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论文范文10篇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篇1

一、个案调查：河北省沙河市乡村旅游文化的现状

文化是旅游者产生乡村旅游动机的重要因素，人们除了渴望在旅游中得到感观及心理的愉悦之外，还希望学习到一些在自己居住地所未见未闻的知识［1］。对河北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研究，要深入挖掘散布于河北省各地的乡村旅游景区的文化遗址、文化传统等内涵，从而做到“精”“深”和“广”“博”相结合，提升景区的文化品位，带动景区经济发展。沙河市旅游资源丰富，风光秀美，文化资源厚重，共拥有旅游资源单体220个，其中特品级和优秀级旅游资源单体24个。目前形成了以“百里画廊”为主轴的旅游观光带，以中国传统古村落为依托的乡村田园旅游观光群，以3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为支撑的农业观光休闲区，以“中国玻璃城”为引领的宜居宜游生态新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化体验观光游，逐步构建起了富有沙河特色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其中栾卸银杏风景区属于后发优势，利用当地的自然山川、植被和历史遗迹开展生态休闲、健康颐养游。河北恒利乡村旅游开发项目（栾卸银杏风景区）2016年3月获批建设，项目占地7420亩，主要为家庭农场建设、产业观光园建设、休闲设施建设及路网建设。其中新建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该项目主要以旅游开发为主旨，以生态旅游为主体，是集休闲、养生、文化为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观光园。园内建设四区一带，分别是：四季观光区、水景颐养区、躬耕体验区、综合服务区及文化产业带，形成“一村”“二田”“三谷”“四园”。目前已建成万亩银杏林、菊花园和红叶谷等，在原来的旧式水渠上铺设近十公里的“文化长廊”。目前尚处于观光游的初级阶段，相关的文化景观还没有开始建设。因此，“文化长廊”的建设成为提升景区品质的重要抓手。通过调研发现，乡村现有的可供挖掘的文化资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静态的，自然状态下呈现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地方建筑、自然风光、文化遗址等；一类是动态的传统工艺，可以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的，如饮食、歌舞、手工艺等。文化因素渗透在乡村旅游活动的各个方面，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内涵，可以吸引和激发起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满足人们对科学、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学等方面的不同需求。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程度不一，良莠不齐，对景区的提升作用也或大或小。

二、原因分析：乡村旅游文化挖掘不足的原因

散落在河北省各地的乡村旅游目前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支柱，他们在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村环境，促进现代农业转型方面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但对于乡村文化传统的挖掘十分不够，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当前旅游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片面追求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旅游的文化熏陶功能被忽视了。”［2］如何充分发挥文化的带动作用，需要首先找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一）资金投入不足，文化设施建设滞后。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周期长，见效慢，所需前期投入较多。乡村旅游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三种途径，一是自筹经费。依靠原有产业的收入来开发新的旅游项目。这就对村落原有经济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否则的话很难拿出钱来投资旅游。而目前中国乡村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期，新型农业合作社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故而经济投入有限，所以常常是在原有农业经济和设施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就开始接待游客，这就势必造成与文化相关的设施建设滞后。二是政府拨款。政府拨款不是按照人口数或者村落数等平均分配的方式来进行，而是以“申请＋项目”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不仅对景区的前期建设要求较高，而且引入了竞争机制，对于处于乡村旅游发展初期的景区建设十分不利。三是社会资金。由于社会资金来源多、稳定性差，很多时候难以和乡村旅游文化发展的长期性相适应。资金是乡村旅游建设前期发展阶段必不可少的投入，资金不足导致一些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迟缓，已经开始发展的项目亦无暇顾及文化建设。（二）文化意识淡薄，重视不够。景区的建设离不开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带头人多数为乡村的党支部书记或者村委会主任。由于村级组织不是政府的一级组织，而只是村民自治组织，产生方式由全体村民大会从本村居民中选举产生。部分景区建设的领导者本身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意识到文化在景区建设中的作用，重视硬件建设，忽略软件建设，对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认识不足，对其核心特征和基本依托点———乡土性的认识不足，缺少统一的设计、规划。（三）人才缺乏，农村难以留住人才。乡村旅游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文化建设，应该依托专业的人才，具备一定学识之人，可是当前中国，农村留不住人才，这也是制约景区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城市的大学毕业生首选留在大城市，哪怕是出生在农村的大学生一般也不想再回到农村。另一方面，国家政策的照顾不足。“大学生村官”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才匮乏的问题，但一届村官的期限为2～3年，到期后很多大学生会离开农村另谋出路，农村只是他们短暂停留的场所，极易使政策执行不连贯，朝令夕改。“三支一扶”所涵盖的区域有限，多数是较为贫困的地区，且其所分布的行业集中在教育、医疗等，这样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落后，难以有基础发展旅游业。文化的挖掘是一个系统而集中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往往是综合起作用，成为制约乡村旅游文化传统挖掘的原因所在。

三、解决对策：进一步挖掘旅游文化内涵的措施和建议

乡村旅游是多项因素的综合体，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要因地制宜，打造出特色，所以发展景区，需要文化先行。一方面是自然的田园风光，一方面是社会的、历史的民俗文化，二者要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体现出来，这个环境往往是在自然田园风光之中，同时又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硬件设备等基础设施，把这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色，突出生态、文化和趣味，从而吸引游客。因为文化是任何一种旅游形式发展的内在起因和持久动力，缺乏文化内涵的旅游是没有生命力的。根据现有情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一）构建“三位一体”的人才体系。乡村旅游要给游客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实现身、心、灵的统一，这就离不开人才的作用。既需要熟知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或专业规划设计人才，负责对景区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或整体规划；又需要熟知当地情况的建设者，协调景区建设，使文化软实力建设和硬件建设相配合；也离不开对当地文化较为熟悉的人，主要是当地村民。这三类人才分工合作，搭建“三位一体”的人才体系，从而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首先，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提供智力支持。中国文化的精髓集中在儒释道的精神中，以儒为主，释、道为辅，从唐宋以来逐渐成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思想倾向，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人潜意识中存在的民族精神。乡村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和农耕社会、聚族而居的历史渊源相联系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和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文化渊源结合，凝练文化的优点和特长。对其进行挖掘，除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外，更多的是要唤起一种文化的共鸣，使游客在体验的过程中能够得到认同，感受到思维方式中的文化根基所在，满足文化寻根的心理需求。深入到游客的思想意识当中，必然会获得与众不同的体验，在旅游的过程中流连忘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背景进行分析，凝练出几种不同的文化模式，进一步将这种文化模式反馈，用于指导各景区建设，从而为河北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一定的智力参考和实践依据。其次，在政策和体制上进一步创新，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到农村。景区的建设尤其是文化内涵的挖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并且要保持稳定，在现有条件下，在人才政策上要形成长效机制，吸引更多的大学生把农村建设作为其发挥聪明才智的选择之一，让回到农村的大学生能够扎根农村，服务农村。在工资待遇、津贴福利等方面都要有所体现。同时，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为大学生在农村的长期发展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留住人才，让更多的有才之人投身到农村的建设中去。最后，加强文化景观的保护，发挥当地农民的主体作用。旅游文化的保持也是一项较为重要且基础性的工作，要有长远的眼光，重视已经建成的文化景观设施。重视对游客的引导，游览的过程要注重保护。要加强村民的素质教育，激发当地居民对所在地方文化的自尊、自爱和自我保护。树立起文化景观保护意识，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受益，保障旅游发展的长期目标。发挥乡村旅游地村民的主体作用。一方面他们本身的淳朴以及对当地风土人情的熟悉是开发旅游的基础，另一方面提高他们的基本素质和文化水平，以使在接待游客时能够顺利“对话”，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作用必不可少，教育的发展提升了当地人的基本素质，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间接促进了旅游文化的发展。（二）和地域特点结合，形成品牌效应。文化的发展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对本地特色进行深入挖掘。乡村旅游景观是乡村文化的载体，可以认为乡村旅游的本质属性就是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地域性的乡村文化［3］。河北省位于华北地区，从空间的角度看，加强对反映农耕文化特点的物品、民居、民俗、民间艺术等的保护，探究乡村文化传承的新方式，保持和营造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氛围。从历史延续来看，有封建时期的建筑、革命老区、新兴景区，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从时间的角度看，文化和节令、民俗相关联，结合本地的文化传统，利用特定的时间段展示文化内涵。从人物的角度看，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历史名人、事件相联系，要有特色和亮点，满足游客的需求，吸引游客做深度游。传承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思维特点、价值观念等，从而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利用本地区原有的遗址遗迹、耕地、水源、建筑等，因地制宜体现出具有不同地域特点的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等，打造出特色，形成品牌。将传统文化优势打造成乡村旅游产业优势，走文化品牌之路，以特色文化提升乡村旅游含金量，走体验经济之路。（三）根据文化的不同属性，探寻不同的方式传承文化。文化具有不同的呈现方式，相对应的传承方式也不同。对于一些静态的文化，要用与之相适应的方式展现出来；对于一些动态的文化，可以让游客亲身体验的方式来获取。在传承的同时还要做好文化的保护工作，申请一些部级、省级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一些濒临灭亡的文化，要做好传承、保护工作。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做好文化的复制和保护工作，从而更好地为景区服务。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和认知，找准定位，彰显特色，深挖历史文化内涵，使得蕴含在山水、村镇、民居、民俗中的文化积淀、文化遗存、文化信息“活化”起来，成为吸引游客、感染游客的亮点。充分挖掘民间历史文化，整体性开发民俗、饮食、建筑和村落等。在深挖历史文化内涵的同时，还应紧跟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旅游者新的追求，不断注入现代文化元素，既为彰显历史文化特色服务，又使得乡村旅游更加丰富多彩［4］。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概括出不同的文化类型，诸如田园景观文化、农耕文化、民居建筑文化、节庆文化、饮食文化、民俗风情文化、家庭生活文化、乡村艺术文化等旅游资源类型。文化建设和发展是把物质文化通过制度文化上升为精神文化，必须要依靠当地的物质基础，建立在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所以通过设计产品、规范管理、服务让旅游者体验和感受到知识文化。因此，挖掘景区的文化内涵也应该因地制宜，在现有条件下，在合理规划的引领下，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突出儒释道的精神内涵，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打造高品质的乡村旅游文化。将乡村文化的建设、保护和传承与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的综合效益，从而打造出河北省乡村旅游的文化品牌，提升河北省在全国旅游业中的地位，重塑河北形象。

参考文献：

［1］刘红艳．关于乡村旅游内涵之思考［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15－18．

［2］夏林根．小议“和谐旅游”［J］．旅游学刊，2005（5）：8－9．

［3］赛江涛，乌恩．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界定［J］．河北林果研究，2006（9）：11－17．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篇2

摘要：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的思想启蒙。认为让农民接受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逐渐消除封建的风俗与习惯是进行文化改革，建设现代新文化的最重要的基点。小说正是通过渐东偏远农村发生的一场辫子风波，在真实的生活场景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描写中，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这一思想。

关于中国文化的改良和建设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逐渐成为人们思考的焦点。许多志士仁人主张从文化改革入手来探索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梁启超提倡“兴民权”，严复介绍“群学”，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思想启蒙的核心内容。鲁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把思想和创作的重点放在对国民的思想启蒙上。强调“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即社会的解放应以个人的解放为前提条件，认为人的觉醒只能随着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不断消除传统文化的禁锢，才能逐步完成现代新文化的建设，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2}。小说《风波》以其生动的形象和画面揭示了这一点。

《风波》以1917年张勋复辟为背景，描写这一事件在浙东一个偏僻小镇里所掀起的细微波澜。过去人们一直把它作为反映张勋复辟这一政治事件的小说。事实上，小说里没有一个人属于复辟集团的成员，甚至赵七爷也始终未曾从维护张勋复辟政权的角度出发去推行辫子政策，他的直接目的就是公报私仇。因此，张勋的“种辫子”更多的是在当时愚昧落后的乡村文化基础上得到的“响应”的，而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愚民政策，正是这种落后社会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小说真实地展示了无知无识的农民被野蛮欺骗、肆意蹂躏的生活图景。

这是一群饱受封建专制奴役，挣扎在生活底层的贫民们。他们没有知识，不懂科学，连见过世面的七斤也只会愚昧地传播一些纯属无稽之谈的街谈巷语。甚至名字也是承袭几代相传的习惯，以出生时的斤两充当自己的小名。对此鲁迅指出：“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宰割和灭亡”{3}。正是在这片文化的沙漠上，赵七爷粉墨登场了。赵七爷究竟是什么人？历来有着不同的分析。许多人认为赵七爷代表了革命后封建势力在辫子问题上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反动政治势力。其实赵七爷不过是一个普通乡村酒店老板而已。但他何以成为“三十里方圆以内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呢？关键在于他有“文化”，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能说出五虎将姓名。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怜的文化啊，然而小说的悲剧意蕴正是由此生发开来。就是这样一个所谓学问家，却赢得了鲁镇人们的无上尊敬和信任。借着张勋复辟，赵七爷演出了一幕借索要辫子，公报私仇的活报剧。

两年前，生性胆小的七斤借酒大骂赵七爷是“贱胎”，他容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宽恕了这一切，只是一方面出于政治经济上无权无势，不敢贸然行事；另一方面出于封建礼仪的约束，不可公然报复，便一直耐心等待时机。张勋复辟消息传来，犹如天赐良机，赵七爷立即闻风而动，穿起那件轻易不穿的宝蓝色竹布长衫，借辫子名正言顺地向七斤“雪耻”了。在此作者生动地刻画出一个虚伪，具有强烈报复心的乡村富户形象。他恫吓七斤：“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他明知七斤们没有文化，却故意欺诈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几句话便使七斤一家和在场的农民怵怵危惧。实际上关于辫子问题，清朝政府早在宣统年间便有明确规定，康有为在稍后为朝廷起草的一份诏书中又声明：“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可见这时皇帝并非定要辫子不可，但七斤们认为赵七爷识文断字，有见识，说的都是千真万确。赵七爷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个弱点，故弄玄虚，连骗带吓，达到其卑鄙的个人目的。透过这一闹剧，鲁迅明确揭示出必须使文化的主要载体，即广大劳苦大众真正获得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认为这是他们最终走向觉醒的第一步。

不仅如此，作者基于对农民生活的深切体察和了解，较常人更敏锐地认识到，由于没有文化知识，使广大农民在长期传统文化禁锢中形成了封建保守落后的风俗与习惯，它们仿佛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任何生活于其中的人都难以逃避。长期以来，中国“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因此“每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每个时代的统治思想。”{4}。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人的主导精神线索，像道德伦理与政治观念通过多种途径的折射与渗透，逐渐成为体现出正统儒家思想的风俗和习惯，广大下层人民就深受风俗与习惯的深刻影响，“体质和精神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5}。因此鲁迅提出要最大幅度地改革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新文化，必须首先改变和消除使广大民众趋于“硬化”的风俗习惯，认为“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6}。于是鲁迅将他的如椽巨笔直指生活在旧农村的中国老儿女们，通过对农村风俗习惯的细微描写，揭示封建传统文化统治的牢固性和腐蚀性。在《风波》中，鲁迅是从多样复杂、蕴含着浓重时代氛围的人际关系来表现的。

在家庭关系的描写中，作者以直面生活的勇气，掀开遮盖于家庭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还其赤裸裸的生活原色。先看婆媳关系，这是最充分地体现封建礼教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一种关系，婆婆对于媳妇具有绝对的不可辩驳的权威。随着“五四”时代的思想解放浪潮给封建礼教以强大的冲击，作为家里的最长者九斤老太，已全然没有贾母那样至高至尊的威严，但传统的习俗又使她对孙媳极尽挑剔。她一时骂六斤是“败家相”，吃穷了一家子；一时又抱怨“一代不如一代”。句句话饱含机锋，逼得七斤嫂将满腔的怨气发泄在丈夫身上，骂他“死尸”，明咒丈夫，暗骂婆婆，且一番伶牙俐齿把九斤老太的抱怨扯得七零八落，毫无回辩之力。在她们婆媳之间，无敬无爱，只有积久的怨恨和不满。再看夫妻关系。恩格斯指出：“只有建立在互相热爱基础上的婚姻才是道德的。”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只是男子的占有物，而男子也只是女子衣食住行的保障。对此鲁迅悲哀地感叹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一女——地住着”{7}。所以作为劳动妇女的七斤嫂，她根本无法想象要将爱情作为婚姻的首要前提，在她与七斤之间仅仅是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对于外界任何威胁到家庭经济实利的蛛丝马迹，她都分外敏感。一看到赵七爷的光滑头皮，乌黑发辫，以及他那件竹布长衫，便立即感到家庭的危险，吓得“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而当听到赵七爷的恫吓时，她不是安慰七斤，却马上想到他带累了一家子，埋怨他，咒骂他，亲情、乃至爱情在可能的灾难面前全部脆弱得不堪一击。可见男女经济上的不平等，多么严重地扼杀了人们的自主意识，给精神带来多么深重的创伤。

不仅如此，《风波》还通过社会关系的形象描写，给我们展现出浸透着封建传统文化精神影响的古老风习。

小说中，当赵七爷一跨进临河土场这个特定的舞台，人们便纷纷起身，盛情邀请：“七爷，请在我们这里用饭”，七斤们也不敢怠慢，连忙招呼，表现出一般农人对乡村富户恭顺和驯服。鲁迅以他高超的艺术才能，寥寥几笔，便渲染出一股浓郁的气氛，活画出封建主义精神压力下积淀而成的浓厚奴性。更可悲的是，由于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人们缺乏分辨和独立认识的能力，因此封建文化最终表现为超经济剥削的专制地位。勇敢地维护自己权利的爱姑就因为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那样“知书达理”“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人身上，结果一败涂地。受尽磨难的祥林嫂认为“我”是个“识字的，见识多的出门人”，信赖地询问人死后有无灵魂的问题，都表现出浓厚的奴性意识。七斤们也不例外，尤其是七斤嫂，她是一个泼辣厉害，自私巧滑的农村妇女。她对婆婆公开顶撞，对丈夫咒骂不休，对八一嫂“恨棒打人”，算得上是那个社会里的一个不谐和音，但她也无法冲破奴性思想的罗网。当她听到赵七爷的威吓时，这个平日精明厉害的女人竟然没有一点思想的能力，只觉得“有学问的赵七爷这么说，事情自然非常重大”，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听说书上写着没有辫子要杀头时，她更是“完全绝望了”，只好拼命咒骂丈夫。封建的奴性思想和习俗在这里好似一个无形的指挥棒，引导着臣服于它的善男信女们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喜剧。

传统文化秩序的强大还表现在一般群众间的关系上。在《坟·灯下漫笔》中鲁迅尖锐批评：“有贵贱，有大小，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对弱者的欺凌和摧残。八一嫂是唯一的“好心肠”的人，也是唯一还保持着较清醒头脑的人。她同情七斤的遭遇，极力为他辩解，并提醒人们“衙门里的大老爷也没有告示”。这句话恰恰击中赵七爷的要害。惟其如此，赵七爷才异常恼怒，这时若有人听从八一嫂的意见，那么赵七爷的报复便不可能得逞。但八一嫂是个寡妇，在人们眼里没有说话的权利。因此众人只怪八一嫂多事，不守妇道，对她的意见置若罔闻。而七斤嫂被八一嫂当众揭了老底，也一扫在赵七爷面前的谦卑驯服，对她一阵唇枪舌剑，指桑骂槐，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小说中的最弱者也作为泄愤对象。在这些人中，人的价值和尊严被践踏，剩下的只是恃强凌弱。不仅如此，封建专制文化还使农民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势利的基础上，没有对人的同情和理解，一切都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七斤倒了霉，村人不但没有同情，反而幸灾乐祸，并像躲瘟神一样回避七斤，就连七斤嫂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整日咒骂不休。然而，风波过去，七斤嫂和村人们便又恢复了对七斤的尊敬，重新恭敬地回到他身旁，令人不禁想起果戈理笔下那善变的“变色龙”。

可见，也许鲁迅有些偏激，一些认识过于灰暗，但他以自己对农村生活的熟稔，对农民的描写竟达到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的真实程度。他总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构筑自己的小说创作，从不把自己的目光停留在政治解放的层面上，而更重视人的自由意识和独立精神。《风波》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发生的，但由于人民群众尚未真正摆脱封建专制文化的束缚和影响，封建的遗风陋俗犹如鬼魂一样还游荡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窒息着人们的生机。因此，鲁迅提出“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8}，强调必须将改革与广大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风俗与习惯作为建设新文化的重要基点，否则，即使革命成功，仍将贻害无穷。这就是小说给予人们的深刻启示。

①鲁迅.坟·鲁迅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⑥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M].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③⑧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宗族文化信仰路径依赖

宗族、宗族文化研究向来是学术界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点。农村改革使农村的面貌大为改观，农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许多农民对祖宗神灵（化身为菩萨）的信仰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笔者对江西F村宗族文化活动的调查，或许能透视宗族文化兴起的内在根源。

一、宗族文化及其复苏

1.宗族文化概念

宗族文化在很多专著或文章中有所论述，比较代表的有钱杭、谢维扬和周大鸣。张善斌认为，宗族文化有其特定的内涵，一般是指以家族的存在和活动为基础，以家族的认同和强化为特征，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宗族文化通常包括家族的结构、功能、行为、伦理、观念、心理精神和礼俗等层面（张善斌，2002）。笔者认为，宗族文化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相对稳定地积淀在族人心理层面的宗族观念、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传统。

2.宗族文化在乡村的复苏

宗族文化在乡村的复苏主要表现为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农村乡俗活动等。F村是宗族文化活跃的典型村，全村不足四百人，以傅姓为主，刘姓只有少数几家。傅姓族谱早已编撰完毕，2000年重修傅氏宗祠并且有宗祠的组织机构——傅氏宗祠神部，在神部的组织下开展了一系列宗族文化活动，如重要节日的祭拜活动等。

在农村重大节日，特别是春节期间，全村每户（包括刘姓）村民都要派代表去宗祠祭拜，这种祭拜活动是村民自愿参加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希望神灵保佑，以求平安富贵。正月初一，宗祠尤为热闹，全村男女老少欢聚一堂，欣赏燃放爆竹的“精彩”，喜饮新添男丁家庭赠送的甜酒，畅谈外出打工的喜怒哀乐。

正月初六是众菩萨拜年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年轻的小伙子在神部负责人的组织下，在锣鼓声中，扛着菩萨走门串户，给家家户户拜年。菩萨拜年，每户须准备一个红包、两包香烟和其他祭品，并且菩萨到门口时有持续时间较长的爆竹迎接。如不这样将被视为对神的不敬，定有灾难降临。

二、乡村宗族文化复苏的深层原因

关于宗族文化复苏的原因，学界说法颇多：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控制的松弛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施行是其复兴的制度环境；有的把它归结为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力量（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冲击根深蒂固的宗族文化。这些原因不无道理，但却不能解释经济发达地区为何会大量修建宗祠或宗庙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宗族文化复苏呢？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宗族文化复苏的深层原因在于人们对祖宗神灵（化身为菩萨）的信仰，即对祖宗神灵存在心灵上的路径依赖。

在谈及为何修宗祠时，一位神部负责人显得很激动。他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我们祠堂里菩萨可灵验啦，特别是那个傅老将军能帮助我们驱鬼避邪，保护我们的平安。我亲眼所见，那将军附在人身上有神奇的威力。你想，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平时走路都困难，老将军附体于他，他就会行走如飞，近一米高的村栏，他轻轻一跳就过去了。另一位神部负责人说，邻村有一对夫妇生了几个女儿却没有儿子，于是夫妇就到祠堂向观音菩萨祈祷，不久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为了感谢观音还特意包了一百多块钱作为回报。他补充说，你说巧不巧，不去求就是女儿，一去求就是儿子，观音真灵。

可见，宗族文化复苏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祖宗神灵的信仰，这种信仰成了村民开展宗族文化活动的路径依赖。众所周知，思想支配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反映人的思想。在对祖宗神灵共同的信仰支配下，宗族文化活动才有可靠的信仰支撑，人们的行为才能一致。这种信仰，无论多大的物质力量都难以摧毁，经济发达地区发达的物质力量并没有阻止大量宗祠或宗庙的建立及大量信男信女们的祭拜活动。

三、宗族文化复苏的评价、启示和历史性的消解

（一）宗族文化复苏的评价

对于广大农村发生的宗族文化复苏现象，学界争议颇多。有人认为是封建主义回潮，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如肖唐镖、幸珍宁认为，宗族势力的发展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一股不可忽视的破坏性力量，它危及到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稳定，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肖唐镖、幸珍宁，1997）。

有的学者把宗族文化活动视为中性，如刘小京认为，宗族组织具有很强的适应力和内聚能力，是一种中性的社会组织，并非对社会有害无益（刘小京，1993）。还有的学者认为，宗族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满足了村民的需要。如钱杭、谢维杨认为，宗族的出现和持续存在，从根本上说，是汉人为满足对自身历史感和归属感需求的体现，是汉人的本体性需求（钱杭、谢维杨，1995）。

笔者认为，宗族文化活动是基于对祖宗神灵的信仰而开展的活动，它要求人们为善、趋利避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能满足村民的精神需要，化解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困惑与不安，具有合理性。而且，村民开始从对宗族文化活动的关注到重视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公共卫生和道路建设：在F村宗族负责人的领导下，村里修起了水泥路、翻新了公厕，村容村貌大为改观。由此观之，宗族是一股建设性力量，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二）宗族文化复苏的启示

宗族文化复苏在许多乡村已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正确正视这一现象对探索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宗族文化复苏给我们以下启示：

1.民主推选的集体领导机制

F村宗族文化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有较有力的组织机构。神部的七位负责人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他们自愿为村民服务，他们的活动要经集体讨论决定，并接受村民的监督。

2.宗族文化活动的阳光机制

F村宗族文化活动中涉及村民切身利益时采取的是阳光操作，活动所花费用和捐款都非常清楚，不存在贪污挪用现象，宗祠门口常有捐款的详细数字公布。如神部功德箱于2005年6月15日（农历）公布了一组捐款数字：共得捐款379.2元。神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公布捐款，这也就保证了宗族文化活动的持续性。所以，村民对神部组织的活动比较放心。

3.共同的信仰支撑

无论是民主选举的集体领导机制还是开展活动的阳光机制都基于村民对祖宗神灵的共同信仰。他们在心中已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祖宗神灵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干坏事都会受到神的惩罚。祖宗神灵的潜在威力使村民不敢妄为，这种无形的力量约束着村民和负责人的行为。

（三）宗族文化复苏的历史性消解

然而，宗族文化活动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基于年轻人对祖宗神灵的信仰发生动摇，那些神灵的威力和影响在他们身上正在淡化和消失。年轻人对菩萨的信仰提出质疑。当对“神会保佑你吗？”展开辩论时，一位老妇人说，神会保佑的，要不还有那么多人进庙求菩萨，电视上不是经常看到有人到庙里求神拜佛吗？一经常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则反驳说，你说神会保佑人，那为什么神部的首位负责人会得癌症？按理说，他是最虔诚的，早晚都去祠堂祭拜，菩萨们应尽力保护他的健康才是。另外还有村里一老奶奶也经常去祠堂祈祷，那为什么还会在祠堂拐角的地方摔坏了脚，卧床三个月不起呢？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有些乡村还会重新出现宗族文化活跃的现象，他们正在仿效已经有声有色开展宗族文化活动的村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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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唐镖、幸珍宁.江西农村宗族情况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7.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与会迅乡村小说相较，赵树理创作于40年代的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利有三大特点:对农民文化的认同使赵树理以平视的目光审视农民文化，五四人文精神和阶级论构成其文化批利的双重视角，而以故事负载文化内汤、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和在政治学社会学层面展开批利等特.饭使其小说具有形而下的批利格调。这三大特点是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成功之处，但这些特.蔽也带来了其丈化批利的两大缺憾:自足的丈化心态限制了作者的文化视歼，“问翅小说”的创作模式影响其批利深度。赵树理小说文化批判的形象性、具体性与会迅小说文化批利的抽象性、形而上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40年代是赵树理创作的成名期，也是其创作的高峰期。赵树理创作于40年代的小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批判是其“乡村小说”的重要创作指向。其文化批判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平视”的批判态度

人们一般认为赵树理继承了文化革命先驱普迅的批判精神，然而，由于时空的差异，鲁迅、赵树理二人面对农民文化采取了不同态度。

鲁迅以文化先知的身份审判农民文化。在普迅看来，要实现“立人救国”的思想，文化精英们得完成两大任务:一是摧毁宗法文化，二是改造古老国度民众的灵魂。因此，农民成为普迅等一批早期乡土作家关注的对象，这是由于农民既是宗法文化的重要寄主，又是构成“沙聚之邦”的主要成分。于是，阿Q、闰土、七斤、祥林嫂、鼻涕阿二、骆毛等一批灵魂麻木的国民成为作家剖析的对象，农民文化成为早期乡村小说攻击的靶的。

赵树理以平视的目光审视农民文化。如果说鲁迅是农民文化的审判者的话，那么赵树理就是农民文化的自我检讨人;普迅在否定的前提下批判，而赵树理则在认同的基础上批判。造成二人批判态度差异的原因有二。一是不同的时代背景。普迅面对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农民文化，在整个古老的东方农耕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转型的起步之际，农民文化的基本内涵是腐朽的宗法文化，因而突进的“五四”狂扭精神促使普迅对农民文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赵树理面对的是处于解放区文化氛围中的农民文化，此时此地的农民文化正处于急剧的变化中:传统的宗法文化正在隐退，新民主主义文化正在改造农民文化;加之当时的主流政治也选择了农民文化，所以赵树理对农民文化采取了基本认同的态度。二是对农民文化的体认差异。普迅的童年、少年在农村度过，当奋笔疾书批判农民文化时，他已成为“城市人”多年了，—从《呐喊》到《朝花夕拾》，农村在普迅的笔下一直是一种记忆:当他受到乡情的“蛊惑”时，他就写出了《社戏》等小说，当受到历史使命感的鞭策时，他就把乡村作为批判的靶的，于是他造就了阿Q、闰土等人物;由于时空的久远和描写的概括性，农民在普迅的笔下只能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一种被他赋予了封建文化内涵的符号。赵树理的前半生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长期的农村生活使他对农民产生了特殊的亲近感，而农民兼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又使他对农民文化有了更透彻的了解，—特殊的生活经历与特殊的身份决定了赵树理对农民的体恤、理解和对农民文化的认同与宽容，使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文化。赵树理文化批判的前提是认同农民文化。肯定农民文化中某些传统道德精神、赞美乡土精神中的积极因素、肯定在外来因素刺激下产生的新的文化质素、顺从农民的审美观念，等等，是赵树理文化认同的主要表现。例如，“勤劳”是农民用来衡量人格人品的重要标准，也是传统的农民高尚人格的核心内涵，赵树理认同了这一价值观念，并从这一价值标准出发塑造了一批具有勤劳品格的人物形象，如孟祥英、金桂、陈秉正、潘永福等。乡土精神是在土地的依托与哺育下而形成的农民人格精神，如勤劳勇敢、质朴善良、诚信谦和、安土重迁、保守狭隘、务实求稳，等等。赵树理肯定了乡土精神的闪光面，唱出了一曲曲土地的恋歌:《地板》肯定了农民劳动的价值，《福贵》、《田寡妇看瓜》展示了作为农民的衣食之源和精神依托的土地的双重价值，《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歌颂了农民为土地而进行的抗争……。赵树理的这种认同实际上是对农民文化品格的肯定，他以自己ao年代的乡村小说表明:农民文化是一种质朴、单纯、向上而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化。他的所有艺术描写都隐含着对东方农耕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农民—的歌颂与赞美。—这一艺术行为与鲁迅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判形成鲜明的对比:每迅展示了工业文明东渐时的农民文化的可悲境地，在普迅的笔下农民文化是一种受到伦理化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化的道德观念的双重籍制而缺乏本体自主能力、本体体认能力的象昧文化。

对农民文化的基本认同使赵树理的文化批荆失去了普迅批判笔锋的尖刻与犀利，而由革命理想所致的自信与优越感又使其批判消洱了普迅的激愤、淡化了普迅的优患愈识。对待农民文化的消极面，赵树理多以喜剧的手法展示其荒诞和存在的不合理性。对待二诸葛、三仙姑、老秦、李成娘等落后的人物，作者总是在普意的调侃中指出他们的精神块陷;而对待新旧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作者一般不让其白热化，且冲突多以进步的一方大获全胜、落后的一方获得思想进步的喜剧形式结束。对待小元、小昌等“翻得商”人物，作者总不忍心丑化;对于德贵、小毛、小旦、“老驴”等一类比较特殊的人物的描写，作者也没有顺从时俗将其妖魔化，而是既揭示其丑恶的本质，又最后给予“出路”。这种沮和的批判充分显露出身为“农民作家”的赵树理对乡土的依恋之情。对待农民文化肌体上生出的毒瘤，作者采取了冷静客观的态度。赵树理习惯于以客观而真实的描写平和地展示封建宗法文化的腐朽和地主反动势力的丑恶。例如，对于阎恒元、李如珍、王光祖等地主恶场的描写，作品既不像早期“革命小说”那样激愤，也不像后来的“三突出”小说那样夸张，而是在真实可信的叙述中展示人物的罪恶。冷.与平和并非竞味着宽容，而是显露出作者对反动力量的蔑视和对正在发生质变的农民文化的自信。

二、双重文化批判视角

赵树理的文化批判有两大视角。

一是五四人文精神。五四人文精神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文化批判精神。赵树理继承了普迅的文化批判精神，从启泉和反封建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封建文化对农民的精神毒害，展现了一代农民的精神变化历程。作者塑造了两类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的老一代农民，如二诸葛、老秦、李成娘、刘聚才等。作者通过对这些农民的言行的剖析，展现了封建文化在他们心灵烙下的印痕。二是受到封建思想残余侵害的新一代农民，如小元、小昌等。通过对这一类人物的描写，作者一方面展现了延续千年的封建文化对一批先知先觉的农民的思想侵害，另一方面揭示了农民阶层自身的思想局限性，从而提出了农民文化改造的艰巨性问题。同普迅一样，赵树理格外注重人的个性解放与人的灵魂觉醒，但由于文化参照、文化指向等方面的差异，普、赵二人对农民文化关注的重心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将普迅的乡村小说创作与他写于20世纪初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以及他后来的杂文创作结合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从由“立人”而“立国”的文化思路出发而审视农民文化的，—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就必须先改造“国民性”，“国民性”的病根是奴性，而奴性是包括封建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所浸淫、所熏陶的结果，因此，要改造国民性必须批判传统文化。于是，在《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中，作者既指出封建文化的腐朽与没落，又无情地揭示了闰土、阿Q.祥林嫂等农民的怯儒与麻木，对他们用“瞒和骗”制造“奇妙的逃路”的心理行为深恶痛绝。赵树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的目标、任务出发而审视农民文化，因而，他出于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健康发育而批判封建文化、揭示封建文化对农民的精神毒害，为了使农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可靠的同盟军而敦促农民自身的人格升华、强调农民文化的改造。—由于文化批判的指向差异，二人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侧重也不完全一样:鲁迅把以宗法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文化作为批判重点，而赵树理则既批判民间化、民俗化、乡土化的封建正统文化，又批判乡村文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腐朽的文化观念和陈旧的价值意识。

二是阶级论视角。阶级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核心。从阶级对立的角度出发，赵树理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在农村的代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压迫、经济压榨和精神奴役与精神籍制。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经历过新旧两重天的农民知识分子，赵树理对乡村宗法势力有着透彻的了解。《李家庄的变迁》真实地描写了李如珍、小喜之流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福贵》等作品揭示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算计与盘剥，《邪不压正》、《刘二和与王继圣》等作品则形象而深刻地展现了乡村宗法势力对农民的精神奴役和精神控制。赵树理对反动的村政权有着深刻的认识。他通过生动的描写向读者展示:政权与封建伦理道德的紧密结合和伦理道德的法律化、政治化是乡村反动政权的本质，依靠上层反动政权压迫农民和以封建伦理观念束缚农民、控制农民则是其政权的基本操作模式，而掠夺农民、维持自己在农村的特殊地位是其政权运作的最终目的。在描写阶级对立的过程中，赵树理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展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同时也展示了农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威力。应该说，赵树理小说的阶级论视角是鲁迅小说所不具备的。—尽管鲁迅小说的文化批判在客观上展示了阶级对立，但从《呐喊》、《仿徨》整体创作上看，鲁迅并不是有意从阶级论出发展示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而是从批判封建文化出发的。

当然，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视角在赵树理小说中是重合的。在《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作者既从阶级的角度描写了地主阶级或封建残余势力对农民的政治讹诈与政治压迫，又从五四人文精神的角度揭示了农民自身的精神缺陷。例如，老秦对老杨的前恭后踞反映了他的封建等级观念，小喜三棍子加一句“草灰羔子”镇压住了铁锁媳妇的气势、后来又用两块钱雇来一个穿制服的陌生人毫不费力地捆走三个“小字辈”，这些事件充分展示了封建宗法意识对农民的精神控制以及这种控制对农民的精神驯化状况。在《孟祥英翻身》、《邪不压正)等作品中，立足于五四人文精神的“人的解放”命题与依托于阶级论的民族解放、社会变革主题合为一体。

任何一种批判都意味着一种建构，暗示着一种理想，双重的文化批判视角使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达到了批判与建构的统一。五四人文精神视角使赵树理的文化批判具有鲁迅的反叛精神，而阶级论视角又使其批判具有明晰的建构理想。—时代的局限、“五四”时期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影响、对农民的失望所致的优愤等诸多因素，使鲁迅乡村小说的反叛精神覆盖或淡化了其建构指向，以致批判大于建构。赵树理面对的是正在转型的农民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在40年代的解放区迅速发育，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时代氛围中，农民文化开始发生质变:以宗法文化为主干的旧文化逐渐退隐，而以无产阶级思想为精髓的新文化不断进人农民文化。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与解放区政治体制及生产关系的变更为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构建指明了构建目的与构建标准，因此，赵树理小说避免了鲁迅小说文化建构的困惑。

三、形而下的批判格调

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早期乡村小说相较，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显现出一种“平易”批判格调。

鲁迅的乡村小说从“立人救国”的精神哲学出发而展开描写，其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主题提炼都具有高度的隐喻性与概括性。例如，阿Q这一形象的塑造旨在“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而阿Q挑衅王胡、欺负小尼姑等行为的描写意在概括“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的”卑怯国民性;(狂人日记》用富有深意的语言概括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尽管学者们反复论证鲁迅小说描写的生动性、形象性与周密性，但实际上其小说以“写神”为主，作者跨越政治学和浅表的社会学层面，从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层面观照农民的生活，“白描”构成其作品描写的写意性，暗示象征构成其描写的隐喻性，所有描写围绕着精神哲学的内核铺展。因此，我们认为鲁迅乡村小说的描写是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的“隐喻书写”。赵树理小说的描写格调与鲁迅大不一样。对农民文化的认同、战时文化的特殊需要和他自己的艺术旨趣使他舍弃了隐喻书写。与鲁迅小说相较，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格调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以故事负载文化批判内涵。赵树理对“穷哥们”听不懂他朗读(阿Q正传》一事深有感触，他认识到小说的“通俗”在启蒙农民和进行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性，因而决定用直白的语言来写“故事”。于是，以直白的语言“讲故事”，“故事”中蕴涵着“间题”，不同的观照角度产生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问题负载不同的文化批评命题，这就是赵树理小说的基本描写方式。

(二)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赵树理小说舍弃了批判命题的概括性与抽象性，寄寓质朴的文化评价、文化思考于凡俗琐事的铺陈与叙述之中。例如，同样是展示封建等级思想在农民身上打下的烙印，鲁迅以闰土的一声“老爷”来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可悲，而赵树理则通过老秦要老伴给老杨做白面条、当着老杨的面骂儿子、给老杨下跪等一系列生动而具体的事件描写来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可笑;两个人物形象在各自的作品中都不是重点描写对象，但鲁迅的寥寥几笔就把人物所负载的文化意旨抽象到哲理高度，读者若要解读人物，非得要有一个“解码”过程，而赵树理的直接表达则使形象与“思想”对等，且二者处于同一思维层次，因而读者仅需通过直觉思维即可把握作者的全部思想。

(三)文化批判主要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表层展开，作者一般不将作品的文化内涵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我们说普迅从精神哲学层面观照农民文化，主要是指鲁迅对农民文化的观念文化或文化心理的哲学思考，即对国民的思维方式和民族个性在近现代的变异的哲学审视，对封建文化的哲学依托的考察。—从哲学角度观照农民文化是普迅小说文化批判的形而上特色的主要表现(笔者认为，在普迅小说中农民就是“国民”的代名词或象征)。然而，宁摆“文摊”而不上“文坛”的为文宗旨和创作的现实功利性使赵树理放弃了对艰深的哲理内涵的刻意探求，其文化批判主要在与“时事性”紧密关联的政治学社会学层面展开，作者的文化审视停留在农民文化的行为文化和物态文化层面。当然，其小说不乏哲理内涵，但这种质朴的哲理主要来自作者对乡村生活的透彻感悟和对农民文化的深刻了解，作者往往是无意得之。

以故事负载文化批判内涵，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在政治学和社会学层面展开文化批判，这种批判操作模式使赵树理小说具有一种形而下的批判格调。公务员之家

形而下的文化批判格调使赵树理小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鲁迅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判的重大历史意义不可否定，但仅就对当时的农民阶层的直接启蒙作用而言，鲁迅小说的文化批判是不太成功的，因为普迅批判精神的精英性、前卫性和那种高度抽象的隐喻写作，使其小说不可能直接对农民文化产生作用。

上述三大特点正是赵树理小说文化批判的成功之处。然而，我们在肯定其小说文化批判的长处时，也不可忽视与这三大特点密切关联的局限性。其文化批判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自足的文化心态。“农民作家”赵树理的农村生活经历与工作经历在使他透彻了解农村文化的同时，也局限了他的文化视野。如果说普迅以城市人的目光俯视农村文化，导致了其小说的文化批判的抽象化的话，那么赵树理以农民的眼光审视农民文化则导致了他自足的文化心态。这种自足的文化心态使作者的批判与建构完全局限在农民文化本体之内，批判者对农民文化的认同使其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农民文化自身的局限性、农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巨大差距以及东方文化在世界整体文化格局中的位置。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篇5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文化建设的差距日益拉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虽然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有所改变，但尚未从根本上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协调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体上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也因考量指标的影响而忽视乡村文化的建设，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乡村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没有文化全面渗透、全面支撑的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蹩脚的一体化。不能从思想文化上关心农民的精神需求，关注农民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关切农民的文化承传与创造，是难以从农民的心性发展上表达社会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责任的。一方面，社会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造成乡村新的知识贫困、科技贫困、智力贫困；另一方面，乡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体现在乡村。现代城市加速扩张的危机日益明显，“城市病”日趋严重，向自然回归、远离都市、重返乡村，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速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径之一，而且是保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灭的战略举措。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产业要立足市场、走进消费，面临着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一是可以通过特色乡村文化旅游来推出文化产品(这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来感受独有的淳朴的乡村生活风味；二是可以通过体验经济来多样化展现乡村文化的参与互动魅力，将乡村生产、生活、民俗、农舍、休闲、养生、田野等系统链接，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链条；三是开发乡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编、剪纸、泥塑、砖雕等土特名优工艺品，组织农民进行特色文化产品加工生产和经营；四是组织乡村歌舞、乡村竞技、乡村风情、乡村婚俗、乡村观光、乡村耕织、乡村喂养等表演和竞赛活动，提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服务；五是开展乡村休闲娱乐、地方风味餐饮、感受乡村生活等活动，为城市老年人、为国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务和自助式生活服务；六是开展乡村文化历史文化展览，生动系统地反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特色和历史，开辟针对中小学学生的乡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这些经营方式，仅是乡村文化产业的基本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应鼓励和支持乡村文化产业运营创新。因此，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科学发展乡村文化产业。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篇6

近几年拍摄的一些影片，比如《和你在一起》、《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等，片中的主要人物往往来自于“乡村”和“城市”——这一二元对立的物理空间，他们在其中一个空间里“邂逅”，伴随着故事的延伸折射出不同的道德准则和精神生活，而且人物性格冲突的结果是来自“乡村”的人（刘小春、刘成等）基本上坚守住了生活的信仰和人性的温暖，并顺利完成了对“城市”人（江老师、莉莉等）的“超度”，使他们心悦诚服的洗心革面。这无疑也是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这里，“乡村”扮演了“城市”拯救者的角色，成了“城市”人的道德绿洲和精神家园。同样是对乡村文化的肯定，但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影片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当我们视“乡村”、“城市”不仅是对立的精神空间而且是对立的社会空间加以审视时，后者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思索。

【关键词】乡村城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空间城市化

一文本分析：从《和你在一起》谈起

《和你在一起》是陈凯歌2002年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作品，讲述了刘小春在北京学琴的经历以及和莉莉、江老师的交往。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即以舒缓宁静的镜头勾勒了江南小镇美丽恬静的自然风光和热情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了比赛，刘小春来到了繁华的北京，首先进入他视野的是莉莉，在他惊讶、羡慕的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莉莉的奇装异服以及妩媚和风骚。莉莉在影片中的身份是极端“暧昧”的，但不管是“二奶”还是“小姐”，她都是一个缺乏真情、金钱至上而良心未泯的享乐主义者。但在和刘小春接触的过程中她的言行却逐渐的发生变化，当得知小春卖了小提琴给她买那件大衣的时候，这种别人对她从未有过的好，给她内心以强烈的震撼。在影片最后她到火车站送行时，已经是一位穿着朴素、温文尔雅的“良家妇女”形象。江老师也是如此，他生活邋遢、自命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有时候还爱沾小便宜，但却有着对艺术纯洁的炽热之心。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和小春、刘成相处的过程中打开了封闭已旧的心门。在最后一次给小春上课时，他换了一身新衣服，整理了头发，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在他的肩上，他最终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展露了自信的笑容。

毫无疑问是小春改善了莉莉、江老师的精神生态环境，让他们的人生观发生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影片开始描绘的美丽的江南小镇，就不应该忽视刘小春身上“外来者”的文化胎记，他的天真与淳朴浸润着江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莉莉的漂泊、江老师的孤僻则与这个喧嚣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小春就是那个“天使”，“天堂”是“黑暗”的，而小春是光明的，“城市”是黑暗的，而“乡村”是光明的。这是导演有意为之，如果说是音乐沟通了他们的心灵，那这音乐也是来自乡村的音乐、感恩的音乐，而不是为了比赛、为了得奖演奏的音乐。所以当莉莉、江老师向小春报以深情的微笑的一刻，是他们自己、更是他们背后的文化向小春、更是向那个美丽和谐的乡村文化表达着感谢并主动靠拢。另外，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小春身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在最后的时刻，他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而选择了和父亲在一起、和“乡村”在一起，他用行动证明没有被这个城市同化。

在这部影片中有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乡村”（江南小镇）和“城市”（北京），来自两个空间的人裹挟着迥异的文化气息和精神空间，在交往的过程中，来自“乡村”的人对“城市”中的人施加了积极的影响，使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文化的身份。《和你在一起》在“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选择后者的价值取向在很多影片中存在着，典型的有《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

《求求你表扬我》是黄建新最近导演的一部颇具内涵和寓意的新片，故事主要发生在杨胜利、杨红旗、古国歌和欧阳花四人之间。杨胜利是早年的劳模，奖状贴了满满一墙，特写镜头下从奖状上我们看到了的头像，那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标志。老人每年都有一部分补助，但他全捐了，现在得了重病，为了不给国家浪费钱，坚决不治疗，唯一的愿望是儿子杨红旗能受一次表扬。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憨厚执着的杨红旗到报社找到记者古国歌，说自己曾经救过一个叫欧阳花的女大学生，就在她要被人强奸的时候，要求在报纸上登报表扬他。但古国歌在调查青春漂亮的欧阳花时，她却否认了这件事，并且称杨红旗在诬陷她。就这样，杨胜利老人走了，他没有看到儿子被人表扬。后来证明是欧阳花在撒谎，但在古国歌面前她为自己做了这样的辩护：“为什么死死的缠着这件事情不放？……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时“已经分不清对错”的古国歌放弃了记者之一职业，来到北京。有一天在街上他“遇到”了已经失踪的杨红旗推着他“去世”的父亲杨胜利，他们相视一笑，这一笑使古国歌悲凉的心灵无比温暖起来。

影片中，杨红旗与杨胜利是来自“乡村”的，杨红旗老实憨厚、体贴孝顺，杨胜利一生奉献、不图回报，“什么时候这墙上能有一张奖状是你的，爸也就心满意足了”——渴盼儿子被人肯定是他最后的要求。古国歌、欧阳花都是城市中人，我们不能肯定欧阳花最后的道歉有多少的诚意，但古国歌的彷徨足可以说明他受的冲击之大，从其最后的微笑中可以读出在邂逅杨胜利——这一死而复生的乡土文化后洋溢的幸福。“胜利”、“红旗”、“国歌”试图要把我们领入仿佛很久远的时代。

《天下无贼》是冯小刚2004年的一部影片，具有商业片的所有元素。片中的王丽是一个惯偷，但因为怀上了孩子，母性的本能让她有了悬崖勒马的冲动。在其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来自河北一大山里没有父母的傻根无疑是重要的角色和力量。他坚信——狼都没有伤过俺，人会害俺？人怎么比狼还坏？”正是他的毫无戒心，使本来已有悔意的王丽找到了人性回归的扶梯。在这里我们固然无法武断的认定王丽、王薄的所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导演选择了一个来自“乡村”的，正如他的名字——傻根一样充满着近乎原始的美德和憧憬的人来帮助王丽实现灵魂的涅槃，同时帮助导演完成这次叙事，这选择本身即是对“乡村”的肯定，因为他（导演或者王丽）无法从“城市”中找到拯救的力量。在冯小刚的影片中，这种力量除了在《天下无贼》显现，还出现在《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

《洗澡》是张扬1999年的一部作品，“父亲”老刘长年累月的开着澡堂，他坚信澡堂不仅能洗干净身体，还能洗干净灵魂。多年未回家的大明因为误会从深圳——最具商业气息的城市赶来。父子两人最初的关系是冷漠的、紧张的，大明不赞成父亲开澡堂，而且本人也只洗淋浴。不想老刘犯病，大明只有留下来照管澡堂，正是从这时起大明才真正开始接触洗澡，开始了解父亲，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老刘在水中怡然离去，澡堂也被推倒了，不久就会有商业区在这里建起来。影片其实叙述了一个父与子的故事，充满古典意味的父亲是传统人情、亲情的化身，他的澡堂为人们提供了吐纳众生的暖气融融的大家园；长子大明则是离家出走、下海经商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符号指代，他最初对父亲“洗澡业”的拒绝既是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对“乡村”的背叛。当儿子在父亲的教育下蟠然醒悟之后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我们于是看到乡村文化最终冲破了大明——城市符号所意指的城市文化的堤岸。

与以上有着同样的精神文化指向的影片还有很多，比如《天上草原》（塞夫、麦丽丝导演，2002年）、《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导演，1999年）、《玻璃是透明的》（夏刚导演，1999年）、《美丽新世界》（施润玖导演，1999年）、《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导演，1998年）等。

二两种态度：满怀希望和“老人”的离去

在这些影片中都存在着“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尽管有些影片的“乡村”没有直接出场，比如《天下无贼》、《美丽新世界》、《玻璃是透明的》等，像《天上草原》中的“城市”也没有通过镜头得到影像化的显现，但它们在意义的层面上没有缺席，仅仅是隐身而已，这种隐身与置换有时候是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相互妥协的策略。总之，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邂逅中，带来的“乡村”气息让城市面貌为之一新，“乡村”成了他们精神的绿洲和道德的皈依。在影片中导演都对乡村文化表现出向往和留恋，给以肯定和讴歌，但在这一共同的旗帜下，他们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从影片中我们能读出导演或兴奋、或沉重、或发现希望、或看到绝望的不同的表情。

《和你在一起》是一部充满希望的影片，小春在北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依然在人生“成功”与“幸福”的十字路口上决绝的选择了后者。影片以慢镜头来铭记小春和父亲击掌相庆的那一瞬间，来铭记莉莉和江老师朴素的穿戴和温馨的笑容，加上周围被感染的群众，这一“大联欢”的画面赢得了大家的热泪，也温暖着大家的心房。导演对刘小春的回归，对莉莉、江老师的转变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为乡村文化的明天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蓝图。影片《天下无贼》中，傻根荡涤了王丽、王薄的贼性，唤回了他们的人性，为了让他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王薄甚至牺牲了生命。但傻根活了下来，他依然活在他的梦里，坚守他的信仰，继续感染着身边的人。

除了《和你在一起》、《天下无贼》，希望的曙光还在《天上草原》、《玻璃是透明的》等影片中闪烁。同时，在对待乡村文化的前景上还有另外一种忧虑的声音，在这一些影片中，有着非常典型的一个原型意象——“老人”及其离去。“老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文化积淀，他们作为家中的长者在特定的象征化语境中也就成为某一文化存在的证明，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乡村文化的精神气质，有着传统道德发出的人性呼唤，是一种权威和向心力，他们的离去，无疑也是一种终结，他们的死给影片蒙上了悲凉的色彩。

《求求你表扬我》中的杨胜利老人是最典型的，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寄托，其淳朴的爱国情怀和对儿子的朴素要求让古国歌、也让观众唏嘘不已，但他坚守的这种信念在崇尚个性和自我的欧阳花那里轻而易举的就被“解构”掉了——“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导演让杨胜利死而复生，给古国歌一次想象性的抚慰和心灵忏悔的机会，但这个美丽的空想无疑“以乐景写哀”更添了影片的悲凉。他的死带走了所有的印有头像的奖状，带走了一个众人渴望奖状、渴望为别人着想并被别人肯定的时代，一种迥异于城市天空的心灵空间。《洗澡》中的老刘视开澡堂为最幸福的职业，在这里，青年人重归正途，家庭和睦如初，老人得享天伦之乐。他是澡堂最坚定的守卫者，也是澡堂这一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卫者，尽管他最后的人生旅途改变了大明的人生航向，但这却阻挡不住澡堂的灭亡，阻挡不住城市的扩张。当这一澡堂消失的时候，与之相伴随的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也就一并消散在城市的上空，大明的转变固然给乡村文化以希望，但我们同时感觉到这希望在商业浪潮面前的无力和渺茫。《手机》中严守一的“奶奶”也是意义深沉的符码。她一直生活在老家里，是严守一的牵挂，而她对严守一的嘱托更深沉。她知道费墨胸闷，就托人给他捎了红枣，说“枣能补心”，费墨说：“这枣吃下去，责任很大。”就是这位让人感觉到“责任”的老人还是去世了。

综观这两种态度，同样是在对乡村文化的肯定的前提下，后者比前者多了忧虑，也多了思索。它在给我们营造温馨美丽的影像家园的时候，并没有回避改革带来的阵痛和生存的创伤。特别是《求求你表扬我》这部影片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已经升级到一种仇恨的种子。

电影是要给观众营造一个美丽的梦并帮其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但现实主义的影片不是孤立的存在，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它们拨动的应该是社会上最敏锐的那根神经，尤其是有一定票房收益和社会影响力的影片。但当观众都心甘情愿并理所当然的认同它所给定的价值取向时，特别是当我们将乡村——城市作为社会空间来思索的时候，后一种态度——对乡村文化前景的忧虑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回味和沉思。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篇7

乡村传统文化对于乡村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梁漱溟认为，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建设理论》，2006）。乡村传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存在的许多合理的传统文化因素，对乡村生产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罗建河、韩迎春，2007）。乡村传统文化氛围对道德意识、风俗习惯、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在我国乡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乡村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节庆、禁忌、游艺、歌舞以及民间口头文学等都能通过榜样、言教和舆论等方式对人进行品德教育，另外，对祖先的崇拜等宗教信仰仪式也会对人的人伦教育起到良好的作用。随着我国乡村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乡村人口迅速向城镇转移，乡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这也使乡村传统文化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乡村传统文化呈现碎片化趋势，乡村文化的主体性逐渐消失，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与文化重构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当我国乡村同时面对传统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时，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将难以实现。因此，延缓乡村的解体，倡导眷恋乡土、重视亲情、恪守乡规民约、勤俭质朴的乡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实现社会和谐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对于当下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总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不仅有利于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需要重新认识与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

2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内容

我国对于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区分不同层面的保护，至少应在非物质层面与物质层面开展保护。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社会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的总和，是乡村社会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总汇，影响和支配着乡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乡村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非物质形态的（比如，乡规民约、民间故事与传说、乡村文体活动、民间手工艺术、乡土农事活动等），而乡村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物质形态的（比如，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乡土服饰等）。在非物质层面，保护与传承的内容又分为思想层面和行为层面。思想层面包括：乡村生活的独特价值、乡规民约、宗族组织与文化、孝文化、民歌与民谣、民间故事与传说等；行为层面包括：农耕方式、乡土农事活动、民间文体活动、民间手工艺术、传统节庆活动等。在物质层面，保护与传承的内容包括：乡村自然风貌、乡村传统聚落、乡村历史建筑、不同地域的传统乡村服饰和民族服饰等。

3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策思路

3.1寻求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与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协调

从经济角度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经济发展关系复杂。在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出于满足生存之需，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消费越来越受到重视，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济价值逐渐展示出来，保护与传承和经济发展之间维系一种互促关系就成为可能。从生态角度看，乡村传统文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挖掘这些智慧有助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实现乡村绿色发展。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在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具有多重作用，对于美丽乡村建设意义重大。总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乡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但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背景之下，两者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促关系，能实现在乡村经济发展中保护与传承、在保护与传承中促进发展。

3.2探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模式

比较与借鉴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验，吸收国内不同地域保护与传承乡村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探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科学规律、利益平衡杠杆、有效发展路径和政府承担的角色以及干预的手段等，归纳总结出保护与传承我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新模式。具体可以通过选择典型乡村开展案例分析，深入了解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新型模式，以促进我国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

3.3构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机制

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地加以研究。在探寻保护与传承的新型模式的基础上，还要针对多重目标构建多重机制，并进一步确立政策支持体系和具体政府建议。针对乡村传统文化破碎化和主体性逐渐消失的现状，要构建乡村传统文化认同的重建机制；针对城市文化等外来文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冲击，要构建乡村文化自信的培育机制；以维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乡村经济发展的互促关系为目标，要构建以乡村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机制；针对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成果会逐渐被周边村镇效仿并分享经济利益的现实，要构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成果的地域共享机制；针对政府在引导我国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要构建政府在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机制。

3.4提出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政策建议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篇8

近几年拍摄的一些影片，比如《和你在一起》、《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等，片中的主要人物往往来自于“乡村”和“城市”——这一二元对立的物理空间，他们在其中一个空间里“邂逅”，伴随着故事的延伸折射出不同的道德准则和精神生活，而且人物性格冲突的结果是来自“乡村”的人（刘小春、刘成等）基本上坚守住了生活的信仰和人性的温暖，并顺利完成了对“城市”人（江老师、莉莉等）的“超度”，使他们心悦诚服的洗心革面。这无疑也是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这里，“乡村”扮演了“城市”拯救者的角色，成了“城市”人的道德绿洲和精神家园。同样是对乡村文化的肯定，但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影片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当我们视“乡村”、“城市”不仅是对立的精神空间而且是对立的社会空间加以审视时，后者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思索。

【关键词】乡村城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空间城市化

一文本分析：从《和你在一起》谈起

《和你在一起》是陈凯歌2002年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作品，讲述了刘小春在北京学琴的经历以及和莉莉、江老师的交往。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即以舒缓宁静的镜头勾勒了江南小镇美丽恬静的自然风光和热情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了比赛，刘小春来到了繁华的北京，首先进入他视野的是莉莉，在他惊讶、羡慕的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莉莉的奇装异服以及妩媚和风骚。莉莉在影片中的身份是极端“暧昧”的，但不管是“二奶”还是“小姐”，她都是一个缺乏真情、金钱至上而良心未泯的享乐主义者。但在和刘小春接触的过程中她的言行却逐渐的发生变化，当得知小春卖了小提琴给她买那件大衣的时候，这种别人对她从未有过的好，给她内心以强烈的震撼。在影片最后她到火车站送行时，已经是一位穿着朴素、温文尔雅的“良家妇女”形象。江老师也是如此，他生活邋遢、自命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有时候还爱沾小便宜，但却有着对艺术纯洁的炽热之心。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和小春、刘成相处的过程中打开了封闭已旧的心门。在最后一次给小春上课时，他换了一身新衣服，整理了头发，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在他的肩上，他最终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展露了自信的笑容。

毫无疑问是小春改善了莉莉、江老师的精神生态环境，让他们的人生观发生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影片开始描绘的美丽的江南小镇，就不应该忽视刘小春身上“外来者”的文化胎记，他的天真与淳朴浸润着江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莉莉的漂泊、江老师的孤僻则与这个喧嚣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小春就是那个“天使”，“天堂”是“黑暗”的，而小春是光明的，“城市”是黑暗的，而“乡村”是光明的。这是导演有意为之，如果说是音乐沟通了他们的心灵，那这音乐也是来自乡村的音乐、感恩的音乐，而不是为了比赛、为了得奖演奏的音乐。所以当莉莉、江老师向小春报以深情的微笑的一刻，是他们自己、更是他们背后的文化向小春、更是向那个美丽和谐的乡村文化表达着感谢并主动靠拢。另外，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小春身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在最后的时刻，他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而选择了和父亲在一起、和“乡村”在一起，他用行动证明没有被这个城市同化。

在这部影片中有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乡村”（江南小镇）和“城市”（北京），来自两个空间的人裹挟着迥异的文化气息和精神空间，在交往的过程中，来自“乡村”的人对“城市”中的人施加了积极的影响，使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文化的身份。《和你在一起》在“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选择后者的价值取向在很多影片中存在着，典型的有《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

《求求你表扬我》是黄建新最近导演的一部颇具内涵和寓意的新片，故事主要发生在杨胜利、杨红旗、古国歌和欧阳花四人之间。杨胜利是早年的劳模，奖状贴了满满一墙，特写镜头下从奖状上我们看到了的头像，那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标志。老人每年都有一部分补助，但他全捐了，现在得了重病，为了不给国家浪费钱，坚决不治疗，唯一的愿望是儿子杨红旗能受一次表扬。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憨厚执着的杨红旗到报社找到记者古国歌，说自己曾经救过一个叫欧阳花的女大学生，就在她要被人强奸的时候，要求在报纸上登报表扬他。但古国歌在调查青春漂亮的欧阳花时，她却否认了这件事，并且称杨红旗在诬陷她。就这样，杨胜利老人走了，他没有看到儿子被人表扬。后来证明是欧阳花在撒谎，但在古国歌面前她为自己做了这样的辩护：“为什么死死的缠着这件事情不放？……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时“已经分不清对错”的古国歌放弃了记者之一职业，来到北京。有一天在街上他“遇到”了已经失踪的杨红旗推着他“去世”的父亲杨胜利，他们相视一笑，这一笑使古国歌悲凉的心灵无比温暖起来。

影片中，杨红旗与杨胜利是来自“乡村”的，杨红旗老实憨厚、体贴孝顺，杨胜利一生奉献、不图回报，“什么时候这墙上能有一张奖状是你的，爸也就心满意足了”——渴盼儿子被人肯定是他最后的要求。古国歌、欧阳花都是城市中人，我们不能肯定欧阳花最后的道歉有多少的诚意，但古国歌的彷徨足可以说明他受的冲击之大，从其最后的微笑中可以读出在邂逅杨胜利——这一死而复生的乡土文化后洋溢的幸福。“胜利”、“红旗”、“国歌”试图要把我们领入仿佛很久远的时代。

《天下无贼》是冯小刚2004年的一部影片，具有商业片的所有元素。片中的王丽是一个惯偷，但因为怀上了孩子，母性的本能让她有了悬崖勒马的冲动。在其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来自河北一大山里没有父母的傻根无疑是重要的角色和力量。他坚信——狼都没有伤过俺，人会害俺？人怎么比狼还坏？”正是他的毫无戒心，使本来已有悔意的王丽找到了人性回归的扶梯。在这里我们固然无法武断的认定王丽、王薄的所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导演选择了一个来自“乡村”的，正如他的名字——傻根一样充满着近乎原始的美德和憧憬的人来帮助王丽实现灵魂的涅槃，同时帮助导演完成这次叙事，这选择本身即是对“乡村”的肯定，因为他（导演或者王丽）无法从“城市”中找到拯救的力量。在冯小刚的影片中，这种力量除了在《天下无贼》显现，还出现在《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

《洗澡》是张扬1999年的一部作品，“父亲”老刘长年累月的开着澡堂，他坚信澡堂不仅能洗干净身体，还能洗干净灵魂。多年未回家的大明因为误会从深圳——最具商业气息的城市赶来。父子两人最初的关系是冷漠的、紧张的，大明不赞成父亲开澡堂，而且本人也只洗淋浴。不想老刘犯病，大明只有留下来照管澡堂，正是从这时起大明才真正开始接触洗澡，开始了解父亲，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老刘在水中怡然离去，澡堂也被推倒了，不久就会有商业区在这里建起来。影片其实叙述了一个父与子的故事，充满古典意味的父亲是传统人情、亲情的化身，他的澡堂为人们提供了吐纳众生的暖气融融的大家园；长子大明则是离家出走、下海经商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符号指代，他最初对父亲“洗澡业”的拒绝既是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对“乡村”的背叛。当儿子在父亲的教育下蟠然醒悟之后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我们于是看到乡村文化最终冲破了大明——城市符号所意指的城市文化的堤岸。

与以上有着同样的精神文化指向的影片还有很多，比如《天上草原》（塞夫、麦丽丝导演，2002年）、《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导演，1999年）、《玻璃是透明的》（夏刚导演，1999年）、《美丽新世界》（施润玖导演，1999年）、《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导演，1998年）等。

二两种态度：满怀希望和“老人”的离去

在这些影片中都存在着“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尽管有些影片的“乡村”没有直接出场，比如《天下无贼》、《美丽新世界》、《玻璃是透明的》等，像《天上草原》中的“城市”也没有通过镜头得到影像化的显现，但它们在意义的层面上没有缺席，仅仅是隐身而已，这种隐身与置换有时候是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相互妥协的策略。总之，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邂逅中，带来的“乡村”气息让城市面貌为之一新，“乡村”成了他们精神的绿洲和道德的皈依。在影片中导演都对乡村文化表现出向往和留恋，给以肯定和讴歌，但在这一共同的旗帜下，他们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从影片中我们能读出导演或兴奋、或沉重、或发现希望、或看到绝望的不同的表情。

《和你在一起》是一部充满希望的影片，小春在北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依然在人生“成功”与“幸福”的十字路口上决绝的选择了后者。影片以慢镜头来铭记小春和父亲击掌相庆的那一瞬间，来铭记莉莉和江老师朴素的穿戴和温馨的笑容，加上周围被感染的群众，这一“大联欢”的画面赢得了大家的热泪，也温暖着大家的心房。导演对刘小春的回归，对莉莉、江老师的转变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为乡村文化的明天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蓝图。影片《天下无贼》中，傻根荡涤了王丽、王薄的贼性，唤回了他们的人性，为了让他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王薄甚至牺牲了生命。但傻根活了下来，他依然活在他的梦里，坚守他的信仰，继续感染着身边的人。

除了《和你在一起》、《天下无贼》，希望的曙光还在《天上草原》、《玻璃是透明的》等影片中闪烁。同时，在对待乡村文化的前景上还有另外一种忧虑的声音，在这一些影片中，有着非常典型的一个原型意象——“老人”及其离去。“老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文化积淀，他们作为家中的长者在特定的象征化语境中也就成为某一文化存在的证明，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乡村文化的精神气质，有着传统道德发出的人性呼唤，是一种权威和向心力，他们的离去，无疑也是一种终结，他们的死给影片蒙上了悲凉的色彩。

《求求你表扬我》中的杨胜利老人是最典型的，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寄托，其淳朴的爱国情怀和对儿子的朴素要求让古国歌、也让观众唏嘘不已，但他坚守的这种信念在崇尚个性和自我的欧阳花那里轻而易举的就被“解构”掉了——“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导演让杨胜利死而复生，给古国歌一次想象性的抚慰和心灵忏悔的机会，但这个美丽的空想无疑“以乐景写哀”更添了影片的悲凉。他的死带走了所有的印有头像的奖状，带走了一个众人渴望奖状、渴望为别人着想并被别人肯定的时代，一种迥异于城市天空的心灵空间。《洗澡》中的老刘视开澡堂为最幸福的职业，在这里，青年人重归正途，家庭和睦如初，老人得享天伦之乐。他是澡堂最坚定的守卫者，也是澡堂这一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卫者，尽管他最后的人生旅途改变了大明的人生航向，但这却阻挡不住澡堂的灭亡，阻挡不住城市的扩张。当这一澡堂消失的时候，与之相伴随的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也就一并消散在城市的上空，大明的转变固然给乡村文化以希望，但我们同时感觉到这希望在商业浪潮面前的无力和渺茫。《手机》中严守一的“奶奶”也是意义深沉的符码。她一直生活在老家里，是严守一的牵挂，而她对严守一的嘱托更深沉。她知道费墨胸闷，就托人给他捎了红枣，说“枣能补心”，费墨说：“这枣吃下去，责任很大。”就是这位让人感觉到“责任”的老人还是去世了。

综观这两种态度，同样是在对乡村文化的肯定的前提下，后者比前者多了忧虑，也多了思索。它在给我们营造温馨美丽的影像家园的时候，并没有回避改革带来的阵痛和生存的创伤。特别是《求求你表扬我》这部影片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已经升级到一种仇恨的种子。

电影是要给观众营造一个美丽的梦并帮其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但现实主义的影片不是孤立的存在，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它们拨动的应该是社会上最敏锐的那根神经，尤其是有一定票房收益和社会影响力的影片。但当观众都心甘情愿并理所当然的认同它所给定的价值取向时，特别是当我们将乡村——城市作为社会空间来思索的时候，后一种态度——对乡村文化前景的忧虑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回味和沉思。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篇9

在乡土农村中,农民通过“鼓吹乐”、“传统的经典曲目”、“地方戏曲”、“说唱艺术”等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文化诉求、伦理要求及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看法。以这种“群众性聚集狂欢”的方式,并通过一定的民俗传统来表达农民群众的一种朴素的信念和追求。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公共文化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私性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民私性文化资源较为丰富,电视机、VCD、DVD、卫星电视接收设备、有线电视,甚至电脑等现代文化信息产品逐步进入了大多数普通的农民家庭,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和上网等文化娱乐活动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农民个体的日常文化。而农村公共文化资源缺乏多样性,难以满足当代农民日益增长的健康文化活动需求。目前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为农民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主要是广播和寺庙教堂。寺庙教堂在农村现有的公共文化资源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而寺庙和教堂基本上是农民自己筹资建设的,每年的寺庙庙会和基督教活动的经费也是由村民自筹。基层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数量有限、缺乏多样性。民间的公共文化活动中,以庙会、祭祖、修家谱、烧香拜佛和做礼拜居多,在当前社会的农村,农民在改革开放后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的问题,在很多农村都以把信仰转化为信佛和地方神,以及在农村蔓延的基督教会。从整体上来看,农民的文化生活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发的、个体的或传统的,乃至封建迷信的状态。从乡土农村文化活动的内容上看,当前农村呈现了现代的私性文化活动快速发展与传统的民间公共文化活动的复兴。就笔者家乡所在的乡村,基层政府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稀少,尤其在农村的公共文化活动几乎没有,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农村私性文化没有发展,基层政府每年会有农村流动电影播放若干次,其余的公共文化活动就没有举办过。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严重缺少,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缺乏,其具体体现于:体育场和体育器材缺乏,文化活动室、图书馆等缺失。据笔者调查的农村地区,几乎没有村庄存在图书馆和文化活动室,有个别村庄存在体育场,但也是以农村小学的体育场为主,村庄体育场也仅有篮球和乒乓球台(农民因爱好自筹自建)。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一年仅有一次的庙会,如“三官庙”庙会,以地方戏曲和烧香拜神为主;少数群体性的基督教会,影响较小;若干次的婚丧嫁娶,农村的婚礼和丧事几乎使整个村庄的大大小小的农民参与其中;若干年一次的修订家谱(不同宗族修订时间不一);每年农历正月初七,农民、势力强大宗族等以自筹资金方式,燃放烟花爆竹送“火神爷”。总而言之,农民私性文化有了较快发展,农村的公共文化却严重式微。特别是一些健康的、文明的公共文化形式严重缺乏。一是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文化资源严重匮乏,部分村庄的公共文化供给被寺庙、教堂、封建习俗所占领;二是政府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不但数量少,而且极少针对农民的文化需求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即使举办了一定的文化活动,也主要限于节庆等特定场合,或者是为了满足政府经济活动方面的需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不是真正为了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活动的需要。〔2〕

农村公共文化衰微的原因

1.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资金投入不足中央以及省、市、县政府对公共文化资金的分配上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不公平现象。无论投入总量还是人均投入总量,农村都远远落后于城市。2006年,国家对农村公共文化投入44.6亿元,仅占全国财政对文化总投入比重的28.5%,而城市文化投入所占比重高达71.5%,超过对农村投入比重的43个百分点。扣除对县级文化单位的投入,作为直接为农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乡镇文化站资金为7.37亿,2006年获得的财政投入经费只有10.9亿元,每个农民一年仅能享有1.48元的文化投入。基层政府大多数又存在重经济、轻文化的倾向,对农村文化投入甚少。原来的农村文化活动经费,来自于政府拨款、乡村自筹、群众负担和社会捐助等多条渠道,几管其下,资金容易筹集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成了产业,基层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比重明显偏低,特别是对农村公共文化难以顾及;社会捐助缺乏必要的投入机制,企业或个人的社会责任缺失。农村文化经费的投入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的发展。2.农村公共文化管理缺乏科学的运转机制目前,在乡镇有文化站的机构,最多的有三个工作人员,大部分乡镇是一人一编制。由于基层文化站工资少、待遇低,难以吸引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以前文化站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大部分是退休的文艺工作者,虽然有舞台表演经验,但公共文化活动组织和管理方面的能力欠缺,难以使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有效展开。〔3〕从管理体制上来说,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经营者。文化管理既无外在竞争,又无内在创新动力,缺乏监督与约束,弱化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益性职能,强化了谋求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性职能。公益性职能弱化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基层公共文化管理运转机制的缺失。农村公共文化市场管理不到位,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在管理文化,特别是党委宣传部门更是包揽了文化的方方面面,政府也在强化自身的责任问题,不愿放弃管理权。这种多头管理造成管理难以到位,遇到利益问题同时争抢,遇到困难棘手的事情同时避让,文化市场管理不到位,并由此导致文化市场的萎缩,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衰退。3.农村文化人才缺乏且素质低,服务效率不高长久以来,由于乡镇文化建设缺乏发展规划和具体措施,缺乏相应的人员和经费预算,文化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和文化事业经费得不到妥善解决,导致农村青年从事文化服务的内在动力缺乏。农村文化活动从“内”产生不了,从“外”引不进来,无论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人才都是稀缺。文化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化和业务素质不高,严重影响文化服务的效率。主要存在文化建设队伍素质低,文化程度偏低,专业修养不高;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干部队伍不健全;参与文化活动的农民对文化活动的理解能力有限,对新事物有排斥心理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4.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缺乏绩效考核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乡镇一般年初无规划,平时无安排,年终无考核,任其农村公共文化活动自行消长。原来的农村电影放映队,现在都已销声匿迹,许多农民一年到头难得看到一场电影。原来红红火火的农民文化艺术节以及农村文艺演出等等也都难得一见了。乡村的广播站也没有了,高音喇叭也悄然无声了,现在农村文化活动基本上已经完全消失。〔4〕乡镇对文化活动的重视远远的抛在经济发展的脑后,考核乡镇政府的业绩主要以经济发展、城镇的基础建设、社会治安为主,而对公共文化活动的考核微乎其微。只要经济上去了,文化搞不搞都不会影响到乡镇政府的业绩考核。5.片面政绩观导致农村公共文化“边缘化”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强调经济发展,追求GDP指标,成为了国家一个时期的追求核心。在这种片面的追求经济建设的社会环境下,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形成一种压力型体制关系,各级政府的考核多注重于经济发展指标,想当然的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关注不高。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文化站主要就围绕着收费征税、计划生育等运转,几乎没有将精力放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上;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现在乡镇财政只能勉强维持单位的正常运转,在保证工作人员工资的情况下,农村公共文化基础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在农村基层政府的工作中便处于了边缘化状态。农村文化的边缘化以及一些地方乡镇机构中的乡镇文化站的“形同虚设化”导致农村公共文化严重匮乏。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篇10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文化建设的差距日益拉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虽然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有所改变，但尚未从根本上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协调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体上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也因考量指标的影响而忽视乡村文化的建设，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乡村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没有文化全面渗透、全面支撑的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蹩脚的一体化。不能从思想文化上关心农民的精神需求，关注农民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关切农民的文化承传与创造，是难以从农民的心性发展上表达社会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责任的。一方面，社会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造成乡村新的知识贫困、科技贫困、智力贫困；另一方面，乡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体现在乡村。现代城市加速扩张的危机日益明显，“城市病”日趋严重，向自然回归、远离都市、重返乡村，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速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径之一，而且是保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灭的战略举措。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产业要立足市场、走进消费，面临着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一是可以通过特色乡村文化旅游来推出文化产品(这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来感受独有的淳朴的乡村生活风味；二是可以通过体验经济来多样化展现乡村文化的参与互动魅力，将乡村生产、生活、民俗、农舍、休闲、养生、田野等系统链接，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链条；三是开发乡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编、剪纸、泥塑、砖雕等土特名优工艺品，组织农民进行特色文化产品加工生产和经营；四是组织乡村歌舞、乡村竞技、乡村风情、乡村婚俗、乡村观光、乡村耕织、乡村喂养等表演和竞赛活动，提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服务；五是开展乡村休闲娱乐、地方风味餐饮、感受乡村生活等活动，为城市老年人、为国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务和自助式生活服务；六是开展乡村文化历史文化展览，生动系统地反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特色和历史，开辟针对中小学学生的乡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这些经营方式，仅是乡村文化产业的基本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应鼓励和支持乡村文化产业运营创新。因此，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科学发展乡村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