助推涉农信贷发展，满足“三农”日益增长的资金和金融服务需求。田湘龙（2011）通过对湖北省支农再贷款运用情况的调査，重点分析了导致支农再贷款运用减弱的流动性充裕、缺乏激励机制、管理约束过强、价格相对偏高等六大原因。毕翼（2013）从支农再贷款的中间环节－农村金融机构人手，对影响其使用再贷款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并挖掘原因，进而提出政策建议＾而对于具体的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使用效果，前人研究较多的主要是支农再贷款，部分成果建立了对支农再贷款的绩效评估体系，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乔海滨（2015）对内蒙古支农再贷款管理和使用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概括了基层人民银行的管理情况和金融机构的使用情况，总结了支农再贷款的社会效应，并有针对性地对支农再贷款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14）总结了黄南州支农再贷款使用绩效，提出了在支农再贷款使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分析了问题原因，最后提出了改进支农再贷款使用绩效的建议。李晶彦（2015）基于政策要求分析设立衡量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的指标，并根据实践经验和数据的可得性列举了可能影响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的主要因素，通过比较分析和实证检验筛选对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有显著影响的指标，分析各项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为优化支农再贷款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简锦恩（2010）认为支农再贷款政策及其效应，由于制度缺位和路径局限令其失去引导“三农”领域信贷资源配置的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形势下，应当以制度化、主导性、统筹城乡为原则，通过制度化管理、合理核定额度、丰富工具、建立风险控制机制等方式，重构支农再贷款管理体系。整体来看，目前文献对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研究以单一工具的定性分析为主，本文针对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效果难以定量分离的问题，建立包含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五维度的综合绩效评估体系，全面、定量的分析各个政策工具的执行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对支农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的多种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区域经济特点影响下政策效果的差异进行实证分析。

二、广东省货币信贷政策支农工具使用情况和特点

2011年以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不断完善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的投向和利率要求，并建立再贴现投放效果监测考核，加强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管理，开展法人机构的“一定存款比例考核”、“定向降准考核”与县域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差别化存款准备金考核，探索开办了支小再贷款、扶贫再贷款，增强对涉农企业以及县域地区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发挥了较好的定向宽松和利率引导作用，有力支持了广东三农经济发展。（一）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使用情况和特点。1．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使用情况。2014年2月7日，人民银行将原有的流动性再贷款划分出了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包括支农再贷款和支小再贷款，2014年正式开办支小再贷款，2016年创设了扶贫再贷款。2014－2015年期间，人民银行下调4次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同时为推广信贷资产质押，以信贷资产质押方式发放的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利率可再减10BP。自2014年始，对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上限及贷款增速作出明确规定并多次对上限进行下调，目前加点幅度按3个百分点掌握，最高可调整至5个百分点。为加强对农村地区和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提高再贷款政策效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将支农再贷款限额重点投向粤东、粤西、粤北等欠发达地区，支小再贷款限额重点投向小微企业较为聚集的珠三角地区，扶贫再贷款则全部投向国家、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地区。整体来看，再贷款规模逐步上升，但2016年以来，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广东“三农”及小微领域的有效信贷需求下降，涉农信贷风险明显上升，导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对支农、支小再贷款的资金需求减少，再贷款整体规模有所下降。2．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直接，直接增加了“三农”信贷资金，缓解涉农资金需求。二是杠杆撬动，撬动了更多资金投向涉农领域。人民银行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必须全部用于发放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并在借用再贷款期间，所发放的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借用再贷款资金总额。三是利率引导，引导金融机构降低涉农贷款成本。人民银行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在实际支付的各期限档次再贷款利率上原则上不超过3个百分点，随着再贷款利率的数次下调，金融机构发放的涉农及小微贷款利率也随之下调。（二）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和特点。1．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2014年8月，人民银行调整了再贴现业务的投向和操作要求，2014年9月，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建立再贴现效果投放效果监测考核机制，对再贴现资金投放效果、再贴现利率传导效果、再贴现资金使用效率、再贴现资金安全性等指标进行考核，其中“涉农票据占比高于30％或者小微企业票据占比高于50％”的考核力度最大，权重为70％，强化了再贴现工具信贷导向功能。从投向结构来看，再贴现投向涉农的比重稳中有升，保持在三成多的比重。与再贷款情况类似，2011－2015年五年间，投向涉农的再贴现的覆盖地区、累计发放额等指标也逐年增加，但自2016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整体规模也有所下降。2．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温和，投向结构比重较为持稳。2011以来，投向涉农的再贴现累计发放额占比最低24．88％，最高37．72％，变化不大，主要地区集中于湛江、清远、河源等农业产群化地区。二是利率引导，引导金融机构降低票据贴现成本。人民银行要求，办理再贴现的票据贴现利率原则上应低于不办理再贴现的票据贴现利率，该项指标考核权重为15％。（三）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使用情况和特点。1．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使用情况。2010年建立“一定存款比例考核”，考核对象主要为贫困地区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考核达标的机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同时，对新成立的农商行可以给予一个季度的过渡期准备金率，缓解资金压力。2014年创设“定向降准考核”，人民银行首次实施定向降准工具，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考核达标的机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同时，对县域地区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进行考核，考核达标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2个百分点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同样，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各法人机构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力度下降，2016年，考核达标机构的小微企业与涉农贷款增速均逐年下降，2016年甚至低于各项贷款增速。2．结构性准备金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较为间接，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投放。2014年实施定向降准以来，考核达标的金融机构在信贷结构、信贷投放增速、信贷投放存量等方面的指标明显优于未达标的金融机构。二是短期内改善金融机构流动性效果较好。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以考核形式决定降准与否，在短期内对改善金融机构流动性资金需求作用较为积极，而对改善信贷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弱，获得执行较低档次准备金率的机构并未立即表现出更高的信贷投放增速与增量。三是存在地区差异性，在农业主产区和山区效果更为明显。定向降准通过对涉农信贷指标进行考核，降低符合条件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增强其信贷能力，在执行中发现，该政策在农业主产区和山区效果更为明显。从广东的执行情况看，在粤北地区定向降准对涉农贷款的引导作用较珠三角及粤东西两翼明显。

三、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及基于广东省的测算

运用AHP模型构建包含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五维度的综合绩效评估体系，测算近五年广东省的支农政策绩效水平，并对其趋势特点进行归纳总结。（一）构建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i．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构建及指标选取。参考文献关于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的论述，结合广东省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使用情况，本文在建立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时，围绕货币信贷支农工具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支农信贷投人达到支农、惠农的政策目标，设定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四个准则层目标，同时加人考察政策工具实施最终效果的三农发展指标，共5个准则层目标。再根据5个准则层目标，考虑符合经济意义、数据可得性、指标具代表性等条件，选取了涉农贷款增速、农户贷款审批通过率、涉农贷款中非房地产业占比、新型农业主体贷款占比、涉农贷款利率、涉农贷款相对各项贷款利率高低、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回收率、金融机构利润增长率、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农村人均纯收人、人均农业总产值11个指标层，具体绩效评估体系内容及变量见下表。2．指标权重确立。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向广州分行及广东省辖内19地市人民银行货币信贷部门负责人及1名主要业务骨干发放调查问卷采集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然后以Satty的比例九标度体系确定了取值标准。即以1、3、5、7、9分别代表指标i和j两相比较一样重要、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和极端重要，而介于等级之间的程度比较分别赋值为2、4、6和8。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0份，使用expertchoice11．5计算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具体各层权重见下表，其中inconsistencyratio＝0．06，小于0．1，说明数据通过一致性检验。根据算得指标权重，在准则层中权重最大的为支农信贷资金投放和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权重均为0．248，其次为三农发展。在指标层中，权重最大的五个指标依次为涉农贷款相对各项贷款利率高低、涉农贷款增速、农村人均纯收人、新型农业主体贷款占比和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回收率。（二）基于广东省的近五年数据测算及趋势分析。基于上述绩效评价体系，将广东省19地市汇总数据代人算出2010年－2016年上半年货币信贷政策支农整体绩效，具体绩效情况见下表。通过绩效评价结果，发现广东省货币信贷政策支农效果呈现以下趋势和特点：1．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的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能排除外部影响，较好拟合实际金融政策支农效果。相对于使用客观赋值法，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的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可以有效避免由于财政支农力度、农业灾害等非货币信贷政策因素对绩效结构的外部影响，较好的拟合实际金融政策支农效果。从2010－2016年的测算结果看，结果与客观情况整体一致，具有推广运用的实践意义。2．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稳步提高，绩效增长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14年－2016年上半年，货币信贷政策支农平均绩效为0．989，较2010年－2013年平均绩效提高了0．075，期间表征质量的支农信贷资金结构平均绩效稳步提升，有效弥补了表征规模的支农信贷资金投放平均绩效下降带来的影响，说明绩效增长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14年以来支农货币信贷政策更加注重对信贷资金的结构优化，总行先后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除了引导支农资金避免过度进人县域房地产市场，还特别提出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地区的金融支持。3．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绩效保持较髙水平，但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水平有待进一步降低。2010年－2016年上半年，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平均绩效分别为0．151、0．178，均接近满绩效水平。支农信贷资金利率绩效小幅下降，说明政策工具未能显著降低支农资金利率水平，细分的看，表征支农资金绝对利率水平的绩效由0．041降至0．037，而表征相对利率水平的绩效由0．205降至0．170，相对利率水平降幅更大，在当前流动性较为充裕，整体市场利率水平下降的背景下，支农信贷资金的利率降幅不及一般贷款。

四、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绩效评估——基于广东省的实证

为了检验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对支农绩效的影响程度，本章对2011年－2016年上半年期间13个半年度的广东省内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四个区域支农绩效进行测度，并以此为被解释变量，以各个支农货币信贷工具为解释变量，分别检验支农货币信贷工具的个体固定效应，以此分析支农货币信贷工具实施效果受地区、时期的影响程度。被解释变量：运用上文建立的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体系，分别测度2010年上半年－2016年上半年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四个区域的支农绩效（IND），结果如下图：解释变量：通过采集广东省内自2010年1月以前开业的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使用支农再贷款（REL）、再贴现余额（RET）以及涉农指标符合定向降准条件释放资金（TARR）三个变量，为消除量纲的影响，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取值大于0，且方差为1，处理后各变量量纲不同造成的问题得到解决。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中的Summary检验，滞后阶数选择采用Schwarz法则自动选择，以下将LLC检验结果列出。由检验得出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绩效（IND）为平稳数据，而支农再贷款（REL）、再贴现余额（RET）、定向降准释放资金（TARR）三个变量为1阶平稳，回归分析对1阶平稳的三个变量差分后数据，防止由于非平稳数据导致的伪回归。为了更准确地检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借助hausman检验，L－L检验以及从核心变量系数具有实际意义的角度选取相应的模型，模型1首先检验各政策工具对支农绩效结果影响的显著性，模型形式为：＝／？＇以v＋／32／？￡7＾＋ft；，，＋C，＋＋，该模型采用变截距不变系数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最佳；模型2、3分别检验支农再贷款（REL）、涉农指标符合定向降准条件释放资金（TARR）对支农绩效结果的地区差异，模型2形式为：Q＋吖，，模型3形式为：＝AM邮．，＋G＋气，，均采用不变截距变系数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最佳，而投向涉农的再贴现主要集中西翼地区，其他地区较少发生，因为无法单独建立模型进行检验。整体来看，3个回归模型结果良好，／？2都在0．6以上，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F值均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DW值显示不存在明显的残差自相关，由结果可知：1．支农再贷款普适性髙、区域差异性小，适合作为引导资金加大三农支持力度的常规性政策工具。从模型1看，支农再贷款对支农绩效影响通过1％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数说明支农再贷款与支农绩效均为正相关，与其经济意义相符，支农再贷款直接增加涉农金融机构“三农”信贷资金，同时明确规定再贷款资金必须投向涉农领域，通过直接增加资金和防止资金流出硬约束两重措施保障了支农、惠农的政策效果。从模型2看，支农再贷款在山区、珠三角和东翼均能显著提高支农绩效，且区域间系数差异相对较小。其中再贷款在山区对支农绩效的提升最为明显，系数为4．56，小幅高于珠三角的3．84，主要原因是山区五市是再贷款政策支持的重点区域，再贷款作为支农信贷资金来源之一，在该区涉农贷款中占比为2％，高于其他地区，频繁使用支农再贷款产生规模效应；珠三角地区金融机构经营效率和贷款审批最为高效，支农再贷款资金平均利用率达94．49％，政支持资金转化为涉农信贷最为迅速，因此政策工具支农效果仅次于山区。2．涉农再贴现产生的政策效果依赖于区域农业产群化水平，适合作为加大特定区域支农水平，促进支农政策与农业产群化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择性政策工具。从模型1看，投向涉农再贴现并不能普遍提升全省四区域的支农绩效水平，主要原因是从总体看再贴现使用次数较其他工具都少，且使用区域主要集中在湛江、清远、河源等农业产群化地区，在非农业产群化地区受制于农业企业规模较小、产业链条较短、结算票据量不大等因素，难以取得广泛效果，而在农业产群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湛江，政策效果则非常明显。3．定向降准在释放流动性的同时能提升区域政策支农绩效，但政策效果区域差异大，在主要作为流动性操作工具的同时兼具调节区域间三农发展的功能。从模型1看，定向降准对支农绩效影响通过10％显著性检验，说明定向降准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支农绩效，但效果仍有提升的空间。定向降准目前为不定期实施，金融机构较难对政策形成明朗预期，同时并未对释放资金投向涉农设置硬约束，弱化了政策工具的引导信贷资金进入“三农”领域的效果。从模型2看，定向降准实施效果有较大的区域差异性，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与资金充裕程度成反向关系，存贷比较高的地区支农绩效增幅较大，该工具在山区对支农绩效的提升最为明显，其后依次为珠三角、西翼和东翼，系数分别为4．93、3．33、1．12和1。山区金融机构支农信贷增长受限于资金瓶颈，定向降准释放资金恰能解决资金来源问题。珠三角地区金融机构普遍存款规模较大，下调同样幅度的存款准备金情况下能释放更多的信贷资金用于支农，同时，珠三角也是完成农商行改制占比最髙的地区，农信社改制农商行不但使自身资本金扩大、充足率提高，也在公司治理水平、风险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方面得到增强，更易于将定向降准释放的支农惠农政策信号嵌人经营管理决策中，从而提高支农水平。而东西两翼尤其是东部地区金融机构资金较为充裕，对加大支农信贷投入从而在达到定向降准后增加可贷资金的动力不强。综合两个模型的结果发现，定向降准在作为释放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还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涉农信贷资金投人、提升区域政策支农绩效的功能，但效果区域差异性大，在资金充裕地区效果有待提升。

五、研究结论及进一步提高货币信贷政策支农效果建议

支农范文篇7

关键词:财政支农规模结构对策建议

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始终倍受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近年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思路，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对策。

一、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3、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近几年有止跌上升趋势从图3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急剧下降阶段，从1979年的13.6%降到1985年的7.7%.这一时期由于农村普遍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持续大发展，国家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第二阶段：1985—1991年缓慢上升阶段，1991年达到10.26%.第三阶段：1991—2006年缓慢下降阶段，除1998年和2004年的小幅增加外，大致呈下降趋势。1998年的上升是由于1997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大洪水泛滥，国家发行国债加大对长江和淮河的投资。2004年的上升是由于农业连续多年滑坡，国家重视“三农问题”。

4、从合法合规性来看，相关支农要求常得不到有效落实从国内的法律来看，《农业法》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落实。1993年《农业法》施行以来的有关情况见图1和图4.从图4可知，实施《农业法》以来，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总体水平的法律要求基本实现，只有1999年例外。1993—2006年的14年中，有9年是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法定要求，特别是1999年财政支农增长幅度为负，所占比例竟高达64.3%；只有5年达到法定要求，所占比例仅为35.7%.1996—1998年3年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实现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的：由于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与淮河流域洪水泛滥的特殊情况，国家通过发行大量国债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长江和淮河治理的投资；2004年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2006年是2005年超低反弹，且财政支农增长幅度的稳定性也差一些。总体来看，《农业法》的一部分要求落实较好，而另外一部分要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从国际惯例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农措施远远没有达到WTO协议的规定。在WTO协议框架下，“黄箱”的支持比例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我们国家不到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没有很好利用“黄箱政策”的条款，更没有充分有效利用“绿箱政策”。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如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其不会对农产品的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协议根本不限制“绿箱政策”。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完全不用担心与国际规则相矛盾，应大胆根据我国的农业实际需要和财力来安排支农资金。

二、结构：明显不尽合理，亟需较大改善

1、从内部结构来看，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明显不合理目前财政支农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都明显不合理，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结构的基本情况见图5.财政支农最大的一项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为68%，所占比例太高。而其两个部分结构也极不合理，由于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等原因，用于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比重大，增长速度很快；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如农业事业专项经费及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的专项经费等支出比重较小，增长缓慢。

财政支农第二大项是农业建设基本支出，占24%，所占比例不高，其中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又占绝大多数，而用于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投资非常少，所占财政支农比例大致为10%.“七五”时期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59.6%，“八五”时期为63.1%，“九五”时期为63.4%，实际上这些投资是全社会都收益，与农业直接生产关系不大。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绝对数额很小，所占比例过低。2000—2006年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增长最快的七年，只有99.30亿元，此期间农村人均每年科技三项费用仅为0.26元，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会更少。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约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现在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一般是60%～80%，而我国目前不足40%.要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必须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推广支持力度。

2、从变化趋势来看，财政支农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完善我国财政支农的结构变化见表1.从表1可知，我国支援农村支出及事业费规模急剧扩大，但其比例增加更为迅速，从50年代的35%一直增加到80年代的68%，增加了近一倍，之后如此高比例继续稳定，1950—2006年的平均值高达66%.但农业建设基本支出比例却从50年代的49%减少到80年代的23%，之后基本保持此低比例，1950—2006年的平均值仅为26%.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逐步上升，从“六五”时期的53.8%上升到“九五”时期的63.4%，上升幅度惊人。而与农业直接相关的投入比例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与公共财政的要求和农村实际的需要背道而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基本演变是：1950—1962年没有，1963—1967年有一点，而1968—1970年又取消，之后逐渐增多，1950—2006年总共才171.4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1950—1980年期间，由于我国的贫困人口数目较大、比例较高，农村救济费用规模增大但是比例减少，1984—2005年则没有，2006年突增330.88亿元。总之，从纵向的各个时期相比，财政支农结构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三、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但是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财政支农的结构性问题容易被规模不断增大所掩盖，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引起人们和国家的足够重视，这恰恰是严重影响财政支农作用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

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规模，充分发挥其积极推动作用一方面，依照《农业法》的要求，应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应结合国际惯例，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在国家财力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支农幅度并保证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应依据市场原则创新财政支农方式，采用补助、贴息、担保、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效应、杠杆效应、放大效应；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形成支农资金多元化、多渠道的新格局。

2、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财政支农结构首先，扭转支援农村生产中农林水利等部门的事业费过高现象。如果扣除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直接用于支农支出资金所占财政支农支出总额比例是很低的，这些部门的事业费过高导致支农支出资金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农业较快发展。建议把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从财政支农支出中划出去，使项目含义名副其实，更为科学合理。其次，加大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改变带有全社会普遍受益性质的水利工程、林业生态等建设占比重较大而直接用于农业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占比重较小的局面。最后，尽快增加农业科技的投入。财政长期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宋乃公、王大用、国鲁来等：如何让资金高效流入新农村[J].人民论坛，2006（5）。

[2]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创新财政支农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J].中国财政，2006（9）。

支农范文篇8

农业的基础性、弱质性、公共性决定了政府财政必须对其支持和保护。近年来,由于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中央财政、甚至许多省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保护程度明显加大。但是，对农业财政支出的运行却缺乏系统的管理，监督约束机制也不够健全，导致挤占、截留、挪用甚至贪污农业财政支出的现象时有发生，农业财政支出的运作效率不高。本文在回顾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制的基础上，剖析了财政支农支出监管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财政监督的经验，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的框架构成，探讨了该体系的具体运行机制和相关配套措施，以期对我国政府制定农业财政支出的政策提供指导，保证有限支农资金的合理分配使用，保障农业财政支出的有效运行。

一、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现行财政体制框架下,我国农业财政主要支持农业、林业、水利、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反映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主要包括:农业支出、林业支出、水利支出、扶贫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财政支农支出监管是指政府和社会对财政支农预算的编制、审议、修改、批准到执行与执行中必要的调整的规范化管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管体制随经济的发展和财政制度的变革，先后经历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阶段(1950-1979年)、分级包干阶段(1980-1993年)和分税制阶段(1994年至今)。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制虽然在特定阶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供给制和单一行政管理的严重弊端，导致了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一）支农资金投入渠道多，但难以发挥整体效益。一方面,投入农业的资金除财政资金外,还有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发展改革委）、各有关部门分配和管理的资金(即条条下达的资金)；另一方面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看,支农资金分散在农财、农发、基建等多个职能科室。多主体、多渠道投入对增加农业投入总量具有积极意义,但从使用上看,各业务部门在分配安排资金时,按照各自的计划自成体系,集分配、使用、管理、监督于一身,与其他部门协调配合不够,给财政部门的宏观管理带来极大困难,导致支农资金投入分散,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问题突出,使得支农资金很难发挥整体效益。

（二）支农资金被挤占、挪用。目前我国支农资金往往被挤占、挪用。一些财政困难资金调度无力的地方，通常挤占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发放工资，弥补公用经费不足。有的以会议费、差旅费、业务费、考察费等名目繁多的非生产性支出挤占生产性资金，导致专款不能专用。由于农业建设周期性长,市场效率较低,见效慢,一些领导为了早出政绩,不惜牺牲支农资金来进行其他所谓出成果快的项目建设。

（三）财政配套资金不实。近年来,为了切实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央有关部委出台了许多财政支农资金项目,但要求地方能够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由于大多数地方财政困难,配套资金难以提供,但又不愿失去财政专项支农资金,于是地方政府往往采用虚构当地农村经济发展项目,虚增地方支农资金,套取中央财政专项支农资金,以达到将中央财政专项支农资金挪作地方财政他用的目的,从而形成了中央的专项资金基本上都能到位,但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低或不到位的现象。

(四)预算管理不够规范。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预算法》,但财政支农资金预算却难以完全依法办事。一是法定预算程序过于单一、时间短,审议过程有的流于形式,编制预算权和支出责任分离,分配资金上有些随意性。有时地方政府为了快出政绩,往往压缩农业投入,增加二、三产业支出。二是缺乏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正在探索和建设中,对乡镇财政来说,大多还缺乏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办法,一般是通过专项补助形式进行的,而补助量的多少又没有以明确和严格的事权为依据,难以排除随意性,使支农资金不能得到保证。目前各级人大财经委没有真正发挥审议、监督预算的作用。

（五）财政部门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尽管国家对农业投资项目做出了招投标、工程预决算审核等一系列规定，但由于缺乏跟踪问效，部分建设单位千方百计编造理由以规避国家的规定，致使投资成本上升，效益低下。目前，拨付到农业投资项目的财政资金需要经过财政部门到项目主管部门再到建设单位最后才到施工单位，拨款环节多，手续繁琐，时间长，大大增加了在中间环节被挤占、挪用的可能性，项目资金到位率将大

打折扣。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上逐年增长，但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却逐年降低。在资金分配上存在“撒胡椒面”现象，资金使用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六）法律监督滞后。我国目前己初步形成财政法律体制框架，但财政支农支出的立法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要求不相适应，突出表现在现行有关对财政支农支出监管的法律规定大多散布在各相关的财政法律、法规或政策性文件规章之中，可操作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迄今尚无一部完整的、具有针对性的对有关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督职能、内容和手段等方面做出专门性规定的法律，这极不利于财政支农支出监管的组织和实施，严重影响了财政支农支出监管职能的发挥。

（七）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中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在多层次政府结构的背景中，政府间的财政支农支出关系由于过多的政府层次和过多的政府部门而表现出复杂性，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很难到位，财政调控手段不协调，从而导致财政支农支出资金运作中出现诸多问题。

二、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的构建

（一）国外财政监督经验借鉴。各国因政权形式不同，历史制度传承性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采取的财政监督类型亦各有不同。综观国际做法，财政监督主要可以分为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财政监督等四种类型。立法监督是通过制定财政、财务管理、会计的相关法律，依法管理国家总预决算。审计机关和监督机关向国会负责。如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司法监督是按照宪法及其他专门法律审核国家财政预算决算、税收及财务等。而掌握执法的主体是独立于行政和财务之外的审计法院，具有司法性质，如西班牙。行政监督即整理财务行政和核实财政收支，检查处理违法行为。其特点是置于政府领导之下，隶属财政部或与财政部平行的监督机构，如前苏联、东欧各国、瑞士、瑞典、玻利维亚、冰岛等。日本的财政监督早期隶属于大藏省，1889年公布了《会计检察院法》，规定会计检察院隶属于天皇，独立于内阁之外，既不属国会，也不属内阁，与其他司法机构平行隶属天皇的专司国家财政预决算编制、会计财务的检查机构。以上财政监督类型各有所长，不能一概而论这一种是否比另一种更为优越。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许多国家也并非单独采取一种财政监督类型，而是几种类型兼而有之。

（二）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的内容。本着系统性原则、效率原则、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法制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和国际协议原则，借鉴国外财政监督经验，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督保障体系应该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的宏观监督、财政部门的日常监督和审计部门的事后监督组成，并以社会监督为补充、以法律监督为保障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保障体系。

1.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制定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全面保证《农业法》和相关财经法律法规的实施，依据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对与财政支农支出相关的经济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是否按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财政支农支出活动的行为所进行的宏观监督。

我国《预算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中央和地方的预算和决算进行审查监督，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级和下级政府的预算和决算进行审查和监督。财政支农支出预算的审查监督主要是对预算安排进行监督，依法监督检查财政部门对农业投资的预算编制的有效性、合理性和预算审批程序的合法性。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把住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关，制定不违背国家基本法、适应地方需要的财政支农支出政策和监管制度，并拥有解释权。

2.财政部门的监督。财政部门的监督是整个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的核心，主要目的是尽早发现问题并及时杜绝，保障对农业投资资金的管理水平，一般是在事前和事中进行监督，而且监督工作是日常不间断的。财政部门的日常监督主要应包括预算监督、财务监督、财政投资评审和财政部门的内部监督四个方面。

3.审计部门的监督。审计部门的事后监督是指由审计部门依法对被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查，评价责任，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宏观调控的独立性。审计部门在进行审计时，将财政、农业、林业等部门的财政支农预算支出项目与要实现的对农业贡献程度的工作任务量化指标挂钩，考核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逐步增加财政支农支出资金使用情况的透明度与公开性。

4.社会监督。社会监督是依据宪法和法律享有一定权利的公民、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等利用多种方式对财政支农支出从审批立项、投入运作直至最终效益评估等全过程

的监督，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监督和群众监督两个方面的内容。社会经济监督是通过国家的授权，经国家批准的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对使用财政支农资金或实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的企业单位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和审查。群众监督一般通过舆论监督，申诉、控告或检举，参政议政等渠道。

5.法律监督。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督法规应包括规范财政支农支出监督客体行为的财政法规及相关的经济法规、规范财政执法主体行为的财政法律法规、规范财政支农支出监督主体处罚违法违纪行为的法规。但就目前而言，这三方面的法规建设都严重滞后，难以给财政支农支出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法律保障。财政支农支出监督的立法有三个层次：一是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要修订和尽快出台的有关财政支农支出监督的法律，如《财政法》、《预算法》、《财政监督法》、《农业投资法》等一系列涉及到财政支农支出监督问题的根本大法；二是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制定的关于财政支农支出监督的规定:三是地方性财政监督法规，如关于财政支农支出监督管理的立法管理权等。财政支农支出监督法制的内容涉及到六个方面：(1)关于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督机构、职责和监督程序的法律规定；（2）关于财政支农支出预算监督的法律规定；(3)关于财政、农业、林业以及畜牧等与财政支农支出相关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监督的法律规定；(4)关于农业基本建设财务监督的法律规定；(5)关于会计监督、审计监督的法律规定；(6)关于对违反财政支农支出监督法规处罚的法律规定。

（三）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督的运行环节。对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督保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农业经济的各个方面，财政支农支出本身有着十分复杂的目标，许多目标难以表述和量化，并且随着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财政支农支出监督要体现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统一的原则:这就是事前通过预测、计划和决策，控制财政支农支出的支出总量和支出结构;事中通过过程监督，确保各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等部门有效使用财政支农支出资金，防止不合理的农业投资;事后要继续加强对项目完成投入运行后的监督和评价。所以，财政支农支出监督的运行包括:计划与决策、执行、评价与信息反馈、调节四个环节。这些环节各自分工，协同运作，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

三、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的配套措施

（一）转变政府职能。我国入世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政府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面临的挑战最为直接和突出。按照wto开放的市场体系要求，政府的管理权限受到严格限制，政府职能要更多地转向营造农业投资环境和提供发展农业所必需的公共服务上来，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简化审批程序，规范审批行为。

支农范文篇9

【关键词】财政支农规模结构对策建议

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始终倍受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近年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思路，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对策。

一、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

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3、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近几年有止跌上升趋势

从图3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急剧下降阶段，从1979年的13.6%降到1985年的7.7%。这一时期由于农村普遍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持续大发展，国家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第二阶段：1985—1991年缓慢上升阶段，1991年达到10.26%。第三阶段：1991—2006年缓慢下降阶段，除1998年和2004年的小幅增加外，大致呈下降趋势。1998年的上升是由于1997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大洪水泛滥，国家发行国债加大对长江和淮河的投资。2004年的上升是由于农业连续多年滑坡，国家重视“三农问题”。

4、从合法合规性来看，相关支农要求常得不到有效落实

从国内的法律来看，《农业法》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落实。1993年《农业法》施行以来的有关情况见图1和图4。从图4可知，实施《农业法》以来，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总体水平的法律要求基本实现，只有1999年例外。1993—2006年的14年中，有9年是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法定要求，特别是1999年财政支农增长幅度为负，所占比例竟高达64.3%；只有5年达到法定要求，所占比例仅为35.7%。1996—1998年3年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实现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的：由于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与淮河流域洪水泛滥的特殊情况，国家通过发行大量国债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长江和淮河治理的投资；2004年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2006年是2005年超低反弹，且财政支农增长幅度的稳定性也差一些。总体来看，《农业法》的一部分要求落实较好，而另外一部分要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从国际惯例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农措施远远没有达到WTO协议的规定。在WTO协议框架下，“黄箱”的支持比例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我们国家不到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没有很好利用“黄箱政策”的条款，更没有充分有效利用“绿箱政策”。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如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其不会对农产品的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协议根本不限制“绿箱政策”。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完全不用担心与国际规则相矛盾，应大胆根据我国的农业实际需要和财力来安排支农资金。

二、结构：明显不尽合理，亟需较大改善

1、从内部结构来看，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明显不合理

目前财政支农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都明显不合理，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结构的基本情况见图5。

财政支农最大的一项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为68%，所占比例太高。而其两个部分结构也极不合理，由于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等原因，用于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比重大，增长速度很快；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如农业事业专项经费及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的专项经费等支出比重较小，增长缓慢。

财政支农第二大项是农业建设基本支出，占24%，所占比例不高，其中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又占绝大多数，而用于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投资非常少，所占财政支农比例大致为10%。“七五”时期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59.6%，“八五”时期为63.1%，“九五”时期为63.4%，实际上这些投资是全社会都收益，与农业直接生产关系不大。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绝对数额很小，所占比例过低。2000—2006年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增长最快的七年，只有99.30亿元，此期间农村人均每年科技三项费用仅为0.26元，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会更少。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约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现在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一般是60%～80%，而我国目前不足40%。要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必须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推广支持力度。

2、从变化趋势来看，财政支农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完善

我国财政支农的结构变化见表1。从表1可知，我国支援农村支出及事业费规模急剧扩大，但其比例增加更为迅速，从50年代的35%一直增加到80年代的68%，增加了近一倍，之后如此高比例继续稳定，1950—2006年的平均值高达66%。但农业建设基本支出比例却从50年代的49%减少到80年代的23%，之后基本保持此低比例，1950—2006年的平均值仅为26%。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逐步上升，从“六五”时期的53.8%上升到“九五”时期的63.4%，上升幅度惊人。而与农业直接相关的投入比例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与公共财政的要求和农村实际的需要背道而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基本演变是：1950—1962年没有，1963—1967年有一点，而1968—1970年又取消，之后逐渐增多，1950—2006年总共才171.4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1950—1980年期间，由于我国的贫困人口数目较大、比例较高，农村救济费用规模增大但是比例减少，1984—2005年则没有，2006年突增330.88亿元。总之，从纵向的各个时期相比，财政支农结构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三、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但是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财政支农的结构性问题容易被规模不断增大所掩盖，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引起人们和国家的足够重视，这恰恰是严重影响财政支农作用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

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规模，充分发挥其积极推动作用

一方面，依照《农业法》的要求，应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应结合国际惯例，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在国家财力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支农幅度并保证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应依据市场原则创新财政支农方式，采用补助、贴息、担保、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效应、杠杆效应、放大效应；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形成支农资金多元化、多渠道的新格局。

2、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财政支农结构

首先，扭转支援农村生产中农林水利等部门的事业费过高现象。如果扣除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直接用于支农支出资金所占财政支农支出总额比例是很低的，这些部门的事业费过高导致支农支出资金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农业较快发展。建议把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从财政支农支出中划出去，使项目含义名副其实，更为科学合理。其次，加大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改变带有全社会普遍受益性质的水利工程、林业生态等建设占比重较大而直接用于农业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占比重较小的局面。最后，尽快增加农业科技的投入。财政长期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宋乃公、王大用、国鲁来等：如何让资金高效流入新农村[J].人民论坛，2006（5）.

[2]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创新财政支农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J].中国财政，2006（9）.

支农范文篇10

前不久，我们针对中国加入WTO以后的三农问题开了会，研讨一旦加入WTO，我们的农民问题会怎么样，农村和农业经济怎么应对。那个会是请国家各部门搞政策研究的人参加，几乎未请院校搞规范研究的人参加。因为纯粹搞理论的研究人员容易把现实问题的讨论意识形态化。

从99年4月份中美加入WTO谈判以来，理论界关于WTO的讨论似乎很难深入下去，人们想当然的将WTO和改革开放划了等号，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被二十年发展过程证明为高度正确。因此，在这种具有“政治正确”的话语之下，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谁似乎就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嫌疑。所以关于WTO问题讨论很难深入下去，学术界谈了两年，似乎都在谈利呀弊呀，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其实，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农村、农业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普遍受到冲击、挑战，农村经济凋敝，小农破产、大量流离失所，是形成城市贫民窟的主要来源，已经被近十多年的国际经验所充分证明。人们之所以不愿意说，是受制约于这种话语：加入WTO是改革开放，认为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就是赞成改革开放；如果认为加入WTO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可能就有政治上不正确的嫌疑。

有鉴于此，希望今天讨论财政支农这么具体的话题，能够避免这个不良倾向，不要把本来复杂的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化实际就是简单化，简单化地讨论社会主义、到底姓资姓社，或者改革还是不改革，这些一旦意识形态化以后，讨论就很难深入。所以在我发表意见以前，要强调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政治问题没有关系，也跟院校的教授们的理论没有关系，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实问题。

二、什么叫财政支农？

一般而言，财政投资主要是公共品领域，那么财政投资公共品能否对应投入农业，就要看农业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这个道理是清楚的。

对我国而言，农业是否具有公共品性质呢？按一般农业经济科学而言，农业是一个产业，农业生产的当然不是公共物品。但事实上，中国是个农村人口占70％，小农经济遍地，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以农业为工业、以乡村为城市积聚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因此，客观地说，我们应该看到农业本身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公共品的性质，为什么呢？

第一，农业与生态、环境的保护高度相关，特别是郊区农业具有明显的生态和环境作用。这与国外没有差别。

第二，农村社会基本的资源就是土地，土地并不仅仅是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资料，而更主要的是农民生存保障的基础，特别地在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这样基本体制条件下，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不向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天然的就把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寄托在土地上，中国出现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并且新中国三代领导人都强调这种分配是不变的。比如时强调不变（当然后来变了），大包干说十五年不变，现在说30年不变。不管怎么改变提法，新中国50年历史上三次土地分配都是按人为分配依据的，当年曾经设想过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实行大拉平，但是实际上也做不到，因为哪个村也不愿意别人占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基本上是按社区内部人口分配土地，这样土地事实上以社区为边界、天然就具有对社区成员农民的生存保障，因此就具有了社会职能。又由于任何政府，无论是中国政府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不可能与这样9亿农民人口（实际8亿8千万）交易，不可能对这么庞大的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因此，中国的农村土地承载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制度将是长期的普遍现象。我们测算到2030年至少不会变化。因此从2001年算起，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承担农民社会保障这个基本功能，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政府不可能承担8亿多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也是不可逆的制度条件，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土地定义为生产资料，而要把土地首先定义为社会保障资料。

由于农业最基本的资源——土地不能被认为是纯粹的一个产业里的生产资料，这与国外的差别是本质性的。因此土地、农业中的主要资源天然具有保障功能，具有社会职能；农业便因此具有了公共品的性质。

三、关于农村的社会开支

在所有发达国家，社会开支毫无例外，都是由政府财政保障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政府财政不能管、或者管不起的。于是农村社会事业开支，也要寄托于农村经济自身进行的收益分配调节。也就是说，在农村社区组织中，客观上也发生了类似于财政的功能，即二次分配，因此村社经济，曾有人专门研究县级政府与县级财政以下的非正规财政、即村社财政，研究乡村组织有无二次分配功能。比如说修桥补路，鳏寡孤独、照顾生老病死的事，几千年来都是由社区承担的。虽然现代制度下的政府以财政二次分配来承担修桥补路，鳏寡孤独这些公共职能，但这不过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也就是现代中国才有的。而长期看，哪怕二十世纪历史看，实际上财政上所能承担的农村的社会功能也是极其有限的，农村社会开支由财政负担几乎是天方夜谭。而村社本身就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职能。村社经济和村社社会本身结合为一体，其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公共品性质。所以三农问题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绝对不可以简单地归类于微观的农业经济领域，或是简单的农业微观产业的领域。因此，与财政投资有关系的是三农。

所以，要想说清财政支农，首先要把概念搞清，财政支农不是指农业，而是指三农。

四、以往财政支农的演变过程

现在，再看国家财政支农到底是什么状况？自从8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推进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这样一种农村基本制度后，国家财政基本上不再承担对农民、农村、农业的支撑，所谓历年财政用于农业的开支或支农资金，实际上主要是部门开支，农业各部门如水、电、供销、粮食、农业技术等相关部门，其实是部门在财政的盘子里分配的所谓支农资金。

由于86年前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人们很难在原来的经济框架内找到它的地位，因此给它赋予特殊职能，乡镇企业应该承担以工支农，以工建农，以工补农。这些国家不再承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交给乡镇企业了；国家不再承担农村基层村以下行政性开支，也交给乡镇企业了；国家也不再承担农村的社会保障开支，还是交给乡镇企业了。因此乡镇企业去补，去建，去支，国家允许税前列支1％，所有支农、建农、补农资金是可以税前列支的；还允许税前还贷。也就是说，当国家给乡镇企业赋予这些公共职能时，政策上是可以税前支付这种开支，保证企业替代国家财政职能可以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

但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为了实行公平竞争原则而把这些优惠取消了。从那以后，全国范围内乡镇企业开始大规模私有化，包括北京地区在内。原来，各地长期以来一直以为北京是以集体经济为主。

假说政府放弃了农村、农民、农业这些公共品开支的责任，已经把它交给乡镇企业了，而到90年代中期有些部门照搬西方制度，强调所有的企业应该是一条起跑线，税收拉平。这本来可以是好政策，如果税收拉平了，就应该请国家重新承担9亿农民的社会保障，把原来让乡镇企业替代职能，让政府财政再承担起来。可实际上相应的安排没有作。于是乎，一方面没有任何税收优惠，另一方面金融系统商业化改革以后不再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尤其不再给乡村以下的小型乡镇企业提供贷款，从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得到的贷款算起来下降到不到原来的1／3。可见，乡镇企业的支农职能丧失了，三农问题才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现在今年的自然灾害，已经导致了有的地区的人民弃耕撂荒，甚至个别的流离失所。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不要忘记，中国农业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它的地位是相当薄弱的。过去，50年代到70年代，尽管大量从农业提取积累，但国家用于农业的投入，从财政算大帐看是逐年增加的，由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国家财政支农投资增加，农民的无偿劳动增加，导致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有了根本变化，从南粮北调改成北粮南运，北方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大面积的改善，整个农业生产能力得到稳定的提高。中国从此不再是因灾就减产，因为北方水利设施改善了，灌溉面积增加了，再大的灾荒都不怕了，还造成从南粮北调改成北粮南运。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再没有因为自然灾害导致过全国性的粮食供给不足。而80年代大包干后连续20年，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基本上表现为部门投资，部门投资又被大量挪用于楼堂馆所建设，这些问题有的已是审计部门查处过了。

最近我刚从西部各地调查回来。人们到贵阳、重庆，到所有西部省份的省会，城市的繁华绝对不亚于北京，高楼林立，大量未完工房地产项目正在上马，这些都是西部开发资金，财政发国债投资仍然先上城市建设项目，基本上还是在重演着过去的故事。

因此，应该说近二十年财政支农这四个字可以得到几个印象：第一，实际上是部门在分配财政资金，在养人，而没有真正用于支农；有些投入可能转化为乡村债务和农民负担。第二，财政税收政策的改变，实际上使乡镇企业放弃了对原来就有公共品性质的“三农”的基本保障的职能。因为大多数中西部地方财政不可能保证农村社会开支，才导致了那里的农村出现一系列问题，才使得三农问题越演越烈。

五、WTO条件下财政支农的问题

上述讨论中，第一个是澄清概念，第二个是指明问题在哪？进一步要讨论的是，既然最近二十年的问题是清楚的，那么在WTO条件下，中国财政支农如何搞？

其一，我们不可能象发达国家那样搞财政支农。如美国这个最典型的发达国家，政府以财政保护农业，我们根本学不了，因为美国农业人口仅仅2％。东亚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的经验我们学不了，日本农业人口8％；再如我国的台湾省农村人口10％，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仅40万，法定农业投资折合人民币大约每年300亿，这样的支农政策我们也照搬不了。我们中国农村人口9亿，因此很难完全按发达国家、地区的模式来搞我国的农业保护。

其二，中国缺乏操作绿箱政策的基础条件。当人们谈绿箱政策时，应该研究操作绿箱政策的基础条件。我们农村没有发达国家那种基本生产单位作为绿箱政策的承接载体。因为，我们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定三十年不变是对的，可大多数地方意识形态化地片面理解这个政策，认为只要维持小农经济分散经营就可以长治久安，不再强调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性。这可能是他们不太了解大包干以来农村政策的演变过程。对此，请注意以下关于农村改革的政策沿革：

在20年前中央强调十五年不变的时候，曾经提出放开城市农产品市场，让农民进城，当时的政策意图就是要打破城市二元关系。这要靠先放开城里的农产品市场，因此，当年有了“倒蛋”大军，有了“百万雄鸡下江南”等被炒作过的事件。但因为城市的农产品供给是和流通部门从财政拿补贴高度相关的（比如，当时（80年代）北京大白菜一项补贴3800万）。如果允许农民放开鲜活农产品进城，意味着财政补贴就白瞎了。因为，假如鲜活的猪肉可以进城，谁愿意吃冻猪肉呢？如果没有人要国有流通部门的冻猪肉，财政就得增加库存和亏损的补贴、银行给的贷款也收不回来。

于是，1985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提出第二步农村改革，试图以城市鲜活农产品市场为突破口，打破城乡二元关系，就遇到了极大障碍。1986年我到沈阳调查，那里只开放了二十几天的农产品市场，沈阳市财政就受不了，因为商业、供销，这些国营流通部门一概向上告急，在城市经济体制没有跟上农村改革的制约下，正常的经济流程被打乱了，财政作为政府经济的核心部门客观上也承受不起增加的亏损，所以只放开了20多天。

接着，1986年国家体改委提出：农村第二步改革要从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入手。但问题是谁拿钱建社会化服务体系？面对千家万户、分散的小农经济，国家这些支农部门怎么服务？依靠现有的农机站、种子站、供销社、粮站、信用社、电管所、车管所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呀，拿钱来。可当时国家没钱。1986年正好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拿不出钱来。

有鉴于此，农村第二步改革以市场为突破口，没有突得过；以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突破口，财政没钱。从那开始，事实上农村第二步改革就停了，没能够再走下去。以后，虽然还有提法，例如，1993年我们在农村试验区提出以税费改革为突破口，1995年提出以城镇化为突破口等，但由于都涉及整个体制的制约，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15年过去，对我们很短暂，但对农村来说，累积矛盾到现在，问题就复杂化了。比如贫困问题，上个世纪末完成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但据有关研究又新增了1亿贫困人口，尤其是95年以后，据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1995年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在零值以下的只有1％，到2000年农民人均现金纯收入在零值或者负值的占46％。

15年前农村第二步改革没有财政支持走不下去，破解不了财政全额补贴城市开支这样的难题，到最后，财政自己也走不下去了。90年代中期开始，不仅是农村不保，城市也不保了，不仅是一般生活消费不保，连基本的社会保障不是也保不了吗？在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不能打破的情况下，在农业人口仍然占绝对比重的情况下，要求财政支农，或者给生产补贴，都是不可能的。当年第二步改革没有走下去，是有财政的缘故，现在财政连城市都保不了，再让它支农？还是现实一点谈问题，千万不要把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

在加入WTO以后的约束条件下，我们按发达国家财政支农的路子走不了，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般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即使财政有钱，农村微观主体十几年累积的矛盾，到现在不是所谓接近爆发的临界点，而是在很多地方已经爆发了。再继续我们的小农经济分散经营可能也走不下去了；在WTO条件下，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成为绿箱政策的载体。至少现在，人们承认实在找不到办法来解决。

比如我们已经认识到乡村替代国家承担公共品的责任，最近人们重视乡村负债问题，其实就是这种替代的结果。6月去贵州调查，随便走访一个中上等水平的镇，镇级政府负债500多万元，预计明年负债会增加到600多万元。为什么？因为现在“十五小”还未关完，一旦这一两年内“十五小”都关完了，乡村负债还得大幅度增加。因为当年“十五小”有利可图，都是乡镇政府投资利用当地资源上了一批小企业，如小煤窑、小水泥、小采石场、小冶金。现在“十五小”要全关闭，原来的投资基本上拿不回来，就会转成乡村债务。

从农村基层情况看，以前的乡镇企业投资亏损已经转成乡村债务了，以前的农民合作基金会被关闭也已经转成债务了，以前有些加强农村工作的政策，如双基教育、普九达标，这些任务在没有钱的地方大部分是债务。其实，所有上级下达的任务，包括纪念建党、建国、建市多少周年，在农村基层搞活动谁给钱？只有负债。基层干部说，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后任不理前任帐。结果债务越累计越多。

多少下几次乡，孬好了解些基层情况就会明白，历年的财政支农资金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被相关部门分配以后，到基层转化为要求一比一配套，转化为基层负债，最后转化为农民负担。比如说修水库，典型的例子是最近调查的一个水利设施建设，水库未弄好，漏水，成了废库，债务却不能瞎了，只能往各村摊。增强农村基础设施，按目前财政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还能支农吗？支哪个农？且不说财政分盘子这样的做法支不了农，最后有些只能转化成债务负担，转化为农民负担。即使有充分的善良愿望，大家都特别廉政，没有谁为自己争一分钱的利益，当你真从财政拿一笔钱时，是支张三呢？还是李四？还是王二麻子？面对2亿4千万农户，支谁，不支谁？大部分财政资金，包括扶贫资金，根据过去监测调查，结果支的是乡村干部或者干部亲属，一般的有各种名义，这是党的活动积极分子，那是团员青年带头人，其实是他的老伴和闺女，支他们了，他们再雇两工，然后就致富了，然后就脱贫了，然后就各级干部带你去看，咱贫困家庭锅里有肉了，都挺好的。

这里有个交易费用的经济学道理，现在讲财政支农时，注意没注意农村已经分户经营了，集体经济已基本上解体了，北京郊区维持了多少年，最后也没维持住，差不多也就那样了。一旦分户经营成为一种制度现实时，你会发现任何自上而下的与农民的交易无法进行，因为交易对象太多，导致交易成本过高，目前一盘散沙，支农支谁？凭什么要支他们？有人能审查这人吗？该支王二麻子，说他最好，可是不给张三，有没有道理？财政怎么考核？按照现行制度，只好分盘子，维持原状。因此，目前的财政体制——分盘子体制，基本上和原来计划体制一样，也就是说，农村第二步改革未推进得了，当年面对这样庞大的城市补贴体系，无法推进，这个体系延续到今天，15年过去了，政府财政面对分散小农经济怎么支农？结果，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反而成了财政支农最大的体制障碍。

六、怎样真正做到财政支农

一般而言，要真正做到财政支农，有招没招呢？在概念、判断、分析后，应该说还是有招。其实北京市在过去无论如何在这些方面有相当多的成功的经验，以我这些年对北京有限的了解，北京市过去在维持社区经济，在形成农村可作投资载体的单位上本来是有经验的。

我们以近邻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为例，很多人都去看过，我也去考查过，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并不分配到各户，即使他们农户少，农村人口少，那也是做不到的。台湾只有40万农民，与我国8亿多农民不能比，但台湾40万农民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得到财政支持。政府只是确定每年支农资金是多少？法定的这块支农资金不能挪作它用，现在台湾每年几百亿台币的支农资金在台湾岛小小范围内实在是已经支无可支了。但它有些经验可取，具体如下：

第一，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可以用于建立农村合作金融业务的保险机制。农民的合作金融建在乡镇一级农协，不仅可以吸收农民的存款，而且可以吸收整个社区范围内的居民存款；对外可以公平竞争，和所有银行的营业所一样，但是没有税，就象我们这里原来合作基金会不承担八种税费一样，就是为了让合作金融产生利润，但是利益的60％定向返还给社区范围内的所有农民。返还的方式可通过绿色证书培训、通过社会事业支出，整修道路、办敬老院、办广播、办各种公益活动，把60％的收益定向返还到社区，这就替代政府财政解决了农村社会开支。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通过建立中央农林金库给予保障，这是第一种。

第二，用于市场建设。这个市场建设，当然不是哪个大户，不是哪个私营企业家，而是仍然由农民合作组织搞。政府只对农民合作免税地放开所有的和农业相关的经营，无论是生产资料供给，还是农产品销售，无论是联购分销、分购联销，无论你是什么方式？无论是批发、还是专业市场，这些市场允许农民合作组织免税进入，同时政府投资定向用在农民合作组织的市场建设上，以保证农民以最低的经营成本来占领最大的市场份额。如果不这样做，这些东亚社会都是小农经济，必然因为成本高而导致农产品没有竞争力，日本农民能干得过美国吗？韩国能干得过美国吗？都绝对干不过。但他们的农民协会办的超市顾客盈门，人们宁可买他们提供的高价食品。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经过多年的宣传，已经使国民形成一种共识，这是我们农民生产的东西，我们要支撑自己的东西。因此尽管有时候日本的大米比美国加利福利亚大米要高20多倍，台湾、韩国大米都比美国加利福利亚大米要高多少倍，为什么仍然有国内市场？背后有政府以财政支农资金撑着他们。农民办市场免税，而且可以凭获得的收益补充你的亏损，如果纯粹讲市场经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地区就不能保得住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我认为这第二个重要的财政投资领域实际上是定向投入合作社进入的涉农经济，特别是购销、批发、专业市场。让农户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财政支农资金只对这些农户联合的合作社，不对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