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范文10篇

乡土社会范文篇1

关于鲁迅小说意义的阐发不能脱离对其所展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知。借鉴社会史研究视野来认识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关系，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尤其是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对于鲁迅小说中“士绅”这一人物类型及其嬗变尚有待系统研究。

关键词《离婚》“士绅”“绅权”乡土社会

《离婚》写于1925年，是鲁迅小说集《彷徨》的最后一篇。关于鲁迅的每一篇小说的研究都已相当充分，不过贴近《离婚》这一短篇小说来分析，依然有含混模糊的地方。在既有研究中，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慰老爷、七大人一般被视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形象”，“体现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爱姑则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同时又有局限性的劳动妇女形象，“她对压迫她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并没有本质的认识，而却又幻想用个人的力量去反抗压迫”。关于小说讲述的故事，林非先生的阐释具有代表性，他指出爱姑找慰老爷、七大人裁决婚姻矛盾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不觉悟”，对于七大人的信任是“多么严重的误解”；而作为封建阶级的代表，七大人“一方面十分腐朽，另一方面又很有权威，这种权威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一种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那么，被压迫者何以“不觉悟”而对统治者抱有信任呢?被压迫者对统治者的“误解”与后者权威的建立之间有何关系?人民群众“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究竟是怎么回事?

拓展学科视野，借鉴社会史研究成果，或能对小说人物关系有更加明晰的认识：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很重要的权力形态——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在《离婚》这一短篇小说中，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史信息。另一方面，对小说意义的阐发应当与对小说所呈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识相结合。

一

小说开篇，通过船上一群人之间的谈话，得知庄木三和爱姑父女两人要到慰老爷家请求七大人裁决爱姑的婚姻纠纷。而且，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去，这件事情已经拖延了两年多了，一直在找慰老爷进行调解，但是至今没有平息。这里的问题是：爱姑的婚姻纠纷为什么要找慰老爷、七大人来“说和”?慰老爷、七大人的身份是什么?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七大人虽然很有权威，但是他不是“官”。虽然和知县大老爷换过贴，有点平起平坐的意思，但这也显示他不属于知县所属的官僚系统，他并不掌握正式的权力。那么他们何以能够裁决爱姑的婚姻纠纷呢?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社会心理。人民群众中发生了矛盾纠纷，如果不告到官里去，就要请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物出面调解。这同样反映当时人民群众的不觉悟，不论庄家还是施家，都是这样认识的”。然而，爱姑等人找七大人说和，这不仅仅是一种社会风气、社会心理，也不单单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觉悟”状况，而是与乡土社会权力结构相关，慰老爷、七大人之所以成为“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物”，乃是因为他们掌握着绅权，以此处理乡村事务，实行着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社会存在着双轨政治，即其权力系统是由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所构成，县以上通过官僚实现政治整合，县以下则通过乡绅实现社会整合。社会史考察指出，传统村庄的权力架构的特点是双层权力架构，有着“官方”与“非官方”、“体制内”与“体制外”之分，二者在村庄正常社会政治秩序运作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村社会秩序正常的运转则由体制外的权力组织——村庄内生的领袖承担并维持。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乡里社会倡导“无讼”，一般纠纷都力求在乡村社会内部求得解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中，爱姑父女才向慰老爷、七大人寻求调解。

那么，慰老爷、七大人何以赢得赫赫权威，从而能掌握调解乡里社会纠纷的权力呢?小说展现了七大人等人的权势最主要的两个基础，首先是因为他们知书识理；其次，他们凭借其功名地位参与地方事务，并赢得村民们的信任。这体现了“士绅”的典型特征。

知书识理，尤其是要取得功名，这是士绅在乡里社会建立领袖地位的基础，是其地方领袖身份的首要特征。知书识理，一方面提供了处理地方事务、维护乡里秩序必要的知识和能力；最重要的是，功名需要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才能获取，即需要取得皇权的认可，得到“国家合法性权威”的认定。通过这样的认可程序，从而保证士绅阶层在意识形态上与皇权体制的一致性。以功名为基础取得士绅地位，这样的制度设计保证了体制内与体制外权力格局的衔接，士绅“遂成为沟通城市和乡村、封建皇权与基层地方社区的重要社会力量，使中国基层社会的行政权和自治权奇妙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功名身份仅仅是获得士绅地位的基础，如果不参与诸如乡间纠纷调解这样的地方事务，其身份优势就无法转换为权威。如果将七大人拥有的财富视为经济资本，与知县大老爷的交情体现了他的社会资本，“知书识理”属于文化资本，那么他还需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才能将前述优势转化为象征资本，即赢得士绅的权威。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士绅对于乡村社会的责任。在行政能力不能达到的乡村社会，总有社会事务需要有人出面组织。

“士绅”正是凭借功名身份参与地方公共事务，赢得民众认同和个人声望，从而取得的一种社会地位。由此可见，“士绅领袖的权威来自于社区民众认同的合法性权威，其统治力与支配权并非通过‘暴力’方式获得的，而是一种布迪厄所说的‘温和支配力’”。在小说中爱姑等人相信“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正体现了绅权这一典型特征。从爱姑这一方面来讲，找慰老爷、七大人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强暴力，而是因为相信他们会讲“公道话”。这也是她面对七大人的威势一再据理力争、不断给自己打气、坚持自己的请求的心理基础。而且，不但慰老爷多次宣扬七大人是最讲公道话的、是最公平的，这也是与爱姑父女同船的村民们的共同看法。比如汪得贵最先说“他们知书识理的人是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相信慰老爷不会因为接受施家的吃喝而偏祖对方。对于爱姑父女、汪得贵等人而言，这并非完全是由于自身的不觉悟。社会史考察指出，在具有一定自治性的乡村社会格局中，村民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士绅阶层的统治，毋宁说这一社会格局是在绅一民双方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对士绅而言，调解纠纷既是他的权力，也是他的职责；对于村民而言，这既是他们基于实际需要对于士绅阶层的期待，他们也以社会舆论、道德评价等方式对这种权力进行约束。比如爱姑父女、八三哥、汪得贵等人在船上的议论就构成了这样的舆论空间。

二

爱姑父女到了慰老爷府上，吃完年糕汤后，就开始了又一次“说和”。爱姑眼中所见到的七大人首先在玩弄一个“屁塞”。研究者指出，“这说明七大人精神世界所关心，所引为自豪的，不是什么新鲜的、有意义的事物，而是腐朽的东西”，这一形象显示，“封建阶级威风凛凛，似乎很有势力，但却专门故弄玄虚，虚张声势，说明这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腐朽的阶级。”然而，对于七大人来说，类似这样的小物件却是不可或缺的。读者由此见识到七大人的情趣不高，七大人却是以这样的“道具”来向众人展示其士绅地位。“诸如兴趣、爱好、生活情趣等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村庄领袖区别于其他阶层的又一显著标志”，它们“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成员外显的地位符号，……人们的社区地位越高，对于他们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则越喜欢展示”。七大人也正是借此谈古论今，向众人显示他的见识。而众人皆诺诺称是，来表达对七大人的恭敬。这个细节充满戏谑，讽刺意味尽显，然而其意义尚不限于此。它对于展示七大人的社会地位、推进叙事亦是重要一笔。这与下文中爱姑突然胆怯的场景相联系就更为清楚了。

正式调解开始的时候，仍然是慰老爷出面。七大人虽不发话，然而很明显居于主导地位。慰老爷特意强调，新的调解方案得到七大人的认可：“现在七大人的意思也这样：和我一样。旧强调这种一致性，既是借助于七大人的权威，也意在加强自己的权威。

由于父亲庄木三一直不开口说话，这让爱姑觉得事情危急起来。于是，她选择直接向七大人申诉。特别是她坚信“七大人是知书识理，顶明白的”，所以她坚持向七大人讲述自己所受的冤屈。慰老爷见状，力图压服爱姑：“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么?”——这既可以说慰老爷企图以“地主阶级的权力”压服爱姑，然而在其时其地体会，慰老爷这样说主要还是为了强调七大人的权威，也是在维护调解的权威，维护士绅的调解权力，不希望爱姑转而走“打官司”这条路，不愿在乡间事务方面将士绅的主导权让渡于正式的行政权力。假若爱姑不服从调解，转而“打官司打到府里”，这并没有在整体上挑战“地主阶级的统治”，却动摇了慰老爷、七大人的个人权威和士绅地位。

事已至此，七大人终于亲自出面：“……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你要不信，他就是刚从北京洋学堂里回来的，自己问他去。”于是转脸向着一个尖下巴的少爷道，“对不对?”“的的确确。”尖下巴少爷赶忙挺直了身子，必恭必敬地低声说。

七大人开口说话，着重突出的是自己说法的可信性，尤其是自己秉持的道理、调解的理据的普遍性，即着意强调自己的权威性。七大人在此既是压服也有劝服的意思，强调自己的权威而不是展示暴力，这正是士绅权力的特征。这让爱姑“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这不仅仅是因为父兄都不为自己说话，此时此刻她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尤其是七大人的话，更让她有一种深深的孤立感。七大人通过强调自己的说法的普遍性，将爱姑孤立在他所主导的世界之外。这正是绅权的基础，士绅因为知书识理，从而掌握着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规范的解释权。七大人的话，排除了爱姑在这个世界上获取支持的可能。因而，爱姑的抗争，就不仅仅是在和“小畜生”一家“赌气”，不仅仅是在挑战七大人个人的权威，也是在和七大人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对抗。但是倔强的爱姑在惊疑和失望中依然坚持自己的要求。

然而接下来出现了突变：她打了一个寒噤，连忙住口，因为她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来～～兮!”七大人说。她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

爱姑的突然胆怯和妥协很让批评家失望，并多少有些费解。其实让爱姑终于住口、突然胆怯、进而深感后悔的场面，不过是七大人唤进来一个“像木棍似的”男人恭恭敬敬地接受了七大人的吩咐然后为他捧上鼻烟壶罢了。何以爱姑就突然胆怯了呢?研究者认为这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一种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从士绅权威的构成因素来分析或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与出场摆弄“屁塞”的形象有着内在联系，七大人在这里着力展示的是士绅的威仪。吸鼻烟的习惯，通过颇具表演性的场景呈现，七大人以展示身份化的文化资本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权威地位，也意在凸显绅一民等级格局。拥有身份化的文化资本，这是士绅在绅一民等级格局中居于优势地位的显著体现。前面七大人以言语明确强调自己的权威，爱姑还不屈服，于是七大人进而通过仪式展示这一点。这具有很强表演性的场景所展示的士绅威仪，凸显了绅权的存在，终于惊醒、慑服了爱姑，让爱姑明确意识到了士绅的权威，于是胆怯进而顺从了。因为士绅权威虽然具有个人因素，但是基于乡土社会结构而形成的。爱姑不仅仅是慑服于七大人个人的威势，而且由此意识到她身处绅一民等级格局之中，面对的是士绅所主导的乡土社会秩序。

三

小说的尾声亦富有意味：他们两面都显出告别的神气，便吐一口气，说。“那么，嗡，再没有别的了。恭喜大吉，总算解了一个结。你们要走了么?不要走，在我们家里喝了新年喜酒去：这是难得的。”

慰老爷此时很畅快，对事情结局很满意，这种满意不仅仅是作为统治者在压迫农民之后的洋洋自得，也包含着作为纠纷调解人的满足之情，庆幸自己的权威、士绅的地位最终得以维护。如果爱姑依然不接受调解，不但慰老爷本人面子受损，而且七大人的权威也将受到损害。在长出了一口气后，慰老爷接着客气地招呼纠纷双方留下来喝新年喜酒。经过士绅的调解和裁决，乡间的一个纠纷解决了，乡间社会又恢复了它的日常秩序。虽然调解过程中，通过爱姑的眼睛和心理活动，一度让人感受到如置身于“公堂”之上，但是事情结束之后，慰老爷的客气又提示我们这里毕竟不是“公堂”，无论是爱姑父女和施家，还有七大人，都是在慰老爷的宅院。纠纷的双方和调解人共同处在乡土社会中。他们之间具有不同的社会等级，阶级地位相互对立，在此之外，他们还是邻居，是乡亲，享有共同的乡土社会空间和日常生活秩序。

只是研究者已经没有从容心境来感受这一点。对于它的批评解读已经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背景中。无论是对它所具有启蒙意义还是阶级革命意义的阐发，无论评论者无意或是自觉，都内在地包含着建构现代国家权力形态的要求。现代民族国家要求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直接面对最广大的群众进行社会动员并从中汲取资源，因而士绅这一中间阶层及其主导的非正式社会权力就成为其批判和打倒的对象。既往对于《离婚》中的事件和人物关系的解读，以不同话语表达着这一内在要求。

在政治革命话语体系中解读这一短篇小说，故事被阐释为一起表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政治事件。研究者认定爱姑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然而又有局限性、不彻底性的劳动女性形象，小说的主题即在于由此指出农民以个人力量反抗封建压迫的不可能性。然而，这样的认定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一定的距离。贴近小说来分析，爱姑既不具备反抗压迫的自觉意识，也不具备反抗的主动精神。构成爱姑支撑因素的，一是她个人的家庭背景具有一定的实力；第二，她本人性格中有一份蛮野；第三，她在婆家受到了不平对待，从而要“赌气”；第四，不可忽视的是，她一直坚信“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以上因素结合起来，才使得她特别倔强和顽强。然而，在她身上其实找不到挑战封建压迫的主观意识。只要她相信所谓“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她可以在这个秩序中求得公正，那么她就不会走上自觉反抗的道路。而事实上，她是相信的，让娘家人为自己出气，向士绅申诉以求得公正，她依然是在既有社会格局中进行抗争。她并非先行抗争，然后突然妥协。她的胆怯表现突然，却并非偶然。因为爱姑富于“反抗”精神的表现，其实是以承认士绅权威、信服士绅权威为基础的。正因为她坚信“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所以两三年来她一直在寻求士绅的调解；而只要她一直在这个权力格局中争取自己的权利，那么她早晚会接受士绅裁决的结果，只是如何接受士绅调解、最终接受什么样的调解结果不同而已。爱姑的倔强性格使得调解过程拖延了两三年，但是并没有对士绅权威构成根本挑战。相反，通过她的最终服从，稳固并加强了乡土社会中的绅权。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于鲁迅小说思想革命意义的发掘中，研究者则认为这是一起反映了农民阶级尤其是劳动妇女的不觉悟状况的事件，进而发掘出爱姑身上其实还内含着“奴性”，小说由此表现了进行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重要意义。然而，结合以上分析，正是爱姑对于士绅的信服、正是她的“不觉悟”成为了她“反抗”精神的基础，她的“奴性”成为了她挑战封建统治的凭依。这样的批评话语将小说人物置于悖论之中。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阶级地位对立，但是处于共同的社会空间中。如果对于他们共处的社会空间本身缺乏充分认识，那么所谓被压迫者个人的不觉悟抑或是时代的局限性，更近乎于一种宣判而不是人物分析，更多是研究者自身理念的展开，却与小说人物形象存在距离。

乡土社会范文篇2

研究中国基层司法制度，当然不可能脱离对法官的研究，甚至有必要以法官为中心。本编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但是，中心化不应导致对边缘的遗忘，用法官的概念置换了“基层司法制度”的概念。因此，作为本编的第一章，本文想介绍在以法院（或者加上检察院）为中心的传统的规范性司法制度研究中容易忽略甚或根本看不到的中国基层司法中一些人和事，以及这些人和事的意义，同时为下两章专门讨论法官做铺垫。本文并不想集中讨论某个专门的司法问题，只是希望这些介绍会引出读者思考一些其实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为此后的司法制度和法律理论研究者提供一个尽可能宽阔的研究视野或框架。

一．乡土社会法律人概述

我在前面的论文中已经说过，现代的司法其实是一种很强调并日益强调“格式化”的纠纷处置过程。[2]一个民间的纠纷，要变成一个可以由法院处理的（judiciable）案件，并且能够实际通过这一司法的过程，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它需要法官，但是仅仅有法官——一个适用规则、裁决纠纷的人——是不行的。现代的司法已经不可能像马锡五审判那样，由一个有足够个人魅力的集裁判官/政治家于一身的人依据其个人的美德和智慧做出符合天理人情国法的决定。[3]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理想的司法人物已经随着现代化、职业化和专业化而逐渐失落了，[4]作为一种司法范式，甚至有可能被永远地拒绝了。如今的司法，即使是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法学家视为还很不完善的中国司法，从根本上看也属于一种现代型的司法。所谓现代型司法，我是指一个由多种法律人相互合作、协作完成的职业化的工作流程，这一过程更像是一个工业流水线；法官的工作仅仅是这一流程中的一个部分，而初审法官的工作也只是法院系统职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只是现代司法运作中的一颗“螺丝钉”，尽管是不可缺少的一颗。

假如不考虑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以前的近现代中国，这个司法的转变过程实际上从1949年以后就已经开始了，[5]尽管“”中断了这一过程。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司法已日益强调专业化；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中国进行了重要的庭审方式改革，对专业化的依赖和要求都更高了。对于基层司法而言，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相关的一些庭审程序的改革，法院的审判甚或调解均日益变成一个专业化的叙事，在程式上变得更难为普通百姓接近，而必须有一些知晓法律的人员协助。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与法律相关的职业（例如律师、公证）在城市地区开始兴盛起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如今已经不可能不——哪怕是附带地——讨论一下这些制度。同样，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司法，即使是民事司法，不可不关注的方面就是在乡土社会中保证这个司法体系运作的一系列相关的人。

在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以前，所有与这一体系相关的人都基本属于政府系统，当时且至今为中国人熟悉的一个概念就是“政法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了公检法司等机构，其人员则包括了法官、检察官、警察、公证员以及后来日益脱离政府色彩而变成个体职业者的律师等。但是，“政法系统”的概念是一个政治性范畴，其基本视角是政府社会控制的视角。由于律师和我在下面将讨论的法律工作者的出现，以及这些人的社会认同的变化或转变，以及由于司法活动的专业性增强，如今用政法系统的概念已经很难有效且恰当地理解和分析中国司法制度的结构和运作了。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法律已经如今更多是一种社会职业，对这一职业的要求已经日益从先前的政治性转向专业性。因此，从社会研究的视角来看，一个替代的但是可能更具涵盖性且更具分析力的概念可能是“法律人”。这个概念强调这些人的工作的职业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大多数原先的政法口的专业工作人员可能落入法律人的范畴，但是许多在政法委工作的机关干部以及在公检法工作的司机、文秘也许就不能称为“法律人”。而另一方面，有时可能会被视为同政法机关作对的律师如今到成为法律人中的天经地义的核心成分之一。

如果仍然从政府政法系统地角度考察，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县这一级，公检法司（有的地方将民政和移民局也归在政法口，我们将看到，这种分类，至少对乡这一级的民政工作是有道理的）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是到了乡这一级，就有了一些变化。

检察院到了乡这一级，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设置。在我们调查或了解的绝大多数县，乡这一级都就没有检察系统的工作人员；在有些县（市），则按“片”（涵盖几个乡）设立检察所。这种制度设置应当说还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从有关法律关于检察院和检察官工作职责或职权的规定[6]来说，检察院的最基层的工作至少主要是县法院打交道，而与乡这一级的人民法庭无关；设立检察所，仅仅是为了有关的调查、监督更为便利，而其公务仍然集中在县检察院。

公安系统，在各乡的镇上都设有公安派出所，有常驻的公安干警。在乡下面，一般设有几个管理区，据我们调查，每个管理区都有至少一名正式的拿国家工资的“干警”，持枪。在有些地方，还有少量从当地农村招聘的“治安联防队员”，他们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但也从乡政府那里拿“工资”；工资由当地老百姓出，交到镇上，再发给个人。联防队员穿着购买的警服，在外人看来，和普通警察一样。他名义上是协助正式干警保证社会治安，有时也参与解决纠纷，但经常作为正式干警使用。因此，就总体而言，检察院和公安系统的这些人在乡这一级，虽然也可以算是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人”，但是其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与乡土社会中的大量日常纠纷的司法解决关系并不大。

第三种属于政府系统的乡土社会法律人也许是民政干事。民政干事是民政系统的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在乡这一级，其职责包括了结婚登记和协议离婚手续、社会福利和救济、减灾救灾、五保户、复转军人安置、烈军属抚恤金发放、以及近年来的社会保险工作。这种工作绝大部分与行政有关，仅仅在离婚案件上，民政干事的工作与司法有点关系。大致是，当夫妻要求离婚时，经村级调解委员会调解失败，村里就会写出调解意见，让双方到乡里先找司法助理员继续调解；如果司法调解还不行，就会同意其离婚，要找民政干事办离婚手续，其中最主要是离婚财产协议以及子女抚养的协议，并领取离婚证。如果协议离婚不成，一方就会到乡人民法庭“打离婚”。在这个意义上，民政干事的工作实际是具有准司法性质的。就其依据规则解决纠纷而言，他也可以算得上乡土社会的法律人，但与法院司法并没有直接关系。

属于政法系统，除法官外，与司法关系最为密切，且日益密切的乡土社会法律人是司法助理员(在有些地方则设立了司法所或司法办公室)。他/她是基层政权中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领导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进行工作，主要担负管理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的工作；[7]具体说来，其最实质性的工作是调解纠纷，除了离婚调解外，他/她还调解其他各类纠纷，从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等。纠纷化解后，要制作司法协议书，然后为协议书办公证。但是，如今，司法助理员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已经转向为乡民提供法律服务，称为“法律工作者”，实际已经成为乡间的“律师”。

下面，我将细致介绍一下与司法过程更直接相关的一些“法律人”。

二．法律工作者

随着结束，司法部的重建，到1980年代初期，中国律师制度逐步恢复起来了。但是，律师的主要服务范围是在城市地区，因此，如何为农民提供解决纠纷的良好机制，提供法律服务就成为一个问题。[8]1980年末，首先在广东、福建、辽宁等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乡镇法律服务机构，1985年2月起正式在全国推广。[9]1993年司法部又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开始从乡镇扩展到街道。[10]到19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3万5千个（其中至少3万2千个是乡镇所），法律工作者近11万5千人（其中有10万多人是乡镇法律工作者）。[11]法律服务所的主要工作范围，1、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文书，担任民事诉讼或非诉讼人，应聘乡镇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法律顾问；2、代当事人办理公证；3、调解经济纠纷；4、法制宣传；5、协助乡司法助理员调解民间纠纷，指导/管理本地区的人民调解工作等。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12]此后，依据有关制定法的规定，法律服务所不属于政府系统，是一种事业性机构，在业务、人事、财务上都实行“自主经营、字符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13]我们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法律服务所是一种不增加国家编制和行政经费的事业性机构；但是，在乡这一级，它从一开始就同乡政府有很深的联系。在我所调查的各乡，法律服务所和司法所都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法律服务所所长都是由乡司法助理员担任。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是中国的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梢。因此，在乡间老百姓的心目中，甚至在这些法律工作者自己的心目中，首先是法律服务所的所长，然后是他/她聘用的法律工作者，这些人的定位和身份都不那么清楚，往往是半官半民，亦官亦民。如果农民遇到各种的纠纷，告到乡里，一般都由司法助理员来调解解决，这时，他/她的身份是乡政府的干部，说话是算数的；有时，司法助理员/所长指定所里聘用的某个法律工作者来“处理”一下，这个主持调解的法律工作者的法定身份就不明确了。但是，这对接受调解的双方并不很重要。法律工作者至少在老百姓心目中还是有某种官方的色彩的，就如同“联防队员”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是“公安”一样。

但是，当这种调解工作无效时，法律工作者的角色就会发生变化。他/她可能在收费的基础上提供一些相关的法律服务，包括法律咨询，撰写起诉书；当人民法庭接受起诉，经当事人请求，这些法律工作者，包括司法助理员就会出庭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律师”出庭参加诉讼。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法律服务所也总是按机关按时办公，农民如果有个什么不快的事，趁赶集或因其它什么事到乡上来时，就会顺路到法律服务所“咨询”一下。

就我所调查的乡来看，每个乡的法律服务所都有两至三人。其中一人是司法助理员，算是乡政府的组成人员，拿工资。其他的人则是所长聘用的人，不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她们的收入靠法律服务所自负盈亏，但工资也是固定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算是拿工资的人。此外，至少有些法律服务所是要向乡财政承包缴纳一定的法律服务的收入。

由于同驻乡里，乡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与人民法庭的法官或其他工作人员都很熟，他/她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相互非常了解，虽然看不到他/她们之间相互联系和通知，但是，我感到，似乎他/她们都知道谁在不在家，人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会回来？这儿完全是一个熟人社会。在某个乡，法律服务所就在法庭对门，两家人常来常往。常有人直接到法院打官司，然后法官听了其告诉之后，指派他/她到法律服务所来写状子，并告诉他/她起诉的案由。[14]据报道，在有些地方，巡回法庭“在审判案件的同时，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指导、培训司法助理员上。巡回法庭坚持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合，对司法助理员进行系统的培训。一是在审理案件时请司法助理员参加旁听或参与调解，在调解技巧、审判程序等方面言传身教；二是每年召开两次联席会议，组织司法助理员学习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是他们能及时掌握发展动态；三是借行政会议之机，将司法助理员集中到一起，利用业余时间交流情况，研究疑难案件”。[15]而另一个报道中则谈到，某新上任的人民法庭法官由于一直收不到案子，“看到司法所人手忙不过来，就主动要求到司法所帮忙”。[16]

在我调查的法律工作者中，都没有法学院训练的经验；他们的从书本上学习法律的经验，如果有，也就是到县里司法局办的班上培训了半个月或十天，或上级办得普法训练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工作者没有法律的经验。在我们调查的某县级市，在离该县县城仅四公里的一个乡上，我们就遇到（也许应当说是听到?）一位被当地农民、法官和乡政府官员称作“刘大律师”的姓刘的司法助理员。他本来是一位学兽医的中专生，回乡后，不知如何当上了司法助理员。在任期间，他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并自学法律，在我们访问该乡的几个月前刚通过了全国律师统考，已成为一名正式的律师。他不仅在本乡办案，也在县城里办案，收的案子早已超出本乡甚至本县。当我访问这个法律服务所时，我被告知，他正在新疆办案，几天后才能回来。但是，我又被告知，这位“刘大律师”已经同县城的某个律师事务所谈妥了，很快就要辞职离开乡政府，加入这家律师事务所，到城里去办公了。这是我在乡这一级遇到的唯一一位律师。看来，莎士比亚的名言在乡土社会是多余的了；在这里，不需要杀，所有的律师都会自动地自我消失。

在该所我还遇到了是一位本县但非本乡的、刚满18岁的本地政法学校（中专）毕业生，他目前该法律服务所实习，并准备毕业后到这里工作。他工作挺认真，对待来访的农民也很细心和热心。他对我说，他的（最现实的）理想和榜样就是这位“自学成材”即将离开此地的“刘大律师”，他希望自己将来也通过自学实现这一梦想。如同我在后面分析基层法官的文章所说，乡土社会留不住法律人才，即使是中专生这样的年轻的中小知识分子。

但是，与我将在后面的文章中分析的基层法院留不住法学院毕业生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17]乡村留不住这些有一定法律知识的青年的最根本原因是现在的市场经济为年轻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而不是他们的知识用不上，或者说，基层司法不需要或排斥这样的知识分子。至少在我们同当地的一些法官聊天中，法官都表示，他/她们都希望自己的法庭审理或法庭调解都有这样的法律工作者或律师参加。法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有这样的法律工作者参加，法官的司法审理（包括调解）都会相对简单一些，更好按法律程序办事，既更为格式化。

首先，法官可以更多的使用制定法的概念以及其它法言法语同法律工作者进行交流。然后，由这些法律工作者同他/她们的当事人交流，有很多方便。至少法官不需要频繁地向许多当事人用过分通俗乃至有点不雅的语言（“辩论就是可以吵架，但不能骂人”）来解释诸如像“辩论权”这样的在我们看来人人天生都应明白的概念。

其次，法官可以避免职业要求和社会道德的冲突。有一位法官说，法官有时必须有点偏心，否则得出的判决是伤天害理的。例如，在离婚案中，可能有一方当事人不同意离婚，他/她并不了解法律的具体规定，们只是指望并相信法官帮他/她做主。从心里，法官可能在提出调解离婚方案中已经偏向这一方，比如说多分一点财产，但是当事人还是死活不同意离。按道理说，法官必须硬判，但结果可能是对这一当事人更为不利。这时，法官的处境就非常为难。因为法官毕竟还不能完全放弃目前对法官的法律意识形态要求，保持“中立”，法官无法把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这个当事人都讲清楚，过于帮着一方。在这种状况下，法官说，如果有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在场为当事人谋利益，帮他/她把厉害都说清楚，法官就可以解脱自己面临的法律与良心或情与法之间的矛盾。

第三，法官说，由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在场，也可以避免法官同当事人发生直接的矛盾。现代的法律并不完全是而且也不能完全按照乡土社会传统的是非曲直来决定，因此，法官司法的结果就很可能同当事人的预期发生冲突。还是以上一段的离婚案为例，只要一方始终坚持要离，法官还只能判离。尽管在判离时，法官已经运用其裁量权为“秦香莲”多分割了某些利益，但“秦香莲”可能还是会认为法官被“陈世美”买通了，因此迁怒于法官。因为她/他心目中的法律还只是乡土社会的道德规则，她/他心目中的好法官还是包公、海瑞那样的凭着个人权威惩恶扬善、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道德楷模。如果法官走的不是包青天的路，而是居然允许让“昧良心的”离了婚，那就只能表明法官也昧了良心。在这种情况下，法官说，如果有法律工作者或律师作为其法律顾问，就可以由向这位愤愤不平的当事人解释法官为什么只能这样判；从而减少了法官与当事人的矛盾。

我觉得，法官的这些道理都是真实的。而且从我参与观察的法官审判，我也深切地感受到这些法律工作者确实在保证司法的格式化进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无论是从写状子本身，还是关于提出救济方式，无论是在法庭程序还是法庭辩论，我可以说，没有这些法律工作者，依据目前的民事诉讼程序，简直没法进行审判，至少不可能像目前这样有效率的进行。我目睹的一个例子是，法官问当事人（一位大约70岁的老人）你是否申请回避，当事人还根本没有理解什么是回避，马上习惯性地回答说，申请（在他的乡土生活的记忆中，我想，“申请”二字大约总是同“救济款”“救济粮”相联系的。这是布迪厄所说的那种“习性”的表现）；律师马上在旁边说，“不申请”，接着又三言两语把当事人给打发了（我相信，当事人可能还是没有懂回避是什么，但是他有一点相信，他的“律师”不会懵他）。于是，庭审得以继续下去。又如，法庭辩论常常确实变成了一种“吵架”，连法官几次想插话也插不上。这时，我看见法律工作者就会告诫他的当事人不要抢话；等等。

但是，我们不应当将法律工作者的工作效果仅仅理解为保证审判的正常进行；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一种真正的“普法”，一种现代社会文明的教育，一种对人的训练，一种关于说话的场合、方式、口气、语词、态度的指教，一种关于权威、证据的辨认，一种新的生命和人格的操练，一种单兵教练式的规训。[18]这种影响将远远超过一次以某种奖励做为支撑的“普法”讲座。

还必须注意，这种法庭和司法程序的规训不仅对当事人产生影响，而且对这些法律工作者也产生影响。据我们调查，绝大多数乡司法助理员（法律工作者）都是从一些有一定文化的农民产生出来的，大多是农村的基层干部或农村知识分子。这些人没有受过法律的训练，甚至没有受过现代的官僚制教育，只是长期在农村中生活，不断地解决纠纷，逐渐培养了一种依据天理人情国法政策判断是非处理纠纷的能力。其中有少数司法助理员后来通过各种形式进了乡人民法庭担任法官。特别是在大山区或非常贫穷偏僻的地区，县法院很难从县城里派出长期驻扎在乡间人民法庭的法官，[19]往往不得已从当地的司法助理员或其他乡政府的正式工作人员中招聘法官。而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比方说，司法助理员，有时会因为厌倦乡里没完没了的杂事，也情愿当法官，比较清静，因此通过考试进入法庭。对于司法助理员来说，这种参加审判的经验就成为他/她在进入法庭之前了解和学习司法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20]

第三，即使这些司法助理员或法律工作者没有进入人民法庭，司法程序也对他/她们在调解纠纷甚至在代表乡政府做出行政决定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访问某乡时，我从某乡的司法助理员处理纠纷的卷宗中随便抽了几份看了一看。本来也只是为了过过目，但是一看，就让我感到有点吃惊。整个纠纷处理的程序与法院的卷宗极为相似。卷宗中包含了类似诉状的“我的请求”，类似法官询问笔录的“调查笔录”、“座谈笔录”，类似传票的送达文书和回执，有类似庭审纪录的“调解笔录”，有类似判决书的“处理决定书”；此外还有有关的证据材料，包括口头证词和其它书证。比法院的卷宗更多一点的是一些实地调查的笔记和座谈笔录，一些地界划分的简图。这些多出来的部分反映的是这种具有行政性的决定要比法院更注重现场勘察，更注重“实质正义”，更少强调“谁主张，谁举证”的程序规则。这种状况，确实令我和同行的调查人感到吃惊。显然，司法的程序为乡土社会的行政性纠纷处置提供了一种新的基本格式；而这种格式又反过来对司法起到了支持的作用。这表明作为一种治理术的“法治”模式确实在向基层渗透，而乡人民法庭是一个重要的渠道或窗口。同时，我也格外感到韦伯的公文化法治在现代社会中的力量。而这也使得我进一步理解了一位曾长期担任司法助理员的法官的话，他对法官与司法助理员的工作特点的概括是：“一个有程序，一个没程序”。

三．法律文书送达人

在江汉平原上一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我们考察了几个人民法庭，都发现法庭的工作人数似乎明显多于他们告诉我们的人数。经过询问，法官告诉我们，每个法庭都聘用了两个或三个这样的年轻人，专门替法院送达各种法院的文件，此外，还帮助做其它一些与法庭工作相关的事情，例如协助案件的执行等。这些法律文书送达人一般都是近年的退伍军人或一些农村知识青年，他们的“工资”都由法庭从自己的“创收”中支付。遗憾的是，我忘了，这些人是本来就没有正式称谓呢？还是我忘记将法官对这些人的称呼纪录下来了？因此，我只好在此杜撰一个词，称他们为“法律文书送达人”。

法庭为什么要聘用这样的人？法官告诉我们，在他们地区，由于经济相对发达，人口流动也比较大，纠纷也相对比较多，因此，工作比较紧，法官常常不能自己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其次，由法官或书记员亲自送达法律文书，然后过两天又上台审案子，似乎也不很是那么回事（记住，距离会创造权威和美感的道理）。第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由于这里的经济相对发达，交通也比较发达，法庭也有自己的车，因此绝大部分法官都已在各方面生活条件都更好的县城安家了。他/她们或者早出晚归；或者工作日驻在乡间法庭，周末回县城。这种生活状况使得这些法官对农村的具体情况开始陌生起来了，他/她已经无法像以前的法官或像那些仍然长期生活在乡间的法官那样非常熟悉其所在的乡以及乡民。这些法官告诉我，农村不像城市，这里的村民居住没有街道，没有门牌号码，送达文件就很麻烦；加上通讯不便，甚至有时你去送达，人家铁将军把门，赶集去了，甚至有可能你在路上曾跟他/她擦肩而过也不知道。由于这种变迁，法官说，法庭的工作也就需要有非常熟悉当地的人来帮助送达法律文件。你只要告诉他某某村某某组的某某某，他就肯定可以送到，而且他一般会把全乡的成人都认得差不多，路上碰到了，也不会错过。有了这样几个人在法庭工作，司法审判包括执行工作运作起来就更正规化，更有效率了。

这一点，至少令我很有点意外，有不少收获。首先，我感到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司法专业化的要求。纠纷的众多要求一个更有效率的司法组织结构。因此，就在这一社会发展过程中，即使是人民法庭的工作也正在发生某种静悄悄的革命性变化，更加强调专业分工和科层制，社会的发展正在重塑着乡村的法庭和法官，包括他/她们的生活方式和知识，塑造着司法的运作方式。其二，尽管我早就从迪尔凯姆和福柯那里了解到空间对于现代社会组织的政治意义和司法意义，[21]但是只是在这里，我才真正感到了中国经验的验证：空间组织确实对政治生活有影响（我想这又是一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当然，这些法官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也不会关心迪尔凯姆或福柯，但是，他/她们对农村司法问题的直觉和经验分明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也许会被人讥笑为“后现代”的分析，看到了空间在社会控制中的意义。的确，如果不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你无法感受到司法要进入农村乡土社会的难处。这种难处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一种观念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全面的重新组织、结构和整合，关系到像门牌号码、街道区划这样的事，关系到诸如公路网络或电话或其他通讯方式的变革。在这里我看到了福柯所说的，法治的话语机制必须依赖的一系列非常具体的非话语的机制。我感到我们这些常常关在书房里“作（做作？）学问”的法学家常常把许多问题都看的简单了，都看成是一个观念问题。

必须指出，除了这种有效的“社会控制”的需要外，这些送达人在法院中还扮演了其它角色。例如，类似法警的角色。如果要下乡执行案件，法官往往会领着这些人参与司法的强制执行。这些人还在法院扮演了卫兵的角色。当周末法官回县城之后，乡人民法庭就由他们看守。他们的存在使得这个法庭的分工更为细致了。相比起来，这里的法庭显然要比大山区的仅有两三个法官常驻乡间的人民法庭更像一个法庭，更具有司法的气味。

由于这些人的出现，也促使法官进一步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促使法官与乡土熟人社会进一步陌生化，使得司法更为独立。表现为，首先，法官将更多作为一个外来者（而不是社区内的一员）来处理乡民之间的纠纷，他/她们会更多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更少受乡土社会生活规范的影响，司法可能更多转向程序化、规则化，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注重解决纠纷。第二，法官对乡政府的依赖程度也逐步降低。第三，乡民也有可能逐步把法庭同乡政府区分开来，这也有利于司法独立的社会认知。第四，由于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社会心理，法官同当事人之间距离的增加有可能增加法庭和法官的权威。第五，从可能性上看，这种变化在未来可能会使得一些进入基层法院工作的法学院毕业生愿意到乡一级法庭工作，尽管目前县法院还几乎没有或很少有法学院毕业生。必须注意，尽管我这里的分析似乎都是正面的变化，但是结果未必都好，这些变化同样可能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究竟结果如何，我们还需要细致长期的观察。

但是，即使假定这些变化是可欲的，要能够做到这样，人民法庭就必须有自己的小金库，它必须能从各种收费中或国家拨款中保证这些“送达人”的工资。目前，这些法院的这些变化仅仅是因为当地的经济相对发达，诉讼较多，诉讼或执行的收入也较多，才保证了法庭能用得起这样几个“送达人”。

那些在遥远偏僻的比较贫困的乡村人民法庭怎么处理像送达这样的问题呢？在另一个大山区的人民法庭，我发现，尽管很穷，雇不起“送达人”，法官却以其它的方式同样回答了这种非格式化的空间问题。首先，在这些地区，或者因为社会更为闭塞，人口密度低，纠纷本身就比较少；或者因为穷，因为交通不便，纠纷上法庭的就相对减少了。其次，这里的法官基本都是长期驻在本地，因此，他们对当地的情况和居民非常熟悉。听他们讨论当事人，往往不是称名字，而是驻在某村的某某家隔壁，或某个山脚的某某某（这种“定位系统”只有在人口密度很低的地方才可能）。第三，法官往往利用当地的行政系统来传送法庭的有关信息。比如，我们到了那一天，法官就打电话到村委会，要村委会主任通知有关当事人来法庭参加诉讼。而由于人口流动性相对小，村委会一般都可以找到人。第四，才是由法官或书记员送达。这种状况都再次表明，甚至司法的专业化、独立性都直接或间接地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同时，我还看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经济生活条件对法官所累积的知识和法院工作方式的影响。

四．作为律师的法官

尽管我将在下面两篇文章详细讨论基层法院的法官，在这里，我却想简单讨论一下，在乡镇人民法庭，法官实际经常扮演的但至今一直为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的另一种社会职能，律师的职能。

我在前面已经初步显示（虽然不是因为莎士比亚所说的原因），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的管辖区[22]内往往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律师。城里的律师不仅很难为普通农民接近(可能会有几十里路到县城)，并且其费用也是普通农民支付不起或不愿支付的。但是，农民又有许多纠纷需要法律的服务，因此，在中国广大农村，就出现了一种对法律咨询的制度性需求。正是这种需求导致了乡间的法律服务所的产生和生长。但是，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他/她们并没有一种关于法院和乡政府或司法助理员的严格区分，在他/她们心中，这些机关都是说理的地方。其次，法律服务所也会收费，因此，至少常常有些农民会不经法律服务所，就直接到法院起诉，特别是一些在农民看来“天经地义”的诉因（比如离婚，赡养等。有心者可以就制定法规定的诉因和农民心目中的“诉因”进行一个很好的分析研究，那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在这种状况下，人民法庭的法官在很大程度上实际就起到了第一律师的作用。

我曾在《农村基层法院的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23]一文中就提到这样一个“案件”。儿子想要母亲的钱不得，多次殴打母亲；母亲到法院起诉，要求“脱离母子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首先告诉她法律没有规定这种诉因，因此是不许可的。这是第一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回答。随后，法官又考虑了这位母亲的实际情况，为她提供了在法官看来最好的法律建议，建议她同离家出走20多年杳无音信的丈夫离婚，另找老伴，以此来保护自己。这是法官提供的第二个法律咨询——为当事人从法律上设计安排一个更为安全的未来。然后，法官告诉她到对门的法律服务所写状子，告知如何写，什么案由等等；甚至最后领着她到了法律服务所来办此事。这是第三个法律服务。

至少头两个服务严格说来都应当是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是，在中国农村，这些工作往往都由法官承担起来了。严格说来，法官不仅没有义务承担这些事务，而且从法律上看是不应当甚至应当禁止的。因为，比方说，就这个案件而言，法官真正是“先定后审”了——如果这位妇女真的听从法官的建议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这些法官会做出其它判决吗？当然，这个案件还不那么严重。如果设想一下，如果这位妇女听取法官的建议，对其儿子提出虐待罪的起诉（当然，法官没有提这个建议，只是曾考虑过这种可能），那么这个案子将从一开始就是有很大偏见的，就是对其儿子不利的。因此，依照无论什么诉讼法或传统的法理，法官的这种做法都是与司法职业道德有冲突的。

法官不仅在起诉前常常扮演了律师的角色，而且在当事人没有聘请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出席的庭审（包括调解中）也常常实际起到了律师的作用，甚至同样是被迫起到了律师的作用。在访谈中，许多法官对我们讲的自己办的案子，都表现出这一点。比方说，还是离婚案，丈夫要离，甚至愿多给些钱，以表示自己的内疚，而妻子就是不愿离。由于妻子缺乏相关法律的信息，又没有律师替当事人出谋划策，如果法官保持司法的“中立性”，妻子往往会为自己的信息不完全的决策所误。在这个时候，法官往往会告知妻子，如何解决对她最好，有时甚至不无越俎代庖替当事人作决定的嫌疑。这种状况实际也是法官扮演了律师的角色。我在其他文章中的一些例子（例如，在老人赡养案，法官关于生老病死之安排，粮食、油料的安排；[24]在断腿案，法官关于损害赔偿金的安排[25]）以及一些有关人民法庭法官的报道[26]也都说明了法官在很多时候起到的是律师（甚至更多）的作用。

我不想举更多的例子，而想从这种现象来探讨其中的社会意蕴和法理学的意蕴。

首先，这表明，中国农村对法律服务乃至对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确实有巨大的需求。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法律服务市场。中国的法治能否建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农民的这种服务能否得到满足。

其次，我们又必须看到，这个潜在的市场还没有转化为甚至在短期内还不大可能迅速转化为一个现实的法律服务市场。因为一方面，这种需求还是一种消费者没有支付能力或没有足够支付能力支持的需求。坦白地说，律师不下乡，很大原因就是农民支付不起律师的费用；而农民为什么常常直接找法官，而不是到法律服务所咨询，在我看来，除了农民对于这两者的制度差别无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官听取其诉求之后提供的法律服务是不收费的，这是一种免费的午餐。法院要直到你把诉状提交上来，同意立案时，才收取费用。农民在这些方面也是很精明的，他/她们知道如何节省他/她们的那不多的现金。而另一方面，现有的法律知识体系还难以提供有效法律服务供给，即现有的法律知识生产厂家生产的产品还很少足够细致考虑是否切实适合农民的需要。目前中国法学院所提供的法律知识更多是适应工商社会和都市生活的，是强调规则性，因此在农民看来是比较大而化之的。而农村生活由于受到其生产生活条件和社会组织形态（熟人社会）的限制，其需要的法律知识有很大不同。农民需要的法律救济往往格外具体，细致，往往具有地方性的色彩，并且一定要是对方当事人有能力履行的或是司法机关有能力执行的。比方说，为了某个伤害，律师可以要求很高的赔偿金额，法院也许可以这样判决，但是对方当事人如果完全没有能力支付，那么这个律师所作的一切努力，提供的一切服务最终都是一纸空文。因此，农村需要法律服务，这个概念实践起来一定要语境化，予以细化，而不能用我们这些法学家头脑中的法律概念来替代。

正是由于有这两个限制，我们看到目前中国农民的法律服务需求是得不到制度性满足的。同时，也正是在这两个限制下产生的农民对法律服务的制度性需求，迫使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的法官的职业角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或位移。他/她不仅是法官，而且也是另一种传播农民关心的法律信息、提供相关法律服务的法律工作者（也正是由于基层法官这一实际的社会职能，我才感到有必要把至少是履行这一职能的人民法庭的法官也列入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人，并纳入本文分析。这种分类，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便利，而是有盘算且有比较充分的理由的）。

从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法官的这一职能我们还进一步可以理解他/她们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扮演的特殊角色。许多人都曾指责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法官的专业素质比较低，缺乏理想法官（法律家/政治家）的气质和能力，没有理想法官的那种中立性。我承认，这些批评都是对的，但又都是不太讲道理的。只要到中国乡这一级一看，看看基层法官每天的工作，他/她们接待的当事人，他/她们所面临的问题，他/她们必须在教科书上讲的职业道德与生活实践中的职业道德之间做出选择，就可以发现，他/她们的这种角色偏离的不可避免甚至正当性。甚至，我这里的表述方式都太知识分子化了。在他/她们的这个环境中，他/她们甚至必须也只有这样行为，才是公道的。

因此，我们也许应当重新审视一下法官这个概念的内涵的丰富性。当然，法官这个概念应当涵盖像柯克、霍姆斯、卡多佐、汉德这样的法官，但是法官却不仅仅是柯克和霍姆斯等人。它还包括中国的人民法庭法官或者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治安法官。一个优秀的人物不应当成为一个概念的标准定义。否则，在霍姆斯、波斯纳面前，我们中国的法学家面前都别叫法学家了，而且我们中国的法学院教授又有谁敢称自己是法学院教授？！

最后，从作为律师的法官这一现象还表明在当代中国，至少在中国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化不可能避免地要同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联系。甚至，考虑到前面谈到的其他法律人的状况，也许，我们可以说，在目前这些地方，也许需要的法律人就不能太专业化了，太专业化也许对这些“客户”来说是弊大于利。还是那句话，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管这是一句老话，但是如果你看了上面这些介绍和分析，你是否真正在智识上有一些的触动呢？

【注释】

[1]HenryVI,PartII,4.2.63.

[2]本书“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间”一文。

[3]参见，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1983年。这不仅是中国老百姓的理想法官，而且也是或曾经是美国人心目中的理想法官，裁判者同时具有法律人/政治家的风范。关于美国的理想律师法官，请看，AnthonyT.Kronman,TheLostLawyer,FailingIdealsoftheLegalProfess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3。

[4]Kronman,TheLostLawyer,同上注。在柯隆曼教授看来，这种丧失在美国也仅仅是近30年的事。

[5]参见，本书“为什么送法下乡？”一文的注10及相关正文。

[6]《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6条规定了检察官的职责为：

（一）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工作；

（二）代表国家进行公诉；

（三）对法律规定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犯罪案件进行侦查；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了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为：

（一）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

（二）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三）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四）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7]《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9；《司法行政年鉴》1996年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页20-21。

[8]“中国现有的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都设在市区和县城，而且人员普遍不足，任务繁重，很难主动深入基层，为乡镇企业和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农村群众请律师难、办公证难、寻求法律服务难的矛盾十分突出。”《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页463-464。

[9]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早期历史，请看，《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同上，页457-462。又请参看，李明：“全国乡镇法律服务工作会议”，《中国法律年鉴》1988年卷，法律出版社，页715。

[10]具体内容，请看，金觉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改革座谈会”，《中国法律年鉴》1993年卷，中国法律年鉴社，页141-142。

[11]韩立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中国法律年鉴》1998年卷，中国法律年鉴社，页180-181。其中关于乡镇所和乡镇法律工作者的人数，可参看，许锡福：“人民调解和基层法律服务”，《中国法律年鉴》1993年卷，中国法律年鉴社，页141；以及《司法行政年鉴》1996年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页18。

[12]《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1987年），《中国法律年鉴》1988年卷，法律出版社，页586-587。1991年司法部颁布了《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3条将这5项工作细化为8项，为担任法律顾问、民事经济行政诉讼、非诉事务、调解纠纷、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文书和协助办理公证，大同小异。

[13]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改革的意见》（1992），转引自，刘广安、李存捧：“民间调解与权利保护”，《走向权利的时代》，夏勇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291。

[14]参看，本书《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一文的第一个案例。

[15]见，春森、孟天：“踏浪而行”，《人民司法》，1994年9期，页35。

[16]见，陈海发：“‘水壶庭长’”，《人民司法》，1991年1期，页3。

[17]参看，本书《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化问题》一文。

[18]Cf.,MichelFoucault,DisciplineandPunish,theBirthofthePrison,trans.byAlanSheridan,VintageBooks,1978.

[19]这在全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到法庭工作确实是对法院干部的考验，每月多给补助费有人都不愿意去。”见，戴建志：“再唱南泥湾的歌”，《人民司法》，1994年11期，页44。

[20]参见，本书《中国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化问题》一文第二节的有关文字。

[21]参见，EmileDurkheim,TheDivisionofLaborinSociety,trans.byW.D.Halls,FreePress,1984;MichelFoucault,DisciplineandPunish,theBirthofthePrison,trans.byAlanSheridan,VintageBooks,1978.

[22]在我们调查的县，大致是一个乡一个人民法庭；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80年代后期已经基本上都实现了一乡一庭。在中国的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由于财政、人员以及其他的原因，也有数个乡设一个人民法庭的（见，李健华：“理一方案情，保一方平安”，《人民司法》，1994年12期，页41）；有的地方由于缺少办公条件，也有两个甚至更多法庭合署办公的（戴建志：“再唱南泥湾的歌——南泥湾人民法庭见闻”，同上，页44。

[23]《北大法律评论》卷2，1999年。

[24]同上注。

乡土社会范文篇3

关键词：乡土社会；法律信仰；缺失

卢梭曾经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的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1］反观我国占全国面积超过三分之二的乡土社会，法律并没有在乡土社会的民众心里起到维护自身权益、实现公平正义的作用，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有所缺失。而这种民众对于法律的漠视，使中国乡土社会中呈现出一种严重的信仰缺失状态。本文通过剖析中国乡土社会中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探求法律信仰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的构建道路。

一、中国乡土社会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

（一）乡土社会本身的文化传统造成法律信仰的缺失。1．以伦理为中心的家族主义长期存在乡土社会最典型的两个特征就是以伦理为中心、以家族主义为核心。“伦理是对人们在血缘、辈分方面作出的规定，也是评价人们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2］人一出生就与血缘和辈分脱不了干系，进而也与整个乡土社会和自己出生的村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整个伦理社会的基础上，兄友弟恭，长幼有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血缘形成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3］每个个体一出生就决定了自己在这个家族中所处的地位及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决定了这个个体所应遵守的家族传统与伦理秩序。一旦个人行为与整个家族的传统和伦理要求相悖逆，即使这个行为为法律所允许，这个个体也会为家族所唾弃。更由于农村社会相对于城市社会来说人口流动性小，开放程度较小，在农村出生的个体并不能完全做到脱离整个家族乃至其生活的乡土社会，因而很少有人选择忤逆家族规约而追求所谓的个人自由。在以家族主义为中心的乡土社会中，家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国家，遵守家族的规则是遵守整个社会规则乃至法律的前提。2．风俗习惯与传统道德思想是最高行为准则风俗习惯与传统道德思想似乎是乡土社会中民众挥不去的一种情结。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民族保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传统道德思想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2005年，四川农村的一个调查显示，发生重大纠纷之后，只有不足14％的农民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而高达86％的农民都不愿意打官司。当地政府的资料也表明，农民之间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比率只占到2％。这也体现了乡土社会众多传统道德思想中，与法律联系最密切的“和为贵”和“无讼”观念。在乡土社会中，传统思想对人们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是由于农村相对于城市来说较为闭塞，发展较为缓慢，与世界接轨的程度相对较低，因而在广大的农村保留了更多的风俗习惯与传统道德思想。二是由于农村这种以家庭为单位、以村为集体的模式，让民众之间有着比城市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让整个村落呈现出一种大家庭的状况，民众更愿意去选择内部调解的方式解决争端。诉讼作为一种伤害村民之间感情的方式，近千百年来都是村民解决争端时选择的最后的方式。风俗习惯在乡土社会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结婚为例，当代的中国农村“彩礼”“订婚”以及父母干预子女婚姻的情况还是普遍存在的。这些习惯大多存在于法律之外，甚至被法律所禁止。虽然《婚姻法》中规定了男女都有婚姻自主权，但在现实乡土社会中，父权还是有很大的权威，父母在子女婚姻选择问题上还是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即计划生育在农村的实施。中国自古以来以家庭中人口多作为家族兴旺的衡量标准之一，这也是所谓的大户人家呈现出来的“人丁兴旺”。虽然计划生育的政策在我国已经实施多年，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是鲜有独生子女。乡土社会的民众不是不知道计划生育政策的存在，而是风俗习惯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脑海中，而当这些风俗习惯与法律相抵触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选择风俗习惯而漠视法律的存在。3．长老式的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乡村社会中，有很多年事已高、阅历丰富、品德获得乡邻一致认可的年老者。由于他们累积了很多社会经验，在民众心里树立了一定的权威。一种机制的缺失势必会引起另一种机制的兴起，既然乡土社会民众不愿意去诉诸法律，那么，就势必产生这样的领袖式的人物出面调解村民纠纷。因而在乡土社会中，这类长老式的人物十分有话语权，法律在他们面前也略显苍白无力。正是由于这些长老式人物是单凭生活经验、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等进行纠纷的调解，因而他们思想中必然有与现代法律格格不入的部分。但是，基于这种乡土式“个人崇拜”，民众就愈发对法律不产生信赖感。4．历史原因造成法律信仰的缺失乡土社会中法律信仰的缺失和历史原因是密不可分的。首先，“法治”一词是从西方国家发展出来的，相比“法治”，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尊崇的是“人治”。民众将政治清明与生活安定寄希望于“圣贤”“明君”与“清官”身上［4］。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对法律的漠视。法律不但不存在于民众的信仰之中，而且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也只能位居其次。古圣先贤给出的行为标准不仅起到高于法律的作用，而且也被应用于解决纠纷之中。其次，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压迫百姓的工具。在义务占主导的权利义务模式中，民众也不期望能够通过法律获取自身的权利，在封建社会中这本身也是不现实的。因而民众对于这种只能对自己强加义务的法律往往带有一种厌恶的心理。这也是他们不愿意从“法律”身上寻求到正义和公平的原因之一。即便现代以来的法律能够赋予公民某些权利，但由于这种对法律的厌恶与不信任长期存在于中国的乡土社会，民众对法律的态度往往是消极的或置之不理。（二）物质匮乏、文化水平低下导致法律信仰缺失。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势态，城市繁荣发达。但不可否认，在广大农村，部分民众还依然贫困，他们更关注怎样通过自身努力去脱离贫困，精神世界乃至信仰问题就成了奢侈品，除非这个信仰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实的物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乡土社会的民众当然不可能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奋斗，也不可能将不能为自己带来切身利益的法律精神铭记于心。（三）法律制度本身不健全导致法律信仰缺失。法律信仰的缺失也与我国法律制度本身的不健全有密切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法律与政策的错位，涉及农民有关问题的法律滞后，农民在法律制定、实施问题上参与度低，执法司法不力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往往会导致广大农民漠视法律、不以法律为行为准绳。

二、中国乡土社会法律信仰道路之探求

法律信仰不能仅停留在法治发达地区，在广大乡土社会实现民众守法、用法、信法才是真正实现了对法律的信仰。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乡土社会的法律信仰道路。首先，寻找与信仰相结合的媒介，加强法律信仰在民众内心的地位。伯尔曼在其《法律与宗教》中指出：“宗教被人们视为神圣的意识，法律被视为人类对正义的观念。在所有的社会中，虽然以极不相同的方式，法律都部分地借助于人们对神圣事物的观念，以便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5］西方国家也并不存在单纯的“法律信仰”，而是在法律与宗教结合的基础上演变出内心确信。法律本身并不能提供给民众信仰的根基，因为它不能像文化与宗教那样产生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内心确信。苏力教授也指出：“真正能够得到有效贯彻实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执行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会失败。”［6］因而想要达到“法律信仰”的状态，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具体到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已经为“信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至今在民间还广受推崇。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礼法结合”，礼在整个法律秩序的维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礼”本身起源于中古古代的宗教祭祀活动，起初代表祭祀活动中祭天、祭神等的宗教仪式，因而对人们具有一定的震慑力，体现着如同宗教一样的神圣性。具体到现实生活中，“礼”更多地体现为人们自我约束的一种行为准则。经过千百年的社会变迁，虽然“礼”所表达的最初的含义已经在中国社会消亡了，但其演变成更多的传统道德文化内涵，在各个方面规范着人们的精神和行为。但在运用儒家思想作为载体的时候，也不应该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因为毕竟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产生和广泛存续的时代距今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完全运用当时的思想文化来寻求解决当今社会的法律信仰缺失问题并不合理。因而以当代乡土社会中依然存续的儒家文化为出发点，找到法律与儒家思想的平衡点是必要的。即一方面法律要采取宽容和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儒家文化，另一方面，法律要主动寻求与儒家文化结合的点，以期达到法理与情理并存的状态。只有通过这种在法律原则与精神的前提下接近民众内心世界的方法，才能实现一种真正的信仰状态。其次，推进普法教育在乡土社会的展开，让更多民众学习法律、了解法律、培养法律意识。在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中已经分析过，很多乡土民众不信仰法律是因为他们的意识中不存在“法律”这样的字眼，没有认知哪来信仰。“法律作为一种行动指南，如果不为人知而且也无法为人所知，那么，就会成为一纸空话。”［7］因此，进一步进行广泛的普法宣传，让法律真正深入人心，才可能达到让民众信仰的状态。再次，要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保障农民的利益。要增强法律的公开性、民主性，让民众真正参与到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来，这样才能增强他们对法律的关注度，才能实现对法律的信仰。另外，在执法过程中，要实现司法公正，要切实保障民众的利益，从而树立起法律的权威。

参考文献：

［1］吴斌，汪公文．我国公民法律意识之矛盾分析［J］．当代法学，2003，（09）：5－6．

［2］秦强．法律结构论与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结构［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5）：25－26．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张红艳．乡土社会变迁中法律信仰危机的思考［J］．行政与法，2008，（8）：67－68．

［5］李孟菊．法律如何信仰———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J］．法制与社会，2009，（7）：2－4．

［6］苏力．法律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乡土社会范文篇4

历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法并不具有人们惯常所认为的那种连续性和单一性，相反，它实际上是由多种渊源构成的复合体，其间充满了离散、断裂和冲突。具体而言，在相对统一的朝廷律令之外，还有所谓民间法，后者的源流尤其杂多，不但有民族的、家族的和宗教的，而且有各种会社的和地方习惯的。民间法上的这些源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它们各自与“官府之法”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不过，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民间法生长于民间社会，其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秩序的关系更加有机和密切，以至当政体变更，国家的法律被彻底改写之后，它仍然可能长久地支配人心，维系着民间社会的秩序。至少，直到本世纪上半叶终了之前，情形就是如此。（梁治平，1997b；1996）

问题是，正是在最近的50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具戏剧性的变化，在此过程之中，社会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曾有一度，国家权力不仅深入到社会的基层，并且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以至在国家权力之外，不再有任何民间社会的组织形式。这些，不能不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法律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问，在现代国家和法律的建构过程中，民间法的命运怎样？它是否还具有生命力？如果是，其社会基础是什么？当然，我们也要了解，今天我们能在什么意义上谈论所谓民间法，以及，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包括民间法上多种源流在内的法律多元格局以某种方式得以延续？我们还想知道，面对民间的知识、信仰和秩序，新的国家采取了怎样的立场和态度？现代法律制度取代民间规则与秩序的努力是否成功？等等。本文将分五个部分来检讨上述问题。首先，我将从“乡土社会”的概念入手，简单地回顾本世纪尤其是最近50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并且检视这种变迁的意义。然后，我将从秩序的角度去审视乡村社会的组织、规范以及乡民的知识与习俗。接下来将讨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主要考察一些国家正式制度与民间非正式制度遭遇的案例。最后，在本文结束以前，我将从传统资源再生与再造的角度重新考察民间秩序及其与国家正式制度的关系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对中国当代民间秩序作系统详尽的描述，毋宁说，我的兴趣在于了解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问题。而我之所以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乡村社会，固然是因为对乡村社会的考察足以帮助我们回答上面的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农业大国，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城乡之间的差别依然十分巨大，而正是这一部分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活动，最不容易得到居住在都市的受过现代知识训练的立法者、行政官和理论家们应有的理解。

二、变迁中的乡土社会

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取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出版于1947年的《乡土中国》一书。据费氏的观察和概括，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当然，这并不是说乡村里的人口是固定的，事实上，人口的增加超过一定规模，就会出现人口的流动和分殖现象，不过，“老根是不常动的”。大多的农民聚村而居，使得村落成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从外部看，由于人口的流动率低，社区之间的往来不多，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而从内部来看，人们在这种地方性的限制之下生于斯、死于斯，彼此之间甚为熟悉，因此，这又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是用不上的，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于社区中规矩的熟悉和他们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来保证。（费孝通，1985）自然，这是一幅相当“纯粹”的图景，现实中的村社比这要“杂乱”得多。事实上，就在费氏所处的时代，中国的乡土社会正经历着缓慢但是深刻的变化。新国家的权力，连同新式的法律，已经开始伸展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在费氏的笔下，我们也能够看到新旧两种事物之间的龃龉，看到国家的正式制度与民间非正式制度相遇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费孝通，1985：58-9）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理想型”（IdealType）的概念，“乡土社会”仍不失为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乡村社会及其变迁的分析工具。

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无不对1949年以后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的全面渗透和绝对控制印象深刻，然而，发生在本世纪后半叶的这一事件实际只是早先历史进程的一个后续的环节，而不是一段崭新的历史。事实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始于清末新政，而展开于民国时期，其核心内容是要建立合理化的官僚制度，使国家的行政权力深入基层社会，加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监控和动员能力。民国时期，政府在乡村推行保甲制度，打破了传统以乡族为村政单位的格局。在经济方面，则加强税收和商业管理，并且通过向乡民提供低息贷款和建立合作社组织对乡村福利事业进行直接的干预。与此同时，政府还积极提倡新式教育，普及科学，开展新生活运动，反对“迷信”，禁止“陋俗”。（王铭铭，1997：88-9，95-100）不过，总的来说，由于种种原因，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入和控制是相当有限的。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发现，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竟与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发生，换句话说，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正式的国家政权虽然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这种情形被称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杜赞奇，1994：66-8）。

1949年的革命大大加速了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然而，它所用的手段异常激烈，采取的方式也相当彻底。大体说来，这一过程经历了这样一些阶段。先是在50年代初开展运动，然后是实行旨在控制粮棉生产和贸易的统购统销政策。其结果，多种经营的经济形态被改造成单一的农业经济，小生产者逐渐失去经营上的选择权。随同旧的土地制度一起瓦解的，还有各种族内的“公田”，以及建立在旧的社会组织基础上的耕作制度与合作制度。为了填补这种互助与合作上的欠缺，政府于1954年开始全面推行“互助组”制度。此后，官方的集体化运动迅速升温，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从初级的互助形态过渡的高度集体化的“政社合一”的制度。公社化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与行政控制网络，使得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入和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黄宗智，1992：167-95；王铭铭，1997：104-7）与上述经济改造和政治控制同时进行并且与之互为表里的，是自上而下地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努力。在50和60年代的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当中，民间固有的许多知识、信仰、观念、仪式和行为方式，被目为愚昧落后陈旧过时的东西遭到批判和禁止，族谱、村庙、家祠等被认为是旧时代的遗迹而遭毁弃。旧的社会关系不断松懈和瓦解，新思想新观念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科学、民主等则得到反复的宣传和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在“”的10年中达到极至，其结果是民间文化传统的大量灭失。（王铭铭，1997：108-15）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改革，戏剧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进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把农民从原有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他们重新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和一定程度的择业自由。与之相应的是国家权力的向上收缩。具体说就是，政、社分开，制度让位于新的乡（镇）、村体制，原来具有行政职能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被实行乡民自治的“村”所取代。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一方面，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是作为国家政权压制、打击、禁止和消灭对象的旧的思想、行为、组织和信仰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因而使人们不能不怀疑以往思想教育和文化革命运动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新的商品经济和乡村工业化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人们不得不重新去认识中国的乡土社会。如果说，在费孝通先生写作的4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尚保有乡土社会的一般特性的话，那么，在经历了1949年以后史无前例的“规划的社会变迁”（费孝通语），以及最近十数年的乡村工业化之后，乡土社会的特质还剩下多少？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乡土社会”这种说法还有多大的价值？

毫无疑问，1949年以后国家政权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生活的全面监控，然而这种监控乃是建立在一套僵化的统治体制之上：农民被固着于土地上面，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严格的户籍制度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划下一道鸿沟，也使农民很少有改变身份的机会；这种体制同时还有效地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瓦解了而是保留甚至强化了乡土社会的一些特性。自然，家族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各种“迷信”活动也已被禁止，但是，一些研究者发现，在无论哪一种集体形式当中，家族制度的许多基本内容都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父系的财产继承，从夫居，男性为主的家庭生活方式，等等。（波特夫妇，1990。转见王晓毅，1996：6）许多研究者还认为，即使是在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家族的影响力仍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存在，在诸如干部选举、利益分配、派系斗争以及纷争的解决等许多方面发挥作用。（王晓毅，1996：6；王铭铭，1997：109，114；何清涟，1993：142；钱杭，1993：152；聂莉莉，1996：911）事实上，即使不考虑家族因素，即使是在那些家族力量十分微弱甚至全无影响的地方，我们也不难想象，在物质生活水平低下、文化生活贫乏、资讯不发达和单调闭塞的环境中，本地的知识将是怎样顽强，难以祛除。[1]从这个角度看，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对于乡村社会生活的改变可能意义更加重大。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单调闭塞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大众传媒的进入农村，不但改善了乡民的文化生活，而且让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刺激了他们的欲望和想象力；城镇之间以及城乡之间正常的人口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的面貌。然而，所有这些仍不足以让我们放弃乡土社会的概念。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生育行为的社会学家发现，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也无论贫穷还是富裕，面对国家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控制措施，同时也面对养育子女、为子女操办婚事和盖房等的沉重经济负担，中国农民总是顽强地力争多生育。对于这种行为的合理解释来自所谓“村落文化”。根据定义，村落文化以村落内部的信息共享为主要特征。它的其他特征包括：村落的规模以一般人相互熟知的极限为其极限；村落成员的流动性不大；村落中的人有相互竞争的倾向；村落中的成员有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趋同的压力。所有这些都与都市生活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村落文化的环境中，在生儿育女、婚丧嫁娶、盖房修墓这些大事上，每个人都受到压力，要按照既定的规矩办事，并力争超过别人，否则就可能没有“面子”。无视这些规矩，将招来村民的议论，在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环境中，这种议论足以置人于死地。因此，没有人敢用自己一生的名誉来冒险。（李银河，1994：57-84；郭正林，1996）这正是我们熟悉的乡土社会中的情形。此外，上面提到的最近十几年里各种民间记忆的再现，也使一些人类学家敏感地意识到现代政治过程中“乡土传统”的持续性及其重要意义。（王铭铭，1997：10-13）当然，这并不是说本世纪以来的种种变化对于乡土社会完全没有影响，更不是说乡土社会具有某种不可改变的神秘特质。我要说的是，乡土社会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毫无疑问，今天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不但比之于100年前已经全然不同，就是与费氏写作《乡土中国》的1940年代相比也有了极大的改变。乡土社会一直是在蜕变当中，而且今天仍在变化之中，只是，所有这些变化尚不足以使它消逝。近年出现的意义重大的乡村工业化并没有带来城市化，而是造就了一批“半工半农的村庄”。（黄宗智，1992：291-304）换言之，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之下，“乡土社会”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辨，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问题的背景。

三、乡土社会中的组织、规范与行为

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和团体对于社会秩序的产生和维护具有重要意义。着眼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本世纪以来发生在乡村社会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正是由国家权力深入社会基层所促成。具体说就是，国家的正式制度在进入社会基层的过程中，不但结束了乡族自治的传统，而且逐渐地影响、改变和控制民间的非正式制度，直到将它们取而代之。不过，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19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中出现了“旧事物”引人注目的回潮。家族组织的复苏，宗教仪式的再现，使我们注意到民间非正式制度的复兴，注意到当代中国农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的局面。

80年代初，制度结束之后，乡（镇）成为基层的政权组织，村（行政村、自然村和村民小组）则由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实施管理。据估计，从1982年各地开始建立村民委员会试点，到1985年，全国一共产生了大约94万多个村民委员会。[2]（杜西川等，1987：26-7）这一实践由198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加以确认。根据该法，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第二条）[3]该法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召集和主持村民会议，（第十一条）监督和执行村规民约。（第十六条）此外，村民委员会还可以根据需要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等。（第十四条）事实上，调解民间纠纷一直是村民委员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至1988年年底，全国城乡已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100多万个，拥有调解人员630多万人。在从1981年到1988年的7年时间里，他（她）们共调解各类民间纠纷5600余万件，防止可能引起的凶杀、械斗和自杀案件70余万起。[4]（鲁坚，1989）从社会调查和法院案例中看，在调解民间纠纷之外，村民委员会成员还参与乡村日常生活中其他许多与法律有关的事务，它们包括乡民日常订立的各类契约和协议，如买卖、赠与、析产、赡养、改嫁，等等。显然，作为正式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延伸，村民委员会组织在构建和维护乡村社会的法律与秩序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可以家族作为代表，尽管家族并不是这方面唯一的事例。从历史上看，家族（广义上不单是家族的组织和制度，而且包括生成于其中的意识形态）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一直是汉民族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然而，1949年以后，尤其是在“”期间，旧的家族制度遭到了相当彻底的破坏，以至人们有理由认为，制度化的家族现象已经永远地成为历史遗迹了。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进程表明，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至少，在现有历史条件之下，制度化的家族仍然具有生命力。据研究者估计，目前，农村宗族的分布已经非常广泛，除大都市郊区以及少数几个边疆省区外，全国尤其是南方各地都有宗族的复兴，且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数量。（钱杭，1994：45）一些调查者对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广西、四川、安徽、甘肃、陕西、湖北、辽宁和江西15个村庄所作的实地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王沪宁，1991：“附录”）当然，中国农村当前的家族复兴，无论在组织、规模还是在功能、影响方面，都远没有达到1949年以前（更不必说本世纪以前）的水平，其发展也相当地不平衡。在国家权力业已深入乡村，政府对民间自生力量又总是疑虑重重的的情况下，家族的合法活动范围必定甚为有限。大体说来，家族的恢复主要表现在修族谱、建祠堂、祭祖宗、操办红白喜事、举行节日庆典，以及组织家族内部的互助合作等方面；没有族长，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家族机构通常因事而设，事毕即散，即使有常设机构如“老人会”，也只限于管理家族坟山一类有限事务。尽管如此，家族组织在全国各地的不同程度的恢复，到底是一件值得注意的现象。与之相伴随的，是乡村社区中老人地位的提高，以及（更重要的）与家族制度密切相关但是较之更加宽泛也更加强固的那套意识形态的强化。这些，无不对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产生重要影响。这里还需要顺便指出，在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也存在各种基于血缘、地缘和宗教而结成的民间组织。像汉民族社会中的家族和其他民间组织一样，少数民族社会中的这类组织在历史上也曾拥有或多或少的自治传统；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它们也同样遭到来自国家政权的严厉打击和严格限制；今天，它们也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虽然总的来说，这些现象发生在同样的政治背景之下，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由于国家政权实行的多少具有特殊性的政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采取了较为特别的方式。（详下）在家族组织之外，当代农村社会还存在另一些民间社会的组织形式。作为民间记忆再现的一部分，它们也像重现的家族制度一样，采取了固有的历史形式。研究者在浙江温州平阳县作田野研究时注意到，当地腾蛟镇围绕名为“大夫殿”所开展的维修、管理和祭祀活动，业已形成一种以信仰为核心，以地缘为基础，同时又以族姓为依托的地方秩序。两个主要的管理机构，“大夫殿修建委员会”和“大夫殿醮事委员会”（当地人称“首事会”），其成员皆产生于大夫殿活动圈内的居民，分配名额的办法主要取决于不同族姓在大夫殿祭祀活动中的历史地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族姓之间的关系。虽然，“大夫殿修建委员会”和“首事会”只负责与该庙有关的内外事务，而且不能干涉各族姓内部事务。但是，作为一种为满足共同宗教信仰和文化娱乐需要而形成的地方协调组织，它在祭祀圈内造成了一定强度的凝聚力与动员力，从而使祭祀圈可能具备社区共同体的某些特征。据说，该祭祀圈拥有居民万余人，分属数十个宗族，但是宗族之间和村庄之间很少发生纠纷。委员会和首事会成功地调解了不少矛盾，避免出现严重的冲突。（钱杭，1995）华北地区的联庄组织也是一种跨村庄的地域共同体，历史上，这种组织具有相当广泛的职能，而在今天，它们借助于节日庆典一类文化活动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刘铁梁，未刊稿）

地域的和宗教的共同体也可以采取远为松散的方式。在一篇将要发表的人类学田野笔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有意味的同时也是非常中国式的个案。在地处中国西北高原的陕西榆林地区，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庙宇——黑龙潭。黑龙潭并非社区或者村落一类行政空间，而是当地仪礼活动中一种具有向心力的文化空间。每年农历六月初十至十四，这里都举行盛大的庙会活动，人数最多时达到数十万之众。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日常朝拜活动，每天有大约二百信众到此参拜，这些信众虔诚地带了各种生活中的问题来向公正的神——黑龙王——诉说，并且通过抽签的方式寻求解答。问题是各式各样的，但它们都出自普通人的生活经验，都是现实中困扰人们的难题。一个农妇曾经借钱给自己的一个亲戚，想要讨回来，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她问黑龙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例1）另一个农妇因自家建房挖排水沟而与邻居发生地界纠纷，眼看两家关系就要恶化，感到十分为难，问黑龙王应当如何处理。（例2）一个农人想要为新近去世的叔父决定配偶，适合的对象已经找到（一个寡居多年后死去的女人），问黑龙王是否可以。（例8）[5]一个农妇因丈夫长期患病在床，问是否可以离婚再嫁。（例14）一个城市居民，因家中不睦也来问签，问是否可以用诉讼的办法解决问题，以及如果诉讼能否胜出。（例24）信众们求的签共有100枚，每支签上都有一个关于某一历史典故的四字标题，一首叙述其内容的七言诗，和一句从中引申出来的指导人们行为的解辞。这些诗句和解辞的含义，由庙里的解签人再加解说。通过反复进行的解释活动，历史（历史典故）与现实（当事人的问题）被巧妙地连缀在一起，过去的智慧转换成当下的经验。这种历史性“对话”帮助人们获得处理现实问题的启示。借助于文化的力量，生活中的结构性失常得到了调整。（罗红光，即出）由这一个案，我们看到了民间秩序生成与维系过程中极其精微细致的一面。[6]尽管从法律的角度看，人类学家描述的细节并不能使我们完全满足，[7]但是透过这些细节呈现出来的生活世界图象，却足以使我们领略到中国当代乡土社会中法律与秩序的本土意味和复杂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团体构成了秩序的单元。团体的重要性在于它拥有组织和权威，在于它具有创制、实施和维护规范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首先关注乡村社会的组织和团体。事实上，探究乡村社会的法律与秩序，我们最先看到的也往往是那些与乡村社会组织和团体有着密切关联的社会规范。这里，我们暂时不讨论由国家政权组织直接创制并主要依靠司法机构加以维护的那些规范，而把注意力放在自治性和民间性组织的规范上面。

从规范性的角度看，在国家法律之外，村一级最具正式意味的规范无疑是所谓村规民约。根据1987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村规民约由村民会议讨论制定，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由村民委员会监督和执行。自然，村规民约不得与宪法、法律和法规相抵触。目前，差不多所有的村庄都有自己的村规民约。作为多少是村民共识的反映和村民利益的表达，村规民约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地方性。可以说，每一个村庄的“约”都是不同的。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内容涉及乡村生活的诸多方面，往往超出正式法律所规划的范围。这意味着，村规民约可能创造一个不尽同于正式法律的秩序空间。实际上，如果作更进一步的观察，我们还会发现，具有实效的村规民约并不总是同正式的法律保持一致。如有不少地方的村规民约订有“牲畜下田，打死不赔”、“祖业宅基，买卖由己”、“出嫁之女，祖业无份”、“偷鸡摸狗，吊打屁股”一类条文。有的地方规定对违反村规民约者采取羞辱的手段，如向犯规者身上泼粪水，脱去犯规者衣服，用漆在其背上写字，游街示众。（杜西川等，1987：147）此外，以罚款形式处罚违反村规民约者的作法非常普遍，[8]而在一些富裕的村庄，罚款的数额更是相当惊人。如有的村庄规定，一般性治安违规，罚款200-1000元；抛荒或者半抛荒的农户，须交纳抛荒费每亩1000-2000元；无计划生育两胎罚款4万元以上，若是夫妇双方外出躲生或是逃生的，则另加50%的罚款。又有的村庄规定，逃避服兵役者，处2万元以上罚款，本人如有直系亲属在村办企业的应予除名。对于比较严重地违反法律和村规民约者，通常会取消其在村内享受的各项福利。如苏南一些村庄以评比所谓“新风户”的办法来督促村民遵守村规民约，评不上“新风户”的农户将被部分地取消原有福利。自然，最严厉的处罚无过于被剥夺“村籍”，即被永久性地取消村民资格。（折晓叶，陈婴婴，未刊稿：章六）显然，村规民约既不是国家正式法律的对立物，也不是其简单延伸。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表明，国家正式制度在向社会基层渗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某种知识上的转换。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的活动方面。尽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1989）都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调解须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在无明确规定时）社会公德，但实际上，经由这类组织所达成的调解和协议等往往依循民间惯习，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事例也所在多有。[9]不管怎样，行动的场景已经变换，行动主体也已经不同。具体地说，乡土社会的背景在这里浮现出来，它不但改变了知识的运用方式，而且改变了知识的性质。

在深入考察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之前，还应简单地讨论一下族规。

从规范上说，村规民约与家族规约判然可分，然而，着眼于知识类型，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晰的界线。毋宁说，前者介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后者则更接近于民间非正式制度一端。实践中，村规民约中的许多规定如禁偷、禁赌、禁吵架斗殴、禁乱放牲畜、滥伐林木等，传统上（在有的地方现在）也一直是家族规约的内容。村规民约中对违反者的处罚办法，从部分地剥夺其作为村民享有的福利到最终取消其“村籍”，更是家族组织历来采取的作法（当然是以“族”而非“村”为单位）。更不必说在有的地方，族姓组织直接被村庄组织所吸收，增修的家族祖训也被写进村规民约。（折晓叶，陈婴婴，未刊稿：章六）当然，村规民约之外仍然有家族规约在，只是，与历史上的家族法相比，现时的家族规约不但内容远为简单，影响力也甚为有限。问题是，仅仅根据家族组织的恢复程度和家族规约的制订情况来判断家族制度在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是不够的。毕竟，重新订立族规家法的事例只是少数，乡村社会中宗族势力以及传统上与家族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普遍加强却是事实。同样，只根据村规民约去了解乡村社会秩序也是不够的。对于人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而言，上面提到的各种制度、规则和规范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充分的和完备的，它们甚至不能说是完全真实的和有效的。[10]这种情形促使我们在制度化尤其是成文化的规范之外（哪怕这些规范本身已经大大超出了国家正式法律的范围），去进一步考察乡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考察行动者们实际拥有的知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下面的讨论将集中于惯行的层面，这种所谓惯行与普通生活习俗的不同在于，它们所涉的行为领域与正式法律所涉的领域基本上重叠，这时，如果由惯行所支持的秩序与法律所构想的秩序不相一致，就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这方面最显著的事例之一就是婚姻和家庭制度。

尽管国家政权早已深入社会基层，尽管政府曾经并且仍然不遗余力地在乡村社会宣传和推行《婚姻法》，当代农村的婚姻事务仍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传统惯行而不是法律的支配。具体来说，早婚、重婚、近亲结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娃娃婚”、童养媳、换亲、转亲等旧式婚嫁形式在乡村社会甚为普遍，订婚以及收受彩礼和民间婚礼更是乡民嫁娶的必经程序。[11]自然，这类“违法”的婚嫁行为往往不经过法律程序，而这部分是因为，在许多乡民的意识当中，只是履行法律手续并不足以使婚姻“生效”，必须是经过民间惯习所认许的程序的婚姻才能为他们接受。换句话说，乡民关于婚姻嫁娶自有一套规范性知识，合乎这套规范性知识的行为，在他们那里便具有正当性。[12]比如，民间的订婚并非法律所要求的程序，但在乡间却是对双方家庭和当事人有约束力的约定，反悔的一方即是“理亏”的一方，至少要承担返还彩礼的义务，尽管提出这一主张的一方并不能得到正式法律的支持。[13]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婚姻禁忌。依《婚姻法》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然而在中国乡间，姨表亲联姻被认为亲上加亲，颇为流行，同姓婚尤其是族内婚，即使远出于三代之外，也在禁止之列。犯禁者为乡民所不齿，当事人家庭亦将蒙受耻辱。[14]显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上的婚姻禁忌虽有重合，但是范围并不相同。这关键是因为其依据不同：前者的依据是“科学”，后者的依据则是“宗法”。宗族的基本特征，是依父系世系原则人为地安排血缘亲属关系，从而在血缘亲属当中区分出“宗亲”（父系亲属）和“姻亲”（母系亲属）两大部分。（钱杭，1994：77）这种区分不但决定了家族的组织方式和亲属间的亲疏远近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婚姻形态和家庭财产的占有和分配方式。虽然在1949年以后，公开的家族组织已经不存，但这套家族化的安排却总是隐约可见。而在今天，即使是在家族制度并未恢复的地方，宗法意识也始终是影响乡民婚姻安排和家庭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民的生育行为，尤其是他（她）们对子嗣的热望，无疑包含了强烈的传宗接代的动机。[15]（李银河，1994：121-40）婚姻上甚为普遍的“从夫居”也反映了同样的意识形态。尽管《婚姻法》强调男女平等，在落户问题上一视同仁，而且夫落妇家（所谓“倒插门”）的现象也是古已有之，但在一般人看来，入赘毕竟不是婚姻的正道，因此，赘婿事实上往往受人贱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乡民的福利和利益分配主要以村为单位，今天在许多地方，“从夫居”的婚姻形态被进一步制度化，成为一种利益分配的依据。（详下）这里还可以顺便指出，“从夫居”所包含的宗法观念，与乡间一些常见的暴力现象如抢亲、婚内强奸[16]等有关。也是因为普遍存在的出嫁女即是夫家人的观念，正式法律赋予妇女的与男子平等的离婚权利便不能不打上折扣。[17]此外，受宗法观念影响，出嫁女不参加继承，寡妇再嫁不能带走“夫家”财产，甚至，寡妇改嫁遭到夫家阻挠，诸如此类情形在乡间也不少见。[18]自然，以上关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中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和乡土知识的描述远非所谓民间知识和民间秩序的完整图象，而且，表现于家族组织、村规民约以及非正式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中的特点也不足以揭示民间秩序的全部特征。尽管如此，它们确实表明，一个不同于正式制度所构想和构建的乡村社会的秩序是存在的。我把这种秩序称之为“民间的”，并不是因为相信这种秩序是在国家正式制度之外而且是不受其影响独立存在的，而是因为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先于正式制度，并且多少是在其有效控制之外生成和发展的。就以目前的情形来说，正式司法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派出机构：负责审判事务的人民法庭，和担任基层政权司法行政工作、指导民间调解活动的司法助理员，本身就难以胜任被指派给它们的繁重工作。正如一些报告和调查所表明的那样，相对于乡村法律事务的繁复和庞杂，这些基层司法机构无论在人员配备、专业素质还是在财政力量方面都明显地不足。[19]这种正式司法制度“供给”上的不足，反过来抑制了民间对正式法律的需求，同时也使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民间调解来解决所谓民间纠纷。[20]问题是，民间调解所依循的原则，更多地不是出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而是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是乡民们所了解、熟习、接受乃至于视为当然的知识。事实上，主要是通过宣传和普及等方式自上而下灌输给乡民的国家法律，远未内化为乡民自己的知识，而这些令乡民感觉陌生的新知识，也未必都是指导他们生活和解决他们问题的有效指南。因为所谓民间纠纷，无非有关婚姻、家庭、赡养、抚养、继承、债务、房屋、田地、宅基地、山林、水利、承包、经营以及角殴、伤害、损害赔偿等，它们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换言之，发生在没有陌生人的社区共同体当中。这种共同体不但以信息的共享为其特征，而且其成员基本上拥有同一种知识，受制于同一种生活逻辑，在这种意义上，当事人和调解人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对他们来说，国家法律所代表的不但是另一种知识，而且，至少在许多场合，是一种异己的和难以理解的知识。这当然不是说，乡村社会生活本身是完满的、自足的，无须国家法律的介入。相反，今天的乡土社会只有在现代国家及其规划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才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比如农村经济改革和减轻农民负担一类问题上，农民们对政策具有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强烈愿望，本身就是一种对法律的要求。[21]只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事实是，农民们真正需要的法律救济，政府往往不能够及时地提供；国家施于农村的法律，未必都切合于农村的实际。[22]更不必说，基层政权和司法中的种种腐败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农民们固有的法律观念也常常阻碍他们去接近正式的法律。[23]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在一个仍然保有若干乡土社会特征的社区里面，日常生活所固有的逻辑，与体现于一种处处以个人为单位的现代法律中的逻辑，这二者之间往往不相契合（且不说在历史渊源上，所谓现代法律还是一套外来的知识和制度），以至后者在许多方面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农民的需要和解决他们的问题。[24]也许，我们可以把上面讨论的现象简单地概括为秩序的多元化。这种秩序的多元化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发展的不平衡和内在的不同一性。同时它也表明，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政权渗入、改造和控制乡村社会的努力远未获得成功。

四、民刑之间：多种知识和多重秩序

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说，国家权力深入社会基层、正式制度取代非正式制度，以及国家法律进入乡村社会，乃是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不同侧面。但是严格说来，国家正式法律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主要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情。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观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

如前所述，近代以来的所谓国家政权建设，同时也是一个建立新的知识形态，并且确立其支配地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法律制度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它不仅是新型国家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其本身就是这种新的知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着眼于这一点，我们理应把制度、法律和权力上的冲突同时看作是知识上的冲突。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在以往，代表不同类型知识的制度和传统的竞胜实际上不绝于史。不过，今天这种国家一方面力图使自己区别于社会，另一方面又试图深入并且控制整个社会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从未发生。因为同样的历史原因，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在知识上的分歧和对立，在过去也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就法律而言，现行这套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建立起来、又在最近十几年中重新得到强化的法律制度，无疑是建立在一种本土之外的知识传统上面。对于乡土社会中的人来说，这套知识即使在表面上也是难以理解的。它不但包括大量非生活化的和费解的术语，而且还有许多武断的分类。民事与刑事的划分就是其中之一。在1989年通过和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中，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被规定为“调解民间纠纷”。（第五条）根据官方的解释，所谓民间纠纷指的是得依《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方法”加以调解的纠纷。（鲁坚，1989）这样，不仅刑事案件，而且治安管理案件，都被明确地排除于民间纠纷的调解范围之外。[25]然而，对于乡民来说，在所谓民事、刑事和治安管理之间所作的区分常常是令人费解的，不仅如此，在有些情况下，这样做的结果还可能有悖于情理。事实上，即使无意违反国法，人们也往往因为不能够掌握法定的标准和界线，而不自觉地混淆了民事、刑事以及治安管理之间的分界。这无疑是现实中许多刑事案件被以民事方法解决（所谓“刑转民”）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特殊场合，采取这种以民事方法解决刑事案件作法的，不仅是普通民众，而且是有义务维护正式法律制度的国家司法机构。后者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存在我们所谓民间秩序的缘故，部分则是由国家基于某种考虑而采取的特殊司法政策所促成。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主要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以特殊的法律政令区别性地对待诸边疆民族，乃是中央政府惯常的作法。（梁治平，1997b）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根据现行法律，全国设有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和广西共五个民族自治区，贵州、云南、青海等省还设有多个民族自治州（县）。这些民族自治区域在施行国家统一的法律政令之外，依法得制定适合于本地区的变通条例或者补充规定。[26]除此之外，中央政府还在不同时期针对这些地区特别的政策和指示，它们对于当地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的影响尤其显著。[27]原则上，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实践既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又要照顾所谓民族特点，而这多少意味着存在一个法律上的自由裁量空间。事实上，从一些实际的案例来看，地方司法机构不但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力图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将其实践原则化和制度化。比如，在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写的一份案例材料中，“照顾民族特点”的特殊案件主要被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刑法规定为犯罪，而不以犯罪论处；另一种同样是刑法规定为犯罪，但在处理时予以从轻或减轻。在这两种情况当中，都采用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社会危害性”的标准。所谓“民族特殊性”，指的是少数民族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道德意识、风俗习惯等。与这种特殊性相关而不具明显“社会危害性”的案件包括比如，刑法（按指1997年修订以前的刑法，下同）第112条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第117条规定的包括白银买卖在内的投机倒把罪。因为在这些地区，青年男子佩带土枪、妇女佩带白银的风俗甚为普遍，一般制造土枪和买卖白银的行为即不宜视为犯罪。再如刑法规定为重婚罪和性犯罪的行为，也必须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加以区分，对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以犯罪论处，而以调解方法解决。属于第二种情况的是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引致犯罪的原因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有关，比如因为相信巫术、鬼神、风水等而发生的侵犯财产和人身伤害案件，因为以宗族或村寨自立的规约如“族规”、“款约”等解决纷争而引发的犯罪，以及因为互争山林、水源、坟地等而在不同村寨或民族之间引起的械斗等。对于这类案件，司法机关通常以从轻或减轻处理为原则。（《少数民族特殊案例分析》，1988：10-1，97-9。以下简称《案例分析》）下面是该省检察机关以民事方法解决刑事案件的几个实例。

[案例一]：

1985年元月，惠水县甲斗村村民陈永光之母病故。依该地布依族风俗，凡老人去世，皆须击铜鼓办丧事。陈永光遂托其族兄陈永兴（属惠水县中坡村）向毗邻的田坝村借得该村公用铜鼓。丧事办完后，铜鼓仍由陈永兴归还田坝村，并按规定支付铜鼓租金。两个月后，田坝村罗某等人以铜鼓“声音有变，不是原物”等因，认为该铜鼓在被借用过程中遭调换，遂向陈永兴等索要“原物”，但陈永兴等坚持铜鼓系原物，未曾掉换。双方因此发生纠纷。1985年2月23日，田坝村13人到陈永兴家吃住，24日，该村又有80余人涌入陈永兴家，杀死陈家猪一头，并将陈家储藏食物取出任意食用，之后，抬走陈家棺木若干，还将陈家三间房子封存，并挟持陈永兴之父陈文开作人质。惠水县检察院认为，田坝村村民聚众侵犯陈永兴住宅，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但考虑到此案系发生在两县交界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纠纷，为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计，不宜作犯罪案件处理。最后，通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田坝村承认其抄家、杀猪、封房等行为违法，愿意向陈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归还棺木，并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况。陈永兴则对田坝村的行为表示谅解。（《案例分析》，1988：57-9）

[案例二]：

1980年，吴世华（时年16）与同村女子王亨桂（时年14）由父母安排按当地（侗族）习俗订婚，以后两家经常往来。1982年王父病故，吴某按当地习俗送礼祭奠，并在农忙时到王家帮忙干活。1983年，吴某又依当地习俗给王家送彩礼。1985年后，王某与本县杨某恋爱，之后，又通过中间人石某到杨家“看屋”。1986年，王某自愿到杨家与杨某同居。

吴某得知王某出走后，曾先后三次去王家问其去向，王母均假称不知。后吴某邀集本村40多人去找王母交出王某，王母仍说不知，吴某等便将黄牛一头、猪二头拉走，并扬言捆吊王母。王母见状害怕，便说去问石某。吴某等即随王母涌入石家，以石拐卖妇女为由，将石某的一头猪杀死，并撬锁入室取食，走时还牵走石某水牛一头。次日，吴某又邀约10余人到石家挑走稻谷200余斤。

该案发生后，王亨桂即向县法院提出控告。经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王某退还被告人吴某订婚后所花费的钱财900元；2、吴某就其打坏的王家板壁赔偿15元；3、吴某赔偿王家两头猪款139元；4、吴某退还王家小黄牛一头，并出大米100斤给王母作营养补偿。

关于吴某邀人至石家杀猪拉牛所造成的纠纷，区法庭召集双方进行调解，终因双方各持己见而失败。后，该案被转至双方当事人所在的乡政府调解。经四次协商，乡政府提出三条解决意见：1、石某明知王某已与吴某订婚，而在其未解除婚约以前充当介绍人，应受社会舆论谴责，并负一定经济责任。吴某带人在石家杀猪吃酒所造成的损失不再补偿；2、吴某强牵水牛一头应予退还，饲养误工费用不再补偿；3、王某朝三暮四，违背社会道德，应受批评。吴某对此调解不服，乡政府遂将该案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县公安机关根据乡政府移送的材料立案侦察后，以吴某犯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和抢劫罪向县检察院呈捕。该检察院认为，王某在未解除婚约且未经登记结婚之前即与他人同居，其行为已经违法。被告吴某得知王某与他人同居后，邀约房族人去牵牛杀猪、毁坏他人财物，是由于当地少数民族旧的风俗习惯而引起的违法行为，不应作犯罪处理，因此不批准逮捕。（《案例分析》，1988：60-3）

[案例三]：

台江县巫梭村苗族妇女李格略自1970年代以来，长期被当地村民认为“不干净，有酿鬼”（即具有某种致人生病的魔力）。寨上家禽家畜瘟死、小孩得病等都被认为是其“放鬼”所致。1986年3月6日，村民李王耶以其子病重系李格略“放酿鬼”所致，邀人闯入李家，毁坏其财物，并将其强拉至自己家中为病人“收鬼”。其间，李王耶将李格略的头巾、木梳丢进火坑烧毁，并殴打李格略致其数次昏迷。恰在此时，病人死亡，李王耶更加气愤，遂带领村民多人将李格略两间房屋及室内家具全部砸毁，抢走鸡10只，并将李家四个小孩赶出家门。

台江县公安局接到乡政府报告后，即派员前去传讯李王耶。然而，公务人员到达巫梭村时却遭到村民200多人的围攻。众村民皆相信小孩生病系李格略“放鬼”所致，因此并不认为毁坏其房屋有罪。村干部也建议先勿抓人，“如果政府把人抓走，以后张光林（李格略之夫）家在这里更住不安”。

鉴于上述情况，县委派出县乡联合工作组深入该村开展工作。经过5天的说服和宣传工作，李王耶等主动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工作组又组织村民将被毁房屋修复一新。最后，双方摆酒和好。（《案例分析》，1988：66-8）

[案例四]：

松桃苗族自治县古丈村村民贺祥春因其妻龙季姐不能生育，于1980年将已婚妇女龙玉女带回家中同居。此后，贺渐疏远其妻，且对其有虐待行为。后，龙季姐向法院提起诉讼，贺祥春被判有期徒刑2年，龙玉女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贺祥春劳改期间，龙玉女回娘家居住，并为贺生下一子。贺刑满释放后，龙玉女遂携子重回贺家，又与贺一夫妻关系共同生活。龙季姐见此，即诉请法院与贺离异，龙玉女之夫石某亦诉于法院，要求以累犯从重处罚贺祥春。该法院在充分听取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和辩解后，经反复研究，决定不以犯罪论处。经调解，石某撤回起诉，并与龙玉女离婚；龙季姐亦与贺某离婚；贺与龙玉女则补办了结婚手续。（《案例分析》，1988：76-7）

在这些案例之外，案例搜集者的“评析”也很值得注意。“评析”首先指出了有关案件所涉及的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比如在“案例二”中，“特殊性”在于，当地侗族民众在婚姻问题上大多“从俗不从法”，男女青年只要按当地民族习俗确定婚姻关系后，双方都不能反悔，倘有一方反悔，另一方聚众到其家中牵牛杀猪、毁坏财物，皆被认为理所当然。（《案例分析》，1988：62-3）在“案例四”中，“特殊性”表现在，当地苗人以多子为“老天爷”的恩赐，视无后为“祖宗”失德，以至无子之家受人歧视。这是当地重婚现象较为普遍的主要原因。在该案中，龙季姐对贺某的纳妾行为开始也并不反对，只是在贺某对自己有虐待行为后才行控告。[28]（《案例分析》，1988：78）在此基础之上，“评析”进一步分析了每一具体处置的妥当性。这时，国家法律的统一性与民族地区特殊性之间的适当平衡成为判断的基准之一。在对“案例四”的分析中，“评析”指出，该案第一次处理时量刑甚重，似乎更多考虑法律的统一性，对特殊性照顾不够；第二次处理本应从严，但只作调解处理，又有迁就被告人累犯行为之虞。倚轻倚重，未尽妥当。（《案例分析》，1988：78-9）“案例一”涉及两县三村，办案人员依靠两地党委，工作认真细致，成功地维护了两地的民族团结。“案例三”中，县委工作组没有简单地“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是通过说服教育，使当事人主动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从而促进了民族团结，这种效果是单纯追究一两个人的刑事责任所无法比拟的。（《案例分析》，1988：68-9）不过，在这两个案件中，被告人确实都触犯了刑律，因此，“评析”认为，如果能在认定被告人犯罪的基础上再行从宽，则更符合“坚持法制的统一性和兼顾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这一基本原则”。（《案例分析》，1988：69，60）从技术上说，这里所谓“认定犯罪”主要是指当时法律所规定的“免予起诉”措施。实际上，同一材料中收集的许多其他案例正是这样处理的。（《案例分析》，1988：28，47，51，64，75，81等）不过，“免予起诉”虽然在法律上造成了罪与非罪的重大区分，但在当事人的认知世界中，它可能完全不具有同样的意义。无论如何，这里只有说服、教育和调解，而没有逮捕、关押和刑罚。因此，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司法机关利用“免予起诉”这一技术，巧妙地避开了两种制度和两种知识之间的正面冲突。[29]当然，要在两种不同的规范性知识之间维持平衡，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批来自青海藏区的案件表明，即使是那些在我们看来最明确无误的重大犯罪，比如强奸、伤害或者故意杀人，在不同的社会里也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和解决办法，以至要调和两种不同的法律与秩序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

[案例五]：

被告人拉白，男，藏族，42岁，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唐干乡牧民。

该被告人拉白于1981年9月29日将本村少女才让太（14岁）强奸。同德县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后判处拉白拘役6个月。宣判后，同德县人民检察院以“量刑畸轻”向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该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改判拉白有期徒刑3年。

拉白被判刑后，当地群众反映说：“把拉白判刑，太冤枉了，如果抓个丫头耍一耍，都判刑，在草滩上这样的事太多了。”“这个女的（才让太）是个妖魔”云云。不少人不但不同情被害人，反而使她抬不起头，很难嫁人。（张济民，1993：235-6）

[案例六]：

被告人才夫旦，男，藏族，16岁，青海省海南自治州共和县牧民。

该被告人才夫旦于1982年农历正月某夜，在16岁的女牧民尕毛吉帐房内吃了包子后，欲同尕毛吉发生性关系，遭其拒绝。事后，尕毛吉将此事告诉其他牧民，致被告人受人嘲笑，因此心怀不满，意欲报复。同年4月4日，才夫旦放牧时与尕毛吉相遇。尕毛吉向被告人喊“吃包子”，后者觉得受到嘲弄，便向尕毛吉追去。之后，两人发生撕打。其间，被告人用石块猛砸尕毛吉面部、头部和胸部等处，致其当场死亡。

被告人才夫旦被依法逮捕后，被害人的父亲、亲属以及部落群众20余人，联名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释放才夫旦，并按当地习惯以赔命价方式处理此案。信中说：“认识的部落和睦平安的需要，被害人家的愿望以及部落内众人的心愿，郑重声明，请求宽大处理、释放才夫旦”；“经长辈及亲友的开导，认识到今天及后代人之间需要和睦团结，友爱安定……，请求释放才夫旦还家”。同时，经村里老人调解，被告人才夫旦家先后赔偿被害人家牛39头、马3匹。

后，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从轻判处被告人才夫旦有期徒刑10年。该判决执行后，州、县检察院在调查中了解到，被害人亲属以及当地牧民和基层干部普遍认为，按照风俗习惯处理，赔偿了命价，就消除了矛盾，今后不会世代结冤，因此仍要求释放才夫旦。（张济民，1993：178-80）

[案例七]：

被告人闹者，男，26岁，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青珍公社牧民。

被告人闹者于1978年10月16日被生产队派遣看守草山。当日，闹者与另一牧民才秀因牲畜吃草问题发生争执。其间，才秀用木棒击打闹者头部，闹者则以刀刺中才秀左肩及左胸，致其伤重死亡。

案发后，被告人闹者投案自首。经审理（再审），甘德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闹者有期徒刑3年。

1981年2月25日，闹者获假释出狱。被害人亲属（3人）闻讯后携刀前往县城，见到闹者即持刀追杀，致闹者逃回县公安局看守所，不敢出门。次日，闹者的母亲拿现金100元到被害人家求情，后来又请宗教人士和原部落头人的后裔出面调解，并赔偿“命价”6000元，被害人亲属方才罢休。（张济民，1993：205-6）

“案例五”表明，正式法上关于“强奸”的定义与当地人所拥有的规范性知识并不相合，以至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依据国家法律所作的处理，甚而归咎于“受害人”及其家人，致使他（她）们受到新的伤害。[30]而在“案例六”和“案例七”当中，我们更是清楚地看到，就在正式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存在着相当不同的正义观，以及相应地，不同的救济办法和维持秩序的机制。我们看到，那里甚至没有“杀人偿命”的观念。[31]人命案照例以传统的“赔命价”方式解决，居间调解的则主要是宗教人士、乡政府、村干部以及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32]问题是，这套民间的解决纠纷的办法从未获得国家法律的正式认可，这样便出现了针对同一案件同时存在两套不同救济的奇怪局面：国家依法对犯罪的处罚，无论从重还是从轻，均不能令当事人感到满意。除非获得合理的“命价”，受害方往往会寻仇不已。在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中，原加害人隆巴在刑满（7年）释放后又为原被害人的兄弟项秀所杀，而在后者刑满（12年）释放后，隆巴家族又欲复仇，致其流浪异乡，直到后来该地区活佛出面以宗教形式调解此案之后，项秀一家才得以回到原地居住。（张济民，1993：202-3）更多的情况是，判归判，赔归赔，国家的制裁与民间的赔偿并行不悖。[33]然而，在国家法既不愿放弃管辖权，又不能完全替代民间惯习的情况下，加害人必须接受双重的制裁才可能重新获得平安，这对他（她）们显然是不公平的。

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并不是法律上唯一的分类，但也许是法律分类中最无可置疑的一种。不过，正如上述案例所表明的那样，那种认为民-刑之分具有公理性和普适性的看法无疑是一种心理上和观念上的幻象。事实上，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像法律上的许多其他分类一样是人为的和“构成性”（costitutive）的。[34]它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案例里面，我们看到，不但法律上的民-刑之分难以为当事人所了解，而且建立在这种分类基础上的法律解决办法，放在当事人的生活世界中看也未必总是妥当的。因此，照顾民族“特殊性”而不是严格依法办事的作法往往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也就不足为怪了。[35]问题是，“特殊性”并不只是存在于所谓民族地区，在汉民族居住的广大区域，也并非只有一种法律和一种秩序。在国家的正式法律之外，那里也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传统，不同的风俗和不同的规范性知识，也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国家秩序与民间秩序之间的冲突。只不过，这种地方的“特殊性”没有得到正式法上的区别性对待。当然，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除非正式法不再关心“社会效果”，否则，它对民间惯习便很难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因此，毋宁说，折中与妥协在这里采取了一种就事论事的和更加隐晦的方式。我们且以婚姻制度上的“事实婚姻”为例。所谓“事实婚姻”，依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进行婚姻登记便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且此种关系也为当事人周围的人所了解。作为一种制度，“事实婚姻”所针对的，乃是社会上大量法外婚姻的存在这一事实。对于这类婚姻，如果只是以其“违法”为由而不予承认，势必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简单地采取不承认态度，也意味着国家将在相应范围内失去对于“违法”行为的控制。这一点，在认定“重婚”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早在195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关于如何认定重婚行为的“批复”当中就已将“事实婚姻”纳入到考虑范围之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重婚行为问题的批复》，1958，1，27）而在1989年的一份具有一般拘束力的司法“意见”当中，最高人民法院更明确规定，无论前一个婚姻是事实婚姻还是依法登记的婚姻，其中任何一方再与他人形成新的事实婚姻关系，均可能构成重婚罪。同一“意见”还指出，鉴于“事实婚姻”的成因及具体情况甚为复杂，为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稳定婚姻家庭关系，在一定时期内有条件地承认此种“婚姻”是符合实际的。具体而言，有关“事实婚姻”的纠纷，以1986年3月15日民政部《婚姻登记办法》为准，凡在此前结成的事实婚姻，按起诉时双方是否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而决定其为“事实婚姻”还是“非法同居”；凡在此后结成的事实婚姻，则依同居时双方是否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而认定其为“事实婚姻”还是“非法同居”。（《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可以注意的是，这种有限承认的立场业已在最近发展成为一种更加严厉的政策。在民政部于1994年2月1日的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事实婚姻”可以说已经被从法律上取消。最高人民法院于同年4月的一项法律文件对此也作了进一步的肯定。[36]不过，这种对于民间“违法”婚姻的不妥协立场显然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原来的状况，而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这种作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恐怕也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事实婚姻”并不是正式法向民间习俗妥协的唯一事例。事实上，尽管民间的各种流俗、惯习向来被国家视为落后和陈旧之物，但是由于正式法最重“社会效果”的性格，也因为存在着使它不断诉诸“民意”的意识形态，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往往会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策略。

[案例八]：

杨远军（男）于1992年与肖元香结婚。后，杨远军发现妻子与同村同族年轻的长辈杨锡鹊通奸，甚为愤怒，并向其索要“保证书”，以绝其往来。1995年春，杨远军再次向杨锡鹊索要“保证书”，后者不与，遂生争执。其间，杨远军用匕首刺伤杨锡鹊大腿。然而自通奸事发后，肖元香即被认为“勾引长辈，败坏门风”而不断遭受村中人指责和漫骂。杨远军刺伤杨锡鹊后，杨家怨恨愈炽，致肖元香不堪羞辱而自杀。肖死后，村中舆论转而谴责杨锡鹊，后者迫于压力，与杨远军达成书面协议，同意出丧葬费2800元，并于当天付了1200元。

同年2月27日，杨锡鹊以杨远军刺伤其大腿为由，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同时否认与肖元香有染，要求杨远军退还被其“勒索”的1200元钱。法院考虑到杨锡鹊的过错责任、杨远军的激愤心理状态，裁定驳回其诉讼请求。杨锡鹊不服裁定，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裁定。（田建民，1996，8，15）

[案例九]：

1996年5月，江苏省常州市三井乡长沟村妇女朱国珍与前村妇女吴立妹因故发生口角和扭打，朱国珍受伤，用去医疗费252元。朱要求吴承担医疗费，吴不肯。村调解主任调解数次，未果。后，朱国珍服毒，并去吴家寻死。朱国珍死后，其家属结伙往吴家问罪，并将吴家砸毁。乡、村干部及派出所警员到场制止、劝说，皆无效。死者家属扬言，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将抬尸游行。

为平息事态，当地法院派出法官前去解决纠纷。经与双方多次接触，最后由法官提出的调解方案获得接受。该协议内容包括：1、常家（即朱国珍夫家）自愿不再要求吴家就朱国珍之死承担经济责任；2、吴家自愿不再要求常家就房屋损坏事承担任何经济责任；3、双方争执到1996年5月27日止，不再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4、吴立妹在调解协议生效后立即付朱国珍生前医疗费252元，以示歉意，等等。（张纪范，时永才，1996，11，1）

[案例十]：

被告人孙金根，男，捕前住浙江省象山县下沈乡下沈村。

孙自1990年起与本厂雇工有夫之妇赖某通奸。1993年5月4日晚，孙与赖调情时被其妻张某发现。张某上前责骂赖某，将其脸部抓破，并扬言要将此事告知赖的丈夫。赖某自感羞愧，于次日凌晨服毒自杀。

同月7日，经乡政府调解，孙金根赔偿死者赖某的家属人民币25000元。但赖某家属以赖某系孙金根谋杀为由，聚众到孙家闹事，当地公安机关遂以强奸嫌疑将孙收审，后因查无实据转为取保候审，致死者家属以为公安机关左袒孙金根，并再次聚众到孙家闹事，其间还侮辱孙妻及妻妹，并殴打前去平息事态的警员多人。

后，象山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孙金根妨害婚姻家庭罪，向象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审理，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九条，比照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于1993年8月31日作出判决：被告人孙金根妨害婚姻家庭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宣判后，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该院将此案依法报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核。后者作出裁定，同意象山县人民法院所作的判决。并依法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后者亦同意象山县人民法院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核后认为，被告日孙金根对于赖某死亡后果不负刑事责任，原审人民法院对孙金根类推定罪量刑均不当。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该院于1994年12月27日作出刑事判决，撤消前案判决和裁定，宣告被告人孙金根无罪。（《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15辑，页51-3）

以上三个案例都涉及到妇女自杀情事。在中国乡村，这类事情经常发生，因此而引发的家庭或者家族之间的纷争往往酿成地方上严重的治安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在一般民众的意识当中，人命至重，一旦有自杀情事，死者家人（夫家）或族人（娘家）即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相关人等兴师问罪（所谓“闹人命”），而不论这些人实际上有何过错。在这里，两种规范性知识显然不能一致。正式法只承认建立在严格（刑法的）因果关系上的责任，民间的“闹人命”却出于另一种逻辑，一种建立在感情直观上的逻辑，据此，必须有人为“屈死”的生命负责。这样便产生了两种知识之间的冲突。民间的诉求既然不能在正式法上得到满足，它便依靠传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动辄数十人上百人到“责任人”家吃、住、示威，毁坏财物，要求赔礼，等等。问题是，这种民间视为当然的作法在正式法上恰好不具有正当性，但要简单地阻止和惩戒这种行为又往往干犯众怒，且显得不合情理。这正是国家司法机构在处理因自杀而引起的纠纷时经常遇到的难题。在“案例八”中，杨锡鹊的诉讼请求之所以被驳回，不单因为他有道德上的过错，而且也是因为法院考虑到杨远军的“激愤心理状态”。我们也不难想象，如果法院以“伤害”为由而要求杨远军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那将显得如何地“悖理”。[37]“案例九”是一个以自杀为手段来惩罚对手的事例。在上述民间关于“人命”的规范性知识的背景之下，这种事情的屡屡发生是不足为奇的。该案中，法官“提前”介入纷争，并且把正式法作为一个潜在的压迫手段，“迫使”双方接受调解，其代价则是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侵犯他人住宅和毁坏私人财物）不再追究。[38]“案例十”颇具戏剧性，最耐人寻味的则是，该案被告人对于一审法院的有罪判决并不上诉，而在法律上明显不成立的因果联系竟成为判决的依据，且为两级上级法院所采信。如果说被告人选择不上诉可能是表示“服罪”的话，那么，说法院的有罪判决是出于认识上的错误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毋宁说，这是司法机关基于某种法律以外的考虑而有意与民间秩序达成的一种“共谋”。[39]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尽管这三个案件的具体情节和判决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正式法通过“软化”相关范畴和规则的严格性，使自己尽量不违背日常生活中的“情理”，最终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正是这种认可和支持，既能够满足正式法所主张的合法性，同时也帮助实现了它的主要职能——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一点，我们在另一类“人命”案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案例十一]：

被告人代成华、代成银均系四川省潼南县农民。该二被告因其胞兄弟代成才患有精神病，四处乱跑，捡脏物和向人要食物，认为有辱家门，遂于1991年3月17日将其杀害。二被告人在法庭上则以被害人是自家兄弟，患有精神病，长期拖累家人，亦令群众厌恶，以及自己不懂法律和家庭生活困难等情，请求法庭从宽发落。该案审理期间，当地基层组织和群众也都强烈要求对被告人从宽处理。最后，法庭考虑上述各种因素，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代成华有期徒刑十年，代成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2年综合本）111-3）

[案例十二]：

被告人李洪泰、李洪和、李洪元和李玉平均系山东省泰安市农民。

被告人李洪泰次子李玉国平日游手好闲，且经常酗酒闹事，打骂父母、兄弟。1994年1月2日，李玉国酒后再次殴打其母，并漫骂前来劝解的两个叔叔李洪和与李洪元。后，李玉国睡下，李洪泰即招来长子李玉平，弟弟李洪和、李洪元，共谋杀死李玉国，并说：“出了事我负责，自己的儿，咱不告谁告？”遂率诸李将熟睡中的李玉国杀死，并匿尸。

案发后，被告人所在村群众联名上书，要求对上列被告人从宽处理。法庭考虑上述情节及民意，对四名被告人从轻和减轻判处：李洪泰有期徒刑四年；李玉平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李洪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李洪元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5年综合本）102-4）

乡土社会范文篇5

关键词:乡土人才;队伍建设;实践路径

乡村人力资源丰富而人才稀缺,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矛盾之一.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农村实用人才的概念,要求加强科教文卫和经营管理等人才队伍建设.2006年以来,中央1号文件都对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要求.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将乡土人才培育计划列为乡村人才支撑计划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战略为乡土人才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舞台,也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目前,乡土人才队伍建设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组织不充分、人才培养和用人机制有待完善、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队伍不稳定等问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

1乡土人才的内涵

1.1乡土人才概念.乡土人才又称农村实用人才,是指扎根乡村一线,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和创新精神的乡村振兴战略受益者和领头人,在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为当地农业和农村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受区域文化、经济地理、教育培训等因素的影响,乡土人才主要特征体现在:一是土生土长.“乡”指乡村,“土”指泥土,引申为本土的、当地的、民间的,“乡土”的英文Vernacular源自拉丁语Vernaculars,意为土生土长[1],蕴涵着寻常、朴实的意思.乡土人才了解当地实情,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能较好地适配当地人文环境,但眼界不够宽阔、相对自我封闭.二是实用性强.乡土人才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和乡村社会管理中,不断地增长知识、积累经验、提升技能,在同样的资源环境下能做出突出业绩,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知识更新较慢、发展后劲不足.三是群众认可.村村有能人、行行出状元,乡土人才类别丰富、遍布乡村各地,联系千家万户、示范效应显著,身边群众听得懂、信得过、记得住,具有较高威望,但分布广泛、难以发挥整体优势.1.2乡土人才分类.对乡土人才进行科学分类,有利于营造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优化其数量和结构,推动乡土人才队伍建设走上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首先,根据农村实用人才的从业领域分类.农村实用人才分为新型职业农民(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技能带动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类,并以新型职业农民中的生产经营型人才作为重点.其中,生产型人才指在种养、捕捞等领域有技术、有规模、有带动效应,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80%以上、能获取高于平均水平收益的人才;经营型人才指有经营管理能力、有规模、有带动效应的农业经营管理者和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经纪人;技能带动型人才指在生态、设施农业或农村其他领域,具有设计、建筑、施工等方面的技能,并以此为主要经济来源、带领带动其他农民的能工巧匠;社会服务型人才指在乡村文化、体育、艺术、社会管理等领域提供服务的各类人才[2,3].其次,根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分类.乡土人才主要包括: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等乡村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或主导产业人才;山水林田湖草、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和景观设计等生态宜居人才;思想道德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乡风文明人才;乡村发展规划与管理等治理人才;教育、医疗卫生、法律等增进农民福祉的生活富裕人才[4].

2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意义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遵循各类乡土人才的特征和成长规律,盘活存量、促进增量,建设数量合理、结构优化、素质优良、后继有人的乡土人才队伍,对解决乡村治理空心化、能力空心化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1促进乡村存量人力资源开发.乡村人力资源开发是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乡土人才队伍建设是乡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领域.大国小农背景下,乡土人才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是乡村人力资源中的中坚力量.发挥乡土人才的群体效应和联系千家万户的示范作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增进广大农民对乡村振兴成效的感知和获得感,实现包容性增长,从而逐步转变农民主体的小农地位,实现乡村人才开发从输血到造血、从外生到内生的演变,带动乡村人力资源整体开发.2.2促进乡村新型后备人才培养.以各地乡村经济、生态、文化、政治和民生“五位一体”全面推进的知识、能力和素质需求为依据,定位乡土人才培养目标,有利于加强三个层次的教育:一是抓好九年义务教育.通过特色课程开发、校园文化建设等举措,完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将厚重的乡土文化融入乡村中小学校,调动广大青少年学习乡土技术的意愿.二是发展面向乡土人才需求的全日制职业教育和非全日制继续教育,推进乡土人才“学历、绿色证书、职业资格证”三位一体培养模式.三是农林院校将乡土人才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定向培养模式,深化产、教、研融合和校企融合,同时选拔青年农民到农林院校进行相关专业训练,教、学、研、产密切协同,实现后备乡土人才的现代化转型.

3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挑战

3.1乡土人才价值的战略认识偏差.乡村振兴战略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突出高端引领、分类开发、示范先行、整体推进,以促进人才的规模、结构、素质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相适应.长期以来,乡土人才不同程度地游离在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视野之外,乡土人才底数不清、统计口径不统一,尚未形成统筹协调的服务管理模式.受到传统社会偏见的排斥,对乡土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开发和服务存在认识差异,未能充分发挥乡土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应有价值.同时,乡土人才自身综合素质参差不齐,受传统小农意识影响,不同程度地存在政策淡漠、生活封闭、市场意识淡化、新旧价值观失衡、等要靠思想严重等问题,一心埋头自家责任田,对提升自身能力觉悟不高,技能传帮带及示范效应微弱[5].3.2总量不足、结构不优、素质不高.2019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60.60%,其中乡村人口5.5162亿、城镇人口8.4843亿.乡村就业人员3.3224亿、占总就业人员7.7471亿的42.89%,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1.9445亿,占乡村就业人员的58.53%.2020年我国农村实用人才建设目标为1800万,仅占乡村人口的3.26%、占乡村就业人员的5.42%,反映出乡土人才资源紧缺.以湖南省某县村干部队伍为例,可以较好地反映乡村治理人才的基本状况.2020年该县面积2809平方公里、人口72万,现有乡镇14个、筹建中的办事处1个,行政村161个、社区居委会32个.161个行政村村干部1214名、党员1125名,男性占78%、平均年龄51.8周岁、初中及以下文化占24%,村干部原身份为村干部的占75%、原身份为致富能手和农村经纪人等方面人才的占23%(表1).村干部“一大三低”问题较为突出,老龄化、断层现象严重,整体接受能力下降、创新能力不足.3.3开发不充分、人才流失严重.(1)乡土人才培育与乡村振兴的需求脱节现阶段乡土人才的培育主要是由各政府单位主导,由经过一定程序认定的教育培训机构组织实施,存在重制度轻机制、重形式轻评估、重数量轻质量等问题,培训内容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不高、培训效果不显著.各自为政的培训组织模式,如组织部门负责村两委干部培训、创业培训,新型职业农民由农广学校培训,容易导致目标不统一、内容缺体系、培训欠实效,人才培育与乡村各项事业发展不协调.同时,乡土人才的分类分层管理不到位,导致培训对象选拔不精准、培训内容不对口、培训方式缺乏针对性,甚至出现重复培训等现象.(2)乡土人才开发政策不配套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尚未将乡土人才纳入科学、规范的人才管理范畴,分类分层、组织体系零散不全,上下衔接、左右互动、共同推进的乡土人才工作格局尚未形成,难以发挥乡土人才的整体效应.乡土人才公平、公正、公开的选拔、培育、投入等制度供给不完善,人才资源市场配置与使用、评价、激励、开发与服务等机制保障不够,制约了乡土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农村人力资本优先投入机制欠保障.2019年农村居民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人力资本投入呈现良好增长势头(表2),但绝对量只占城市居民的51.07%.2018年普通小学、初中生均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分别为10566.29、15199.11元,同比增长4%,但农村普通小学、初中生均财政预算教育事业分别为10102.94、13912.37元,同比增长3%、少于平均水平一个百分点,说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有待加强.(3)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明显长期二元制度和城市偏向发展战略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2019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分别为1.9445、2.1304、3.6721亿人,创造的GDP分别为7.0467、38.6165、53.4233万亿元,人均创造的GDP分别为3.62、18.13、14.55万元,农业劳动生产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2019年城镇、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24、1.60万元,2018年万人拥有城市、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分别为109、46人,万人拥有城市、农村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别为40、18人,城乡收入和公共事业差距明显.2019年末我国农民工人数2.9077亿、21~50岁农民工占73.4%、女性占35.1%、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输出1.7670亿大于就业1.2396亿,其中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1.7425亿、月平均收入3962元/人.农业比较效益较低,乡村就业机会、生活生产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事业普遍处于弱势地位,城市对乡村人才的虹吸效应显著,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基本外出务工,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足.

4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路径

4.1完善分类管理、建立乡土人才组织体系.不同类型、层次乡土人才群体的差异化核心利益诉求,是乡土人才发挥作用的关键影响因素,也是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出发点[6].需要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牵头抓总,农业农村部门具体负责,人社、科教文卫、财政、发改等部门协同配合,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广泛参与的大部门工作体制.通过对乡土人才的分类、分层管理,由相应政府职能部门形成合力,以满足各地乡土人才的主导需求.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范围,形成省、市、县,再延伸到乡的四级乡土人才管理机构以及可操作的管理模式.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制定各领域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在相关部门的协作和乡土人才参与下,分类、分层完善乡土人才队伍规划.强化乡土人才的认定制度、任用制度、教育和培训制度、能力提升制度、考核与奖励制度、职称评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服务制度、经费投入制度等,从而保障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制度供给[7,8].各级人社部门发挥人才管理的职能优势,将乡土人才提升到与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同等的地位,形成人社部门归总、涉农部门各司其职、乡镇党委具体落实的管理模式.定期开展乡土人才资源调研,分门别类规范乡土人才认证统计工作,实行能力评估、业绩认定动态管理.优化各类乡土人才选拔、管理的政策体系,营造有利于乡土人才成长和发展的良好氛围.借助专业的乡土人才管理和决策信息系统,丰富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数据,实现乡土人才的数据统计、规划、选拔、评价以及政策文件的信息化管理[9].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建立各类乡土人才专业协会,构建乡土人才队伍的组织平台.以协会为单位,定期计划、实施、评价并反馈乡土人才在乡村振兴各领域的贡献,作为乡土人才选拔、使用、职称评聘等的依据,促成协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实现政府职能部门人才服务和乡土人才实际需求的有效对接.4.2完善培育机制、提高乡土人才专业素质.一是确立培育目标、建立人才培育的内容体系.以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和规划指标为导向,遵循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乡土人才的成长规律,因地制宜制定人才业绩标准、行为规范,确立相应的培养目标.总结各地乡土人才培育的好经验、好做法,挖掘典型案例、提炼成功模式,形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各领域乡土人才的梯次培训资源,构建实用性、针对性、标准化的培训内容体系以及相配套的考核评估制度.二是整合培训主体、完善人才的培训机制.以政府为主导,依托各级党校、科研院所、农林院校、国家开放大学、农业广播学校、农技推广机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示范基地等培训主体,评估线上与线下、定向委托与非定向培训、集中培训和经常性教育、课堂与现场培训、走出去与请进来等培训方式的差异性绩效,以及不同地区培训成本、效果差异,形成“政研学产”合作的有效培训机制.例如,吸纳杰出乡土人才进入科研院校的专家组,以研代训提高乡土人才的综合能力;组织优秀乡土人才赴标杆地区交流学习,开阔眼界与视野;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一村一品、创新创业示范户为依托,建立乡土人才培训示范基地;加强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云上智农App等信息化教学,保障知识供给与乡土人才发展需求相平衡,支持碎片化、泛在学习,弥补乡土人才知识赤字.三是发挥协会作用、解决人才的实际困难.打破地域界限,根据乡土人才的专业类别,组建跨区域的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研讨活动,加强国内外相互交流与协作,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形成科学规律,做到学其所需、学以致用、用有所成.发挥协会的枢纽作用,对接政府主管职能部门,为乡土人才提供政策、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一站式服务,帮助解决乡土人才的现实难题.四是加大专项投入、保障人才的培育经费.各级政府首先要认识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公益性和社会性,树立以人为中心的乡村工作理念,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把乡土人才纳入各级人才培养计划并予以重点支持,加大乡土人才培训与开发的经费投入,设立乡土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各级财政部门将乡土人才培训与开发经费纳入当地人才开发经费总预算,鼓励社会各界和民间资本参与乡土人才的开发和培养,建立起政府、社会、单位和个人共同投入的人才开发机制.4.3完善市场机制、扩大乡土人才示范效应.为促进各类、各层次乡土人才对职业角色和乡村振兴战略成员角色投入认知、情感和体力,为乡村振兴做出战略贡献,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乡土人才资源的作用.将各类乡土人才整合为省、市、县、乡等不同层次的人才资源,按照就地、就近、方便的原则,分门别类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依托县级人才市场,将乡土人才纳入城市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进行统一管理,建立集选拔、配置、培训、交流、开发等功能于一体的城乡融合人才市场体系,实行县域内乡土人才统筹培养、使用制度.开通乡土人才市场服务热线和“农信通”等短信服务平台,解答乡村振兴的实际问题.组织乡土人才服务团队,建立乡土人才的结对帮扶机制,通过现场指导帮扶、言传身教等多种形式传授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设置乡土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为各类乡土人才提供政策咨询、制度解读、经营计划、融资对接和业务办理等全方位服务.4.4完善激励机制、激发乡土人才内在活力.以能力为基础,业绩为重点,设计规范有效的乡土人才评价认定体系.基于各地乡土人才的激励偏好,坚持经济激励和非经济激励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以政府奖励为导向、社会认可为主体的乡土人才激励体系,充分发挥经济利益和社会荣誉的双重激励作用.首先是经济激励.一是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向乡土人才倾斜,提高农业支持保护措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支持乡土人才创新创业、领跑带富,进行科研开发、咨询服务、技术推广、兴办实体,在创业培训、项目立项、技术支持、学习进修、土地流转、用水用电、税费优惠、生产资料、金融和市场服务等方面,优先享受各有关部门的政策倾斜.三是保护知识产权与合法财产,重奖在科技开发与应用中取得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乡土人才.四是设立乡土人才职称补贴基金和社保优待政策,为乡土人才成长提供基本的中长期保障.其次是非经济激励.一是加大各级拔尖乡土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广泛宣传乡土人才先进事迹,增强乡土人才的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扩大乡土人才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营造乡土人才培养和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二是完善乡土人才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鉴定制度,开展多种形式的技能竞赛,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对一线工作的乡土人才给予转正定级的特别政策,对取得高技术职称和高技能等级的乡土人才优先提供培训、评优.三是提高乡土人才的政治待遇.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条件,按程序聘用优秀乡土人才担任领导职务,以增强基层组织的领导能力,增进乡土人才的使命感.或者吸纳乡土人才加入基层党组织,以党员身份获得乡村治理话语权.或优先推荐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候选人,实现对乡土人才的“政治吸纳”.四是继续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事业的投入,致力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乡土人才创造良好的生活、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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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关于统筹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认定工作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报,2015(7):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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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西道.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湖南贫困山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调查与思考[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8):72~75

[6]张静,于艳丽,郭洪水.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培养路径探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53~160

[7]田书芹,王东强.乡村人才振兴的模式比较及其延伸——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多案例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20(8):66~71

[8]吴晨晟,张志胜.新乡贤助推乡村人才振兴的动力系统分析[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7~22

乡土社会范文篇6

一、农村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基本情况

在调查了解中，我镇乡土适用人才目前在农村的各个领域所以占的比例非常大，其年龄结构，文化结构，技术结构潜力深厚，年龄在20岁以下的有53人、20-30岁的达350人、30-40岁的1500余人。40岁以上的600人。大专以下的23人、高中专以下的701人、初中以下的1500余人其中科技推广型人才103人、生产开发型人才1100余人、经营管理型人才720人、复合型人才100人、农业信息型人才120人，这些人才对推动我镇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二、我镇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近年来，镇党委政府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科学人才观的战略思想，牢固树立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人才”的观念，将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呈现我镇农业增收、工业崛起、面貌改变和社会稳定的重点工程，通过全镇各级党组织的不懈努力，在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上收到了一定成效并总结出一些好的做法。

（1）摸清底数，让乡土实用人才“响”起来。近年来，我镇结合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实际，将乡土实用人才像党员那样，认真调查摸底，严格规范审核，逐人登记造册，并领发化龙镇乡土实用人才证书。然后按照人才类型，在全镇范围内宣传乡土实用人才，让农民群众学习乡土实用人才的成才经历，同时发挥乡土人才对农民致富的示范、推动、服务作用。

（二）更新观念，让乡土实用人才“热”起来。通过召开全镇干部会议，发放宣传资料和组织乡土实用人才“现身说法”，使全镇和各级组织广大干部自学认识到乡土实用人才在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同时将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农村工作日程，与其它农村工作同步推进。

（三）健全机制，让乡土实用人才“稳”起来。乡土实用人才一是要发现，二是要利用。围绕怎样发挥乡土实用人才问题，我们采取措施：一是全镇建设一个乡土实用人才库，统一颁发乡土实用人才证及突出贡献奖。统一培训，统一制度。二是建立乡土实用人才优待制度，从经济上、政治上给予一定优待，并明确乡土实用人才职责，充分发挥他们组织、带动、服务农民致富的主导作用。三是实行乡土实用人才治镇制度。镇党委及政府决定2—3年内让一大批懂经营、能致富、有科技、善公益的乡土实用人才依法进入各类干部队伍，让他们的作用得到更大更彻底的发挥。四是建立农村乡土实用人才考核评价制度。在全镇范围内，形成一大批实力强硬的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并不断提出其人才结构水平，形成人人争当乡土实用人才的浓厚氛围。

三、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1、乡土人才作用发挥被动。我们发现有些乡土实用人才在农村经济社会中是有很大举动作用，但长期不被发现也不被利用,究其原因是部分干部没有真正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没有认识到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重大意义。这也是市场经济意识不强，科技意识不强的表现。

2、乡土实用人才结构不够合理，开发利用效益不高。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目前农村复合型、信息型、开发型乡土人才不多，而建筑、医疗、外出务工的人才较多，这些乡土实用人才对群众带动力不强，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力不高，开发利用效益不高，主要是因为对乡土人才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乡土实用人才服务的领域、区域、方式还没有达到最好效果。同时，我镇乡土实用人才文化素质整体不高，市场观念、法制意识、服务态度还很淡薄，这主要是因为全镇没有统一培训和有意识的管理。

3、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环境还不够优。部分干部排斥实用人才，部分社会群体（部门）干扰了乡土实用人才。形成这种局面原因的原因是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建设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高质制度和机制。

四、加强农村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1、进一步营造氛围，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让乡土实用人才队伍真正成为光荣而又重要的农村工作任务。

2、进一步健全机制，加强领导，成立机构，保证乡土实用人才队伍纳入农村工作目标管理，保证有人管，有机构管。

3、加大对实用拨尖人才的培训力度，使其规范服务社会，造福农村。

4、进行思想教育引导，把乡土实用人才培养成党员。引导、组织“土专家”、“田秀才”和企业经营者、产品经销员参加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听党课以及党内其他活动，让他们直接了解和熟悉党内生活，增强入党的光荣感。对乡土实用人才中的入党积极分子实行定期汇报思想制度，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帮助端正入党动机。

5、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把党员培养成乡土实用人才。一是以乡镇党校或乡镇党员远程教育站点为阵地，进行普遍轮训。根据农时的需要，分期分批集中举办农村党员短期实用技术培训班。二是以远教中心“乡村人才培养计划”、农广校、县职业技术学校为依托，进行专业培训。三是建立党员科技开发基地，进行示范培训。按照农业特色产业的要求，建立特色培训基地和党员科技开发示范基地，为农村党员提供学科技、用科技的实战场所。

6、提高领导管理水平，把党员乡土实用人才培养成村干部。按每村2-3名的要求，选拔党性观念强、思维活跃，掌握实用技术并有较好经济基础的党员乡土实用人才为村级后备干部。村级后备干部实行一人一卡、一年一考核、滚动管理的方式进行培养。通过实行传帮带培养制度、实践锻炼制度，让村级后备干部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对培养成熟的党员乡土实用人才，根据村级班子的需要，按《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及时任用。

7、农村实用人才激励政策；力争在人才的激励上有新的突破。从加强农村人才的表彰奖励，加大对农村人才的资金和项目支持力度等方面入手，制定出台能有效促进农村人才自我提高、创新创业的激励措施，大力开展农村人才“创优争先”、“十佳乡土人才”等评比活动，不断激励农村人才在创品牌、做精品、做特色上下功夫，涌现更响的知名品牌、走出更多的“千里马”。

乡土社会范文篇7

一是表现在叙事主体上，进城务工农民成为乡土文学的关注对象。在传统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最经典的人物形象，并且时常呈现二者的交互与对立，用以展现乡土社会的分层和撕裂。而在新世纪乡土文学中，农民尤其是进城务工农民成为乡土文学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一叙事主体的转变，来源于城乡一体化进程下农民对城市的被动“参与”而非主动“融入”。在原有乡土环境中，农民靠天吃饭，土地是农民赖以为生的经济根源；而对于进城务工农民来说，出卖劳动力成了唯一获取经济收入的途径。从依赖土地到出卖劳力，这种改变，看似是农民对谋生方式的主动调整，实则是农民在新生存空间里的被动适应。这种“被动”也恰巧印证了农民在进入城市后对城市文明和社会规范所表现出来的茫然和迟钝。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实则是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对立对峙。相较于传统乡土文学中的农民，新世纪乡土文学中的农民不仅带有乡土气息，还带着几分城市姿态。乡土作家贾平凹在其作品《高兴》里保留了对农民的一贯关注，这部作品正是以进城务工农民为叙事主体，采用口述体的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城市中拾荒人的命运。作品中主人公刘高兴怀揣着对城市的梦想，带着同乡五富远离家乡，一起来到西安讨生活。他们怀揣对生活的希望，一心抱着“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的城市生存理念，但却难免摆脱在与城市文明的碰撞、摩擦、冲突之后黯然离场的命运。故事从城市开始、再到从城市结束，两位主人公更像是游离在城市之外的城乡结合地带的边缘人，当乡土社会遭遇城市文明时他们被忽视、被排斥，城终究不是他们的城。再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的主人公暖暖，她是一位原本一心向往城市的农民，迫于无奈才从北京回到家乡。该作品对于暖暖的关注，更多侧重于其受城市文明影响后回乡带领全村人民脱贫致富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暖暖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农民形象，她不再留恋土地，更像是半个城市人，她所呈现的农民现代转型形象及对城市洞若观火般的认识，明显具有现代新特质。但上述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仍囿于社会分层的鸿沟，他们眼中城市仍“高高在上”。

二是表现在叙事空间上，城乡接壤地带成为乡土文学的聚焦场域。现代小说有 3 个要素—人物、情节及环境，其中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里的环境也可称之为场景，一般作为人物塑造的背景而存在。但对于乡土文学而言，场景是小说中最为重要的元素。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城市发展“开疆拓土”式的延伸和“攻城略地”式的扩张，由城市化衍生出的城镇化持续发力，城镇作为城市的卫星城四向辐射、急剧膨胀，乡土空间被迫做出让步和牺牲，农民的生存空间和立足之地进一步被压缩和挤占，农民大量出走、纷纷逃离，农民向城市迁徙也引发了乡土文学叙事空间的转场，农民落脚的城乡接壤地带成为乡土文学的聚焦场域，对于农民现代转型形象的塑造也多立足于城市边缘空间。在新的叙事空间里，乡土作品不再呈现以往乡土空间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交互关系，而是转而探讨城市空间里人与城市之间的互斥和对峙，尤其是伴随着农民进城务工，这种冲突感和异己感更为强烈。新世纪的乡土作品将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从乡村恬淡自然的风景画中搬运到城市光怪陆离的信笔涂鸦中，农民善良淳朴的性情被城市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异化。农民在都市空间里的惊悸和固守，也是乡村空间在城市空间包围之下的颠覆与再造。

三是表现在叙事视角上，生活日常成为乡土文学青睐的典型话题。在以往的乡土作品中，作家们往往着眼于乡土历史文化的宏大叙事。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经典作品为例，这些作品创作于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是颇为厚重的乡土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如何艰难前行，《白鹿原》则以白鹿两家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或颓败为叙事线索。两部作品的叙事视角都带有历史的纵深性，其对乡土社会的呈现和乡土文化的反思均基于历史的纵向维度，着眼于国家民族命运，叙事带有大变革浓重色彩。新世纪乡土文学作品则跳脱出传统乡土作品宏大历史叙事，将叙事的基点下放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上。其创作的视点不断下移，平实的视角取代了作者对底层人民的俯视和普通群众对上流社会的仰视。极具戏剧化与冲突化的故事情节被淡化和剥离，取而代之的是对农民一日三餐和柴米油盐的描写。在此基础上，农民现代转型形象得以生动刻画，农民的勤恳善良、沉实厚重、老实本分、凝滞守成，都被一一观照出来。这种叙事视角向平视、自然的转向，不仅增加了文学叙事的真实性和亲和力，而且对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关注更给乡土文学作品增添了几分感性，这种人道主义色彩赋予了乡土文学直击人心的磅礴力量。然而，这种“向阳”转向也不免带有暗影，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过度关注，使得乡土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局限于鸡毛蒜皮的琐碎事务中，难以从更高的维度来审视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本质；对农民的命运刻画过度局限于个体或个例，难以揭示农民这一群体与社会转型与改革之间的深入关联；对感性的过度渲染使得情绪走在理性之前，缺乏更为深入的客观审视和理性烛照。

四是表现在叙事语言上，平实质朴成为乡土文学偏好的审美风格。新世纪的乡土文学以小农民视角进行故事书写，回归了乡土文学真正意义上的乡土属性，虽未能全方位地追踪当下乡村发生的深刻变革，但在重建农民与乡土社会联结方面却大有裨益。正因为这种对普通生活日常的亲近和洞悉，使得新世纪乡土文学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偏爱一种更直白、平实、朴素的语言风格，这可称之为乡土文学的“祛魅”。为更深刻地探知普通农民的生活滋味，新世纪乡土文学将其触角深入到工地、棚改区、廉租房，触碰那些破败、杂乱、污秽，小心翼翼地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内部和社会生活的深层，明明是深刻而厚重的话题，却以一种全然不带修饰和雕琢的笔触呈现，以一种“裸妆”的方式回到大众的视野，映证“朴素往往才是最深入人心的”。新世纪的乡土文学作品在找回真实感这一方面的确费尽心思，其褪去原有的臃肿姿态，删繁就简、轻装上阵，这种色彩的简化并没有削弱乡土文学在农民形象塑造上的表现力，寥寥数笔勾勒的线条美反而凸显了农民与生俱来的乡土本色，更显生动和细腻。

乡土社会范文篇8

1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人才强市战略和全市农业乡村工作的总体部署，优化发展环境，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提高农民增收致富能力为重点，培养一支学科技、懂科技、会经营、善管理的乡村乡土人才队伍，为全市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2基本原则：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以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为主评价人才的原则；分级管理。逐步规范的原则；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相结合的原则。

3总体目标：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的目标要求。建立一支初具规模、素质较高、结构合理、能够基本满足全市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乡土人才队伍。年，每个特色农业板块基地培养500名以上乡土人才，使全市乡土人才总量达到4000名左右。

4主要对象：获得农民技术职称或“绿色证书”专业技术证书”专业技术骨干；民营企业和乡村公益性服务组织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乡村中的各类科技推广示范户和专业生产示范户中的骨干；具有一技之长的文化能人和能工巧匠；村干部。

二、加大乡土人才培养力度

5制定乡土人才培训规划。各级各部门要把乡土人才培养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对乡村乡土人才培训的规模、时间和内容等进行量化。

6加强乡土人才培训。不断提高乡土人才接受科技知识的能力、应用新技术新方法解决现实生产问题的能力以及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能力和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能力。整合教育培训资源。开展以实用技术为主的技术培训；充分发挥我市中高级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和特色农业板块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组织专家学者深入乡村，与乡土人才“结对子”搞好“传帮带”利用在市的各类大专院校、职业技术学校等资源，大力开展人才科技共建活动；认真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有计划地选送乡村青年到大专院校进行学历委培；鼓励能工巧匠“带徒弟”传授技艺等。采取组织培训、个人自学、集中授课、上门指导、学堂教育、现场培训等多种形式，提高培训实效。各级政府要加大人才培训的投入，确保培训工作正常开展。

7注重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注重传统实用技术教育的同时。更新乡村实用人才的知识结构，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三、加强乡土人才的管理

8开展乡土人才技术认证工作。积极探索乡土人才职称评审工作。

9强化乡土人才的考核管理。对乡土人才实行动态管理。市要选拔一批优秀乡土人才，乡(镇、街道办事处)要培养一批乡土人才，村要联络一批乡土人才，真正把乡村的土专家”田秀才”种植(养殖)能人、农民企业家、营销专业户等乡土人才作为乡村实用人才纳入人事工作的管理和服务对象。

10建立健全乡村乡土人才服务体系。积极开展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为主题的科技下乡”活动。乡(镇、街道办事处)要建立乡土人才工作站。鼓励和支持乡土人才“走出去”增收创效。

11建立乡土人才数据库。广泛开展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市乡村三级乡土人才台帐。按照乡土人才的类型，分类立档建库，实行乡村乡土人才的信息化管理。

四、积极发挥乡土人才的作用

12充分发挥乡土人才的示范引导作用。鼓励乡土人才创办科技示范基地、优良种苗繁育基地、高效精细农业示范园。引导农民依靠科技进步增收致富。支持乡土人才开办技术培训班、技术中介服务机构，面向农民普及推广科技知识，提高农民科技素质，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3鼓励乡土人才领办创办企业。支持乡土人才领办创办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经济实体和私营企业。鼓励乡土人才以技术、资金入股等形式承包、租赁企业。

14充分发挥乡土人才的辐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乡土人才懂技术、会管理、信息灵的优势。带动周围群众发展经济。鼓励和支持乡土人才按照“自愿互利、平等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组织农民建立乡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农民进行规模化生产，增强农民的竞争意识、营销能力和组织联络化程度，促使农民有组织地进入市场。

五、认真做好乡土人才的奖励宣传工作

15完善乡土人才表彰奖励制度。对带领农民群众走共同致富道路。可以推荐申报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和中青年专家。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乡土人才表彰奖励办法。

16大力宣传乡土人才的先进事迹。通过各种新闻媒体、文化组织大力宣传乡土人才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全社会形成鼓励乡土人才干事业、支持乡土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乡土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环境，促使更多的优秀乡土人才脱颖而出。

乡土社会范文篇9

关键词：小学教育；公费师范生；乡土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文化的一种认可、归属过程”。［1］“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2］文化认同，既会促使人承认某一种文化的价值，也会让个人对该文化产生内在承诺，并对其产生精神上的归属感。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守望者”和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对乡土文化认同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其对乡村社会是否有归属感和对乡土文化的固本开新。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是为乡村小学“定制化”培养的教师，毕业后一般都回到家乡任教，是未来的乡村小学教师。他们对乡土文化知识的了解熟悉程度、对乡土文化的情感态度（喜好程度）和原先接受乡土教育的机会和水平，不仅影响到高校相关课程的设置和课程内容的选择，也影响到他们将来在乡村学校的教育水平和生活能力，甚至决定了乡村儿童的健康成长和乡村学校的办学质量。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的选取

本研究以福建省某地方本科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共抽取200名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学生，其中一年级118人，二年级82人。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100%。

（二）调查方法

本调查采用问卷法。在学习、参考和借鉴有关问卷的基础上，自行编制了《大学生乡土文化认同状况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两部分，共设计了43个问题。第一部分共5题，主要涉及调查对象的年级、性别、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等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一共38题，为公费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关于乡土文化认同现状的调查，分别涉及“对乡土文化的认知水平”“对乡土文化以及其衍生活动的喜好程度”“乡土身份认同度与回乡村就业愿意”和“接受乡土文化教育的机会和途径”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每一问题设“完全符合”“比较符合”“不确定”“较不符合”“完全不符合”五个选项，每题只能选择一项作答。通过对回收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呈现了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对乡土文化认同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基于问题导向，提出提升他们乡土文化认同水平的具体办法，为其将来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奠定良好的情感基础。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调查发现，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对乡土文化总体上是比较认同的，他们大都对自己的家乡有较浓厚的感情，也比较愿意接触、了解乡土文化，并希望自己将来能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但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和接受过的乡土教育机会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存在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加以教育并给予正确的引导。

（一）对乡土文化的认知水平不高

调查数据显示，受调查者对家乡文化的了解熟悉程度不高。在“对乡土文化知识了解熟悉程度”的相关项目中，除对家乡的“饮食习俗、家乡方言、家族关系网”内容相对了解外，对家乡的“传统节日、祭祖仪式、劳作方式、建筑样式”等项目的内容都不太了解，且选择“不确定”的比例偏高。如在“了解传统节日”这一选项中，认为非常了解家乡传统节日的人数占比仅7.5%，而对此项目选择“不确定、较不了解、不了解”的比例高达69%。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二）对乡土文化活动及其衍生活动的喜好程度偏低

美国视听教育家埃德加.戴尔认为：“学生的学习应从其获得的直接经验开始，学生如果缺少足够的具体经验，去学习抽象概念会有困难。”［3］但调查发现，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对参与家乡风土人情活动的意愿不强烈，如在“喜欢参加家乡婚俗习惯、祭祖仪式、建筑样式”等乡村特殊文化活动方面，有相当部分的受调查者表示“不确定，不喜欢或不愿参与”；如“喜欢家乡建筑样式”的人数占比为35%，“不确定及不喜欢”人数共占比65%；喜欢参与“祭祖仪式”人数占比25.5%，“不确定以及不喜欢”人数共占比74.5%，在所调查的“对乡土文化的情感态度（喜好程度）”项目栏中，只有“家乡方言”这一选项的喜欢和比较喜欢人数超过50%，共计占比达64%。具体数据可见表2：

（三）乡土身份认同度较高，但回乡村就业愿望不强

调查发现，有73%的受调查者对自己家乡的发展感到自豪，有53.5%的受调查者表示非常高兴自己是一位农村人。此外，通过对调查结果按照“性别”“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选项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居住于城市的受调查者的乡土身份认同数据明显低于居住于乡镇与农村的受调查者，至于“性别”“是否独生子女”这两方面，其对乡土身份认同的水平则无明显差别。调查数据还显示，虽然公费师范生对其自身的乡土身份并不感到厌恶，但对自己将来在乡村工作、生活的意愿并不强，仅有41%的受调查者表示将来愿意留在乡村，投身于家乡教育事业建设。

（四）接受乡土文化教育的机会不多，家庭教育是主要途径

乡土文化认同的形成离不开乡土文化教育。乡村儿童接受乡土文化教育的途径，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公费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接受乡土文化教育的主要途径是家庭父母的教育，有60.5%的受调查者表示“父母会经常教给我家乡的礼仪风俗”。但调查也发现通过中小学校和乡村社会活动接受乡土教育的机会并不太多，仅有38%的受调查者表示中小学教师会经常教授乡土文化。这说明，当前我国农村的基础教育已经与当地的乡土文化疏离；农村当地的社会组织也不太重视乡土文化资源的利用，没有想办法引导孩子热爱和了解自己家乡的本土文化。具体情况可见表3。

（五）了解乡土文化兴趣浓厚，接受乡土文化教育意愿强烈

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提高学生对乡土文化认同感的基础，是要让学生对乡土文化有了解的兴趣，并愿意接受乡土文化教育。调查结果发现，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对接受乡土文化教育的期望值比较高，表现出较强的学习意愿和兴趣。如有76.5%的受调查者表示“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对乡土文化的开发和保护力度”；75%的受调查者表示“希望阅读有关接受家乡风土人情的书籍”。具体情况可见表4。

三、地方本科高校提升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乡土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

乡土教育的最早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是德国教育家费希特基于民族主义教育的觉醒而倡导的。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重视乡土文化教育。如日本于1891年颁布《小学教则大纲》，规定“地理、历史、自然和理科等课程要结合本地历史、地理知识进行讲授，借以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情怀”。［4］我国关注乡土教育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历史科内容主要以乡土研究为主”。［4］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费孝通、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大家都十分重视乡土教育。如陶行知提倡的“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陈鹤琴提出的“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等理念都闪烁着乡土教育思想的熠熠光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政府非常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2017年1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各级各类教育领域，将其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地方高校拥有丰富的地域文化优势，对培育师范生的乡土文化认同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地缘优势和人才优势。

（一）提高认识，切实履行好乡土文化教育的主体责任

地方本科高校是基于地方、面向地方、服务地方的应用型高校，其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类基本上是“来源于地方，回归于地方”。这些毕业生将来能否留得住，与其是否接受以“乡村价值认同情怀培养为旨要”的乡土文化教育关系密切。因此，地方高校首先要提高认识，利用好乡土文化教育特有的“人格教育、生活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世界观教育”［4］功能，切实承担起传承、创造地方文化的历史责任；其次，地方高校要进一步明确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的培养目标，体现面向农村的主旨，将“热爱农村教育事业”写进培养目标之中，全面落实为农村教育服务的目标定位，加大对师范生本土意识的培养，增强其对本土社会的认同归属感和建设美丽乡村的情怀；再次，地方高校教师也要提高自己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辩证地看待、分析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引导师范生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向往乡村生活，更愿意为自己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培养出“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情怀型卓越教师。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构建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校园文化

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公费师范生对乡土文化认同较低的原因，除了从小较少机会接受系统乡土文化教育外，更受到了城市文化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强势渗入和冲击。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正确的价值形态，来解决学生面临多元价值选择时的精神危机，并引领学生认同这种文化价值标准。目前我国大力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饱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又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理所当然要成为新时代学生的价值追求。因此，地方高校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来抓，积极倡导“爱国爱家”“家国相依”的行为道德规范。第一，地方高校要充分肯定“乡土文化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应有的意义、地位和价值”，［5］要让学生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基上的开拓创新，优秀乡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6］第二，地方高校要贯彻落实“要把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6］的指示精神，在建设学校的自然景观、文化长廊、班级文化、宿舍文化时，融入当地的建筑风格、生活态度和乡土风情，让学校的“一面墙壁、一座雕像、一条古道、一草一木”都留住“乡韵”，成为乡土文化的“代言”，让广大学生在充满乡土文化气息的物质生活空间和环境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乡土文化的宣传和教育。［7］

（三）丰富课程设置，强化乡土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课程是学生汲取知识的主要来源。目前，许多小教专业公费师范生虽是农村户口，但很小就离开了乡村到城镇学校读书，他们的生活经历早已与乡村生活断裂，仅留下一些碎片化的印记。因此，未来工作场域在乡村的小教专业公费师范生需要对当地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知识进行重新补课，重新习得融入农村、服务农村的“农村生活力”。首先，地方高校可将文化遗产和乡土知识纳入教学计划中，开设包含当地历史沿革、地方语言、民风民俗、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古建遗存、民间传说等内容的校本课程，这种校本课程可以包括三个维度：“一是知性的教育，目的在于了解有关乡土的自然和人文要素，对乡土环境、历史和文化有充分的了解；二是情意的教育，目的在于对乡土有爱并具有责任感，建立情感的认同和联系；三是艺能的教育，目的是通过乡土艺能的学习使乡土艺术和技艺获得传承。”［8］为学生将来融入地方文化生活和服务乡村教育奠定基础。事实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对面向原住民的教师培养也大都开设涉及当地文化、地方知识的课程。［9］其次，地方高校还可借鉴陶行知先生的“艺友制”，聘请（或者“一课双师”方式）部分民间传说、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传统中医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开设民俗、民间艺术等特色选修课程，帮助学生养成服务于地方的能力。再次，地方高校教师在课程设计上，在选择教学素材时，可以“关注地方志、谱牒、墓志、私人撰述、墓葬考古资料等内容”，［10］在教学内容中融入乡土文化；在教学形式上，可以鼓励师范生搜集地方“各方面的文化知识与素材，并整理编撰成册便于大家相互传阅”，［11］并通过现代多媒体形式为学生播放歌舞艺术、乡土人文趣事和节庆祭礼，强化学生“爱家乡”的情感。

（四）注重实践教学，完善乡土文化教育实践体系

“一种文化要真正进入大学生的心灵并影响他们的行动，必须让大学生在文化活动，社会实践中感知、体悟和践行。”［12］提升小教专业师范生的乡土文化认同感，需要给他们提供参与乡土文化实践的机会和平台。首先，学校可以借助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运用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形式，在校园内展示地域景观、民俗风情、民间艺术等乡土文化内容，帮助学生体会到乡土文化的魅力。其次，学校可以通过创办社团、开办讲座、开展班会、文艺表演、实地调研等方式，开展乡土文化主题教育，潜移默化地培育公费师范生的乡土情感。再次，由于“中国式的乡村治理与和谐发展，往往是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13］的，因此，学校可以组织开展“寻访乡土文化，培养家国情怀”“调研传统村落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等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师范生在自觉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创作文章、摄影、微视频作品等形式来弘扬传统文化。最后，学校通过组织学生到乡村学校开展见习、实习工作，并聘期优秀乡村教师为见实习导师，提前让师范生接触、熟悉其未来的工作岗位，为将来尽快适应乡村学校奠定基础，实现毕业与就业的无缝衔接。

（五）增强学术研究训练，培养乡土文化教育职业技能

高校是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为一体的场所，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师资力量、图书资料的优势，对公费师范生进行乡土文化研究和教学能力的培养。第一，教师可以指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在自己的家乡通过田野调查、走访历史遗址和历史博物馆等形式，搜集本地区的乡土实物和历史图片资料，引导学生撰写相关文章或在将来撰写毕业论文时选择与乡土文化相关的题目进行研究。第二，教师在编撰乡土文化校本课程时，尽量邀请学生尝试参与教材的编写工作，让其在参与乡土教材开发过程中发展教育教学、科研职业技能。第三，高校可以成立乡土文化研究中心之类的研究组织，加强对地方“礼仪俗规、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14］使高校成为集地方人才培养培训、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交流为一体的平台高地。本文是课题研究的部分成果，谢鸿江、陈甘霖、黄雨欣、陈诗佳、黄孝清、张雨轩等参加了课题的调查和数据统计，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作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1］盘寒梅.乡村少年的乡土文化认同与教育支持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

［2］（美）塞谬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3］（美）埃德加.戴尔．经验之塔［J］.张伟民译．外语电教，1985（01）.

［4］刘灵鸽.农村中学课堂乡土文化融入现状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8.

［5］李晓明.重塑乡村生活意义与乡土文化价值［J］.长白学刊，2012（04）.

［6］.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郭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土文化建设［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

［8］杜芳芳，潘祝青.学校教育视野下乡土文化传承的实践模式探析［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8（10）.

［9］邬志辉.不断提高小学多科教师培养水平［J］.中国民族教育，2016（03）.

［10］郎镝.乡土教育的课程特征与实施策略［J］.基础教育课程，2019（05）.

［11］余小红.农村小学全科教师职前培养研究——基于浙江省三所地方院校的实践［D］.华东师范大学，2018.

［12］谢守成，程仕波.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培育途径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02）.

［13］刘莉.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建设研究——基于安徽临泉县实践的分析与思考［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0（07）.

乡土社会范文篇10

一、注重选拔管理，营造乡土人才开发浓厚氛围

一是加大组织领导力度。成立由县委组织部牵头，人事部门负责，科技、科协、教育、劳动、农业、林业等部门参与的乡土人才资源开发领导工作机构。将乡土人才资源开发列为“人才强县”战略的重要内容，纳入全县人才工作“十一五”规划。下发《**县乡土人才资源开发工作意见》，明确规定将此项工作纳入县直单位、乡镇和村（居）年度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年终分级督促考核。乡镇建立乡土人才开发工作站，村（居）设立联系点，明确专人负责辖区内乡土人才的选用和管理。二是健全选拔管理机制。出台《**县乡土人才选拔评审制度》，明确了选拔的对象与范围、程序与方法等，要求村、乡镇、县对照乡土人才选拔条件，逐级选拔，成熟一个纳入一个。建立《**县乡土人才档案》，将乡土人才划分生产型、经营型、管理型、技术型四类，实行分类管理；出台《**县乡土人才实践岗位目标考核制度》，将乡土人才的实践考核与职称评审、有关待遇、晋级与退出挂钩，在各个环节都实行动态管理。三是完善相关保障措施。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从**年起，县财政逐年增加乡土人才开发工作专项经费，提高该项工作经费在整个人才工作经费预算中的比例。近三年来共列支专项经费61万多元，仅**年就安排专项资金23万元。加大政策保障力度。围绕乡土人才的发现、培养、管理、使用等开发环节，建立了《**县乡土人才服务保障制度》等4项制度。《**县乡土人才服务保障制度》明确提出，凡纳入乡土人才库的对象，可以优先发展为党员和推荐提拔进入村级班子；创业时，可以在资金筹措、土地征用、水电安装、技术攻关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待遇，得到重点扶持帮助。对科技示范户实行挂牌保护，对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或在农业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创造的乡土人才予以重奖。近年来，县里每年都隆重表彰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乡土人才，给受到表彰的对象每人发奖金1万元。

二、注重培育锻炼，提高乡土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一是利用教育基地培育锻炼。依托湘北职业中专、县经贸学校、县电脑进修学校及县劳动就业培训中心等一批素质教育基地，定向培养专业型乡土人才。利用农村党建工作示范基地、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农业结构调整示范基地、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示范基地等，引导乡镇站所涉农技术人员和农村经济大户领办或创办实体和产业协会组织，通过做给乡土人才看、带着乡土人才干，提高了他们推广运用新技术的水平。定期组织省、市、县有关专家对乡土人才进行集中培训，讲授实用技术，辅导实用理论，近年来共举办各类培训班200多期，培训骨干乡土人才11000多人次。二是拓宽学习渠道培育锻炼。与湖南文理学院等5所高等院校建立长期的人才培养合作关系，近年来先后送训1200多名乡土人才，帮助他们取得了大专以上文凭。2005年起，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每年选送100名在职村干部、经济大户参加继续教育，提高了他们的实用技术水平。以县、乡镇或村（居）为单位，每年有针对性地组织乡土人才走出去，到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比较合理的地区参观学习，使他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三是联系农村实际培育锻炼。结合创建“学习型”社会，出台评定技术职称、实行物质和精神奖励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乡土人才学好技术、用好技术，促使乡土人才不断涌现，不断成熟。以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为契机，组织党员乡土人才开展“定岗定责、联户帮带”活动，把市场信息和高效实用技术送到农家，取得既服务农民又提升素质的双赢效果。结合农村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新任务，在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和构建社会和谐新农村中培育锻炼乡土人才。充分发挥县柑橘协会、县茶叶协会、县高山蔬菜协会等产业协会的纽带作用，为乡土人才创造了发展、交流和合作的平台。按照新兴农业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采取多种形式在农村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为相关产业打造一批能人。从资金、技术和生产物资上扶持一些专业特长人员，培育一批特色专业户，实现产业发展与乡土人才培育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