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纠纷范文10篇

乡村纠纷范文篇1

村民在遇到纠纷时是倾向于找政府的，而不倾向于到法院“告状”的方式来解决，这与郭星华、王平所提供的“农民法律意识与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的是一致的：“选择政府部门解决纠纷的结果达到或超过被访者期望值的比例要高于司法部门。”

但这种调查结果和现实状况是令法学家不满意的，一个法学家看到农民去找政府解决“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就会为农民的法律意识感到遗憾。正如韦伯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指出的一样：“法学家总是自认为是现有规范的代言人，也许，他们是解释者或适用者。哪怕是最杰出的法学家也持有这种主观的看法。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失望，即他们的信念受到了客观上各种事实的挑战，因而总是想把事实纳入规范，进行主观的评价。”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这种选择就不会关注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而是关注在社会时空的紧迫性和意识有限性的条件下，村民作出的这种选择是符合“实践的逻辑”。

实践中的行动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最多也就是如布迪厄所描述的“对其所处社会世界前反思的下意识。”但在法学家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案例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理论的逻辑”当作了“实践的逻辑”。因为法学家看案例思考问题时，运用的是静态的理论逻辑，静态的理论逻辑没有时空的限制，可以慢慢琢磨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践状态中，就不仅要受到时空的逼迫和空间的限制，还受到情绪的干扰。

二、三种力量的制衡

既然找镇政府来解决矛盾，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当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其实不然，郭星华先生在《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一文中谈到“法制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全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

如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裁剪现实生活，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在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有的“公理”，这种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当事人的期望是以法律规定所包含的经济和功利意义来确定的。然而，从法律逻辑来看，这种意义是“非理性的”。这并不是导致这种冲突的现代法理学所特有的缺陷，在更大的范围内看，这种冲突是形式的法律思想具有的逻辑一致性与追求经济目的，并以此为自己期望基础的私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造成的。

在基层政府，为了应对现实的压力，法律走向了反形式主义的方向，原因在于法律成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这种推动力包括了要求以基层政府干部的利益（政绩）和意识形态代替实体正义，还包括政府机关如何将法律目标纳入其理性轨道，还包括农民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逻辑解释的要求。正是这种基于自己利益行动的合理准则，每个基层政府干部在行动时，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到上级政府的行动。这种期望得到了客观的证伪，虽然缺少法律的保障，这种秩序仍成为基层政府干部行动时思考的主题。

从以上的分析情况来看，农民个体的力量和法律的威力、和政府的权力相比似乎是无法较量的，但在农民自愿地将他们的问题呈现给政府来解决的时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接受政府权威的意愿，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自身权利的完全放弃：他们试图通过对基层政府的抗议来控制他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过程。

行政干部期待更加明确、更加规范性的文件能帮助他们毫无争议地去处理地方事务。事实正如所韦伯指出的“法律制度中的空白区不可避免：在将一般规范或者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司法程序从来都不是一致的，或者说，从来不应该一致。”正是法律制度留下的空白，才给了纠纷各方产生争辩的可能性，也给了他们发挥自身力量来判断、影响纠纷解决过程的空间。

三、多重关系的交互

在乡村社会，庞大的血缘关系使得农民不需要精心策划、积极动员，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抵制力量来影响基层政府对问题的处理。笔者所调查的Z村如同中国大部分村庄结构一样，除了家族内部的层次性，还有同一层面及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邻里关系在乡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常常与亲属关系发生重叠；通婚关系则将乡村社会与外部社会连接起来，村庄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网络中。

如果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这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主体性的纽带，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乡村纠纷范文篇2

关键字：纠纷解决法论分析框架纠纷类型过程分析身份契约

一、导言

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矛盾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矛盾需要平衡，纠纷需要解决，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是任何社会均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对社会没有矛盾，没有纠纷的期待，可以说是不现实的。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减少矛盾与纠纷，以及当纠纷确实发生时，能够花最少的成本来解决，并且使和谐的关系恢复如初。

本文就以发生于乡村地区的纠纷为考察对象，试图对该种纠纷的具体类型，解决过程当中涉及的各种因素，以及对各种因素的变化动因进行初步探讨，以岂对乡村纠纷，无论是在防止上，还是在具体解决方式的选择上，有所裨益。考虑到纠纷解决之考察本身的复杂性，在行文之初，有必要先将一些基本概念、方法论等作些介绍。

（一）、乡村纠纷解决之意解

纠纷，争执的事情。各种纠纷，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本文所指的纠纷并不以诉讼到法院为必要。而且，乡村地区的纠纷，如若不是刑事纠纷或特别重大的民事纠纷，一般不会有司法机关的介入。大多数纠纷，仅是通过当事者自行解决或由第三方介入加以解决。

乡村纠纷解决，这里的解决应该包含三方面的预期价值：一是指纠纷得到终结，得到最终的解决，而非表面的。因为有些纠纷看是已经解决，实际上却没有。例如，尽管双方事先都同意服从仲裁决定，现实中有时是在仲裁决定作出之后又进而进行交涉，另外达成合意。二是指当事者的满意程度较高。当事者的不满，不仅本身是不希望存在的东西，而且还可能成为将来发生纠纷的原因，或者积累起来传播开去，导致对特定纠纷解决过程的回避和拒绝.当然要实现双方的最大满足，由于利益冲突的存在，其可能性较小。当然这是从利益满足的角度而言，据日本著名法学家鹏濑孝雄的研究，当事者的满足可以独立于解决的内容，至少是部分的依存于导致解决的形式或程序过程本身.某种解决过程给予当事者的满足程度及有效性，是与当事者是否承认这种纠纷解决样式的正当性密切相关的.三是指实现一定的社会效果，包括友好关系的恢复及一定的社会规范的确认。

在“纠纷解决”前加上“乡村”的修饰词，只是在范围上作了一定限制。在考察对象上主要是针对发生于乡村地区的纠纷。

（二）、研究意义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是福是祸暂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当前，无论是官方的号召，还是社会的主要取向，都是以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目标。

但必须明确一点，现代化是多层次性的，包括国家环境，政治格局，社会整合等。其中从结构上来讲，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是法律结构（实质上是冲突的解决）。从区域上来讲，农村地区的建设亦是极其重要的。因而，农村地区的法律结构的规范，对现代化建设是相当有意义的。而农村地区的法律结构的规范，从动态的角度来讲，主要是指纠纷解决方面的合理规范。

以上主要是从宏观意义上来讲，就具体来说（微观意义上），对乡村纠纷解决模式的考察有助于了解乡村所发生的纠纷的具体类型，以探求其发生的原因，寻求避免或减少纠纷之道。对纠纷解决过程的分析将会有助于了解当事者在过程中所具体考量的因素，增进对该过程的了解，另外还可以了解这些因素的变化趋向，及其变化的社会状况，探求解决模式的合理选择。这对当前的人民调解制度改革及法院审判工作会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研究方法

乡村地区，本身是个极具本土气息的特殊区域。注重利用本土法治资源来建设法治社会，是近年来法学界的重要研究趋向之一。，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去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众所周知，乡村地区是这些习惯，乡俗的重要“生存”地区。而他们的“生存方式”主要是潜伏于人们的纠纷解决过程中，对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当事者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乡村纠纷解决的考察，从一定意义上是对本土资源的开发。

但是，“开发”方法的恰当与否，对于真确认识、利用这些资源是相当重要的。当前在涉及乡村地区的法制研究时，一个较大的不足就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时，往往于不知不觉中用源于西方文化的法律概念来分析研究国内乡村地区的非西方法律关系.但是，正如梅里曼所言，法律根植于文化之中，他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出现的特定需求所做出回应。法律是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是历史悠久和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而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是显然的。因此，这样的研究考察，对于乡村地区的法治可能会有所裨益，但同时也无不显出一定的尴尬和无奈。对于真正透彻理解乡村所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法律关系的特点可能存在一定不足。

在乡村纠纷解决考察中，为避免上述不足，寻求合适的观察角度及论证方式是研究乡村纠纷解决模式的关键点。为此，本文将尝试从以中国乡村地区的特殊的“差序格局”为基础的纠纷类型出发，结合笔者自己的调查资料，对纠纷解决过程进行分析。分析过程中，将会注重以个人为出发点、立足点，避免简单的拘泥于从制度层面来分析。

“从制度分析转向过程分析”是鹏濑孝雄力倡的观点。鹏濑认为学术视野收敛于制度或强制命令式的规范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往往会忽略推动着现实发展的个人的群体效应。

人类学家冯？威尔逊在对社会人类学的结构功能分析学派的批判中有如下论述：“结构分析主要把社会的位置或地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问题，对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个人的行动缺乏关心。从那里可以看出对抽象化的明显喜好。反过来说，作为这种抽象化必然基础的特殊性则极易被忽视”。但是，“各种规范或者行为的一般规则总是被翻译为现实的行为。这个过程终究是被个人在特定的状态下，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而操作的。因此，为了完整地分析复杂的社会过程，应该把研究的焦点放在现实中构成这些过程的个人行动层次上去”。

所以为了把握纠纷解决过程的具体状况，首先有必要把焦点对准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个人，把规定着他们行动的种种因素仔细剖析出来。例如，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状况，他们的利益所在，与其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纠纷发生前的关系和纠纷解决后可能形成的关系），制约着人们行为的各种社会规范，以及可以预想到的因违反这些规范而引起他人采取的行动（发作用）等等，都应该作为说明纠纷解决过程中行为的资料而加以收集。只有根据这些资料才能够对某种特定的社会状况下某个特定的纠纷在现实中被解决或未能解决的过程进行精确的分析。研究焦点只有像这样从作为社会规范体系的制度移向个人的行动层次的社会过程，才有可能对纠纷解决过程再不失去其丰富多彩的内涵的前提下进行分析。

据一位在研究法制史方面颇有造诣的日本学者的介绍，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以当时人们的观念世界作为分析社会结构的中心的所谓现象法学方法或主观主义方法。寺田浩明对“业、”典卖“、”租佃“、”包“、”顾“等一系列清代流行的基本概念的研究，草野靖所说：”讨论中国租佃关系的结构意味着把租佃关系内在的种种重要范畴抽象出来并弄清它们之间的结构。立足于西欧社会土地关系的各种范畴来讨论中国的有关租佃关系的种种现象中找到与西欧翔实的东西再按西欧土地关系的框架加以排列而已。“

尽管笔者对现象学方法和主观主义方法，不尽了解。但这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是可以领悟的，即注重个人因素，强调当时人们的认识，或主观状况，实与鹏濑所主张之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纠纷解决过程的实证研究，其默示的理论前提“现实中使审判制度运作的都是活生生的个人”这一自现实主义法学以来已成为常识的命题。不过，为了进一步推进关于纠纷解决过程的实证研究，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握这种观念。而且还有必要把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为了分析过程而精心构成的分析工具积极的倒入纠纷解决过程的研究领域。为此，在行文之中，笔者会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对本身就是纠纷解决过程做到稍微多角度的分析。

（四）、研究材料基础

本文的材料基础主要是笔者对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泗洲头镇上马岙村所作的一些调查，包括：纠纷解决过程的调查、人口流向、职业分层等等。另外还有上马岙村村委提供的一些资料。当然，更多的资料可能是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资料或成果。

有学者按照受现代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影响程度，将中国乡村社会分为三种：一是富裕型乡村社会。这样的乡村多数处于城郊或城镇，有各种发展的便利优势。二是转化型乡村社会，即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不高。但已受到了商品经济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的冲击的乡村。三是封闭型乡村社会，即仍然保留着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有“乡土社会”的大部分特征。本文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第二种类型，即转化型乡村社会。因为转化型的乡村社会正好能体现出“新旧势力”的碰撞与交融。其对于乡村地区法制建设的参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上马岙村在浙江农村中就属于转化型农村的典型之一。本文就是以上马岙村为个案基础，来分析讨论转化型乡村社会中的纠纷解决（分析结果并不当然代表全中国的乡村社会）。

二、分析框架

纠纷解决过程的分析意味着研究焦点集中于现实中卷入纠纷的个人身上，主要探究规定他们进行行为选择的各种因素。为此，必须仔细观察不同的个人在这一过程的行动以及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状况，收集有关资料。但是，过程分析并不是毫无计划的收集涉及纠纷的一切个人的有关情况，在这里，作为科学研究一般使用的方法，根据某些问题意识和一定理论假定有选择的确定对象是不可避免的程序。而且对于所取得的资料，在最终作为有意义的指示固定下来之前，还有必要对照即存的可靠知识和自己的理论框架进行加工整理。

本文将以对乡村地区的纠纷类型的分析为基础，然后以列举纠纷解决过程当中对当事者产生影响各种因素的方式来分析纠纷解决过程。

笔者最初的设想是以鹏濑孝雄所提出的类型轴，即一条抽按纠纷是由当事者之间自由的“合意”还是由第三者有拘束力的“决定”来解决而描出；第二条基轴则表示纠纷解决的内容（合意或决定内容）是否实现为规范所规制这一区别。把这两条轴组合起来，就可以构成显示纠纷解决过程类型的下列坐标图：

决定性

合意性

但是经过对上马岙村系列纠纷的调查后，笔者发现由于中国乡村地区所特有的各种因素的存在，致使具体的纠纷解决过程并不能完全（虽然有一部分是可以）在坐标上找到恰当的位置。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笔者感到以此坐标来分析中国乡村地区的纠纷并不能完全、真正的反映、体现解决过程中影响个人的种种因素。这主要是由于该坐标是鹏濑对法制化社会当中的各式纠纷所提出的分析模式，而中国乡村地区仍然保留着一些“自身”的东西，在影响着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个人。

三、纠纷类型

以纠纷为对象，依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区分结果。按具体的法律部门来划分，纠纷可以分为民事纠纷、刑事纠纷、行政纠纷等。对于民事纠纷，再具体些，还可以分为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按照纠纷的发生时间、地点，纠纷的主体等都可以进行具体划分。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任何一种类型划分，都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别，而只是其区分实益、有效程度不同，即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现有的事实及富有成效的引发新的信息。

考虑到中国乡村地区纠纷的特点，如若以法律部门的标准来划分，其实益不大。因为这样划分，是以法制化社会中的法律关系为考虑基础，而且这些法律关系的概念基础都是来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以此标准来划分，实难真正体现、或反映乡村地区的法律关系的本质内容。

根据一位社会学家的说法，中国社会结构所呈现的是一种“差序格局”，它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就发生联系。而这圈子“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换句话说，中国社会里没有群、己（社会和个人）的明确界限，因此也缺乏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普遍性道德。一切都要站在“己”的中心位置上去度量，道德（更确切地说是有效之行为规范）的范围可大可小。

虽然，这位社会学家（费孝通）口中的社会关系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土社会而言，但是笔者坚信，政治体制的鸿沟是无法完全切断文化的沿承性的。而且，就笔者感言，当前的大部分乡村地区仍然保留着传统乡土社会的大部分特质。

据此，笔者将尝试从特殊主义结构（或曰“差序格局”）出发，以个人为中心，依另外一方当事者，即发生纠纷的相对人，与个人的关系的亲疏进行区分。主要分为家庭纠纷、族内纠纷、村内纠纷、村外纠纷等。另外一点，社会学家发现，儒家社会理论没有为个体提供一种普遍主义理论取向的伦理，根据这种理论，人乃是“关系的存在”，陌生人作为一个角色范畴很难被置于儒家伦理的任何一“伦”中，结果是中国人通过建构关系来实现其社会交往。可能，邻里关系就是如此建构而来。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邻里关系与族内关系、村内关系存在交叉。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意义，使其与其他关系又有细微的差异。

另外在村调查过程中，笔者强烈感到由于被调查者年龄层次的不同，被调查者对纠纷解决的态度、处理方式、考量因素等的认识和态度上有较大不同。当然，不同是必然的，只是这种不同的背后，蕴含着较大的伦理取向的变迁。其基本的年龄分界线是40岁上下。这点仅在此提及而已。

四、纠纷解决过程分析

如前文所述，纠纷解决过程的分析意味着研究焦点集中于现实中卷入纠纷的个人身上，主要探究影响他们进行行为选择的各种因素。根据笔者对上马岙村所发生纠纷的考察，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影响当事者的因素颇多。笔者将会以举例方式进行讨论，好处是比较灵活，可以随时转换题目。以这种方法来展示纠纷解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是适宜的，尽管任一纠纷解决过程本身都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取决于某一单一要素，不管这种要素是主观的还是可观的。问题是，面面俱到的列举容易由于浮乏，而不能够深入到纠纷解决过程之中，并揭示出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为此，笔者希望能够通过进一步的讨论来避免。主要因素有：

1、与当事者关系的亲疏

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每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虽然此种“组织”于当前城市地区而言，已然弱化。但是于当前的乡村地区而言，此种“组织”仍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一旦发生纠纷，当事者就会将对方当事者进行关系定位，以确定其亲疏远近。关系亲疏程度的差异，将可能对当事者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有重大影响。以乡村地区的借贷纠纷为例，如若借用人系属贷与人的亲属范畴，则其解决可能会较为隐蔽多为私下由双方协商处理，大多数情况下，会延长还款期限，或者减少所应还款的数额，抑或免除。如若借用人系属村外的人，且关系并不密切，当初借钱给人也是碍于中间人的面子或看重高利率，则极有可能在催讨不成的情况下，诉之于法院或出钱找民间讨债人帮忙。在调解部分纠纷时，如能恰当利用当事人间的关系，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面子

一般所谓“面子”似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但是西方著作家在与中国人发生接触之后，他们见到的“面子”及其对中国人的意义，在他们几乎是全然陌生的事物。

十九世纪的美国传教士ArthurHendersonSmith，写道“在西洋人看来，中国人的脸皮便好比南太平洋里海岛上的土人的种种禁忌，怪可怕，怪有劲，但是不可捉摸，没有规矩，……在中国乡间，邻居是时常吵架的，吵架不能没有和事佬，而和事佬最大的任务便是研究出一个脸皮的均势的新局面。”

在后来的研究中，中国人的“面子”观念受到更细致地分析，并被置于具体的村社背景下观察和说明。胡先缙首先将面和脸分别为二，指出前者主要是外在的，与社会身份、地位、声望相连，后者偏重于内，实际为一种道德性的观念。另一位人类学家MartinC.Yang认为，“面子实为个人之心理的满足，他人所给予之社会尊敬。”

纠纷发生后，当事者会非常注重面子。面子对当事者的影响，有时会出乎纠纷外的人们的想法。有些纠纷的裁判，可能在实体法上是公平合理的。但是获得有利判决的当事者就有可能认为自己丢了面子，会继续上诉或寻求其他途径来挽回自己的面子。对这种特殊心理的考虑，是恰当解决乡村纠纷的重要方面之一。

3、利益

自私自利，被公认为是中国民族品性的重要特点。当然，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褒贬之意，只是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来讲。人是具有理性的，农民也不例外，在乡村纠纷的各种解决方式的选择中，当事人往往有着其特有的理性标准。即当事人不仅要考虑在双方的利益博弈中自己所能获得的汇报，而且还要综合考虑得到这种回报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每个人都尽量使自己所能获得的报酬高于自己所付出的成本，或起码使其相当，如果自己所能获得的报酬小于成本的话，当事人就会作出舍此而取彼的选择。

利益的冲突，往往是纠纷发生的根源。因而，当事者对纠纷当中所涉及的利益的重视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4、第三者的权威性

此处的“第三者”主要指当事者间的调解人或中间人（包括村干部、村长老、村庙等）。从更广义上来讲，也包括司法机关。当然此因素也只有存在第三者时才会有影响价值。第三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给当事者提供解决纠纷的意见，从中斡旋。而当事者是否遵从第三者的解决方案，就与第三者的权威性有较大的联系。有研究表明，即使在很小的事情上，人们更倾向于穿制服的人，胜过穿普通衣服的人。在一项研究中，一名骑摩托车者（实际上为实验者所假扮）因停车超时向过路行人索要零钱。当实验者身穿制服时，行人更容易遵从他的要求，身穿普通服装、职业装或商人打扮实则不然。因此，权威的外表-在此试验中是足以支付为象征的-能赋予一项要求以法制力，从而产生高顺从率。

倘若第三者有足够的权威性，那么纠纷的解决可能就会容易多，因为当事者对第三者的意见就会有很强的认同感，自己就会很好地接受第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但是乡村社会的权威归属的不断变化，是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5、公众舆论

著名人类学家MartinC.Yang在其对山东地方一个村庄的田野考察中仔细考察了社会控制过程中的公众舆论的重要性。他注意到“社会控制乃是村庄事务，其主要手段是公众舆论。倘若一个人的行为受到大多数村民的赞许，则他处处获得荣誉和尊重。因此，非议成为强有力的制约。”当事者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考虑别人的看法。可能他的某些行为从“官方法律”的角度来看是合法而且合理的，但若得不到村民的认可，受到非议，那么在一般情况下，他会收敛自己的行为。在一个具有众多共同性的生活社区内，公众舆论的力量，往往成为规范个人行为的主要力量。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面子”、“公众舆论”、“第三者”等因素之所以对当事人产生影响，主要是由于人类的从众性。从众（conformty），由个人或一个团体的真实的或是臆想的压力所引起的人的行为或观念的变化。人们选择从众，主要一是为了想不犯错误，力求正确；二是想通过遵照团体里其他成员的期望去行事以博得别人的欢心。从众，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自然选择，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只是由于文化、地理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会使从众性的表现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目前的乡村地区，个人的从众性，是非常明显的，这主要是由于乡村地区特殊的社会关系结构。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因素外，当然还有其他因素的存在。笔者并无排除其他因素之意。而且以上所列举的因素，相互间不乏交融之处，其界限也并非特别明朗，难以精确划分，只能进行相对的描述。但是有一点是要注意的，以上所列举的因素是对众多纠纷进行系统考察，概括总结而来，并非任一纠纷解决过程中都会同时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根据美国的社会学者苏珊？菲斯克和谢利？泰勒的研究，人类是认知的吝啬鬼（cognitivemisers），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竭力节省认知的能量。考虑到我们有限的信息加工能力，我们总是试图采用简化复杂问题的战略。我们可以用下述方式实现这个目的：（1）通过忽视一部分信息以减少我们的认知负担；（2）过度使用其他信息以避免寻求更多的信息；（3）接受一个不尽完美的选择，因为这已经足够好了。因此，当事者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能够完全考虑上述各种因素的可能性较小。鉴于“人类认知的保守性”，倘若各个因素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就会对其进行抉择。当然，其抉择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各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仍不乏存在部分当事者为了眼前的物质利益，而一意孤行的情况，即某一因素的影响力起决定作用，完全排除它因素的影响的情况。

总体来讲，大多数个人遇到纠纷时，首先会对对方当事者进行关系定位，以界定其与自己的亲疏远近，然后以自己的基本利益为出发点，寻求舆论的支持，保护自己的面子，保持着对纠纷的合理解决的期待而做出最佳选择。而其实际的具体的解决过程如何，也就看具体的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了。这与当事者的个人因素息息相关，但是与其基础，即社会状况的变迁程度若何也是息息相关。

五、各因素背后之社会状况变动

一个人在具体纠纷解决过程中会采取怎样的具体行为或抉择，并不单是个人因素在起作用，还应考虑情景因素，否则极易犯“基本归因错误”。注重社会状况、社会政策的变化，对于考察乡村纠纷解决过程也是极其重要的。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对当事者产生影响的各个因素，其影响力（或曰当事者对它的重视程度）有些在加强，有些在减弱，更有新的影响因素在不断出现。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民族学家林耀华曾在其《金翼》一书中叙写了30年代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张芬洲家和黄东林家）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与经济的背景下，面对新的商业社会的经济方式，而进行的调整，及其产生的对两个家族的巨大影响。笔者相信，在当前的社会巨变之下，对农村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比林耀华所描述的30十年代的变化是要显著的多，深刻的多。

（一）社会结构、家庭结构

传统中国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以家庭为中心，个人与团体消融于家庭。在以前的乡土社会，此种情况甚为显然。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资料极其有限，再加上人们对家乡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且以家庭财产共有为常理，于是逐渐地产生了伦理本位的社会。传统中国的人伦道德通常指儒家的礼教，或渭之传统伦理，它在古代中国被普遍地奉为天经地义般的人伦之道。恰如子产所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之。”在伦理社会中，对关系的重视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然而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动。就近现代史来看，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对乡村地区不断发动大规模的改组浪潮。初期的婚姻改革和运动，使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得到某种解放，加速了支配家庭主动性的血亲关系的瓦解和严重削弱。据史学家观察，共产党改造了乡村，实现了外来控制，将之整合为一个较大的地区体系，并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外来控制永久的渗透进去了。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要知道，乡村地区在历朝历代都是皇权势力无法真正渗透的地区。以前的乡村地区几乎是完全自治的。

逐渐地，人们发现以前家庭开始解体，兄弟间的团结削弱了，远亲间的合作减少了，妇女参加的工作多了，嫁妆减少了，对新娘的态度变好了，老年人的权力下降了。50年代初，刚刚赋予公民的择偶、离婚、结婚的权利，曾经在短期内大力推行过一阵子，时刮过蛮干风，企图改变家庭职能，中亦曾先后在城乡对旧式礼仪风俗和行为方式偶尔发动攻击，但是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触动家庭结构。新娘彩礼、离婚率、生儿育女、住房、财产和遗产继承方式以及其许多现象都表明，在农村，人们最予以优先考虑的，仍然是对构成一团的家庭所负担的义务。（但共产党仍不无成效的控制住了家庭扩大的因素）。

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施行、乡镇企业得到较大发展，改革日渐深入，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使家庭再一次从集体中相对脱离出来，使家庭和个人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得到增强。县镇企业的发展是个人寻求外在谋生的重要条件，再加上农村生产资料的有限性，致使个人的独立性更加明显。相对的，家族的控制力也日渐减弱。

就上述分析来看，传统家庭结构的内部权力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个人对家庭的依赖逐渐减弱。而且，就家庭学方面的学者的研究表明，家庭关系日趋平等，家庭结构成多层次变动，核心结构从血亲主位到婚姻主位，结构从父子轴心到夫妻轴心。因此，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当事者对亲疏远近关系的重视程度也必将逐渐减弱，换句话说，也就是更少的受到“关系”（或曰身份）的影响。

（二）人口结构、职业分层

再具体一点来讲，现在以上马岙村为例，随着社会的变迁，村里的人口结构、职业分层（职业分述）都发生了系列重大变化。

笔者对上马岙村的人口结构和职业分层方面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具体如下表：

数据备注

1、人口数主要以上马岙户籍为准。

2、7岁以下及7岁至20岁的“村外”包括在学校的学生（多为住校）。

3、职业中的“其他”主要以刻字、气割等手工业为主，并不包括学生。

资料来源：

主要系笔者对该村的调查，同时上马岙村村委无偿提供了户籍资料。

据表格所反映的信息来看，村内的青壮年都以对外谋生为主要选择。近年来年轻人口当中，男的主要流向外省，以打工为主，女的大多数到附近的乡镇企业就业。从职业结构来看，传统的务农主要集结在年龄较大一部分人手中，年轻一代大部分以手工业为主。

在就业机会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职业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导向变化，外来的控制和影响也就加强了。相对而言，内部控制必然减弱。在前面所提及的“面子”、“公众舆论”等因素，实则与“内部控制”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一致的，也逐渐淡化其影响力。

据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显示，从众的对象如若（1）由专家组成；（2）对个人来说团体成员是很重要的人物；（3）它的成员与个人类似；（4）成员内部意见一致，则从中的可能性极大。然而在利益逐渐多元化的现在的乡村地区，这些条件已很难同时满足。因而从众性的相对减弱也就必然了。“面子”、“公众舆论”等因素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三）权威归属

当事者对权威的信仰，是乡村纠纷解决过程的重要特点。权威的正确确立，对乡村和谐秩序的维护，纠纷的正确解决，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1949年的前几十年里，权威体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是在很多地区，血亲和大地主拥有很大控制权，家庭权威也依然没有受到削弱。在共产党执政后，领导人开始改变权威的砝码：增加国家（和共产党）的直接影响，扫除基于财产和地方积累起来的权利之上的权威，把对血亲的忠诚转向对新发展起来的法人团体即集体的忠诚，同时又抑制正以现代形式露头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

共产党为此实行了系列的政策，那段时期（刚建国后的几十年里）往往通过利用惯常刺激、集体主义导向、大公无私和勇于牺牲的崇高理想来限制村民的对原来权威信仰。个人对村中长老、族长及一些有名望的乡绅的权威的尊敬，不断受到共产党压制和打击。因此，传统的权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而代之以新式的集体权威，同时也巩固了共产党的权威地位。

但是，中国共产党所惯用的那种百般限制而且常常是极权的手段，在后来就极不适宜了，因为现代化在发展，而且闲置资源也减少了。再加上后来的系列改革，共产党对乡村地区的控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实行直接控制，其“势力”逐渐在退出乡村地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在乡村地位的权威地位，就目前来说，仍然是其他团体或阶层无替代的。

某种势力的减退，必然会有另外的势力代之而起。据部分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的分析，目前在乡村地区，家族权威有抬头的倾向，而且新的权威也在形成。在乡村地区，那些在早些时候为了谋生而外出打工的人，如今已成为了新的权威。这些人在外面往往开着自己的一个小工厂，每年都会从村里带一部分年轻人跟他们一起出去干活，解决了村里的大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些人在外面往往见过一定世面，而且各方面的交际关系都处理得很圆滑。在村里人眼里，这帮人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他们的话有时候比村长的话还有效。

如今，乡村地区的权威已经呈现多元化的状态。各种权威之间的影响力也使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笔者认为，这对纠纷解决在途径选择上可能会更加多样化，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对纠纷的合理解决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当事者对权威信仰的不一，使双方合意的达成更是难上加难。

五、变动因素

自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政权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的确立以及社会生活（尤其是其中的社会和经济制度）面貌的改变，先前，曾经对当事者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不断变化着。一些传统因素的影响力在不断减弱或以另外一种方式在起影响作用。

在对新近的纠纷解决过程的考察过程中，发现有一种明显的趋势是当事者受“身份”（或曰关系）的影响在减少，当事者不断注重自己的平等地位，换言之，可谓是当事者对“契约关系”的重视。要知道，当事者契约意识的提高，即对“契约关系”的关注程度的提高，是有相当重要意义的。

“关注我们所处的时代，能一见而立即同意接受的一般命题是这样一个说法，即我们今日的社会和以前历代社会之间所存在的主要不同点，乃在于契约在社会中所占范围的大小”。这是19世纪英国法律史大师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的一句话。另外，他还指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有一点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进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小面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的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关系就是‘契约’。……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尽管梅因的上述话是针对西方社会而提出的，而且，中国古代社会的身份制度和观念无论在范围还是在表现形式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于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罗马属于大不相同的文化类型。而且就梅因所提出公式而论，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早已在古罗马开始并几乎完成的过程也未在中国发生。虽然如此，社会以家族为单位，法律以身份为核心，这一特点不仅为古代中国所有，而且在古代东方特有的文化氛围之中，标线得尤为充分、彻底。

由“身份到契约”这一过程确实是在慢慢发生。这不仅仅是因为乡村地区的个人对“契约关系”的重视程度的提高，相互间的契约数量的逐渐增多，关键还在于其他相关因素的变迁。诸如前面所提及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人口流向、职业分层等发生的巨大变化。传统主义的束缚在不断被冲破。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考察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诸重要社会要素相对应的部分：货币制度、城市行会、官僚制度、国家形态、社会结构、氏族、法律等，他的结论是“在中国，缺乏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形式与社会学基础。”而如今，这些相关因素都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一个“一种基于合意的法律上平权关系”逐渐构成社会普遍状态的过程。

六、结语

各种类型的人类纠纷解决过程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试图对如此众多的系统进行整体的、宏观的研究，不仅研究其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而且研究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这需要做艰巨繁重的资料收集及其综合、分析、归纳、演绎工作，这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宏观把握与逻辑思维能力。但笔者仅是个法学初学者，学植未深，对乡村纠纷解决的考察恐难以做到全面、细致地分析。在此，不敢大声宣布发现了什么抑或证明了什么。但经此考察，深觉乡村解决过程之复杂。此过程实为笔者先前所未曾料及。这正如美国一位大法官所言：“当你对法律知道得越多越深，你就越会觉得眼前是一片漆黑”。

笔者在此仅是提倡在对乡村纠纷解决方面进行研究时，可以尝试从以中国乡村地区的特殊的“差序格局”为基础的纠纷类型出发。在对纠纷解决过程进行分析时，要注重以个人为出发点、立足点，避免简单的拘泥于从“制度层面”来分析。这是值得尝试的方法论。

据笔者对乡村纠纷解决过程粗浅的分析，发现“与当事者关系的亲疏”、“面子”、“公众舆论”、“第三者权威”等因素对当事者在纠纷过程中会采取何种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虽然，这些因素多带有传统性，但是，“文化可以穿越政治体制，而有自己的生命力”。这些传统因素的影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更大的可能性是，这些因素在以另外的形式在对当事者起影响作用。

然而，毕竟社会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中国乡村地区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人口结构、职业分层、权威归属等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而，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传统因素的影响力日渐式微，而新的影响因素-契约意识-的影响力在日渐扩大。商业社会的以契约形式为依据的社会关系正逐步取代了身份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地方封闭逐渐被打破。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当然这个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一过程不可盲目，不可操之过急。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只要给村民灌输大量法律知识就可以了。殊不知，即使你在法律上有充分的知识优势，在纠纷解决的作用上说不定还不及村中的一位长老。纠纷解决不仅涉及成本计算，对目前的农村来说，更多的还是人情。所以，注重对传统因素的利用，实际上是乡村社会的需要，而并不是意味着落后。就像中国古代法律民刑不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法制落后，那只是因为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法律关系比较简单，没有区分刑法和民法的社会需求。

一个趋势是我们所应该明白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状况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乡土中国缓慢但又是确定地走向了现代，但是不能过分强调这种走向现代化步伐的缓慢性和进行性，不可因此盲目乐观。应该认识到现代化，是传统势力与新生改革势力的艰难联盟。如若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传统因素（传统势力），与新生因素的关系，必然会使现代社会的产生过程变得更加缓慢。“未来的陷阱不是过去，而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74页。

2[日]鹏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27页

3[日]鹏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28页。

4[日]鹏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29页。

5[日]鹏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29页。

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7[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8但是必须明确一点的就是，本文的主旨并非是去建构调节制度或法院审判制度，只是试图还原乡村纠纷解决的真实过程。中国法学界的学者都过于注重建构将来的制度，以致在看待、分析问题是由过多的思维限制。

9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10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11[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12[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13但是无可避免的是，笔者在下面的行文之中也会运用部分，甚至主要是西方学者的研究资料，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的缺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外学者在这些方面有着令国内学者汗颜的研究成果。“至少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外国法律制度的引进，由于外国政治法律文化观念和思想下的大规模的激进的和保守的法律改革，当代中国的国家法律制度至少在形式上已经是由各种外来的法律制度、规则、概念、术语所构成。”（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在这种背景下，上述选择实为无奈之举。

14“制度”这一概念，通常被用来表示种种内在联系着的社会规则给人们的相互作用以一定的方向性并使之定型化。

15J.VanVelsen，“ExtendedCaseMethodandSituationalAnalysis，”inA.LEpstein（ed.）TheCraftsofAnthropology（Tavistock，1968）pp.131.136.转引自[日]鹏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5页。

16[日]鹏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5、6页。

17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18实则，以上主要是法制史方面的研究方法，但是考虑到中国农村地区的法律关系与中国法制史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可以理解，乡村地区纠纷解决考察，在研究方法上与法制史的研究方法是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

19[日]鹏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6页。

20上马岙村，位于浙江沿海，但不是渔村，而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农村。

21具体的分析和介绍，可参阅张立伟：《乡村社会的秩序与纠纷处理》，载《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22[日]鹏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7-9页。

23[美]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郑日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2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2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2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27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28金耀基：“儒家学说中的个体与群体”，载其《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转引自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2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94页。

3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95页。

31A·H·斯密斯：《中国人的特性》（1894），转引自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32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

3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33页

34张庆国：《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博弈-乡村纠纷解决机制初探》，请登陆中国政治学网www.polisnic.crq

35Bushman，B.J.（1988）。Theeffectsofappareloncompliance；Afieldexperimentwithafemaleauthorityfigure.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Bulletin，14，459-467.转引自[美]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郑日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3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350页。

37MartinC.Yang，AChineseVillage，p.150.（ColumbiaUniwersityPress，1945），转引自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38[美]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郑日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39[美]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郑日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40[美]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郑日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41[美]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郑日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42[美]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郑日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5页。

43这里的“最佳”是从当事者角度，按照他（她）的偏好界定的，而不是按照学者、政府官员或其他外人的角度界定的。这种界定是符合法律的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学不接受一种普适的标准，而认为并假定个人是其最佳利益的最佳裁判者。（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44[美]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郑日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166页。

45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89年版

4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94页。

4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93页。

48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49《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50[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319页。

5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5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页。

53关于中国传统农村如何实现自治，可参阅[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81页。

54[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页。

55丁文、徐泰玲：《当代中国家庭巨变》，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80页。

56丁文、徐泰玲：《当代中国家庭巨变》，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2—121页。

57[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58[美]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郑日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59[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

60[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页。

61笔者在此应该说明和强调的是，此处和下文所指的传统因素，并非是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影响当事者的各种因素。这里的“传统因素”只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后来出现的和将要出现的各种因素而言。此处的传统因素仅仅是对当前的乡村地区中对纠纷解决过程的当事者产生影响的部分因素的技术性称呼。当然，无可否认的是此处的传统因素和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传统因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限于篇幅，不予展开。

62[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2页。

63[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6-97页。

64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8页。

65[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38-49页

66[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67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68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部分。（此书笔者未曾全部阅读）

乡村纠纷范文篇3

村民在遇到纠纷时是倾向于找政府的，而不倾向于到法院“告状”的方式来解决，这与郭星华、王平所提供的“农民法律意识与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的是一致的：“选择政府部门解决纠纷的结果达到或超过被访者期望值的比例要高于司法部门。”

但这种调查结果和现实状况是令法学家不满意的，一个法学家看到农民去找政府解决“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就会为农民的法律意识感到遗憾。正如韦伯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指出的一样：“法学家总是自认为是现有规范的代言人，也许，他们是解释者或适用者。哪怕是最杰出的法学家也持有这种主观的看法。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失望，即他们的信念受到了客观上各种事实的挑战，因而总是想把事实纳入规范，进行主观的评价。”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这种选择就不会关注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而是关注在社会时空的紧迫性和意识有限性的条件下，村民作出的这种选择是符合“实践的逻辑”。

实践中的行动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最多也就是如布迪厄所描述的“对其所处社会世界前反思的下意识。”但在法学家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案例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理论的逻辑”当作了“实践的逻辑”。因为法学家看案例思考问题时，运用的是静态的理论逻辑，静态的理论逻辑没有时空的限制，可以慢慢琢磨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践状态中，就不仅要受到时空的逼迫和空间的限制，还受到情绪的干扰。

二、三种力量的制衡

既然找镇政府来解决矛盾，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当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其实不然，郭星华先生在《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一文中谈到“法制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全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

如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裁剪现实生活，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在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有的“公理”，这种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当事人的期望是以法律规定所包含的经济和功利意义来确定的。然而，从法律逻辑来看，这种意义是“非理性的”。这并不是导致这种冲突的现代法理学所特有的缺陷，在更大的范围内看，这种冲突是形式的法律思想具有的逻辑一致性与追求经济目的，并以此为自己期望基础的私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造成的。

在基层政府，为了应对现实的压力，法律走向了反形式主义的方向，原因在于法律成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这种推动力包括了要求以基层政府干部的利益（政绩）和意识形态代替实体正义，还包括政府机关如何将法律目标纳入其理性轨道，还包括农民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逻辑解释的要求。正是这种基于自己利益行动的合理准则，每个基层政府干部在行动时，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到上级政府的行动。这种期望得到了客观的证伪，虽然缺少法律的保障，这种秩序仍成为基层政府干部行动时思考的主题。

从以上的分析情况来看，农民个体的力量和法律的威力、和政府的权力相比似乎是无法较量的，但在农民自愿地将他们的问题呈现给政府来解决的时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接受政府权威的意愿，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自身权利的完全放弃：他们试图通过对基层政府的抗议来控制他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过程。

行政干部期待更加明确、更加规范性的文件能帮助他们毫无争议地去处理地方事务。事实正如所韦伯指出的“法律制度中的空白区不可避免：在将一般规范或者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司法程序从来都不是一致的，或者说，从来不应该一致。”正是法律制度留下的空白，才给了纠纷各方产生争辩的可能性，也给了他们发挥自身力量来判断、影响纠纷解决过程的空间。

三、多重关系的交互

在乡村社会，庞大的血缘关系使得农民不需要精心策划、积极动员，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抵制力量来影响基层政府对问题的处理。笔者所调查的Z村如同中国大部分村庄结构一样，除了家族内部的层次性，还有同一层面及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邻里关系在乡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常常与亲属关系发生重叠；通婚关系则将乡村社会与外部社会连接起来，村庄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网络中。

如果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这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主体性的纽带，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乡村社区所熟悉的血缘、地缘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百人的集体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动员，不论我们用何种理论或规范来解读乡村生活中人们的客观行动，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把乡村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可以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实际上很难真正发现处于其中的人们的各种想法。而中国的司法实践正是加上了主观行动者对实践的解释，从而使法律的生命体现为不在逻辑而在于经验。因此在紧密的乡村血缘、地缘关系中，存在着不同于城市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种实践经验正是法学家感到失望的地方。

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或伦理学的观点引入到法律概念中去，法律观点的准确性就会受到质疑。

乡村纠纷范文篇4

村民在遇到纠纷时是倾向于找政府的，而不倾向于到法院“告状”的方式来解决，这与郭星华、王平所提供的“农民法律意识与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的是一致的：“选择政府部门解决纠纷的结果达到或超过被访者期望值的比例要高于司法部门。”

但这种调查结果和现实状况是令法学家不满意的，一个法学家看到农民去找政府解决“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就会为农民的法律意识感到遗憾。正如韦伯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指出的一样：“法学家总是自认为是现有规范的代言人，也许，他们是解释者或适用者。哪怕是最杰出的法学家也持有这种主观的看法。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失望，即他们的信念受到了客观上各种事实的挑战，因而总是想把事实纳入规范，进行主观的评价。”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这种选择就不会关注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而是关注在社会时空的紧迫性和意识有限性的条件下，村民作出的这种选择是符合“实践的逻辑”。

实践中的行动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最多也就是如布迪厄所描述的“对其所处社会世界前反思的下意识。”但在法学家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案例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理论的逻辑”当作了“实践的逻辑”。因为法学家看案例思考问题时，运用的是静态的理论逻辑，静态的理论逻辑没有时空的限制，可以慢慢琢磨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践状态中，就不仅要受到时空的逼迫和空间的限制，还受到情绪的干扰。

二、三种力量的制衡

既然找镇政府来解决矛盾，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当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其实不然，郭星华先生在《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一文中谈到“法制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全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

如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裁剪现实生活，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在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有的“公理”，这种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当事人的期望是以法律规定所包含的经济和功利意义来确定的。然而，从法律逻辑来看，这种意义是“非理性的”。这并不是导致这种冲突的现代法理学所特有的缺陷，在更大的范围内看，这种冲突是形式的法律思想具有的逻辑一致性与追求经济目的，并以此为自己期望基础的私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造成的。

在基层政府，为了应对现实的压力，法律走向了反形式主义的方向，原因在于法律成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这种推动力包括了要求以基层政府干部的利益（政绩）和意识形态代替实体正义，还包括政府机关如何将法律目标纳入其理性轨道，还包括农民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逻辑解释的要求。正是这种基于自己利益行动的合理准则，每个基层政府干部在行动时，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到上级政府的行动。这种期望得到了客观的证伪，虽然缺少法律的保障，这种秩序仍成为基层政府干部行动时思考的主题。

从以上的分析情况来看，农民个体的力量和法律的威力、和政府的权力相比似乎是无法较量的，但在农民自愿地将他们的问题呈现给政府来解决的时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接受政府权威的意愿，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自身权利的完全放弃：他们试图通过对基层政府的抗议来控制他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过程。

行政干部期待更加明确、更加规范性的文件能帮助他们毫无争议地去处理地方事务。事实正如所韦伯指出的“法律制度中的空白区不可避免：在将一般规范或者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司法程序从来都不是一致的，或者说，从来不应该一致。”正是法律制度留下的空白，才给了纠纷各方产生争辩的可能性，也给了他们发挥自身力量来判断、影响纠纷解决过程的空间。

三、多重关系的交互

在乡村社会，庞大的血缘关系使得农民不需要精心策划、积极动员，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抵制力量来影响基层政府对问题的处理。笔者所调查的Z村如同中国大部分村庄结构一样，除了家族内部的层次性，还有同一层面及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邻里关系在乡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常常与亲属关系发生重叠；通婚关系则将乡村社会与外部社会连接起来，村庄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网络中。

如果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这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主体性的纽带，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乡村社区所熟悉的血缘、地缘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百人的集体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动员，不论我们用何种理论或规范来解读乡村生活中人们的客观行动，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把乡村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可以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实际上很难真正发现处于其中的人们的各种想法。而中国的司法实践正是加上了主观行动者对实践的解释，从而使法律的生命体现为不在逻辑而在于经验。因此在紧密的乡村血缘、地缘关系中，存在着不同于城市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种实践经验正是法学家感到失望的地方。

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或伦理学的观点引入到法律概念中去，法律观点的准确性就会受到质疑。

乡村纠纷范文篇5

【关键词】实践逻辑；法律权威；政府权威

一、两套逻辑的比较

村民在遇到纠纷时是倾向于找政府的，而不倾向于到法院“告状”的方式来解决，这与郭星华、王平所提供的“农民法律意识与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的是一致的：“选择政府部门解决纠纷的结果达到或超过被访者期望值的比例要高于司法部门。”

但这种调查结果和现实状况是令法学家不满意的，一个法学家看到农民去找政府解决“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就会为农民的法律意识感到遗憾。正如韦伯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指出的一样：“法学家总是自认为是现有规范的代言人，也许，他们是解释者或适用者。哪怕是最杰出的法学家也持有这种主观的看法。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失望，即他们的信念受到了客观上各种事实的挑战，因而总是想把事实纳入规范，进行主观的评价。”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这种选择就不会关注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而是关注在社会时空的紧迫性和意识有限性的条件下，村民作出的这种选择是符合“实践的逻辑”。

实践中的行动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最多也就是如布迪厄所描述的“对其所处社会世界前反思的下意识。”但在法学家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案例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理论的逻辑”当作了“实践的逻辑”。因为法学家看案例思考问题时，运用的是静态的理论逻辑，静态的理论逻辑没有时空的限制，可以慢慢琢磨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践状态中，就不仅要受到时空的逼迫和空间的限制，还受到情绪的干扰。

二、三种力量的制衡

既然找镇政府来解决矛盾，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当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其实不然，郭星华先生在《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一文中谈到“法制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全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

如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裁剪现实生活，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在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有的“公理”，这种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当事人的期望是以法律规定所包含的经济和功利意义来确定的。然而，从法律逻辑来看，这种意义是“非理性的”。这并不是导致这种冲突的现代法理学所特有的缺陷，在更大的范围内看，这种冲突是形式的法律思想具有的逻辑一致性与追求经济目的，并以此为自己期望基础的私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造成的。

在基层政府，为了应对现实的压力，法律走向了反形式主义的方向，原因在于法律成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这种推动力包括了要求以基层政府干部的利益（政绩）和意识形态代替实体正义，还包括政府机关如何将法律目标纳入其理性轨道，还包括农民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逻辑解释的要求。正是这种基于自己利益行动的合理准则，每个基层政府干部在行动时，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到上级政府的行动。这种期望得到了客观的证伪，虽然缺少法律的保障，这种秩序仍成为基层政府干部行动时思考的主题。

从以上的分析情况来看，农民个体的力量和法律的威力、和政府的权力相比似乎是无法较量的，但在农民自愿地将他们的问题呈现给政府来解决的时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接受政府权威的意愿，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自身权利的完全放弃：他们试图通过对基层政府的抗议来控制他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过程。

行政干部期待更加明确、更加规范性的文件能帮助他们毫无争议地去处理地方事务。事实正如所韦伯指出的“法律制度中的空白区不可避免：在将一般规范或者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司法程序从来都不是一致的，或者说，从来不应该一致。”正是法律制度留下的空白，才给了纠纷各方产生争辩的可能性，也给了他们发挥自身力量来判断、影响纠纷解决过程的空间。

三、多重关系的交互

在乡村社会，庞大的血缘关系使得农民不需要精心策划、积极动员，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抵制力量来影响基层政府对问题的处理。笔者所调查的Z村如同中国大部分村庄结构一样，除了家族内部的层次性，还有同一层面及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邻里关系在乡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常常与亲属关系发生重叠；通婚关系则将乡村社会与外部社会连接起来，村庄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网络中。

如果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这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主体性的纽带，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乡村社区所熟悉的血缘、地缘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百人的集体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动员，不论我们用何种理论或规范来解读乡村生活中人们的客观行动，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把乡村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可以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实际上很难真正发现处于其中的人们的各种想法。而中国的司法实践正是加上了主观行动者对实践的解释，从而使法律的生命体现为不在逻辑而在于经验。因此在紧密的乡村血缘、地缘关系中，存在着不同于城市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种实践经验正是法学家感到失望的地方。

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或伦理学的观点引入到法律概念中去，法律观点的准确性就会受到质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9.1.

［2］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1.

［3］郑也夫.沈原.潘绥铭.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说是论文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1.1.

乡村纠纷范文篇6

一、把握局势，找准矛盾焦点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调解成功，在调解之前必先把握局势,收集有关信息，了解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焦点、纠纷性质、起因经过，还要了解当事人的个性，找准当事人的认识误区和问题症结，这个过程是调解的基础环节，如果盲目介入，不但不容易搞好调解工作，反而会因对整个过程和当事人的情况缺乏了解，使调解工作陷入被动，甚至恶化。

二、控制场面，选准切入点

很多矛盾纠纷发生时，当事人往往情绪激动，听不进去劝说。甚至丧失理性，极易做出违法的行为，在遇到这种情况后，调解人员，首先应当稳定当事人的情绪，促使其回归理性。平息情绪的方法有：1、察言观色，进退结合。面对当事人的冲动性的言语和行为，调解人员应保持冷静的态度，用平静低沉而有力的语言与当事人交谈。在一方当事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要设法使另一方当事人保持克制，而不是互相激怒。2、做一名优秀的倾听者。倾听当事人的心声，让其倾吐心中的压抑、不满和愤怒。也可以在调解人员主持下，让被侵权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倾诉和发泄，使其不满情绪得以释放。如能引起侵权方当事人的内疚和后悔心里。从而当场向对方道歉，那么调解的成功机率就大大提高。3、分而处之，各个击破。由于发生矛盾冲突而处于不理智状态的当事人，极易脱离主题而相互攻击、谩骂，容易导致矛盾加深，战火升级，当务之急应把把双方当事隔开，互相避开对方恶言恶语的刺激和攻击，待双方恢复理智后，再进一步做调解工作。

三、换位思考，选准沟通点

调解人员应使当事人双方换位思考，促进双方彼此了解，帮助当事人理清思路和纠纷发生的来龙去脉，明了自身的言行举止有哪些不当的地方，对对方的侵权行为，应怎样助法律，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能采取侵权行为，只有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讲解常常带来良好效果，才能避免一些无意义的争执。面对“剪不断，理不乱”的繁难的民事纠纷，善于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当事人分析。真正实现沟通无距离、沟通无障碍。

乡村纠纷范文篇7

乡信访案件及矛盾纠纷集中排查整治活动总结

我乡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相关部门的紧密配合下，按照县上统一安排部署，结合我乡实际，在全乡范围内开展了信访案件及民间矛盾纠纷集中排查整治活动。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重要思想和县会议精神为指导，以信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为主线，以提高“两会一户”人员素质为突破口，以法律法规宣传为重点，努力打造“平安马台”营造和谐马台。通过这次活动开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将本次活动情况总结如下：一、强化领导，夯实责任

为了进一步细化责任，量化目标，保证此次活动取得显著实效，乡上成立了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王维政同志任组长，乡党委副书记陈锋、乡副乡长李先坤同志为副组长，各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矛盾纠纷及信访案件大排查大调处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两个工作队，抽调4名副科级领导担任两个工作队正副队长，由22名脱产干部为队员。全乡7个村分两大片（田丰、西北沟、颜家庄三个村为一片；灯塔、金台、金狮、金星为一片），每个工作队负责一片，队员包村到组，确保了任务落到实处。各村也相应成立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充实了工作人员，为此项活动顺利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层层动员，搞好宣传1、县委会议之后，我乡及时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会议精神，部署我乡整治工作，并及时召开了全体职工会议，安排了我乡整治工作，同时于8月9日专题召开了农村信访矛盾纠纷集中整治动员大会。对此项活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作了扎实周密的安排部署，并下发了《马家台乡集中开展信访案件和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实施方案》。同时对“两会一户”人员和乡村干部进行了培训，为进一步搞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各包片工作队进村入户，召开了村组干部会议和村民会议，层层传达了县乡会议精神，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和社会主义公德。为此次活动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3、利用法制宣传车巡回7个村36个组开展了为期3天的法律法规宣传，据统计共发放宣传资料1200余份，刷写标语76条，制作横幅2条，板报4面2期，举办法律知识讲座12次，受教育3100余人。三、强化培训，提高素质为了进一步提高乡村干部和“两会一户”人员的业务素质，我乡举办了乡村干部和“两会一户”人员培训活动。培训内容体现在：一是乡村干部应该掌握哪些法规政策；二是“两会一户”的职责是什么，以及在人民调解中的责任和作用；三是怎样进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如何预防纠纷激化；四是怎样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和治安防范；五是报表的报送工作。从而使他们明确了各自的岗位职责，明晰了工作思路，掌握了调解技能，领会了工作方法，为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四、强化措施，排查到位1、进一步强化了责任意识，树立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认识到保稳定也是政绩的观念，从组织上、纪律上保证了矛盾纠纷排查的顺利实施，克服了过去搞经济一起上，抓排查走过场的一冷一热局面，从而形成了全乡上下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2、矛盾纠纷排查不留死角死面，我们采取进村入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拉网式排查，真正做到了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抓早、抓小、抓苗头”的纠纷防范机制。本次活动中，全乡共排查出矛盾纠纷10起，其中土地纠纷4起（遗留纠纷1起），邻里纠纷2起，家庭纠纷1起，人身侵权纠纷1起，其他纠纷2起。3、实行了干部包排查责任追究制度，对矛盾纠纷谁调查、谁调处、谁填表、谁签字、谁负责的排查调处责任人签字制，严禁走过场搞形式主义，防止纠纷排而不实的现象发生，从而预防矛盾纠纷的激化。五、转变作风，调处及时我乡对本次集中排查出的10起矛盾纠纷进行了分类登记，除1起人身侵权纠纷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外，其余9起矛盾纠纷全部受理，并建立了领导包案制度，一般干部包调处责任制度。现已调结9起，其中1起因一方当事人不愿调解而告知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消除了过去排而不调、调而无果、久拖不决的现象。真正做到了预防在前、调处及时、防止激化、依法调解、按程序办事。总之，我乡农村矛盾纠纷集中排查整治活动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本次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但与上级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宣传存在死角四面，群众法律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两会一户”人员职能作用发挥不很充分，存在等靠思想；三是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导致工作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这些问题我们决心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解决，再添措施，努力使我乡维稳工作再上新台阶。

乡村纠纷范文篇8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总体目标。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速度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生产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精神文化生活逐渐跟上了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步伐。但同时，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相比，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仍然滞后，如何提升乡村的治理能力，成为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重大课题。对此，迫切需要在厘清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意涵及其现实价值的基础上，针对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供路径方向及有效对策。

一、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旨在突出有效治理乡村的能力应当满足现代化进程的要求。2019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了乡村治理的目标要求：“到2035年，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①这个目标既是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做出的具体分解，也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深入回应。（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涵。现代化作为18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实践主题，已经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领域、各部门、各行业、各方面，被赋予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国防等现代性意涵，并在与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融合中生成以科学、多元、智能、云端、融合、生态等为核心的现代性内容。这些现代性因子在与乡村的时空联结中，由于人口的流动、分工的细化、社会联系的日益趋紧，而不断使乡村褪去传统的色彩，并逐渐走上现代化的时代轨道。面对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诉求，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成为首要问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少包括5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乡村治理主体能力的现代化。构成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主体自身能力是否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以及主体之间是否能够通过高效合作、互动联通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都是现代化能力的集中体现。第二，发展乡村产业能力的现代化。现代乡村仅仅依靠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以及单一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高科技含量、高知识含量、高人文价值含量的产业集群发展的要求，因此从科技方面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产业模式转变、产业效能增值，成为提升乡村产业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第三，乡村法治能力的现代化。在乡土情结浓郁的中国乡村，要克服传统的人情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带来的困扰及治理障碍，需要提升依法善治的能力。第四，乡村德治能力的现代化。通过提升乡村治理的德治能力，引导乡村居民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对现代社会价值理念的积极适应，构建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文明乡风，促进乡村精神文明的进步。第五，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于对工业化发展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反思，生态环境治理逐渐成为现代化能力的重要内容。现代化的生产生活越来越渴求回归自然的绿色生存空间，而乡村曾经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了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代价，如今的乡村治理势必要把生态环境治理当作一项主要任务。以上5个方面的治理能力如何，将决定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和水平。（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诉求。中国是一个生成于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在中国的文明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但由于在历史演进中曾遭遇农耕文明局限性和海洋文明扩张性的双重影响，中国乡村社会在近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中迅速走向衰落，并在工业化进程中与城市发展迅速拉开距离。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中，中国乡村社会逐步进入现代化的轨道，但也同时进入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期。从中国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看，乡村社会本身和乡村管理体制或制度是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两个重要变量①，就乡村社会本身而言，乡村较城市发展滞后的客观现实已成为现代化治理所关注的对象，就乡村管理体制或制度来说，中国乡村治理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为推进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依据。现在更应当关注的是，乡村社会本身如何通过治理能力的提升促使不断完善起来的制度释放活力，并转化为实际效能，也是在此意义上，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诉求。这一内在诉求还进一步决定了，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选择和必由之路。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②这表明，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基础和根本在乡村，只有补足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这一短板，才能振兴乡村，最终实现完整意义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在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随着乡村社会的变化发展，乡村社会本身复杂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交织形成多重矛盾，为新时代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带来了以下5个方面的困难和挑战。（一）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能力仍显不足。伴随着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重大的社会转型。一方面，由于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以农民工的身份大量流动到城镇与城市，既造成乡村青壮劳动力的流失，也加剧了乡村人口流入与流出的不对等，出现了乡村人口素质与现代化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成员结构发生着变化，除了传统的农民之外，新型职业农民、农民工、农业企业主、个体户、“双创”团队等群体日益壮大，并随着乡村治理的探索逐步形成以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社会组织、乡村居民等为主要主体的成员结构，凸显出乡村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的现实。但是，现有的成员结构又与乡村社会的建设基础及现代化内需存在不相协调的矛盾。因此，在多元主体共治乡村的过程中，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及优化成为“共治”的一大难题。乡村主体的个体利益诉求、家庭背景、教育经历、成长环境、思维方式、生活状态等方面的不同，都是达成主体共识和促成主体共同行动的基础性障碍。加之，现代化中以个性化、多元化为主导的价值观念在信息技术载体的助力下“飞入”乡村，过去那种纯朴的集体主义、团结协作的思维方式及活动方式正在被消解，而构成乡村治理主体的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社会组织、乡村居民等，都面临着如何协调相互关系、如何达成思想共识、如何统一乡村治理行动的问题。（二）乡村产业振兴的科技支撑有待加强。作为生产力高度发展及社会分工的产物，产业的变迁也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需使然。对于乡村社会而言，传统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也遭到新一轮社会分工的冲击，如何搭上现代化快车实现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体系的融合发展，决定着乡村产业乃至整个乡村的振兴。随着乡村创业创新环境的改善，不少新产业、新业态在乡村起步和发展，但产业门类不全、产业链条较短、要素活力不足、质量效益不高等问题仍然突出，难以满足乡村居民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进而也就难以满足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顺利转型和快速适应。从乡村产业持续陷入低迷的现象来看，乡村产业的科技含量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所谓科技含量不足，一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二是缺乏含金量高的技术支撑。与此同时，乡村产业的技术含量整体偏低，只在农业生产领域和生产加工部门显示出相对的科技优势，如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实现了植保无人机、无人监测农田器等。除此之外，乡村的特色产业、文化产业、服务产业、生态旅游业等，也都还缺乏有力的科技支撑。因此，陷入乡村产品吸引力不足、特色产品无特色、品牌产品无名声的困境。要走出这样的困境，需要通过提升科技振兴产业的智治能力。（三）化解矛盾纠纷的法治能力亟需提高。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①。在这样一个因土地聚集生长起来的“熟人社会”里，“人情”始终是乡村治理过程中绕不开的重要因素，也因为“人情难绕”，往往引发鸡毛蒜皮的纠纷和清官难断的家务事，这些事往往起因简单，但其所涉及的人际关系又较为复杂，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容易激化矛盾纠纷，最终影响乡村的和谐发展。因此，有效化解乡村社会中沉积已久和不断新生的矛盾纠纷，是促使乡村从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并在这一转型中实现乡村法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乡土情结浓郁的中国乡村，除了传统的婚姻家庭纠纷、邻里关系纠纷和债权债务纠纷外，在宅基地使用、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劳务合同、挂靠经营、村务管理、民主选举等方面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纠纷。并且，还有以上各类矛盾纠纷的相互交织、并发，加剧了矛盾纠纷的复杂性，也加剧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这些矛盾纠纷都离不开“熟人社会”的“人情思维”和宗族亲缘关系的本质属性，如果不从依法善治的思想观念转变入手，就难以触及乡土性矛盾纠纷的根本。当然，乡村法治建设的内容并不仅于此、止步于此，但是，把法治思维植入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是依靠法治推动建设法理乡村、加速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切入点。（四）以德治厚植文明乡风的作用不够突出。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还包括精神层面的现代化，而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则诉诸于以文明乡风为内核的乡村德治。德治就是依靠道德教化进行思想领域的治理，帮助人们树立与社会进步要求相一致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从乡村社会的现实中看，在德治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传统民风民俗与现代移风易俗的矛盾。在乡村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天价彩礼”“孝子厚葬”“大摆宴席”等婚丧嫁娶的民风民俗，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理性”要求，人际关系、消费模式、生活方式都面临解构。二是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矛盾。当诸如理性、自我、民主、法治、自由等关涉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出现时，就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血缘、宗族、家族、伦理等传统道德观念遭遇挑战，在自身价值观念尚未安稳过渡的同时，乡村居民对现代性价值观的过度追求，容易导致乡村社会原有价值体系的崩溃，进一步使乡村社会的精神生活处于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之间，阻碍了乡风文明的进程。因此，要以德治厚植文明乡风，就要诉诸于乡村治理中德治能力的全新提升。（五）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形势依然严峻。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是总结工业化发展道路上破坏生态环境并引发生态危机的深刻教训而开辟的人类生存发展的绿色空间之路。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及深入落实的进程中，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处于向好发展的态势，但乡村与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不平衡、乡村内部的生态环境治理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在生态环境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还存在着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来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依然不同程度地在乡村社会中延续着，部分乡村民众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生态平衡必要性、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显然不足。在认识不足的基础上，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或者片面追求乡村政绩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或者由于贫困思维的限制而以浪费资源为代价，这些问题都不断加剧着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难度。建设美丽中国，广大乡村既是关键环节，也是薄弱环节，没有乡村的生态建设，就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如何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严峻形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也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

三、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五维路径

乡村纠纷范文篇9

乡信访案件及矛盾纠纷集中排查整治活动总结

我乡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相关部门的紧密配合下，按照县上统一安排部署，结合我乡实际，在全乡范围内开展了信访案件及民间矛盾纠纷集中排查整治活动。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县会议精神为指导，以信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为主线，以提高“两会一户”人员素质为突破口，以法律法规宣传为重点，努力打造“平安马台”营造和谐马台。通过这次活动开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将本次活动情况总结如下：一、强化领导，夯实责任

为了进一步细化责任，量化目标，保证此次活动取得显著实效，乡上成立了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王维政同志任组长，乡党委副书记陈锋、乡副乡长李先坤同志为副组长，各相关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位负责人为成员的矛盾纠纷及信访案件大排查大调处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两个工作队，抽调4名副科级领导担任两个工作队正副队长，由22名脱产干部为队员。全乡7个村分两大片（田丰、西北沟、颜家庄三个村为一片；灯塔、金台、金狮、金星为一片），每个工作队负责一片，队员包村到组，确保了任务落到实处。各村也相应成立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充实了工作人员，为此项活动顺利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层层动员，搞好宣传1、县委会议之后，我乡及时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会议精神，部署我乡整治工作，并及时召开了全体职工会议，安排了我乡整治工作，同时于8月9日专题召开了农村信访矛盾纠纷集中整治动员大会。对此项活动作了扎实周密的安排部署，并下发了《马家台乡集中开展信访案件和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实施方案》。同时对“两会一户”人员和乡村干部进行了培训，为进一步搞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各包片工作队进村入户，召开了村组干部会议和村民会议，层层传达了县乡会议精神，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和社会主义公德。为此次活动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3、利用法制宣传车巡回7个村36个组开展了为期3天的法律法规宣传，据统计共发放宣传资料1200余份，刷写标语76条，制作横幅2条，板报4面2期，举办法律知识讲座12次，受教育3100余人。三、强化培训，提高素质为了进一步提高乡村干部和“两会一户”人员的业务素质，我乡举办了乡村干部和“两会一户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人员培训活动。培训内容体现在：一是乡村干部应该掌握哪些法规政策；二是“两会一户”的职责是什么，以及在人民调解中的责任和作用；三是怎样进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如何预防纠纷激化；四是怎样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和治安防范；五是报表的报送工作。从而使他们明确了各自的岗位职责，明晰了工作思路，掌握了调解技能，领会了工作方法，为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四、强化措施，排查到位1、进一步强化了责任意识，树立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认识到保稳定也是政绩的观念，从组织上、纪律上保证了矛盾纠纷排查的顺利实施，克服了过去搞经济一起上，抓排查走过场的一冷一热局面，从而形成了全乡上下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2、矛盾纠纷排查不留死角死面，我们采取进村入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拉网式排查，真正做到了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抓早、抓小、抓苗头”的纠纷防范机制。本次活动中，全乡共排查出矛盾纠纷10起，其中土地纠纷4起（遗留纠纷1起），邻里纠纷2起，家庭纠纷1起，人身侵权纠纷1起，其他纠纷2起。3、实行了干部包排查责任追究制度，对矛盾纠纷谁调查、谁调处、谁填表、谁签字、谁负责的排查调处责任人签字制，严禁走过场搞形式主义，防止纠纷排而不实的现象发生，从而预防矛盾纠纷的激化。五、转变作风，调处及时我乡对本次集中排查出的10起矛盾纠纷进行了分类登记，除1起人身侵权纠纷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外，其余9起矛盾纠纷全部受理，并建立了领导包案制度，一般干部包调处责任制度。现已调结9起，其中1起因一方当事人不愿调解而告知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消除了过去排而不调、调而无果、久拖不决的现象。真正做到了预防在前、调处及时、防止激化、依法调解、按程序办事。总之，我乡农村矛盾纠纷集中排查整治活动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本次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但与上级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宣传存在死角四面，群众法律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两会一户”人员职能作用发挥不很充分，存在等靠思想；三是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导致工作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这些问题我们决心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解决，再添措施，努力使我乡维稳工作再上新台阶。

乡村纠纷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村人民法庭；司法调解；农村法治

“调解优先于判决”在当今的中国司法程序中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许多基层法院将调解结案作为法官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之一，服判率高、社会认可度高、易于执行等优势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乡村法庭作为基层法庭的派出法庭，在不同于城市的乡村社会环境中，其调解的运作机制也会发生改变。

1乡村的司法调解环境分析

乡村的法治发展，基础在于分析乡村的基础社会情况。人际关系构成的网格化乡村环境中，存在着因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先天因素构成的人情关系，血缘涵射下的亲属关系具有先天义务性的亲密与信任效用。进行社会活动时，受到法律关系的影响较小，形成证据的意识薄弱，一旦纠纷产生，因公权力介入而产生的强制性判决会完全切断双方及其影响之下的相互社会关系，导致难以修复的关系损毁。同时，信息交流的便携，仅因长期的交往与社会互动而形成的后天性关系，拥有不亚于血缘关系的信任强度，长期的社会活动的进行，双方建构起了良好的信用关系，但是一旦发生双方不能够相互调和的纠纷时，其后期构造的信任关系仍是不可复原。调和乡村社会关系，双方一致认可的调解具有较判决更高的社会价值。同时，乡村建构的关系因为长期的交互，具有相对稳固的信任关系，对于自身的行为风险顾虑小，从而行为发生时不易形成证据形式的法律事实，而长期社会生活形成的社会事实往往难以与法律事实形成对应。纠纷发生后，纠纷双方交涉，无法形成合意的情况下，首先求助的是村干部，大多数的乡村地方将纠纷的调解率作为工作任务成果考量，使得村干部将调解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大多数的纠纷就其行动下得以解决，但由于未含强制性和承诺性的执行保障，仅仅作为调停人的村干部仍然无法处理少数纠纷。在寻求双方“气”顺和调解结果的公权力强力保证之下，纠纷进入法院需在所难免。调解相较于判决仍然是司法机构的优先考量，但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给调解中的事实还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2乡村司法调解中运用的技术分析

调解在审判过程中发生于庭前调解、法庭调解、庭下调解三个阶段。首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是基础司法技术。法官运用地方性知识，对人情关系梳理，权衡其中利弊，同时运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辅助手段，法律对双方的消极后果作为威慑性的考量。相对于案件的亲历者而言，法官的身份为旁观者，在双方的陈述中，法官构建起社会事实和法律事实，但是，许多的案件的事实中呈现出的是两套有差异的事实，模糊的事实之下，法官为“父母官”的角色，双方希望其运用积极的手段去理解双方产生的“气”，而不是运用法律规则直接进行法律判决，从而将造成类似秋菊打官司的司法困境。根据应星的梳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断继承的“气”，其含义为：人对所遭受的权利和利益的侵害，而后该种侵害又上升为人格侵害时进行反击的驱动力，是人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人格和尊严的一种价值体现方式。纠纷目的不在于是非对错的问题，解决实际的争端才为最终目的，法院认定的双方法律上的对错判决，一方面在默认有严格法律事实的一方获得事实认定上的肯定，而往往另外一方不仅需要承受败诉的后果，还需承担在公权力的判决认定之下，对其造成负面影响的事实在其人际交往关系中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对社会关系的破坏意义较大。其次，主导者的法官会拉进与双方的疏离感。调解从双方私人之间的协商中，转向了调解的公共化，代表国家的法院为公共空间中活动的主导者，调解双方在公共的场域内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法官的公共行为会产生强制性的后果，从而有可执行的强力保障。在调解过程中，无论是当庭进行调解还是在办公室进行庭下调解，模糊不清的事实无法让双方能够冷静的辨清明理。在笔者的实践所见，法官面对怒气冲冲的两方采取都是循循善诱式的引导进行双方沟通，即便是粗口相向，法官也并未直接运用法庭规则进行处罚，而是运用其作为“父母官”的威慑力让双方冷静，作为旁观者，笔者感受到法官作为一家之长为双方顺气息怒，与西方的中立甚至“冷酷”的形象不同，其在调解中深化了凸显信任关系的传统乡土关系。无论是从道德、乡村习俗和法律的角度，法官对双方进行的批评都是以“为你好”的角度去推动当事人进行反思，从而压制怒火，推动调解。

3法律在司法调解中的地位分析

法律规则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仅为辅助性的。不可否认的是逐年加强的法律知识普及给乡村带来了新气象，普通乡民对于基础法律知识也略知一二，但是长期的乡土交互活动中，基于信任进行的活动占有大多数，其也因为是法律行为而产生法律后果，从而一旦发生超出预期的损害后果便产生了纠纷。需要注意到，双方的诉求往往是基于自己内心朴素的乡村道德意识，运用法律术语而形成的积极的主张，产生了看起来是无效的诉讼请求，而专业性的律师往往在诉讼中是缺位的，"“这是小事，不需要花那个钱请律师”是当事人最真实的想法，律师价格相对昂贵，不了解乡村地方性知识，在交流上与当事人无法达成共识。两种因素的结合使得事实与规则发生错位，没经过专业法律知识训练的村民无法将自己的内心主张转换成法律事实。从而给法官的专业工作带来障碍，从而在调解的工作上充分作用地方性知识是最合适的调解手段，法律规则的作用则变成了辅助性的手段。如若调解最终无法达成，法律法规便以强力的手段进入当事人中处理纠纷，判决带来严重后果，超出纠纷双方的考量后果的，往往导致双方关系不可恢复。目前来看，乡村的法治建设存在着瓶颈。从调解的司法技术来看，一直存在着现代法律规则难以深入人心，从而难以实现在法律事实的网络中推动纠纷的解决的顽疾。同时，执行判决时，往往因为出于抵制不认可的判决而难以实际执行，也无法将法律深入人心。一方面，法律体系的整体要求在于法官体现的非人格化的行动，同时我国的司法体系和司法文化固来要求的是司法为民的理念。无论是判决还是调解，都无法完美的实现该两项原则间的冲突。综上所述，在农村的土壤之下，形成了以人情关系为关系网的社会，而纠纷也往往发生在该网络之中。运用情理法的司法技术进行调解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恢复双方间破损的关系，从而恢复和谐的乡村关系网络，而正是这种形式的传统乡土环境，法律为主导的法治理念无法代替关系网络成为乡村的根基，而城市里人们流动剧烈，无法形成基于血缘和地缘为主导的人际关系网，法律从而成了陌生人之间的基本纠纷解决工具，但不可忽视的是人情送礼仍然存在。从而，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实现普遍信任为特性的社会非常重要，从而替代特殊性的人情、血缘宗族关系，成为唯一的法律规则变会成为行为的指导，乡村的调解才能真正实现进步。

参考文献:

[1]应星.“气”与抗争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8，(5)：87.

[5]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化：中国调解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