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传播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6 00:15:51

音乐传播论文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传播大众传播音乐传播

人类的社会音乐实践,其本质就是音乐的传播实践。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动力,又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大众传播环境中,音乐的传播已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和状态,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音乐艺术的方方面面。弄清音乐传播的新特点和新状态,对于理解和探究当代音乐艺术的现实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所谓传播,从广义上说,就是“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和变化”;人类的传播活动则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实现信息共享的过程,它一般包括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反馈信息四个基本要素。作为音乐文化传承原动力的音乐传播,是指“乐音音响符号所负载的音乐艺术意图、音乐思想等音乐信息为人们所分享或共享的过程,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由于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音乐传播与其他信息传播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比如在音乐传播中,传播的信息即乐音音响符号,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具有非语义性特征的听觉性符号。由此使得音乐传播的各过程凸显其特有的品质。但与此同时,作为传播子系统的音乐传播,注定会受到社会整体传播环境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力又是持久的、革命性的。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类的传播活动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形态到现代数字多媒体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传播的发展和进步总是受到传播媒介的制约,一部传播史就是一部媒介发展的历史。从媒介技术的发展来看,人类的传播可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数字化传播时期。从传播类型和功能来划分,又可分为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等几种模式。在不同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模式中,传播活动具有不同的状态和特点,并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

毫无疑问,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代社会已经进入由广播、电影、报刊,尤其是电视、互联网及摄录音像制品等大众传播媒介强力控制的文化时代,即所谓的大众传播时代。作为“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内容”的大众传播,正在经常而全面地诱导和制约今天人类的日常生活;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的信息,包括艺术活动的多样现象,纷纷随同大众传播的巨大辐射力及其快捷、直接、形象具体的方式而漂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逐渐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如上所述,我们已进入一个传播媒介丰富多彩、大众传播强力控制的文化时代。与其他传播类型相比,大众传播模式更加成熟,其功能更加突出,使得它已成为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传播形态和信息系统。其一,大众传播的传播者是包括报刊、电台、电视、网络、音像公司等在内的专业化媒介组织;其二,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其三,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即传播学术语中的“受众”;其四,大众传播的信息既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其五,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其六,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在这样强势的大众传播环境下,当代音乐艺术传播又具有哪些新的特点和状态呢?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

第一,传播者和受传者(受众)。在大众传播环境下,尽管仍然存在“口传心授”“口头接力”等个体式的、人际式的音乐传播方式,但传播的主体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电台、电视台、网络、音像公司、唱片公司等专业化媒介组织完全掌握了传播的主导权,成为了社会音乐艺术的传播主体。在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创作者与表演者所共同阐释的音乐作品,或被记录、还原、复制的音乐音响信息,都不是直接呈现给受众,而是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络、音像公司等专业化媒介组织进行传送和传播。也正因为大众传媒的强大复制功能和传播效应,昔日笼罩在“艺术”之上的神秘光彩开始褪色,艺术成为当代大众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对象而非少部分人的纯粹精神领地。其受传对象也从精英分子、专业人士走向了一般大众和普通平民,从而使音乐受众成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音乐接受群体,真正开创音乐艺术传播的“大众化”时代。第二,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艺术作为审美体验的一种结构性活动,总是同人的活动及其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杜夫海纳《当代艺术科学主潮》)从最早的“留声机”到今天的各种摄录设备,从磁带、唱片到光盘,从广播电视到MP3及互联网,当代音乐艺术传播的技术性质变得日益突出,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技术的成功运用使得音乐传播能够有组织、大规模、专业化地进行,但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性和技术的控制力。在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虽然口语传播(现场传播)和乐谱媒介传播仍然发挥着其独特的传承作用,但传播的主要形态却是以电子媒介和网络数字化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由此给当代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一次音乐会或歌会的传播,既有演奏者(演唱者)与听众(观众)之间的现场传播和共同参与,又有电台、电视台或网络进行的同步直播,还有广播电台、电视台采录编辑的专题节目以及音像公司加工复制的音响音像制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音乐传播也呈现出一种综合性、市场化、产业化的特点。

第三,传播过程和时空。由于唱片、光盘、互联网、电视等摄录技术和传播技术的使用,从音乐传播源到接受者的传播过程更加快捷,音乐符号的记录时间更为持久,当代音乐传播已经突破“面对面、近距离”的“在场性”和“即时性”限制,从而完全实现了长时间、远距离、跨地域的传播。正是电子及网络数字化媒介的记录和传播功能,使我们今天既能欣赏到20世纪初的著名京剧唱段,又对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等著名歌唱家的歌声耳熟能详,并能引起那些“不在场”地域居民的“共鸣”,实现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或是“跨地域”传播。比如,在传播媒介的“远距作用”下,摇滚乐从美国传到欧洲和全球的大多数城市,中国的“西北风”以及当下的流行网络歌曲,也成为不同地域人群的共有文化。另外,在音乐的网络传播中,作曲家只要把音乐文件推上互联网,音乐的社会传播和交流活动就已开始。当然,由于技术的使用以及大众传播的“影响(制约)——接受”(认同)过程,也使当代音乐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复杂化了。

第四,传播内容和功能。传播的本质在于信息的流通,即一种符号化的传播内容的移动、变化和共享。在大众传播环境中,“作为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的音乐信息(内容),人们通过传播市场来接受和消费,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说明传播的音乐信息产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另一方面,音乐艺术作为文化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人们对它的消费主要是精神内容,即意义的消费。意义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其内容是一种“神性与物性的双重变奏”。但是,随着音乐商品价值的挖掘和膨胀,以及艺术复制技术的广泛运用,导致“文化的生产被驱回到一种精神空间之内,但这种空间不再是旧的单个主体的空间,而是某种被降低了的集体的‘客观精神’的空间”(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又如阿多诺所批判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当代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个性特征、情感深度等“经典”标准被逐渐“削平”,而大众娱乐功能和商品消费功能得到加强,音乐传播的内容、功能及其整体模式都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戴元光,金冠军主编.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篇2

(一)传播学

我们在掌握和理解传播学的过程之中应该把握传播学的特点,从这个方面对传播学进行理解:首先,传播学中的“传播”主要针对的是精神层面的信息传播,与我们普通的物质内容没有联系;其次,传播包括传播者、信息、媒介和受众,这些要素正是教学所要研究的内容;最后,我们应该明白在传播的过程之中应该注重传播的有效性,只有改善传播活动的环境才能促进传播过程的有效进行。

(二)大学音乐教学

大学音乐教学是一个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需要教师与学生进行密切有效的配合才能促进使教学过程顺利的实现。音乐教学与一般的学科教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为音乐教学的教学目标不仅仅是音乐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通过音乐学生提高自己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这就要求音乐教师在进行音乐教学的过程之中,充分的注重教学方法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更好的教学目标,提高教学质量。

(三)传播学与音乐教学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教学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与理念的传播过程,因此我们说传播学对于音乐教学的有效性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传播视角之下,我们应该积极开拓相关的教学方式,应用传播学实现大学音乐教学过程的不断提升与改变,促进大学音乐教学方式的有效性。

二、传播视角下的大学音乐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一)传播视角下的大学音乐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对于大学音乐教学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教育教学的改革在不断的推进,大学音乐教学理念也在逐步的进行改变与提升。现代音乐理念要求在教学过程之中要做到不断的创新,尤其是在传播视角下,信息时代已经走入了我们的生活与学习,已经深刻的改变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正是在这种条件的影响之下,要求我们必须充分的利用传播视角及时更新大学音乐教学理念,让大学音乐教学理念与传播学进行有效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大学音乐教学理念的与时俱进,才能不断的推进大学音乐教学理念的创新与发展。

(二)传播视角下的大学音乐教学内容

教学过程中最有价值的就是教学内容,这是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最为注重的方面。大学音乐教学过程中也是这样,也应该对教学内容予以充分的重视。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之下,我们进行教育教学过程之中,更多注重的是课本知识的讲授,缺乏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设置与安排。但是在传播视角下,可以促进教学内容的进一步优化。在传播视角下应该实现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实现音乐教学内容与现代音乐发展的有效融合;其次,在教学过程之中应该充分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的参与到现代音乐教学过程之中;最后,应该注重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和传播手段,实现教学内容的丰富化,让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深刻的印象,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

(三)传播视角下的大学音乐教学方法

内容的改变必然促进方法的创新,所以在传播视角下的大学音乐教学方法应该得到不断的丰富。善于创设音乐教学的环境,能够利用各种乐器、多媒体手段等让学生进行情境,有条件还可以带学生走入真实的大自然中,体会音乐的美。在课内教学中要利用好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比如课件、视频等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切实感觉到音乐对生活的重要性。教师要勇于借鉴和创新,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选择不同的方法,凡是能够对学生产生有利结果的方法都可以尝试和利用。

(四)传播视角下的大学音乐教学过程

实现大学音乐教学方式有效性实施必须充分的重视教学过程,与传统的音乐教学过程不同,在传播视角下,我们应该对大学音乐教学的教学过程进行系统的设计与规范,实现大学音乐教学过程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促进大学音乐教学方式的有效实施。在进行音乐教学的过程之中,应该与传播学进行有效的结合,因为音乐教学过程本身就是通过一定的媒介实现音乐信息与音乐符号的传播,也就是说音乐教学过程之中本身就蕴含着传播过程。因此,在大学音乐教学过程之中植入传播学就显的尤为自然,可以更好的促进现代大学音乐教学过程的进步与发展。在传播视角之下,我们应该注重教学过程之中与学生的互动和学生与媒体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实现大学音乐教学过程的优化,让学生通过媒介融入课堂教学过程之中,在传播媒体的帮助之下实现大学音乐教学过程的记录与传承,让教学过程变的更加生动活泼。

三、结论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篇3

[摘要]龟兹文化是一种多文化构成的艺术,是西域各国乐舞艺术代表,龟兹乐舞盛行于汉唐时期,其音乐艺术的传播对中原产生的一定影响。

[关键词]龟兹文化龟兹乐西域文化多元化

龟兹文化是多种文化构成的一种复合型结构,这个结构建立在龟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厚重的文化基础上。古龟兹地处天山南麓,佛教文化的北进,希腊艺术的东渐,中原文化的西流,在这里交流融汇,生根开花,使龟兹乐舞艺术更加光彩夺目。

大量的史料及龟兹附近的克孜尔、库姆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等石窟壁画和出土文物古迹都说明:古龟兹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的中心和军事重镇,而且尤以“龟兹伎乐,特善诸国”声震中外。龟兹乐舞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灿烂的美学价值。龟兹乐也被公认为西域乐舞的杰出代表。传播并影响了我国中原和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中亚等地区。特别是对我国唐代大曲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整个中国的音乐、舞蹈、杂技、器乐、戏剧、绘画等艺术的繁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西域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吕氏春秋》中记载的“伶伦作乐”以及《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所描写的“瑶池对歌”,周穆王游历西域的壮举都说明中原与西域的交往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已沟通了中原与西域的商业贸易往来。自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我国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曾掀起过历史的高潮,大量的西域乐舞及乐舞伎传人中原,中原的音乐也西传西域,公元前123年,张骞随大将军卫青西征匈奴,凯旋而归时不仅带回了一批歌舞、杂技艺人,还带回了西域的大型音乐套曲《摩柯兜勒》,据史料记载此曲是西域大夏国的音乐艺术。大夏即史书中的巴克特里亚,指现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汉乐府首任“协律都尉”李延年又根据《摩柯兜勒》改编创作了《出塞》、《入塞》、《出关》、《人关》等二十八首军乐曲,并组建了西汉第一支军乐队“鼓吹乐队”。开创了西域乐曲与中原音乐融汇发展的新声,在当时对中原音乐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根据《摩柯兜勒》改编的军乐曲也称“横吹曲”,它虽然不能与汉代“鼓吹乐”等同,汉代鼓吹乐的基础是源于中原传统音乐,但“鼓吹乐”中肯定也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音乐成份。

古代西域也是我国最早接受佛教文化的地域。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夏国,地处阿姆河、锡尔河的上游,费尔干纳盆地一带,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月氏人被匈奴赶到中亚建立的大月氏国。公元前一世纪称巴克特里亚,公元一世纪发展成中亚的贵霜大帝国,与汉帝国、安息、罗马等大国一样成为古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交往的主要把持者和文化传播者。巴克特里亚先后被印度、希腊、安息、鲜卑、突厥统冶,文化形态最具多元化特征,既接受了佛教文化、又兼收了希腊诸神,伊朗祅教等宗教信仰成份。这种兼容多种宗教成分而成的“犍陀罗艺术”又随着贵霜王朝的势力发展沿着丝绸之路传向西域各地,传向中原也传向印度。目前所知最早将佛教传入西域的是来自迦显弥逻(巴克特里亚)的高僧秕卢折那,他翻越葱岭首先来到西域的于闻国,此后西域的于阗国、楼兰古国、龟兹国、尼雅古国、高昌国、佛光普渡、寺院竟起、洞窟纷凿、雕塑壁画争辉。龟兹周围大量的石窟壁画中反映的佛教内容,应该是从巴克特里亚传来的“犍陀罗风格的艺术”。佛教最初传入西域的艺术形态是“犍陀罗艺术”,而“犍陀罗艺术”是印度佛教在贵霜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迦腻色迦(大月氏人)统治的地区犍陀罗一带形成的。

佛教的传播并不等于音乐的直接传播。早期佛教宣扬的是极其严格的“苦行僧主义”,在教义的制约下,除了反映苦行的佛本生及佛传故事外,不可能涉及艺术内容,早期的佛教文化中很难见到表现乐舞伎的内容,公元四、五世纪随着佛教传播的需要,在佛画中才开始出现乐舞伎的形象,而此时西域的龟兹乐已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在西域乐舞中,除了康国乐、天竺乐中没有解曲的器乐部分外,其他乐舞中均有。

二、“龟兹乐”第一次东渐及“西凉乐”的形成

龟兹乐舞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延伸着人类的语言内涵,表达着人内的思想情感,它不仅丰富多彩,而且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在我国魏晋南北朝以来,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乐舞艺术直入中原,至唐,则“四方之乐大聚长安”,西域乐舞主要以“高昌乐”,“龟兹乐”,“蔬勒乐”为主,其中最具艺术成就的是龟兹乐。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多次大规模的西域文化输入。公元384年,前秦王苻坚命大将吕光西征龟兹,吕光灭龟兹后,被龟兹国瑰丽的文化艺术所倾倒,翌年,在班师东归时带回大批龟兹乐舞艺术及大批乐舞伎,还带回了龟兹国的佛教高僧鸠摩罗什。龟兹乐作为战利品被吕光带回中原而得到传播。首先传播的地域是凉州,即今甘肃省武威地区。大规模的龟兹音乐舞蹈艺术东传从此揭开了序幕。中原与西域的乐舞艺术交流除了战争途径外,还有使臣往来,公主外嫁,佛教东传等形式。

吕光趁中原大乱之际,逐割据凉州,建立凉国。吕光将龟兹带回的大批乐舞伎和琵琶、筚篥、羯豉等乐器,并汇集中原艺人,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乐舞队,并把大量的龟兹乐曲加以改编,又和西凉地区的乐舞融合,形成了独且特色的“西凉乐”,又称“秦汉伎”,“国伎”。凉州地区的乐舞在当时也是较发达的。据史料记载,西凉乐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与迎合西凉本地乐舞和汉族传统乐舞形式。据《隋书·音乐志》载“西凉者,起苻坚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之声为之,号为秦汉伎”。从南北朝到隋唐数百年问一直盛行不衰,并成为隋七部乐,九部乐,唐代十部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龟兹乐”在中原的继续传播及西域其他乐舞的传入

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在凉州获得龟兹乐。而此时的龟兹乐不仅在民间得到流传,并与当地的乐舞艺术互相影响,龟兹乐不仅在中原又得以继续发展传播,并发生了多种变异,形成了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龟兹乐”。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与西域诸国关系密切,不但在政治上和商业贸易方面来往频繁,随着北魏时期佛教的传人,西域各国的乐舞也随着使臣朝贡,宗教传播,通婚等方式,大量传人中原。这从北魏时期开凿的敦煌、云冈石窟里的西域乐舞形象的石刻和壁画中也能清楚的反映出来,特别是北魏都城由平城“大同”迁到洛阳后,龟兹乐在中原内部得到更深入广泛的传播。北齐的历代君主都是耽于享乐之人,玩赏龟兹乐和西域音乐舞蹈的风气达到了高潮。龟兹乐不但得到统治者的喜爱,并吸收到乐府里。西魏于557年改为北周,北周武帝宇文邕远见卓识,精励图治,灭北齐统一了北方,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娶突厥可汗阿史娜公主为后,突厥可汗深知女儿酷爱音乐,便将一支由龟兹、蔬勒、安国、康国等地组成的三百多人庞大的西域乐舞队,作为陪嫁送至长安。这一大批的西域乐舞艺术及乐舞艺术的入朝,把西域当时的优秀乐舞艺术直接输入中原,使中原地区再次掀起了“胡乐”、“胡舞”的热潮。极大地丰富了中原艺术园地。通婚必然带来一种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客观上也为隋的统一在文化心理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般艺术洪流对隋、唐、宋的音乐都有深刻的影响。这次龟兹乐舞大聚长安,在中国音乐史上最有影响的就是龟兹音乐理论家苏祗婆,白智通等人在中原的音乐活动。

四、龟兹乐的音乐理论、音乐结构及形式对中原的影响

龟兹乐在音乐理论方面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苏祗婆,他的“五旦七声”音乐理论被人称为苏祗婆琵琶八十四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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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乐在音乐结构上由歌曲、解曲、舞曲三部分组成。据《隋书·音乐志》载:龟兹乐“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尔,舞曲有小天,或疏勒盐”。即龟兹乐有声乐曲,器乐曲,舞蹈曲,这种结构形式直接影响了西域其他各国的音乐,这种结构形式在西域各国的音乐中较普遍存在。解曲是当时西域舞乐中较特殊的音乐结构,而尤以龟兹乐常用。国内研究《十二木卡姆》的学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龟兹乐舞是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的母体。且,龟兹乐与木卡姆、《摩柯兜勒》一与木卡姆、龟兹乐与唐大曲、汉代相和大曲与木卡姆等相互之间在结构上有共同之处,即:都是由声乐曲、器乐曲、舞蹈曲三部分组成。汉乐府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胡曲《摩珂兜勒》更造新声二十八曲,可,见《摩珂兜勒》并非是一般普通简短的音乐,而应该是一种大型的含歌曲、解曲、舞曲的套曲,汉代相和大曲中的“艳、趋、乱”就是在“摩柯兜勒”的影响下形成的,“艳”,相当于散曲,是乐曲的开头即歌曲部分,“趋”为中板,器乐曲,“乱”是结尾的快板舞蹈部分。龟兹乐在公元四世纪至七世纪时在世界上属最先进的文化之一,现将几种大曲综合说明便能看出相互之间的共同之处。

在盛唐时期,统治阶级对各种学术思想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以龟兹乐舞为代表的西域各国音乐舞蹈艺术,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得到空前繁荣和发展。龟兹乐对唐代大曲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龟兹乐舞在唐代盛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唐代的燕乐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他以中原民间音乐为主,融会清商乐和西域音乐,形成了唐代音乐的主体。唐太宗时燕乐为十部。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蔬勒乐、高昌乐、康国乐。这十部乐是唐代宫廷燕乐的代表,其中除汉魏时形成的中原汉民族乐舞清商乐、唐人创作的新乐舞燕乐、以及高丽乐、天竺乐两部外来乐舞,其余六部都是来自西域龟兹等国的乐舞。由此可见西域乐舞在唐十部乐中所占的比重。并且汉唐时期还有大量的西域音乐家、舞蹈家活跃在中原的宫廷、教坊、梨园及民间中,也传入了大量的乐谱和舞蹈等。在音乐理论方面,有龟兹国的苏祗婆、白明达、白智通,乐器演奏家有:蔬勒国的琵琶演奏家、改革家裴神符、裴兴奴,于阒国筚篥大师:尉迟清,笙演奏家尉迟章,康国琵琶高手:号称“宫中第一手”的康昆仑,米国歌唱家米嘉荣,以及曹国曹氏家族先后祖孙三代皆为琵琶氏家,后魏至北齐时曹婆罗门、曹僧奴、曹妙达及唐代曹保、曹善才、曹纲等,在当时可谓名震中原乐坛。从唐代宫廷乐舞《坐部伎》、《立部伎》中可知,除燕乐,安乐、太平乐其余几部均采用了龟兹音乐。由此可知,唐人对龟兹乐舞的偏爱。“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代表了整个唐文化风貌。在唐代宫廷乐舞中,要求乐有新曲,歌有新声,舞有新姿。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篇4

近年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学者郏成思等七人状告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侵犯《知识产权文丛》等作品网络传播权纠纷案、400学者诉超星数字图书馆侵权案等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引起学界强烈关注。

笔者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侵权案件进行了梳理,从中选择了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案例是近年来声势最大,参与维权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国内发生的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尤其是学术论文的版权侵权问题方面具有代表性。

一、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例分析

1案例发生背景

2006年6月,某大学老师刘美丽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为《重组绵羊朊蛋白(OvPrP<’C>)的构象转化与Prion疾病发生机制的研究》,共12.5万字,是一篇专业性较强的学位论文。刘美丽从2003年到2006年,花了近三年时间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毕业前夕,刘美丽与学校签订了《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以下简称《授权声明》)。随后,她的这篇博士论文出现在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里,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上。该数据库都能方便地在线浏览或下载。最终,刘美丽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万方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在媒体和万方公司的网站上公开致歉,并向她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公证费、律师费等共计36800元。一审及二审都驳回了刘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另有一批人与刘美丽同时起诉万方公司,包括491名硕博士,他们都以万方公司侵犯了其发表权、复制权、汇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将万方诉至法庭。对其中的421起案件,法院判决万方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涉案论文,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博士论文以1800至2000元计算,每篇硕士论文1000至1200元;另有以刘美丽为代表的70名原告则被法院判败诉,因为他们都曾经和学校签署过类似的《授权声明》。

2008年10月,另一批482名硕博士将万方公司告上法庭。其中364名硕博士获法院支持胜诉,另118名硕博士因将论文的相关授权给了毕业院校而被判败诉。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又有5名博士在上海起诉万方公司,他们要求万方公司停止对《晚清小说与近代商业社会》等五篇论文的侵权,并索赔199620元。目前,法院还没有相关的审判结果。

至此,已经有近千名硕博士针对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侵权提起了上诉。这一千名硕博士学位论文侵权案。被业界称为国内知识分子集体维权首案。

2多层授权下的学位论文

与刘美丽一样,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被法院判令驳回上诉,原因在于他们都与学校签订了类似于《授权声明》的合同。在这份《授权声明》中,存在着“四个主体、三层授权”的模式,主体分别为作者、学校、中信所和万方公司。作者授权于学校、学校授权于中信所,后者再授权于万方公司。

具体来说,《授权声明》的授权链条是经过三个步骤的:学生与学校签订关于论文使用的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

在这个授权链中,第一层授权是学生给学校的授权。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李顺德的看法,刘美丽的《授权声明》按照著作权角度来讲顶多就是发表权,整个论文的著作权并没有转授给学校,即刘美丽仍是她论文的唯一著作人,她有保护自己著作权不被侵犯的权利。

第二层授权,是学校与中信所之间的协议。中信所与学校研究生院签订协议书于2004年4月23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学校研究生院同意汇集其所拥有的全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并提交给中信所,许可后者对其进行全文电子化处理。在协议中。双方同意中信所将全部学位论文以有偿许可的方式收录入《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数字化处理汇编并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传播。及以电子出版物形式出版发行。协议规定,中信所向学校研究生院及其作者支付每篇博士论文50元的录用费、每篇硕士论文30元的录用费;协议有效期为3年等。

然而在本案中,刘美丽从未收到50元论文录用费。

第三层授权是中信所对万方公司的授权。中信所与万方公司于2003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中信所委托万方公司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向万方公司无偿出借学位论文馆藏印刷样本,供开发建设数据库使用。在中信所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向万方公司提供数据库建设费用;在中信所未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万方公司产生的数据库建设费用可以向镜像产品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

正如印刷厂不能因为出版社委托其印刷,就能销售出版社的图书一样,万方公司利用学位论文,在网上传播,并向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这是不合理的。学位论文在经过层层授权后,已从刘美丽等人手中转入了万方公司。刘美丽作为唯一的著作权人,有权将自己的学位论文通过合法的途径转让或许可给他人使用,然而,在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后,她的论文被放到了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中,不但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显而易见,其著作权受到了侵犯。

二、数字图书馆条件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及解决途径

1分清著作权的归属

版权即著作权,版权保护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著作权,先要确定著作权的归属,才可能有实施方法来有效地保护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0的有关规定,在中国,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这表明,与刘美丽有着相似经历的千名硕博士对他们的学位论文都享有著作权,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了学校;学校又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而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在这三层授权下,硕博士的学位论文著作权仍然是属于他们自身的。《授权声明》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著作权许可使用权,学校最多只是拥有了学位论文的发表权。因此,学校不是学位论文的著作人,同样的,中信所和万方公司更不可能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这也就意味着,万方公司无权将学位论文全文数字化,并放在网上进行传播。

2建立健全数字出版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数字图书馆的意义在于,向大众传播知识、促进学术交流,因此其对作品的数字化使用是必然的,这就需要界定“合理使用”与“非法使用”的区别。现有的《著作权法》对数字图书馆的相关版权问题的适用存在较多不足,因而,建立健全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对于整个出版界都是必要且必需的。

从目前我国的《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来看,“合理使用”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国外的惯例,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建立在不侵犯著作者的著作权的基础上。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侵权的案例中,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了《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了《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事实上,刘美丽并没有与万方签订任何有关著作权转让的协议或者文件,这也意昧着,刘美丽等人从未同意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万方公司放在它的数据库中,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现在的《著作权法》还不能对这一案件进行有效地判定,这也是这一案件目前仍然没有审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的《著作权法》适用于传统出版业,但数字图书馆作为新兴的出版形式之一,在基础设施、出版环境和著作权保护方式等诸多方面与传统出版有较大差别,《著作权法》不能对其完全适用。例如,在传统的出版方式中。著作者理所当然地拥有其作品的著作权,这不会因为其作品被刊登在报刊杂志上或收录在书本文献中而改变。而在数字图书馆中,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文献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都是传统出版所不能及的。著作者的作品经过数字化被放在网上后,很容易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著作权的归属及保护是容易产生问题的。依据我国目前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笔者建议,在明确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并不侵犯到著作者的著作权前提下,未来的相关立法应该适当放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可使数字图书馆与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一样享有合理或法定使用权的主体范围,并允许数字图书馆在用户的人数、作品内容下载复制的数量以及被浏览、下载的技术上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从而可以既保护到著作者,又使数字图书馆有更正规的发展。

3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可以借鉴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已经数字化了的文字作品进行集体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可以有效地维护著作者的合法权益。上述案例中,以刘美丽为代表的千名硕博士对万方公司提出诉讼,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采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则有可能在维权时限和效果上有很大的收获。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相关制度,能够对版权保护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地分析与解决。

数字图书馆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互联网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作者难以查找到所有使用自己作品的用户,就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著作权;另一方面,想获得作者授权许可使用作品的用户。可能因地域限制而无法联络到作者,这样一来,用户合法使用作者作品的权利受限制。此时,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作者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代表著作权人向数字图书馆集体授权、收取报酬并分配给著作权人。正如国内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职责一样,它全面为中国音乐词曲作者开展版权服务,并与世界上32个同类组织签订了正式的业务合作协议。对于那些提供音乐服务或视频点播服务的网站来说,它们所使用的索材不必一一通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只需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并向这一组织支付报酬即可,然后再由协会向作品被使用的成员进行利益分配。

同样的,数字图书馆只需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相关协议,就可获得几乎所有作品的合法使用权,从而免去寻找作者的麻烦,也不必逐个寻找著作权人洽谈著作权交易事由。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应用于刘美丽案中,万方公司可以与相关的集体组织接触,获得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使用权,就可能避免成为被告席中的主角。这样一来,有利于数字图书馆提高作品使用效率,发挥数字化信息传播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著作权人的人,其在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权力时,不得侵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制定出更有效更全面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办法,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其它权利。

4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

刘美丽发现自己用了三年时间完成的学位论文出现在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同时,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中,这一数据库能方便地在线浏览与下载。这意味着,刘美丽的学位论文可以很轻易地成为各个终端用户电脑中的文件,她的研究成果轻而易举地被别人拿去使用。

数字图书馆中的文献资料在网络传播中很难得到较好的控制,经过数字化的作品一旦上网,就难以避免被用户浏览、下载、复制、打印等。这样对于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和举证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正如传统的图书有防伪码,以防盗版书籍的侵权一样,数字图书馆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保护措施,对馆藏的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在万方公司合法得到硕博士的学位论文的使用权时,这可以利用一些相关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来保护著作者的著作权,避免非法盗用以及被侵权等事件的发生。

目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DataRightsManagement,简称DRM)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技术体系。DRM是对数字作品进行版权保护的整体解决方案。它通过加密技术、信息安全传递等技术,防止电子书的非法拷贝,以方便著作者、出版社和网络销售商之间的交易清算。DRM允许网络数字内容的提供者控制浏览、阅读其数字内容的访问权限。无论这些数字内容是图像、文字、音乐或是其它多媒体文件,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可以自行定义加密方式,以对网络用户的浏览、下载其数字内容进行控制。只有获得数字内容提供者合法授权的最终用户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利,并且这些授权可以细化到是否允许最终用户复制、打印以及复制、打印数量限制之类的问题。这样,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著作权人)就可以有效防止非法复制及使用,减少被侵权的风险。

5提高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

作为著作权的合法享有者,当自身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人们应该学会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有相当一部人著作者的法律意识薄弱,有些人看到自己的论文被放在了网上,认为是自己的荣誉,却没有想过,论文有可能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打印甚至是剽窃抄袭等,而开发论文的数字图书馆有可能通过用户对其数据库中的论文使用得到相应的报酬。在这个过程中,著作者没有得到任何名义上与实质上的报酬。

著作者的维权意识薄弱,是更多的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著作人要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可以说,数字图书的版权问题需要引起出版界、法学界以及著作人的共同关注。

6借鉴学习国外的著作权保护方法

在立法方面,国外的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界定有较明确的定义,同时,较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著作权有相对有效的保护。由于发展时间长,并且在技术、制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外的数字出版在版权保护方面也比较成熟,值得学习与借鉴。

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件中,就可以仿效Google的和解协议。由我国的出版协会牵头,与各个数字图书馆签订相关的协议,以保护众多著作者的合法权益。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篇5

一、关于琴学研究

《溪山琴况》是明代徐上瀛创作的一本音乐演奏美学专著,成书于崇祯十四年,分别解读“和”、“圆”“雅”等二十四况,对古琴表演和审美具有指导意义。2019年度关于《溪山琴况》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共有论文12篇。刘承华的《<溪山琴况>的演奏论主旨》一文,通过二十四况论的解读分析,探讨了古琴演奏中的三个问题:1.声音“张力”。2.“气候说”的把握。3.达到“希声”之境。①“张力”需要演奏者用心体会察觉,是演奏中用情、用意后声音所达到的状态。“气侯”是音乐声响中的节奏和规律。“希音”需要演奏者沉浸演奏,达到琴我相融的状态,达到以琴修身,以身修琴的境界。何飞龙的《浅论<溪山琴况>之“静”对生命的关照》,认为琴声中求“静”,终能够调养人的心性,净化和洗涤心灵,回归人类生命的本原。钟小茵的《<溪山琴况>之“洁”况》,为习琴者提供手指练习的方法,指明训练手指需静心,才能避“邪滓”和“杂乱”,琴音方能传达出更深的意蕴。乌兰托雅的《论<溪山琴况>中“和”的美学思想在扬琴演奏艺术中的运用》,弦、指、音、意的理念对扬琴表演艺术中竹、音、意达到“和”之美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审美方面有张萌的《明代琴歌之审美论争研究》,解析明代音乐发展更趋于俗化,更民间化的内在因素。2019年度罗诗嫄还发表两篇关于《溪山琴况》的文章,分别是《指运迟速,意韵可见——解读<溪山琴况>之“迟”“速”二况》和《宏远之音,细眇之意——解读<溪山琴况>之“宏”“细”二况》。前者,指明“迟”“速”变化所带来的节律感,是演奏者内心生命状态的律动。后者,阐明了“宏”和“细”两况在指法、情感、意旨方面的关系。琴学方面除了《溪山琴况》外,还有4篇文章涉及琴谱、琴人方面的研究。唐继凯、唐子雯的《一款能谱录汉字语音的减字谱——[明]葛中选<泰律>谱式解读》,对《泰律》的创作过程、组构要素、创新特点、后世评价方面进行了解读和分析,认为《泰律》是一本同时涵盖声韵学理论和乐律理论的记谱,是适用于指法,也适用于汉字语言的记谱,是减字谱创新型发展后的产物。张子盛的《古琴单谱本集体打谱的实证探讨——写在明<松弦馆琴谱><西麓堂琴统>打谱集出版之后》,通过对《松弦馆琴谱》和《西麓堂琴统》谱本的“打谱”活动考究,阐明了集体打谱的具体操作流程及成果。唐姝娴的《明代琴人杨表正研究》,阐明杨表正琴歌的价值。认为,“正文对音”的创作方式虽推动了明代音乐的发展,但注重琴歌的文辞性,忽略古琴的艺术性,也导致形成了琴歌辅助文辞的格局。马君毅的《试论明代的宦官琴人》,通过分析古文献和出土墓志,揭示明代宦官琴人的具体存在状况和发展历程。

二、关于曲学研究

曲学方面的研究是2019年度第二大热点,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及学位论文为中心,以研究词曲、腔词、俗曲为主要对象,共有论文7篇。李碧的《明代戏曲中词的变体与词曲的互动》,通过对明代戏曲中词作的统计与梳理,以及《鹧鸪天》、《西江月》两曲牌体进行变体类型集来源的分析,认为明代戏曲中词的变体不是作曲家无意识的错填,而是曲家有意识的创作。王园园的《吕天成<曲品>研究》一文,阐明了《曲品》中的审美特点。鲁勇本发表了两篇有关曲学的文章,分别是《明清唱论中的腔词理论研究》和《元明清曲论对入声腔化的探讨》。前者,阐明了明清唱论中腔词系统的一般规律,认为明清唱论继承了诗歌为一体的诗歌传统,具有雅音向方言发展的倾向,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审美格局。后者阐明了元代“入派三声”理论在明代的发展变化。文章借用王骥德对入声进行了形容,“入声就像中药里的甘草一样,在平上去三声平仄难以调停安排时,入声就可以起到通融、调和、过渡、化解矛盾的作用。②”展现了明代曲论家对于“入声”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进步。此外,尹蓉的《明代江西籍作家散曲嫄集版本考略》、王静雅的《王骥德著述考论》、于峰的《明代戏曲选集中的俗曲》三篇文章针对不同作品的编者、内容、版本、现存状况加以归总,为研究明代音乐提供宝贵的资料。

三、关于明代音乐风格研究

2019年度有3篇研究明代音乐曲体特征及风格的文章。倪璐《明代关中散曲曲风特征》讨论了明代关中地区散曲的曲风特点,认为散曲地处关中的地域原因,造成了节奏鲜明、声音振奋的音乐特色。胡娅冰的《明代“北派”琵琶艺术研究》文章阐明了明代“北派”琵琶艺术的整体风貌和价值,认为明代“北派”将琵琶史连成一个整体,完善了琵琶流派发展,为后来清代“南派”发展提供了有理有据的资料。杨民康的《明代五台山华严法乐“四十二奏”与梵呗构成原则关系探微——兼论汉传、南传佛教梵呗音乐构成原则的异同关系》通过解析史料记载和后人解释,认为“和念”存在于专事诵念真言密咒,尚未在“禅”“讲”类寺院和法事中出现③。汉传、南传佛教在结构和文化上具有共通性和特殊性。④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篇6

1“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音频模式与效果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创办于2016年2月2日,目前关注人数1.5万。由于人手有限,微信号的运营未能设置专职人员,而由学科编辑承担搜集素材、撰写或修改文稿、编辑排版、与推广等工作。在文稿前,编辑部主任负责审读全部文稿内容。为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期刊,微信号丰富了形式,自2021年4月6日开始采取音频方式宣传论文,并推出“听文献”栏目。音频制作使用AI技术,支付279元成为拥有多种音质和背景音乐配音网站的高级会员,从而能够自由选择与推文内容协调一致的音质和背景音乐。2021年4月6日至8月11日期间,共推文63篇,其中含有音频的推文15篇(表1)。按照音频时间长短,带有音频的推文可分为2种(表2)。一种是“短音频+图文”形式,共12篇,音频的时长在10min以内,音频嵌入到推文中;音频内容为微信正文文字,读者可以自行选择“听”音频或“读”图文。另一种是“长音频”形式,共3篇,音频时长至少在20min以上,最长可达到近50min;推文主体内容就是音频,读者只能作为“听众”了解具体内容。按照音频播报的内容,带有音频的推文可分为全文播报形式和新闻介绍形式(表2)。全文播报形式共4篇,音频内容主要是基于科技期刊刊载论文的正文部分,但不包括文后的参考文献,针对原文只进行不影响内容表达的少量改写,以便于形成适合朗读的材料。新闻介绍形式11篇,音频内容是概括论文内容或亮点的科学新闻,目的是便于听众快速获取论文信息,激发阅读兴趣。为分析不同的音频形式对科技期刊的宣传效果,选取微信总阅读次数、总分享次数和阅读后新增关注人数3个指标,对带有音频与不含音频的推文、长音频与短音频推文、全文播报形式与新闻介绍形式的推文进行对比,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带有音频的推文比不含音频推文的宣传效果要好,且3个指标均远高于全部推文的平均值;长音频较短音频更受欢迎,全文播报形式较新闻介绍形式表现更优异。这说明,音频宣传形式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吸引了“听众”关注期刊微信号、关注期刊论文,有助于科技期刊的宣传工作。表1中阅读量大于2000的3篇音频推文,论文第一作者全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这说明论文作者良好的声誉和学术地位有助于期刊的宣传。

2科技期刊音频宣传的优势

随着科研产出数量的增加,科研人员不可能读完自己所在研究领域的全部文献。因此,期刊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关注期刊本身,变得越来越重要。“樊登读书”就是以音频、视频和图文等形式帮助那些没有时间的或者不知道读哪些书的读者吸收图书精华内容[4],引导读者阅读原版图书。从“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音频效果可知,科技期刊也可以采取音频方式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科研人员在“听”的过程中引发阅读的兴趣,从而将听众转化为期刊的忠实读者。总结音频对期刊宣传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节约时间,便于阅读。与“看”文献相比,“听”文献具有很多的优点。一是不必花费专门时间去阅读文献内容,在步行、骑行、坐车、做家务或喝咖啡的同时,就可以“听”文献,大大节约了阅读文献的时间;二是“听”的方式对眼睛有益,对于日常工作用眼过度的读者而言,不妨当个“听众”,既能保护眼睛,又能汲取知识。2)拓宽宣传渠道,提升期刊显示度。“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音频宣传的实践表明,“听”文献的形式吸引了一批读者。据统计,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100个梯队期刊中,有87%的期刊开通了微信号,85%的微信号处于活跃状态[5]。开通期刊微信号的目的是吸引本领域科研人员关注期刊,同时为读者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及服务。科技期刊可以在期刊微信号上基于纸版论文制作的音频产品,为喜欢“听”的读者提供专业、权威的知识内容,为期刊宣传开拓新的渠道。3)丰富传播方式,读者可以自行选择喜爱的阅读方式。在每一条微信推文中,读者可以自行选择“听”文献,还是“读”文献。喜欢“听”文献的读者,可以直接点击微信推文中的音频文件,聆听论文内容。乐于“读”文献的读者,可以点击每条推文页面左下角的“阅读原文”,很方便地通过该链接直接转到音频对应论文的网站界面,且链接并不影响用户的视觉感官。为读者提供“听”或“读”等传播方式,读者有了多种选择,便于期刊开展宣传工作。4)制作技术成熟,制作费用较低。目前,AI配音技术比较成熟,用户可以自行选择各种音质、音色的配音,以及不同效果的背景音乐。从资金角度看,价格低廉,“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AI技术朗读费每年不超过300元。成熟的技术和较低的制作费用,为科技期刊音频宣传奠定了基础。

3科技期刊音频宣传的局限性

在科技期刊微信号推文中嵌入短音频播报的形式比较常见,例如,中国激光杂志社微信号在“激光驱动电子重复碰撞中的分子轨道特征”等科研动态嵌入音频[6]。但是,全文音频播报在科技期刊中比较少见,是因为没有市场需求吗?从“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的实践看,显然不是。那么存在什么困难,而使人难以涉足呢?依据“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的制作经验,发现科技期刊音频宣传存在一些困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专业缩写名词增加了制作难度。有些学术论文存在较多的单词缩写形式的专业名词,这在纸版论文表述上能够更简洁、更清晰;但是这些专业缩写名词会导致音频朗读的不流畅,听众很难理解在“读什么”,也不方便翻阅前文查看缩写字母的含义。因此,需要事先将单词缩写形式的专业术语改写成中文全称的表达形式。若是论文中存在较多的缩写,那么前期准备的工作量将会非常大。2)论文内容表达的连贯性受限。在学术论文中,图、表和公式是比较常见的表达方式。通过图或表格,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理解论文内容,而公式往往也是文章内容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存在较多图、表和公式的论文,若去掉这些内容则会影响对论文的理解,导致内容的不连贯。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全文播报形式的长音频就不再适合,但可以考虑用短音频介绍论文亮点或主要内容的新闻宣传形式。3)论文增值服务的局限性。随着富媒体时代的到来,视频宣传形式在科技期刊宣传中特别常见。视频在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延伸专业知识、增值期刊学术内容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7-8]。与视频相比,音频在传播论文内容、引导听众阅读论文原文等方面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在体现期刊学术增值方面,视频形式更容易通过画面方式展示更多的知识点,而音频则相对受限。

4讨论和建议

当前,用户对视听内容建设需求越来越高,用户需要专业的、有深度的优质内容[9]。在这种情况下,用“短音频+图文”或“长音频”的模式进行论文创作,可以优化科技期刊在读者心中的印象。“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自推出音频形式的宣传以来,关注人数迅速增加,音频宣传形式获得科研人员的喜爱,就如一位作者所述:“听”文献“开启了文献发行新模式”,就像小时候“听评书”一样吸引人。因此,建议科技期刊可以采用音频方式宣传,沉淀出一批对“听”文献高度认同的用户,进而提升期刊的影响力。期刊微信号专门设置音频类栏目的情况比较少见,从已发表的文献看,“中国医学伦理学”微信号自2019年开辟“有声叙事”专栏[10],以音频形式进行播报。将“有声叙事”栏目与“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听文献”栏目进行比较,发现二者的内容不同,“有声叙事”是分享作者及读者在工作中的感想,而“听文献”内容则完全来自于期刊论文;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有声叙事”以短音频+文字为主,而“听文献”则有短音频+文字、短音频+图文和长音频3种形式;2个栏目的阅读量也不同,最新的10条音频推文的阅读次数,“有声叙事”平均246次,而“听文献”达到1518次。由此可以看出,音频内容和表现形式影响了宣传效果。因此,建议科技期刊的音频应立足于期刊论文内容,且以音频+图文或长音频等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为佳,以便吸引不同阅读需求的读者。由于科技期刊音频宣传具有独特的优势,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建议科技期刊扬长避短,利用音频宣传的优势,对于适合全文播报的论文,可以采取朗读论文全文的播报方式,吸引更多的听众;对于含有较多图、表或公式的论文,可以尝试从专业角度深度解读论文的亮点,采取音频+图文的形式,在新闻宣传稿中嵌入音频,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提高科研成果的传播速度。影响网络音频的因素有很多,如更新周期、主播声音、制作水平等;但节目内容有价值或有趣最重要,占比高达94%[3]。因此,内容质量是影响音频宣传最重要的因素。论文作者的声誉和学术地位往往成为读者评价期刊公信力的重要参考标准,建议在遴选音频宣传的内容时,要选择有价值的优秀论文进行重点播报,同时也要考虑到论文作者学术声誉的影响力。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篇7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此后,有关调查和研究停滞至80年代初,才见有相关文章发表,上述调查所写的《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在初稿完成20年后更名为《洞经音乐调查记》(注:见《民族音乐》1983(2),页78~96)。该文结合丽江、下关、大理、昆明四地洞经音乐的有关情况,以文字形式介绍了洞经音乐的曲调、洞经乐队和洞经概况,并对洞经的历史源头和“谈经”等进行了探讨。此外,最为突出的是,该文的注释中辑录了有关文献、笔记等对洞经的记载,附录中有洞经的重要书目。这是该文有别于其它洞经音乐文章的最大特色,亦为其最有价值之处。总的来说,该文不失为初步了解洞经音乐的好资料,但作为调查记,甚感其记实性不强,而从对丽江和大理的洞经音乐的介绍来看,该文对这两地的洞经乐队特别是大理的洞经乐队只略有涉及,因此,该文不是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和大理白族洞经音乐的专门介绍或研究文章,只是人们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开端。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篇8

(1)信息多样性:能综合处理文本、图形、图像、动画、及视音频等多种信息。

(2)交互性:是指用户可以与计算机的多种信息媒体进行交互操作,为用户提供更加有效地控制和使用信息的手段。

(3)集成性:是指多种媒体信息的集成,使学生在有限的单位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

1.2多媒体课件的设计软件多媒体课件的设计软件包含有Powerpoint、Authorware、Dreamweaver等,各种软件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如利用Authorware软件制作具有交互性的多媒体课件,利用Dreamweaver软件制作适合网络传播的网络课程。可以根据需要利用一种或综合多种软件设计多媒体课件。

1.3多媒体课件的制作思路下面以《职业心理学实验演示》多媒体课件为例分析其制作思路:

(1)课件设计思路:基于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职业心理学实验演示》多媒体课件主要用于教师辅助讲解或学生自主演示学习各个职业心理学实验的内容,根据教与学的需要拍摄各个心理学实验的视频、并录制的相应的音频,将这些音频和视频经过加工处理后整合到课件中,利用Authorware软件制作支持视音频的界面及控制方式的课件,课件结构课件流程图

(2)设计软件:首先综合运用Authorware与Flash两种软件进行多媒体课件设计。Flash软件主要用于制作课件首页的动画效果,从而让课件既有交互感,又有趣味感;Authorware软件用于整合图片、文字、动画、视频、音频,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交互的多媒体课件。其次利用premiere视频编缉软件对所拍摄的视频进行编辑,利用Goldwave音频编辑软件对所使用的音频进行处理。

(3)程序实现:本课件在Authorware中插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了外部插件DirectMediaXtras(简称DMX),通过这个插件导入视频和音频,所有视频和音频的控制代码基于此插件编写。DMX所支持的媒体类型有Mpeg,AVI,Quicktime,WAV,AIF,MP3和MIDI。

2音频与多媒体课件的整合多媒体课件中的音频包括解说、音乐、效果音等。在多媒体课件中运用好各种音频,能够提高多媒体课件的质量以及让多媒体课件变得更加精彩。

2.1音频的格式及其特点音频文件的格式可分为以下几类:

(1)波形音频文件:一种最直接表达声波的数字形式,文件扩展名是“.wav”。该文件的特点是:声音层次丰富、还原性好、表现力强。但是,由于该音频数据基本上没有经过压缩处理,所以该格式的文件数据量比较大[3]。在《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业心理学实验演示》多媒体课件中,对于一些按钮的音响效果利用此类格式的声音文件。

(2)MIDI音频文件:乐器合成文件,扩展名是“.mid”。该文件的特点是:数据量小,音色单调,层次感稍差,适合用于对资源占用要求苛刻的场合。

(3)MPEG音频文件:MPEG音频文件指的是MPEG标准中的音频部分,即MPEG音频层(MPEGAudioLayer)。本论文由整理提供MPEG音频文件的压缩是一种有损压缩,该格式文件的特点是音质好,压缩比高,便于制作和播放[3]。

2.2音频的编辑与转换(1)音频的编辑。多媒体课件中的声音可以分为解说词、音乐和音响。以《职业心理学实验演示》多媒体课件为例,编辑音频用到的软件为Goldwave,它是一个数字音频处理软件。利用这个软件对声音进行处理,例如,可以去除解说词中的杂音和不适当的停顿,另外还可以进行声音的剪辑、大小的调整、声音的复制与粘贴、特效制作等。

(2)音频的转换。由于WAV格式的文件太大,不适合多媒体光盘的制作,所以应将这种格式的文件转换成较小的音频格式—mp3格式。这类音频转换的工具有:专用的WAV—MP3转换工具、Goldwave中批处理转换工具、豪杰超级解霸自带的转换工具等。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职业心理学实验演示》多媒体课件中的解说词,录制时存为了wav格式,文件格式太大,利用Goldwave中的批处理转换工具转换成mp3格式,大大降低了文件的数据量,但不影响声音品质。

2.3课件中音频的设计

2.3.1音频界面设计《职业心理学实验演示》多媒体课件中的音频包含了解说词和背景音乐。在课件分页的设计中页面的右侧为文字呈现区,配上相应的解说;底部为音频控制区,通过底部的音频控制区控制解说词的播放、暂停、快进、快退、解说的快速定位及背景音的控制。音频界面如图2。图2音频界面2.3.2音频交互方式设计《职业心理学实验演示》多媒体课件包含了首页和七个分页。在首页中主要呈现七个实验,分页是各个实验的具体内容。

(1)当运行课件进入主页面后,在主页中播放背景音乐。由于主页的内容仅仅是呈现七个实验的链接,没有实质内容,所以不对主页的背景音乐进行控制,只对七个链接(即七个按钮)设置了音响效果。根据按钮的变化特性——当鼠标经过时画面由暗变明,设置按钮的音响效果也为逐渐清晰、明快。当按钮按下时,嘀的一声提示进入分页内容的学习。

(2)进入分页后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默认为进入背景介绍这一部分,此时背景音乐不自动停止,仍接着首页的音乐继续播放。同时,背景介绍的解说开始,解说的声音默认的是大于背景音乐。教师或学生可以根据需要控制解说声音的大小及控制背景音乐的播放与否。

(3)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或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对解说的声音进行控制,如暂停、快进快退或快速定位解说,都可以通过底部的控制项来实现。

(4)进入分页的视频演示部分后,由于视频本身就有解说声音,所以课件自动关闭了背景音乐。如果教师或学习者认为需要背景音乐时,可以单击背景音乐控制钮,打开背景音乐。

3视频与多媒体课件的整合随着多媒体计算机性能的提高和视频技术的发展,数字视频技术在多媒体课件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它在展示事实性知识及实时操作方面有着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它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同时展示事物关系,变抽象为形象,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巩固。[2]

3.1视频的格式及其压缩技术常用的视频文件格式有AVI、MOV、MPEG等。

(1)AVI文件AVI是一种音频视频交错格式,即可以将视频和音频交织在一起进行同步播放。该文件的优点是图像质量好,可以跨多个平台使用,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缺点是文件过于庞大[3]。

(2)MOV文件美国Apple公司开发的一种视频格式,具有较高的压缩比率和较完美的视频清晰度等特点,其最大的特点是跨平台性,不仅能支持MacOS,同样也能支持Windows系列。

(3)MPEG文件MPEG标准包括MPEG视频、MPEG音频和MPEG系统(视频、音频同步)3个部分,视频方面则包括MPEG-1、MPEG-2和MPEG4。MPEG文件格式是运动图像压缩算法的国际标准,它采用了有损压缩方法从而减少运动图像中的冗余信息[3]。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职业心理学实验演示》多媒体课件中不适合用AVI格式的文件,在编辑此类视频时应进行相应的转化。3.2视频的编辑与转换(1)视频的编辑。《职业心理学实验演示》多媒体课件中的视频利用premiere非线性编辑软件进行编辑。将拍摄的视频素材采集到计算机中,利用premiere软件对数字视频素材进行剪辑、重新编排和衔接,添加各种特殊效果,二维或三维特技画像,叠加活动中文字幕等。

(2)视频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转换。在编辑视频或制作多媒体课件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视频转换的问题。视频的转换方式有多种,可以用AVI—MPEG专用工具、premiere软件、豪杰超级解霸软件中的转换工具等。《职业心理学实验演示》多媒体课件,原来拍摄好的视频为avi格式,文件太大,不适合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在premiere输出过程中将视频文件转换成MPEG格式,以减少文件大小。

3.3课件中视频的设计3.3.1视频界面设计视频界面如图3所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示,界面的右侧为视频呈示区,底部为视频控制区图3视频界面3.3.2视频交互方式设计《职业心理学实验演示》多媒体课件可用于教师课堂插播讲解职业心理学各个实验,特别是向学生演示实验的操作方法和过程,“视频演示”是这个课件的重要部分,所以,“视频演示”这一部分的设计要适合教师课堂插播讲解的需要。设计内容如下:

(1)首次进入各个实验时,背景音乐是默认播放的(教师可在讲解过程中通过单击背景音乐按钮随意控制背景音乐的播放),但当进入“视频演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部分时,由于视频本身有解说词,为达到更好的过渡及配合教师更好的讲解,进入“视频演示”部分时默认关闭背景音乐的播放,如果需要背景音乐时,仍可单击背景音乐在.NET开发系统中,微软公司提供了DES公用密钥的加密类,使用它,我们可以自己编制自己的标准DES加密算法。在任何一个单位,程序员只要设计此程序就能对零散离散文件进行加密传输,而如果要和其他单位交换数据,由于使用的公用算法,只需要向对方提供密钥及算法说明即可,使用非常方便。目前,越来越多的行业使用到DES算法,它在ATM、磁卡及智能卡(IC)、加油站、高速公路收费站等领域被广泛应用,以此来实现关键数据的保密、如信用卡人的PIN的加密传输,IC的双向认证等[3],都用到了DES算法,而且DES在电子商务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4结束语数据加密不仅是密码学研究的问题,通信学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数据库技术、数据信息处理等都在探索数据的加密问题。本文通过分析DES算法的实质加密过程,提出了DES算法安全性的一些注意问题,并对该算法的应用进行了描述。

参考文献:

[1]卢开澄.计算机密码学-计算机网络中的数据保密与安全(第3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篇9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此后,有关调查和研究停滞至80年代初,才见有相关文章发表,上述调查所写的《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在初稿完成20年后更名为《洞经音乐调查记》(注:见《民族音乐》1983(2),页78~96)。该文结合丽江、下关、大理、昆明四地洞经音乐的有关情况,以文字形式介绍了洞经音乐的曲调、洞经乐队和洞经概况,并对洞经的历史源头和“谈经”等进行了探讨。此外,最为突出的是,该文的注释中辑录了有关文献、笔记等对洞经的记载,附录中有洞经的重要书目。这是该文有别于其它洞经音乐文章的最大特色,亦为其最有价值之处。总的来说,该文不失为初步了解洞经音乐的好资料,但作为调查记,甚感其记实性不强,而从对丽江和大理的洞经音乐的介绍来看,该文对这两地的洞经乐队特别是大理的洞经乐队只略有涉及,因此,该文不是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和大理白族洞经音乐的专门介绍或研究文章,只是人们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开端。

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篇10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此后,有关调查和研究停滞至80年代初,才见有相关文章发表,上述调查所写的《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在初稿完成20年后更名为《洞经音乐调查记》(注:见《民族音乐》1983(2),页78~96)。该文结合丽江、下关、大理、昆明四地洞经音乐的有关情况,以文字形式介绍了洞经音乐的曲调、洞经乐队和洞经概况,并对洞经的历史源头和“谈经”等进行了探讨。此外,最为突出的是,该文的注释中辑录了有关文献、笔记等对洞经的记载,附录中有洞经的重要书目。这是该文有别于其它洞经音乐文章的最大特色,亦为其最有价值之处。总的来说,该文不失为初步了解洞经音乐的好资料,但作为调查记,甚感其记实性不强,而从对丽江和大理的洞经音乐的介绍来看,该文对这两地的洞经乐队特别是大理的洞经乐队只略有涉及,因此,该文不是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和大理白族洞经音乐的专门介绍或研究文章,只是人们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