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理念论文范文10篇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哲学广告定位广告策划

广告定位、广告策划是因为对广告活动进行全方位的规范，为广告活动的开展并取得预期效果出谋划策的一项重要活动，因此，在广告定位与广告策划时就离不开哲学作指导。

一、就广告定位来讲，主要是生产方根据同类产品的竞争者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针对消费者对产品的需要，强有力地塑造出本产品与其它企业同类产品不同的、独具一格的形象特点，进而在消费者心目中确定一个位置。根据这一定位理论，哲学在其中的指导意义就非常鲜明。

比如，要想让广告诉求在消费者心目中获得一个明确位置，就应该鲜明、独特地给该品牌一个表现地位，这一表现地位必须是其他产品不具有、该产品所独具的。在寻找这个独具地位时，就应该反复思考，什么样的地位才是与众不同的、才是该产品所独具的，如何做才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美国现代哲学家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印在我感官上的观念不是我的意志的产物，因此，有产生这种观念的某一其他的意志或精神。感官的观念比想象的观念强烈、生动和清晰，又稳定，有秩序和连贯，不像通常由人的意志所造成的结果那样，是随意激起的，而是形成有规律的排列或系列，其中可取的联系足以验证，造物主的智慧和仁爱。人所依赖的精神根据既定的规律或确定的方法激起我们的感官观念，这种规律或方法叫做自然规律。”。梯利在这里把根据既定的规律或确定的方法来激起人们的感官观念的规律和方法叫做自然规律。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规律，同时更是经过了无数实践后人们所喜爱的一种哲学思维规律。这一规律对广告定位有着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比如在如何使消费者买这家企业生产的商品而不去买其他企业生产的同类商品这一点上，艾里斯和特劳斯曾说“定位是你对未来的潜在顾客心智所下的功夫。”这一功夫实际上就是企业在进行广告定位时千方百计开动智慧把独特的产品形象、销售主张印在消费者的感官上，激起消费者的感官观念，使他们获得一个只认识该产品、该品牌的理由。比如天和制药公司在为其药品“天和骨通”所作的广告定位即是很好的一例。“天和骨通”是一种专治骨刺疼痛的口服药，首先在口服药这一品牌诉求上应力求给消费者以感官观念上的定位，骨刺疼痛是中老年易患的一种疾病，患这种病的一个显著症状是身体部位的疼痛感非常明显，患者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药到病除，不愿意再多捱一段时间，而那种贴在患处的药膏正好迎合了患者的心理。但是当这种药在患者用后效果不是能产生即时明显性时，那么他们的感官就会寻求一种转移；此时印在消费者感官上的观念，并不是消费者自我意识的产物。因此，当有产生这种观念的某一其他意志或精神出现时，就有可能带给消费者另外一种感官观念。所以，比打针、吃药更少副作用的外用药膏解决不了患者迫切希望即时去痛的愿望时，“天和骨通”药因没有产生副作用的药物成份所以才使得该药品成本高，本药品采用缓释配方，可以使药物成份最快地到达患部，迅速解除患者痛苦，他们把上述卖点作为其产品的定位策略。有了这样一个产品定位策略后，策划者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把产品重新起名为“天和骨通”以迎合中国人传统中的“天地人和”伦理观念。其次，在广告中设法特别强调“缓释”配方这一概念，并在广告文案中较祥解释缓释镇痛的药物机理，把在“十二小时内不间断提供药力有效抑制骨刺疼痛”这句广告语印在所有印刷品广告上；同时。还在印刷品广告上设计了一个彩球落在一名女子裸背上这一创意来暗示该药品的渗透药效，最后用其他暗示性语言来点明该药品无副作用。这样的广告定位与策划自然打消了消费者的疑虑，并迎合了他们希望尽快解除病痛的期望，同时那一颇具温馨的产品名字又带给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由于这一广告定位与策划很好地体现出了“人所依赖的精神根据既定的规律或确定的方法激起了消费者的感官观念”这一哲学原理，这则广告很快就激起了消费者喜爱该品牌产品的感官观念。这是一种生动、清晰、稳定、有秩序和连贯性的感官观念，这样的感官观念自然会坚定地支持消费者去购买这一品牌药品。果然，该企业只花了500万元广告费就在18个月内创造了7000万元的惊人销售额。对于该品牌的认知度，在全国主要大中城市中40-50岁之间的目标消费者群中迅速上升为52％，50岁以上患者群中迅速上升为71％。医生对该药品的首选率达到60％，患者对该药品的首选率达到了65％。回味这一广告定位，可明显看到哲学观念对其的指导作用。

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中又说：“所有的知识都建立在经验之上，归根到底发源于经验，人类的观念有两个来源，即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可感觉的性质，此外，还有反省或内在的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关于它自己活动的观念，诸如知觉、思维、怀疑、相信、推理、认识和愿望。人类理智首先要的机能是心灵能接受所感受的印象，这是外在的对象通过感官所造成的，或者由它本身反省那些印象时的活动所造成的。”耐克公司在把自己的产品从体育场馆推进到寻常百姓家中时所进行的广告定位与策划，就是在充分利用消费者观念中的“感觉”和“反省”这两个思维来源所进行的一项成功范例。1986年，耐克公司推出一种产品——充气鞋垫、利用空气作为脚底支撑物的产品；此时，在美国国内刚刚兴起一种健身运动的风潮。耐克公司这一产品的广告策划者首先决定要设法把全民健身这一观念打进消费者的大脑与心灵中。其次，要设法让消费者明白，全民健身活动与参加体育锻炼能给人的生命带来诸多的好处，让消费者在知觉——思维一怀疑——推理这样一个内在的感觉过程中深深认识到生命在于运动这样一个健康哲理。有了这样一个定位与策划思路后，一切广告均照此进行，比如在他们推出的那个具有代表性的广告作品中，由当时最能代表和象征嬉皮士的著名甲壳虫乐队演奏著名歌曲《革命》，在变异求新的旋律与节奏中，一群群，一伙伙穿着耐克产品的人忘情地进行着体育锻炼。这则广告准确表现出在美国刚刚出现的全民健身大潮和美国人民对这项运动的喜爱，使他们由衷地认同运动是生命健康的保证这一哲理。

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认为，“通过时空直观对感觉印象的综合统一，我们得到了关于外在对象的知识。但是，我们这里得到的只是对一个个孤立的事物或感觉对象的认识，至于这些事物或感觉对象之间的联系，我们并不清楚。真正的知识应该是关于事物之间的联系的知识，是关于规律和秩序的知识，因此，我们的认识还应当向前推进一步，进到知性认识阶段，去探讨事物之间的联系。知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不同，感性认识是心灵的承受性，是心灵受到刺激而接受表象的能力；知性认识则是心灵自身产生出表象的能力，是一种认识的主动性。它们之间又是密印相连的，因为知情不能直观，感性不能思维。”康德为此解释道：“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目的。……只有当它们联合起来时才能产生认识。”由此可见。在广告定位时赋予认识对象(消费者)对品牌形象的感性认识还远远不够，广告定位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应该充分利用一切手段充分地调动起认识对象(消费者)自己的知性认识能力，由对产品形象的感情认识在心灵上得到一种哲理升华，产生出表象的能力，发挥出认识对象——接受——认识，认可事物的主动性能力上来，上面所举美国耐克公司打人美国普通百姓家庭中的广告定位案例则是消费者从对产品的感性认识由心灵升华产生出表象能力的一则成功佐证之例：对于这一哲学现象，德国近代哲学家谢林亦有一段精彩解释，谢林说：哲学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解释“表象何以能绝对地同完全独立于它们而存在的对象一致”第二任务是解释“某一客观的东西如何会用一种单纯思想的东西而改变，以致与之完全一致起来”。也就是说要寻求这两种“一致”的根据或基础。在谢林看来，这两种根据是应该统一的，哲学的这两个任务实际上应被看作为一个任务，这一任务即是“如何能把表象认作是以对象为准的同时又把对象认作是以表象为准的问题”。为了更详细具体地阐释这个问题，谢林又说：“一切知识都是以客观东西和主观东西一致为基础的，因为人们所认识的只是真实的东西，而人们普遍认定真理在于表象同其对象一致。”他认为，“一切知识中都包含有两个方面的东西：一是客观的东西，一是主观的东西。知识中一切客观的东西的总和我们称之为自然，知识中一切主观的东西的总和我们称之为自我或理智；自然是外在于意识的东西，是可能予以表象的东西；自我或理智是有意识的东西，是作表象的东西，而我们的知识就在于这两者之间的一致符合。”“因此，把对客观产品的相关知识赋予认识对象并使其在内心理智方面得到真正认可；那么，认识对象此后就不会再轻易改变对该产品的态度，该品牌自然会牢牢导入到消费者的心中并占据一个较牢固的心智认知市场，这更是在广告定位时运用哲学观念的指导而认真去做的一件事情。

二、笔者在另一本书中曾这样说过广告策划的定义“广告策划，顾名思义，就是为客户的广告宣传活动出谋划策。

美国哈佛企业管理丛书中也说：“策划是一种程序，在本质上是一种运用脑力的理性行为……找出事物问的因果关系，衡量未来可采取之途径，作为目前决策之依据，是广告策划的主要着眼点和主要任务之一。”由此可见，在广告策划时运用因果关系这一哲学原理作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哲学家梯利对因果关系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人能比较观念，注意它们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推论。由此而得到论证的知识，人还能观察感觉的秩序，通过习俗或习惯认为一种对象同另一对象有关系，并称之为原因和结果。”梯利并且进一步解释道：“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建立在观察和经验上。我们观察到对象之前后相连，相同的东西经常连结在一起，火焰生热，寒冷降雪，一个台球运动接着另一个台球运动。在许多事例中发现两种对象往往在一起，我们推论这种对象有因果关系，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这引导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出现，就期待另一个出现，心灵由习惯或习俗所推动而相信那两种东西有联系。将永远结合在一起。火和热、重量和坚定性等两种东西经常连结以后，我们就受习惯的决定，从一种东西的出现而期待另一种东西，换言之，经验到对象的经常连结，于是相信它们有联系。”“作为广告策划这项整个广告活动的重要一环来讲，运用“一个是一个的原因。看到其中一个出现，就期待另一个出现”这一人们认识事物的哲学规律来做为广告策划的指导，那整个策划活动就必将显得逻辑严密，更有针对性，能有的放矢地把自己所要宣传的产品顺利打人预定目标市场，达到预期销售目的，并让消费者从心底喜爱你的产品。下面我们还是用一个具体实例来加以论证。

说起手表，人们脑海中就会涌上一个不约而同的概念，瑞士手表，我真正喜爱的品牌。确实如此，一百多年来瑞士手表一直以其做工精细、零件耐用、造型美观、走时准确而名闻世界。因此，它也就在这百年历史中深深受到世界各地消费者的喜爱，一直占据着世界手表业市场的老大位置。“斯沃琪”手表则是瑞士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ETA公司于20世纪八十年代推出的一种新品牌手表。

当ETA公司推出“斯沃琪”手表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手表行业不甘心瑞士手表在国际市场E的垄断地位，纷纷与其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首先是美国的天美时(Timex)推出了计时精确、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的一种新品牌手表。日本制造商不甘落后，随即推出款式更加新颖的电子手表，打破了机械手表的传统概念。这样一来，国际手表市场上的这些新款手表一下子对瑞士手表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形下，瑞士ETA公司经过详细市场调查后，为“斯沃琪”手表打开并占领国际市场搞了一次成功的广告策划。公务员之家

在这项广告策划活动中，从策划者的思路中明显可看到哲学观念在其中的指导作用。首先，他们认为消费者在选购手表时常常会运用比较观念，通过对各种品牌手表的性能、好处、独具说服点进行比较后再进行推论，最后得到论证后的知识，决定其购物选择。在进行市场调查后策划者发现，国际手表市场当下的发展趋势将越来越以年轻消费者群为主体；而年轻消费者则越来越倾向追求感性消费，这一消费特征主要是凭借感觉、情绪、气氛及符号来消费商品和服务。在感性消费时，消费者选择品牌的准则不再基于“好”或“不好”的传统认识观念，而是更基于“喜欢”或“不喜欢”，他们开始追求产品或服务所为他们提供的一种感觉或附加价值。因此，广告策划的重点应放在品牌附加价值方面来考虑。例如：身份或地位的象征，对美的热爱，好玩及趣味性，潮流或流行性。用这样的策划来指导并理顺消费者的比较观念，使消费者在进行比较后做出购买“斯沃琪”手表的推论。为此，首先在手表构造上该品牌手表重量轻，属电子模拟手表。表壳、表带设计出许多种款式和颜色，颜色都很鲜艳，并定位于时装表，用此定位来吸引追求潮流、赶时髦的年轻消费者群。同时在这一品牌手表的构造上只有51个零件，因此表型很薄，成本也就很低，一只表成本只有5美元；用低价格、高形象的诉求进一步打动消费者。此外，该品牌手表不断推出新款式，用让人眼花瞭乱的手法吸引消费者群的眼球。该企业并且郑重宣布，所有款式的“斯沃琪”手表在推向市场5个月后即将停止生产。因此，任何一款“斯沃琪”手表都具有永久收藏价值。这样的广告策划确实迎合了消费者的期待心理。于是人们急切期待着新的产品不断出现，许多消费者都有好几块甚至十几块“斯沃琪”手表。因为他们希望在不同的场合下，不同的时间里佩戴不同的“斯沃琪”手表。有一位商人竟然拥有25块“斯沃琪”手表，他每天都要换一套西服、领带、衬衫、换戴一块“斯沃琪”手表·成功的策划必将会换来销售的成功，到1994年，“斯沃琪”手表已在全球售出了1.5亿块，三年间公司实现利润4.4亿瑞士法朗(3.23亿美元)。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篇2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基本现状

目前，中国哲学史课程在非哲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但其教学成果远远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值和学科建设本身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所遇到的这种困窘与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作为非哲学专业的本科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一些办学资历不是很深，同时又相对缺乏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现按照自己的师资力量及现有教师专业特点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任意安排哲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哲学课程的开设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其他专业要么只开设西方哲学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包括儒道禅等中国的智慧[1]。这导致了人们将哲学看做为政治，有时甚至是时事政治。所以哲学在很多大学只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着，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维持这个学科延续而不至于衰亡、绝种而为之，或者是为了保持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罢了。

2.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中国大学的哲学专业设置过少，并非每个大学都设有哲学系，就是在仅有的几个哲学系里，几乎没有多少学生将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将哲学作为第二专业选修[1]。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认为，哲学史的学习不但抽象乏味，晦涩难懂，而且都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难免与现实社会脱节。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选课现实中不难发现，选修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学生，但总体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背外语的较多，很难展开教学互动，收效较微。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对中国哲学史学习兴趣不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了无用，二是上课听不懂，主要是为了修够学校指定学分才不得已选之。

3.课程自身建设不足。由于课程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相应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哲学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师资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课程教育改革发展、提高课程教育质量水平的关键。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国哲学课程的师资严重不足，在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专业中，也是一个人同时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多门课程，或者直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教授中国哲学史，这样往往造成课程教学与课程建设之间的恶性循环。其次，相关配套课程开设不足。如果单是开设一门中国哲学史或单是一门西方哲学史课程，很难形成学生学习的哲学氛围，也容易造成同学对哲学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选修课时限制下，大多数专业开设的中国哲学史很难系统地让同学窥其全貌，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容易造成知识链条的脱节。

二、中国哲学教学现状的原因剖析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在非哲学专业高等院校，中国哲学史本科教学存在诸多不理想情况，其建设与发展受到多方掣肘。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哲学史目前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因素。

1.教学理念的世俗化。在传统的眼里，哲学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时代的精华和民族的灵魂，从而受到“礼遇”。然而在这种崇尚的“礼遇”之后却迎来了人们对哲学的“敬而远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原则冲击下，哲学已经被人们在心灵上束之高阁了，此缘于这个大而无用的东西确实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的冷暖与饥饿。这在近年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学校专业设置上看，绝大部分高校的新增专业及旧有专业的改革都朝着实用性、功利性、快速性方向发展，在此理念下催生出来的是专业越分越细、领域越分越小，越来越接近与与现代市场经济对接的专业培训，造成传统的哲学无人问津，而有了诸如法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等边缘学科的热门。从学生对专业的选择上和用人单位看，大部分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学习目前的“热门”专业，他们给自己预设的目标就是通过大学四年的集中培训与学习，毕业就能“学以致用”，派上大用场，而用人单位也倾向于专业人才，看重专业对口，学法学的就到公、检、法等部门就业，学管理的就到企业单位、管理部门就业，这使得哲学专业就无对口的就业单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挑战。

2.课程设置的程式化。教学理念可以通过课程设置来体现。当前中国高校哲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按照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八个二级学科及其三级学科开设的。在哲学专业，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技哲学等。但这些课程，不论是概论、原理，还是通史、选读，大多只能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大概的知识，不能让学生真正明白哲学自身。换句话说，哲学课程的设置最多就让同学们记住了一些观点、原理、流派，而没有达到哲学成智成人之终极关怀功能。在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课程设置更为突出，往往把哲学课程简单地等同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西方哲学，且大多缺乏如原著选读相关课程设置和哲学素质训练。

3.教学内容的古老化。现在很多高校使用的中国哲学教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这些教材的编写大多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痕迹，难免和现在的时代内容和新的考古发现不符。中山大学哲学系冯达文老师在谈到中国哲学史课程内容改革目标时就指出，近几十年，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前苏联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影响甚深，许多研究著作与教材搬用近代西方哲学四大块（自然观、发展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的模式解析中国哲学，以为这样可以使中国哲学科学化，其结果是不仅没有能够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还原出来，而且使中国哲学更支离破碎，更不成体系了[2]。这种古老化的教材编写模式，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改观，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一些教材只是过去教材内容改良，以为删减了马克思的观点就还中国哲学本原。再如一些教材的编写是“集体智慧”，即把整个中国哲学体系划分为若干部分，然后分工撰写，结果大多知识材料的集合和观点的汇拢，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整体感和个性化。

4.教学形式的单一化。课堂讲授是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重要环节。哲学课程的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特点，它不可能像上计算机或法律课程那样具体，也不可能像上外语课那样浅显，哲学的形而上性质决定了教学课程的抽象性、思辨性及对深度的要求。所以如何在自己的口头讲解和书面教材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给学生留出恰当的独立思考空间，带学生走进智慧殿堂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和艺术性的工作。当前的哲学教学由于制度、教材等的限制，教师很难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授课方式也大多还是填鸭式教学，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不能有效地形成教学相长，这恰恰磨灭了哲学教学师生间讨论、思辨的本质。

5.教学考核的死板化。教学考核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教师的考核，二是对学生的考核。对教师的考核而言，评价一个哲学教师教学的优秀与否主要就看学校发放的调查问卷和督学的一次听课打分，姑且不去评论这种评估是否全面，就其合理性与规范性也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其调查问卷过于表面和简单，所有学科的问卷内容整齐划一，不能反映学科之间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更不能体现教师之间的不同风格。进而言之，学生在评价的时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往往注重感性的教学过程，特别是本科学生，很难以理性的思维去评价一门课程教学的好坏。至于督学的一次甚至两次评课打分带有的偶然性和形而上学性就毋庸置疑了。对学生的考核而言，大部分学校的对学生的中国哲学课程考核方式都是以闭卷或开卷形式进行，或以论文形式通过，相比较而言，闭卷考试是其间最无价值的一种形式，它不能有效评估学生的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及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这导致学生间高分低能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哲学学习的本性完全相悖。

三、中国哲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基于目前在非哲学专业中的中国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及现状，笔者认为其教学改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扭转教学理念。从思想上加强对中国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认识是有效进行课程改革及建设的前提与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扭转世俗的哲学教学理念，是解决好哲学教学问题及寻找其出路的关键。我们只有突破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市场经济价值原则，才能自觉把中国哲学教学真正纳入素质教育体系，才能真正发挥哲学在增强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锻造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培养良好的个人品格和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功能，这种成智成人的哲学素养应该成为现代大学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内容，学校应该在其大学专业中学习的范围，提高其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要在教育中让不论是学生、学校还是社会都感到，在哲学学习中学到的为人之道，所训练出来的研读原著的能力、批判分析的能力、揭示观点中公认的预设能力、建构关于自己观点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能力以及论证中的文字表达能力，是普遍实用于其他学科和其他职业领域的[3]。

2.合理课程设置。作为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不宜设置太多必修课，但作为对哲学的一般理解的哲学概论或导论，应该规定学生必须修够足够学分，让学生能够了解哲学领域的重大问题，主要针对哲学史上产生的不同观点、重要问题的历史发展线索等，从而使学生对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及哲学的致思方式有基本的理解和掌握。哲学概论或导论是哲学思维的入门课程，之后学校应该以二级学科为范围，开设一系列选修课菜单。作为选修的哲学课，可以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质，可以根据教师的专业优势设不同的专题，可以定时聘请知名专家以讲座形式进行教学和交流。这样既把基础的哲学素养训练和学生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有利于入门后的学生及对哲学感兴趣的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哲学问题。

3.更新教学内容。目前惯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主要有丁祯彦的《中国哲学史教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萧萐父的《中国哲学史》等，虽然这些教材的编写水平均较高，但都是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主线，阐述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这种体例的优点是内容详尽，便于讲授，其缺点是详略不分，支离破碎[4]。在内容的设置上，作为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不宜对每个思想家具体观点的学习和研究，要抛开以往的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基本线索的板式化、程式化的内容设置，而应该更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如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思维（认知）方式，分析哲学家们对某一重要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以此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这样学生就不是僵硬地去接受某种哲学体系框架，而是带着问题去思考、去创新。

4.多样教学形式。哲学课程教学应该也必须采取多样的教学形式，哲学教学是真正能够体现“教学相长”的舞台，师生双方应该改变以往传统的角色定位和思维模式，把教学过程从“满堂灌”、“填鸭式”的单向教学转变为双向互动。相对于其他课程，中国哲学史在教学内容上略显庞杂，我们只有找出一条贯通始终的线索，才能将之条分缕析。所有这些，一方面取决于学生的基础，学生只有拥有一定哲学基础和相关知识背景，才能跟上老师的思维与节奏；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教师必须切实对中国哲学史体系有整体把握，才能有的放矢、游刃有余，所以教师要把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作为“两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课程体系的理论墓劝，其地位至美重要。本文就如何提高哲学教学的实效性这一主题，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教师的地位与作为的关系问题，哲学教学的内容、方法的改革问题进行了思考。

“两课。教学如何走出困境，真正发挥“两课”的作用，使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为，无疑是每个从事“两课，教学的教师乃至高校党委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且认真对待的间题。本文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哲学教学的实效性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学教学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说是个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就认识而言。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学科的性质是教学定位的内在根据。从哲学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古希腊一些哲人就把哲学定义为“智慧之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的先哲说，作为“爱智，的哲学就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陈述，而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哲学思维代表民族发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没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个人而言，哲学水平体现着人的素质，境界和思维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不具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爱因斯坦曾对人说:“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侧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既然哲学是一种智慧，能够塑造人的整体思维素质。因此哲学教育应当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从哲学的功能看。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应用。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正确的哲学理念指导下，人们才有可能从本质而不是现象上形成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正确认识，进而树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想，并内化为信念。当它最终凝聚成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时，哲学教育也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功能的显著特征。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说教，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种教给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创新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栓脸疑团。如果我们的哲学教学能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与学生的对话、交流，让他们经受哲学思维的训练，无疑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又能增长其悟性和创新意识。

在哲学教学定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认识问题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二者作为不同的学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功能。哲学在人的整体思维素质的训练中，注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创新正是拼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新世纪社会需要的首先是一种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大t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26次提到创新，教育部在《21世纪教育行动目标》中明确地把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作为教育行动目标。就此而言，哲学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哲学的目标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显然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简单地把哲学与政治、哲学课与政怡课等同起来，必然会影响哲学教学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会严重破坏哲学的声誉。当然消除把哲学课与政课简单等同起来的认识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认二者的有机联系。事实上在哲学为政治理论思想形成和实施政治行为提供指导作用的同时，政治也会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哲学。

哲学的本质和功能表明，在哲学教学中我们需要让学生掌握的，应该是作为智惫的哲学，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关于哲学的名词和术语的堆砌；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该是哲学的思维能力，一种批判的、富有创造力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仅仅作为政治的淦释或教条化的说教。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定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索哲学教学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学课教师对自身的地位与作为的正确认识。哲学课教师担负着与其他教师同等重要甚至更艰巨的教育任务，理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着对‘两课’的不重视和‘两课’教师地位不高的状况。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从客观上说，一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直接的经济效益，偏重实务应用而轻视作为“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地位与哲学形成的鲜明反差；二是传统的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某些不相适应，因而有时还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围上成为政治让释的工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的声誉，也必然影响到哲学教学的地位。从主观上说，一是教学本身缺乏针对性，由于理论失去现实的支撑变成空洞乏力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不断的追踪社会发展的轨迹，才能使教学内容具有时代的气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教师“转轨。，选择更有“前途。的职业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师资队伍的不稳定对哲学教学无疑是雪上加霜。公务员之家

笔者认为“地位’与“作为。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关键在内因，在于教师主体性的觉醒，在于对自己所选择事业的追求与执着。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哲学教师就无法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东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们需要在两块阵地上充分发挥作用:一是教学阵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体现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点，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吸引力；二是学术阵地，通过学术研究将成果引人教学之中，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最需要重视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心，坚持改革与探索，坚持对现实社会诸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思考，通过自己的作为改变哲学教学的现状，我们的努力首先会得到学生的承认，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时也就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哲学教师本身而言，·作为’是“地位’的前提条件，“地位’是“作为’的必然结果。当然，从外部环境看，‘两课’教师同样需要得到学术乃至全社会、学术界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形式上，而应名实相符。

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有效性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植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现实之中，如何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训练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重大实践性课题，需要在哲学教学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学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从现状看，哲学教材相对滞后。改革开放2f?多年来，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存在，而将它们引人哲学教科书和哲学教学的程度和层次则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师个体之间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差异，又有所不同。这些情况必然制约哲学教学。重视哲学教科书及教学内容的更新，重视教师知识结构调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学教学的重要基础。二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纵观哲学发展史，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社会实践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原理，而应该是方法；还要回到现实社会，用唯物辩证方法对现实社会问翅进行分析，用理性来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质，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认识。这样。理论就不会是抽象的教条，而具有实际的内容；对实际间翅的认识也不是就攀论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以采取专尼化亦即‘问理化翔的形式教学，这些间翅包括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杜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间翅。这种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按章。节、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学方法。克服教学中普遭存在的“脱节’现象。增强现实感和针对性。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是很多的:，如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市职工分流下岗的间瓜以及社会贫富差距问胭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妙及经济伦理道裕、精神生产力可持续发展间翅等；联系政治体韶改革，涉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脸教训，还有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各种“设租’。‘寻租”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特权导致的两极分化等: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何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中国化等。对上述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间翅分析得透彻，且有理有据，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学的总学时。对哲学授课学时的安排。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又要体现其与现实结合的时代性。我们尝试着用总学时的70%作为哲学墓本原理的理论教学,30%的学时用于专皿化教学。在进行理论教学时。既要避免与中学政治课教学的重复性，又要适应大学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学考试的摇要，对现行的教材进行恰当处理。在进行专瓜化教学时，注惫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让学生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让学生将哲学智慧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理性认识人生的目的和惫义，以理性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让学生认识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改革与发雇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地位与贵任等。

其次是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和探索。考核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规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笔试，其中包括大的死记硬背的成份。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思维能动性、创造性，是使教学过程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考核方式进行积极的改革探索，既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欢质教育的应有之义。在实践中我们采取了小组论文和小组答辩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具体过程为:教师设计论翅。学生以4--5人为一组选择论题；小组成员枪索资料；通过小组集体讨论拟出论文提纲；教师逐一听取每个小组的代表对论文所作的思考并进行交流；形成近5000字的论文，并注明所引用的参考资料、文献‘小组论文答辩；综合小组成员的课堂表现、论文写作态度、论文的质里和答辨的情况给出成绩；选择优秀论文由学生自行排版设计成册。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篇4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基本现状

目前，中国哲学史课程在非哲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但其教学成果远远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值和学科建设本身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所遇到的这种困窘与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作为非哲学专业的本科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一些办学资历不是很深，同时又相对缺乏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现按照自己的师资力量及现有教师专业特点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任意安排哲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哲学课程的开设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其他专业要么只开设西方哲学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包括儒道禅等中国的智慧[1]。这导致了人们将哲学看做为政治，有时甚至是时事政治。所以哲学在很多大学只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着，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维持这个学科延续而不至于衰亡、绝种而为之，或者是为了保持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罢了。

2.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中国大学的哲学专业设置过少，并非每个大学都设有哲学系，就是在仅有的几个哲学系里，几乎没有多少学生将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将哲学作为第二专业选修[1]。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认为，哲学史的学习不但抽象乏味，晦涩难懂，而且都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难免与现实社会脱节。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选课现实中不难发现，选修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学生，但总体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背外语的较多，很难展开教学互动，收效较微。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对中国哲学史学习兴趣不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了无用，二是上课听不懂，主要是为了修够学校指定学分才不得已选之。

3.课程自身建设不足。由于课程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相应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哲学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师资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课程教育改革发展、提高课程教育质量水平的关键。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国哲学课程的师资严重不足，在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专业中，也是一个人同时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多门课程，或者直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教授中国哲学史，这样往往造成课程教学与课程建设之间的恶性循环。其次，相关配套课程开设不足。如果单是开设一门中国哲学史或单是一门西方哲学史课程，很难形成学生学习的哲学氛围，也容易造成同学对哲学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选修课时限制下，大多数专业开设的中国哲学史很难系统地让同学窥其全貌，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容易造成知识链条的脱节。

二、中国哲学教学现状的原因剖析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在非哲学专业高等院校，中国哲学史本科教学存在诸多不理想情况，其建设与发展受到多方掣肘。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哲学史目前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因素。

1.教学理念的世俗化。在传统的眼里，哲学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时代的精华和民族的灵魂，从而受到“礼遇”。然而在这种崇尚的“礼遇”之后却迎来了人们对哲学的“敬而远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原则冲击下，哲学已经被人们在心灵上束之高阁了，此缘于这个大而无用的东西确实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的冷暖与饥饿。这在近年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学校专业设置上看，绝大部分高校的新增专业及旧有专业的改革都朝着实用性、功利性、快速性方向发展，在此理念下催生出来的是专业越分越细、领域越分越小，越来越接近与与现代市场经济对接的专业培训，造成传统的哲学无人问津，而有了诸如法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等边缘学科的热门。从学生对专业的选择上和用人单位看，大部分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学习目前的“热门”专业，他们给自己预设的目标就是通过大学四年的集中培训与学习，毕业就能“学以致用”，派上大用场，而用人单位也倾向于专业人才，看重专业对口，学法学的就到公、检、法等部门就业，学管理的就到企业单位、管理部门就业，这使得哲学专业就无对口的就业单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挑战。

2.课程设置的程式化。教学理念可以通过课程设置来体现。当前中国高校哲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按照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八个二级学科及其三级学科开设的。在哲学专业，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技哲学等。但这些课程，不论是概论、原理，还是通史、选读，大多只能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大概的知识，不能让学生真正明白哲学自身。换句话说，哲学课程的设置最多就让同学们记住了一些观点、原理、流派，而没有达到哲学成智成人之终极关怀功能。在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课程设置更为突出，往往把哲学课程简单地等同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西方哲学，且大多缺乏如原著选读相关课程设置和哲学素质训练。

3.教学内容的古老化。现在很多高校使用的中国哲学教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这些教材的编写大多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痕迹，难免和现在的时代内容和新的考古发现不符。中山大学哲学系冯达文老师在谈到中国哲学史课程内容改革目标时就指出，近几十年，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前苏联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影响甚深，许多研究著作与教材搬用近代西方哲学四大块（自然观、发展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的模式解析中国哲学，以为这样可以使中国哲学科学化，其结果是不仅没有能够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还原出来，而且使中国哲学更支离破碎，更不成体系了[2]。这种古老化的教材编写模式，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改观，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一些教材只是过去教材内容改良，以为删减了马克思的观点就还中国哲学本原。再如一些教材的编写是“集体智慧”，即把整个中国哲学体系划分为若干部分，然后分工撰写，结果大多知识材料的集合和观点的汇拢，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整体感和个性化。

4.教学形式的单一化。课堂讲授是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重要环节。哲学课程的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特点，它不可能像上计算机或法律课程那样具体，也不可能像上外语课那样浅显，哲学的形而上性质决定了教学课程的抽象性、思辨性及对深度的要求。所以如何在自己的口头讲解和书面教材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给学生留出恰当的独立思考空间，带学生走进智慧殿堂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和艺术性的工作。当前的哲学教学由于制度、教材等的限制，教师很难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授课方式也大多还是填鸭式教学，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不能有效地形成教学相长，这恰恰磨灭了哲学教学师生间讨论、思辨的本质。

5.教学考核的死板化。教学考核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教师的考核，二是对学生的考核。对教师的考核而言，评价一个哲学教师教学的优秀与否主要就看学校发放的调查问卷和督学的一次听课打分，姑且不去评论这种评估是否全面，就其合理性与规范性也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其调查问卷过于表面和简单，所有学科的问卷内容整齐划一，不能反映学科之间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更不能体现教师之间的不同风格。进而言之，学生在评价的时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往往注重感性的教学过程，特别是本科学生，很难以理性的思维去评价一门课程教学的好坏。至于督学的一次甚至两次评课打分带有的偶然性和形而上学性就毋庸置疑了。对学生的考核而言，大部分学校的对学生的中国哲学课程考核方式都是以闭卷或开卷形式进行，或以论文形式通过，相比较而言，闭卷考试是其间最无价值的一种形式，它不能有效评估学生的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及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这导致学生间高分低能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哲学学习的本性完全相悖。

三、中国哲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基于目前在非哲学专业中的中国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及现状，笔者认为其教学改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扭转教学理念。从思想上加强对中国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认识是有效进行课程改革及建设的前提与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扭转世俗的哲学教学理念，是解决好哲学教学问题及寻找其出路的关键。我们只有突破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市场经济价值原则，才能自觉把中国哲学教学真正纳入素质教育体系，才能真正发挥哲学在增强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锻造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培养良好的个人品格和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功能，这种成智成人的哲学素养应该成为现代大学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内容，学校应该在其大学专业中学习的范围，提高其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要在教育中让不论是学生、学校还是社会都感到，在哲学学习中学到的为人之道，所训练出来的研读原著的能力、批判分析的能力、揭示观点中公认的预设能力、建构关于自己观点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能力以及论证中的文字表达能力，是普遍实用于其他学科和其他职业领域的[3]。

2.合理课程设置。作为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不宜设置太多必修课，但作为对哲学的一般理解的哲学概论或导论，应该规定学生必须修够足够学分，让学生能够了解哲学领域的重大问题，主要针对哲学史上产生的不同观点、重要问题的历史发展线索等，从而使学生对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及哲学的致思方式有基本的理解和掌握。哲学概论或导论是哲学思维的入门课程，之后学校应该以二级学科为范围，开设一系列选修课菜单。作为选修的哲学课，可以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质，可以根据教师的专业优势设不同的专题，可以定时聘请知名专家以讲座形式进行教学和交流。这样既把基础的哲学素养训练和学生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有利于入门后的学生及对哲学感兴趣的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哲学问题。

3.更新教学内容。目前惯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主要有丁祯彦的《中国哲学史教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萧萐父的《中国哲学史》等，虽然这些教材的编写水平均较高，但都是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主线，阐述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这种体例的优点是内容详尽，便于讲授，其缺点是详略不分，支离破碎[4]。在内容的设置上，作为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不宜对每个思想家具体观点的学习和研究，要抛开以往的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基本线索的板式化、程式化的内容设置，而应该更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如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思维（认知）方式，分析哲学家们对某一重要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以此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这样学生就不是僵硬地去接受某种哲学体系框架，而是带着问题去思考、去创新。

4.多样教学形式。哲学课程教学应该也必须采取多样的教学形式，哲学教学是真正能够体现“教学相长”的舞台，师生双方应该改变以往传统的角色定位和思维模式，把教学过程从“满堂灌”、“填鸭式”的单向教学转变为双向互动。相对于其他课程，中国哲学史在教学内容上略显庞杂，我们只有找出一条贯通始终的线索，才能将之条分缕析。所有这些，一方面取决于学生的基础，学生只有拥有一定哲学基础和相关知识背景，才能跟上老师的思维与节奏；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教师必须切实对中国哲学史体系有整体把握，才能有的放矢、游刃有余，所以教师要把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篇5

不过有一点需着重指出的是，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毕竟与法学本科生有着较大差别。他们往往在四年本科学习中仅上过寥寥几门和本专业相关的法律实务课程（如新闻学专业开设的《新闻传媒法》等），个别兴趣浓厚的学生充其量也不过课余翻阅了部分法学书籍，负责指导他们毕业论文撰写的教师很多也仅为本专业而非法学课程教师。虽然在选题视野开拓度层面他们或许会宽于法学本科生，但在理论研究深度上，便着实难同法学本科生相提并论。③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根据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具体症结，一一对症下药，从而保证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准的本科毕业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暴露的主要问题

1.论文选题不深入，主题不突出所谓好的选题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属“跳出法学看法学”，在研究视野开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宽于法学本科生。根据笔者在湖南长沙、衡阳、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样调查，同样打算写作合同法方面毕业论文，一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可能会结合自己专业特点选择B2B或B2C等网络无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问题来写作，而法学本科生则因受电子信息技术知识匮乏束缚，往往更多倾向于探讨传统合同法问题。不过，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虽然在视野开拓度上较之法学本科生具备一定优势，但他们法学理论功底则有所不及，从而导致选题不深入，时常出现选了一个较新颖方面问题开始写作，最终结果竟是简单就事论事甚至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情况。譬如某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了虚拟货币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但往往浅尝辄止，要么便简单就事论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语和法律思维像一份记者的新闻报道，要么就从最宏观政府话语层面大而化之地发些空洞无用的议论。

此外，与选题不深入接踵而来的便是主题不突出的问题。

正如汤维建先生所言，论文选题决定了论文主题，它给论文主题划定了范围，［1］既然我们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存在着选题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题自然也会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选择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由于选题不够深入，在主题上也变得模模糊糊，洋洋洒洒通篇论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起源、类型和特点，但究竟要探讨的是什么具体法律问题，到结尾都没有完全交待清楚。

2.法律素质缺乏，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众所周知，法学论文应当是学术性的论文。［2］既然强调其学术性，那么作者就必须具备较高法律素质来综合运用各种有关法学理论。但遗憾的是，从目前许多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的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来看，不少文章都折射出作者法律素质的缺乏。诚然，正常情况下非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法律素质跟着眼于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学专业有天壤之别，但倘若缺乏法律素质，撰写法学论文又从何谈起？如某些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选择与跨国公司相关的法律问题作为自己毕业论文，可文中竟连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规定都仅一知半解，这样他们又焉能交出令人满意的毕业论文？

法律素质缺乏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从逻辑上说，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要写出优秀的法学毕业论文应当结合自己专业特点从实用性出发。因为其法学理论功底大多不如法学本科生，若不结合自身专业实用特点而一味追求理论之深奥，那断难同后者相提并论。可吊诡的是，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这类毕业论文大多却偏偏丧失了实用性。归根结底，便在于他们法律素质缺乏，导致许多基本法律常识均无从理清并加以灵活运用。为防止文章内出现严重错误，写作过程中自然喜好坐而论道泛泛空谈。这么一来，对自身原有专业实际问题进行法律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推理等活动都难以开展，其实用性便丧失殆尽。

3.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强任何学术论文的研究，“从论题的提出、资料的整理、观点的确立以及结论的得出，其实都离不开我们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3］

故此，所有研究者在从事论文写作前均必须广泛查阅前人大量文献资料。但可惜的是，现今许多研究人员尤其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些学术论文写作初学者，往往忽略了此问题。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又属一类跨学科交叉研究，他们对法学文献了解甚少，愈发暴露出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来。

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自身法学理论功底欠缺，很难把握住国内外最新法学思潮及司法动态，那么在引用借鉴前人资料上便往往不知所措，导致了毕业论文中参考文献的陈旧。许多学生甚至根本无法分辨自己所参考的文献究竟乃紧贴时代具备学术争鸣性的前沿探讨，还是属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的通说理论，或者为早被淘汰之陈词滥调。到最后，文末草草列出几本或若干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陈旧过时的法学书籍和文章应付完事也就见怪不怪了。④另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还存在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应该说，参考文献陈旧必然会带来引证说服力的低下，毕竟过时跟不上现代脉络的引证很难令人信服。但是，最根本原因仍需归咎于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学理论功底不高。引证是“理解他人的过程，是与他人对话的过程”，［4］若无相当的法学理论底蕴做铺垫，如何能理解他人并同他人对话？更如何能采用那些可信有力的引文作为自己论据和论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主要问题之根治由前述可知，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虽为一种可喜现象，但同时亦暴露出不少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倘若不能尽快获得解决，对其长远发展必定非常不利。笔者认为，通过对主要问题一一对症下药，加以时日，我们还是完全有希望根治它们的。总的来说，我们不妨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

1.宏观层面：推行非法学本科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所暴露出的一系列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归根到底还在于现阶段我们非法学本科专业的法学教育有很大不足。若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能有一定法学理论功底，具备相当法律素质，那这些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但我们知道，非法学本科专业受自身人才培养体系限制，是绝无可能像法学本科专业那般设置一整套严密完备的法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如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一般四年学习过程中只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宪法学》、《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四门与法学有关的必修课，不少高校电子商务本科专业更仅是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两门同法学相关的必修课程。［5］

盲目扩充法学课程所占份额只会既冲淡了非法学本科专业自身培养目标，又加重了学生负担，如此一来，唯一现实可行的路径便是在现有法学课程教学框架之内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因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乃一类传授法学基础理论，提高学生法律素质，为培养合格的本专业人才服务的教育活动。［6］

而法律文化学教育就是为学生法学理论功底增强、法律素质的形成提供更加丰富多彩、深刻广泛的知识养分，帮助他们进行法律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以致在外部影响力和改造力督迫下，完成由书本上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向法律素养再到法律素质的内化。我们要在满足本专业培养目标前提下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他们法律素质，就必须借助现有非法学本科专业法学课程教学渗透法律文化学教育，以教与学互动的双向认知过程，令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得到扩展，法律价值观念加以重构，法律人格结构获得重组，塑造起系统地对周边世界之法律理解力。

具体而言，要推行这种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主要可通过运用法律文化比较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法律应用能力来实现。如课堂教学中把抽象的法规、法条或法学理论放到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讲授，让学生能从不同的视角聚焦思考同一种法律现象，或者从同一视角去看待不同法律现象。虽然此等粗线条的勾勒方式不大可能使其获得类似法学本科生那样系统详尽的法学知识，但起码大体轮廓上的运用他们还是知晓了。那么毕业论文选题自然就会变得深入起来，主题也开始鲜明了。同样，文中便不再会缺乏法律素质，丧失实用性，在引证上亦会了解哪些参考文献是最新颖前沿的，最有说服力的。

2.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除了宏观层面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外，笔者认为，在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也是非常重要之措施。毕竟对他们论文的具体规划和指导，还需依靠一系列现实管理机制来完成。况且，学生撰写跨学科的本科毕业论文正逐渐演变为各专业普遍存在现象，我们进行此类法学毕业论文写作管理机制的设置试点，很明显对其他专业及学科同类情况亦是颇有裨益的。具体来说，设置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管理机制可主要包容如下两方面：

第一，我们应当设立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

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属于跨学科交叉研究，即一种“边缘处思考”。（梁治平语）但此类“边缘处思考”在现行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下难免会造成诸多不便。因为高校各院系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照惯例都是由本专业进行管理，无论具体撰写时间分配、指导教师安排或者最终答辩均莫不如是。而跨学科交叉研究所耗费时间往往要高于纯粹本专业研究，仅单独使用非法学专业教师指导这些学生或参与他们的答辩也较难保证其毕业论文质量。所以为尽量减少在撰写过程中的不便之处，我们不妨于每年毕业论文写作时间段内设置一个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它既包括本院系，又涵盖法学院系（或负责法学教学和科研的人文社科系），由二者来横向统一具体规划整个毕业论文撰写过程（如统一设置妥当的论文撰写时间、合理确定指导教师供师生进行双向选择等）。那么不便就会大为减少，毕业论文质量也随之会得以提高。

第二，我们应对此类毕业论文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本专业教师虽然精通自己专业理论知识，但在这种跨学科的法学毕业论文写作上，由于牵涉更多法学理论，他们未必能给予学生最满意的指导。譬如哲学专业本科生打算撰写法哲学方面的毕业论文，一位仅精通中国或西方哲学的教师很可能无法对其所有法律问题做出圆满回答。而学生自己法学理论功底、法律素质又难令人称许，毕业论文暴露出的问题自一发不可收拾。“选择的指导教师须熟悉本专业的研究领域，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较容易为学生研究的选题找到突破口，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才能为他们解决更多的难题。”［7］

所以，我们在这些毕业论文撰写上需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甚至其中法学专业教师还应起主导作用（毕竟它们仍是法学论文）。⑤如此一来，学生毕业论文中的选题问题、法律素质缺乏、参考文献陈旧等都能一一及时获得纠正，缺陷就自然少了许多。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篇6

20世纪是中国历史突变的时代。引起这场突变的因素有来自西方的冲激，也有来自传统自身的裂变。这种变化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它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种变化又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直指人们的心灵深处。中国古典艺术的终结和近代艺术萌发的新旧交替和转型就是这种变化在艺术领域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以诗书礼乐作根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的文化理想。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中那些只有通过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见全集第二卷）中国当代有的美学家还不厌其烦、一论再论“美是和谐”的观点，可见温柔敦厚，和谐圆满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追求，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肯。古典和谐美作为古代艺术的理想，它要求把构成艺术的多种元素如再现与表现，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时间与空间等处理和组织为一个平衡、和谐、稳定、有序的统一体。古代艺术的实践实际上也基本上是用这种理想来规范和陶铸的。

中国古典艺术发展到明清时代已进入到一个平淡而多彩的以表现世俗和人情为核心的广阔世界。小说和戏曲成为这个时代文艺的代表。明代资产阶级因素的萌芽和发展，使得下层的市民文艺和上层的浪漫思潮得以蓬勃展开，袁中朗、汤显祖、冯梦龙、吴承恩、李贽等风靡一时并连成一气。不料满族入主中原，强制推行保守的文化政策，“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盘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从文体到内容，从题材到主题，都如此。”（李泽厚《美的历程·十》）于是浪漫变成了伤感，对朴实而充满朝气的市井生活的描绘变成了对种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揭露。到晚清，伤感愈深甚至悲鸣，激愤愈烈甚至革命。所唱是《爱国歌》（康有为的一篇长诗），所见是《革命军》（邹容），所闻是《盛世危言》（郑观应）、是《警世钟》（陈天华）……古典主义的和谐完全被历史的巨轮所辗碎。石门锁不住，黄河入海流。近代的帷幕艰难地升起，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美术革命、还有文界革命、戏剧改良，一时间舞者如潮。

如同中国近代文化的变革有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心理逐渐深化的过程一样，近代艺术演变也有一个从内容到形式，合中西成新体的渐进过程。比如，诗界革命就未能突破旧风格，而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小说界革命也存在“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的矛盾，而美术革命也意识到要改良中国画，不能只限于模仿一点西洋画的技法，而必须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还有古文的衰微与新文体的诞生更是如此。如梁启超则以文章革新家的气度与胆识，在从古体文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无所顾忌地博采一切于己有用的古文、史传文、辞赋、骈文、佛典、语录、八股文、西学译文、日本文字句法，打破古今中外各种文体的界限，不名一家而自成一体，即所谓“新文体”。新文体的特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这样的归纳说明：“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这里除提及“外国语法”一点之外，其余都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联。特别是他能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又动之以情，且两方面都极度扩展，并行不悖，更是发扬了情理并重、一体圆融的古典艺术精神。因此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可以说近代艺术是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中国古典主义艺术的内在发展。

中国古典主义艺术文化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理性早熟的农业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其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温柔敦厚、和谐圆满为审美理想的古典主义艺术文化模式。“有进步则有过渡”，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了这一过渡时代，在这个时代，新的艺术文化模式在酝酿，形成之中。一种新的艺术文化模式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聚合。首先，它不能是无根的，它应该是传统的新发展。其次，它又面临着西方艺术文化的挑战，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作出回应，最后，它整合各方面因素，形成一种审美价值观，并树立一种典范，形成主流。由典范的传承、审美心理的积淀，就形成了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艺术文化传统，凝结成一种新的艺术文化模式。

艺术，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在20世纪初的中国，如同复杂的社会现实一样，呈现出一派繁芜景象。尚变是这个时代艺术文化的一大特点，因此，艺术以及作为表达并规定其思想方向的美学很难得到系统而周严的思考，而更多地表现在对引起社会生活中审美变化的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回答与倡导上。这种解答与倡导也往往是通过对西方美学理论的介绍和对中国传统的艺术理念的改造而实现的。下面我们对20世纪初中国的艺术哲学和美学理念在其现代转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评析，我想这对于新世纪的艺术理论建设和艺术实践导向仍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二、艺术与哲学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篇7

音乐教育是一种传承音乐文化、培养人的社会活动，音乐教育哲学则是引领这一活动的“航标”。中国近代以来的普通音乐教育传承着古代“乐教”的传统，并受到西方不同流派音乐教育思潮的影响，在中西融合中不断发展。关于近代以来我国普通音乐教育的发展历史，学界有着广泛的研究，各种专著、论文、专题研究均较多。但对其音乐教育哲学观念与思想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廖家骅《音乐教育的哲学思考》（1992）是我国近代第一篇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论文，此后朱琳、张帆、胡健、齐易等开始从哲学的理论高度展开对音乐教育的观念与思想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思潮，并相继译介和出版相关论文与专著。尤其是美国最有影响的两大音乐教育哲学专著《音乐教育的哲学》（雷默）和《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埃利奥特）的翻译和出版，一批北美音乐教育的哲学理论也被介绍和引进，并围绕他们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念开展了比较研究与讨论。从此之后，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学术活动得以逐步展开，助推了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至21世纪初以马达、陈雅先《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论稿》（2010）、韩忠岭《音乐教育哲学导论》（2014）等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和众多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等标志着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逐步深入。

2中国普通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基奠期（1840-1949）

中国近代以来的普通音乐教育传承着古代“乐教”的传统，并受到西方国民教育思潮和义务教育的实践，在西学东渐的“学堂乐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的音乐教育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推进向前。自1842年外国教会在我国开办的学校中开设音乐课程以后，“西学东渐”的主张使当时封闭的中国张开了观望世界的双眼。1898年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主张开设乐歌课，再到1904年清政府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后，中国近现代的普通音乐教育由此拉开序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的音乐教育观。这一观念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为提高国民素质从而实现强国梦具有重要意义。此后王国维、蔡元培等提出以“美育”为宗旨的普通音乐教育观。这一时期的“美育”为宗旨的音乐教育观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其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重视音乐的审美性、通过“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之后，我国近代音乐家萧友梅、黄自、黎锦辉、丰子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和实践了音乐教育的思想和观念。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观受到了西方音乐教育的早期影响，融合了中西方音乐截然不同的教育观念，使音乐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变革紧密关联。

3中国普通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开创期（1949-1966）

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国开始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一背景为新中国大规模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供了条件，大规模的音乐教育就从这里开启。普通学校音乐教育是整个国民音乐教育的一部分，也是整个音乐文化建设的一个主要分支。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由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种种原因所致，处于最初步的建设阶段，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和局限。1957年2月，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德智体在新的教育方针中被放在了教育的主要地位，而美育并未被提及，这便导致了音乐教育在这一时期被逐渐削弱。贯彻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了这一时期总体教育目标的倾斜方向。由于普通学校教育包括音乐教育，后者当然无可避免地担负了同样的重任。这种重任使学校音乐教育的目标与社会政治任务关联过于密切，与社会活动不得不产生紧密的配合。

4中国普通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挫折期（1966-1976）

1966年6月直至1967年，“”对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造成了历时十年之久的严重摧残。原有的音乐教育大纲难以得到执行，重新审定新的音乐教学大纲更无从谈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由于学校文化课的减少，学校课外活动反而得到了频频广泛的开展，由此革命样板戏得到推广，京剧音乐随之得以普及。尤其京剧音乐伴奏中大量使用的西洋管弦乐器，使学生不再仅仅只是学习民族音乐，同时对西洋乐器也有了一定的认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批学生文艺骨干涌现出来，并在之后从中诞生了许多音乐专业工作者、音乐教育者等。总而言之，这一时期音乐教育的美育功能完全被忽视，教学目的被扭曲，音乐教育的目标完全等同于社会的政治目标，彻底违背了音乐教育的规律和宗旨。

5中国普通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融合期（1978-200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制定了改革开放国策，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开始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由此，我国的普通音乐教育终于随之步入飞速发展的正轨。1979年，音乐教育目标第一次在教学大纲中提出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并且这一时期，国家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哲学理念，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历时已久的混乱局面画上了句号，对恢复学校的音乐教育起到了强有力的指导作用。这一时期，国内音乐教育的观念和思想不断出现，如母语教育倡导的“使学生热爱祖国的音乐艺术，熟悉民族音乐语言”、关于音乐价值观的讨论等都推动着音乐教育观念的改变。与此同时，国外的音乐教育观念也逐步引入，最具代表性的是雷默的审美论和埃里奥特的实践论音乐教育观，中国音乐教育学界展开了关于音乐教育观念的大讨论。这些进入中国的西方音乐教育哲学观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观念，并在碰撞中逐渐融合，在融合中走向多元化的发展。

6中国普通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多元期（21世纪以来）

21世纪以来，我国的音乐教育得到空前发展。在不断吸取国外音乐教育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到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状况，在中西方音乐教育观念的碰撞与交融中，出现了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念。主要有：

6.1审美核心论的音乐教育观

审美核心论的音乐教育观主张“以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的基本理念。基于音乐的本质和价值出发，主张审美是音乐教育的重要价值追求。审美论核心论的音乐教育观是在蔡元培“美育”为宗旨的思想基础上，融合雷默所主张的“音乐教育是以审美体验为核心的审美教育”的观念，形成了近现代以来具有广泛影响的音乐教育观。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我国的普通音乐教育课程标准及其修订版均提出“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这也成为大多数音乐教育者、官方和主流的音乐教育观念，并统领着我国音乐教育的实践。审美核心论在我国现当代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念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对近代普通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2文化论的音乐教育观

文化论音乐教育观的核心思想认为：音乐教育应强调音乐的文化价值，而不是审美价值。音乐作为人文学科，在创造性人才培养、人文关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教育哲学观的首倡者是管建华先生，他基于文化人类学和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的维度，提出了审美核心论，将音乐教育禁锢在“审美的牢笼”中、忽视“音乐作为文化”的价值取向的观点。文化论批判了审美论主体对客体的镜式反应，主张后现代性的人与人、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批判了审美论仅关注音乐作品本体，主张音乐教育更要关注人和人的现实世界的人文关怀；批判了审美论仅强调音乐的审美性，而忽视音乐作为文化的兼容性，主张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文化论的音乐教育观对音乐文化身份认同、音乐文化传承、音乐文化重组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我国普通音乐教育中必将逐步得到关怀与实践。

6.3创造论的音乐教育观

创造论的音乐教育观提出：融审美、立美、文化、功能为一体，“以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是王耀华先生于2007年在《音乐课程标准修改》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创造论从国家对创造性人才需求的时代背景出发，主张在多种音乐实践活动中，通过音乐美的创造、音乐文化的创造、音乐功能的创造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教育。创造论指出音乐是最具有创造性的艺术之一，音乐教育既要审美还要立美，且要在音乐实践中突出音乐的创造特点，通过音乐教育在继承中创造，在创造中继承多元文化。然而对此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创造论会弱化音乐本体的审美价值和学科特点，而事实上当今著名的音乐教育法，诸如达尔克罗兹、柯达伊、奥尔夫、科尔曼等均将音乐创造视为音乐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因此，创造论的音乐教育观在普通音乐教育中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和实践潜力。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后郭小利曾著有《中国传统音乐即兴创作教育研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音乐教学之路。

6.4兼容论的音乐教育观

兼容论音乐教育观主张从各种音乐教育哲学观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出发，将审美、文化、功能、创造等相融合而形成一种多维度的音乐教育哲学观，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刘沛、资利萍、朱咏北、崔学荣等。这一观念是基于音乐学科本体及其文化语境，同时兼容审美的情感效应、对人才培养的创造性效应和对多元文化的传承作用等，构建一种多维度的音乐教育逻辑体系和价值范式，并作为普通音乐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

7中国普通音乐教育哲学观念正待复兴

改革开放早已逐步深入，改革开放的结果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音乐教育哲学方面，有许多国外先进教学法被引进，许多音乐专业人才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颇丰的成果。可以说，经过数十年改革的中国音乐教育已经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7.1教育现代化对美育的要求

如今中国社会提倡的是素质教育转型，其核心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人。对于提高能力素质、促进青少年人格健全等方面，音乐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音乐教育长期以来都被认定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在该种认知背景下，音乐教育功能在教育实践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当前，我国音乐教育迫在眉睫的难题是———尽管美育“取消论”已在我国失去市场但美育“包容论”仍在影响教育体制的定制。如何完全摒弃应试教育的弊端，推动素质教育尽早步入健康高速发展轨道，是当前所有音乐教育工作者们的首要使命。

7.2传统文化复兴，呼唤关照本土

教育转型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必然结果，推动了传统文化观（以道德为中心）向现代文化观（提倡弘扬民族文化精髓吸收世界多元文化因素）的转型。我国目前的普通音乐教育，便是提倡弘扬民族文化精髓的同时吸收世界多元文化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不断创新不停开拓。这种观点和理念不仅意在揭示艺术教育的审美本质，更是旨在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化道德观。

7.3音乐与信息化

高科技的发展使音乐教育的手段也丰富了起来。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整合使音乐教学改变了以往教师只能用单一的“教师唱、学生跟”的教学方式，视听资讯来源的多样化拓宽了学生的音乐视野，同时更加激发了学生对音乐课程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怎样找到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点是上好音乐课的关键。信息技术、电教媒体的使用成为了现代音乐教学最有力、最有效的手段。

8结语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生态哲学观；话语生态属性；意识形态

1引言

生态话语分析产生于全球环境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旨在揭示引起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的话语实践，并积极找寻能够促进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实践。其与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是生态哲学观的参与。生态哲学观（ecologicalphilosophy，ecosophy）最早由挪威哲学家ArneNaess（1995）提出，指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态度，价值和假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判断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供参照标准。论文首先阐释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之后将生态哲学观和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进行综合对比，并系统梳理二者关系。

2生态哲学观的属性特征

生态哲学观源于研究者对生物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科学理解，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也是用以判断人们的话语实践是否符合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重要尺度。无论是分析生态话语还是对话语进行生态分析，均有生态哲学观的参与。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发展动向，我们认为生态哲学观具有3种属性。一是个体性，即生态哲学观并不是某一群体集体持有的、无意识的观念；而是个体主动、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黄国文指出，生态哲学观是“由他们（生态话语分析者）的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伦理准则影响和决定的”（黄国文2017：881）。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不同，其分析和判断语篇价值属性的伦理框架就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因而生态哲学观体现个体差异性。尽管个体的生态哲学观蕴含的具体价值准则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涉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体及生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回答。二是科学性，即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并不是随性而为的结果，而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在科学的实验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进行。生态伦理框架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批判性地阅读，需要仔细观察有益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实践，并广泛吸取积极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理念。之所以突出生态哲学观的科学属性，是因为它在哲学层面分属意识范畴，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会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科学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能够引导人们做出积极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选择，也能够助力于解决当下的各类生态环境危机。相反，消极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加剧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后续发展。三是历史性，即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扬弃曾经主流的生态观念之上，并在充分考虑当下生态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起来的。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科技的进步、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追溯中国传统哲学与外交理念，何伟和魏榕（2018）在研究国际生态话语时提出“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决定它能够成为生态话语研究的伦理框架和生态评价标准，也是生态话语分析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区别性特征。探究生态哲学观的内涵特征是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前提。

3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对比

3．1相同点。生态哲学观反映个体对环境污染、资源过渡开发、全球变暖等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伦理框架。与此同时，生态话语分析也关注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特征。意识形态最早出现于法国哲学家DestuttdeTracy所著《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旨在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哲学基础。生态语言学继承意识形态最朴素的定义，即认为它是有关世界现实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强调，它是“为社会中的某一特定群体所集体持有”（Stibbe2015：23）。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同属哲学中的意识范畴，能动地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它们的相同点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阶级性。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均受社会阶级的影响，因政治权利，经济地位及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而不同。二者均反映某一特定阶级的观念和价值选择。大众对于生态的认识和了解总是源于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宣传和引导，进而形成长久无意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也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最主要方式。相较之下，对生态价值观的选择只是少数群体尤其是生态语言学者的自发行为。他们往往熟知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且对已出现或是将要出现的生态危机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旦这些少数群体掌握政治权利或是话语权力等，他们所选的生态哲学观就会被广泛传播为大众关于生态的认知，进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其次是观念性。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都是存在于人脑中的观念，是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属于意识层面，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积极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形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相反，消极落后的意识形态则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同理，尊重自然、符合生态系统运作规律的生态哲学观会引导人们进行绿色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实践活动；而忽视自然、违背生态系统发展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引导人们做出破坏自然、打破生态平衡等一系列消极的生态选择。同时，意识形态和生态哲学观不断发展变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更为广阔的路径和平台，另一方面由于其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和自主性，也使得意识形态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最后是现实性。意识形态和生态哲学观都依托于社会现实，是对现实的建构。Halliday（2003）指出，社会现实是有关人类活动的经验，而经验在本质上反映人类意识与物质的交互作用。意识形态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是对人类集体经验的加工。生态哲学观是对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物体的关系，以及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建构，表征个体对生态关系的认知。生态话语分析者力图通过研究生态话语来揭示为大众广为接受和默认的意识形态特征，并通过与自身生态哲学观的对比来判断该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否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3．2异同点。尽管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均属意识范畴，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同时也体现相应的阶级意志，但二者在研究视角、在对社会语境和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均表现出较大差异。3．2.1视角不同。意识形态隐性地存在于语篇之中。大众不会对影响自己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选择，正如Fowler（1991）指出，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关系的表达，一般不会被发觉，因为人们将其视作正常的，理所应当的存在。关于生态环境的意识形态也是隐性的，是生态话语分析者基于语言学理论，具体分析文本之后将其显化，以便为决策者和大众提供价值参考。与意识形态不同，生态哲学观是显性的，是生态语言学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在具体的选择过程中，他们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并不断反思自己的日常行为和思维模式。因为没有一种“客观的算法”（Stibbe2015：24）可以决定语篇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者只能将其与自身所持的生态哲学观进行对比，才能判断语篇的生态属性。3．2.2对社会语境的依赖程度不同。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虽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但对社会语境的依赖程度却并不相同。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集体意识的依赖程度。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给予个人的一种集体意识。集体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做出不自觉的行为。因为它在整个人类意识中居于主导地位（Durkheim1933）。而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依赖集体意识，是个人自主选择的，可被反省的个体意识。其目的一方面是用于分析话语的生态属性，另一方面就是影响人类改变现有的不良生态习惯，做出有利于生态系统发展的行为选择。二是对社会情境的依赖程度。意识形态根据其具体发生的社会情境可以做抽象与具体之分。抽象的意识形态是统称，统一指有关世界的集体意识。具体到某个社会情境时，则可以分为政治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和教育意识形态等（Kress，Hodge1979）。生态哲学观没有抽象与具体之分，因为它只能是具体的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态度、观念和价值选择。当某一种生态哲学观为大众广泛接受，并已上升为一种集体意识时，就成为意识形态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具体体现，即生态意识形态。但目前根植于大众思维里的生态意识形态与生态话语分析者倡导的生态哲学观仍有偏差，这便要求生态语言学家在唤醒大众的生态意识、引导大众进行环保实践等方面做出努力。3．2.3与语言本体的关系不同。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的另一异同点表现在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尽管二者在形成、传播和起作用的方式上都离不开对意义符号的选择和使用，但前者对语言本体的依赖远高于后者。任何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都离不开对客观物质世界与主观意识关系的讨论，而客观的物质世界与存在于人脑的意义都是通过语言来建构。然而，目前学界对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形式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分属不同领域，二者无明显关联。世界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并不受语言符号的影响。在Chomsky（2004）看来，意识形态的确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但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并无瓜葛。语言只是符号的集合，就其创造力而言，并不足以支撑或维持意识形态的运行。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部分相关。语言可以用来表征意识形态，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言使用都先天具备意识形态特征，某些语言符号的使用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Lakoff（1987）指出思维系统可以独立存在于词汇和句法表达外。批评话语分析认为意识形态是“组成和建构世界的一种实践”（Fairclough1992：64），并不是普遍存在于语篇之中，而是当语篇中建构出不平等的阶级地位时才显现。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意识形态的表征离不开语言，而语言的使用也总是体现相应的意识形态。Hasan（2009）指出，意识形态的建构源于意义，而意义表达的主要手段是语言。由此，语言为意识形态的构成和传播提供各种资源。Halliday（2003）进一步论证语言的层级结构，两种不同的体现维度，以及三大元功能使其具备表征意识形态的能力。生态话语分析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集体意识，首先存在于人脑之中，是一种认知行为。其次，意识形态须借助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发挥作用，并不能独立存在。作为生态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Stibbe（2015）对媒体报道中有关生态的概念隐喻及认知框架做出阐释，同时也对建构意识形态的语篇使用策略做出剖析，进而为分析生态语篇中的意识形态特征提供可借鉴的研究思路。相较于意识形态，生态哲学观与语言的关系则显得疏离，其形成主要源于对生态系统运作规律的了解以及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生态哲学观强调的不是对语言词汇语法系统的有意选择，而是判断话语及行为实践的伦理框架。典型的生态哲学观有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观及深度生态观。可持续发展倡导对资源的使用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不能影响后代人的合理需求。社会生态观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源在于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以及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深度生态观鼓励人们通过了解其他物种的深层价值来保护生态系统。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造成环境危机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可以看出，对生态哲学观的探讨始终在实践层面进行。通过反映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生态哲学观旨在说服大众做出有益于生态环境的行为选择。

4结束语

哲学理念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科学；技术；理性科学；理性技术；科学本体；技术本体；教育理念；教学理念；中小学；科学课程；技术课程；课程标准

引言：中小学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学科课程，两个课程的出发点不同、目的意义不同、教学目标不同、教学内容不同、教学策略不同，所以它们的定位各自不同。两课程不同的根本原因是科学与技术在本质上存在区别。

1科学与技术的区别

科学与技术作为存在者，它们的存在形态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本文的核心思想，它是从众说纷纭的认识中走出的一条路，是在万千歧义的观点中建立起的一个概念。

1.1科学与技术的词源

古代汉语中没有科学一词。汉语科学一词的出现比较晚，应该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语借用过来的[1]，并且开始时仅出现在个别文献中（如：1896年梁启超的《变法通议》，1911年康有为的《戊戌奏稿》）[2]，甚至直到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在1918年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刊发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还是将科学称为“赛先生”（赛因斯，英语science的音译）[3]，而没有使用科学一词。汉语科学一词的广泛使用是此后的事情。汉语科学一词对应的英语词汇是science。英语science一词最早源于古印欧语的skei，后进化为拉丁语，分别为拉丁语scire（知道）、拉丁语scins（聪明）、拉丁语scientia（知识）；后又进化为古典法语science，具有知识、学习、应用以及人类知识库的意思；14世纪中期，演变为英语science，具有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信息，知识的保证、确信以及确知等意思，一直到今天成为名词science。[4]汉语的技术一词出现得比较早，公元前90年左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的记录。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后世的《陈书》《隋书》《唐书》《宋史》等史书中，以及《广韵》《康熙字典》等辞书中，都出现过技术一词，而且其所表达的语义与现代的技术一词基本相近[5]。《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对技术一词的解释有两个：“1）人类在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2）指技术装备。”汉语技术一词对应的英语词汇是technology。Technology一词是由两部分组成，即主词techn和后缀ology，最早源于古印欧语。其中techn来源于古印欧语的动词“teks-”，具有编织和制造的意思；ology则来源于古印欧语的动词“leg-”，具有收集、收藏和讲话、措辞的意思。以后发展到古希腊语时，“teks-”发展为名词tekhne，意为艺术、技巧、技能以及手艺等；“leg-”则发展为“-logia”，具有发言、演讲、论述、学说、理论、学科等多重含义。此后，tekhne与“-logia”共同构成的希腊语词汇为tekhnologia，这个词具有艺术的系统化处理、技巧或技能、工艺或技艺的含义。到17世纪（1610s）才形成英语词汇technology，表示有关技艺的论述。[6]从上述词源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几乎没有科学这一概念，有的只是技术应用；而西方早就具有科学概念，同时对技术很重视。

1.2理性科学与理性技术的起源

科学与技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时期，人类走出动物界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工具的制造，工具制造过程中既体现了技术的实现，也蕴含着科学的意识[7]。初始的科学思想是感性的科学思想，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有了人类就有了科学意识，科学是人类的产物[8]。技术更是这样，技术最早的体现就是人类制造的工具。本文此处重点讨论的不是人类早期的科学与技术的起源问题，而是形成体系的理性科学与理性技术的起源。其中，理性技术一词及其内涵是笔者在本文中提出一个概念，是对应理性科学而言的。科学的水平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欧洲文明十五讲》一书的作者陈乐民认为西方文明来源于欧洲文明，而欧洲文明的核心就是科学与民主，也就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与“赛先生”（science，科学）。他在该书中还指出：西方文明来源于欧洲文明，而欧洲文明的发祥地是古希腊，也被称为爱琴海文明（或地中海文明）[9]。于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而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又是古希腊，所以西方的理性科学也就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的理性科学（自然科学，physics）与哲学（meta-physics）可以说是同时产生的。《西方哲学史》一书的作者罗素认为古希腊人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并指出“哲学和科学原是不分的，因此它们是一起诞生于公元前第六世纪的初期”[10]。哲学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方有着不同的哲学。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研究对象既有以社会现象为主的哲学问题，也有以自然现象为主的科学问题，如毕达哥拉斯学派专门研究数学，亚里士多德研究物理学，等等。而哲学本体论最开始的研究（即前本体论）是寻找那万物的“始基”，自然科学意味甚浓，古希腊的哲学起源于泰勒斯的自然哲学。中国哲学多以记录中国夏商周文化精神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发祥的代表，它们反映的主要内容是社会问题。西方哲学注重客观知识，而中国哲学注重生命实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境遇[11]。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从社会问题开始，而西方古代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从自然问题起步，西方开始研究的哲学问题更像自然科学问题，科学研究的品质从哲学研究中建立起来。上述关于科学起源的讨论是指科学作为理论体系初始建立的时间与空间，是理性科学的诞生，并非科学初始意识与科学启蒙思想的产生，近现代科学正是在古希腊理性科学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见文献[8]）。古希腊时期的先哲从事的研究确实是通过大量的思维而集体产生的学问，它们不属于技术类的发明，技术发明是反映在工具的制作与改良上的，即使当时也有这种发明存在，但与科学成就相比较就显得逊色多了。早期的技术更多地产生于东方，从公元1—15世纪，东方（中国、印度）在技术发明上的成就辉煌，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整个西方在技术进程方面都受到源自中国的影响[12]。可见，反映经验积累的早期技术创造更多地起源于东亚和中东，而反映思想结晶的理性科学洞见主要起源于古希腊。笔者认为，理性的技术应该产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即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段时间的机械化革命，说它是理性技术是因为此时的技术装备是被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设计出来的。这样大规模有计划的技术设计还有第二次工业革命，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电气化革命，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即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信息技术革命。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的技术都应该属于理性技术，人们在理性科学的指引下，科学、理性、规范地去实施设计，所以理性技术的起源就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上述分析可得出三个结论：1）理性科学要早于理性技术诞生；2）理性科学产生了理性技术；3）理性科学与理性技术都没有起源于中国，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或尼德汉姆之谜）提出的“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13]，所表达的就是这个现象。理性科学与理性技术起源的讨论对我国中小学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的定位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通过对科学与技术在我国民族发展史中所占据的地位、思想作用、传统意识、发展理念的分析，可以掌握我国中小学生在科学与技术教育教学中所具有的特点，从而准确地定位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评价指标等一系列问题。盲目地引进西方国家科学技术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或者固执地坚持中国传统的教学内容与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因为中西方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巨大差异。

1.3科学本体与技术本体

从字面意义上讲，本体论（ontology）就是存在论，则本体就是存在（tobe），所以科学本体就是科学作为存在者的存在形态，而技术本体就是技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形态。此处要论证：科学作为存在者，其存在形态为思维形态（thoughtform）；而技术作为存在者，其存在形态为物质形态（phy-sicalform）。哲学本体论要解决什么是存在者的存在（what）、存在者为什么能存在（why）、存在者怎样存在（how）这些相关问题。其中存在者怎样存在（how），就是探讨存在者的存在形态的问题。存在者的存在形态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区分方法，包括：物质形态与思维形态；主体形态、客体形态与介体（中间体）形态；智思体形态与物自体形态；时间性存在形态与非时间性存在形态；真际形态、实际形态与幻际形态；等等[14]。区分事物存在形态不同是判断事物之间根本性区别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具有思维形态的事物（存在者），它们的特点表现为：首先，因为它们是被主体人类通过思维而建立起来的，同时主体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思维就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或正或误（亦称或善或恶）是具有思维形态事物的一个显著性特点；其次，因为具有思维形态的事物或正或误，所以人类对这一类事物的判断就是不断变化、不断否定、不断修正的；最后，因为这类事物是人类思维形成的，所以它所呈现的具体形式常为学问、理论、范畴等。科学是人类通过思维上的逻辑分析与逻辑判断去发现它的客观规律，那么这个思维的逻辑性本身就存在正误问题，所以得出的科学结论必然具有正误性；人类通过思维发现的科学规律（或定律）是不断发展的，旧的科学定律不断地被新的科学定律纠正；科学是允许证伪的[15]，这本身就说明科学结论存在正误之别。同时，科学与哲学一样都是学问，它们具有相同的属性。哲学作为学问具有自己的范畴，称为哲学范畴，哲学范畴一般被界定为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方法论（methodology）等[16]。学问一词在汉语中是常用词，但在英语中没有非常确切的对应词汇，此处可使用表示学、学问的后缀“-ology”来代替。科学作为学问（“-ology”）也具有自己的范畴，可以认为科学的范畴为知识体系、方法系统、社会建制、意识形态等，可以称它们为科学范畴。所以，科学显然应该被界定为一种具有思维存在形态的存在者，这是科学本体，而科学的本质则是“-ology”。科学作为存在者的存在形态为思维形态这点十分重要，它的重要性将会体现到科学教育中，决定着科学教育的教学活动中科学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都将具有思维的特点，而且有必要在课程标准中进行说明。具有物质形态的事物（存在者），它们的特点表现为：首先，因为它们是完全独立于主体人类而客观存在的，它们的存在不受人类主观意识的支配，于是对于它们就不存在正确与否的判断，所以，非正非误（亦称非善非恶）是具有物质形态事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其次，因为具有物质形态的事物非正非误，所以人们对这类事物的优劣不是去纠正，而是采取用一个类似事物取代另一个事物的方法；最后，因为这类事物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它们所呈现的具体形式常为经验、技能、艺术等。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技术与伦理之间便形成所谓技术—伦理悖论[17]。有两个技术—伦理悖论：一个为“技术亦善亦恶”，另一个为“技术伦理无善可求”。无论是“技术亦善亦恶”论，还是“技术伦理无善可求”论，其本质都是“技术非善非恶”，或称技术非正非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W.BrianArthur）在他的专著中对技术本质的解释为：[18]51同时，他还对技术的存在形态作了说明[18]119即技术作为存在者（being），其存在形态为物质形态（physicalform）。同时应该注意到技术的存在形态所描述的是技术本体，而技术的本质如布莱恩·阿瑟所述为phenomenon。技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形态为物质形态这一点同样十分重要，它的重要性将会体现到技术教育中，它决定着技术教育的教学活动中技术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都将具有物质形态的特点，而且有必要在课程标准中进行说明。应该注意到，这部分论述内容在讨论科学本体与技术本体的同时，对科学本质（“-ology”）与技术本质（phenomenon）也作了简要说明。科学与技术的起源、本体、本质问题的提出是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关键所在，同时是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定位的原则和基础。

2科学与技术的教育理念

上述讨论决定了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的教育理念。本文讨论教育理念是因为教育理念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理念决定着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评价等一系列教育教学的本质定位。

2.1理念

汉语理念一词所对应的英文单词是idea（源于古希腊文eidos），但是笔者认为idea一词主要是主意、想法、理想、观念等意思，并不能够充分反映现代汉语中理念一词的本意。《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对理念的解释是信念、思想、观念，与英文idea比较接近。虽然是《现代汉语词典》，但是对于理念一词仍是一种传统的解释，真正现念一词承载的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含义[19]。从哲学角度出发，理念一词所指代的是理想、永恒、精神性的普遍思维范式[20]；或者指代一种与物质世界不同，以精神作为思维对象的永恒存在[21]；理念永远是普遍、起规则作用的东西[22]。而柏拉图的《理念论》将理念解释为一种永恒不变的非本质原型，人们所看到的事物只是理念的摹本[23]。显然，这些都与《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理念一词的解释大相径庭。笔者认为，现代汉语中理念一词与数学、自然科学中的公理一词为同义词，只是用于不同的领域，在数学与自然科学中称为公理，而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称为理念。数学中的公理是一切定理与推论的出发点，不同的公理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数学体系。例如：从平行线定理等公理出发，就有了欧几里得几何体系；而从完全相反的公理出发，就有了黎曼和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体系。物理学中的物质不灭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其实也都属于公理。公理是不证自明的、人类与生俱来的知识，平行线公理与物质不灭定律都是无法证明的定理，它们属于先验知识并早就藏于人的心中。说它们藏于人的心中，是因为它们不是从人的心中建立起来的，而是早就存在于那里，只是人们自己不觉得，是以后被某些人阐发出来或揭示出来的。例如：一盆水结成冰，人们不认为是盆中的水完全消失而后冰完全出现，认为水结成冰的这个念头是因为人们心中都有的物质不灭这个公理。与数学、自然科学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也需要有公理，其他一切定理与推论都是从它出发而建立起来的，这个公理就是理念。所以，理念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公理，是绝对无条件的、规定其他事物的意志。

2.2教育理念与教学理念

教育理念是一个哲学概念[24]，根据笔者前文论述，教育理念应该是教育领域反映教育规律的公理。但是，教育领域涉及的问题很多、范围很大，所以在不同的研究问题中都会有相应的教育公理或教育理念。于是，科学教育就要有科学教育理念，技术教育就要有技术教育理念，科学教育理念与技术教育理念是完全不同的，表述着各自的公理。教育理念又与教学理念不同。教育理念是对一个教育问题全系统的公理表述，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反映了教育主体通过在校学习、社会实践等，以增进知识、技能、身心发展为目的的一系列教育活动[25]725。教学理念只是针对一门课程教学的公理表述，而教学则反映了以课程内容为中心的教育主体行为[25]711。本文讨论的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是针对课程教学活动的定位研究，所以此处重点讨论科学课程教学理念与技术课程教学理念。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教育理念与教学理念并非两个完全无关的独立体系，教学理念往往是教育理念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体现。这就如物质不灭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这两个物理学公理，它们在电路理论中具体分别表述为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与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所以，本文虽然重点讨论科学课程教学理念与技术课程教学理念，但绝不能完全脱离科学教育理念与技术教育理念的范围限定。

2.3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的教学理念

科学课程的教学理念受限于科学教育理念，而科学教育理念被科学的起源、科学本体、科学的本质所规定。同理，技术课程的教学理念受限于技术教育理念，而技术教育理念被技术的起源、技术本体、技术的本质所规定。如前文所述，理性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伴随着古希腊哲学共同诞生，古希腊哲学同时还是西方哲学的发源，而西方哲学是建立在逻辑学基础上的[26]，所以科学教育理念中必须体现出对于逻辑性、逻辑思维的关注。科学本体是科学作为存在者，其存在形态为思维形态，所以科学思维以及科学的思维性都是在科学教育理念中必须加以关注的。科学的本质是“-ology”，即汉语的学问，学问具有知识性、理论性、体系性，所以科学教育理念也必须对知识、理论以及体系性有所关注。于是，科学课程的教学理念应该在科学教育理念的范畴中进行阐发。同样如前文所述，理性技术起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类开始将科学指导下的技术系统地、规范地、有计划地进行设计，而最终在工具或装备上实现的，所以技术教育理念必须关注系统性、规范性、设计性等这些因素。技术本体是技术作为存在者，其存在形态为物质形态，所以反映工具性或装备性的形象思维是在技术教育理念中必须加以关注的。技术的本质是phenomenon，注意英语phenomenon与appearance不同，虽然它们在汉语中都被译为现象，但是phenomenon更多地对应汉语表象一词[27]，表象是形象思维而不同于科学的逻辑理性思维[28]。同时，传统技术哲学将表象视为技能、手段的实践互动模式，也是人与世界的交往方式[29]。所以，技术教育理念也必须对表象或技能、手段有所关注。于是，技术课程的教学理念应该在技术教育理念的范畴中进行阐发。

3科学与技术课程的定位分析

根据国家课程方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与《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中小学科学与技术课程主要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学、信息科技课程，普通高中阶段的物理、化学、生物学、技术（含信息技术与通用技术）课程。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科学课程可用于代替物理、化学、生物学三门课程。可以将物理、化学、生物学这三门课程归纳为科学课程，说明这三门课程确实具有科学课程的属性。但是，如果仔细对上述各门课程的内容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可以按照科学取向与技术取向来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的，划分结果如图1所示。从中小学上述所有课程的属性上分析，每门课程在内容上几乎既包含科学内容成分，也包含技术内容成分，只是所包含两种成分的数量和强度有所区别。图1是笔者根据自己的认知，通过排列反映出这些课程在课程内容设计和课程标准规定中不同的成分含量：向着科学取向的方向，科学内容越多越强；向着技术取向的方向，技术内容越多越强；中间的课程，科学内容与技术内容成分数量和强度分别向着递增或递减的方向分布。所以，中小学科学与技术类课程中科学成分与技术成分都是包含的：初中科学课程涵盖物理、化学、生物学三科课程的内容，既有科学成分，也有技术成分，但应该更加注重科学成分；与之比较，普通高中的技术课程中技术成分的含量相对要高，科学成分则表现很弱。虽然中小学科学与技术课程在成分上科学内容与技术内容都有所呈现，但是在教学理念上必须将不同内容成分的教学加以区别，这是由科学与技术的起源差异、本体差异、本质差异所决定的。同时，以下讨论中使用的科学课程和技术课程称呼，实际上是不得不分别指称课程中的科学成分与技术成分，因为我国中小学的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区分。首先，中小学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在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上必须考虑科学发展史与技术发展史的相关内容，这一要求是根据科学教育理念的科学起源论与技术教育理念的技术起源论而确定。2001年，我国在制订中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时设定了科学史的相关内容，明确指出科学史在科学课程中的作用与地位[30]；但是到了2022年，新制定的《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版）》中设定的教学目标为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等四个方面，科学史的相关教学目标和内容不见了，这是一个遗憾，因为学习科学史对科学思想、科学思维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技术类课程，技术史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技术史不只是技术装备发展的历史，更应该是技术与科学、社会、艺术、人文以及经济的关系史[31]。在《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和《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课程目标和教学内容设定中都没有涉及技术史的相关内容。科学起源论与技术起源论这一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的教学理念在中小学课程标准中的缺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应该得到广泛重视，建议在今后的教材建设和教学设计中以跨学科教学的方式渗透和展现科学史与技术史的相关内容。其次，中小学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在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上必须考虑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训练与养成的相关内容，这一要求是根据科学教育理念的科学本体论与技术教育理念的技术本体论而确定的。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形成的两大基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系统实验，而中国没有建立理性科学的原因就是缺乏这两个基础[32]，这足以证明科学教育理念中反映科学本体论的逻辑思维（思维形态）的重要性。但是在《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版）》设定的教学目标中没有出现与逻辑学相关的内容和逻辑思维训练的相关内容，在科学思维目标要求中强调了模型构建、推理论证、创新思维等与技术要求更加贴近的相关内容。钱学森非常重视形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研究，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我国形象思维学的研究得到深入发展。形象思维学认为形象思维是人对客观形象事物之形象信息传递的感受与存储中，结合主观认识和情感，采用一定的工具与形式进行创造的一种思维形式[33]。所以，技术教育理念中反映技术本体论的形象思维也是同样重要的。在《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虽然没有提及形象思维，但是对形象设计提出要求；而《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不仅强调了形象设计，而且对形象思维训练提出要求，这正是技术教育理念的体现。最后，中小学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在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上必须考虑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的相关内容，这一要求是根据科学教育理念的科学本质论与技术教育理念的技术本质论而确定的。科学的本质“-ology”是学问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对学问的解释为“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所谓系统知识，其实就是理论体系，而亚里士多德更是将学问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34]，这说明学问的最终表达应该是理论性的，而理论的形成，从方法论角度讲是以分析法、归纳法为主的，即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所以，作为科学教育理念在科学本质论上的体现应为归纳法的研究方法。《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版）》的科学思维目标部分提到分析法与归纳法，但是在后面学段目标部分没有对这些方法的训练提出具体的相关教学内容与教学策略。技术的本质phenomenon是表象的意思，体现在技能和手段方面，从方法论角度讲，它采用的方法为综合法、演绎法，即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在《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和《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都提到学生综合能力的训练问题，但是都没有提到演绎的研究方法。与此相比较，在《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版）》的科学思维目标部分却提到综合方法与演绎方法的要求，这些要求出现在科学课程的课程标准中似有不妥。综上所述，在我国中小学课程标准中根据科学课程的教学理念和技术课程的教学理念，分别对科学课程标准与技术课程标准或者对课程中科学教育成分与技术教育成分做适当调整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在现行课程标准下进行教材编写时，将反映科学课程教学理念与技术课程教学理念（科学技术起源、科学技术本体、科学技术本质）的相关内容在新教材中体现出来也是可行的。

4区别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的意义

区分科学与技术对于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精髓是十分必要的。理性科学与理性技术没有产生于中国是有其文化方面的原因的，在具有中国文化基因的中小学中开展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如果不能让学生清晰地区分科学与技术，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科学与技术的不同内涵。一个事物概念的建立要从内涵和外延上同时进行：事物概念的内涵是人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规定，而事物概念的外延是人对事物不同属性的分类（或聚类），分类就是对事物进行本质上的区分。所以，能够进行外延上的分类或区分，才是真正从本质上对事物的概念理解了。显然，区分科学与技术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在我国中小学阐发科学教育理念与技术教育理念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于是也就有必要区别科学课程的教学理念和技术课程的教学理念，而且在现实的科学成分与技术成分混合的各个课程中对不同的成分设置不同的起源论、本体论、本质论也就变得必不可少。本文讨论了理性科学起源于古希腊，理性技术起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科学本体表达为科学作为存在者，其存在形态为思维形态；技术本体表达为技术作为存在者，其存在形态为物质形态；科学的本质是“-ology”，技术的本质是phenomenon；所有这些构成科学与技术的区别、科学教育理念与技术教育理念的区别，以及决定了科学课程（或成分）与技术课程（或成分）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以及评价指标等方面的定位。期望今后出版的教材与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够根据本文的思想构建新的知识结构体系，为我国科学与技术的教育作出成绩，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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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理念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大学理念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主体力量是大学的领导干部。由于历史、传统、地域环境与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边远地区高校领导干部普遍缺失大学理念，这是制约这些高校管理水平提高的根本因素之一。而直接的文化撞击又是观念塌陷与重组的重要方式，因此，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选送边远地区高校领导干部到国内中心城市重点大学对口挂职进修，不失为一种重塑他们大学理念的有效途径。

大学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是与师资队伍建设同等重要的基础工程。如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是各级各类大学党委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对于边远地区高校来讲，怎样将大学精神融入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更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任务。本文就此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迈克尔·D·科恩与詹姆斯·G·马奇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大学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不论其观点是否偏颇，是否道出了大学管理的本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学的管理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管理，而是以大学理念为灵魂，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比较特殊的管理。这是因为“大学享有充分的自由;大学的知识属于人民;大学是崇高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捍卫者;大学既创造知识，也传播知识;大学对研究自由与教学自由给予了保障;精神和文化是人类尊严的实质内容，而大学则是维护精神文化的中心。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除了一般管理的原则和机制外，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学的管理者必须具有明晰而正确的大学理念。换句话说:“一所大学的理念是这所大学的思想、精神和灵魂，它决定着这所大学的思维方法和发展方向，更决定着它的明天。”对于什么是大学理念这个问题，学界争议颇多，我们赞同如下观点:“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间之所以说大学理念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这是因为“知识及其学科(专业)是大学的组织基础，因而“文化性是大学的根本属性，也是大学区别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个性，它决定了大学应当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策源地，也应当把文化机制作为大学运行的主导机制。同时，“应当把‘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作为大学制度的根基和维持其活力的源泉，以人文、理性、品德和学术价值作为其应当追求的基本价值。所以，大学的本质决定了大学管理的基点是文化机制而非行政机制。因而，大学精神是大学管理的灵魂和统帅也就成为逻辑必然。

边远地区高校是指省会城市以外，远离中心城市，地处老、少、边、贫地区的高校;高校领导干部是指高校院(系)部(处)中层以上管理干部。这些高校一般来说，所处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交通、信息相对比较闭塞，学术文化环境差，传统观念、小农意识比较浓厚，很难吸引外地特别是中心城市优秀人才，因而其教师和管理干部长期以来主要靠本校毕业的留校生来补充，明显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甚至恶性循环的严重局面。具体而言，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校级领导到中层领导以至一般干部，大多数是本校留校的学生，学缘结构单一;二是学校管理干部包括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本专科学历，高学历者很少;三是学校的管理干部几乎都是来自学校所在地区，或者附近几个地区的农村和小城镇，地缘结构十分单一;四是这些学校的管理干部几乎都没有学习进修的机会，其管理思想和方法陈旧落后，甚至缺乏对大学管理基本常识的认识。许多学校实际上已完全用行政本位取代了文化机制，权力大于学问，官职大于职称，大学文化严重缺失，科研教学长期低水平徘徊。

这些问题还只是表面的现象，现象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危机，这种危机又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我国边远地区的高校一般都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或80年代因陋就简而创办起来的，缺乏基本的办学条件，更谈不上大学应有的文化积淀。其初期的领导干部，甚至主要领导干部，有为数不少的人是没有办学经历，甚至没有经历过高等教育，没有任何大学理念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所以，他们只能以管理机关的理念和模式来管理大学，而这种地方机关式的管理模式和“经验”又陈陈相因，成为这些大学管理干部的思维定势，有着很深厚的观念和情感基础，这就使得用行政本位取代文化机制成为一种必然，形成一种惰性，这种惰性又直接造成了这些大学领导干部普遍而严重地缺乏大学精神。因此，边远地区高校在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缺乏有意识、有组织、有力度的大学精神培育。

大学精神是一种观念形态。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观念的更新有赖于人们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文化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不同的文化只有在相互交流碰撞过程中，能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各自的长处和不足，有接触才有比较，有比较才能促进提高。同时，经验告诉我们，当人们作纵向比较时，很容易对今天的成果感到自豪和满足，当人们作横向比较时，才容易看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边远地区大学那种较为封闭的环境，没有鲜明的对比，没有强烈的反差，旧的传统、旧的模式、旧的观念很难经受由文化移入所带来的巨大撞击力和粉碎力，很难打破那种超稳定的结构和平衡。因为间接的文化撞击，总是以某种载体为中介，因而较容易受到人为的控制和阻断，其产生的影响必然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所以，观念的塌陷与重组，直接的文化撞击，应该说是一个较为迅速而有效的途径。所谓直接的文化撞击，是指载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对方面前展示出对方所不熟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并形成较为鲜明的反差，产生较为强烈的震撼，因而直接的文化撞击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的直接撞击，对于落后文化的震撼力是难以估计的。对于载有落后文化特质的人们来说，在这种撞击中，就很可能出现一种洗心革面的效果，促使其固有的文化观念迅速地塌陷与重组，较快实现对新观念的吸收与对旧观念的扬弃。公务员之家: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选派边远地区大学领导干部到中心城市的重点大学挂职进修，是培育他们大学理念，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状况的一项比较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