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论文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乡土文化元素历史背景场所要素建筑符号

[论文摘要]论述温州园林中乡土文化元素的应用，如城市传承历史的园林框架，内涵丰富的园林场所要素，以及底蕴深厚的建筑符号方面等，试图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以求在温州园林得到更好的应用和体现。

浙江温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以“永昌堡”为代表的人文遗存敦实沉稳，历经数百年风雨而弥坚，建造精美，体现了温州悠久的传统建筑文明。温州山川秀美，溪水习习，历来就是钟灵毓秀之地。以“楠溪江”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吸收了江南山水的清新秀美的地域特色，同时也蕴涵着浓厚的江浙文明，讲究小桥流水、山回路转的文化意境。

一、得天独厚、传承历史的园林山水背景

温州具有良好的自然山水环境条件，以瓯江为主要的水空间轴，南、西、北为绵绵群山，环抱城市平原。东边为东海出海口又是百岛之乡的洞头列岛，瓯海江之中又有灵昆、七都、江心屿。城市中及郊区则是河网密布，又有一些小山头镶嵌其中。景观框架：

两圈：由山体围合形成内外两圈。

丁帆等著的《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则把钟肇政小说放到两岸乡土文学系列中来考察，高度评价道:钟肇政的小说“可谓是台湾五六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某种极致”，“钟肇政的乡土长河小说具有史诗性的风格和里程碑式效果，相比之下，大陆同期尚缺少这种作品……这或许应是大陆50年代乡土文学的一大遗憾吧!”②与此同时，大陆出版界大量引进钟肇政作品，1983年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了《台湾人三部曲》，198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望春风》，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钟肇政根据日本同名电视连续剧翻译的小说《阿信》，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浊流三部曲》，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台湾当代名家精品集”，选入《八角塔下》，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钟肇政编译的《史怀哲传》，2010年新星出版社推出钟肇政和他人合译的日本作家连城三纪彦的《一朵桔梗花》。王耀辉、潘亚暾、陈辽、黄重添等台湾文学研究专家都有专文论述钟肇政，他们大多从国族、乡土、历史的维度来解读钟肇政小说。此外，21世纪以来有关钟肇政研究的论文尚有十几篇，此不一一列述。这些论文高举“民族大义”之旗，只作大陆出版的钟肇政小说中单个文本的解读，没有和台湾当下的语境相关联，对20世纪钟肇政研究没有质的突破。

纵观上述大陆钟肇政研究，都是把他放到乡土文学的范畴来考察，从其热爱家乡推演为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表现为见猎心喜、急功近利的研究心态，比如武治纯说:《台湾人三部曲》“不仅是台湾同胞的，也是全国同胞的一部爱国主义的好教材。祖国大陆的广大读者在喜读钟肇政先生的‘大河小说’———《台湾人三部曲》的时候，远离故乡的老台胞，可以倍感亲切地缅怀在台湾的那些峥嵘岁月和战友的往事;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胞青年，也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和继承父辈为保卫和谋求台湾人民及全国人民幸福而奋斗的薪火;其他各省、区的同胞更将面临一个新的课题:可以从而了解和学习台湾骨肉兄弟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①这种与现实利益紧密联系的心态，赋于文学过于沉重的使命。倒是《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发表的曹亚男《钟肇政与客家文化认同———以〈沉沦〉为重点的考察》，从民俗学的视角进入钟肇政文本，显示些许新意。从文学、政治学向民俗学、人类学转向，是今后大陆钟肇政研究的方向。在台湾，威权时代是不允许“台湾文学”这一提法的，笔者能找到的文学史版本中最早将钟肇政入史的是周锦著的《中国新文学史》，该书对钟肇政的评介不多也不太高，不过这在威权时代对作家显然具有规训的作用;其论调与大陆版一致:“他的作品，充盈着台湾的乡土气息，记载了伟大民族艰苦奋斗的光荣史事，歌颂着民族和祖先恩泽。……他深爱国家，创作了顺畅流利的国语的文学。他的小说，处处表现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乡土的一份深厚情感。”②“解严”后，钟肇政研究日渐兴盛。目前尚无博士论文，而自1993年起相关的硕士生论文已有28篇③，其中《台湾人三部曲》、《鲁冰花》、《插天山之歌》、《怒涛》和《绿色大地》等钟肇政单部长篇小说被列为专文研究对象，另有《大坝》、《大圳》和《八角塔下》等三部分别与台湾其他作家小说合并研究，而短篇小说未见专文论述;“解严”后台湾多元主体社会的面貌在此得到充分反映。学术论著有:1999年11月6日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主办“福尔摩沙的文豪———钟肇政文学会议”并出版相关论文集，黄秋芳《钟肇政的台湾塑像》(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钱鸿钧《战后台湾文学之窗———钟肇政六百万字书简研究》(文英堂出版社，2002年)和《台湾文学的万里长城———钟肇政六百万字书简研究》(文英堂出版社，2005年)，陈万益主编《八十大寿纪念文集大河之歌———钟肇政文学国际会议研讨会论文集》(桃园县文化局，2004年)，杨和颖主编《钟肇政的文学影像之旅》(桃园县文化局，2005年)，彭瑞金《钟肇政文学评传》(春晖出版社，2009年)，彭瑞金主编《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钟肇政》(台湾文学馆，2011年)。2004年，《钟肇政全集》38卷出齐。

“解严”后，钟肇政投身到社会活动中，身价日涨，1990年就任“台湾笔会”第三任会长，同年任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创会理事长;1992年获“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第五届客家台湾文化奖;1994年任宝岛客家电台荣誉台长;1996年任“国家文艺基金会”理事;1998年3月任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董事长，9月任平埔族学会筹委会名誉主委;1999年获“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文学台湾基金会台湾文学奖、真理大学台湾文学家牛津奖;2001年接受台中文化学院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获“中国文艺协会特别贡献奖”;2007年获客家委员会授予的客家贡献奖;2012年获嘉义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作家身价此起彼落，背后的推手是时代语境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率先进行台湾文学研究，接二连三地推出各种版本的台湾文学史，让台湾地区文学界及其教学、研究机构自叹弗如。不过，文学无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从大陆发表关于钟肇政研究的论文看，钟肇政是充满抗日英雄情结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台湾，“解严”后人们对钟肇政的小说进行重新解读，试图剥离开钟肇政文本中固有的中华文化认同，叶石涛、彭瑞金、钱鸿钧等右翼本土论者的评论文章，尤其是钱鸿钧的系列论文如《〈插天山之歌〉与台湾灵魂的工程师》、《〈怒涛〉论———日本精神之死与纯洁》、《〈战火〉论———日本精神与塞达卡精神》等相继出炉，钟肇政被形塑为台独文学和鼓吹殖民现代性的领军人物。有人调侃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中的男主人公“要回来做一些抗日的工作，结果什么都没做，跑到山里面，就把山里面一个女孩子肚子弄大了”。钟肇政以“后见之明”紧随着说:“这部作品写的就是这样简单的故事，事实上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就是‘逃’，当然表面上逃，日本人要来抓他，确实有几位朋友告诉我，你在写什么日本人抓男主角，不是吧!是写国民党要抓你吧!把我内心的话点出来了。确实的，就是写我内心里面在挣扎，要怎么逃?怎么逃?逃过国民党的警备总部的毒手?这是那样的心态下经营出来的作品。”①他顺水推舟地加以发挥，说当时他被台湾“立法院”列为台独三巨头之一，心里无比的恐慌，所以赶写了《插天山之歌》发表在《中央日报》。“我觉得我的作品在党报这样发表，可能党在肯定我吧!那么你们这些警备总部不会比党更大，总不会抓我、不会恐吓我。果然，我想的好像没错的样子，我就从来没有被叫去问话。”②在台独洪流的裹挟下，钟肇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台湾乡土派的右翼发展成本土派，最后又蜕变成台独派，因此被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者所抛弃。大陆原本以乡土派为正统来描述台湾文学发展脉络，钟肇政由此被“捧红”;语境变了，钟肇政也因此被“棒杀”。

1982年3月，借陈若曦返台之机，台湾乡土派南北作家在高雄举行一次会议，试图弥合彼此间的缝隙。充当这次会议召集人的，除陈若曦外，另一个就是钟肇政。被公推担此重任，说明钟肇政是个比较没有南北偏颇的作家。台湾乡土派作家的分裂由来已久。1977年5月，叶石涛在《夏潮》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陈映真就针锋相对地在1977年6月的《台湾文艺》革新版第二期上发表《“乡土文学”的盲点》，由此拉开南北作家分裂的序幕。1981年10月，在第二届“巫永福评论奖”评审会上，陈映真力推詹宏志，叶石涛则举荐彭瑞金，南北之争表面化、白热化。道不同不相与谋，1982年的聚会是一次徒劳的努力，南北作家由此分道扬镳。其实，在1977－1978年乡土文学论争中，尤其在中后期的胶着激烈的阶段，乡土派作家也曾协同战斗过，他们凝结成“想像的共同体”，共御外敌。钟肇政并没有热心参与这场论战，不过，他提出“风土文学”这一新概念:“‘乡土’不只是乡下的、泥土的，也可以包括水泥的、钢筋的———它们都不出‘生命’的辐射范围。在这样的范围内，撷取生命的真实(或云真实的生命)，这应是乡土文学成长的艺术胚胎了”①;“我认为‘乡土文学’如果要严格的赋予定义，我想是不可能的，没有所谓‘乡土文学’。用一种比较广泛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乡土的，没有一件文学作品可以离开乡土，我看到的许多中外的文学作品，百分之九十九还是有它的乡土味。或者，我不如说，那是一种风土。……‘乡土’，人人的眼光都放在那个‘乡’，说那是乡下的、很土的，这种说法我是不能赞同的。那么‘风土’呢?你在都市里头也可以有一种风土，不管你说你的作品是什么世界路线的，但也离不开风土。”②钟肇政这一简短的论述，扩大了周作人、鲁迅所倡导的“乡土文学”概念的外延，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这段论述中，也见出钟肇政具有虚怀若谷的胸怀，不以某种预设的立场和观念来束缚自己，标榜自己。钟肇政自学成才，其创作风格与学院派夏济安麾下的现代派迥异其趣，大多是写实的、乡土的，而不是为知识人的精神私史作传③。但是钟肇政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纳其优长，创作出《溢洪道》、《中元的构图》、《大机里灵潭》等小说，运用意识流手法，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其如椽巨笔的异彩。钟肇政还敢于向新领域拓荒，比如原住民书写和生态写作，早在1978年，他就发表了台湾生态文学的滥觞之作《白翎鸶之歌》。钟肇政乐于为人作嫁衣裳。1957年4月23日至1958年9月发起编印《文友通讯》共16次，为困顿中的台籍作家鼓劲，为钟理和的稿件寻找出路;1964年始协助吴浊流编辑《台湾文艺》;1965年为纪念台湾光复20周年，独自编辑《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10册(文坛社)和《台湾省青年文学丛书》10册(幼狮书店);1976年毅然接过吴浊流的棒，独力编辑《台湾文艺》;1978年8月至1980年2月任《民众日报》副刊室主任兼副刊主编……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钟肇政兢兢业业，以发现、培养青年作家为职志，很多作家都是在他的鼓励鞭策下写出一部部作品，因此得到很多人的尊崇。张良泽说:“上帝造人，钟肇政再造张良泽”;宋泽莱在台湾文坛上高叫“谁怕宋泽莱”到处挑衅，对钟肇政却毕恭毕敬:“在这个文坛上，有两个人我是不会对他们说半句闲话的，一个是陈映真，一个是钟肇政，他们是我文坛上的母亲，对我恩惠有加，我不会批评他们，否则宋泽莱就不是宋泽莱”④;东方白则誉之为“台湾文学之母”。开放的文学观念，丰沛的创作成果和卓著的编辑实践，堆积成钟肇政在台湾文坛的巨峰，作为战后第一代本土作家，他的历史地位是无法抹杀的。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中言之凿凿地说:“在文学史上，他(钟肇政)的地位稳如磐石。”⑤

大陆版台湾文学史，在充分肯定钟肇政大河小说所塑造的抗日英雄形象和所弘扬的民族精神的同时，对其逐渐抬头的“台独”意识有所警惕，如刘登翰等人主编《台湾文学史》钟肇政专节末尾写道:“文学演变的过程一再提示，一个作家获得相当成就与影响之后，可以超越自己，取得新的成功，可以止步不前，处于强弩之末;也可以走向反面，在自己身上抹黑。历史的发展，将继续为作家作出新的判断”①;古继堂则说得更为直白:“钟肇政是台湾文坛的前辈作家，他在创作中展示出的思想和心理状况一直是比较强健的，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台独’势力的影响下，他却发生了某种政治转向，附和‘台独’的观点和言论。从而导致了其人生和创作上的否定，酿成一出悲剧，非常令人惋惜。我们期待他再次地民族觉醒和认同。”②这些都试图运用“文学史的权力”，发挥其“规训与惩罚”的作用。然而，事实证明，这是无济于事的，“在‘大陆武力威胁论’与‘大陆吞并台湾论’的宣传下，岛内的‘中国’概念与‘中国意识’逐渐被严重‘污名化’，进而让‘中国意识’在台湾岛内逐渐消失，代表‘中国意识’的祖国意识在今天的台湾已淡化，‘台湾意识’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③。两岸各说各话，因而对乡土派作家的研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落差。大陆某些学者为了凸显钟肇政的“民族意识”和“祖国情怀”，有意或无意地误读钟肇政的小说，如:“《浊流》描写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推行‘皇民化运动’，陆志龙在那‘皇民化’的浊流之中，默默接受‘帝国臣民’的头衔，喝了一口又一口的混浊之水。他迷惘，但却不是坏死;他彷徨，但不投靠;他随波逐流，但不认贼作父。例如他爱上了日本军官的妻子谷清子，两人拥抱接吻，到了失去主宰，将要发生性关系的时刻，突然打住。决不混淆中国人和日本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这条根本的界限，因为两者是不可能结合的。”④这段论述可能是把这个情节与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里男主人公胡太明爱上日籍女教师内藤久子却因文化差异而自卑自秽的情节混淆起来，从而落入中国式的思维陷阱:“由于‘性’与个体的快乐和幸福密切相关，而中国传统却剥夺了它的个人性，把它纳入一个设计得十分缜密的理想体系里，只有在与种族兴亡、国家安危密切相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公开和正式的谈论。”⑤这段论述首先是对文本进行歪曲。查《浊流》相关情节，是这样描写的:是夜，陆志龙与谷清子单独在一起，突然空袭警报大作，吓坏了的谷清子情不自禁地投到陆志龙的怀里，两人自然而然地缠绵起来，当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刻，警报解除了，陆志龙恢复了理智，放开了谷清子，然而随即后悔了，“我真不晓得临到紧要关头，竟然这样地退缩了一步是该或不该，是幸或不幸。不能否认，我的行动使我有某种控制了自己后的纯洁的感觉，它满足了我的自尊心———也许那只是无谓的虚荣心吧，然而在失去一个大好机会的懊悔感之前，它却显得那么渺小而微不足道。我真有些不晓得怎么处身才好。”⑥其次，把谷清子等同于侵略者也是一种谬论。谷清子原是日本本岛一位美丽的小学教师，和一个同事相亲相爱，战争爆发后，男教师接到召集令状出征，不到半年就战死了。两年后，一个返乡度假的大学生爱上了她，使她如枯井之心再起波澜，笑容重现在她脸上。他们预定他一毕业就结婚，可是正在筹备婚礼时他竟又被征兵了，在被遣往南洋的途中沉船而死。从此，她认命，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命运的掌握，也认为她不能再爱任何人，爱了人就会使这个人发生不幸，因此决心终生不嫁。可是，那时日本人丁严重匮乏，大家认为早婚，多育多产也就是报国之道。于是她连这么一个可怜的决心都不能贯彻了，否则将挨人们的白眼，职位也可能不保。刚好有人来提亲，于是她只身远嫁到台湾来，到陌生的地方，投向一个陌生人的怀抱，一了百了。她不再爱任何人，也不敢爱，或许正因为她对丈夫没有一点爱情，所以他出征快两年了一直安好无恙。“她常常想，如果她在那短暂的结婚生活期间对他萌生了爱，那么他一定不可能活下去的，不是他就是她，必定一个人遭遇不幸。这就是她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了。”因此，面对陆志龙炽热的爱，她把感情封冻起来，决不让它泛滥。惨痛的婚姻生活，使谷清子变成日本的“祥林嫂”，自认是克夫的“扫帚星”。最后，她被校长当成礼物送给州视学，因怀孕而自杀。这个人物形象增添了《浊流》的思想深度，使小说对战争、对军国主义罪恶的控诉入木三分。把她同侵略者划等号，十足的荒谬。再次，随意拔高男主人公的思想境界。小说中陆志龙时年十九，尚未历经人生的淬火，其思想是极其不稳定、不成熟的，小说中只是描写其爱国思想和民族情怀的萌芽;而他同谷清子的恋情更与此毫无相关。由此可以见出，做台湾文学研究，由于时空等诸多因素的阻隔，如果再戴着“有色眼镜”作浮光掠影似的浏览，所作的评论将离真相不能以道里计。尹雪曼就曾愤激地说:“今年(一九九六)四月廿二日，南京社科院的陈辽先生，应邀来台访问。送了一本他主编的《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给我。当我翻到介绍我的那条条文时，十分惊讶撰文者张鹰先生对我的评语。他说:尹雪曼‘对台湾乡土文学始终持否定态度，并且发表文章诅咒乡土文学。’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当时，我即向陈辽先生提出抗议，请他务必更正;并说明我根本没有写过反对乡土文学的文章，更不用说‘诅咒’了。如果张鹰先生看到过我所写，或‘诅咒’乡土文学的文章，盼他说明在哪儿什么报刊何时刊载?如果张先生说不出来，请他主动承认错误并道歉!人，不能信口开河;文人尤其不能乱开荒腔!当时，陈辽先生没有说什么，现在，我要重复我的抗议!”①短短一段话，尹雪曼连用三个感叹号，可见其愤懑之极。假设钟肇政看到前引的评述，可能也将提出抗议。

钟肇政鼓吹台独乃至殖民现代化的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怒涛》。这部小说使钟肇政在蓝绿的政治版图上一下子翻转了颜色。小说发表后，“台独文学宗师”叶石涛②十分兴奋，写下《接续“祖国”脐带后所目睹怪现状———台湾人的谴责小说〈怒涛〉》(《自立晚报》1993年3月5日)，欢迎钟肇政归队，彭瑞金写下《值得仔细聆听的愤怒声音》(《民众日报》1994年12月26日)，陈万益写下《谁会料想三月会作洪水———二二八小说〈怒涛〉与〈反骨〉合论》(《于无声处听惊雷》，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第103页)等等。目前，台湾地区已有两篇硕士论文以此为题，即董砡娟的《钟肇政小说中反殖民意识之研究———以〈台湾人三部曲〉、〈怒涛〉为例》(台东大学教育研究所，2007年)和刘玉慧的《历史记忆与伤痕的书写———钟肇政〈怒涛〉研究》(中兴大学文学院台湾文学研究所，2010年)。大陆学者朱双一则通过史料钩沉、文本细读和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等多个维度，对《怒涛》崇日仇华思想予以严厉的批判。③更重要的是，在台湾地区，有一股“文学台独”势力，趁机给钟肇政染色，从意识形态出发，对他以前的小说进行重新解读，从蛛丝马迹中寻找出“绿”色素，加以渲染烘托，把他染成一个一登文坛就是“绿”色的人物。事实上，钟肇政小说大部分写于“解严”之前，无法写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作品，当下的论者不得不乞灵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这些解读大多是不靠谱的，因为这些小说当时并没有产生如此这般的影响，旧作重提，生拉硬扯，都是为营造当下的话语场域服务。哲学家DavidCarr早已指出这种“后见之明”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害处:“历史研究者不只能够根据过去事件的实际后果来看待它们，而且他们经常无法避免这么做。历史阐述中的兴趣与价值，经常正在于重新找回一种对事件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由于我们的后见之明(hindsightfulwisdom)才使得我们看不到的。马丁•路德并没有什么计划、预想、或者企望那个他的行动所激发的新教的宗教改革。看待这样一个人的行动，就像他看待它一样，小心谨慎地将我们所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部冻结不论，无疑应该是历史的想像(historicalimagination)的最困难技艺之一。我们应该顺便指出，这个问题不只局限于叙事史(narrativehistory)的范围，它不只是与一个遥远的历史人物‘同情共感’(empathizing)的问题而已。心态史或概念史，亦即Foucault所启发的那种历史，也类似地拒绝将过去的事件(包括理论或著作)仅仅当成后来发生者的前驱前兆，以便排除事后领悟的洞见。因此牛顿的理论，必须考虑到他所属时代的宗教的宇宙论来观察，而不仅仅被视为我们自己的时代的物理论之先驱而已。”①然而台独论者却以“后见之明”发现的几条论据沾沾自喜，有人前拉，有人后推，恍惚之间钟肇政随波逐流了。类似的光复初期作家不只钟肇政一人，而是成片地“倒戈”，因此林燿德从道德的层面痛心地说:“任何一个作家/批评家都必须诚恳地面对生命发展的轨迹，承认过去的谬误和愚昧;最耻辱的莫过于篡改身世，为了今天的政治局势和时代潮流而刻意掩饰遮蔽昨日的意识形态。”②而萧阿勤则以游胜冠的《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为例，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质疑:“游胜冠强调，‘台湾意识的潜流’，并没有因为不能公开而消失，在光复初期它表现为‘坚持’，50年代是‘潜隐’，到了60年代，我们看到它已经成为台湾本土作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在如此隐喻下对于台湾意识、台湾文学、或台湾文学本土论发展的社会过程之理解，不免带有相当程度的历史目的论与演化论的倾向。”③这些本末颠倒的做法令人遗憾，两岸的台湾文学研究常常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意气之争、利益之争，为此牵强附会，而毫不顾惜学术风范。早在1989年，刘登翰就曾指出，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起始时期被戴上一定的政治使命，要求它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环境和气候的制约，经过10年的探索之后，出现了一个要求摆脱最初得益于政治、最终又困囿于政治的回到文学和文学研究自身的动向，要求从政治本位走向文学本位，“建立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对文学自身独立人文价值的研究”。④然而，20多年又过去了，这种动态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这种要求也还只是个梦想。在文学日益被边缘被冷落的新语境下，有些台湾文学研究者还主动贴上“政治”的标签，乞求回光返照。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由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主办,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与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联合协办的“阴山音乐文化研究与内蒙古乡土音乐教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博艺厅举行。开幕式由音乐学院院长马春生主持,包头师范学院副院长刘兴旺致开幕词,包头市宣传部部长红洁、副部长王松涛、民委主任伏瑞锋、文联主席安凤福出席了研讨会并致贺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中国音乐》主编樊祖荫先生代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国非物质文化专家组成员冯光钰、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音乐美学家赵宋光、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会长柯沁夫、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社长臧志君等来自国内、区内的相关专家、学者、研究生5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研讨会收到论文30余篇,28位代表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本次学术研讨会旨在弘扬、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深入开展阴山音乐文化研究,交流近年来内蒙古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教育经验和乡土音乐教育研究成果。会议围绕阴山音乐文化的科学界定及其概念、范畴、源流、内涵与外延、学科定位,乌拉特、鄂尔多斯音乐文化、二人台、漫瀚调、爬山调等方面的研究,黄河音乐文化与草原音乐文化的关系及比较研究,环阴山地区宗教、仪式音乐以及音乐文化志的考察与研究,匈奴、突厥等古代阴山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及阴山地区音乐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同时对内蒙古乡土音乐教育的现状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另外对于新世纪内蒙古高校乡土音乐教育的探索与创新,内蒙古乡土音乐资源与高等音乐教育之关系,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如何突出民族与地域特色研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综观会议研讨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阴山音乐文化的诠释

这是本次学术会议的重点研讨议题之一。这方面的论文集中就阴山音乐文化的科学界定及其概念、范畴、源流、内涵与外延、学科定位等问题做了必要和细致的探究,采用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和视野,以有利于阴山音乐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

樊祖荫(中国音乐学院)在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谈到:“本次会议把阴山音乐文化与乡土音乐教育研究联系在一起进行研讨很有意义,很有战略眼光。这是两个既可相互独立,又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课题。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渠道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民间活态的自然传承;另一个即是通过学校的教育传承。我谓之“双渠道传承”,后者正是我国百年学校音乐教育中所严重缺失的。只有让青少年们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使民族文化之根深深扎入大地,继而枝繁叶茂”。

赵宋光(星海音乐学院)在题为《阴山南北河套内外,地理迁活历史》的论文中,通过从古到今这一地域的35项可以载入史册的事项的详尽描述中指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几十个古代民族曾在这里交汇融合。几大文化板块交接在近代史上撞击出绚丽的火花,当代航天飞船返回地球恰恰选中这里的一片平坦的草原为适宜的着陆场等,这一切历史事项又将预示着什么样的经济、文化前景呢?解答这一历史之谜是当代文化研究的职责”。

摘要：家国情怀作为高中历史课程的五大核心素养之一，其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及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对培养中学生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更好地实现家国情怀这一核心素养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渗透，笔者尝试以乡土史为主要视角和切入点，从乡土史料的运用及对学生家国情怀的培养等方面综合提升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使历史教学真正实现其育人的价值。

关键词：乡土史；家国情怀；核心素养；历史教学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对“家国情怀”这一历史核心素养是这样阐述的：“家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的人文追求，体现了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家国情怀是诸素养中价值追求的目标。[1]”可以这样说，将“家国情怀”确立为核心素养不仅是为了历史教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将“家国情怀”列为高中历史课程的核心素养之一体现了中学教育对学生价值观的重视，那么如何才能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更好地彰显“家国情怀”呢？笔者认为，以“乡土史”为历史教学的新视角，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增加乡土史料素材，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家国情怀”这一核心素养。乡土史作为学生身边的历史，如能加以充分挖掘，一方面可以使传统历史教学与乡土史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拓宽历史教学的新渠道；另一方面也可使家国情怀与历史教学相得益彰，相互渗透，使学生对“家国情怀”的内涵有更深刻的理解与感悟。那么，如何以乡土史为视角开展家国情怀核心素养的渗透呢？下面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从以下三点对实施策略展开阐述。

一、立足课堂，将乡土史料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

乡土史教学能否真正得到有效实施，能否真正发挥它的价值引领作用，关键看教师是否有这方面的意识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它要求历史教师应该具有乡土史教学的前瞻性、意识性以及进行“家国情怀”核心素养渗透的责任感、使命感[2]。首先，历史教师应深入钻研新课标历史教材，要善于发现和深入挖掘教材中可以与乡土史料相结合的切入点。作为华夏大地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历史长河的演进，乡土史料有许多内容与历史教材是有契合点的，如远古时期、封建王朝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等，这些内容都需要教师具备敏锐的眼光去发现和发掘。其次，历史教师要舍得利用业余时间去寻找相关的乡土史料，主要途径包括阅览地方史志，深入当地档案馆查阅，在网络上寻找相关的乡土史料与文献，充分研读，精心打磨，将乡土史料与教学内容进行有效结合。例如，笔者曾开设一节公开课——人教版必修一第17课《解放战争》，当时就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查阅有关吴江地区的史料，结果在网上找到一张关于渡江战役的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邹健东摄影），照片的主人公是颜红英，参加过渡江战役，现在定居在吴江菀坪，当笔者把这张照片展示出来并将相关的史料信息告诉学生后，课堂气氛立刻活跃起来，特别是家住吴江宛坪的学生更是非常兴奋、自豪。小小一张照片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趣味性与积极性，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家国情怀”，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最后，将乡土史料与教学内容进行有机结合可以采用以下几种范式：（1）在课堂开始时，将乡土史料作为教学的导入内容，这样能快速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教学中来；（2）在授课过程中，将乡土史以多媒体形式展现，可以在学生的困倦期及时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相关教学内容的学习热情；（3）在课后布置相关作业，让学生自己去寻找相关乡土史料，再与历史教材中的相关知识进行对比和分析，加深对该知识的学习、理解和感悟。

二、走出教室，以直观乡土史料引导学生感悟“家国情怀”

摘要：期刊论文是反映建筑理论研究的一个独特窗口，文章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收集1978—2018年间由陕西省理论工作者发表在建筑期刊上的论文，统计分析论文的文献数量、核心作者群、关注热点、研究趋势等特点，从而多维度地呈现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研究的状况。

关键词：建筑期刊；理论研究；文献计量学；统计分析

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百废待兴的落后省份，发展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大省，建筑行业、建筑文化、建筑理论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累累硕果。先进的技术与思想的不断传入，与西部地域特色的冲突、碰撞使得建筑理论工作者不断思考陕西省建筑的正确发展道路。进入新千年，陕西省的建筑创作与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一带一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也给陕西省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在此多重机遇时刻，统计分析其学术成果，有利于理清其研究脉络[1]。文章以文献计量学为研究方法，梳理陕西省自改革开放后建筑理论研究相关论文的发表情况，可以对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研究的现状了解得更加全面，为今后的发展及研究提供借鉴[2]。

2研究对象的确定

2.1文献作者的确定文章所说的文献作者即陕西省建筑理论工作者，包括陕西省各大设计机构以实践为主的执业建筑师、陕西省高校建筑学科以研究为主的教师及学生、相关政府机关单位的研究人员以及社会建筑团体等。文章对论文的收集以研究机构为单位，这些研究机构包括（1）高校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长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2）设计院类：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西安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3）政府机关单位：西安市规划局。2.2主流建筑期刊的确定陕西省建筑理论工作者发表在建筑学主流期刊上的论文往往代表着较高的理论研究水平，对主流建筑期刊的选择，可以从三方面来考虑：一是考虑学术上的代表性，即建筑学术界所认定的学术期刊，结合核心期刊的评定原则及老八校所认定的A类建筑期刊；二是考虑时间上的代表性，即所选期刊尽量能涵盖所研究的时间段，期刊发文载文量有保障；三是兼顾陕西省省情，考虑陕西省创办的主要建筑期刊。最终文章选定《建筑学报》《世界建筑》《建筑师》《新建筑》《华中建筑》《时代建筑》《建筑创作》《城市环境设计》《城市建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合计共11种建筑期刊，其中有些杂志几经改名，其不同命名阶段也在统计项期刊中，统计结果则算在现在的期刊名称中[3，4]。文章对学术论文的收集以论文作者的机构为单位，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收集这些研究机构在1978—2018年期间所发表在主流建筑期刊上的与建筑理论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些机构经历几次改名，单位名称也存在不规范情况，甚至有些作者没有附加单位机构，在收集过程中尽可能对其进行查漏补缺。

[论文关键词]中华民族；祖国；乡土；民族文化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传统祖国是“三位一体”的意义结构体，“天下”为体，故土家乡是根基，政治国家是保障，伦理文化是支撑，是“乡土之国”、“中国”、“中华”的有机统一。

中华民族在相对封闭隔离的内陆生存环境中，在自然经济、政教合一的宗法农业社会，在认识改造自然社会、创造中华文明的实践话动中，对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长期思索、反复定位，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了“三位一体”的祖国的意义结构。所谓“一体”指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天下”)，“三位”指村社共同体(乡土)、多民族共同体(“中国”)和伦理型的民族文化(“中华”)。其中，村社共同体是基础，是联系个体的情感心理纽带，多民族共同体(国家)是调控个体社会生活的政治保证，而人伦文化则是调节整合个人和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的精神支撑。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构成有机整体。

一、“天下”：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

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始终构成其所热爱的祖国的价值内核，维护和发展祖国的根本利益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这种价值理念不断内化，历史地积淀成“天下”人文观念。

人们一般地把“天下”理解为实体性的空间地理概念，但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天下”具有特定的人文内涵。总的来说，民众是“天下”的主体力量，民族是“天下”的最高意义。“天下”具有神圣性，其利益不可侵犯。是故，“天下”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天下”是传统祖国的根本意义所在。

[论文关键词]中华民族；祖国；乡土；民族文化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传统祖国是“三位一体”的意义结构体，“天下”为体，故土家乡是根基，政治国家是保障，伦理文化是支撑，是“乡土之国”、“中国”、“中华”的有机统一。

中华民族在相对封闭隔离的内陆生存环境中，在自然经济、政教合一的宗法农业社会，在认识改造自然社会、创造中华文明的实践话动中，对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长期思索、反复定位，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了“三位一体”的祖国的意义结构。所谓“一体”指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天下”)，“三位”指村社共同体(乡土)、多民族共同体(“中国”)和伦理型的民族文化(“中华”)。其中，村社共同体是基础，是联系个体的情感心理纽带，多民族共同体(国家)是调控个体社会生活的政治保证，而人伦文化则是调节整合个人和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的精神支撑。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构成有机整体。

一、“天下”：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

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始终构成其所热爱的祖国的价值内核，维护和发展祖国的根本利益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这种价值理念不断内化，历史地积淀成“天下”人文观念。

人们一般地把“天下”理解为实体性的空间地理概念，但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天下”具有特定的人文内涵。总的来说，民众是“天下”的主体力量，民族是“天下”的最高意义。“天下”具有神圣性，其利益不可侵犯。是故，“天下”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天下”是传统祖国的根本意义所在。

论文关键词:乡村题材小说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概念厘定文学批评

论文摘要:文章区分了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小说这三个概念，主张用乡村题材小说来囊括新时期以来全部的乡村小说创作，这既满足了乡村小说创作的实际需要，使这一文学流派能够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还对改变当下乡村小说批评的观念、方法和视角有着警示意义。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数量繁多，姿态各异，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过“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刁、说”这几种不同的称谓，指称的不确定性与当时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使得这一文学流派存在着众说纷纭、界定模糊、各抒己见的现象，不利于这一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这几个称谓往往被任意使用，很少顾及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新时期以来以乡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笔者认为“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术语比较适合。因此，当下有必要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甄别清理，为新时期以来的乡村小说找到一个合适的称谓，从而使这一文学流派的研究更加科学和规范。同时，随着中国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文学对乡土文学构成了巨大威胁，大有取而代之之势，甚至有人惊呼“乡土小说”将会灭亡。勿寸这一文学流派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厘定，使其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眼下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在以农村和农民为表现对象的小说中，在诸多概念中，“乡土小说”用得最多。鲁迅与“乡土小说”的关系是直接的。首先，他以(故乡》、(风波》、(孔乙已)等一大批精美的“乡土小说”创作对后来者起到了规范和号召作用。其次，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乡土文学”给以正式命名和对其一系列特点进行的理论概括无疑成为这一范畴的定型化和普遍化的重要依据。他在称许寮先艾、许钦文、王每彦、裴中文、黎锦明、李健吾等人的小说创作时说:.‘赛先艾叙述过贵州，裴中文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田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在理论上的大力倡导对于其成长以至蔚成流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1923年的(地方与文艺》曾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冈后来的研究者大多以周氏兄弟的研究为基石，从不同的角度对“乡土小说”的概念进行新的界定:所胃‘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日严家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解释了乡土文学，该条写道:.’乡土文学，通常指的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从以上的阐释中洲门可以看出，无论“乡土小说”创作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乡土小说”这一历史的文学概念应具有如下基本艺术特征:一，特定的美学内涵和外延:以“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内核特征作为其特定的美学内涵，以乡村生活为其基本描写内容，以农民为其主要观照对象;二，比较单一固定的主题格调:展示乡村的宁静、安详或批判乡村人的愚昧落后是其基本的主题表达;三，特定的情感特征:以既眷念又批判的情感体现出对乡土复杂难言的情感态势;四，特定的艺术表现手法: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其表现技巧。进入到新时期以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有的“乡土小说”的艺术特征已不能囊括现实创作中全部的乡村}J、说了。有鉴于此，一大批学者对“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修正与厘定。“乡土小说”，不能仅仅单纯地看作是书写原乡情韵，揭示乡土地域风情的小说，只要作品中表现了一种乡土情结，乡土意识，都可以称作“乡土小说”。丁帆、金汉、陈继会、雷达、贺仲明等学者就持这种“乡土小说”的传统提法以囊括所有描写城乡生活的文学作品。虽然这一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乡土小说”命名的困境，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但笔者认为，“乡土小说”就是“乡土小说”，它是一个有着独特美学内涵的历史的文学概念。如果我们不顾历史的传承和现实的创作状况而对其妄加“改造”，不但遮蔽了“乡土小说”原有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决定“乡土小说”存亡的内核性特征，还会使原有“乡土小说，’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这无异于取消了“乡土小说”存在的合法性。

“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侧重题材范畴的概念。如工业的、城市的、军事的、知识分子的等等，是一个社会政治学的批评术语。如果说鲁迅的论述为“乡土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奠放了一块基石的话，那么茅盾的论述则为“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确立了一个基调，并且成为批评“乡土文学”的重要依据。或许是因为茅盾的特殊身份和背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追随“乡土文学”的一般称谓，而是更着重“农村生活”这样的字眼。他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是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的展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日茅盾在这里批评的是“乡土文学”缺少的是“革命性内涵”，而这又正是因为缺少进步世界观的指导。作为一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期待把这些明确的思想和生活内涵纳入“乡土文学”，以拓展其表现的生活领域和艺术视野，从而起到配合左冀文学革命运动。其后40年代，大盆的“乡土文学”创作基本上以茅盾的理论为指导。“乡土小说”抹杀了其“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的特征(只有赵树理除外)，与“农村题材小说”合而为一了。这些作品描写了农民从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全过程，为当时的社会变革与政治斗争寻找合理的注解。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千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与骤雨》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典型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被划分为各个题材领域一一对应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农村题材小说”代替了“乡土小说”，成为宣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农村阵地。就连主张用宽泛的“乡土小说”概念来涵盖中国现当代乡村生活小说的丁帆也认为:“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大量反映农村社区生活的作品，是不能称其为乡土小说的，充其盆亦只能是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失去了作为‘乡土小说’的重要美学特征—风土人情和异域情调给人的审美辰足。’可以说“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概念，是一个烙上了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政治学用语。实在和文学相去甚远，因此不宜用它来充当涵盖新时期以来所有乡村小说创作的概念，应该放弃使用这一概念。

“乡村题材小说”中“乡村”是一个中性词，意指作家言说的客观对象，以此来区分“乡土”和“农村”这两个经过文学言说而被赋予了特定意义内涵和价值的“想象性构成物”。相比于“乡土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既有较长的存在历史，又未在其存在过程中形成特定的内涵规定与外延限制。它是一个站在城市与乡村这样一个大视野层面上的观照，可以涵盖“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称谓。凡是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都可称作“乡牛创预材小说”。可以看出，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是和当下中国的现实相一致的，符合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小说的发展趋势。赵园、段崇轩、周水涛等许多学者现在已开始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本文认为涵盖新时期以来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概念，主要是出于其内涵和外延实际变化发展的考虑:

摘要：校本德育课程扎根于地方资源的沃土，能让学生了解家乡的乡土文化，吸收乡土文化的营养，提高人文素质及环境意识。文章从开发校本乡土德育课程的角度探讨课程育人的目标、方法和途径，为学校德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德育；学校；课程育人；乡土课程；研究

国家教育部《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教基〔2017〕8号）指出：中小学实施德育工作的第一途径是课程育人，要用好地方和学校课程。松阳县实验小学集团学校在学校德育工作过程中，除了充分发挥基础型课程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还尝试探索了开发校本德育课程。该课程扎根于地方资源的沃土，让学生了解家乡的乡土文化，吸收乡土文化的营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以及环境意识，从而有效推进课程育人的目标。

一、松阳县实验小学集团学校校本德育课程开发的目标与实施

校本德育课程开发的总目标是引导学生在了解、探究家乡历史、优美环境、独特民俗、丰富物产和聪慧的家乡人的历程中，进一步感受家乡文化，培养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感情，树立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意识。（1）通过观察、思考、想象、搜集信息、参观、采访、调查、设计、操作、交流、表演、宣传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初步培养学生从生活中发现问题的意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交际、实践等多种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2）在教师的指导协助下，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积极主动地运用自己掌握的各种方法获取知识，懂得与他人合作学习与分享成果，成为完整的社会人。（3）使学生在亲历探究和深度探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家乡文化的研究，产生对家乡强烈的热爱之情。

二、校本德育课程开发实施方法与途径

论文关键词：乡土化学教学资源课程资源备课资源教学模式

论文摘要：农村中学尽管教育条件薄弱，但蕴藏着丰富的乡土课程资源。调查了农村化学教学中学生对课堂的需要、教师的备课资源、教学模式等现状，探讨了如何开发和渗透学生身边的乡土化学课程资源。

对农村中学化学教学来说，教育条件尽管没有城市那么优越，却蕴藏着丰富的乡土课程资源。因此，探讨如何开发和运用农村丰富多样的乡土化学课程资源，是当前农村中学化学课程改革和实施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此，笔者对黔南三都县及周围县市的民间乡土化学课程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民间化学课程资源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同时对本县县南片区的九仟、周覃、三洞、中和等8所中学14位化学教师(收回有效问卷14份)和其中3所中学九年级300名学生(收回有效问卷286份)就对民间的身边的化学教学资源的了解及渗透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

1民间乡土化学教学资源的丰富性

通过参观、调查、访问等途径，根据自己的农村生活经验对民间的化学课程资源的存在状况进行了解，发现农村潜藏着丰富的化学课程资源，比如:农村的蜡染、酿酒、耕作技术、养殖技术、生态旅游地、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农药化肥的施用及温室育秧等等。笔者调查所在的地区附近有一个蜡染工房、3个页岩砖厂、1个面粉加工房、4个碾米房、3个垃圾处理处、2个木材加工厂、1个养殖场，另外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本县的“仙人桥”、遥人山森林公园、三都姑鲁产蛋崖、还有邻县的平塘掌布、荔波的小七孔、大七孔及喀斯特地形等。这些都是教给学生知识、培养学生技能方法、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鲜活素材。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大多数农村化学教师只是埋头教“书”，把教科书作为唯一的课程资源，却忽略了学校外面绚丽多彩的化学世界，缺乏对化学课程资源的识别、开发和运用的意识，导致这些很有价值的乡土资源的闲置和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