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范文10篇

乡土中国范文篇1

农村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对GDP的近乎偏执的狂热追求。作为经济基础的基础的农业生产，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而城市化、工业化甚至人为制造出来的所谓“经济增长点”则可以给GDP增光添彩，农村、农业自然被淡化了，边缘化了。而“经济发展主宰一切的社会里，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必然导致文化的边缘化，导致乡村文化本身的虚化，这在今天实际上已越来越成了一个隐在的，却可以说是危机重重、事关乡村社会生存命脉的大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乡村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是整体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话。”［3］正因如此，尽管“中国农民当前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可能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中国农民的相对收入降低，主体性地位没有了，人生意义被打碎了，而且生活的风险极大地增加了。”［4］靳勒的《艺术村庄》用访谈的形式，真实记录了农村、农民的生活、思想、情感世界。从恶劣的自然生态、生产环境，到“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经济状况，从青年人被迫外出打工到乡村社会的萧条景象，到功利化宗教信仰的卷土重来，到乡村治理的虚化与腐败，再到村民对乡村发展前景透露出的迷茫和担忧，这一切无不深刻映射出农村萧条、边缘化的基本事实。农业、农村、农民，正处在生死攸关的危机之中。正因如此，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包括国家领导人，相当普遍地喊出了“三农问题”，呼吁重新建设乡村。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及政府更是作出了具体安排，大张旗鼓地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乡村的重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建设问题。它首先要求我们整个社会对发展理念，尤其是对现代化的想像发生根本性转变。乡土中国的重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绝不是向城市化、工业化靠拢，绝不是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高污染、高能耗”的生活方式靠拢。同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传统乡村文明有它独特合理优良的因素存在。“传统乡村文化之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韵味，正在于其蕴含的泥土般的厚重、自然、淳朴而不乏温情的生存姿态。”［3］而今天我们建设的现代化乡村文明，更应该结合科学合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社会、文化重建为主体，在有九亿农民内在动力推动的情况下，进行一场以和谐发展、幸福生活为目的的生活方式的建设。其核心在于恢复乡村文化的自信心，重建乡村作为社会文化有机存在的尊严，使其以区别于城市文明的独特的生命意义、生活意义、文化意义而存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条“自上而下”解决当代中国“三农”困境的有效途径，也是一条官方的政治途径，应该说这是国家意识下的民族自觉。在这个意义上讲，亦是国家意识对乡土中国的一次改造，一次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这种尝试或探索或实践更多的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更多的基于政权建设，而不是一种社会建设，一种文化建设，没有摆脱把乡土中国“城镇化”、“小工业化”的思维定势。这正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竭力避免的。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现代化的想像，不能改变对发展理念的认识，最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只能是再造一些并不适合乡村生活的城市化住房，走一些劳民伤财的过场，甚至造成对乡土中国的再一次雪上加霜的破坏。《艺术村庄》则提供了乡土中国重建中的另一条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的可能性，并且，已经显示出农民“自觉、自发、自创、自治”的特点，展现出中国当代农民秉承祖先“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魅力。而“地方的魅力，事实上是由于居住在这土地上的人的魅力而产生出来的。”［5］同样，我们必须指出，乡土中国建设中这条“自下而上”的路径，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梁漱溟、晏阳初等一大批知识分子通过“浑融一体，共谋发展”探索过，实践过，也总结出了深刻的理论成果，《乡村建设理论》便是最好的证明。只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历史大环境，更多的集中在救亡运动、主义之争、政权争夺的宏大叙事中，真正的乡土中国的建设还远远没有也不可能被提升到国计民生、文明创建的高度来对待。但“乡村建设”运动对我们今天进行的乡土中国的重建意义重大，它的启示有：一是“村里人自己要动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在“有九亿农民内在动力”的情况下进行乡土中国的重建，不能“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二是知识分子与村民们“浑融一体，共谋发展”。“贤士之‘智’”与“乡民之‘仁’”相互砥砺，共同建设。三是当代乡土中国的重建，目的不仅仅是改变现状，不是拾遗补缺，而是基于“自觉和创造”的目的，基于对科学合理、和谐幸福、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自觉认同和对人类社会文明模式的创造意识和热情，最后的指向是包括9亿农民在内延及知识分子以及全体13亿中国人对人的尊严的自觉和提升。靳勒的《艺术村庄》记录了乡土中国建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条路径在同一个基点———中国甘肃秦安石节子村———的交汇与碰撞，证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急迫性，也重生了梁漱溟们对乡土中国的希望和憧憬。艺术家们和村民的互动一次次生动而具体的证明了苦难的乡土中国数千万年一脉相承的勤劳、质朴、勇敢、活力和魅力。实际上，在乡土中国重建的道路上，我们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我们不仅有“前车之覆”，“殷鉴不远”的便利，而且还有“他山之石”可资借鉴。我们的东邻日本，曾经在追求所谓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了乡土农村的大萧条、大衰败，那些乡村痛苦的死亡过程，在日本民众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和阴影。那时的日本人无可奈何，只能承受这被认为是现代化征途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我们的幸运在于，我们知道这种情形并非在劫难逃，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化解、纠正、超越这种可能性，并且建设更美好更和谐更体现人类智慧的家园。这种情形反而成了促进人类及其文明升华和飞跃的跳板。日本人不幸的承受了文明“硬着陆”的痛苦，当然，我们绝不能小看日本人，他们并非一无所获，他们以牺牲和痛苦认识到故乡的魅力，认识到“故乡，不是用来逃离的，故乡不应仅仅是游子遥远的乡思寄托，而是乡民们活生生的乡土再造；它并不单是老者的安身立命之处，更是年轻人实现美好愿望的实践场所，他们的情感与行为好似自然地从土地里生长出来，是一个‘人生向上’（梁漱溟语）的创造过程。”［6］

日本人西村辛夫的《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和借鉴。《艺术村庄》中石节子村重建的故事则完全源起于一个童话。2007年，艺术家艾未未、靳勒联手给了石节子村几位村民一个童话，一个取名《童话》的行为艺术。这是一个真正的童话，石节子村这几位村民，免费去了德国卡塞尔、敏斯特，参加了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他们做梦也做不到，一下子能去一个想都没想过，听都没听过的这么一个地方，最后他们去了”，“村子里神仙塔的道长担心回不来最后没有去，浪费了一个名额，等大家都回来了，他很后悔。”2007年冬，艺术家赵半狄和他的熊猫艺术团来到石节子村，和村民一起举办了一场山村春节联欢晚会。2008年2月9日，艺术家靳勒，这个石节子村出的“大人物”，被村民自发以直选的方式选举为村长。2008年，旅英女艺术家到石节子村和村民、孩子交流。2008年5月18日，石节子村民为“5•12”地震灾区自发捐款，筹集善款人民币2000元，由村长靳勒转交到文县肖家小学老校长和现任校长金文成手中。2008年10月，村民与艺术家一起到北京798艺术社区，举办《主人》艺术展，“人人成了艺术家”。2009年2月3日，“石节子艺术馆”开幕。石节子村走上了向艺术嬗变之路。石节子村民遭遇童话，经历童话，并开始追逐童话。石节子村民选举艺术家当自己的村长，让艺术为村庄的嬗变服务，让艺术为幸福生活服务！艺术，能够拯救村庄，能够带领石节子村民走向富裕、幸福的人生之路吗？热爱童话的人不沮丧，有梦想的人不寂寞。在乡土中国嬗变的大潮中，石节子村的“艺术村庄”只是一个个性鲜明独特的个案。平遥、周庄、鲁镇、千灯，则是另外一种模式。那里保存了历史和文化，深入了历史和文化，并且超越了历史文化，因而获得了成就感和幸福感。农民安金磊则是又一种模式。因为“安家的棉花对乡亲们来说，几乎就是一个神话”，因为安金磊关心自然农法，关心精耕细作，关心有机农业、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他的方向就是中国现代农业的方向。”［7］而收藏家蔡国强眼中的“农民达•芬奇”又是另一种模式。因为在江苏、安徽、四川、湖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宁夏、甘肃等等地方，蔡国强“收藏了很多农民造的潜水艇、直升机、飞碟、机器人”，“他们不管年纪多大，挣钱挣多少，每个人长得都好看，轮廓很清楚，眼睛很聪明很有神，很有信心，有幽默感。”［8］这是一片盛产童话、神话和梦想的热土。这就是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嬗变，“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充满创造力和对未知世界的开拓勇气的历史巨变。

本文作者：李胜利工作单位：西北大学

乡土中国范文篇2

当我看到有一本书是描写乡村的时候，我禁不住要去读一下，这是我最起码的准则。

我怀着对社会学极大的热情读了这本费老的《乡土中国》，读罢，感触颇深。正如费老所说，这本书是一种尝试，尝试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生动全面地展现了乡土中国的面貌。每一章都有很多感触，这里将分开阐述。

1、关于恋爱

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

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恋爱的持续依赖于推陈出新，不断地克服阻碍，也是不断地发现阻碍，要得到的是这一个过程，而不是这过程的结果。

对于正在谈恋爱和憧憬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的人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策略——推陈出新！有何尝不是一种忠告——一种过程！

2、乡土本色

关于“土”的思考“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诚然，当今社会，城里人习惯用土里土气、土头土脑来藐视乡下人，然而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一种质朴的感觉，一种返璞归真的踏实和厚重。我们的民族与泥土是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土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何尝不该尊重乡土，尊重农民，尊重自己的文化呢？

关于乡土习惯与现代社会“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的着多说吗？”这类话是我们形成的乡土习惯，但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个人不知道个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乡土社会从熟悉得到信任，而现代社会口说无凭，还要签个字，画押，形成法律。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我想这点体现得很明显，当我们走出那片乡土来到北京这个大城市的时候，我们会有诸多的不适应，我们会爽快的答应别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说好了这样却没有照办，不明白为什么不怎么熟悉还要满脸堆笑，因而我们会受骗、会受伤、会被别人说成傻，可是，真的是傻吗，只不过我们的乡土习惯已经不适应这个现代社会罢了。

3、文字下乡

关于“特殊语言”特殊语言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它常常特别有效。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无可否认，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但要明确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不是处于乡下人的愚，傻，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而其我们单从这一点来了解一个人、批判一个人是不够的，因为语言和文字是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并不是唯一的工具，在乡土社会中，我们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和交流方式，有时候大可不必使用文字。所以要向农村提倡文字下乡，一定要考虑到语言文字的基础，否则开几个学校让乡下人多认识几个字也不能使他们“聪明”起来，而这一点对现代社会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关于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是啊，我常常在想，怎么在家的时候，自己一个眼神，一种动作很能表达出需要表达的意思，而我们周围的朋友和亲人又不会误会，怎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一个陌生的社会，简单的动作，无意的话语可能会引起别人的误会，还要费尽心机的去解释，去澄清。我们常常感到在家的时候最自由，我想不仅是因为那里有自己的家人，更多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吧！能把一个陌生的环境尽快的适应成熟悉的环境，乐在其中，从心所欲不逾矩大概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技能吧！

4、差序格局

关于社会类型费老在本章将社会类型分为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团体格局指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他西洋社会更像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在西洋社会，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就得给父母膳食费，那是因为大家都承认团体的概念，在团体里的有一定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团体，并不是说是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力，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因为我们的乡土社会是差序格局的，从这一点来讲我们更容易理解西方与东方文化上的不同，更容易明白我们接受不了他们生活方式的深层原因。

费老用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想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在一个水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所谓伦，也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一段，我感受颇深，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简单的话语后面蕴含了多少费老在实地调查、用心思索之后的彻悟，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作者的智慧与谦逊。就像一些原理，指引着我们分析许多现实问题，他告诉我们，虽然世殊事异，但我们总能发现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都反映他所处社会的社会属性。

5、血缘与地缘

关于血缘与地缘的思考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做的约定。在这里，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重大转变。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当场算清是陌生人间的行为。

目前为止我所见过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我注意了一下我的家乡的情况，确实如此，在马路前摆摊子多是一些年纪大的老年人，还有就是外来的新客，某家的门婿之类的。毕竟一个村里的当面算清确是不好意思的。

6、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关于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的不同道德观念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最主要的是“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这个意义上说，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这种超己的观念必须在团体格局中才能发生。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这样说的话，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的政府工作更透明、更廉洁有效、公民参与程度更高，更重视自己的权利，更强调公平。

7、教化与横暴

关于教化与横暴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从并不征求，也不考虑他们同意与否而设下他们必须适应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方面说，教化他们的人可以说是不民主的，但若说是横暴却又不然。从这一带你说，父母的规划对孩子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我也更能理解为什么许多孩子会有很强的逆反心理，他们讨厌这设计好而自己有十分不适应的社会。

教化性的权利虽然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

8、关于感情与了解

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

所谓了解，是指接受者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熟习所引起的亲密感觉和激动性的感情是不相同的。它是契洽，发生持续作用;它是无言的，不像感情奔放时铿然有声。歌哭哀号是激动时不缺的配合。我想这里的感情大概是激动的意思，与了解相比，激动体现出的是一时的兴起，而了解则更给人稳定的感觉。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激动而是了解，我品着这句话，每次读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夫妻之间，如果多一些了解，就会更能为对方着想，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大概就不会有这么高的离婚率，这是稳定社会关系；朋友之间，设若大家都能体谅一下，懂得付出，反过来想想，正因为朋友之间这么了解对方，这种关系才能形成并得以延续；恋人之间、亲人之间都需要了解来稳定这种关系。

9、关于其他方面的思考

费老在一些章节里的精辟语言总是不经意间带给我很多思考下面是一些关于某些言语的琐碎感悟。

与《弱者的武器》的比较

读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依然是经典。与《乡土中国》相比，《弱者的武器》比较详细地描写了在马来西亚村庄的所见所闻，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而相比之下，《乡土中国》就宏观许多，它从大的方面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基层乡土社会的乡土本质，不同的感觉，同样的经典。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老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以及乡土中国情结，恐怕是很难抒发出来。《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从《文字下乡》到《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说是完全消解。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

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可谓著作等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深远，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也许以后的时光内，也很少会有如此优秀的关于乡村题材的书了，所以我会珍惜这一次机会，将这本《乡村中国》读懂，吃透。这样的我才会在不远的以后实现自己的梦想。

乡土中国范文篇3

一、采用问题探究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问题是思维的起点，有效的课堂提问是思维发展的驱动力。在学术类文本的阅读课中，教师通过精心的问题设计，用问题带动思维，让学生独立自主地思考、推理和探究，促使学生从浅层学习走向深度学习。因此，要在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精心设计教学问题，这才是关键。要引发学生提出质疑，可以采取问题探究法，即师生以围绕问题为中心，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评价总结的环节来组织课堂。比起其他文本教学，学术类文本阅读教学更强调使用问题探究法。比如，我在《乡土中国》导学课的导入阶段就实施了问题探究法。师:我们都知道，《乡土中国》这本书的研究焦点是“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但是我们以往所接触的都是“农村”这样的概念，为什么费孝通不说“农村中国”呢?生1:因为不好听。(笑)生2:字典上是这么解释的，农村的含义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我觉得农村可能和经济的关系更大。经济也是社会学的重要部分，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不会不知道吧?师:你提的问题很好，“农村”是个经济概念，作者为什么不使用呢?生:我们经常说“农村包围城市”，可想而知，农村是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经济生活方式，在《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后记的第一段写道:“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所以说，作者不想谈论经济问题，只想谈社会结构。师:那这个社会结构强调的应该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吧。结合我们的第一篇总论《乡土本色》，你能发现这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基于什么而建立的呢?生:土。《乡土本色》写的是关于“土”的思考，土字的基本含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师:人离不开土就变成了乡下人，那么社会就变了什么社会呢?生1: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生2: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生3: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生4:一个重“礼治”的社会。师:通过同学们的探究，我们了解到“乡土”这个词具有更多的文化内涵，它强调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特性。就如同“乡土情结”这个词，不单单是指物理空间上的“土地”，还是人和土地之间的一种紧密联系，从而使中国的乡土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通过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探究，在导入部分，抓住对标题的疑问，来促使学生对文本的思考，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带动学生敢于继续提问。接着便使学生聚焦于和“乡土”关系最密切的第一篇文章《乡土本色》，顺着“离不开土地”的思路，就把《乡土本色》的内容梳理了一遍，也为之后的整本书阅读奠定了交流讨论、质疑反思的良好氛围。问提探究法是一种有效而且高效的教学方法，它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质疑与探究能力，它的实施有利于激发学生踊跃地加入到课堂教学中，充分挖掘自主意识，这也凸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二、运用思维图示法锻炼学生的独创性思维

思维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一个文本的思考，可以通过语言来传达，但是单靠在规定时间回答的论证逻辑，往往不能够完全明晰思维的过程，如果语言能够结合视觉图示，进而在课堂中通过师生间的合作不断完善，那么，在看似统一的道路上，往往可以分出许多小径，辨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可以通过图形构建或具体化文字，帮助学生降低学习难度，使其形成主动、理性与系统的学习和思维习惯，促使其思维和智力的个性发展。比如，我在讲解《差序格局》里中西方两种不同的社交格局时使用的图示法。师:你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可以用图示表达出来吗?生1:有些人之间会有交集，就像两条直线会有交叉点，但有些人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集。生2: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处在一个圈子里的，无论如何，总会相遇，就像我们的朋友圈。生3: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远近的区别，相隔很远的人也可以做到“天涯若比邻”，即便在身旁的人也会“相逢应不识”，就像这样一幅图，在横坐标上，两人之间的距离无论是愈远还是愈近，在亲属关系上都是无限趋向于零的。师: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的看法都不相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这样描述过，西洋社会组织就像一捆捆柴，彼此之间分得清清楚楚，而我们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就像是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波纹，中心即是自己，波纹推及之处即发生关系、产生影响。谁能把这两种格局给画出来。生:在西方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且平等的个体，但都属于各种团体;而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格局中，自己即是中心，越向外推及，波纹越大，但影响越小。师:那老师问问你们，你们来到校园，是属于哪种格局呢?试着画出图示。生:我们在校园中，既有以自己为中心的朋友圈，又归属于不同的团体，比如我是12班的一员，我也是动漫社的一员，也是成语文化小说创作社的一员，我们分属于不同的团体，担当着不同的责任，但我也有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在校园里，这两种格局是并存的。学术类文本阅读是一种说理性文体。在每篇学术类文本语言的背后，都蕴藏着不同的思维流动。而将思维图示化是一种有效提高教学效率的方法，能够让学生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学生应积极地运用图示的方式来阅读文本，发展思维的独创性，将阅读中的知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真正做到知识的迁移，找出新颖的层次和交结点，在阅读中有所提高，有所收获。

三、利用教学活动提升学生思维的灵敏度

乡土中国范文篇4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公务员之家: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乡土中国范文篇5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公务员之家: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乡土中国范文篇6

根据一般流行的见解，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政治学的方面看，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从社会学的方面看，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而无论“人治”还是“礼治”，在今天都不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因为归根到底，它们只是另一种社会、另一个时代的范畴。在讲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现代社会里面，这些范畴既不具有正当性，也无法成为一种积极的精神资源。对繁复的社会事实进行分类和概括，这是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的一种基本手段；而且，把传统的中国社会定义为所谓“人治”的社会或者“礼治”的社会，恐怕也不能说是错误。不过，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确实面临着某种危险，那就是把对象简单化和将概念绝对化。事实上，作为一种日常话语实践，“礼治”与“法治”这样一对概念的运用，已经具有某种绝对的意味，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人们对这样两种社会和秩序所作的截然划分上，也表现在他们对这种区分后面的支持性理论的不自觉上面。为了揭示这种状况，我将从分析一个社会学家所建构的颇具影响的社会模式入手，通过将相关概念语境化和相对化的办法，达到对这些概念以及概念后面的理论的反思，重新把握被遮蔽的社会现实。

二

本文所要讨论的“礼治秩序”的概念出自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注：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一书中，费氏试图从中国本土社会里面提炼出一些概念，并用它们来勾画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这些概念包括“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等等。在费氏看来，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或者，用社会学家的话说，是所谓“礼俗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面，人们安土重迁，其生活富于地方性。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人们彼此熟悉，因此，这又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页。）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规矩不是法律，而是‘习’出来的礼俗”，（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页。）换言之，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在许多方面与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同的。正是着眼于这一点，费氏不以“人”、“法”二字区分“人治”与“法治”，而把它们的分别确定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上面。从这里，便产生了“礼治秩序”的说法。

根据费氏的定义，“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0页。）不过，仅就行为规范这一点来说，礼与法律无异。二者的不同在于，法律要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礼却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0页。）通过教和学而代代相传。在缺少变动、代代如是的乡土社会，过去的经验常常可以用来作现下生活的指南，人们因此对传统抱有敬畏之感。作为所谓“合式的路子”的礼，即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3页。）而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5页。）这样的秩序自然要强调修身，提倡克己，和注重教化。有了纠纷，要用调解的办法来解决，打官司是可耻事情，因为那表明教化不到。

“乡土社会”所描述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情态，“礼治秩序”所代表的则是一种秩序类型，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用费氏自己的话说，“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3页。）相反，在一个变迁的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无法保证，只有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才可能成功地应付共同问题，这样便产生了对法律和法治的要求。换句话说，“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3页。）礼治社会是乡土社会的特色，法治则适合于变迁很快的社会和时代。社会情态改变了，秩序类型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费氏在他的书里面并没有正面地和系统地论述法的理念，但是他的“礼治秩序”概念却是在一个与之正相对应的概念即“法治”的对照下开展的。实际上，无论“乡土社会”还是“礼治秩序”，都只有在一个历史的和比较性的框架里才是有意味的和可以理解的，而我们也确实可以从费氏的比较性论述当中理出一个“礼治”和“法治”的对比式来：在“礼治秩序”这一面，维系社会秩序的规范是礼，维持礼的力量则是传统和习惯；礼对于人的约束是内在的，即人通过教化而主动地服膺于礼；这种秩序注重修身和克己，依靠调解来解决纠纷；打官司被视为丑事，讼师更为众人所不齿；与这种秩序相配合的是一个缺少变化的社会，或者，用更加确定的说法，一个前现代的社会或传统社会。而在“法治”这一面，基本的规范是法律；法律靠了国家力量来实施，从外部对人加以约束；法律着眼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因此鼓励人们主张各自的权利，亦不以涉讼为耻，相反，专门的法律家如律师在这样的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自然，与法治相配合的社会是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即我们所谓现代社会。如果把上面的对比式再加以简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正相对应的概念：礼治／法治，礼俗／法律，习惯、传统／国家权力，内在／外在，强调克己／主张权利，调解和教化／诉讼和审判，讼师／律师，相对不变／变动很快，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等等。

对乡土社会的刻画和对礼治（秩序）与法治的区分，自然有助于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但这未必是作者唯一的和最终的目的。在费氏思考和写作这本小书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处于变化和动荡的转型时期。

就其讨论的主题来说，一个引人注意同时也是令人感到困窘的问题是，现代的司法制度已经引进并且推行下乡，乡土社会中人的组织、行为和观念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结果是“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8-59页。）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根据费氏的看法，除了把现代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之外，还应当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有一番改革。因为，归根到底，只有破坏了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才可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8页。）

费氏的问题意识很清楚。由于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转变，礼治秩序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正当性，而且事实上，它也正在为法治秩序所取代。因此，问题仅仅是，如何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完成这一社会转变，同时尽量避免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害。应该说，费氏当日对中国社会所作的观察是敏锐的，而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抱持的这种看法，即使在今天仍然是颇具代表性的。（注：费氏的这本小书自80年代以来一直获得重印，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不过，在这本小书问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面对新的社会理论与实践，我们似乎有责任也有理由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三

我们的检讨可以从方法论开始。

费氏对于他所谓“乡土社会”的描述一方面建立在社区观察的基础上面，另一方面也受到他对于中国社会一般了解的支持。不过，正如他自己在《乡土中国》的“重刊序言”中所说，这本小册子与他以前所写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如《江村经济》等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

这些概念能够帮助我们一般地了解“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了解它的特质和结构，它的支配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特具的体系。”换言之，“乡土社会”也好，“礼治社会”也好，这些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都具有远为广泛的适用性。问题是，费氏对于中国的直接观察和思考毕竟是被限制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而这一特定时空又恰好处于中国社会面临现代性挑战的转变过程之中，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传统社会”，于是，费氏对“中国基层传统社会”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可靠，又在多大程度上因为其特定时空内的特殊经验而受到扭曲，就成了一个问题。（注：比如，40年代中国的农村社会已经深受现代化进程影响，新试的37法制度也已经推行下乡，这意味着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改变不能不影响到乡社会生活，影响到乡民针对“法律”的看法、态度和行为。）

指出上面这一点并不是要否认传统的连续性，而是想强调，即使是具有连续性的传统也常常在变化之中。经历了近代革命的中国社会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社会固不待言，就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面，秦汉与唐宋、唐宋与明清，其社会形态也都各不相同。事实上，费氏所刻画的“乡土中国”更接近于明清社会。这也很自然，因为正是明清社会，直接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对明清社会的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检讨费氏建构的所谓“乡土中国”的社会模式，而且对我们认识最近10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大有裨益。

费氏笔下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它比较地缺乏变化，所谓“乡土特色”使得整个社会趋于静止；第二是只见“社会”不见“国家”，以及相应地，只有“礼俗”没有“法律”。这种社会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明清时代的社会并不相同。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随着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土地交易和土地的流转极为频繁，这使得整个社会内部充满动荡与不安。这种情况表现在法律上面，便是诉讼频仍和地方行政的不堪重负。比如据一位日本学者的保守估算。乾隆年间，普通州县一年可能收到15000到20000份状词；在一个有大约23000户人家的州县，每年作为新的原告或被告参与诉讼的千人以上。（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当然，这种估算即便属实，也并不意味着清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无别，或者，清代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法治时代。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是，明清社会并不缺乏变化，当时的基层社会也不是不见“国家”，在那里，社会秩序单靠传统、习惯和礼俗尚不足以维系。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除了上面提到的一般原因，诉讼频仍的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诉讼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对于体现于诉讼中的社会要求，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否能够予以满足？要全面回答这些问题，显然将大大超出本文的主题和篇幅，因此，下面仅就本文关心的问题，根据已有研究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清代的诉讼，就其数量而言，多半与所谓“户婚田土钱债”有关。当时，这一类事务被国家视为“民间细故”，并将处断的权限委之于州县官吏。然而，对普通民众而言，生活日用无非就是户婚田土钱债一类事情，遇有纠纷，若不能及时解决，其日常生活必然深受影响。尤其是田地房宅一类纠葛，关涉人民生计，故往往拼死相争。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这类利益纷争并不以“权利主张”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样，无论民间的调解还是官府的听讼，也都不是以界定“权利”为目标展开的。比如诉讼，当事人并不是依法主张其权利，而是以“喊冤”方式求“青天大老爷”为自己“做主”。为此，无论告、诉，状词总要列举对方“恶行”如无理、霸道、欺压、殴打情事，且多夸张其词，期冀引起官府的注意与同情。官府这一面，则以更高道德权威的身份，站在“公”的立场上，在全面考察和考虑了各种具体因素的基础上，作出不偏不倚、合情合理的判断。（注：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所谓不偏不倚，就是取中，不偏私；所谓合情合理，即是考虑周全，既遵守当然之理（如“欠债还钱”），又照顾自然之情（如“事出无奈”之类）。（注：参见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范愉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关于这一问题更一般的考察，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第284-30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因此，在“在理”者不一定能获全胜，“无理”者也未必全败。自恃理直而不依不饶的态度和做法本身就会被看成是不近情理而遭受非议。（注：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

与上述情形相应，民间也并不存在与事实上的领有关系相分离的抽象权利以及保护这种权利的“所有权制度”。比如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土地方面，“所有的对象与其说是‘物’，不如说是一种‘经营权’，……土地所有权本身并没有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因为所有者的地位并不由国家在他相对于社会以及国家权力的位置与作用这一制度层次上进行设定和承认，而只是体现在所有者从前一管业者手里取得的、眼下正在从事或转让负有税粮义务的经营收益以及周围人们对这种状态的一般了解和尊重”。（注：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谓的“土地所有权”，当时只是一种建立在某种“来历”的基础之上并且获得一般社会承认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一种介乎权利与事实之间的状态。从规范秩序的角度看，这种状态的稳定性与地方性惯例或我们所谓习惯有关，但即使是习惯法，正如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所表明的那样，也不能够提供一套脱离开事实的抽象规范。（注：在习惯法那里，规范与事实不能够明确地区分开来。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43-44页，吴玉章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哈特：《法律的概念》，第92-95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其结果，在明清时代，伴随着人口的巨大压力，以及人口与资源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民间围绕着各个不同的“生业”而展开的斗争，就呈现出一种你挤过来、我推过去的暗暗较劲状态。（注：在习惯法那里，规范与事实不能够明确地区分开来。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43-44页，吴玉章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哈特：《法律的概念》，第92-95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当时的民间纠纷常常拌以各式各样的强力行为，从“图赖”式的“胡搅蛮缠”一直到关涉人命的“争殴”。（注：滋贺秀三曾经注意到这种现象，详见其所著《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姚荣涛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刘俊文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又，清代刑科题本中“土地债务”类涉及的都是这类情形。详见《清代地租剥削形态》及《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两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现在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

明清时代民间的“户婚田土钱债”纠纷之所以多，除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变化有关之外，也与财产制度和法律制度有关，与人们看待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有关。既然民间各种“生业”只是一种介乎权利与事实之间的相对安定状态，而不曾在制度上被明确地加以界定，纷争与诉讼便会源源不断。又因为官府的审判实际上与民间调解一样，旨在恢复和谐、解决纷争，并不以界定和保护权利为目标，上述情形便只会进一步加深，以至虽然社会中存在无讼的理想和息讼的努力，虽然诉讼费用极为高昂，纠纷和诉讼仍然有增无已。其实，诉讼费用高昂这一现象本身也能说明问题。说到底，当时的司法制度并不是为保护个人权利而设计，如果要在情节琐细且数量众多的民间词讼里面将权利一一界定清楚，则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

因此，地方官便不得不倚重民间调解机制，并且把听讼变成教化，将技术问题转变为道德问题。（注：这一点早经黄仁宇先生指出，详见《万历十五年》，第145-1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道德与问题，参见梁治平注参见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范愉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关于这一问题更一般的考察，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第284-30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引书第9、10、11诸章。）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阻止潮水般的诉讼。为了应付繁杂的衙门事务，地方官不得不依赖幕友、书吏和差役。（注：关于清代幕友、书吏和差役的情况，参阅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第105-14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第631-66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后者数量可观，但却在国家编制之外，他们中间多数人的生活和办公费用由当事人身上索取，由这里，便产生了种种所谓衙门“陋规”。它们令诉讼成为一种灾难，但仍不足以根绝诉讼。

明清社会内部蕴函了许多危机，诉讼频仍与地方行政的困顿便是这些危机的表征之一。

四

清明时代的人很容易把诉讼频仍的现象归因于民间的“健讼”风习或者讼师的活动，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观察者来说，这类看法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在我们看来，不但诉讼的当事人，而且就是那些从诉讼中渔利的讼师，其行为也未尝不具有某种合理性。事实上，并不是“健讼”之风和讼师的存在使得诉讼有增无减，恰恰相反，正是诉讼的必要性促使民众选择诉讼，（注：大体说来，发生纠纷时诉诸民间权威还是官府，这一点取决于当事人对其具体景况的权衡。参见岸本美绪：《清初上海的审判与调解——以（历年记）为例》，载《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北，1992年版。）并使得讼师能够存在。（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问题是，诉讼中所体现的社会要求并没有获得制度性的解决，结果在一方面，旧的诉由一提再提，新的诉由纷至沓来；另一方面，众多的诉讼在对地方衙门形成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对当时的司法制度构成挑战。今天看来，这个挑战无法在传统的制度框架内予以化解，因为它包含了现代性的要求在内：一套产权界定办法和权利保护制度。

把现代性这样的概念加入到明清社会生活之中，这种做法必须加以限制性的说明。实际上，当时没有人提出什么“权利主张”，也没有人根据现在人所熟悉的权利—义务模式去思考问题。因此，与其说明清社会内部孕育了现代性的要求，不如说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可能借助于现代性的方案来加以解决。换言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了一些结合点。这个问题也可以另一个事例加以说明。

在对所谓清代习惯法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习惯法的支配原则与官府之法的支配原则不尽相同。前者是一套实用性知识，其应用关乎民生日用，因此主要受实用理性支配。后者则相反，作为一种精英知识传统，它的符号意味更强，文化选择色彩也更浓。通过对此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我还发现，尽管这两种知识传统从来不是互相隔绝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之间的联系终究是外在的。中国历史上既缺少一种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也缺乏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结果是，所谓习惯法只能是一种粗糙、实用的地方性知识，而无由成为一种精致、抽象和富有学理性的知识系统。（注：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第127-140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用一个反例来说明这种情形，我们可以举出中国近代的习惯法整理运动。这场运动发生于中国近代法律变革之后，是新的民、商事立法的一个环节。在全国范围的调查过程中，习惯法首次被全面地搜集和整理，并且根据现代民、商法体系加以分类。（注：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在北京政府司法部主持下进行的全国范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其结果即是1930年出版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不仅如此，在当时各地的司法审判过程中，习惯还被按照现代法理加以解释，进而程度不同地融入于司法实践和新式立法当中。（注：作为中国固有制度之一的“典”被吸纳到《民法典》中就是一个好例。此外，《民法典》第一条即规定，民事无法律规定者，适用习惯。）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民间习惯突然获得如此关注，显然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是因为法律制度的整体架构改变了，因为这一变化，一向被官府视为细微末节而不加重视的“户婚田土钱债”事务开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与这类事务有着直接关联的社会生活实践也被从新的角度重新加以理解。在此基础之上，作为民间小传统的习惯与新的国家法律逐渐被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在明清社会内部发现现代性的生长点，这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它表明，传统与现代不必截然两分，“礼治秩序”中也可能有“治法”的要素。反之，根据同一种逻辑，“法治”与未必不能包容和吸收某种“礼治”的要素。

也是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权力类型，即所谓横暴的权力、同意的权力和教化性的权力。前两种权力另有专名，即专制与民主，后一种权力类型则为中国乡土社会所特有。在费氏看来，这种权力显然不是专制的，但也不是民主的，而是建立在他所谓“长老统治”的基础之上，是“无为政治”的一个结果，“礼治秩序”的一项内容。换句话说，教化性权力的社会基础，是乡土社会中的特定经济条件和社会组织结构。在那里，横暴的权力受到种种约束，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是松弛的和微弱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0-70页。）也是着眼于这一点，有人说中国虽没有政治民主，却有社会民主；或说中国的政治结构分为两层，上面是不民主的，下面是民主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5页。）也有人认为，与前现代社会中的欧洲人相比，中国人享有自由，从来都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注：比如，孙中山先生即有这样的看法。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6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持这类看法的人通常会注意到传统社会中的乡族、村庄、行会等共同体，强调其自治性质和它们对于来自国家的专制力量的消解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四”运动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舆论恰好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共同体如家族、行会等不仅不是自由的保障，反而是自由的大敌，只有彻底打破这种所谓“宗法社会”的格局，个人才可获得真正的解放。中国现代国家就是在这套现代性话语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只是，它最终并没有实现任何有关个人解放的诺言，相反，随着“宗法社会”的彻底瓦解，不仅社会消失了，个人也不复存在。国家取代了一切，吞噬了一切。因此，毫不奇怪，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当人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并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认真反省的时候，历史上的各种共同体，它们的自治性质，以及它们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又一次引起他们的注意。（注：参见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及限度》，载《二十一世纪》1995年12月。）

在此，我无意对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加以论证，事实上，我并不认为传统的中国人（即使是在明清时代）具有与西方人同样的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当费孝通先生指出教化权力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0页。）或者，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未尝自由亦未尝不自由的时候，我想，他们都意识到了中国社会情态的复杂性，意识到简单地用自由、民主一类价值去衡量中国传统社会的危险。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妨去构想一种经由“社会”来实现的个人自由，而且，无论我们赋予这个“社会”什么样的现代含义，在它与那些渊源久远的民间社会组织形式之间，是可能存在某种联系的。（注：梁漱溟：注比如，孙中山先生即有这样的看法。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6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第254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法治也可以在传统的礼治秩序当中汲取养分。

五

中国近代革命和中国现代国家，都是在一个历史进步论的宏大理论笼罩之下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力图让人们相信，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当中获得发展，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现代取代传统，体现了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果。受这种宏大理论支配，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现代性话语，这些具体理论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假定传统与现代截然不同，相信前者必然为后者所取代。在本文前面所介绍的费孝通先生对于所谓“乡土中国”的描述里面，就隐含了这样的理论逻辑。在那里，正如我们所见，“乡土社会”及其“礼治秩序”是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区分中被把握和说明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费氏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描述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或者，他从中国具体社会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具有多大的说明力，而在于，这种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解说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作者本人理论“前见”的影响和扭曲，以及，一种贯穿于语词和概念结构中的理论可能在多大程度上遮蔽社会现实，又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人们的想象力。

乡土中国范文篇7

关键词：村民自治村治型态村治的循环乡土政治

中国人特别关心由谁来治理村庄，因此有“能人治村”和“恶人治村”之说。的确，不同能力和品性的人治理村庄，会有相当不同的结果。自1987《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试行，特别是1998年正式颁布实施以来，按法律规定，村干部应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选举什么样的人上来当村干部，就产生了什么样的村级治理型态。因为村庄社会面对的问题及村庄社会内在性质的差异，在选举和治村型态上，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本文试图讨论这种关系。

一、村级治理的四种型态

我们习惯说“能人治村”或“恶人治村”，是以村干部个人的品性和治村能力来评论村级治理的型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区分出四种相当不同的村级治理型态，即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和能人型村治。好人是从治村干部的品性上讲的，一般具有良好人品和人缘，不愿随意用粗暴的手段去惩治村中任何一个村民，也缺乏让一般村民畏惧的个人力量。正因为好人不愿惩治村民，对于村中一些不良倾向与行为不闻不问，害怕得罪村民，而被村民称为“老好人”。好人治村的优点在于，他一般不会化公为私，谋求私利，他也不会在村中为非作歹，他因为缺乏足够的个人魄力而不会给村庄造成个人决断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好人治村也有不足，其中最糟糕之处是好人往往迁就村中恶行，缺乏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也没有抵制村中不良势力的个人魄力。总体来讲，好人治村，因为个人能力和性格上的特点，他很难为村民创造额外的公共收益，一般也不会损害村民已有的公益。好人治村，无所作为，无为而治。

与好人相对应的是强人。强人也是从品性上讲的，性格强悍之人，这样的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与村中不良倾向作斗争，他往往具有令一般村民畏惧的健壮身体、社会关系或暴烈个性。强人治村的好处是他敢于碰硬，在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下，他敢于惩罚那些有损全村公益的行为和村民，他通过减少村中少数人的收益，而创造于全体村民更多的收益。

在不能受到足够约束的情况下，强人很容易向恶人转化。恶人一定是强人，但与强人不同，恶人的私欲更重，治村手段往往超过法律所允许的界限，而最终引起民怨沸腾。恶人治村一方面可以通过抑制村中一些有损公共收益的行为，为村庄创造一些收益。好人办不了的公共工程，恶人治村反而可以办好，村民一直期待的村庄秩序（比如对付地痞的搔扰），好人可能无法提供，恶人却可以轻易办到。另一方面，恶人往往乐于将自己为村庄创造的公共收益据为己有，更有甚者，恶人治村时，他可能不仅不创造新的公共收益，而且为了个人私利捞取本身就不多的村中公益或损害公益。

恶人不会受到村民的欢迎，村民怀念起好人和能人来。所谓能人，是指那些有特殊经营头脑和一技之长的人，尤其指那些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自己率先发家致富的村民。为了不辜负村民对自己的期望，这些能人在自己发家致富之后，也有参与村庄治理的热情，希望通过自己的经营头脑和一技之长，带领更多村民致富。能人治村的好处很多，第一，在个人已经富裕起来的情况下，他一般不会打村中公益的主意；第二，他有带领村民致富的能力，也有为村集体增加公共收益的办法。不过，能人治村并非百好，其中的一大弱点，是能人治村时，他一般期望在已有个人经济成就的基础上，通过当村干部来获得村民对他声誉上的认可，他期待经济现实变为社会声望。或者说能人当村干部，具有强烈的声望取向，他并不愿因为治村，而得罪村中任何一个村民，因此，他的治村与好人治村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他不愿如好人治村一样碌碌无为。能人治村，倾向于在不得罪任何一个村民，即不减少任何一个村民收益的情况下，额外地为村集体创造公共收益空间，他试图通过这个额外的收益空间，来获得他当村干部所期待的政绩、面子和声望。现实中的村治型态往往是以上四种类型的混合。不过，现实中也很容易区分出一种主导型的治村型态。以上依据村干部个人能力和品性划分为好人、强人、恶人和能人四种可能的村治型态，对于把握当前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现状，特别是其间的变迁，大有益处。以上四分中，好人是品性好、能力弱的一类人，恶人是品性不好，但能力强的一类人，强人和能人都是品性好且能力强的一类人，但强人比能人更愿意和敢于得罪村中少数村民。在此类的村级治理中，决定村治型态的好人或强人，是村民选上去的，这些选上去的好人或强人在治村的实践中，会表现出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因此决定了自己在下一轮选举中的命运。有时候，村民会不满于好人治村时的软弱，而选出强人来，强人治村很容易变成恶人治村，村民便又怀念起以前的好人来。这就构成了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的循环。本文试图讨论这种循环的过程与条件，并试图构建一个理解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

二、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理想状态

从理论上讲，民主化村级治理，就是村民通过民主来获得村庄秩序的办法。民主作为一种方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由多数人决定村庄事务，决定由谁来具体承担村务的办理。村一级民主因为是社会民主而非国家民主，缺乏少数服从多数所需要的暴力强制工具，因此，民主化村级治理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获得村庄秩序的过程中，让少数反对者顺应村民大多数人的决定，从而将村务办理下来[1]。

构成少数反对者顺应村中大多数人意愿的力量大致有三种，一是村庄舆论的压力。出于对村庄大多数村民道德指责的恐惧，对村务决策不满意的少数村民不愿意公开反对，而顺应了村中大多数人的决定。村庄舆论压力正是涂尔干讲的构成“机械关联”前提的集体意象。在当前迅速转型的中国农村社会，“机械关联”大都解体，村庄舆论压力越来越不能构成少数村民忍受利益损害的力量；二是村干部个人的才干、魄力或强悍。善于说理的村干部更有能力将村民大多数人作出的决定变成全村村民的决定，他会找那些在村中有影响的反对派私下交谈，让这些反对派觉得只要忍受了暂时的利益受损，立即会有更多的利益回报，或者不能忍受暂时的利益受损，不久会有更多的利益损失。“软硬兼施”，村干部的个人魄力在村务决策的实施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三是村集体占有经济或其他资源的数量。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不仅减少了举办村中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对村民的依赖（比如不需要事事向村民提取费用），而且增加了村干部奖惩村民的能力。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不同，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区分为“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2]。

在村庄公共舆论可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对村干部个人才干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要求就会不满，村庄秩序依靠村庄内聚力来获得。在这种村庄的民主中，村民大多会选那些德高望重或一致赞同的人出来主持村政，办理村务，民主的办法只不过是对村庄古老惯例和传统的承认和认同。这类村庄在当前中国已不多见。

缺乏公共舆论压力的民主化村级治理不得不对村集体资源和村干部个人才干提出要求。其中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是不可选择的，村干部个人才干的可选择性因此显得尤为重要。正是村干部个人才干的可选择对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重要，构成了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变动的关键。

从理论上讲，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的动员型村庄，更加依赖于村干部的个人才干来发挥其对民主化村级治理从而对村庄秩序的基础性作用，因为村干部更缺乏对付少数反对派以实现村民多数人意愿的手段。村集体较多的资源为村干部提供了较多的治村手段，村民选举村干部时，就更多从村干部的品质方面选择那些能人和好人上来。在农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的村庄，好人无法对付少数反对派，村民盼望一个可以压服少数反对者从而为村庄提供公共秩序的强人。也就是说，在民主选举村干部的总体倾向上面，不同类型村庄会有不大相同的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出现的机率。分配型村庄倾向于好人和能人型村级治理，动员型村庄呼唤强人型村级治理。正是这种不同的总体倾向性，构成了分配型村级治理与动员型村级治理略有些不同的村治型态变动的底蕴。

三、选举和村级治理型态的循环

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型态作为讨论的逻辑起点。我们以好人型村治为逻辑起点。因为好人缺乏说服或压服村中少数人的能力，而可能构成对村庄秩序的损害，村民期待村中有魄力的强人出来为村庄秩序服务；强人在治村的过程中，很容易过度使用自己的强悍，当他感到村民构不成对自己的强有力监督时，他很可能会借办理村务之机，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谋取私利行为被村民发现，但村民慑于强人的强悍而敢怒不敢言，这样的强人也就变成了村中恶人。下次选举，这样的恶人就会落选，村民试图选出一个能人出来；当村中能人较少或没有能人愿意出任村干部时，村民被迫再选好人，而能人若愿意出来当村干部，他的当选似乎不成问题，但能人因为不愿意得罪村中少数人而可能造成村中公益的损失，他这时必须创造出更大一块在每个村民之外的公共收益，当他可以创造出这种收益时，他会受到村民更多的信任与期待，若他只能创造出较少的额外公共收益时，他会感到村民的不满，他发现当村干部并不能获得自己所渴望的面子和社会声望，而是“两头受气”，他便会在任期届满时退出村干部的竞争。以上关于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的变动过程，构成了村治型态循环的一般图景，加入更为具体的背景材料，可以将此一般图景描画得更为清晰一些。以下我们分别描画动员型村庄和分配型村庄民主化村治型变动的不同侧重点。

在动员型村庄，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村中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第一步，是从村民中提取人财物资源，这个提取资源的过程是村级治理中最为艰难的过程，村干部必须有足够说理的耐心和可靠的魄力让每个村民相信，这种提取有益于村庄秩序从而有益于每个村民的生活。换句话说，村干部必须是能说会道、性格强悍的强人，他有能力让村民服从村庄公益。不过，从村民手中提取出资源还只是整个治村进程的第一步，村干部必须用这些提取出来的资源为村民创造足够多的公共收益。在当前乡村关系条件下面，村干部很可能迫于乡镇收取税费的压力，而将本应办理村庄公益的资源“挪用”上缴。此外，动员型村庄也往往是经济贫困的人口流出村庄，人口流出是村中精英人物的流出，这种精英人物的流出，使村庄生活的未来预期大打折扣，村庄的历史感难以创造。掌握着村庄资源但缺乏历史感的强人村干部就很可能用这些资源来谋取私利。最终，强人村干部是将举办村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资源提取上去了，他们却一直不能创造出村民渴盼已久的公益出来。这样的强人伤透了村民的心，村民下决心在换届选举中让他落选。村民渴望好人上来。好人也许创造不出村庄公共收益，但他起码不会象强人村干部那样“软硬兼施”地从村民手中提取本来不多的资源。

开始的时候，村民会满足于无为而治的好人型村干部。不久村民却发现，好人村干部不仅创造不了公共收益，而且没有足够的能力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对付村里村外的地痞，以前多少还能维持下去的日常秩序，现在也举步维艰：播种季节急需的灌溉用水无法引流过来，村中道路越来越坏，一些人更加敢于明目张胆地将村集体的树木锯为己有。村民深深感到了好人治村的不便，好人也发现自己在治村过程中难有作为，村庄因此陷于瘫痪状态。这样，动员型村庄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正如那些低度关联村庄一样，陷于赢利型经纪和半瘫痪状态的循环之中[3]。

分配型村庄因为村集体占有大量经济资源，村干部不必从村民手中提取资源来创造村庄公共收益，他需要合法地使用好村集体的经济资源来满足村民日渐提高的对村庄秩序的期待。

与动员型村庄对强人的渴望不同，分配型村庄首先需要有能力创造村庄公共收益的能人。能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经营头脑和在外面见过的世面，较一般人更为有效率地使用村集体经济资源去创办企业，建造公共工程，能人创造出了多于村民期望的村庄公益，村民更加信任能人，能人对治村也更加信心百倍。

信心百倍的能人往往期望创造更多的村集体经济实力。他更愿积累，而不大情愿将村集体的财富分给每个村民享用。这个能人的积累倾向引起村民的反感，村民愿意一个较少主见的好人上来，将村集体的财产量化到村民个人。好人愿意顺应村民将村集体财产更多量化到个人的意愿，但好人往往难以做平这个量化到人的工作。一些村民说分给自己的太少了，另一些村民说有些人分得太多。分来分去，好人累得不行，强人便出来了。

虽然分配型村庄因为村集体较多的资源，而减少了村干部对付少数反对派的困难，但村中的少数派仍然存在：旧村改造时，少数村民拒绝接受其他村民都已经接受的拆迁协议，一些村中地痞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要求承包村集体公共工程等等，能人和好人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分配型村庄有了强人治村的空间。

比较动员型村庄和分配型村庄村治型态的变动趋向，动员型村庄是以强人治村为中心轴的，分配型村庄则以能人治村为中心轴。动员型村庄的村治型态主要在强人和好人之间循环，很容易滑向恶人治村。分配型村庄的村治型态则主要在能人和好人之间循环，强人有时成为村民期待的目标。

四、理解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

二战以后，拉丁美洲一度成为世界现代化最为迅速的地区，但很快，随着农民的破产，大量城市贫民窟的形成，城市化和黑恶势力结合，造成了民主选举的文官政府的困境，渴望秩序的国民期待军人出面维护社会秩序，军人便屡屡专政，形成了民主政府和军政权之间的拉美式政治循环，这种政治循环加剧了拉美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并影响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如前所述，恰好在中国农村的民主化村级治理中，也容易出现（事实上在很多地区也的确出现了）这种类似的循环。这种循环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与民主这种治理方法，与当前村庄的实际处境，与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密切联系的。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特殊性或说乡土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在于：第一，国家当前的财政还无力为村庄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比如公共工程建设和社会治安的维护等等，而需要由村庄组织起来自我提供，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第二，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治理而非国家治理，但是，村级治理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强烈外部性，是在村庄而非可选择的村民中实现的，这样，民主化村级治理就存在一个如何克服大多数人的决策与对少数反对者的说服的问题。前者决定了村民自治与城市居民自治完全不同，民主化村级治理是以村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共同体为基础的，而居委会只是整个城市街道的一个分子，并非独立的社区，更不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共同体。后者决定了村庄社区公共舆论，村集体资源以及村干部个人才干对村级治理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之故，要建立理解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就需要在以下一些方面有所认识。

第一，村庄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社会，具有社区共同体的性质，其中的关键有二，一是村庄社区有相对独立的秩序空间，二是国家也有意识地希望村庄社区获得自我秩序。

第二，村庄社区相对独立的特点，为村庄公共舆论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但因为村庄“机械关联”大多解体，村庄公共舆论在保持村庄秩序中的作用不是很大。

第三，村集体经济状况和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是民主化村级治理中可以调用的两种关键资源，相对来说，村集体经济状况是稳定的，因此，构成对民主化村级治理重要的可变资源正是村干部个人能力本身。第四，正是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民主化村级治理并不是简单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决定机制，也缺乏某种稳定的村治型态。大多数情况下，村级治理因为其特殊的问题，而引发一轮接一轮的村级治理型态的循环，村民每一次具体的选择，都会引起一次新的选择可能性。这种村治型态的循环，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内在矛盾有关。

第五，村民是人而不是理论逻辑上的不变的符号，因此，在民主化村级治理的过程中，村民会从实践中特别是从每种村治型态中形成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这种经验积累的越多，他们就会越成熟，民主化村级治理向良性方向循环的可能性就越大。

五、结语

研究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及其循环，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乡土中国政治的具体处境，深化我们理解乡土中国政治的现实状况。即便是乡土政治，也不是一种线性的运作模式而具有十分复杂的表达方式。本文只是对乡土政治的逻辑分析和推论，这种逻辑分析和推论的结果与我们近年较多的经验研究是吻合的。有了这种对乡土政治的把握，就可以封住那些一叶障目，认为民主化村级治理不过是些黑金政治和恶人治村，由此否定村民自治制度合理性的人的口，也可以防止那种对村民自治实践可能性的简单化认识，真正将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研究推向深入。

[1]参见贺雪峰、何包钢：“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种类型”。

乡土中国范文篇8

1.“乡巴佬”与张艺谋

早期电影“乡巴佬”的概念是指见识面少、无知或过时土气的人，又指笨拙、迟钝又粗俗的乡下人。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进程加快，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彼时的中国农村落后闭塞，乡土味很重，“乡巴佬”气息浓厚。在张艺谋早期的农村题材电影中，乡土气息和“乡巴佬”人物角色随处可见。例如《红高粱》中浓郁的山东高密乡村景象；《秋菊打官司》中去市里讨说法的秋菊和妹子；《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先后来到上海滩的小金宝和水生；《一个都不能少》中踏入县城的教师魏敏芝与学生张慧科。电影《红高粱》是张艺谋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于1987年上映。该片讲述了男女主人公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后成功经营了一家酒坊，但在日军侵略战争中，女主人和伙计因抵抗日军而英勇牺牲的故事。《红高粱》凭借优良的剧作和导演构思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及其他众多国际奖项。《红高粱》的巨大成功让本小有名气的张艺谋一炮成名。电影《红高粱》是以抗战时期的山东高密为背景，对高粱地、黄土、黄沙等景象做了刻画，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乡土中国跃然纸上。在《红高粱》中，导演运用山东高粱地特有的红以及漫天黄土尘沙来衬托人物的命运走向，如史诗般壮烈。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上，男主人公粗糙豪放，与女人公的细腻英勇形成对比。张艺谋在构思《红高粱》时，他的镜头主要围绕高密乡土景色来衬托高粱地人物命运，“乡巴佬”这一角色并没有特别鲜明地出现在他的这部电影的构思之中。但是《红高粱》中特有的景色描写，依然为其典型的乡村题材作品。1992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上映，导演采取纪实风格，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的半纪录片式的手法，描绘了当时中国陕西特有的农村风貌和城镇景象。导演选取当时中国陕西的一个小山村为背景，女主人秋菊因不满丈夫被村长踢下体而不得说法，遂去乡里、县城、市里讨要说法的故事。在影片中，来自农村的秋菊为了讨个说法，带着妹子几经辗转乡里、县城，最后到市里，“乡巴佬”在这一系列地理位置的转变过程中被导演形象逼真地展现出来，导演不仅想表达农村人物的真善美，也展现了城镇变迁之迅速，讴歌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坚强和朴实，导演有自己独特的构思。本文将在之后的段落中对有关情节作详细阐述。1995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上映，该片以1930年代波云诡谲的大上海为背景，描绘了在这片繁华与阴谋密布的上海滩上众多人物命运的故事。影片以乡下来的小主人公唐水生为第一视角，初来乍到繁华的上海滩，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华丽景象，眼睛里有好奇也有喜悦。之后水生被安排为巩俐饰演的“歌舞皇后”小金宝的跟班，由于手脚不太麻利，被小金宝骂是乡下来的小“乡巴佬”，影片中“乡巴佬”第一次通过巩俐的台词提及。随着情节的发展，小金宝对水生敞开心扉，说自己小的时候也是一个“乡巴佬”，导演意图刻画小金宝本也是一个善良纯洁的乡下女子。张艺谋通过“乡巴佬”的形象刻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十年代上海的纸醉金迷与阴险狡诈，也展现了乡下人的善良纯真的本性。1998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上映，该片采用纪录片式的风格拍摄，是张艺谋唯一一部全部采用非职业演员拍摄的电影作品。导演围绕落后乡村地区的教育展开，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揭示了农村贫穷与落后的现状。在《一个都不能少》中，由于水泉小学无人授课，村长想法子拉来只上过小学的魏敏芝来给孩子们上课。高老师临行前，特意交待魏敏芝学生一个都不能少，但是学生张慧科因家庭困难不得不去县城打工，为了信守承诺，魏敏芝决定进县城找学生张慧科，尽管遭遇重重阻拦也坚决不放弃。在寻找的过程中，这位小老师从乡下到城里的路途中，以及在城里遭受的一切，从侧面显现出了农村人与城市的“格格不入”，导演再次呈现这种“乡巴佬”形象，并不是向大家展示农村人的愚昧无知，而是更加深刻地反映了农村人的倔强、善良、天真的本性。导演通过“乡巴佬”的形象刻画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以及对农村落后教育的关注。在张艺谋众多的乡村题材电影中，“乡巴佬”角色形象贯穿始终。可见，张艺谋对中国农村和农村人的深爱，以及对落后乡村的同情。研究这一角色形象的导演美学构思对张艺谋导演创作理论完善的意义可见一斑。

2.“乡巴佬”与当时中国现状

“乡巴佬”是中国“乡土性”的一个侧面表达具象，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化符号，是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碰撞的产物。“乡巴佬”一词浓缩了九十年代中国农村与城市的现状。张艺谋的早期电影作品无一不是一部20世纪末的中国发展史呈现。在其电影场景中展现“乡巴佬”这一概念，和张艺谋乡土电影的表达是离不开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伴随着互联网在全世界范围的普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的中国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城市的发展尤其显著。在经历过70年代末的结束和1978年的拨乱反正，中国的发展步入了正轨，百废待兴。但是当时的农村依然非常落后，中国的城市发展迅速，农村人的“土”和城市人的“潮”，农村生活的艰苦和城市生活的富足，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和城市高楼耸立、交通发达，对比明显，落差悬殊之大。电影界的艺术工作者们活跃在电影前线，面对当前中国的国情现状，第五代导演应运而生，他们的创作激情空前高涨。极力想用电影来展现这个刚刚挣脱束缚，跃跃欲试的中国。张艺谋以及其他第五代导演在这种环境之下，创作了一部部经典作品，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形象。

3.《秋菊打官司》中“乡巴佬”形象的美学探析

翻看张艺谋的履历，1968年到1978年的这十年间的下乡插队的经历，使张艺谋对农村的生活非常熟悉，这段经历对其后来导演的电影作品风格起到决定性作用，没有这些农村生活历练经验就没有“电影英雄”张艺谋。《秋菊打官司》叙述的是农村妇女秋菊因为自己丈夫被村长踢下体而向村长讨个说法，提出复议并最终诉讼的故事。在影片中，秋菊因为丈夫被踢的事情第一次去找村长时，村长态度耍赖不认错，秋菊讨要说法不成，遂去县里找李公安主持公道，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村长的道歉，反而变本加厉。导演在描写秋菊和妹子第一次来到县城里的情景时，也做了镜头的刻画，县城里的繁华热闹，村里是没有的。秋菊和妹子的神情在演员的表演下准确传达出来，演员的表演功底也是本片成功的重要原因。影片中很多镜头，加了很多导演的构思，他刻意描写这种情境，很现实地反应当时农村的落后，以及与城市的格格不入。影片中秋菊第二次去县里讨要说法，县公安局处理的结果依然是维持原乡政府调解方案，秋菊不服，遂到市公安局讨要说法。初来乍到市里，街景繁华，交通发达，公交车、小汽车、自行车拥挤，广告海报满街都是，五颜六色，光彩照人。秋菊和妹子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一位蹬三轮车的车夫盯上了这两个乡下来的妇女，张口就要四十五元车费，乡下人本就单纯善良，没有见过多少世面，还到三十元后就懵懵地上了车。人力车拉着姐妹俩转了好大一圈，在车上，秋菊和妹子依旧四处巡视着这以前没见过的城市街景。最后经一位好心的环卫工大姐告知被骗，城里很多车夫专门骗刚来城里的乡下人。秋菊遇到了善良的环卫工大姐这一段，触动很多人，张艺谋的细节描写处理很到位，秋菊也很是无奈，和妹子换上了一件自认为“潮”的衣服假装城市人，以防再次被骗。但是着装方面依然还是很土，这里既让人感到辛酸，又觉得很可笑，农村人的单纯和愚昧跃然纸上。在城里住旅馆这段，旅店老大爷非常善良，对秋菊打官司帮助了很多，告知秋菊应去找市公安局长，说市公安局长是好人，凭借着大爷的指点，秋菊顺利联系上了市公安局长。在描写秋菊进城找局长这一大段里，张艺谋用了大量远景、中景、近景的镜头，尤其以远景镜头居多，既展现了城市景象也向观众传递了乡下人与城里人的碰撞融合，秋菊遇上的有好人环卫工大姐、旅店大爷，也有坏人人力车夫，但是她依然善良，更加显示了乡下人特有的品质。虽然没见过大世面，但是“乡巴佬”依然是一处美的风景。张艺谋并没有描绘秋菊和市公安局长见面如何讨说法的镜头，而是在其见局长前和后做了镜头刻画，又更加将秋菊的善良淳朴展现出来，导演处理很巧妙。秋菊从市里回到家给丈夫和公公买的衣服，导演也做了镜头的描写，再次体现了农村的落后闭塞和秋菊的贤惠善良。第三次的裁决并没有让村长向他们道歉，态度依然蛮横，秋菊气不过，继续去市里找严局长，局长告诉秋菊应走法律程序。但是法院开庭的那天，秋菊才知道自己要告的居然是严局长，秋菊不愿意开庭，最后经局长劝解才知其中缘由，这里张艺谋刻画了一个不懂法的乡下人形象。带有点讽刺的意味在里面，中国农村人的愚昧与善良再次体现出来，令人啼笑皆非。为什么张艺谋总是强调“乡巴佬”这一视像，其强调这一视像的内涵意义在哪里?通过“乡巴佬”形象，我们看出张艺谋对农村和城市发展悬差的无奈，也看出张艺谋导演对乡下人淳朴善良的歌颂，并希望这种淳朴永远保持下去，而不会因为城市化而消磨殆尽。

4.结语

“乡土”二字是中国人最不能逃离的词，无论是评析文学作品，还是讨论电影作品，“乡土”都是中国人不变的话题，因为“从基层看去，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张艺谋电影中的“乡巴佬”是形容“乡土”文化中的乡下人群进入城市后，展现出的与城市文化格格不入的一类人。“乡巴佬”其实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首次碰撞的一种折射。研究张艺谋电影中“乡巴佬”形象其实就是研究中国“乡土”文化的一部分。张艺谋电影作品中的“乡巴佬”人物形象，有助于丰富张艺谋导演美学创作构思。张艺谋对“乡巴佬”的刻画，符合当时中国农村现状，客观现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农村状貌，为推动农村发展有积极意义。对张艺谋电影“乡土性”研究是一个很宏观的议题，这要基于文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众多理论内容。“乡巴佬”只是乡土文化的一个折射，也是张艺谋内心世界对质朴乡土的向往，其中可能不缺乏导演对乡土气息渲染的成分，但是依然能折射出当时中国的农村风貌。

【参考文献】：

[1]陈墨:张艺谋电影论[M]1995年06月第1版.

[2]李尔威:直面张艺谋[M]2002年01月第1版.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乡土中国范文篇9

关键词：闽东；菌菇品牌；包装设计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是乡土性的”[1]。中国大地上盛产丰富，农产品的包装设计，不能局限于传统，应加大对包装的整体图形、纹样、色彩、造型等设计要素进行个性化设计和特色化设计，让农产品的包装打动消费者，并注入情感诉求，以此增强亲和力，拉近消费者的距离，打动消费者，促进农产品的销售。文章以闽东地区的菌菇类农产品包装设计为例，在进行终端市场调研基础上，分析现状问题，提出优化策略。

1闽东菌菇类品牌包装设计市场调查

闽东地处福建省东北部，以宁德地区为主，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自然环境资源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宁德菌菇类的银耳、黑木耳为名优产品，古宁德的田县被誉为“中国食用菌之都”。闽东菌菇类产品较为多元，有食药菌耳类的木耳、银耳、桂花耳等；有非褶菌类的猴头菌、灵芝等；有伞菌类的平菇、香菇、草菇等种类较多。闽东地区菌菇类品牌的包装设计，从线下超市与卖场、线上（京东、一号店、苏宁易购等）进行分析发现：线上菌菇类产品的包装主色调丰富多样化、外包装图案运用插画和摄影为主的装潢、开窗式塑料透明包装结构类型等，主要以视觉感官为主；农产品种类多样且更丰富，但品牌杂乱。线下福州各大超市与卖场实地调查发现“绿标永辉超市”农产品主要以湖心泉、双福、方家铺子、天趣这四个品牌为主，这四个品牌中，田趣的包装形式较为多样化，分为26g单朵塑料包装、120g罐装和整袋装，克数和产品种类（整朵和叶华）不同，价格也有所差异；湖心泉、双福、方家铺子在包装设计中，基本都是采用透明的塑料包装，色彩上基本采用的是红褐色为主的暖色调；新华都超市，主要以绿帝、银庭、惠享这三种为主，沃尔玛山姆会员店主要是自营品牌；线下与线上相比较其体验感更强，更直观。

2闽东菌菇类品牌包装设计存在问题

2.1乡土文化内涵薄弱。在品牌中注入地域乡土文化是当地乡土农产品的灵魂所在；乡土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突出了未来设计对消费者情感的关怀服务设计[2]。但目前闽东菌菇类品牌包装大多乡土文化内涵薄弱，乡土元素运用较少，以福建宁德地区古田的菌菇特产为例，它拥有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同时古田县又是“中国食用菌之都”“银耳之乡”，但闽东地区多元文化与赫赫有名的头衔未能在包装设计中加以体现。图案较多采用摄影手法的实物照片，存在缺少乡土元素的运用，地域特色不明显，艺术性不足，视觉冲击力较弱等问题。2.2品牌包装设计类型单一。闽东乡村企业对品牌包装的材料、工艺要求偏低，菌菇类产品的包装仅限于简单的包装形式，在材料与工艺的选用上常用塑料袋、简装袋、塑封袋等材料，缺少对不同菌菇类的产品实行不同造型、材料与印刷工艺的设计。如在市场流通中的福建银耳品牌主要有福建盛耳食品有限公司的“盛耳”品牌、福建省古田县大丰工贸有限公司的“八荒”，莆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方家铺子”，厦门绿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的“绿帝”，古田康宏食品有限公司“古宏”等品牌包装。在这些品牌的产品包装中大多采用不同克数、不同工艺的塑料材质，以不透明包装材料偏多，品牌包装设计类型单一化。

3闽东菌菇品牌包装设计策略

3.1融入乡土文化内涵。闽东地区具有丰厚的自然、历史、文化资源，以畲族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等，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3]。其中，畲族文化在闽东地区是全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地，其畲族民风淳朴，山歌文化（农历三月三）、红色文化、婚嫁文化、服饰文化（服饰纹样）等占据着重要位置。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美丽乡村建设，菌菇类的包装设计融入闽东地域畲族文化，能形成品牌的差异性，具备地域文化传播、协同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3.2丰富包装设计类型。包装设计类型的差异性与丰富性呈现容易使消费者产生好感，所以“求新”使农产品的外在包装设计区别于消费者以往看到的，可以刺激消费者的固化联想，让农产品的形象停留在消费者心中[4]。可针对老中青不同年龄人群定制不同的包装设计，还可以设计不同形式的组合包装迎合市场需求，为消费者展示全新的视觉效果，迎合不同的消费对象及服务群体。同时，将不同的菌菇产品进行分类，分出精选，特级、初级、特优、野生等并进行组合包装设计，使其消费形态多样化，丰富其产品的包装设计形式。另外，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对市场需求进行细分，增强市场占有率。

4闽东菌菇品牌包装设计实践

4.1“行走村落”文案构思。本文以闽东菌菇产品“行走村落”品牌包装设计为例，构建“行走村落”品牌名称，源于寻回天然本味食材，行走村落中，寻回天然本味之意，是其固有的品牌创意思路。因此，在标志设计创意中，“行走村落”用字体笔划与闽东古田地区村落的屋檐同构，加上无衬线的英文字体，直接点题达意。在品牌名称的文化构建中，加入情感化的设计，用留住乡愁实现品牌定位，增强品牌的文化内涵，采用叙事性的故事方式成为农产品品牌包装文化构建的有效方法。利用叙事性来增强品牌的内涵，注入文化情感，关联消费者的情感记忆，让品牌有血有肉地表达品牌的文化。同时，乡愁也是“行走村落”品牌的核心价值与理念，找寻到乡愁之记忆，品牌故事：有一种味道叫乡愁，有一种乡愁叫小时候，有限的味道，存放于无限的记忆里，一次次的出发，行走村落，记住乡愁的味道。通过文化的构建提升了品牌的形象。品牌包装中的文案为：乡愁，是村落久违的银耳羹，浓浓稠稠家乡味。正好体现了产品的情感定位，象征着浓厚的地域特色。4.2图形设计。闽东地域文化是“行走村落”品牌设计特色的文化源泉，具备了浓郁的文化品牌定位基础。可以借助畲村民族特色文化推动畲村的经济发展，成为品牌文化提升的重要创新点[5]。“行走村落”包装设计中的图形设计，可采用地域文化元素――建筑形态作为主要创意，用乡土气息浓郁的版画艺术形式来表现畲族地域风情，建筑为错落有致的乡村村落风貌；整体包装设计以红色系为主色调，表现民风同时也体现了闽东宁德地区的红色文化。“行走村落”之宁德古田滑子菇，包装设计中的图形设计创意主要运用畲族乡村之景色――榕树、畲山与其乡村村落建筑共同构成主要画面。画面采用版画艺术手法，主画面中的榕树用黑色来表现，而黄色雕刻手法来表现树干。远处的山、村落建筑与树产生了大小强烈的对比关系，村落建筑通过黑白两色来增强层次关系。4.3类型设计。4.3.1根据菌菇产品等级进行包装设计。如菌菇种类里面，红菇因其营养丰富，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等功效，并且生长环境要求极高，采摘不易等造成其成本偏高，其包装设计适合高档品牌的礼盒装。人工种植的银耳与黑木耳可根据品质进行分等级的包装设计，以适应不同人群对产品的需求，可以选用不同的包装材料加以区分，以同品牌的不同包装材料、形态、造型及颜色等设计要点作为品牌营销的重要环节，促成品牌效应的目的。4.3.2依菌菇类别进行组合包装设计针对多品种的菌菇产品进行组合包装销售，以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系列化菌菇类包装设计，来适应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同时还可以搭配不同饮食需求的药膳材料，分小袋包装来适应养生与个性化需求的年轻消费者。还设计采用多边形的异型包装，用增加结构设计的多样性将同一品牌中的不同产品（银耳、黑木耳、香菇等）组合装入，以此丰富包装设计的形式。4.3.3礼品包装设计。在菌菇类礼品包装设计中，从“礼”入手，凸显品牌的文化与地域特色，礼品包装应综合思考，从多方位、多角度将“行走村落”品牌形象与视觉语言相结合来凸显特色。礼品包装设计在品牌中需要建立视觉统一性，可以以叙事的方式，以畲族的吉祥文化为依托，在图形设计上可以采用畲族剪纸艺术手法通过叙事性的主题表现地域乡土文化，营造出远处的山、村落建筑在太阳的映射下，产生喜庆和谐的闽东美景，让消费者产生视觉的愉悦感。

5结语

设计是生产力，可以服务于乡村的经济。因此应充分利用包装设计的专业优势，结合闽东地区乡土农产品的特色属性，加大对地域文化的挖掘与利用，合理科学地对闽东地区古田菌菇产品的包装设计进行品牌定位，以品牌包装设计为突破口，提升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闽东地区菌菇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副产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带动闽东本土产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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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丁伟，陈烈胜，李宏程．乡土元素在“喫过咪”红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包装工程，2019，40（24）：121-126．

[3]贠阿明．红色文化景观设计探索――以晋绥边区文化主题公园为例[D]．山西大学，2013．

[4]陈立民，苟潇冉．新零售市场中农产品包装设计研究[J]．工业设计，2019（04）：90-91．

乡土中国范文篇10

【关键词】乡村传播；“李子柒现象”；劳动；土地；乡土文化

截至2020年12月，李子柒微博粉丝已突破2700万，YouTube订阅者数量也于当年4月突破1000万——成为该视频号全球首个粉丝破千万的中文创作者。其的很多短视频都构成了“现象级传播”——累计千万次以上的播放量，不少视频达到“亿级流量”，形成自媒体传播的“李子柒现象”。这些短视频以乡土文化为主线、以农家劳动为呈现，围绕农村衣食住行渐次展开，成为海内外受众进一步认识中国乡村、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在重塑乡村传播结构、推动乡村传播转型的背景下，“李子柒现象”为推动乡村传播向劳动的回归提供了新的参考和思路。

一、被忽略的劳动：乡村传播研究的范式偏见及影响

李子柒的短视频与其说依靠精美的视频制作和诗意的田园生活呈现满足了受众对美丽乡村的想象和向往，不如说它抓住并回归了乡村传播的本源——劳动和基于劳动编织的乡村社会关系。1.西方范式对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的影响。“乡村传播主要有传播发展与社会人类学两种范式”[1]，两种范式的操作支撑分别是媒介和文化。但需要指出的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劳动本身创造了媒介和交往，物质生产劳动和人与人的交往共同构成了整个人类实践活动。考虑到文化本身也是人类劳动和交往的产物，抛开劳动谈媒介和文化容易导致乡村传播研究的媒介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一开始就被乡村传播研究忽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与发展总体上也没有超越实用主义和工具哲学的局限，更是从侧面印证了媒介的大行其道和劳动的缺位。受西方研究范式的影响，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乡村传播研究主要涉及落后地区农村广播电视现状、少数民族地区媒介接触和使用情状、大众传播对农民思想状况的影响等。直到最近十年（2010—2019），乡村传播的研究依然以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素养、公共性等关键词为主，研究重点偏向乡村主体和媒介使用。不难发现，我国近四十年来的乡村传播研究有着两个重要的逻辑支点即媒介和符号。媒介是乡村传播的技术载体，是乡村传播研究的信息起点。不同技术形态的媒介接触与使用状况及其对农民思想状况、农村传统文化、农业结构形态的冲击和影响，一直是乡村传播关注的重点。符号是乡村传播的文化载体，是乡村传播研究的传统支撑。号子、鞭炮、钟声、庙会、祠堂乃至有关生老病死的各种仪式，都是符号化的乡村传播，延续着乡土社会的根与魂，是与现代传播并行不悖的记忆传承。2.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的技术困惑。技术推动的乡村传播是否在农民交往层面有效解决了农村问题？显然目前我们不能给予肯定的回答。至少2010年“两位云南青年与一位浙江缙云县青年通过网络相约自杀的故事”让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产生了强烈的把批判研究落实到‘地面’和‘村庄’的学术冲动”[2]，推动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转向，并成立“缙云河阳乡村研究院”作为推进乡村传播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显然大家更多关注“农民有了手机”这一媒介掌握现状，而对“手机之后要什么”的传播趋势和传播问题关注不够。政府推动“电视下乡”和“宽带下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乡村建设，但可能会在客观层面上造成实践的自我误认——信息视野开阔的农民开始抛弃土地逃离农村，到灯红酒绿的城市讨生活，毕竟“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在现代传播介入面前趋于瓦解，维系乡村传统的人际传播仅能满足乡村居民的情感和安全需求，已然不能提供关于未来生活的想象”[3]。技术支撑的乡村传播，仍然面临现实的问题和困惑。3.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反思。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人数最多的乡土区域和意涵最丰富的传播实践。但遗憾的是，国际层面的乡村传播研究很少有来自中国的原创新理论或概念贡献。因此，源于西方的发展传播学若要真正解决中国的乡村传播问题，必须跳出“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进一步与传统乡土社会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彰显乡村传播深厚而独特的乡土底蕴和马克思主义底色。在此背景下，以“乡土中国”为背景的“李子柒现象”能够在城市传播主导的媒介环境下实现乡村传播的“逆袭”，并引起海内外粉丝的强烈反响，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和突破。其背后的传播因素，值得深入探讨。

二、乡村传播密码：“李子柒现象”的三个关键词

在当前媒介和技术导向的乡村传播中，独特的“传播密码”才是“李子柒现象”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1.农业劳动。劳动是农民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首先将劳动界定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指出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也就是说“对社会存在（socialbeing）及历史而言，劳动是社会与自然持续进行的代谢机制的基本条件”[5]。人类劳动本身即为传播，它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身的对话与沟通。同时，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和使用媒介以更好地服务生产和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与“传播”是一体的两面，无法真正分开。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专业分工的细化，“‘劳心’（intellectual）与‘劳力’（manual）的分离也同时出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播研究开始扩张至心力分流所沉积出来的概念空间”[6]。鉴于传播研究更多地掌握在所谓“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等“劳心者”手中，“劳动”被逐渐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大众传播的兴起更使“劳动”与“低端”“愚昧”“落后”等具有负面指向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因此，不管城市传播还是乡村传播，大家很难联想或看到具体的、实在的体力劳·64·动。然而，“李子柒现象”点亮了传播研究和实践的历史盲点，将生动形象的农业劳动及其场景呈现在大家眼前，让人耳目一新。其的视频绝大多数涉及具体的农业劳动：耕种、砍柴、食品和手工艺品制作……即便“笔墨纸砚，中国的文房四宝”这一文化属性极强的短视频中也能看到竹子的锯、裁、夹、烤等诸多劳动元素。对集团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见惯不怪的海外或国内城市粉丝来说，李子柒可视化、近乎原始化的农业劳动显然比普通的宣传报道更能满足他们对中国乡村的浪漫想象。2.农村土地。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从劳动开始的，“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7]。“土地既为劳动对象，劳动实现后的劳动产品有了所有关系，作为劳动实现条件的土地，也因此有了所有关系的出现”[8]，换句话说，在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农村土地决定了农民交往关系，毕竟对土地的占有和经营，决定着农民在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地位。农民交往，从社会关系的层面构成了乡村传播的全部。因此，目光锁定在农村土地上就牵住了乡村传播的“牛鼻子”。李子柒所的短视频中，随处可见的水稻、荷花、竹林、溪流等充斥荧屏，构成了和美大地的生态呈现。其本人则成为广袤土地的斑斓点缀，共同营造了“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乡村意境，契合了人们对美好乡村的向往。因此，单一短视频的一级传播和次级传播效果惊人也就不足为奇了。3.乡土文化。“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9]，对于乡土社会而言，社会共同经验是农民一代代传下来的关于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历经时间的考验而经久流传。这些生存和发展智慧背后是农民的体力或脑力的劳动。一定意义上讲，乡土文化是农业劳动作用于农村土地以及基于该作用关系而衍生出的思想产品，是中华民族异于世界其它民族的思想基因，在乡村传播中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存在。若乡村传播中偏重媒介而忽略乡土文化，反而成了“阿喀琉斯之踵”。李子柒的视频起始字幕上会标示四季的轮回和二十四节气，需要对话的时候也多为四川方言，视频主题关乎蓝花布印染、螺蛳粉制作、木活字印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很多，关乎春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的同样不少。作为一款主打美食的视频号，笋壳粽子、缙云烧饼、玲珑熟醉蟹等一年四季美食的制作更将中华传统美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乡土文化，是“李子柒现象”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三、立足中国实践：“李子柒现象”的乡村传播启示

乡村传播是国家战略传播的重要组成，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领域支撑。这就要求乡村传播关系的构建既要满足社会现实的关照，又要坚守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价值底线。“李子柒现象”在两个层面上都能为当下的乡村传播及其研究提供有益启示。1.乡村传播要推动劳动的回归。“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乡村传播向劳动的回归能够打破几十年来传播研究的思维惯性，实现由西方中心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向的转换。具体来讲，有三个方面的社会历史意义：一是劳动的回归有利于统合传播领域“劳心”与“劳力”的分野，推动传播视角下的基于薪资契约的劳动与家务劳动和农民生产处于同等的位置，对资本主义在历史进程中的狂野奔腾是一种制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乡村传播成为乡村自身的传播，而不是城市对乡村的传播。二是劳动的回归意味着农民劳动价值的再现——这也是党中央、国务院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价值考量，对于传播农民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正面形象、扭转农民乡村传播主体的弱势地位大有裨益。三是劳动的回归有利于缓解当前因信息传播与乡村社会发展不协调所引起的年轻一代农民的心理失衡，一定程度上阻止因农民向城市的无节制流动而带来的农村“空心化”加剧的潜在风险。2.乡村传播要重视土地的联结功能。“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土’是他们的命根”[10]。农民劳动的实现，生产和生活的进行都必须以土地为联结。“一直在某一块土地上劳动，一个人就会熟悉这块土地，这也是对土地产生个人感情的原因”[11]。因为地权或地界纠纷，伤了感情以致大打出手的比比皆是——这也是农民交往的一个面向。甚至可以说，农民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围绕或基于土地而开展的交往活动，因为土地制度的使用形态直接决定着农民的交往形态。在这里，土地联结了东西南北和上下左右。从土地着手，也许是推进乡村传播的新的切入点，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政策提供了农民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交往场域，进行了基于集体劳动和个体劳动的农民交往实践，构成了乡村传播的历史记忆。新形势下，基于土地流转而生成的合作劳动方兴未艾，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给农民交往带来新的体验或挑战，带来了乡村传播的新面向，值得深入思考。3.乡村传播要传承乡土文化。对于乡土文化来说，互联网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乡土文化可以借由现代传播技术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甚至使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影像记录和解说，精准还原其中的每一个过程和环节。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对乡土文化的传播在满足人们对“乡”这一传统地域概念好奇和想象的同时，也将其“土”的一面和盘托出。正是这份“土性”或“土气”与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难以兼容，使其在传播层面上始终处于被嘲讽或压制的局面，这反过来又会促使更多的农民逃离土地，形成恶性循环。另外，传播技术的发展拓宽了空间的概念，互联网新媒体的介入使得彰显乡土文化的一些活动或仪式可以在虚拟空间举办，同样亲人们的团聚也不一定非得需要实体空间。看似方便了生活，然而传播技术对乡土文化的隐性侵蚀和消解显然被“农村现代化”的光芒给遮蔽了，甚至于农民可以在乡土文化的危机中致敬着“新文化”也就是工业文化的到来。因此，乡村传播不能仅仅站在所谓“客观”和“中立”的视角研究建立在农民媒介接触与使用基础上的传播关系，还要做乡土文化的“守望者”，并在乡村传播实践中传承乡土文化。总之，“李子柒现象”在当前媒介环境中是一个商业性的社会存在，其视频号的以乡村为主题的视频，主要传播区域显然不在乡村，主要传播对象也不必然是农民。基于“李子柒现象”分析乡村传播中的劳动、土地和乡土文化，并非刻意渲染其传播的公益性，而是为了找回这些被遗忘或是没引起足够重视的“矿藏”——它们才是驱动农民交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源。通过对农民劳动、农村土地和乡土文化的关注，探索乡村传播的劳动本源、土地联结和文化支撑，进一步丰富乡村传播研究的内涵和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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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中国土地制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