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范文10篇

农村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对GDP的近乎偏执的狂热追求。作为经济基础的基础的农业生产，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而城市化、工业化甚至人为制造出来的所谓“经济增长点”则可以给GDP增光添彩，农村、农业自然被淡化了，边缘化了。而“经济发展主宰一切的社会里，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必然导致文化的边缘化，导致乡村文化本身的虚化，这在今天实际上已越来越成了一个隐在的，却可以说是危机重重、事关乡村社会生存命脉的大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乡村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是整体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话。”［3］正因如此，尽管“中国农民当前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可能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中国农民的相对收入降低，主体性地位没有了，人生意义被打碎了，而且生活的风险极大地增加了。”［4］靳勒的《艺术村庄》用访谈的形式，真实记录了农村、农民的生活、思想、情感世界。从恶劣的自然生态、生产环境，到“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经济状况，从青年人被迫外出打工到乡村社会的萧条景象，到功利化宗教信仰的卷土重来，到乡村治理的虚化与腐败，再到村民对乡村发展前景透露出的迷茫和担忧，这一切无不深刻映射出农村萧条、边缘化的基本事实。农业、农村、农民，正处在生死攸关的危机之中。正因如此，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包括国家领导人，相当普遍地喊出了“三农问题”，呼吁重新建设乡村。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及政府更是作出了具体安排，大张旗鼓地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乡村的重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建设问题。它首先要求我们整个社会对发展理念，尤其是对现代化的想像发生根本性转变。乡土中国的重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绝不是向城市化、工业化靠拢，绝不是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高污染、高能耗”的生活方式靠拢。同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传统乡村文明有它独特合理优良的因素存在。“传统乡村文化之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韵味，正在于其蕴含的泥土般的厚重、自然、淳朴而不乏温情的生存姿态。”［3］而今天我们建设的现代化乡村文明，更应该结合科学合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社会、文化重建为主体，在有九亿农民内在动力推动的情况下，进行一场以和谐发展、幸福生活为目的的生活方式的建设。其核心在于恢复乡村文化的自信心，重建乡村作为社会文化有机存在的尊严，使其以区别于城市文明的独特的生命意义、生活意义、文化意义而存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条“自上而下”解决当代中国“三农”困境的有效途径，也是一条官方的政治途径，应该说这是国家意识下的民族自觉。在这个意义上讲，亦是国家意识对乡土中国的一次改造，一次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这种尝试或探索或实践更多的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更多的基于政权建设，而不是一种社会建设，一种文化建设，没有摆脱把乡土中国“城镇化”、“小工业化”的思维定势。这正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竭力避免的。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现代化的想像，不能改变对发展理念的认识，最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只能是再造一些并不适合乡村生活的城市化住房，走一些劳民伤财的过场，甚至造成对乡土中国的再一次雪上加霜的破坏。《艺术村庄》则提供了乡土中国重建中的另一条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的可能性，并且，已经显示出农民“自觉、自发、自创、自治”的特点，展现出中国当代农民秉承祖先“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魅力。而“地方的魅力，事实上是由于居住在这土地上的人的魅力而产生出来的。”［5］同样，我们必须指出，乡土中国建设中这条“自下而上”的路径，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梁漱溟、晏阳初等一大批知识分子通过“浑融一体，共谋发展”探索过，实践过，也总结出了深刻的理论成果，《乡村建设理论》便是最好的证明。只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历史大环境，更多的集中在救亡运动、主义之争、政权争夺的宏大叙事中，真正的乡土中国的建设还远远没有也不可能被提升到国计民生、文明创建的高度来对待。但“乡村建设”运动对我们今天进行的乡土中国的重建意义重大，它的启示有：一是“村里人自己要动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在“有九亿农民内在动力”的情况下进行乡土中国的重建，不能“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二是知识分子与村民们“浑融一体，共谋发展”。“贤士之‘智’”与“乡民之‘仁’”相互砥砺，共同建设。三是当代乡土中国的重建，目的不仅仅是改变现状，不是拾遗补缺，而是基于“自觉和创造”的目的，基于对科学合理、和谐幸福、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自觉认同和对人类社会文明模式的创造意识和热情，最后的指向是包括9亿农民在内延及知识分子以及全体13亿中国人对人的尊严的自觉和提升。靳勒的《艺术村庄》记录了乡土中国建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条路径在同一个基点———中国甘肃秦安石节子村———的交汇与碰撞，证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急迫性，也重生了梁漱溟们对乡土中国的希望和憧憬。艺术家们和村民的互动一次次生动而具体的证明了苦难的乡土中国数千万年一脉相承的勤劳、质朴、勇敢、活力和魅力。实际上，在乡土中国重建的道路上，我们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我们不仅有“前车之覆”，“殷鉴不远”的便利，而且还有“他山之石”可资借鉴。我们的东邻日本，曾经在追求所谓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了乡土农村的大萧条、大衰败，那些乡村痛苦的死亡过程，在日本民众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和阴影。那时的日本人无可奈何，只能承受这被认为是现代化征途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我们的幸运在于，我们知道这种情形并非在劫难逃，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化解、纠正、超越这种可能性，并且建设更美好更和谐更体现人类智慧的家园。这种情形反而成了促进人类及其文明升华和飞跃的跳板。日本人不幸的承受了文明“硬着陆”的痛苦，当然，我们绝不能小看日本人，他们并非一无所获，他们以牺牲和痛苦认识到故乡的魅力，认识到“故乡，不是用来逃离的，故乡不应仅仅是游子遥远的乡思寄托，而是乡民们活生生的乡土再造；它并不单是老者的安身立命之处，更是年轻人实现美好愿望的实践场所，他们的情感与行为好似自然地从土地里生长出来，是一个‘人生向上’（梁漱溟语）的创造过程。”［6］

日本人西村辛夫的《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和借鉴。《艺术村庄》中石节子村重建的故事则完全源起于一个童话。2007年，艺术家艾未未、靳勒联手给了石节子村几位村民一个童话，一个取名《童话》的行为艺术。这是一个真正的童话，石节子村这几位村民，免费去了德国卡塞尔、敏斯特，参加了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他们做梦也做不到，一下子能去一个想都没想过，听都没听过的这么一个地方，最后他们去了”，“村子里神仙塔的道长担心回不来最后没有去，浪费了一个名额，等大家都回来了，他很后悔。”2007年冬，艺术家赵半狄和他的熊猫艺术团来到石节子村，和村民一起举办了一场山村春节联欢晚会。2008年2月9日，艺术家靳勒，这个石节子村出的“大人物”，被村民自发以直选的方式选举为村长。2008年，旅英女艺术家到石节子村和村民、孩子交流。2008年5月18日，石节子村民为“5•12”地震灾区自发捐款，筹集善款人民币2000元，由村长靳勒转交到文县肖家小学老校长和现任校长金文成手中。2008年10月，村民与艺术家一起到北京798艺术社区，举办《主人》艺术展，“人人成了艺术家”。2009年2月3日，“石节子艺术馆”开幕。石节子村走上了向艺术嬗变之路。石节子村民遭遇童话，经历童话，并开始追逐童话。石节子村民选举艺术家当自己的村长，让艺术为村庄的嬗变服务，让艺术为幸福生活服务！艺术，能够拯救村庄，能够带领石节子村民走向富裕、幸福的人生之路吗？热爱童话的人不沮丧，有梦想的人不寂寞。在乡土中国嬗变的大潮中，石节子村的“艺术村庄”只是一个个性鲜明独特的个案。平遥、周庄、鲁镇、千灯，则是另外一种模式。那里保存了历史和文化，深入了历史和文化，并且超越了历史文化，因而获得了成就感和幸福感。农民安金磊则是又一种模式。因为“安家的棉花对乡亲们来说，几乎就是一个神话”，因为安金磊关心自然农法，关心精耕细作，关心有机农业、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他的方向就是中国现代农业的方向。”［7］而收藏家蔡国强眼中的“农民达•芬奇”又是另一种模式。因为在江苏、安徽、四川、湖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宁夏、甘肃等等地方，蔡国强“收藏了很多农民造的潜水艇、直升机、飞碟、机器人”，“他们不管年纪多大，挣钱挣多少，每个人长得都好看，轮廓很清楚，眼睛很聪明很有神，很有信心，有幽默感。”［8］这是一片盛产童话、神话和梦想的热土。这就是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嬗变，“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充满创造力和对未知世界的开拓勇气的历史巨变。

本文作者：李胜利工作单位：西北大学

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农村人当然对乡村有着极为敏感的神经，只要谁敢侮辱农村人，我一定会站出来给于他最大批评。这就是我朴实的感情，农村人没有任何的不好，只是有点土罢了，对现代社会没有很深的了解罢了，这有什么呢。

当我看到有一本书是描写乡村的时候，我禁不住要去读一下，这是我最起码的准则。

我怀着对社会学极大的热情读了这本费老的《乡土中国》，读罢，感触颇深。正如费老所说，这本书是一种尝试，尝试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生动全面地展现了乡土中国的面貌。每一章都有很多感触，这里将分开阐述。

1、关于恋爱

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

《乡土中国》是学届公认的经典著作，它由14篇文章构成，总计7万余字，语言通俗简洁，生动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它还承载了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是学术著作中优秀的入门读物。因此，《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教学可以指导学生构建学术著作的阅读经验，掌握学术著作的阅读方法，并能学以致用，让学生关注到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但是此类学术性著作却让学生望而却步，一部分原因是高一学生对于有思辨性特点的学理性文章缺乏兴趣，更不用说一整本的学术性著作了。另外学生的阅读方法欠佳，使得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并且学生自主探究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强，拦阻了学生阅读积极性，影响了他们阅读思维能力的发展。通过高中语文学术类文本的阅读教学，引导学生拓展视野和思维空间，养成独立思考、质疑探究的习惯，增强思维的批判性、深刻性和灵敏度。因此为使学术型文本阅读真正达到改善学生阅读方式、提升批判与发现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以《乡土中国》导学课为例，我提出以下学术型文本阅读的教学策略。

一、采用问题探究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问题是思维的起点，有效的课堂提问是思维发展的驱动力。在学术类文本的阅读课中，教师通过精心的问题设计，用问题带动思维，让学生独立自主地思考、推理和探究，促使学生从浅层学习走向深度学习。因此，要在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精心设计教学问题，这才是关键。要引发学生提出质疑，可以采取问题探究法，即师生以围绕问题为中心，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评价总结的环节来组织课堂。比起其他文本教学，学术类文本阅读教学更强调使用问题探究法。比如，我在《乡土中国》导学课的导入阶段就实施了问题探究法。师:我们都知道，《乡土中国》这本书的研究焦点是“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但是我们以往所接触的都是“农村”这样的概念，为什么费孝通不说“农村中国”呢?生1:因为不好听。(笑)生2:字典上是这么解释的，农村的含义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我觉得农村可能和经济的关系更大。经济也是社会学的重要部分，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不会不知道吧?师:你提的问题很好，“农村”是个经济概念，作者为什么不使用呢?生:我们经常说“农村包围城市”，可想而知，农村是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经济生活方式，在《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后记的第一段写道:“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所以说，作者不想谈论经济问题，只想谈社会结构。师:那这个社会结构强调的应该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吧。结合我们的第一篇总论《乡土本色》，你能发现这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基于什么而建立的呢?生:土。《乡土本色》写的是关于“土”的思考，土字的基本含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师:人离不开土就变成了乡下人，那么社会就变了什么社会呢?生1: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生2: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生3: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生4:一个重“礼治”的社会。师:通过同学们的探究，我们了解到“乡土”这个词具有更多的文化内涵，它强调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特性。就如同“乡土情结”这个词，不单单是指物理空间上的“土地”，还是人和土地之间的一种紧密联系，从而使中国的乡土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通过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探究，在导入部分，抓住对标题的疑问，来促使学生对文本的思考，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带动学生敢于继续提问。接着便使学生聚焦于和“乡土”关系最密切的第一篇文章《乡土本色》，顺着“离不开土地”的思路，就把《乡土本色》的内容梳理了一遍，也为之后的整本书阅读奠定了交流讨论、质疑反思的良好氛围。问提探究法是一种有效而且高效的教学方法，它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质疑与探究能力，它的实施有利于激发学生踊跃地加入到课堂教学中，充分挖掘自主意识，这也凸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二、运用思维图示法锻炼学生的独创性思维

思维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一个文本的思考，可以通过语言来传达，但是单靠在规定时间回答的论证逻辑，往往不能够完全明晰思维的过程，如果语言能够结合视觉图示，进而在课堂中通过师生间的合作不断完善，那么，在看似统一的道路上，往往可以分出许多小径，辨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可以通过图形构建或具体化文字，帮助学生降低学习难度，使其形成主动、理性与系统的学习和思维习惯，促使其思维和智力的个性发展。比如，我在讲解《差序格局》里中西方两种不同的社交格局时使用的图示法。师:你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可以用图示表达出来吗?生1:有些人之间会有交集，就像两条直线会有交叉点，但有些人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集。生2: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处在一个圈子里的，无论如何，总会相遇，就像我们的朋友圈。生3: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远近的区别，相隔很远的人也可以做到“天涯若比邻”，即便在身旁的人也会“相逢应不识”，就像这样一幅图，在横坐标上，两人之间的距离无论是愈远还是愈近，在亲属关系上都是无限趋向于零的。师: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的看法都不相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这样描述过，西洋社会组织就像一捆捆柴，彼此之间分得清清楚楚，而我们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就像是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波纹，中心即是自己，波纹推及之处即发生关系、产生影响。谁能把这两种格局给画出来。生:在西方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且平等的个体，但都属于各种团体;而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格局中，自己即是中心，越向外推及，波纹越大，但影响越小。师:那老师问问你们，你们来到校园，是属于哪种格局呢?试着画出图示。生:我们在校园中，既有以自己为中心的朋友圈，又归属于不同的团体，比如我是12班的一员，我也是动漫社的一员，也是成语文化小说创作社的一员，我们分属于不同的团体，担当着不同的责任，但我也有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在校园里，这两种格局是并存的。学术类文本阅读是一种说理性文体。在每篇学术类文本语言的背后，都蕴藏着不同的思维流动。而将思维图示化是一种有效提高教学效率的方法，能够让学生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学生应积极地运用图示的方式来阅读文本，发展思维的独创性，将阅读中的知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真正做到知识的迁移，找出新颖的层次和交结点，在阅读中有所提高，有所收获。

三、利用教学活动提升学生思维的灵敏度

[摘要]村落学校作为中国乡村文化变迁中的嵌入者，因“文字下乡”而兴盛，因“离土中国”而迅速被撤并，出现“文字上移”的反向过程。这使村落学校面临着一连串问题：家长离土，学校离村，孩子离家，儿童离校。这些连锁问题导致村落学校建设发展处境艰难。化解这些问题可从以下方面努力：在国家层面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负担；学校布局调整要适可而止；整体规划设计村落学校的综合功能；理顺“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切实提高村落学校教师的待遇。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摘要：村落学校作为中国乡村文化变迁中的嵌入者，因“文字下乡”而兴盛，因“离土中国”而迅速被撤并，出现“文字上移”的反向过程。这使村落学校面临着一连串问题：家长离土，学校离村，孩子离家，儿童离校。这些连锁问题导致村落学校建设发展处境艰难。化解这些问题可从以下方面努力：在国家层面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负担；学校布局调整要适可而止；整体规划设计村落学校的综合功能；理顺“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切实提高村落学校教师的待遇。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一

根据一般流行的见解，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政治学的方面看，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从社会学的方面看，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而无论“人治”还是“礼治”，在今天都不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因为归根到底，它们只是另一种社会、另一个时代的范畴。在讲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现代社会里面，这些范畴既不具有正当性，也无法成为一种积极的精神资源。对繁复的社会事实进行分类和概括，这是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的一种基本手段；而且，把传统的中国社会定义为所谓“人治”的社会或者“礼治”的社会，恐怕也不能说是错误。不过，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确实面临着某种危险，那就是把对象简单化和将概念绝对化。事实上，作为一种日常话语实践，“礼治”与“法治”这样一对概念的运用，已经具有某种绝对的意味，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人们对这样两种社会和秩序所作的截然划分上，也表现在他们对这种区分后面的支持性理论的不自觉上面。为了揭示这种状况，我将从分析一个社会学家所建构的颇具影响的社会模式入手，通过将相关概念语境化和相对化的办法，达到对这些概念以及概念后面的理论的反思，重新把握被遮蔽的社会现实。

二

本文所要讨论的“礼治秩序”的概念出自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注：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一书中，费氏试图从中国本土社会里面提炼出一些概念，并用它们来勾画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这些概念包括“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等等。在费氏看来，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或者，用社会学家的话说，是所谓“礼俗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面，人们安土重迁，其生活富于地方性。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人们彼此熟悉，因此，这又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页。）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规矩不是法律，而是‘习’出来的礼俗”，（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页。）换言之，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在许多方面与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同的。正是着眼于这一点，费氏不以“人”、“法”二字区分“人治”与“法治”，而把它们的分别确定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上面。从这里，便产生了“礼治秩序”的说法。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治村者的品性和能力，区分出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能人型的四中理想类型村治型态。讨论了村庄性质、民主制度和治村者的互动关系，认为在当前村庄舆论大多解体、村集体经济资源普遍匮乏的背景下，治村者个人品性和能力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又成为推动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变动的制度力量。本文试图初步描画村治理型态循环的一般图景。

关键词：村民自治村治型态村治的循环乡土政治

中国人特别关心由谁来治理村庄，因此有“能人治村”和“恶人治村”之说。的确，不同能力和品性的人治理村庄，会有相当不同的结果。自1987《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试行，特别是1998年正式颁布实施以来，按法律规定，村干部应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选举什么样的人上来当村干部，就产生了什么样的村级治理型态。因为村庄社会面对的问题及村庄社会内在性质的差异，在选举和治村型态上，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本文试图讨论这种关系。

一、村级治理的四种型态

我们习惯说“能人治村”或“恶人治村”，是以村干部个人的品性和治村能力来评论村级治理的型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区分出四种相当不同的村级治理型态，即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和能人型村治。好人是从治村干部的品性上讲的，一般具有良好人品和人缘，不愿随意用粗暴的手段去惩治村中任何一个村民，也缺乏让一般村民畏惧的个人力量。正因为好人不愿惩治村民，对于村中一些不良倾向与行为不闻不问，害怕得罪村民，而被村民称为“老好人”。好人治村的优点在于，他一般不会化公为私，谋求私利，他也不会在村中为非作歹，他因为缺乏足够的个人魄力而不会给村庄造成个人决断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好人治村也有不足，其中最糟糕之处是好人往往迁就村中恶行，缺乏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也没有抵制村中不良势力的个人魄力。总体来讲，好人治村，因为个人能力和性格上的特点，他很难为村民创造额外的公共收益，一般也不会损害村民已有的公益。好人治村，无所作为，无为而治。

与好人相对应的是强人。强人也是从品性上讲的，性格强悍之人，这样的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与村中不良倾向作斗争，他往往具有令一般村民畏惧的健壮身体、社会关系或暴烈个性。强人治村的好处是他敢于碰硬，在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下，他敢于惩罚那些有损全村公益的行为和村民，他通过减少村中少数人的收益，而创造于全体村民更多的收益。

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中的领军人物，对中国新时期乃至于往后的电影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张艺谋的电影极大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电影获得世界重要奖项的空白，为世界影坛贡献了诸多优秀的中国电影。张艺谋最开始的银幕之旅是从张军钊导演的电影《一个和八个》开始的，他是这部电影的摄影师，影片由于摄影风格大胆独特，镜头设计独具匠心获得了1984年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奖。之后，张艺谋担任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黄土地》的摄影师，该片获得了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由此看来，张艺谋在摄影方面是极其有天赋的。在这之后，张艺谋从摄影转向演员后转向导演，这些职能的转变对后来张艺谋导演的创作能力发挥着重大作用。

1.“乡巴佬”与张艺谋

早期电影“乡巴佬”的概念是指见识面少、无知或过时土气的人，又指笨拙、迟钝又粗俗的乡下人。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进程加快，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彼时的中国农村落后闭塞，乡土味很重，“乡巴佬”气息浓厚。在张艺谋早期的农村题材电影中，乡土气息和“乡巴佬”人物角色随处可见。例如《红高粱》中浓郁的山东高密乡村景象；《秋菊打官司》中去市里讨说法的秋菊和妹子；《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先后来到上海滩的小金宝和水生；《一个都不能少》中踏入县城的教师魏敏芝与学生张慧科。电影《红高粱》是张艺谋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于1987年上映。该片讲述了男女主人公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后成功经营了一家酒坊，但在日军侵略战争中，女主人和伙计因抵抗日军而英勇牺牲的故事。《红高粱》凭借优良的剧作和导演构思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及其他众多国际奖项。《红高粱》的巨大成功让本小有名气的张艺谋一炮成名。电影《红高粱》是以抗战时期的山东高密为背景，对高粱地、黄土、黄沙等景象做了刻画，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乡土中国跃然纸上。在《红高粱》中，导演运用山东高粱地特有的红以及漫天黄土尘沙来衬托人物的命运走向，如史诗般壮烈。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上，男主人公粗糙豪放，与女人公的细腻英勇形成对比。张艺谋在构思《红高粱》时，他的镜头主要围绕高密乡土景色来衬托高粱地人物命运，“乡巴佬”这一角色并没有特别鲜明地出现在他的这部电影的构思之中。但是《红高粱》中特有的景色描写，依然为其典型的乡村题材作品。1992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上映，导演采取纪实风格，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的半纪录片式的手法，描绘了当时中国陕西特有的农村风貌和城镇景象。导演选取当时中国陕西的一个小山村为背景，女主人秋菊因不满丈夫被村长踢下体而不得说法，遂去乡里、县城、市里讨要说法的故事。在影片中，来自农村的秋菊为了讨个说法，带着妹子几经辗转乡里、县城，最后到市里，“乡巴佬”在这一系列地理位置的转变过程中被导演形象逼真地展现出来，导演不仅想表达农村人物的真善美，也展现了城镇变迁之迅速，讴歌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坚强和朴实，导演有自己独特的构思。本文将在之后的段落中对有关情节作详细阐述。1995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上映，该片以1930年代波云诡谲的大上海为背景，描绘了在这片繁华与阴谋密布的上海滩上众多人物命运的故事。影片以乡下来的小主人公唐水生为第一视角，初来乍到繁华的上海滩，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华丽景象，眼睛里有好奇也有喜悦。之后水生被安排为巩俐饰演的“歌舞皇后”小金宝的跟班，由于手脚不太麻利，被小金宝骂是乡下来的小“乡巴佬”，影片中“乡巴佬”第一次通过巩俐的台词提及。随着情节的发展，小金宝对水生敞开心扉，说自己小的时候也是一个“乡巴佬”，导演意图刻画小金宝本也是一个善良纯洁的乡下女子。张艺谋通过“乡巴佬”的形象刻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十年代上海的纸醉金迷与阴险狡诈，也展现了乡下人的善良纯真的本性。1998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上映，该片采用纪录片式的风格拍摄，是张艺谋唯一一部全部采用非职业演员拍摄的电影作品。导演围绕落后乡村地区的教育展开，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揭示了农村贫穷与落后的现状。在《一个都不能少》中，由于水泉小学无人授课，村长想法子拉来只上过小学的魏敏芝来给孩子们上课。高老师临行前，特意交待魏敏芝学生一个都不能少，但是学生张慧科因家庭困难不得不去县城打工，为了信守承诺，魏敏芝决定进县城找学生张慧科，尽管遭遇重重阻拦也坚决不放弃。在寻找的过程中，这位小老师从乡下到城里的路途中，以及在城里遭受的一切，从侧面显现出了农村人与城市的“格格不入”，导演再次呈现这种“乡巴佬”形象，并不是向大家展示农村人的愚昧无知，而是更加深刻地反映了农村人的倔强、善良、天真的本性。导演通过“乡巴佬”的形象刻画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以及对农村落后教育的关注。在张艺谋众多的乡村题材电影中，“乡巴佬”角色形象贯穿始终。可见，张艺谋对中国农村和农村人的深爱，以及对落后乡村的同情。研究这一角色形象的导演美学构思对张艺谋导演创作理论完善的意义可见一斑。

2.“乡巴佬”与当时中国现状

“乡巴佬”是中国“乡土性”的一个侧面表达具象，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化符号，是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碰撞的产物。“乡巴佬”一词浓缩了九十年代中国农村与城市的现状。张艺谋的早期电影作品无一不是一部20世纪末的中国发展史呈现。在其电影场景中展现“乡巴佬”这一概念，和张艺谋乡土电影的表达是离不开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伴随着互联网在全世界范围的普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的中国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城市的发展尤其显著。在经历过70年代末的结束和1978年的拨乱反正，中国的发展步入了正轨，百废待兴。但是当时的农村依然非常落后，中国的城市发展迅速，农村人的“土”和城市人的“潮”，农村生活的艰苦和城市生活的富足，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和城市高楼耸立、交通发达，对比明显，落差悬殊之大。电影界的艺术工作者们活跃在电影前线，面对当前中国的国情现状，第五代导演应运而生，他们的创作激情空前高涨。极力想用电影来展现这个刚刚挣脱束缚，跃跃欲试的中国。张艺谋以及其他第五代导演在这种环境之下，创作了一部部经典作品，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形象。

3.《秋菊打官司》中“乡巴佬”形象的美学探析

摘要：闽东地区菌菇类产品丰富，但菌菇品牌包装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文章通过市场调研，分析闽东菌菇品牌包装设计的存在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最后以文案构思、图形设计、类型设计等赋予实践。以期提升农产品菌菇类的品牌形象，推动闽东本土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闽东区域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闽东；菌菇品牌；包装设计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是乡土性的”[1]。中国大地上盛产丰富，农产品的包装设计，不能局限于传统，应加大对包装的整体图形、纹样、色彩、造型等设计要素进行个性化设计和特色化设计，让农产品的包装打动消费者，并注入情感诉求，以此增强亲和力，拉近消费者的距离，打动消费者，促进农产品的销售。文章以闽东地区的菌菇类农产品包装设计为例，在进行终端市场调研基础上，分析现状问题，提出优化策略。

1闽东菌菇类品牌包装设计市场调查

闽东地处福建省东北部，以宁德地区为主，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自然环境资源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宁德菌菇类的银耳、黑木耳为名优产品，古宁德的田县被誉为“中国食用菌之都”。闽东菌菇类产品较为多元，有食药菌耳类的木耳、银耳、桂花耳等；有非褶菌类的猴头菌、灵芝等；有伞菌类的平菇、香菇、草菇等种类较多。闽东地区菌菇类品牌的包装设计，从线下超市与卖场、线上（京东、一号店、苏宁易购等）进行分析发现：线上菌菇类产品的包装主色调丰富多样化、外包装图案运用插画和摄影为主的装潢、开窗式塑料透明包装结构类型等，主要以视觉感官为主；农产品种类多样且更丰富，但品牌杂乱。线下福州各大超市与卖场实地调查发现“绿标永辉超市”农产品主要以湖心泉、双福、方家铺子、天趣这四个品牌为主，这四个品牌中，田趣的包装形式较为多样化，分为26g单朵塑料包装、120g罐装和整袋装，克数和产品种类（整朵和叶华）不同，价格也有所差异；湖心泉、双福、方家铺子在包装设计中，基本都是采用透明的塑料包装，色彩上基本采用的是红褐色为主的暖色调；新华都超市，主要以绿帝、银庭、惠享这三种为主，沃尔玛山姆会员店主要是自营品牌；线下与线上相比较其体验感更强，更直观。

2闽东菌菇类品牌包装设计存在问题

【摘要】传统的乡村传播主要遵循传播发展和社会人类学的范式，彰显了媒介和文化的力量。以短视频“现象级传播”构成的“李子柒现象”为我们重新审视乡村传播的本源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注脚——由媒介、文化上溯至劳动本身。中国悠久的乡村治理历史和厚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底蕴使得劳动、土地和乡土文化成为乡村传播研究不同于西方主流范式的特色所在。推进乡村传播向劳动的回归、重视土地的联结功能、传承发展乡土文化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乡村传播概念、推动乡村传播结构转型的重要遵循。

【关键词】乡村传播；“李子柒现象”；劳动；土地；乡土文化

截至2020年12月，李子柒微博粉丝已突破2700万，YouTube订阅者数量也于当年4月突破1000万——成为该视频号全球首个粉丝破千万的中文创作者。其的很多短视频都构成了“现象级传播”——累计千万次以上的播放量，不少视频达到“亿级流量”，形成自媒体传播的“李子柒现象”。这些短视频以乡土文化为主线、以农家劳动为呈现，围绕农村衣食住行渐次展开，成为海内外受众进一步认识中国乡村、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在重塑乡村传播结构、推动乡村传播转型的背景下，“李子柒现象”为推动乡村传播向劳动的回归提供了新的参考和思路。

一、被忽略的劳动：乡村传播研究的范式偏见及影响

李子柒的短视频与其说依靠精美的视频制作和诗意的田园生活呈现满足了受众对美丽乡村的想象和向往，不如说它抓住并回归了乡村传播的本源——劳动和基于劳动编织的乡村社会关系。1.西方范式对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的影响。“乡村传播主要有传播发展与社会人类学两种范式”[1]，两种范式的操作支撑分别是媒介和文化。但需要指出的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劳动本身创造了媒介和交往，物质生产劳动和人与人的交往共同构成了整个人类实践活动。考虑到文化本身也是人类劳动和交往的产物，抛开劳动谈媒介和文化容易导致乡村传播研究的媒介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一开始就被乡村传播研究忽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与发展总体上也没有超越实用主义和工具哲学的局限，更是从侧面印证了媒介的大行其道和劳动的缺位。受西方研究范式的影响，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乡村传播研究主要涉及落后地区农村广播电视现状、少数民族地区媒介接触和使用情状、大众传播对农民思想状况的影响等。直到最近十年（2010—2019），乡村传播的研究依然以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素养、公共性等关键词为主，研究重点偏向乡村主体和媒介使用。不难发现，我国近四十年来的乡村传播研究有着两个重要的逻辑支点即媒介和符号。媒介是乡村传播的技术载体，是乡村传播研究的信息起点。不同技术形态的媒介接触与使用状况及其对农民思想状况、农村传统文化、农业结构形态的冲击和影响，一直是乡村传播关注的重点。符号是乡村传播的文化载体，是乡村传播研究的传统支撑。号子、鞭炮、钟声、庙会、祠堂乃至有关生老病死的各种仪式，都是符号化的乡村传播，延续着乡土社会的根与魂，是与现代传播并行不悖的记忆传承。2.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的技术困惑。技术推动的乡村传播是否在农民交往层面有效解决了农村问题？显然目前我们不能给予肯定的回答。至少2010年“两位云南青年与一位浙江缙云县青年通过网络相约自杀的故事”让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产生了强烈的把批判研究落实到‘地面’和‘村庄’的学术冲动”[2]，推动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转向，并成立“缙云河阳乡村研究院”作为推进乡村传播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显然大家更多关注“农民有了手机”这一媒介掌握现状，而对“手机之后要什么”的传播趋势和传播问题关注不够。政府推动“电视下乡”和“宽带下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乡村建设，但可能会在客观层面上造成实践的自我误认——信息视野开阔的农民开始抛弃土地逃离农村，到灯红酒绿的城市讨生活，毕竟“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在现代传播介入面前趋于瓦解，维系乡村传统的人际传播仅能满足乡村居民的情感和安全需求，已然不能提供关于未来生活的想象”[3]。技术支撑的乡村传播，仍然面临现实的问题和困惑。3.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反思。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人数最多的乡土区域和意涵最丰富的传播实践。但遗憾的是，国际层面的乡村传播研究很少有来自中国的原创新理论或概念贡献。因此，源于西方的发展传播学若要真正解决中国的乡村传播问题，必须跳出“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进一步与传统乡土社会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彰显乡村传播深厚而独特的乡土底蕴和马克思主义底色。在此背景下，以“乡土中国”为背景的“李子柒现象”能够在城市传播主导的媒介环境下实现乡村传播的“逆袭”，并引起海内外粉丝的强烈反响，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和突破。其背后的传播因素，值得深入探讨。

二、乡村传播密码：“李子柒现象”的三个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