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乡村传播的本源与遵循

【摘要】传统的乡村传播主要遵循传播发展和社会人类学的范式，彰显了媒介和文化的力量。以短视频“现象级传播”构成的“李子柒现象”为我们重新审视乡村传播的本源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注脚——由媒介、文化上溯至劳动本身。中国悠久的乡村治理历史和厚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底蕴使得劳动、土地和乡土文化成为乡村传播研究不同于西方主流范式的特色所在。推进乡村传播向劳动的回归、重视土地的联结功能、传承发展乡土文化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乡村传播概念、推动乡村传播结构转型的重要遵循。

【关键词】乡村传播；“李子柒现象”；劳动；土地；乡土文化

截至2020年12月，李子柒微博粉丝已突破2700万，YouTube订阅者数量也于当年4月突破1000万——成为该视频号全球首个粉丝破千万的中文创作者。其的很多短视频都构成了“现象级传播”——累计千万次以上的播放量，不少视频达到“亿级流量”，形成自媒体传播的“李子柒现象”。这些短视频以乡土文化为主线、以农家劳动为呈现，围绕农村衣食住行渐次展开，成为海内外受众进一步认识中国乡村、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在重塑乡村传播结构、推动乡村传播转型的背景下，“李子柒现象”为推动乡村传播向劳动的回归提供了新的参考和思路。

一、被忽略的劳动：乡村传播研究的范式偏见及影响

李子柒的短视频与其说依靠精美的视频制作和诗意的田园生活呈现满足了受众对美丽乡村的想象和向往，不如说它抓住并回归了乡村传播的本源——劳动和基于劳动编织的乡村社会关系。1.西方范式对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的影响。“乡村传播主要有传播发展与社会人类学两种范式”[1]，两种范式的操作支撑分别是媒介和文化。但需要指出的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劳动本身创造了媒介和交往，物质生产劳动和人与人的交往共同构成了整个人类实践活动。考虑到文化本身也是人类劳动和交往的产物，抛开劳动谈媒介和文化容易导致乡村传播研究的媒介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一开始就被乡村传播研究忽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与发展总体上也没有超越实用主义和工具哲学的局限，更是从侧面印证了媒介的大行其道和劳动的缺位。受西方研究范式的影响，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乡村传播研究主要涉及落后地区农村广播电视现状、少数民族地区媒介接触和使用情状、大众传播对农民思想状况的影响等。直到最近十年（2010—2019），乡村传播的研究依然以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素养、公共性等关键词为主，研究重点偏向乡村主体和媒介使用。不难发现，我国近四十年来的乡村传播研究有着两个重要的逻辑支点即媒介和符号。媒介是乡村传播的技术载体，是乡村传播研究的信息起点。不同技术形态的媒介接触与使用状况及其对农民思想状况、农村传统文化、农业结构形态的冲击和影响，一直是乡村传播关注的重点。符号是乡村传播的文化载体，是乡村传播研究的传统支撑。号子、鞭炮、钟声、庙会、祠堂乃至有关生老病死的各种仪式，都是符号化的乡村传播，延续着乡土社会的根与魂，是与现代传播并行不悖的记忆传承。2.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的技术困惑。技术推动的乡村传播是否在农民交往层面有效解决了农村问题？显然目前我们不能给予肯定的回答。至少2010年“两位云南青年与一位浙江缙云县青年通过网络相约自杀的故事”让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产生了强烈的把批判研究落实到‘地面’和‘村庄’的学术冲动”[2]，推动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转向，并成立“缙云河阳乡村研究院”作为推进乡村传播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显然大家更多关注“农民有了手机”这一媒介掌握现状，而对“手机之后要什么”的传播趋势和传播问题关注不够。政府推动“电视下乡”和“宽带下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乡村建设，但可能会在客观层面上造成实践的自我误认——信息视野开阔的农民开始抛弃土地逃离农村，到灯红酒绿的城市讨生活，毕竟“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在现代传播介入面前趋于瓦解，维系乡村传统的人际传播仅能满足乡村居民的情感和安全需求，已然不能提供关于未来生活的想象”[3]。技术支撑的乡村传播，仍然面临现实的问题和困惑。3.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反思。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人数最多的乡土区域和意涵最丰富的传播实践。但遗憾的是，国际层面的乡村传播研究很少有来自中国的原创新理论或概念贡献。因此，源于西方的发展传播学若要真正解决中国的乡村传播问题，必须跳出“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进一步与传统乡土社会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彰显乡村传播深厚而独特的乡土底蕴和马克思主义底色。在此背景下，以“乡土中国”为背景的“李子柒现象”能够在城市传播主导的媒介环境下实现乡村传播的“逆袭”，并引起海内外粉丝的强烈反响，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和突破。其背后的传播因素，值得深入探讨。

二、乡村传播密码：“李子柒现象”的三个关键词

在当前媒介和技术导向的乡村传播中，独特的“传播密码”才是“李子柒现象”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1.农业劳动。劳动是农民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首先将劳动界定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指出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也就是说“对社会存在（socialbeing）及历史而言，劳动是社会与自然持续进行的代谢机制的基本条件”[5]。人类劳动本身即为传播，它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身的对话与沟通。同时，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和使用媒介以更好地服务生产和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与“传播”是一体的两面，无法真正分开。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专业分工的细化，“‘劳心’（intellectual）与‘劳力’（manual）的分离也同时出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播研究开始扩张至心力分流所沉积出来的概念空间”[6]。鉴于传播研究更多地掌握在所谓“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等“劳心者”手中，“劳动”被逐渐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大众传播的兴起更使“劳动”与“低端”“愚昧”“落后”等具有负面指向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因此，不管城市传播还是乡村传播，大家很难联想或看到具体的、实在的体力劳·64·动。然而，“李子柒现象”点亮了传播研究和实践的历史盲点，将生动形象的农业劳动及其场景呈现在大家眼前，让人耳目一新。其的视频绝大多数涉及具体的农业劳动：耕种、砍柴、食品和手工艺品制作……即便“笔墨纸砚，中国的文房四宝”这一文化属性极强的短视频中也能看到竹子的锯、裁、夹、烤等诸多劳动元素。对集团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见惯不怪的海外或国内城市粉丝来说，李子柒可视化、近乎原始化的农业劳动显然比普通的宣传报道更能满足他们对中国乡村的浪漫想象。2.农村土地。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从劳动开始的，“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7]。“土地既为劳动对象，劳动实现后的劳动产品有了所有关系，作为劳动实现条件的土地，也因此有了所有关系的出现”[8]，换句话说，在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农村土地决定了农民交往关系，毕竟对土地的占有和经营，决定着农民在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地位。农民交往，从社会关系的层面构成了乡村传播的全部。因此，目光锁定在农村土地上就牵住了乡村传播的“牛鼻子”。李子柒所的短视频中，随处可见的水稻、荷花、竹林、溪流等充斥荧屏，构成了和美大地的生态呈现。其本人则成为广袤土地的斑斓点缀，共同营造了“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乡村意境，契合了人们对美好乡村的向往。因此，单一短视频的一级传播和次级传播效果惊人也就不足为奇了。3.乡土文化。“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9]，对于乡土社会而言，社会共同经验是农民一代代传下来的关于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历经时间的考验而经久流传。这些生存和发展智慧背后是农民的体力或脑力的劳动。一定意义上讲，乡土文化是农业劳动作用于农村土地以及基于该作用关系而衍生出的思想产品，是中华民族异于世界其它民族的思想基因，在乡村传播中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存在。若乡村传播中偏重媒介而忽略乡土文化，反而成了“阿喀琉斯之踵”。李子柒的视频起始字幕上会标示四季的轮回和二十四节气，需要对话的时候也多为四川方言，视频主题关乎蓝花布印染、螺蛳粉制作、木活字印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很多，关乎春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的同样不少。作为一款主打美食的视频号，笋壳粽子、缙云烧饼、玲珑熟醉蟹等一年四季美食的制作更将中华传统美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乡土文化，是“李子柒现象”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三、立足中国实践：“李子柒现象”的乡村传播启示

乡村传播是国家战略传播的重要组成，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领域支撑。这就要求乡村传播关系的构建既要满足社会现实的关照，又要坚守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价值底线。“李子柒现象”在两个层面上都能为当下的乡村传播及其研究提供有益启示。1.乡村传播要推动劳动的回归。“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乡村传播向劳动的回归能够打破几十年来传播研究的思维惯性，实现由西方中心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向的转换。具体来讲，有三个方面的社会历史意义：一是劳动的回归有利于统合传播领域“劳心”与“劳力”的分野，推动传播视角下的基于薪资契约的劳动与家务劳动和农民生产处于同等的位置，对资本主义在历史进程中的狂野奔腾是一种制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乡村传播成为乡村自身的传播，而不是城市对乡村的传播。二是劳动的回归意味着农民劳动价值的再现——这也是党中央、国务院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价值考量，对于传播农民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正面形象、扭转农民乡村传播主体的弱势地位大有裨益。三是劳动的回归有利于缓解当前因信息传播与乡村社会发展不协调所引起的年轻一代农民的心理失衡，一定程度上阻止因农民向城市的无节制流动而带来的农村“空心化”加剧的潜在风险。2.乡村传播要重视土地的联结功能。“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土’是他们的命根”[10]。农民劳动的实现，生产和生活的进行都必须以土地为联结。“一直在某一块土地上劳动，一个人就会熟悉这块土地，这也是对土地产生个人感情的原因”[11]。因为地权或地界纠纷，伤了感情以致大打出手的比比皆是——这也是农民交往的一个面向。甚至可以说，农民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围绕或基于土地而开展的交往活动，因为土地制度的使用形态直接决定着农民的交往形态。在这里，土地联结了东西南北和上下左右。从土地着手，也许是推进乡村传播的新的切入点，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政策提供了农民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交往场域，进行了基于集体劳动和个体劳动的农民交往实践，构成了乡村传播的历史记忆。新形势下，基于土地流转而生成的合作劳动方兴未艾，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给农民交往带来新的体验或挑战，带来了乡村传播的新面向，值得深入思考。3.乡村传播要传承乡土文化。对于乡土文化来说，互联网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乡土文化可以借由现代传播技术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甚至使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影像记录和解说，精准还原其中的每一个过程和环节。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对乡土文化的传播在满足人们对“乡”这一传统地域概念好奇和想象的同时，也将其“土”的一面和盘托出。正是这份“土性”或“土气”与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难以兼容，使其在传播层面上始终处于被嘲讽或压制的局面，这反过来又会促使更多的农民逃离土地，形成恶性循环。另外，传播技术的发展拓宽了空间的概念，互联网新媒体的介入使得彰显乡土文化的一些活动或仪式可以在虚拟空间举办，同样亲人们的团聚也不一定非得需要实体空间。看似方便了生活，然而传播技术对乡土文化的隐性侵蚀和消解显然被“农村现代化”的光芒给遮蔽了，甚至于农民可以在乡土文化的危机中致敬着“新文化”也就是工业文化的到来。因此，乡村传播不能仅仅站在所谓“客观”和“中立”的视角研究建立在农民媒介接触与使用基础上的传播关系，还要做乡土文化的“守望者”，并在乡村传播实践中传承乡土文化。总之，“李子柒现象”在当前媒介环境中是一个商业性的社会存在，其视频号的以乡村为主题的视频，主要传播区域显然不在乡村，主要传播对象也不必然是农民。基于“李子柒现象”分析乡村传播中的劳动、土地和乡土文化，并非刻意渲染其传播的公益性，而是为了找回这些被遗忘或是没引起足够重视的“矿藏”——它们才是驱动农民交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源。通过对农民劳动、农村土地和乡土文化的关注，探索乡村传播的劳动本源、土地联结和文化支撑，进一步丰富乡村传播研究的内涵和路径。

【参考文献】

[1]沙垚.乡村传播的范式、内容与方向[J].新闻爱好者，2020（2）.

[2]沙垚.重构中国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教授专访[J].新闻记者，2015（1）.

[3]吴予敏.“重构中国传播学”的时代场景和学术想象[J].国际新闻界，2018（2）.

[4][7]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7-208、208-209.

[5][6]【美】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M].冯建三.罗世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24-225.

[8]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中国土地制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239.

[9][10]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1-192.

作者：周敏 单位：中共株洲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