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展论文范文10篇

文学发展论文范文篇1

在当代中国，文学曾经有它非常“火”的年代。大家还记得刚刚粉碎的那几年——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曾经接连不断引起“轰动”，为全社会所注目，似乎它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作家成为时代的骄子。然而，曾几何时，文学头上的光环慢慢黯淡下来。到了九十年代之后，文学似乎打蔫儿了，作家成了“边缘化”的人物，失去了昔日站在社会舞台中央的英雄光彩。而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命题传到中国来：“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将要终结”。比较集中和明确地传达这个讯息的是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2000年金秋，他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借德里达的话阐述了全球化时代（或者说电信技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的“悲惨”命运，引起了与会者不小震动和争论，鄙人有幸在场。当时我对米勒教授的观点虽然有些疑惑、不解，甚至还有些不满，但对他发言的苏格拉底式的循循善诱和雄辩，十分佩服。这个发言后来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

米勒一开始就引述了雅克·德里达《明信片》中的一段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然后，他的整个发言就围绕这段话的思想加以发挥。米勒说：

“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德里达的话对于文学工作者、文学爱好者、甚至所有惯于以文字表达思想感情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米勒在转述德里达的话时，也尽量照顾人们的这种情绪，说得委婉、退让，但他是赞同德里达的，这个意思表达得很明白：“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儿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那么，“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是怎样被“改变”的呢？——“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就渐渐造成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如下状况：“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这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

米勒还引用了麦克卢汉“媒介就是信息”的话，说如果用德里达的独特方式，这句话就是“媒介的变化会改变信息”，换一个说法即“媒介就是意识形态”。保罗·德曼曾说，我们所称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语言和自然现实的混合体。米勒补充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所接受的语言或者其他符号。手抄稿和印刷文化是这样，今天的数码文化也是如此。就是说，“电信技术王国”通过形成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使得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甚至情书走向终结。

具体地说，譬如，印刷机渐渐让位于电影、电视和因特网，且越来越迅速，所以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也日渐模糊起来，也就是说，“距离”消失或者趋“零距离”了；当今世界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且出现多个不同层面的自我——这些就成为情书“走向终结”的一个原因：在电话或者因特网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写情书，然后再通过邮局邮寄到那个人；而且直接打电话或用因特网更方便，干吗用文字写情书？

再如，因为电影、电视、或者因特网的屏幕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一线相连的主体性的延伸，所以，从笛卡儿一直到胡塞尔的哲学所赖以存在的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也被极大地削弱了，这可能是德里达所说的新的电信时代将会带来哲学的终结的内涵之一。

还有，多媒体的产生使得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日渐消逝，虚虚实实，幻象丛生，精神分析的基础——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而今也不复存在。

如果上述所言是实，即电信技术、电影、电视、因特网、多媒体……取代了印刷机，文字被电子媒介挤兑得无路可走，等等；那么，以文字为基本媒介的文学，其命运就的确很可悲了。

但是，米勒又并非完全肯定文学终结的命题。在文章最后，他以黑格尔作为回转的由头：“黑格尔说，就艺术的终极目的而言，艺术属于，而且永远属于过去（关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我在下一节专门讨论——杜）。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包括文学）也总是未来的事情。艺术和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就文学和文学研究而言，我们永远都耽在中间，不是太早就是太迟，没有合乎时宜的时候。”米勒还说：“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息在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在这里，现在。”

又两年，2003年9月米勒再访北京并带来新作《论文学》，其中仍然说：“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这话的意思很明确：因“不同媒介”而转到“不同纪元”了，因此“文学的时代”马上就接近“尾声”了，文学即将“终结”了。但在这时，米勒又把话头一转：“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又一年，即2004年6月，米勒再次来京参加《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讲，称“文学正被逐步替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发端于西方，它可能会有一个完结的终点，但那不会是文明的终点。其他的文艺形式会取代文学的位置，甚至可以说目前就正在被逐步取代。……我们正处在向其他媒介进行彻底而迅猛的转向过程中，因为我所说的文学性被转移到了诸如电影之类的媒介上，其中也包括电脑游戏。大量的文学创意进入到电脑游戏之中。对此我没有丝毫的怀疑。在文学的印刷文本周围，将会出现形形色色的‘文学性’形式。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普通百姓的文化生活中已经明显今不如昔，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欧洲基本上也是如此。这方面的证据就是普通的美国人一天会花大约五小时的时间来看电视。你不可能既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同时又读莎士比亚，尽管有些学生声称他们真的有这个本事。”但是米勒也说“文学在本质上自成一格，具有其自身的终极目的。它的存在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确实又存在着某种理由”；“文学还将和我们人类相伴很长的一段时间”。从“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和“文学在本质上自成一格，具有其自身的终极目的。它的存在是不需要理由的”这话看，既然文学可以作为“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并且“具有其自身的终极目的”、“它的存在是不需要理由”；那么文学又怎么可能“终结”呢？恐怕永远不会“终结”的。

不知我们是否理解有误，或者翻译不准确。假若无误，那么米勒教授，正如有的朋友戏言，是否有点“滑头”？他的表现，他的上述言辞，是否“首鼠两端”？让我们摸不清他的真实的和确切的意思和意图。

也许这件事情本身就根本说不清。

黑格尔：“终结”不是“灭亡”

既然米勒提到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思想，那么我们也必须弄清怎么回事。

大家知道，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提出一个“艺术终结”（后来有人说是“艺术的消亡”）的命题。按他的哲学，艺术是他的“绝对精神”发展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或阶段，是绝对精神通过人进行反思或观照的方式之一，必将被高于它的方式（宗教和哲学）所扬弃。

黑格尔的体系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奇迹。他构造得如此精妙。虽是人造的，虚构的，但巧夺天工，像真的似的。这个体系的灵魂是绝对精神。起点是绝对精神的逻辑阶段，之后是自然阶段，再后是精神阶段。逻辑阶段是纯概念，是事物的本原。逻辑概念发展为自然阶段，在自然万物和现象界表现出来——先是无机界，后是有机界，再后是人。出现了人，精神得以显现，于是进入精神阶段。精神阶段又有三个环节：主观精神（个体意识），客观精神（社会的法、规章制度），绝对精神（理念通过主体即人进行的反思、思考、观照）。绝对精神的这种反思、观照有三种形式：艺术的直观形式，宗教的表象形式，哲学的思维形式。

在黑格尔那里，艺术－宗教－哲学，是绝对精神发展中的三个环节，是辩证转化的三个步骤，是后者对前者的扬弃。后来人们似乎有点误会，把艺术向宗教和哲学的这种发展、转化、扬弃，认为是艺术的消亡，好像艺术从此消失了，灭亡了，不存在了。其实这是对黑格尔的曲解。黑格尔说过：“艺术在自然中和生活的有限领域中有比它较前的一个阶段，也有比它较后的一个阶段，这就是说，也有超过以艺术方式去了解和表现绝对的一个阶段。因为艺术本身还有一种局限，因此要超越这局限而达到更高的认识形式。”黑格尔又说：“我们诚然可以希望艺术还将会蒸蒸日上，并使自身完善起来，但是艺术形式已不再是精神的最高需要了。”虽然不是“最高需要”、不是最高的“认识形式”了，但并非从此不存在了，死了。只是艺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能不向‘后’面的宗教和哲学转化，自己超越自己。或者说，艺术在宗教和哲学中扬弃了自己，从而也保存了自己，成为宗教的一个方面，也成为哲学的一个方面（黑格尔说，“从艺术向宗教的这一进展可以这样来表示，即说艺术对于宗教而言只是一个方面”；黑格尔又把哲学界定为宗教与艺术的统一）。

但是艺术依然存在，它是艺术的另一状态，即近代艺术的阶段。黑格尔没有把它同象征艺术、古典艺术、浪漫艺术并列起来；但也承认它是一个阶段。此前，“艺术曾以意义和形象的统一，以及艺术家与其内容和作品的统一为基础。更切近地说，正是这种结合的确定的方式，曾给内容及其相应的表现提供实体的、贯通于一切作品结构的规范”；此后，“……我们就到达浪漫艺术的终结，到达新近时期的立足点，其特点我们可以看到是艺术家的主体性统驭自己的材料和自己的创作，因为他的主体性不再是被内容和形式上一种本身已确定的范围给定的那些条件所支配，反之无论是内容还是其表现方式都由艺术家的主体性来选择和控制。”在黑格尔看来，过去艺术表现绝对、表现原则，现在的艺术则表现主体，表现主体的个性、性格、感情和生活，表现人和人性的东西。他肯定近代仍然有一种艺术，肯定近代艺术是一种人道的艺术，一种直接从人出发、以人为对象而又回到人本身的艺术。这样的“近代艺术”，以荷兰风景画和小说（小说是真正史诗的终结）为代表。这就是说，所谓“艺术终结”并不是说艺术死亡。艺术没有死亡，也不会死亡，——除非人类死亡了，地球毁灭了；浪漫艺术“终结”了，还会有新的艺术出现。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对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作过这样的阐述:“黑格尔决不想否认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潮。”

黑格尔“艺术终结论”提出后也有不少应者，上个世纪的现代艺术研究家中讨论“终结”者亦有人在，如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他讨论现代艺术的著作《艺术的终结》中就重新讨论了黑格尔的命题，不过实际上他认为艺术既有终结，也没有终结。他说：“艺术会有未来，只是我们的艺术没有未来。我们的艺术是已经衰老的生命形式。”这种相信艺术有未来、有终结的观点，是“以线性历史为先决条件”的：“如果我们认为艺术有终结，我们就需要一种线性的艺术史观，……现在，黑格尔的理论满足了所有这些需要。他的思想要求有真正的历史连续性。”但是，假如认为历史是非连续性的（历史相对主义），那么，艺术也就无所谓终结，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艺术，你方唱罢我登台，旧的去了，新的又来了。现代艺术终结了，后现代艺术又新生了。上面阿瑟·丹托所说的“我们的艺术没有未来。我们的艺术是已经衰老的生命形式”是指以线性历史观来看的某一种“艺术”，如现代艺术，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艺术终结于现代。

在黑格尔之后差不多二百年，“终结”的问题被“后”学大师们提出来。黑格尔当年“终结”于浪漫艺术，其中包括诗。后来，也可以认为“终结”于现代艺术。而按照那些“后”学大师（如德里达等人）的观点，则“终结”于电信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或者说后现代，而且“终结”的也不只是文学，连情书也不能幸免，还要搭上“哲学”和“精神分析”……。

然而，我们又得重复上一节把不定的问题：第一，对德里达、米勒的意思是否理解得准确？他们是说文学真的要“终结”吗？第二，按我的理解，黑格尔的“终结”不是说艺术从此消亡，那么，这儿的“终结”就是消亡吗？

笔舌并用：质疑米勒

米勒的发言和文章在中国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和回应，而且引起不同观点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定，米勒就是主张文学要“终结”的，而且米勒的文学“终结”，就是文学消亡论。论者对米勒的看法持否定态度，认为米勒的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有的中国学者在会议中或在交谈时，当面同米勒辩论；也有人写文章历数米勒论点之缪误。我的两位老朋友，北京师范大学的童庆炳教授和山东师范大学的李衍柱教授是此类观点的代表。童先生不仅著文辨析，且几次与米勒会见时当面质询。现在我以李衍柱教授发表在《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上题为《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为例略作叙说。

李衍柱认为，当今世界的确“成了一个‘图像’世界，人类社会也逐渐变成了德里达所说的‘电信技术王国’”。但这并不能得出文学消亡和文学研究终结的结论。因为，第一，“在信息时代，‘世界图像’的创制和普及并未改变文学存在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创造文学和需要文学的主体——人。”（这个理由是对的，但说得太宽泛。人的存在是许许多多事物存在的前提，在不改变人的前提下，许许多多事物改变了——杜）第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形式。“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它未来的历史命运，始终同语言共生共存。”语言不消逝，文学怎消亡？信息、数码、图像的出现，只是改变了文学存在的方式，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是以四维空间的形式、立体的、动态的、声情并茂的呈现在观众（读者）面前。在这其中，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接受者可以直接参与创作、修改过程。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具有更鲜明的综合性艺术特点。景与情、情与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在语言、绘画、音乐、动作、姿态各种媒介的交互运用中，通过作家的自由想象，创造出了一个更具有审美特性的艺术世界。”（这还是原来的文学吗？——杜）“似乎一个文学作品‘无纸化’的时代即将到来。”（有人认为“无纸化”、“图像时代”正是文学“终结”的外在条件——杜）进入信息时代的文学文本，固然有它与手抄本、印刷文本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却不能完全取代之。因为，后者具有“永久性阅读、研究和保存的价值。（光盘、芯片所保存的图像不能永久吗？——杜）况且，信息数码图像是以电源的供给和电脑的存在为物质前提，切断了电源，失去或没有掌握电脑的功能，一个艺术的‘世界图像’立刻就可化为乌有。”（这个理由不怎么有力。任何文学形式都有前提——杜）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还有任何艺术形式不能企及和取代的优点。由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有没有不通过语言的意识活动、情感活动、情绪活动？现在已提出挑战——杜），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间接性、音乐性、含蓄性、具象性与抽象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兼有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再现艺术和表现艺术的优点，使它能够摆脱色彩、线条、音阶、屏幕等各种物质媒介的束缚，打破时空的限制，充分发挥作家和读者的自由想象，在人的心灵世界和微妙的情感领域与现实世界发生更为丰富多彩的审美关系。”（这倒是值得考虑的理由。但要具体分析。不同艺术形式各有优长。——杜）

李衍柱教授的观点当然有许多有价值的因素，也能给人启发。特别是他注意到电子媒介、数码图像对文学的影响，而在这种强大冲击下，他仍然找到了一些理由，证明文学不会灭亡。但他有些论述还不够有力。

为“可怜的米勒老人”辩护

与李衍柱教授的观点相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金惠敏研究员，我的一位年轻的思想活跃的同事和朋友。他认为，国内前一阵子针对米勒的批评，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因而从学术层面上说此次“争鸣”与其说是“争鸣”，倒毋宁说是在两条平行线上互不交锋的“共鸣”。因为米勒借德里达的话在说“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的时候，还说：“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幸存者”就是说还存在，怎么是“消亡”呢？金惠敏对米勒受到的批评，深表同情：“尽管米勒的表达式惯有悖论，此处依旧，但其表意仍不失明朗、不致误读，而结果却是被误解了，误批了，甚至还影响了一些道听途说者。看来真该为可怜的米勒老人说点什么了。”于是，金惠敏以他的学术敏锐快速写一本书《趋零距离、拟像逻辑与语言主体——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危机》，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部分章节已在《文学评论》发表。我这里所评述的金惠敏的观点，均出之于此。

说误解，也对，也不对。米勒，特别是德里达的话，本有两面性。

金惠敏几乎完全赞同米勒。他批评别人误解米勒，只是表明他的一种立场而已。但他给米勒的辩护，大部分是有效的。他大体说出了米勒没有详细申说（也许限于篇幅）的关于文学“终结”而同时又“幸存”的理由。金惠敏认为:

历史上曾有多次宣布文学死亡而文学又的确没死。“但是文学活着这一不争的事实同时却也不能全然抹杀其‘终结’论的某种价值，因为‘终结’论者的每一次宣判都可能指出活着的文学不曾意识到的其已经坏死的部分；文学活着，但它是以不断更新的方式活着，没有更新就没有文学的生生不息。而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文学总在‘终结’着，‘终结’着其自身内部不得不‘终结’的部分。文学作为‘家族’没有‘终结’，而这家族之结构则在与时俱变。于今德里达再次宣判文学死刑，对于批评史上这类由来已久的做法，我们既不惶惑，也不愤怒；而是既然谁也无法在整体上解除文学，那么我们就可以细听听文学究竟因为其哪个部分或者在何种意义上该当诛灭。”

噢，原来，所谓“终结”与“幸存”，是说该“终结”的“终结”，该“幸存”的“幸存”。米勒是这个意思吗？不管米勒是不是这个意思，但金惠敏的确是这个意思，而且金惠敏认为米勒是这个意思。倘如此，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且看金惠敏如何辩护米勒－德里达的“终结”思想。

他们认为，该“终结”的文学之所以“终结”，乃是因为这种文学的存在前提和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都是“电信技术王国”、“全球化”、“后现代时代”等等所造的“孽”。也就是米勒一再说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以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在“第二媒介时代”（马克·波斯特尔语），文学将被重新定向；有的文学（即所谓该“终结”的那种文学）将走向“终结”。

电信时代对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和影响，金惠敏解释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电信时代的趋-零距离”，一是“图像时代”和图像霸权的形成。

“趋零距离”

先说所谓“趋零距离”与文学终结的关系。这里涉及到这样一个命题：“文学即距离”。

还须从德里达那里讲起。金惠敏认为，德里达宣告文学死亡，那垂死的的文学只是“所谓的文学……不是它的一切”，因此只是部分“死”、部分“活”，也即文学总在“方生方死”：就其“生”也，文学常在；就其“死”也，文学在劫难逃。而那要死的文学之所以“死”，一个原因是“距离”是否存在。德里达举出情书作为例证：情书作为一种书信其客观之必要性在于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存在有距离。而现在电信创造了“世界范围的联结”“对距离的胜利”，即麦克卢汉所说在电子时代、在交通、通讯、各种技术手段高度发展的时代，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以往被阻隔的空间、遥远的距离，极大地拉近了、聚合了，——或者说，距离被压缩为趋零距离。于是，情书的必要性（以距离的存在为前提）从根基上就被动摇或颠覆了。与情书相提并论，德里达谈到文学的可能和不可能：

在此没有文学，我的爱人啊，文学也与您无关。有时我告诉我自己您就是我的爱：那么它就是我惟一的爱了。我告诉我自己，我是如此地询问自己。然后您不再存在，您死了，就像在我游戏中死掉的女人，于是我的文学成为可能。但是我也知道——再者对我而言，今天早晨，这是关于知识的定义，我应该发表它——您安然无恙，听不到我絮絮叨叨的“我的爱”，活着，活着，活着，我希望如此，但是这样我就得放弃一切了，我的意思是，爱将回到我这里，您转向了我，您甚至让我听到我在说着什么当我说，向您说或者说给我自己我的爱。

金惠敏评论说：从这梦呓般的恋人絮语中我们还是能够听出些许与文学有关的信息，即当爱情就是身边的事实时，没有文学；而当其飘逝于彼岸时，文学即刻诞生。在此德里达是否就是说如同情书的写作，文学的诞生亦须以距离、意识甚或生死相隔为前提，至少或首先是在物理的层面上？大概是的。德里达认为距离的消逝是对情书、对文学的毁灭性打击。当抄起电话，就可以通达世界的各个角落，黑夜的、黎明的、正午的、傍晚的，全部合并成一个时间，有谁还会把期待和耐心托付给信函或邮筒呢？回想起来，我们真是已经远离了书信时代，偶尔我们也选择书信，但那常常是因为要传达某一特殊的意味，严肃，正式，尊重，总之，一切古雅的东西。“我们在进行最后的通信。很快它们将不复存在”，“当然是技术正在取缔所有那些长久以来就已经如此存在的事物”。电信技术（德里达常常以电话为例）摧毁了时空间距，摧毁了书信所赖以生存的物理前提，因而也就摧毁了书信本身的存在。毫无疑问，文学的写作如同情书的写作，也首先是以距离为其物理性前提的，无论是模仿论，还是表现论，都假定了一个被书写的对象，不管它是现实还是观念，或者情感，写作由此而成为一种传达，——传达是往来传达，往来于书写与书写对象之间的距离。因此：文学即距离。文学本质上关切于距离，因为简单而无庸置疑的是，距离创造美。作为“后康德派”的叔本华，其整个美学都在展示美对于现实利害的否定和超越，换言之，这就是他所指谓的“距离”：“我们的生命履历就像一幅马赛克图案，惟当与其拉开一定的距离，我们方才能够认识它、鉴赏它。”现在“距离”说经过爱德华·布洛的全面论证和出色的发挥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美学共识。文学批评史尽管不如美学史如此地倡言“距离”，但究竟只是个术语问题，“模仿”、“想像”、“陌生化”、“修辞”等等实际上都只是“距离”的另一种说法，而且在文学上扮演着如“距离”在美学上的角色，是它们造成了文学，使文学堪称为文学。如德国文学理论家沃·伊瑟尔认为“想像”是“生产审美维度的原因，这种生产既表现于艺术作品，也存在于人类其它的基本活动”；虚构“使文学成为可能”，想像和虚构本身就是“文学的构成部分”（因其造成距离——杜）。关于“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旨在使人感觉到事物，而非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乃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难于把握，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即是审美的目的，必须设法延长。”在此经典表述中，显然，“陌生化”就是拉长欣赏者与其对象之间的感觉距离，而且“陌生化”在创造此距离的同时也就是创造了审美。修辞同样如此，在西方传统中，修辞或修辞格的最基本定义就是“偏离”（deviation）、“修正”（modification）或者“例外”（exception），即与日常用法的疏离，而疏离的效果即是美或诗。一切比喻都是互喻，而互喻即互为距离，美感、诗意从而在每一例比喻中都可能双向灵动起来。模仿接通了其审美活动的“返回”理论，也就是暗示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动态的认识论距离。伊瑟尔认为，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正是因为它能够在认知话语无能为力之处以“操演”的方式沟通存在与非存在、可知与不可知、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距离。“操演”特色化了文学的存在，而由于“操演”乃是操演“距离”，所以无疑也可以说，文学以“距离”为务，或者文学即距离。

真正使“距离”成为可能，使“距离”由时间、空间而自然地进入心理、意识领域的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将世界一分为二如本质与现象、非存在与存在、灵魂与身体等等并以前者为后者之归属的哲学信念；是哲学的“距离”保证了文学的“距离”，是哲学的“距离”决定了文学的“距离”，是哲学的“距离”指引了文学的“距离”。在哲学的或“距离”的意义上取消哲学，同时就是取消在哲学“距离”上所建构出来的文学或文学观念。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因而除了是事件性（如电信技术的影响）描述之外，也是哲学论辩式的，其从哲学上取消文学都是可能的和必然的。（关于哲学与“距离”等等问题，以及解构传统哲学、取消距离、从而终结文学等等问题，我既不同意德里达，当然也不同意金惠敏，将在另外的地方阐述我的意见——杜）当然，德里达并非要宣布电信时代一切文学的死亡，他所意指的只是那种以“距离”为其存在前提、以“距离”为生存条件，进而以“距离”为其本质特征的文学。

图像霸权

再说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这是金惠敏为德里达－米勒等人文学终结论辩护的另一重要方面。

“第二媒介时代”图像增殖或拟像对印刷媒介的文学造成巨大冲击，这首先是造成了对文学审美构成的重组，其次是瓦解了其赖以存在的语言主体——文学的未来将取决于在“图像转向”中能否守住语言的特殊功能。文学由哪些审美要素构成？简单道来：一是纯形式性的语言美，二是语言所传达的内容性的美，在这类美的要素中，形象之美可能居于首位。以电影、电视为例，当文学进入这类新媒介之后，其形象之美被放大、强化，而语言之美不是被取消就是被边缘化，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充满精彩对白或唱词的是莎士比亚戏剧或是王实甫的《西厢记》，而不是张艺谋的影视制品。影视以图像说话，以图像为其语言，以图像为其本质存在；所谓“电影”（movingpictures）就是移动的图画，所谓“电视”（television）就是远方的可视物；没有语言仍可以是影视，没有图像则不成其为影视。在文学文本中语言和形象本就是统一和凝结于语言的一个东西，语言蕴涵着图像，舍语言便无以求形象，尽管严格来说语言不可能穷形尽相，即文学文本之内也存在着语言与图像的张力，但既然在语言文本之内，它们就无从分开；而在影视之中，其关系之极端者则已呈分裂状态，已超出矛盾和对抗的意义，即如果说在文学文本内语言与形象的关系是辩证的对立和统一，既矛盾又相互依存，那么影视则能够彻底清除这种二元对立关系，而仅以图像立身，所谓“电视即世界”。文学若是仍然愿意进入影视媒介的话，那么它就必须臣服于图像，接受图像对语言的傲视、挤压、收编、霸权，这就造成了对文学的审美构成的改变和重组。第一种情况是影视对文学的整编，它们挑挑拣拣，只选取语言中能够转换出形象的那些部分。由于语言与图像的不相容性，影视对文学的整编、重组本质上并非在语言与图像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张力关系，即图像从语言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反过来统治语言(如此文学尚可卑微地奔走效劳于图像之前)，而是文学在被榨取之后便不再是原先意义上的文学，只是在影视中仅留下文学的残迹。因此从一个方面说，影视的诞生就是文学的死亡。（金惠敏这里说得太夸张了，艺术实践本身并不支持这种看法——杜）图像对文学的扼杀还不只是发生于文学进入影视即在图像与语言所构成的二元对立关系的范围之内，其第二种情况是图像在文学之外独立地创造出一种新的视觉审美文化。图像自身具有对于语言的叛逆性；言不尽意，图像更是鼓励各种阅读或者就是反对阅读；而且一当时机成熟，图像便由局限于艺术内部的躁动、反抗喷薄而为一独立的力量、独立的体系、独立的法则，持续地无限远去地寻找和开辟自己的世界。这个时机，就是电视时代的到来。

电子媒介改变文学的外部条件

此外电子媒介还通过改变文学的外部存在条件而改变文学的性质。这样的“外部条件”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且连锁反应式的，如电话的介入，如电子写作方式，如互联网及其所创造的民主形式，等等，但其中对于文学最直接、最能发挥作用的则是通过改变主体（即通过电子媒介所塑造的主体）而改变文学。与语言相应的主体是理性主体。阅读印刷文字，阅读那无声的文字，面对着作为对象的符号，则无疑更加突出了语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迫切化了在从语言到现实过程中对于理性主体的需要。由（书面）文字阅读转向图像阅览，势必要求主体之相应改变。如果文字是理性的，因而与它相应的就是理性的和工具性的主体，那么感性的或非理性的图像则就暗示了一个感性的或非理性的主体；如果前者是深度主体，那么后者则是平面主体，再简单地说，如果前者是现代性主体，那么后者就是后现代性主体，一种不同涵义的主体。图像尽管可能具有符号的性质，可能被用于表达深度思想，如古往今来的各种造型“艺术”，如影视“艺术”。但图像本身内在地就蕴涵着对意义的抵制和消蚀（是这样吗？这是需要论证的，不能随便一说就算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杜），再者即便从形式上看，诗画之于图像的关系也呈现出一定的级差：绘画本身即是图像，而文字图像则在文字与图像之间隔出一道中介屏障，文字图像因而是间接图像，正是这样的“中介”或“间接性”将文字给予“哲”学家，将“图像”给予“美”学家，而图像是“美”学家的全部世界。文字在“时间”中给出图像，而绘画在平面“空间”上展开图像，文字当然变得富于深度和哲学意味了。

媒介创造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不是真实的生活世界或其再现，而是其拟像，即主体生活于虚幻的与现实不相关联的“超现实”之中。于是主体便不再是传统认识论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自觉的主体，不再是“纯粹理性”、“世界之眼”或“先验自我”，他对自己、对自己的真实需求一无所知，其关于自身的全部知识均来自于拟像，是“广告、信息、技术和整个知识的和政治的阶级在那儿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的需求，告诉大众什么是他们的渴望”（这又是后现代大师如鲍德里亚者流的夸大其词——杜）。大众就如一张柔韧的白纸，媒介可以纵情涂写自己的蓝图，因为它是“沉默的大多数”，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乖乖地成为什么。试想想，当今的排行榜、流行色、新款式、波波族、明星、可口可乐，等等，有哪个不是好为人师的媒介教诲我们大众的？果若此，那我们可真的就不再是消费商品、消费其使用价值，而是消费符号、消费拟像、消费他人的欲望了（难道所有的人都找不到北了？——杜）。于是，主体在拟像中被解构，并且通过抹煞作为主体之本的“批判距离”被解构。对于文学的存在，图像的增殖及其对于主体的解构可能是一致命的打击。

对德里达、米勒以及金惠敏为他们所作的辩护，我认为有许多合理的地方，应予肯定。的确应该看到电子媒介时代由于令人难以想象的技术发展和惊人进步，由于社会历史实践、政治、经济、文化所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文学的存在和成活的条件被改变，因而文学被十二级地震震得房倒屋塌、晕头转向，文学显得很狼狈，常常不知所措。不正视这个事实，是绝对不行的。但是，我对他们（德、米、金等）的许多观点也并不同意，觉得他们太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与历史实际并不相符。文中我已经随手做了一些夹批，以后我还会再写专文申说。

“文学终结”了，但“文学性统治”着

还有一种观点，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统治》，认为以往的“文学”终结了，但“文学性”却居于统治地位。实际上余虹与金惠敏是互相支持的，他们与德里达、米勒的观点也是基本一致的。

余虹认为，一方面，说文学终结是有道理的，因为“现代性文学观念与实践”的确“面临终结”——余虹的“终结”有自己的所指，即以往的文学“可能性穷尽、边缘化、与社会发展脱节”；另一方面，余虹又强调“文学性却渗透在后现代生存的方方面面，成为后现代生存的根本性事实”——就是说，“文学性”没有死，据此，人们有理由认为余虹的意思是说文学以另一种形式（即被文学性渗透着“后现代生存的方方面面”）存在着，而且成为“成为后现代生存的根本性事实”。这也就是前面金惠敏所说的那个意思：“文学活着，但它是以不断更新的方式活着，没有更新就没有文学的生生不息。而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文学总在‘终结’着，‘终结’着其自身内部不得不‘终结’的部分。”

余虹解释说，“终结”的“文学”主要指：1、书面文本（词源学眼界中的文学--literature），作为交流活动的媒介，文学受到电子网络的排挤；2、间接想象性审美（美学眼界中的文学），作为审美活动，文学受到影视等直接感官审美的冲击；3、真与善的感性表达样式（哲学眼界中的文学），作为思想观念活动，文学受到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冲击；4、精英先锋（社会批判理论眼界中的文学），作为现实批判与革新的活动，文学受到大众消费主义和精神虚无主义的冲击。

而所谓“文学性统治”的主要意思，一是指“后现代思想学术不仅是文学性的，而且它相信思想学术在本质上只能是文学性的；此外，后现代思想学术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出人们凭借思与言对世界的建构是文学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学性的世界之中”。具体说，在后现代，“虚构”、“隐喻”、“话语”那些传统形而上学作为“文学性”的东西要从思与言中加以排除或加以掩盖的东西，正是后现代思想学术公开认可或心照不宣的自明前提。后现代强调“意识的虚构性”（即放弃“原本/摹本”的二元区分，认为“意识”不是某“原本”的“摹本”，而是虚构）；语言的隐喻性（即放弃“隐喻/再现”的二元区分，认为“语言”的本质不是确定的“再现”而是不确定的“隐喻”）；叙述的话语性（即放弃“陈述/话语”的二元区分，认为“叙述”的基本方式不是客观“陈述”而是意识形态“话语”）。二是指后现代的消费社会具有“文学性本质”——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过剩，供大于求，要发展生产就必须有欲壑难填的消费者，消费社会憎恶禁欲节约的传统道德，渴望挥霍浪费，然而，它又不能赤裸裸地鼓吹挥霍浪费。正是这一社会需要使文学大有用武之地。消费文学就以它特有的虚构、隐喻的方式躲避现实的道德审判，挑动欲望，美化享受。由于它与消费社会“发展”的真理一致，它不仅得到这个社会的默许与鼓励，也是这个社会的依靠，进而成为真正的文学主流。消费文学的极端样式是“广告”和“品牌”。广告和品牌以文学的方式将商品虚构成有特定意味的形象，因为消费社会的消费不仅消费商品，更要消费商品的意味，而能否解读商品的意味，就决定了你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者。同样，一个商品能否成为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品也取决于它能否经由文学化的叙述而成为一个能召唤（引诱）消费者进行文学性阅读以引起购买欲望的文本。尼采将欲望化的梦境和欲望化的迷醉看作是文学性的基本样态，这正是消费社会的渴求。此外，文学性统治还包括“公共空间的文学性表演”和“后现代文化的文学性”等等。

对余虹的观点，可质疑之处不少。

其一，他所谓“终结”，概念不明确。“终结”，按正常意思就是完结、终了。但是余虹的文学“终结”却是以往的文学“可能性穷尽、边缘化、与社会发展脱节”。“可能性穷尽”尚可说；而“边缘化”、“与社会发展脱节”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终结”——说“1990年代之后文学边缘化”了、或者说“1990年代之后文学与社会发展脱节”了，绝不能等同于“1990年代之后文学终结”了。况且，在具体解释“终结”时，余虹用的字眼儿是受到“排挤”和“冲击”(文学受到电子网络的“排挤”、文学受到影视等直接感官审美的“冲击”、文学受到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冲击”、文学受到大众消费主义和精神虚无主义的“冲击”)，而“排挤”和“冲击”绝不能等同于“终结”。

其二，余虹对于文学与文学性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有时自相矛盾：前面说以往的文学终结了，而文学性统治着，显然，文学与文学性是相区别的两个东西；但后面说消费社会文学终结了却具有“文学性本质”时，又说消费文学的极端样式是“广告”和“品牌”，广告和品牌以文学的方式将商品虚构成有特定意味的形象，显然文学又并没有终结，还存在消费文学，而且文学与文学性又混淆在一起了。

其三，说“广告和品牌以文学的方式将商品虚构成有特定意味的形象”，尚勉强可说；但说消费文学的极端样式是“广告”和“品牌”，却大可怀疑。广告和品牌是文学吗？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学？这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少数人说了不能算数。

其四，说“后现代思想学术不仅是文学性的，而且它相信思想学术在本质上只能是文学性的；此外，后现代思想学术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出人们凭借思与言对世界的建构是文学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学性的世界之中”，这话说得有些武断和绝对，特别是“只能”二字，有点普天之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思。真是这样吗？未必然。

但，余虹的许多思想还是富有启示的，应充分予以理解、吸收。

不该“终结”的文学，为什么不该“终结”

金惠敏－米勒（包括余虹）着重说了应该“终结”的文学何以应该“终结”，但没有讲哪些文学不该“终结”，为什么不该“终结”。而许许多多读者却急需了解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给予解答并且论述得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认为是彭亚非，虽然他不是专门针对德里达、米勒的，也不是针对金惠敏的，但可以看作与之不同观点的一个重要代表，也可以看作对金惠敏－米勒忽略了的方面以及李衍柱疏漏了的方面进行补缺（彭亚非与金惠敏－米勒，同时与李衍柱都有相同之处，但更重要的是不同）。

彭亚非的文章《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发表在《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上。

彭亚非与米、金观点相同或相近的地方，我不多介绍。彭亚非认为，现代社会是个为大众消费文化所覆盖的社会，而图像社会的出现，使传统文学的中心地位和权威身份被颠覆，整个文学界普遍滋生强烈的挫败感和生存危机感，尤其是那些所谓纯文学的写作，由于迅速的边缘化而弥漫着浓郁的怀疑论与悲观论情绪，以至于文学正在走向终结与消亡的观点再次甚嚣尘上。而实际上，这样的情绪和观点的风行，与对图像社会和文学的本性都缺乏足够清晰的理解是分不开的，故而具有某种过甚其辞的虚幻性。于是，彭亚非对“图像社会”进行了解剖，以找出它尚不足以使文学消亡的理由。

近一个世纪以来图像符码与图像信息在我们文化生活中大密集度地涌现，甚至被一些人描述为图像爆炸。我们现在的文化运作方式与文化生活形态主要是由图像的呈示与观看来构成。大体可以将这些图像现象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为视像部分，即包括摄影、摄像、电影、电视以及由真实影像所拍摄而成的各种广告等等；一为图画部分，即由人绘制的各种图像，主要包括漫画、动漫、卡通制品、电子游戏等等。它们包围着我们，并构成了当今的图像文化统治。最能说明视像文化在今天生活中所具统治地位的媒介则要数电视。光是中国，现在每年就要生产一万余集电视剧，其他的电视节目与广告量当可想而知。因此今天我们几乎可以说，人类创造了影像文化，也就创造了被影像所包围的生活。有人作过一项调查，证明我们今天所掌握的社会信息，有60％到70％是通过图像的方式获得的。英国学者约翰·伯杰在《视觉艺术鉴赏》一书中写道：“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曾经出现过这么集中的影像、这么密集的视觉信息。”这些围绕着我们的影像和视觉信息，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视觉化生存，也构成了后现代的所谓“眼球经济”和图像文化模式。

在电子技术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已有图像文化。人类实际上一直没有放弃过通过图像来感受和理解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的努力。只是这个基因需要一个契机才能被全面激活。上个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为信息的公共化和图像消费的全面普及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图像正是大众话语最合适的传媒与载体，图像化为大众化的意识形态表达提供了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图像霸权也是对传统精英性的话语霸权的一种解构和颠覆。现代图像文化的消费性也使之具有将一切图像信息泛审美化的特性。但是必须看到，狂轰滥炸而又瞬息万变的图像文化消费培养了一种文化惰性。丹尼尔·贝尔说：“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使人们忽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深刻本质。尤其是图像文化中的广告文化，往往便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表达的主要途径（但不要夸大其词——杜）。广告虚构着生活，掩盖了生活中的不完善之处（当人们知道广告是怎么回事儿时，广告还会有这么大魔力吗？——杜）。因此，在图像社会的视觉大餐面前，我们有必要对视像文化有可能一味成为权力话语、金钱话语与大众消费性话语的共谋这一图像社会的负面性保持足够清醒的警惕性和批判意识，而这一意识对于我们理解文学的当代命运与未来使命则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将前图像社会看作是一个由语言-文本的活动与运作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就是说，数千年来人类社会中基本的文化内容：知识、历史、意识形态内涵、社会生活信息以及主要的审美意象的传播，主要都是由言说与文本来实现的，言说与倾听、书写与阅读构成了我们文化运作的基本模式。这个基本模式使得话语（包括言说与文本）成为最主要的人文资源与人文场域，成为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中最主要的支配者和掌控者。而文学正是这个基本模式中最主要的构成，其话语活动渗透和覆盖了整个文化领域。但是今天电视（将来也许就是互联网）取代文学成为社会文化消费的宠儿，文学文本的创作与阅读，在图像社会中必然会受到更大的排挤，它的传统影响也必然会被大大削弱和消解。——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它合理的一面。

既然图像社会给文学的生存带来如此巨大的压力，那么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自然就出现了：文学是否正在走向消亡？从人们的一般心理而言，都不愿文学消亡，因此，在压力面前，想出一些变通的理由加以缓解，如：有人认为精英文学或者所谓的纯文学也许确实衰落了，但消费性的大众文学却实际上有了长足的发展；有人认为文学现象性的“缺席”并不影响它实质性地“在场”，文学依然在后现代的文化运作中以一种“隐蔽形态”处于支配性的乃至统治性的地位，这样一种存在形态可以直白地描述为“大文化领域内人文活动的文学性体现”；还有人提出了所谓“大文学”或“泛文学”的概念以说明文学实际上也并未消亡，今天的文学不过是已经“化整为零”，“变异”为大众文化消费中一种日用化或应用化的文字产品，比如说以广告词、新闻叙事等等文体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种种文化活动之中。但是，以上各种说法对于我们理解图像社会中文学的归宿与未来命运，对于我们认清文学将永存于人类文明中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永存的理由和它不可抗拒的未来，事实上牢牢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因为决定文学命运的终究是它固有的、特定的人文本性和人文价值。

文学的人文价值与图像的局限性

有个我们习焉不察的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接近文学最基本的美学本性：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似乎永远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假如我们事先已经熟悉这部文学作品的话。事实上没有一部影视改编作品能真正呈现出优秀文学作品文字背后那些深刻的意味与涵义。我们观看到的总是不如文学经典已经让我们在想象中体验过的，这正是文学辉映下的影像的宿命。事实上任何一个影像或任何一系列影像，都只是对原始景观的复制或再现，它们失去了更多更丰富的意义再生或意义深化的可能，使我们的审美收获受到很大的限定。（指出影像的局限性，这一点很重要，虽然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但注意它，无疑对解开“文学用存”具有重要意义——杜）因为完全真实的形象具有存在的不容置疑的个别性，而且它的感觉实在性使它的全部意义和意味都集中在完全为它自身所限定的所指上，而不大可能形成更大的审美能指空间。所以一般来说，影视演员表演得再好，充其量也只能展示他个人所可能具有的和可能表现出来的魅力，而更多的审美可能性却消失了——而这种可能性总是在文学的阅读中存在于千百万个读者的想象之中的。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将自己限定于一个可观看的世界之中，我们实际上也就会被观看所规定、所决定。我们不可能自己来决定观看对象的主观合目的性。而内视性的想象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想象总是内在地伴随着人的感情倾向与心理体验，并且潜在地为这种倾向与体验所引导。文学的内视形象本身就已经超出了现实形象的客观实在性，它已经是对可能的审美形象的更为理想的再创造，以使审美对象的存在意义与意蕴更为有效地呈现出来，所以，文学的内视审美总是给审美想象的可能性留下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另一方面，与文学的阅读所获得的内视美感相比，影像的观看使我们外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使我们消极被动地在感觉诱导的满足中，与审美对象建立起一种轻率的同时又并不牢固的现实联系。因此，观看虽然能更直接、更当下、也更轻易地获得感性的愉悦，但它也必然要付出深刻性、丰富性和恒久性的代价。比如电视画面一闪而过的瞬间流动特征就受到人类记忆的限制，它迫使你迅速而感性地接收它的每一个画面，而无法深入体验对象的美感底蕴。长期这样被动的浅层次观看会使人形成一种惰性的信息接纳方式，从而丧失深度的审美感悟能力和内心生活的丰富性。相比较而言，文学活动中的内视审美却使我们在精神上拥有整个影像。阅读会逼迫我们自己去创造出、去建构起内视的对象，使心灵“观看”到的一切充分内化于我们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从而使我们更为积极主动地同时也更为深入地领悟文学意象的内涵和意义。因此，文学总是能使我们达到更为深刻的历史深度和人性深度。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与其他审美活动的本质区别所在了：所有的艺术样式——美术、音乐、戏剧，更不用说今天的影视文化了——都是诉诸视听感官的物性形象。它们都必须借助于审美者生理上的、感官上的直接愉悦性来达到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审美收获。（难道都是这样吗？——杜）但文学就不同了，它实际上并不提供任何物质性的视听愉悦感受——它提供的只有通过想象建立起来的心理形象，我们可以将它叫做内视形象。我们是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来审视这些审美对象的。因此，文学为我们创造的是一个内视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看起来由语词符号组成，其实它只能由我们每一个读者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创造出来。它就像梦境，像幻觉，像我们内心深处的回忆与想象，是一个无法外现为物质性的视听世界的所在。就此而言，即使我们有心用某种艺术样式或某种生理性的感性满足来取代文学所提供的审美世界，它作为一个永远不可能为感官所感知的精神性的存在，又如何能被取代呢？因此，无论图像社会怎样扩张，无论图像的消费如何呈爆炸性地增长，它对文学生存的所谓威胁其实就人文诉求方式而言并不存在。文学是唯一不具有生理实在性的内视性艺术和内视性审美活动，因此与其他任何审美方式都毫无共同之处（这话说得太绝对了！——杜）。说到底，我们所拥有的全部艺术和所有的美，都不过是对人类生存诗意的呈现与揭示。人类是唯一具有主体性的生物，文学的内视性想象和对存在诗意的内在体验使人类超越了物质性空间生存的制约而进入了时间性的存在之中。文学是关于人类生存本质的艺术。在文学中，人们把美交还给美，把实存交还给实存。在文学的阅读过程中，人因为获得时间性而得以进入本质性存在，人也由此而获得对人本身的信仰和超越现实生存的精神力量。文学超越了感性空间的束缚，因此它也远离了其他审美活动的空间角逐，在纯时间性的内视世界中开拓着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审美疆域。不用说，只要人类还需要在生存意识中体验纯粹的时间本质，那么即使是图像社会的完美风暴，也不足以使文学丧失掉只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这块世袭领地。因此，说到底，没有什么文学终结的问题。文学的未来将为它自己优越而深刻的本性所指引。在图像文化成为历史新宠的后现代社会，它仍将持之以恒地将我们带往时间的深处，在尽显语言和内视世界的能指之美的同时，通过深刻的内心体验开掘存在的诗意，共享人类灵魂探险的无穷可能性，并以此构成人性的全面而立体的交流，使失去家园的人类精神在新的信念的询唤下，在灵与肉的主体性升华中，重获救赎，直达彼岸。

这是我所看到的彭亚非写得最有深度的一篇文章。对他的许多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他也有夸大其词之处。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各有优长。不能以文学之长衡量其他艺术之短并从而洋洋自得不可一世，甚至认为文学是至高无上的，蔑视其他艺术门类；反之亦然。各种艺术，不管是文学，还是影视艺术、绘画、音乐、舞蹈、建筑……，既有长，也有短，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谁也不能取代谁。彭亚非是否把文学优点扩大了，甚至文学的局限也看成优点；而把其他艺术的缺点扩大了，甚至把它们的优点也看成缺点？

文学发展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西方文学现代性理论作为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由于传统不同，现代性呈现不同的内涵。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借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的问题，普遍缺乏较为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和反思能力。本文从“时”、“质”两个方面把握我国文学现代性特质，表明中国的文学现代性总是按自身的特点去演进，体现出自身的独特节奏、问题呈现方式及重心。当今，文学现代性更强调为文学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种‘反促力’，这“反促力”就是文学的现代性的时候。

现代性理论作为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一种世界性景观，它提供了一个与政治观念不同的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至80年代后引人我国迅速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我国学者以其为研究和建构对象，来阐释、反思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和创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写了过去文学理论研究的狭隘视野，取得了较为丰硕、新颖的成就。

一

西方“现代性”一词使用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时间方面的，即指启蒙时代以来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是一种持续进步的洽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概念;二是观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即以建立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次知识创造和传播以及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推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并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概言之，现代性包含进步的时间观念、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这样几方面内容。中国“现代性’，一词的出现，则源自周作人发表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的翻译文章《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一般意义上，我国学者将西方现代性理解为两个不同纬度上的现代性。一是社会现代性，它表现为社会的现代化以及与工业化进程相关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审美现代性，它以主体性和个体性为内核，对工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市侩哲学及其观念的批判。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容且相斥的特色，在工业化初期，审美现代性表现为对社会现代性的讴歌，而在工业化后期，审美现代性常表现为对社会现代性的对抗和批判，审美现代性成为调节社会现代性中负面的东西。而对审美现代性的内涵把握，则一般认为其现代性是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随社会的发展不断扩展、变化，不同时期都呈现不同特色。文学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就是其批判性的反思，它是现代性社会得以不断更新变异发展的精神动力。从这点出发，一些学者指出，“现代性就是一种质的否定性”，“上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变革精神，与生俱来地表现出对于以往传统的否定性、叛逆性和批判性”，等等。同时，我国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现代性的内在诸多要素，使得现代性的研究呈现多元的景观，诸如现代性原则、内核、层次问题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在对现代性的研究过程中，我国也有部分学者忽视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在发生环境、社会制度、文化根基等方面的不同，缺少对中国现代性的民族性的考察。如果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特点来确认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特征，以西方文学思潮的演进轨迹来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进的轨迹，这种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与中国近百年文学实践的距离[4]。现代性作为全球性的话语系统具有普适性，但不同民族、区域所呈现的现代性具有差异性。中国的社会现代性与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就具有不同的内涵特质与时代背景。中国的现代性源于救亡图存的严酷现实，属于“晚发外生型”。经济上，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可谓工业凋敝，整个社会以传统的农牧生活为主;政治上，人民享受的教育、自由等权利可谓毫无保证。而在西方，其现代性则属于“早发内在型”，由于推行商品经济，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大规模的释放，与其相适应，各种保障市场运行的政策法规也随之完善，以物质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水平较高。就审美现代性而言，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在具有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关怀，从而导致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审美先天不足批判有余，偏于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文学而有意忽略关注个人生存价值的文学。而西方文学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前期主要表现对现代化进程的歌颂与向往，通过启蒙运动以理性化来弥补个性解放带来的人性缺失，后期则主要表现对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人的异化、物化现象的关注与反思，努力消弧物质至上导致的精神荒芜和变异。目前我们对现代性理论研究呈现“四多四少”的现象，即引进的多，阐释的多，套用的多，解决具体问题的多;批评的少，反思的少，发展的少，理论重构的少。正如有学者所指，对现代性的简单化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漠视了这一概念的内在张力，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研究不够，对现代性视角的理论价值认识不足“真正的审美现代性，它一方面是批判现代性的(主要是针对现代文明和科技理性对人的压抑与操纵)，但是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原点仍落在现代二字上，它不是从根本上抛弃现代立场，即它在现代性之内反现代性，而不是要回归前现代性与传统。这也正是现代性的建设性的本质的体现。”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我国本土现代性理论几乎没有，长期以来一直借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问题，出现了所谓的“失语症”，另一方面，我国学者普遍缺乏较为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和反思能力，未能站在区域化甚至全球化的视野上考察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

二

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中，“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正是由于现代性既是量的一个呈现，又是质的一个表微，在时间性中蕴涵一种价值判断，其准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由于对现代性历史渊源的梳理与整合的视点各不相同，因此，中国文学现代性在量的呈现上，即现代性的开端究竟在什么历史时段展开，众说纷纭。有少数学者对中国现代性的开端持不同的看法，一是否定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特质，或退一步讲只是现代性与近代性的杂揉，"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不具有现代性。”他们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既手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也不能用近代文学概而括之，它是一个以现代为基调的带有近代因素的文学。其本质更接近于现代，但更多的时候与近代性结缘，因此，它更多的呈现出交叉复合的文学色彩。二是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应该是晚清、晚明甚至更早的宋明时期，其话语逻辑就是中国很早就有现代性的萌芽。他们认为文学现代性不是单纯生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夜之间，虽主要来自于五四的推助，但文学内部的不断渐变不应忽视。近代至清末，以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为代表，现代性的表达通过中西、新旧之争确立其在工具理性与科技主义等现代性的品格，洋务派注重技术物质层面的现代性，维新派注重“中体西用”制度层面的现代性，而五四则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资源的引进。上述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开端研究的观点都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环境而推演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开端的研究，应放在整个社会环境背景和学术背景上通盘考虑，既要特别注意中国社会自身的特殊性和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诸如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等，又要特别注意外来思潮的引进、自身政治经济的改革与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从属性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此来甄别萌芽与形成之间的关系，“萌芽永远是现代性的可能而决不会成为现代性的本身。”我们认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过程是个文学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文学现代性不断获得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新旧文化的分水岭，是对旧文化的一种彻底的决裂运动，也是西方现代性思潮大规模涌进的特殊时期。从文学自身的角度看，由于文学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学现代性的研究应从文学文本这一现代性的载体人手，而不是从所谓的思想和文化现象人手来“失本逐末”的研究。从文学文本人手，我们就会发现，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品质鲜明地呈现出与以往所有文学迥异的时代特色:一是文学形式的现代性。汉字结构由繁体到简体，书写格式由竖排到横排，表达由文言到白话，标点从无到有，词汇从旧到新，处处显示着与世界的时代潮流相合拍的现代性眼光，改写了传统文学僵化守旧的形式教条，顺应了文学发展的世界读写潮流和变迁了的社会心态。二是文学内容的现代性。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文学，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子民思想，肯定个性的自由、尊严和价值，由传统的载“道”(封建伦常之道)文学转向“人的文学”的创作，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鲁迅的“随感录”等给中国人带来了真正的思想自觉和文学的自觉，催生了新的价值观的诞生，改变了人们对文学本原的看法，文学的目的不再是道德教化和经世致用，而是以人为核心的生命体验、人生感悟，比传统文学更自觉、更深人地体现了文学的审美本质，促使中国社会的思想和精神发生整体转型。三是思想反思的现代性。传统古典文学对社会的反思是以封建伦理观念为背景，对社会的反思是“中和”。而五四文学则彻底撕破了封建道德的伪善面孔，向人们血淋淋地揭示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具有现代性的新文学思潮在与反动的、复古的思潮斗争中，由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学观的转变，个体价值从而得以重视、完善并健康发展。

三

文学发展论文范文篇3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多余。现代科技，尤其是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以此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这说明作为后现代文化重要特征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仍将是现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况且在科技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不断注入的高新技术含量，将使它变得越来越新颖和宜人。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中，波德里亚所说的那种只与它的有限主体联系的“稀缺、珍贵、惟一的物品”，（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即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否还会存在？它是否会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直“朝着另一种论述（即商品与消费）滑去”，（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并最终在生活艺术化的符号碎片中消解成一堆泡沫？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我们会发现：尽管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对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危及到经典艺术的生存。但是，人们对经典艺术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适应文化变迁需要的新的经典确认原则正在形成，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则将为经典艺术提供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当代全球性的高新技术热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向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不仅引起了相关技术和产业的不断变化，而且引起了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信息业，尤其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业的巨大发展而变得明朗、敏感和尖锐起来的“全球化”问题。

美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人成功地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迅速转换成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作为这种转换中介和目的的，却是文化。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使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台成为美国电视的转播站；当今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电影总产量的7%，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美国文化产品在占领别国文化市场的同时，也输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对别国文化构成明显冲击。这种现象引起我们如下思考：

一是信息殖民问题。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可见对信息网络的控制绝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它还必然伴随一种新型的文化殖民。目前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凭借先进的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威胁，对一些发达国家同样构成威胁。法国司法部长雅克·图邦认为，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为此，法国人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就提出，这是“要确保莫里哀和加缪的语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技术层面日益趋同的形势下，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

二是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汇流问题。现代信息技术数字革命不仅带来了信息产业的新面貌，也带来了文化产业的新生机，它使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产业走到一起，并合成一体。实现这种融合的第一步是传媒汇流，即由数字技术作为一切信息传媒形态的技术基础而为与信息相关的一切产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大众传媒、通信和信息业因此而汇合为一，通过统一的宽带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已基本解除了传媒业、通信业、信息业之间传统的行业管理壁垒，以及各国之间对传媒业的管理壁垒，完成了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形式革命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必然趋势将是对内容革命的呼唤，信息社会也因此进入第二次制度创新阶段，即实现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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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美国人再次走在世界前列。美国虽然没有什么文化遗产，却率先将“内容产业”纳入商业和产业化轨道。通过1997年“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颁布，美国已向世人宣布了他们将信息内容，特别是文化内容，作为信息产业的主体。由此来看美国文化的信息殖民问题，大概没人再相信它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了。认识到这一点的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后来居上，要在信息全球化本身就含有的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抢占制高点。欧洲小国芬兰以拥有诺基亚这样的信息产品品牌而在信息技术方面处于世界前列，而正是在它的倡议下，欧洲文化产业发展框架性合作计划于2000年启动。我们可以从1999年欧盟文化部长的一次非正式会议文件中看出这项合作计划的动机：“商业压力和由此而来的内容贫乏，而不是文化的多样性，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日益发展的由数字电视造成的广播时代自身中的固有威胁。可靠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欧洲的竞争优势所在。保存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技术的未来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新千年的最大挑战。”面对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趋势，经典艺术的命运又将如何？我认为，这场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既为经典艺术提供了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要求我们把握机遇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经典作品，为“世界文学”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文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

首先，作为文化重要代表的经典艺术，将在建立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基础上的“世界文学”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应当说，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本身并不存在对抗的必然性，引起对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相互之间的误解乃至敌视；二是某种文明或文化试图凭借某种强权推销自己而消除异类。在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这两种现象依然存在，而尤以后者更为突出。这使得加强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理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最能有效实现这种交流和理解的文化载体，正是文艺作品。

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世界文学”主张的二十年前，歌德曾与爱克曼谈起他读了一本中国传奇后的感受。他说，这部书“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很快说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当爱克曼问到这是否是中国最好的作品，歌德说：“绝对不是，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歌德之所以对中国的一部普通作品都如此重视，是因为他既从中感受到人类心灵相通的深邃与博大，也意识到与此相比，坚持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立场显得多么可笑。因此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注：〔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12-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歌德的意思很明白，“世界文学”并不是对民族文学的否定，而是强调各民族文学应当在相互交流中用一种更开阔的眼界去吸收其他民族文学中的优秀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身。在文化全球化已被信息全球化浪潮裹挟而至的今天，这种观点尤其值得重视。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的类同化、均质化，而应是消除时空障碍之后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而使当年的歌德未能接触到中国最好的作品，那么在由数字平台所构筑的世界文化大舞台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将它们展现在世人面前，让全世界都分享到这份人类精神的伟大遗产。这正是在创造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世界文学”过程中，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

其次，应当提倡和强化当代中国文艺家的文化使命感和经典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去参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全球化竞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近著《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指出，席卷全球，从欧洲直到中国、日本和印尼边远城市的“娱乐工业所促成的低档次电视节目，尤其是极其廉价的乃至十分不良的节目的全球化正危害各国的文化传统”，听任其发展，“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伪文化的牺牲品”。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除了应当重视民族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的传承，也应当重视培养新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表现于文学、戏剧、哲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思想科学等各个方面……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6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从当前中国文艺的创作实际来看，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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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缺乏正确把握，就像歌德所反对的那样，在重视外国文学的时候，拘守于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结果是失去了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作家邱华栋曾尖刻但不乏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国“几乎每一个‘走红’的‘现代派’、‘先锋作家’、‘前卫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文学大师，而这些作家们则像个侏儒一样站在大师的前面，费力但悲壮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杂交汉语文学变种文本”。（注：邱华栋：《影响下的焦虑与抗争》，《城市的面具》，第11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事实上，只有坚持创作的民族文化特色，向人们展示世界一隅的独特生活，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理解，这样的作品才会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

二、在深度追求与世俗追求之间做片面取舍。创作应当面向大众，反映他们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情感；但同时也应当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要能同时展现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或是成为人们理解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可以想象的暗指”。这是对文艺作为一种文化的根本要求。怀特就曾指出：“人（用文化的象征含义）建设了一个可以生活的世界……一层文化的纱幕垂在人和自然之间，不透过这层纱幕，人什么也看不见……渗透的是话语的精髓：是超出感觉的意义和价值。除去感觉之外，支配人的还有这些意义和价值，而且它们常常比感觉对人的作用更重要。”（注：转引自〔英〕麦克尔·卡里瑟斯：《我们为什么有文化》，第3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文学发展论文范文篇4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1978年夏季，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又恢复了“”前的全国统考，至今已进行了20次。二十年来，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不仅为高校甄拔了千百万合格的新生，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等教育的发展，指引着基础教育，尤其是普通高中各门学科的走向。在这方面，语文尤为明显。二十年来，中学语文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试题形式诸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目前，中学语文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惑。这一切都与语文高考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语文高考对该学科的影响，探寻中学语文前行的坦途。

一、在新时期，高考语文统考推进了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

在我国，中学语文学科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基础学科。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它以现代白话文作品为主要教学内容仅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我们从苏联移植了语文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经过17年的实践和研讨，我国的语文工作者刚刚触摸到汉语语文教育的一些规律，一场动乱开始了。可以这样说，高考恢复全国统考之际，恰是中国的现代语文教育振翮高飞之时。新时期的语文高考试卷真实地记录了中学语文学科发轫前行的全部历程，记载着语文工作者对汉语母语教育冷静的反思，深入探讨所得出的一个个科学结论。

1.引导中学语文实现教学大纲。按照新时期制定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学语文的主要目标是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高考紧紧围绕这个关键出题，落实了语文智育的目的。语文德育是大纲规定的一项主要的教学目标。高考作文是检验语文德育的有效手段。考生要想写好应试作文，必须注意思想品德修养，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近年来，语文界越来越重视美育在语文中的地位。1996年高考的现代文阅读题《贝多芬之谜》涉及音乐知识；1997年的古诗鉴赏题要求赏析两首意境优美的唐诗。这些试题体现了“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的教学目的。因为高考的范围与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基本一致，所以，这二十年以来，高考有效地约束了高中语文全面完成教学任务。高中语文是母语教育全面提高的重要阶段。高考语文试题覆盖面广，不仅促进了高中语文实现大纲规定的任务，而且使人们能直观地认识到，在母语基础教育完成以后学生应该达到的水平。

2.促进中学语文提高教学质量。因为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必须保证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所以，试题不能出现旧题，命题角度不能墨守成规。国家教委考试中心每年设计、出台的高考试卷已经成为普通中学相应科目日常教学的重要参照物，促进了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翻阅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明显地感觉到试题对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要求逐步提高。例如，辨认字形正误的第2题，1995年卷要求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3个错别字；1996年卷要求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5个错别字；1997年试卷要求考生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7个错别字。成语知识考核逐年由课内向课外扩展，1997年该题中出现4个成语有3个属课外知识，其中“不孚众望”和“万人空巷”很难把握。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都有一项规定：文学常识题答案如有错别字不给分，这条规定在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汉字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高考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的严格要求，促使中学语文重视双基训练。高考强调对能力的测试。例如，语法修辞题并不要求回答现成的定义规则，而是要求考生根据学过的理论知识，辨别言语的正误优劣，构成通畅的语句。难度增加最明显的是文学赏析题和现代文阅读题。从1992年开始，高考的现代文阅读从一篇增加为两、三篇，选文的内容和问题的设计在加深。写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能力，从1978年至今，高考作文有两大类：全命题作文和给材料作文。不少的高考作文题目，本身就是匠心独运的杰作，成为作文教学的经典题目，例如：《读“毁树容易种树难”》、《看漫画“这里没有水，换个地方再挖”有感》、《由圆联想到另一物体》、《读〈鸟的评说〉有感》等。高考作文的显著的特点是不束缚考生的思路，有利于他们展示才华。在精妙的高考作文题的引发下，每年都能涌现大量优秀的作文。总之，以测试能力为中心的语文高考，推动了中学语文教学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能力的转变。

高考的直接目的是选拔，试题一方面要反映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必须切中日常教学的薄弱环节。因此，目前这种最具权威的考试就具备了提示教学疏漏的功能。70年代末，语文界非常注意基础知识的补习，而忽视了现代文阅读。80年代初期，高考试卷出现一道系统考查现代文阅读的试题，考生对此竟无从下手。这一现象震动了语文界，它暴露了我国语文教育长期未解决好的一个大弱点：现代文阅读教学。从那时起，语文界特别注意阅读教学研究。在改革基础知识教学方面，高考语文同样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中学语文一向重视同音字的教学，而忽视了双音节的同音词现象。1995年语文卷第3题要求分辨“化装”与“化妆”，1997年卷第5题要求分辨“考查”与“考察”。再如，标点符号的使用说明规定：表示约数的连续出现的数词之间不加顿号。1995年卷第5题A项“小河对岸三、四里外是浅山，……”大多数考生却判断为正确。句内括号与句外括号的区别一向不被重视。1997年卷涉及了这个知识点。语文高考缜密的出题思路，促使基础知识教学逐渐走向系统化。在80年代，高考作文都是写议论文。这是重视议论文写作的社会思潮在语文教学中的反映。这一阶段作文教学出现了忽视其它文体的倾向。从1990年开始，高考小作文出现描写类、记叙类或说明类作文。1993年的作文《梧桐树下》为1980年以后第一次出现的非议论文体的大作文；1994年的作文《尝试》（60分），彻底纠正了长期困扰高中作文教学的错误认识：议论文是高中作文的唯一重点。现在，作文教学不仅重视培养整篇作文的写作能力，也重视表达方式的综合或分解。写作训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应该既借鉴传统经验，也重视创新。只有这样，作文教学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总之，二十年来，语文高考为广袤国土上的城市、乡村，南国、北疆的中学提供了母语教育所应达到的高水准的范本，推动了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改革，使得中学语文学科在经历“十年动乱”以后，教学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3.确立中学语文标准化考试的模式。标准化考试是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具有一定的标准，并对误差作了严格控制的考试。有了标准化试卷才能实现计算机阅卷，并有效减少人工阅卷的误差。怎样把语文学科的内容编制成客观性试题，即选择题，是一个科学性、技术性都很强的问题，是语文学科能否实施标准化考试的关键。高考语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语文选择题的设计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高考语文试卷的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标点符号和阅读，以及文学常识等内容均能设计成选择题。这些选择题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例如，文言文阅读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够准确测试考生对文言实词虚词的掌握情况，以及对句义文义的理解程度。和其它学科的标准化试题一样，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增加题量，能为优秀的考生提供表现才华的智力空间，使他们脱颖而出。有些语文选择题的选项文字较多，能够迅速准确地读懂选项，本身就是对语文能力的考核。例如，1997年高考的古诗鉴赏题，选择项A：“刘诗中‘潭面无风’句和雍诗中‘烟波不动’句，都贴切地描绘了月光下湖面风平浪静、山影凝重、朦胧而又静谧的景象。”是一项错误的解说。因为雍陶的《题君山》所描写的并非“朦胧”的月色。这项解说的其它语词都很恰当，如果没弄清“朦胧”的含义，就会失分。这样的选择题，不仅考查是否掌握题干所要求的内容，实际上也测试了对选项文字的理解。在语文学科中，这种测试是有意义的，因为理解表述性文字也是一种重要的语文能力。总之，语文标准化考试从无到有，从开始在语文基础知识方面设计选择题，到后来在阅读与文学鉴赏方面也设计了信度、效度都很高的客观性试题，这是语文学科的一大进步。高考语文卷创立了一种能显示汉语特殊规律的试题模式，这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是一次深刻的变革。标准化试题在语文高考中获得成功，使语文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4.初步划定中学语文的知识体系。中学语文是对学生进行母语教育的基础学科。因为人类的语言现象很复杂，所以，至今还没有哪一门科学能涵盖一种语言的全部知识。要学好母语，必须学习多门社会科学。语文课的理论依据比较复杂，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文字类、言语作品类和言语表达类。语言文字类包括汉语理论与汉字理论；言语作品类包括文学作品和其它类别的书面语作品；言语表达类包括演讲学和写作学。中学语文以多门社会科学为理论依托，是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成为既有较系统的语言理论知识，又具备较强的言语能力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建立中学语文学科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新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使语文工作者得以冷静地构建语文学科的理论框架。高考语文试卷就像一方屏幕，按年度展现中学语文学科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历经近二十年的探索，高考语文试卷的格局基本稳定了。它分为5个部分：汉语知识及运用、文学常识及文学鉴赏、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和写作。这5个方面就是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体系的5个组成部分。高考语文试卷将中学语文繁复的知识板块化、条理化，将内容深邃、形式灵活、科学性很强的试题一批又一批地编制出来，浓缩了中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勾勒出中学语文的知识框架，为其知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近二十年来的高考语文试卷传达出了本世纪中晚期人们对我国中等语文教育内涵的共识。后来者将会以此为基址，构筑汉语教育的殿堂。

5.带动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高考统考是选拔性（常模参照性）考试。它的直接目的不是验收学习效果，而是把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拉开距离以便选拔。现在，标准化语文高考试卷对考生要求很高。在150分钟内，考生要阅读约6千个印刷符号（包括汉字、数字和其它符号）；做完约25道客观性试题；回答7至8道填空题，其答案总字数约200字；写两篇作文，共800字。折合每分钟要理解50多个印刷符号，并同时写出7个以上的汉字。虽然语文高考题量大难度高，但每年都能涌现出大批成绩合格的学生。这证明了中学语文所取得的成就。选拔性考试的独特的意义在于使好学生有充分显示优势的机会，发挥出在其它类别的考试中无法显示的潜能，让语文教育工作者有机会观察到本学科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能以此为标本研究学科教育的规律，争取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单以高考成绩评定教学质量是不科学的，但是无视这种常模参照性考试所特有的研究价值也是片面的。

中学语文近二十年来发展很快。原有的教学内容都在逐步地充实加深。例如，高考的文言文大都选自史书，现代科技说明文的选文也比课文深奥。文章的内容涉及物理、生物、医学、考古等多门学科。有国外的名家之作，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世间最美的坟墓》，英国作家萧伯纳的散文《贝多芬之谜》；有当代中国名家的作品，如吕叔湘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钱仲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等。这些选文给中学语文教坛带来新鲜的气息，引导学生把课内所学到的阅读方法迁移到课外，提高阅读水平。高考语文试题深化教材的走向，带动了中学语文逐步深化教学内容。为了将中学语文建设成适应时代需要的基础学科，必须引进相关的科研成果。例如，在语言学领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是薄弱环节。现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高考试题较好地把握了这一学术动态。测试虚词的试题年年出。在修辞学方面，高考语文经常考查消极修辞手法的运用，选择最佳表达方式成为较稳定的题型。现代文阅读方面，语文高考引进的阅读学的先进理论较多。例如，以语用学为指导，考查结合语境对语义作出正确阐述的能力。在作文方面，重视引进思维学的成果，重视考查形象思维能力和比较、综合、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语文试题的设计者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积极引入高考，促进了中学语文的学术化、科学化。总之，语文高考展示了语文教学的水平；深化了教学内容；推广了新的学术成果。它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引擎力。

二、高考语文统考目前存在的问题

高考语文统考对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根本原因是：二十年来，语文高考自身在不断地发展、完善。新世纪即将到来，语文高考面临严峻的挑战。今后，它能否继续推动中学语文的发展，能否为基础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服务，这取决于它能否清醒地认识并克服目前存在的问题。

1.语文高考试题严重脱离现行语文教材。普通高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高校输送人才，所以，普通高中语文日常教学必然十分关注高考语文试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目前的高考语文卷，基本脱离教材“独立”命题，其用意在于突出对考生语文能力的测试，避免出现死记硬背和压题的现象。这样命题纠正了语文教学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思想，有利于课外知识丰富的考生脱颖而出。其消极影响是造成高中语文课无视教科书的存在，架空能力训练，致使教学自由化倾向泛滥。为了克服这一消极影响，语文高考必须按比例体现课本的内容。这样既有利于能力的测试，也有利于引导教师日常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而不是纵容脱离课本另搞一套。

2.测试语言表达能力的试题比例畸轻。语文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使学生具有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能力”。言语表达是语文能力的最高层面。它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决定一个人能否顺利地工作和生活。从选拔人才和推进语文教育两方面考虑，高考必须重视对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选择题的特点是节约答题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题量。正因为选择题要求考生多想少答，所以，不利于测试考生的表述能力。目前高考统考中填空题答案字数少，答案语句的质量不便再设采分点。测试考生的表达能力主要靠大、小作文。可是按作文分项分等评分标准，语言等次的分值差别很小。例如，大作文语言一等（准确流畅）比语言四等（语句不够通顺语病较多）只多7分。这总分150分当中的7分，表示的是考生之间语言能力的质的差别。要提高表达能力须花费极大气力，但是这项最艰苦的训练在高考中却只占总分数的1／20弱。表达能力在高考中的可悲的微弱比例，对中学语文教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极为恶劣。现在许多学生很“善于”做选择题。他们从题干和选项提供的信息中能判断正误，但是他们却不善于独立地阐述思想，心明了口嗫嚅。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都变成鲁迅笔下的“闰土”，“大约只是觉得苦，却说不出来”。果真如此，我们这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岂不成了民族的罪人？现在，不少学生写作文重视提炼中心，充实内容，却不重视推敲语句。因为只要中心明确内容充实，即使语言不通顺，也扣不了几分。目前，在公开发行的书刊和各类公涵文件中，在各种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中，语句不通的现象比比皆是。在造成此种现象的诸多因素中，高考的误导不可低估。因此，高考语文试卷必须加强对考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应限制选择题的比例；增加表述性试题，并加大其分值；增加大、小作文语言分的分值（语言分应占到约1／3强，即占20分以上）。

3.一些试题偏难偏怪，影响了高考语文的信誉。为了增加考试的信度、效度，试卷的设计者不断地创造新鲜试题，这是必要的。但是，每年总有几道难题、怪题，好学生不懂，差学生不会，只好一起“蒙”。这就造成“语文学得好，不一定能考好，语文学得不好也不一定就考坏”的怪事。这种情况严重地挫伤了教与学的积极性，致使语文高考的效度、信度明显低于其它学科。例如，1997年高考卷第4题C项（B卷）：“这次选举，本来他是最有希望的，但由于他近来的所作所为不孚众望，结果落选了。”“不孚众望”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成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均未收录。考生要把“深孚众望”中的“孚”想清楚，再转换为它的反义词“不孚众望”（绝少使用），才有可能理解这个词。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几乎没有考生能懂，回答此题（3分）只有瞎蒙。1997年试卷第3题（肠脑和颅脑）的20、22、23题（共7分）的答案都过于隐蔽晦涩，使多数考生答题靠偶然因素取胜。赏析古诗的第11题的B项（B卷）：“两首诗都将洞庭的山水景物描写得高旷超俗，使人读后油然生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那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要求判断为错（3分）不合情理。文学欣赏应充许有心理运作的自由。阅读这么优美的古诗，为什么不允许考生产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据统计，每年有20分左右的考题太难太怪，再加上作文分项评分标准不尽合理，于是，约30分至40分的试题不能科学地分离考生，大大削弱了语文高考的信度。

总之，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不尽快改进，语文高考亦有可能变成语文教育发展的桎梏。

三、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原因

从高考反馈的信息中，我们看到了中学语文取得的成绩，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

1.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高考语文试题数量丰富、内容精深。这些试题启发了语文教育工作者。人们意识到，很多试题应该是母语教育重要的内容，在以前却忽略了。例如，判别语句的优劣，这已经成为语文科常见的试题。现在，考生回答这类试题仍然只凭借语感和经验。汉语修辞学在这方面没有提供系统的理论，语文教学没有现成的依据。怎样鉴别句子、句群及作品的言语质量，在同义手段、同义结构中如何选择最佳表达方式，这些应该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却被理论语言学忽视了。而语文教学一向习惯于从现成的经典理论中移植教学内容。语言学中没有的，语文教学也不讲，于是造成该项内容的空白。出台鉴别语句优劣的试题，击中了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的空白。我们不能总让学生凭语感和经验断定言语质量，语文界对此应该做出理论的阐释。类似这样的教科书上没有，而高考试卷已经考出来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的识字量和词汇量基数是多少？应该有个较为具体的规定。现在我们只能抽象地说：多多益善。阅读理解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提高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语文教师不能让学生在回答语文试题时，总是“跟着感觉走”。训练语文能力要有理论依据，没有理论指导的训练是盲目的、低效的。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成为扼制语文学科发展的瓶颈。

2.高中语文教材亟待更新。全国统编的高中语文教材是以单元为单位的文选型课本。这种教材是30年代由叶圣陶等语文界前辈倡导的。其优点是课文按体裁组元，便于读写训练。缺点是知识不系统，阅读理论浮浅，作文没有教材。现在，语文高考试题对考生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语文课本却几十年未变。试题的超前和教材的严重滞后，使目前的高中语文课处于尴尬的境地。语文高考内容教材上没有；课内的教学内容高考大多不考。语文教师不知该讲些什么指导应考。高中语文实际上在做有“课”无“本”的无米之炊。教与学两方面都十分吃力。近年来，社会上出现许多模仿高考卷的试题集。语文习题集大有与课本并行成为第二教材的趋势。语文题海泛滥的根本原因是超前的高考试题与落后的教材之间的矛盾亟需一种缓解的办法。“题海”应运而生，行政干预无法使其退去。要解决语文高考与教学之间的矛盾，只有两条路：把语文高考拉回来，迁就陈旧的教材；肯定高考试题的方向，更新语文教材。显然，选择后者是历史赋予语文工作者的责任，是时代对语文学科的召唤。

文学发展论文范文篇5

一、佛經文學的起源

佛經文學源自於佛經，自印度佛經被翻譯成中文以來，佛教便在中土開花結果。佛陀住世時，為讓弟子明瞭深刻的佛理，多採用「應病與藥」、「應機說法」的方式來講說佛法。他所運用方法主要就是形象化的譬喻，如<<維摩詰所說經．文殊師利問疾品>>中佛曰﹕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佛法。後來，佛陀所採用的通俗的弘化方式被弟子所繼承，並在結集佛典時體現出很高的文學水準。當佛教傳入文學高度發達的中國，這一傳統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光大。佛經在被譯成中文的過程中，譯經師們運用了音譯、意譯和直譯等多種方式，同時採用多種文學手法加以潤色，使譯成中文後的佛經盡可能保持印度佛經的原貌。

在我們所見的佛經中，有許多經典都部分地使用了各種文學手法。如<<維摩詰經>>維摩詰居士示疾說法人關於神通的描寫﹕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文殊師利即入其室，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

這一段經文描述了當文殊師利前往問疾時，維摩詰示現神把自己住所變成一丈見方的空屋子，裡面除了床之外無有一物，顯示了諸法性空之理。

在<<法句經>>中，也存有大量採用比喻的修辭手法的經文，如﹕

若人壽百歲，邪學志不善。不如生一日，精進受正法。覺能舍三惡，以藥消眾毒。健夫度生死，如蛇脫故皮。

這裡的經文運用了我們熟知的事物作比喻，十分生動而深刻地說明了人生當接受正法，改惡從善的道理，實際上這也是一首含義深刻的哲理詩。

有的佛經還可以完全作為文學作品來閱讀。這類經典中最有名的是<<佛本生經>>。

<<佛本生經>>是記載佛陀在此娑婆世界中所做功德的故事集。它是在印度民間故事、神話傳說、詩歌、格言的基礎上形成的。該故事集以一個個生動的故事，讚揚了佛陀前世自利利他，濟度眾生的動人事，具有普遍的教育意義。

<<佛本生經>>中的每則故事大體分作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佛陀現世的情況。另一部分是他過去世的行事，表現為他為鹿、猴、兔、鴿或示現為國王、貴族、商人、窮人來渡脫眾生之苦。最後一部分是關聯語，由現世佛陀出面說明過去世的事情與現世的關聯，指出行善者是佛陀自己，做惡者為加害或反對佛陀的人，從而教化眾弟子。<<佛本生經>>人的人物性格鮮明，情節曲折動人，是不可多得的文學佳作。

另一部佛經文學作品是<<百喻經>>。我國現代文學之父魯迅先生對其十分推崇，並曾自己出資印贈該經。<<百喻經>>是一百則寓言故事的彙集，每則故事都是通過情節完整的故事來說明一個深刻的道理。如其中有一篇<<踏長者口喻>>云﹕

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腳踏卻。

有一愚者，不及得踏，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踏卻；欲唾之時，我當先踏。」

於是長者正欲咳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腳，踏長者口，破唇折齒。

長者語愚人言﹕「汝何故踏我唇口﹖」

愚人答言﹕「若長者唾出落地，左右諂者已得踏淨。我雖欲踏，每常不及。以此之故，唾欲出口，舉腳先踏，望得汝意。

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返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

這是個講述了一位富翁的傭人想討好他，卻適得其反的故事，說明了任何事物都有一個時機，時機未到，勉強追求，反而會帶來苦惱。讓世人知道甚麼時候做甚麼事才是合乎時宜的，不合時宜或因緣未到就不能勉強而為。

佛教文學作品引入中國，是中國佛教文學的開端，佛經作品中的多種表現手法和藝術技巧，給後來佛教文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僧人文學的發展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興盛，得益於歷代高僧的弘揚。在夕法方式上，他們不衹拘限於口頭的宣講，而且還以詩歌的形式來傳播。其中很多僧人還成名垂青史的詩僧。僧人作品中不僅有詩歌、偈頌，還有俗講和變文。

僧人詩的興起是在東晉以後開始的，東晉時期的支遁(314—366)是我國最早的詩僧，他的作品今僅存「八關齋詩」三首。

契此和尚(﹖—916)的<<播秧詩>>是至今被我們所稱頌的僧詩名篇。

詩曰﹕

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心地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

禪門中的行、住、坐、臥、擔水、砍柴……皆是禪，這首詩就是根據插秧的經驗所表達的禪悟，作者在詩中並不僅僅是強調「退一步海闊天空」之類的處世哲學，而主要是強調事物的相對性，在一定條件下低就是高，退就是進。明白了這個道理，就能開闊自己的眼界，調整自己的世界觀，使心靈和行為達到更高的境界。

除了寫作詩歌，有的僧人還寫有偈頌，以表達證悟的境界。宋代佛印禪師的<<磨磚作境不為難>>就是這樣的偈頌。

偈云﹕

磨磚作鏡不為難，忽地生光照大千。

堪笑坐禪求佛者，至今牛上更加鞭。

這首偈頌是為懷讓禪師開導馬祖之事而作的，前兩句是說禪悟之後，碓能達到一個神奇的境界，心地光明，上下洞徹，磨磚作鏡也不是難事，關鍵在於能悟。後兩句是說那些祇知坐禪求悟的人，亦如鞭牛而行，並未理解到向外馳求之不可，也就衹能一味著相地在「磨磚作鏡」了。

玄覺大師的<<永嘉大師證道歌>>，以歌謠的形式描述了對修行的見解和證道的感悟。這首長篇歌謠被歷代禪者奉為禪修的寶典。現節選片斷如下﹕

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

給逢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

我師得見燃燈佛，多劫曾為忍辱仙。

……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

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

歷代以偈頌、歌謠形式闡釋禪悟的僧人還有很多。例如﹕良價禪師的<<開悟偈>>，龍山禪師的<<示法偈>>，自在禪師的<<三個不歸頌>>以及希遷禪師的<<草庵歌>>等等。

僧人佛教文學發展的最高成就是唐代的俗講和變文的出現。

俗講是利用多種藝術手法為俗眾宣講經文、教義的一種宗教性說唱活動。其最初是由六朝以來佛家的「轉讀」與「唱導」演變而來。俗講的講者盡為高僧，即所謂俗講僧。他們有主經的部講，主講解的法師，主吟偈贊的梵唄等。俗講有一定儀軌，維那鳴鐘集眾；法師、都講上堂升座，作梵念佛；說押座，開題，說莊嚴、懺悔、受三歸、請五戒、稱佛名等。正式講經，先由都講詠原文若干，法師即就經文敷陳講解，繼以唱辭。一段完了，例以套語催經；於是都講再詠經若干，次由法師解說。如此反復，直至講畢，以解座文結束。俗講的底本，就是講經文。俗講的經文，都是散韻結合，說唱兼行。說為淺近文言或口語；唱為七言、六言或五言。其上往往有平、斷、側、吟之類的辭語，標示聲腔唱法。

俗講，又稱講經文，取材全為佛經，思想內容均為佛教的無常、無我、苦空、業惑、生死輪回、因果報應、修持戒定慧，以求涅槃解脫等等教義。其中一些作品，以生動的故事情節，敘事、描繪、抒情等手法，廣譬博喻，縱橫騁說，把深奧的教義轉化為生活展示，往往突破宗教藩籬，映照出現實世界，以其濃郁的生活氣息，新奇別致的內容，張弛起伏的情節，通俗生動的語言引人入勝。如<<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旨在說明供養人間師僧，即是敬奉佛菩薩。故事用一位國然拋棄人世的榮華寶貴，屢遭種種磨難仍甘於為仙人的供給走使，執著追求大乘真理的故事來表現。情節波瀾起伏，故事娓娓動聽。又如<<維摩詰講經文>>，規模宏偉，想像豐富，甚有文學色彩。其中對於魔女的描寫，極盡鋪陳渲染之能事，辭藻華麗，帶有駢文的節奏聲韻之美。

變文是唐代民間創作的一種新文體，其體裁是有說有唱，後來為佛教俗講所借用。變文之「變」，當是指變更了佛經的本文而成為「俗講」之意，但當「變文」成了一個專稱之後，便不限定敷衍佛經故事，而是用時人所喜聞樂見的詩文結合的新人體重新加以敷演，使之通俗易解，所以變文是說唱俗文學，是供藝人演唱用的底本。我們現在所見到的變文大多保存在敦煌說唱類作品中。如<<破魔變文>>、<<降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八相變>>等,變文的特點，一是說唱相間，散韻結合演述故事。說為表白宣講，多用俗語或淺近駢體文；唱為行腔詠歌，多為押偈句韻的七言詩。這種體制雖與講經文相似，但變文一般不引原經文，唱詞末句也無催經套語，不標「平」、「斷」、「側」。二是說白與吟唱轉換時，每有慣用的過階語作提示，如「……處若為陳說」、「……時有何言語」之類。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

獄卒行至第七隔中，挑青幡，打鐵鼓：「第七隔中有青提夫人否？」其時青提第七隔中，身上二十九道長釘，鼎在鐵床上不敢應。……獄主聞語，扶起青提夫人，母瘦卻二十九道長釘鐵鎖腰生杖轉繞，驅出門外。母子想見處：

生杖魚鱗似雪集，千年之罪未可知。

七孔之中流血汁，猛火從娘口中出。

蒺藜步從空中入，由如五百乘破車聲。

腰腎豈能於館舍，獄卒擎叉左右遮。

……

阿娘昔日極芬榮，出入羅帷錦帳行。

那堪受此泥犁苦，變化千年惡鬼行。

口裡千回拔出舌，胸前百過鐵犁耕。

骨節筋皮隨處斷，不勞刀劍自凋零。

……

兒與娘娘今日別，定知相見在何年？

那堪聞此波吒苦，其心楚痛鎮懸懸。

地獄不容相代替，惟知號叫大稱冤。

隔是不能相救濟，兒急隨娘娘身死獄門前。

這段變文將散文和韻文組合得十分和諧，在散韻轉換處以「母子相見處」作為過階提示語。從而把目連救母的故事講述得可謂感天動地。三是變文演出，或輔以圖畫。這從《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的標目可知。《降魔變文》正面為圖六幅，背面抄與畫圖內容回應的唱辭六段，是變文配有圖畫的證明。

變文的取材，大體有三類：一是演說佛教故事的宗教性變文，如《降魔變文》、《破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等。這類變文通過佛經的故事說說唱唱，宣傳佛家的基本教義。但它與講經文不同。它們不直接援引經文，常選佛經故事中最有趣味的部分，鋪陳敷衍，渲染發揮，較少受佛經的拘束。二是講史性變文，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等。它們大多以一個歷史人物為主，擷取軼事趣聞，吸收民間傳說加以渲染。第三類是民間傳說題材的變文，如《舜子至孝變文》、《劉家太子變文》等。

佛教的興盛，促進了唐代僧人弘法方式的變革。俗講和變文就是這種變革的結果。俗講和變文的產生，使佛教深奧的義理變為通俗淺近，從而為更多的人接受佛教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僧人獨創的這兩類特殊的文體形式，也大大擴大了唐代文學的體裁，為唐代文學的繁榮注入了生機。

僧人佛教文學是繼佛經文學之後興起的另一類文學形式。歷代僧人在詩歌、偈頌和歌謠中，不僅表達對經典教義的理解和修證的體驗，而且還抒懷言志，關心民生疾苦。俗講和變文的出現，使深奧的佛教教義變得通俗，對佛教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僧人文學補充了中國文學表現內容和體裁的不足，是僧人對中國文學做出的傑出貢獻。

三、文人佛教文學的興盛

中國古代文人一向有與僧人交往的傳統。文人與僧人交往的原因多種多樣，有官運亨通時把佛教作為加官晉爵的精神慰藉的；有自幼受家庭影響而篤信佛教的；還有的是在官場失意，心情沮喪時尋求解脫而接觸佛教的，如是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文人在接觸佛教之後，很多人成為虔誠的居士。由於中國古代文人一向有吟詩作對的傳統，所以他們在詩文創作中自然會寫下大量與佛教有關的詩文，以此抒情言志，表達堅定的信仰。

文人佛教文學作品是在東晉以後出現的。從那時起一直到近代，凡是在文學上做出巨大貢獻，產生深遠影響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佛教影響。其中如謝靈運、沈約、杜甫、白居易、柳宗元、蘇軾、龔自珍、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是代表一代思想和學術水準的傑出人物，他們都寫下了大量佛教文學作品，他們中有的還吸收了佛經文學和僧人文學的優點，創作了許多哲理深遂，意境優美的詩文，推動了佛教文學的大發展。

在佛教文學史上出現最早的詩人是謝靈運（385—433），他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創作大量山水詩的詩人。他一生好佛，曾撰有《佛影銘序》，並參與修訂《涅槃經》，他的詩受佛理影響很深。謝靈運曾作有《無量壽佛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度群生。

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頹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這首詩敘述了佛陀前世為法藏比丘時，發大四十八大願，拯救苦海眾生。熱情頌揚了佛陀的悲智切願。

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愛國詩人杜甫（712—770），不僅是一位憂國憂民的傑出詩人，而且對佛教情有獨鐘。他一生寫了許多禪詩，表達自己人生的苦悶和向佛的決心。他的《謁真諦寺禪師》就是寫的他對佛陀的景仰。詩云：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

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

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

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杜甫曾多次稱「詩是吾家事」，並說「語不驚人誓不休」。但在這首詩中，詩人卻把「詩歌」稱為「妄事」，可以看出，由於來到佛寺，接近禪僧，他的思想產生明顯變化，這是他飽經滄桑之後的感悟。他的渴望皈依佛教的感情是真實的，因為他經歷了太多的磨難，心靈需要得到休息。

宋代文學家蘇軾與僧人往來最為密切，歷史上也流傳有許多關於這方面的佳話。蘇軾還創作了大量富含人生哲理的詩詞，如他著名的《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君知否？路人長困蹇驢嘶。

這首詩是蘇軾奉和子由（蘇轍）的詩歌而作。嘉裕元年蘇軾和子由一起赴京應試經過澠池一寺院，與老僧奉閑和尚言談甚歡，蘇轍作了一首《懷澠池寄子瞻兄》題於舊牆壁上。幾年後，蘇軾故地重遊，老僧已死，牆上詩句已不見蹤影，詩人由此感歎人生聚散無常，就像鴻雁在雪上留下的爪印一樣，雪乾之後便甚麼也沒有了。

宋代嚴羽（1197—1241）的詩歌理論對後世影響極大，他曾寫有文學理論專著《滄浪詩話》。在《滄浪詩話．詩辨中》，他把對詩的領悟比作禪師參禪，真實而貼切地道出了禪與詩的密切關係。此外，他還寫有一首《訪益上人蘭若》：

獨尋青蓮宇，行過白沙灘。

一徑入松雪，數峰生暮寒。

山僧喜客至，林閣供人看。

吟罷拂衣去，鐘聲雲外殘。

這首詩寫詩人獨去尋寺訪僧，那泛著寒光的沙灘，隨著腳步而形成的雪徑，茫茫的松林，重疊的群峰，構出一幅清峭的畫面。山僧喜客至，故有指點林閣之事，詩人喜寺院幽靜，故有吟詩相酬之事。末寫雲外鐘聲，嫋嫋不絕，與這幅畫面既相和諧，又使得個中情事有餘不盡。

文学发展论文范文篇6

一、佛經文學的起源

佛經文學源自於佛經，自印度佛經被翻譯成中文以來，佛教便在中土開花結果。佛陀住世時，為讓弟子明瞭深刻的佛理，多採用「應病與藥」、「應機說法」的方式來講說佛法。他所運用方法主要就是形象化的譬喻，如<<維摩詰所說經．文殊師利問疾品>>中佛曰﹕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佛法。後來，佛陀所採用的通俗的弘化方式被弟子所繼承，並在結集佛典時體現出很高的文學水準。當佛教傳入文學高度發達的中國，這一傳統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光大。佛經在被譯成中文的過程中，譯經師們運用了音譯、意譯和直譯等多種方式，同時採用多種文學手法加以潤色，使譯成中文後的佛經盡可能保持印度佛經的原貌。

在我們所見的佛經中，有許多經典都部分地使用了各種文學手法。如<<維摩詰經>>維摩詰居士示疾說法人關於神通的描寫﹕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文殊師利即入其室，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

這一段經文描述了當文殊師利前往問疾時，維摩詰示現神把自己住所變成一丈見方的空屋子，裡面除了床之外無有一物，顯示了諸法性空之理。

在<<法句經>>中，也存有大量採用比喻的修辭手法的經文，如﹕

若人壽百歲，邪學志不善。不如生一日，精進受正法。覺能舍三惡，以藥消眾毒。健夫度生死，如蛇脫故皮。

這裡的經文運用了我們熟知的事物作比喻，十分生動而深刻地說明了人生當接受正法，改惡從善的道理，實際上這也是一首含義深刻的哲理詩。

有的佛經還可以完全作為文學作品來閱讀。這類經典中最有名的是<<佛本生經>>。

<<佛本生經>>是記載佛陀在此娑婆世界中所做功德的故事集。它是在印度民間故事、神話傳說、詩歌、格言的基礎上形成的。該故事集以一個個生動的故事，讚揚了佛陀前世自利利他，濟度眾生的動人事，具有普遍的教育意義。

<<佛本生經>>中的每則故事大體分作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佛陀現世的情況。另一部分是他過去世的行事，表現為他為鹿、猴、兔、鴿或示現為國王、貴族、商人、窮人來渡脫眾生之苦。最後一部分是關聯語，由現世佛陀出面說明過去世的事情與現世的關聯，指出行善者是佛陀自己，做惡者為加害或反對佛陀的人，從而教化眾弟子。<<佛本生經>>人的人物性格鮮明，情節曲折動人，是不可多得的文學佳作。

另一部佛經文學作品是<<百喻經>>。我國現代文學之父魯迅先生對其十分推崇，並曾自己出資印贈該經。<<百喻經>>是一百則寓言故事的彙集，每則故事都是通過情節完整的故事來說明一個深刻的道理。如其中有一篇<<踏長者口喻>>云﹕

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腳踏卻。

有一愚者，不及得踏，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踏卻；欲唾之時，我當先踏。」

於是長者正欲咳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腳，踏長者口，破唇折齒。

長者語愚人言﹕「汝何故踏我唇口﹖」

愚人答言﹕「若長者唾出落地，左右諂者已得踏淨。我雖欲踏，每常不及。以此之故，唾欲出口，舉腳先踏，望得汝意。

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返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

這是個講述了一位富翁的傭人想討好他，卻適得其反的故事，說明了任何事物都有一個時機，時機未到，勉強追求，反而會帶來苦惱。讓世人知道甚麼時候做甚麼事才是合乎時宜的，不合時宜或因緣未到就不能勉強而為。

佛教文學作品引入中國，是中國佛教文學的開端，佛經作品中的多種表現手法和藝術技巧，給後來佛教文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僧人文學的發展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興盛，得益於歷代高僧的弘揚。在夕法方式上，他們不衹拘限於口頭的宣講，而且還以詩歌的形式來傳播。其中很多僧人還成名垂青史的詩僧。僧人作品中不僅有詩歌、偈頌，還有俗講和變文。

僧人詩的興起是在東晉以後開始的，東晉時期的支遁(314—366)是我國最早的詩僧，他的作品今僅存「八關齋詩」三首。

契此和尚(﹖—916)的<<播秧詩>>是至今被我們所稱頌的僧詩名篇。

詩曰﹕

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心地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

禪門中的行、住、坐、臥、擔水、砍柴……皆是禪，這首詩就是根據插秧的經驗所表達的禪悟，作者在詩中並不僅僅是強調「退一步海闊天空」之類的處世哲學，而主要是強調事物的相對性，在一定條件下低就是高，退就是進。明白了這個道理，就能開闊自己的眼界，調整自己的世界觀，使心靈和行為達到更高的境界。

除了寫作詩歌，有的僧人還寫有偈頌，以表達證悟的境界。宋代佛印禪師的<<磨磚作境不為難>>就是這樣的偈頌。

偈云﹕

磨磚作鏡不為難，忽地生光照大千。

堪笑坐禪求佛者，至今牛上更加鞭。

這首偈頌是為懷讓禪師開導馬祖之事而作的，前兩句是說禪悟之後，碓能達到一個神奇的境界，心地光明，上下洞徹，磨磚作鏡也不是難事，關鍵在於能悟。後兩句是說那些祇知坐禪求悟的人，亦如鞭牛而行，並未理解到向外馳求之不可，也就衹能一味著相地在「磨磚作鏡」了。

玄覺大師的<<永嘉大師證道歌>>，以歌謠的形式描述了對修行的見解和證道的感悟。這首長篇歌謠被歷代禪者奉為禪修的寶典。現節選片斷如下﹕

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

給逢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

我師得見燃燈佛，多劫曾為忍辱仙。

……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

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

歷代以偈頌、歌謠形式闡釋禪悟的僧人還有很多。例如﹕良價禪師的<<開悟偈>>，龍山禪師的<<示法偈>>，自在禪師的<<三個不歸頌>>以及希遷禪師的<<草庵歌>>等等。

僧人佛教文學發展的最高成就是唐代的俗講和變文的出現。

俗講是利用多種藝術手法為俗眾宣講經文、教義的一種宗教性說唱活動。其最初是由六朝以來佛家的「轉讀」與「唱導」演變而來。俗講的講者盡為高僧，即所謂俗講僧。他們有主經的部講，主講解的法師，主吟偈贊的梵唄等。俗講有一定儀軌，維那鳴鐘集眾；法師、都講上堂升座，作梵念佛；說押座，開題，說莊嚴、懺悔、受三歸、請五戒、稱佛名等。正式講經，先由都講詠原文若干，法師即就經文敷陳講解，繼以唱辭。一段完了，例以套語催經；於是都講再詠經若干，次由法師解說。如此反復，直至講畢，以解座文結束。俗講的底本，就是講經文。俗講的經文，都是散韻結合，說唱兼行。說為淺近文言或口語；唱為七言、六言或五言。其上往往有平、斷、側、吟之類的辭語，標示聲腔唱法。

俗講，又稱講經文，取材全為佛經，思想內容均為佛教的無常、無我、苦空、業惑、生死輪回、因果報應、修持戒定慧，以求涅槃解脫等等教義。其中一些作品，以生動的故事情節，敘事、描繪、抒情等手法，廣譬博喻，縱橫騁說，把深奧的教義轉化為生活展示，往往突破宗教藩籬，映照出現實世界，以其濃郁的生活氣息，新奇別致的內容，張弛起伏的情節，通俗生動的語言引人入勝。如<<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旨在說明供養人間師僧，即是敬奉佛菩薩。故事用一位國然拋棄人世的榮華寶貴，屢遭種種磨難仍甘於為仙人的供給走使，執著追求大乘真理的故事來表現。情節波瀾起伏，故事娓娓動聽。又如<<維摩詰講經文>>，規模宏偉，想像豐富，甚有文學色彩。其中對於魔女的描寫，極盡鋪陳渲染之能事，辭藻華麗，帶有駢文的節奏聲韻之美。

變文是唐代民間創作的一種新文體，其體裁是有說有唱，後來為佛教俗講所借用。變文之「變」，當是指變更了佛經的本文而成為「俗講」之意，但當「變文」成了一個專稱之後，便不限定敷衍佛經故事，而是用時人所喜聞樂見的詩文結合的新人體重新加以敷演，使之通俗易解，所以變文是說唱俗文學，是供藝人演唱用的底本。我們現在所見到的變文大多保存在敦煌說唱類作品中。如<<破魔變文>>、<<降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八相變>>等,變文的特點，一是說唱相間，散韻結合演述故事。說為表白宣講，多用俗語或淺近駢體文；唱為行腔詠歌，多為押偈句韻的七言詩。這種體制雖與講經文相似，但變文一般不引原經文，唱詞末句也無催經套語，不標「平」、「斷」、「側」。二是說白與吟唱轉換時，每有慣用的過階語作提示，如「……處若為陳說」、「……時有何言語」之類。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

獄卒行至第七隔中，挑青幡，打鐵鼓：「第七隔中有青提夫人否？」其時青提第七隔中，身上二十九道長釘，鼎在鐵床上不敢應。……獄主聞語，扶起青提夫人，母瘦卻二十九道長釘鐵鎖腰生杖轉繞，驅出門外。母子想見處：

生杖魚鱗似雪集，千年之罪未可知。

七孔之中流血汁，猛火從娘口中出。

蒺藜步從空中入，由如五百乘破車聲。

腰腎豈能於館舍，獄卒擎叉左右遮。

……

阿娘昔日極芬榮，出入羅帷錦帳行。

那堪受此泥犁苦，變化千年惡鬼行。

口裡千回拔出舌，胸前百過鐵犁耕。

骨節筋皮隨處斷，不勞刀劍自凋零。

……

兒與娘娘今日別，定知相見在何年？

那堪聞此波吒苦，其心楚痛鎮懸懸。

地獄不容相代替，惟知號叫大稱冤。

隔是不能相救濟，兒急隨娘娘身死獄門前。

這段變文將散文和韻文組合得十分和諧，在散韻轉換處以「母子相見處」作為過階提示語。從而把目連救母的故事講述得可謂感天動地。三是變文演出，或輔以圖畫。這從《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的標目可知。《降魔變文》正面為圖六幅，背面抄與畫圖內容回應的唱辭六段，是變文配有圖畫的證明。

變文的取材，大體有三類：一是演說佛教故事的宗教性變文，如《降魔變文》、《破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等。這類變文通過佛經的故事說說唱唱，宣傳佛家的基本教義。但它與講經文不同。它們不直接援引經文，常選佛經故事中最有趣味的部分，鋪陳敷衍，渲染發揮，較少受佛經的拘束。二是講史性變文，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等。它們大多以一個歷史人物為主，擷取軼事趣聞，吸收民間傳說加以渲染。第三類是民間傳說題材的變文，如《舜子至孝變文》、《劉家太子變文》等。

佛教的興盛，促進了唐代僧人弘法方式的變革。俗講和變文就是這種變革的結果。俗講和變文的產生，使佛教深奧的義理變為通俗淺近，從而為更多的人接受佛教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僧人獨創的這兩類特殊的文體形式，也大大擴大了唐代文學的體裁，為唐代文學的繁榮注入了生機。

僧人佛教文學是繼佛經文學之後興起的另一類文學形式。歷代僧人在詩歌、偈頌和歌謠中，不僅表達對經典教義的理解和修證的體驗，而且還抒懷言志，關心民生疾苦。俗講和變文的出現，使深奧的佛教教義變得通俗，對佛教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僧人文學補充了中國文學表現內容和體裁的不足，是僧人對中國文學做出的傑出貢獻。

三、文人佛教文學的興盛

中國古代文人一向有與僧人交往的傳統。文人與僧人交往的原因多種多樣，有官運亨通時把佛教作為加官晉爵的精神慰藉的；有自幼受家庭影響而篤信佛教的；還有的是在官場失意，心情沮喪時尋求解脫而接觸佛教的，如是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文人在接觸佛教之後，很多人成為虔誠的居士。由於中國古代文人一向有吟詩作對的傳統，所以他們在詩文創作中自然會寫下大量與佛教有關的詩文，以此抒情言志，表達堅定的信仰。

文人佛教文學作品是在東晉以後出現的。從那時起一直到近代，凡是在文學上做出巨大貢獻，產生深遠影響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佛教影響。其中如謝靈運、沈約、杜甫、白居易、柳宗元、蘇軾、龔自珍、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是代表一代思想和學術水準的傑出人物，他們都寫下了大量佛教文學作品，他們中有的還吸收了佛經文學和僧人文學的優點，創作了許多哲理深遂，意境優美的詩文，推動了佛教文學的大發展。

在佛教文學史上出現最早的詩人是謝靈運（385—433），他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創作大量山水詩的詩人。他一生好佛，曾撰有《佛影銘序》，並參與修訂《涅槃經》，他的詩受佛理影響很深。謝靈運曾作有《無量壽佛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度群生。

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頹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這首詩敘述了佛陀前世為法藏比丘時，發大四十八大願，拯救苦海眾生。熱情頌揚了佛陀的悲智切願。

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愛國詩人杜甫（712—770），不僅是一位憂國憂民的傑出詩人，而且對佛教情有獨鐘。他一生寫了許多禪詩，表達自己人生的苦悶和向佛的決心。他的《謁真諦寺禪師》就是寫的他對佛陀的景仰。詩云：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

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

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

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杜甫曾多次稱「詩是吾家事」，並說「語不驚人誓不休」。但在這首詩中，詩人卻把「詩歌」稱為「妄事」，可以看出，由於來到佛寺，接近禪僧，他的思想產生明顯變化，這是他飽經滄桑之後的感悟。他的渴望皈依佛教的感情是真實的，因為他經歷了太多的磨難，心靈需要得到休息。

宋代文學家蘇軾與僧人往來最為密切，歷史上也流傳有許多關於這方面的佳話。蘇軾還創作了大量富含人生哲理的詩詞，如他著名的《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君知否？路人長困蹇驢嘶。

這首詩是蘇軾奉和子由（蘇轍）的詩歌而作。嘉裕元年蘇軾和子由一起赴京應試經過澠池一寺院，與老僧奉閑和尚言談甚歡，蘇轍作了一首《懷澠池寄子瞻兄》題於舊牆壁上。幾年後，蘇軾故地重遊，老僧已死，牆上詩句已不見蹤影，詩人由此感歎人生聚散無常，就像鴻雁在雪上留下的爪印一樣，雪乾之後便甚麼也沒有了。

宋代嚴羽（1197—1241）的詩歌理論對後世影響極大，他曾寫有文學理論專著《滄浪詩話》。在《滄浪詩話．詩辨中》，他把對詩的領悟比作禪師參禪，真實而貼切地道出了禪與詩的密切關係。此外，他還寫有一首《訪益上人蘭若》：

獨尋青蓮宇，行過白沙灘。

一徑入松雪，數峰生暮寒。

山僧喜客至，林閣供人看。

吟罷拂衣去，鐘聲雲外殘。

這首詩寫詩人獨去尋寺訪僧，那泛著寒光的沙灘，隨著腳步而形成的雪徑，茫茫的松林，重疊的群峰，構出一幅清峭的畫面。山僧喜客至，故有指點林閣之事，詩人喜寺院幽靜，故有吟詩相酬之事。末寫雲外鐘聲，嫋嫋不絕，與這幅畫面既相和諧，又使得個中情事有餘不盡。

文学发展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广播文学；生存对策；平民KTV；主持人内功；清雅语言

文学的美常常在朗读中得到最好的表达，所以我们对19世纪的西方上层社会生活总有着这样的印象：贵族小姐们在花园里一边读着小说或吟着诗歌，一边为爱的心思烦恼着；要么就是年迈的英国老爷对着暖暖的壁炉，听家庭教师用带着乡音的伦敦腔念诵刚刚出版的培根诗集。而后来随着广播在20世纪的普及，收听与欣赏无线电波中的文学节目成为了几代人的习惯与享受。怀想上个世纪80年代，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天地》中那首男女对播的著名的《四月的纪念》，如今30岁以上的过来人一定难忘当时广播文学曾经的辉煌。

然而，曾几何时，文学衰落了，与文学休戚相关的广播文学自然也受到影响。广播的听众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广播文学与听众的关系更是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过去的文学听众，听广播文学节目不仅讲究播音演绎的意境韵味，还要寻找深刻的思想意义，为的是能陶冶性灵。现在，这种听众越来越少了，充斥众多频率的是各种流行音乐、娱乐恶搞节目，这个时代的主体听众们似乎认为这种情感宣泄的方式远比那些舒缓的文学来得更直接、更便捷，文学尤其是广播文学已经退守为广播媒体的一种似乎有些勉为其难的责任和自觉行为，退守为少数主持人坚守的一块精神净土。

虽然，很多的听众离开了广播文学，并不代表留下的广播受众就无所谓于广播文学节目的有无与好坏，相反，他们对广播文学的钟爱与专一，更应该激发起广播媒体工作者思考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广播文学节目，让这些品位受众享受同样有品味的节目。《今日有约》是扬州新闻台创办了12年的广播文学专栏，曾被评为江苏省广播电视“优秀栏目”，节目多次在全国及全省评比中获奖，该栏目的生存与发展折射出中国广播文学节目的共同命运，本文主要将以此为例，分析与探讨基于广播文学主持人自身及外部的生存对策。

一、强化互动，定位平民，让广播文学成为受众的精神KTV

1、多形式的互动是网络时代传媒文学生存的“吸氧机”

广播文学要继续生存发展，首先必须改变自身传统的存在方式。广播文学不能自暴自弃，它的兴旺与否不能完全取决于其他介质文学的影响，而是要多从自身寻找原因。以往的文学节目大多采用播音加朗诵的形式，但在文学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广播文学应该用更加新颖的播出形式来吸引听众。广播文学节目的播出形式不应该仅仅限于过去呆板的那种“你播我听”，它像其他文艺节目一样，同样大有潜力可挖。比如，如果是网络抢走了你的风头，你照样可以利用网络；既然音乐娱乐节目能够通过短信、热线进行互动，你不妨也引进这种现代资讯工具。扬州新闻台的《今日有约》便是当地相当有影响的文学专栏，赏析的都是听众的原创作品，其中不乏高质量的美文，该栏目每周都要选出一位“文友之星”，并从每周评出的听众中再遴选出一位“月度之星”。在每月的月结节目中，主持人会邀请上月获奖听众共同主持，回顾精彩文稿、采访作者及专家，作者交待写作背景、讲述遗憾与得意之笔。因此，专家点评到位，听众参与积极，他们的作品不仅可以在这里发表，更可以通过网络跟帖投票的方式支持他们喜爱的作品。正因为如此，该节目始终集聚着一批固定听众。

《今日有约》专设的网站，最初考虑只是希望能给听众提供新的与主持人和嘉宾交流的平台，增强参与性，但是主持人很快发现，这个平台不仅仅是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交流平台，论坛、链接作者博客还成为了受者与受者之间直接交流的途径，这些文学爱好者在参与节目后，相互之间构建了更紧密的联系，举行小型聚会，甚而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执子之手的夫妻。

2、平民的情感、平民的天地。是当下广播文学的生存抓手

我们身处一个急速转型的社会，弄潮儿笑意人间，但时代生活更造就了大量的普通百姓和边缘人群。作为这个时代生活的镜子，当今的文学，内容可谓丰富庞杂，光怪陆离。受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归根到底，人是根本，只有表现人，尤其是表现普通人的文学才最具有活力，广播文学同样如此。多年的广播文学创作实践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商业英雄的时代，但更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广播文学只要面向平民，注重对平民的人文关怀，节目一定会受到受众的喜爱。

所谓面向平民，首先是题材上关注百姓身边的事——他们的苦乐、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抗争，他们的故事即使失败也能给我们以悲剧的美，他们的生活也许平凡却散发着真实的芳香，《北京人在纽约》也许传奇，却离我们太远；《省委书记》也许惊心动魄，却与我们百姓生活红墙相隔。如果说报刊尤其是那些大报是办公室族群们的专利，那么我们广播却应该甘愿与平民为伍，不仅关注他们，更要请他们成为我们的座上宾。事实上，他们用自己的热情与才华已经成为了我们广播文学节目的主角。比如《今日有约》全部的文学稿件都是来自听众的创作，而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普普通通的百姓，有的人也许是月薪三百元的企业保安，也许是小商品市场的摆摊卖袜者，也许是根本就没有工作。《今日有约》近年来有多件作品在全国及省级广播节目评比中获奖，节目题材几乎都是平民作者的草根故事。获全国二等奖的《写在生命的边缘》讲述的是一位来自盐城的中学老师、一位视写作为生命的重症肝炎患者的悲剧人生；获省一等奖的《风雨兼程》讲述的是一位生活清贫的文学青年创作并自费出版长篇小说的故事；《“玻璃之海”的梦》则见证了扬大人文学院一位女生四年的创作之路和文学梦想的实现……凡此种种，是广播文学对平民的人文关注，是平民听众对广播文学的深深挚爱。

3、广播文学敏感脆弱，始终需要传媒部门的政策性关爱

中国的媒体已经走入市场，广播文学同样要面向市场，但市场从来是媚强凌弱，弱者不应该、也不可能指望市场的照顾。但广播文学可以寻求作为公益事业的一分子而得到政府部门的关照，比如演艺事业要产业化运作，但依然有昆曲、清曲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额外保护一样；又比如中国加入WTO，有幼稚产业需要得到几年的保护期，广播文学也应该得到广播电视管理与生产部门的政策性保护，否则它的存在和发展就必然面临危机。广播文学节目的确难以成为营利性为主的创收节目。它的运行，需要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支持和认同，因为它的存在最终赢得的不是利润，而是爱心与口碑、品位与责任。纵观欧美发达国家，一方面，物质生活异常丰富，另一方面，文学的创作、欣赏和出版依然旺盛，甚至成为了品质生活的外部特征之一。而各级国营电台对文学的传播与繁荣承担着自始至终的责任角色。在莫斯科地铁站，你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候车者不是面色焦躁地徘徊，而是手捧书卷、静静读书，而且大多为文学著作。据了解，俄罗斯的电台也大多开辟有大量的文学欣赏节目。我国的主流媒体至目前为止，依然身兼公益事业与产业经营双重角色，为公益事业进行必要投入依然是一种义务，文学作为一件塑造人类灵魂的事业，当然需要得到政府及媒体的公益性彰显。因为迎合受众的趣味从来不是媒体生产的创造性行为，只有开发兴趣、引导兴趣才是体现媒体高尚社会责任感的创新举措。现代传媒若将商业逻辑过多地置入文化领域，让受众兴趣一味地掌握传媒文化，让文化与商品等同、公民与消费者混一，让消费能力、收视兴趣代替文化品位，则不仅限制了受众的文化选择权利，传媒文化也将沦为金钱的暴政或群氓的狂欢。文学凝聚着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的是有品位的人生，它应该成为国人及其媒体共同持有的精神外貌。

当然，目前国内部分电台还保留着一些文学节目，只是播出时间在缩短、播出频次在降低、播出安排在非黄金时段。而就在许多电台热议要不要撤除最后的文学时间之际，上海台曾经名震业内的文学栏目《午夜星河》在停播后又恢复播出，已经成为广播文学节目存在需求的最好例证。

当然，广播文学栏目除了正常的节目以外。也需要通过面向社会举办各种丰富多彩、富有创意的活动，如“征文”、“朗诵”、作品结集出版等，以争取最广泛的社会影响、吸引尽可能多的商业赞助，从而更好地回馈媒体本身。

二、内功扎实的文学主持是广播文学节目的生存本体

当然。就广播文学节目而言，外在的构思、互动、策划再精巧，媒体单位和领导部门在政策上再倾斜，节目本身无魅力，这样还是难以真正树立品牌，不能吸引受众收听。由于中国目前广播节目除新闻资讯外，大多已衍化为主持人节目，即一个节目在正常运行下的策划、选题、主持、播出均由主持人一人独立完成，所以主持人已成为一档广播栏目能否真正受欢迎的关键。广播文学节目的传播方式至关重要，其最大的优势和迷人之处，就在于它通过声音气质的塑造、情感流向的展现，来构筑如诗如画的空中场景，从而提供给听众如痴如醉的心灵交流和听觉享受。也许作者送来的是未经雕琢甚至可能是外形粗陋的璞玉，而到主持人奉上的必须是外表细致又内核光彩的精品之作。1、较强的文学审美能力要成为文学节目主持人的看家本领

我们深知，文学欣赏虽然不排除理智的认知因素的参与，但作为听众，主要借助于音响的感知、联想、情感体验以及理性把握观照，一步步接受欣赏对象的情感，从而在心灵深处产生对假丑恶的憎恶摒弃，对真善美的向往追求。所以文学节目给予听众的是多种心理要素的综合运动过程。在对这些作品的聆听过程中，我们常常产生情感的对流和宣泄，悲苦时泪湿青衫，畅怀时笑人彩云。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这就要求文学节目主持人能够沉潜于作品所表达的情感交流之中，充分调动自己的情绪记忆。如果缺少了相应的敏锐的情感体验，主持人就很难进入作品的规定情境，也就不能带领听众获得心灵上的震颤和灵魂上的净化。

《今日有约》里获省一等奖的节目《点亮心灯》中，曾介绍到主人公作者写给家乡妹妹的一首诗：《家书——致小妹》。诗中这样写道：“可是妹妹你别哭／我们都是吃过生铁的孩子／所以看透了饥饿的深浅也认识死神的狰狞／妹妹你放心／我可以背叛上帝／心却不会离开你一瞬／就像小时候我们沦落在沧州／面对一群恶狗／我抱起你的哭声……／我们虽不是勇敢的水手／但头颅必须高出浪峰。”这首诗写出了一对经常被饥饿折磨、流落街头村口但决不服输的贫苦孩子的形象，诗的语言质感厚重粗砺又令人心酸。主持人在朗诵这首诗时，用心感受这首诗所蕴涵的面对苦痛愈加深沉的兄妹情感，所以朗诵时注重用内敛而坚定的处理方式打动听众。不少听众在网上留言，说他们从节目中似乎闻到了一股泥土的腥味。因此，只有当主持人沿着稿件提示的轨迹去充分感受作品，用自己的心去体会作者的心，才可能在丰富多彩的感知中领悟到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而按照自己的审美体验对作品进行补充和加工，最终实现作品的审美价值。

主持人对文学作品的把握感受还表现在要拥有较强的文学判断力。因为从传播效果上考虑，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适合走入广播，虽然现在听众的来稿普遍水准不断提升，但只有那些原作有意境而不抽象、内涵深而又形象、顺畅而又有感染力的作品才能被选择播出。而对于一些作品的文字艰涩之处，主持人必须进行深入浅出的润笔。获省一等奖的节目《亭亭小荷少年心》介绍的是在扬州举行的第五届“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大赛”的获奖作品，才露尖尖角的亭亭小荷们固然才情万丈。但某些段落章句不免辞藻华丽恣肆、奇幻过度，播讲时就进行了合理修正，虽然当初删改时多有不舍，但实践证明，明白晓畅才能真正适合广播媒介的传播。

此外，随着文学事业的发展，如今创新作品不断增多，面对无数佳作，如何从听众心理出发，避免“大路货”，多给他们选择一些新鲜、有韵、独具特色的作品，也是对主持人的考验。而关键是熟悉文坛现状，善于对比、筛选，百里挑一。播撒良种，才会开出鲜丽之花。获省一等奖的节目《西域的忧伤》讲述的是汉代第一位和亲西域的公主——刘细君的故事，它得力于扬州作者的一部同名网络小说，由于节目的推介，听众不仅感受到这部网络小说独特的语言魅力，而且了解到这位早于昭君出塞72年的和亲公主的传奇，更为她凄美的故事以及被后人的遗忘而感伤。

2、准确的音乐鉴赏能力也为文学节目主持人之必备

一定的艺术鉴赏力对于每一位节目主持人来说都必不可少，对于广播文学节目主持人更是至关重要。深厚的艺术鉴赏力不仅有助于陶冶一个人的情操，改善一个人的精神气质，体现在节目制作中更能为节目直接添彩，而在艺术鉴赏力当中，音乐的鉴赏能力又是首当其冲。

诗人斯好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所有的语言都在岁月走过后苍白凋零，如果我们的心灵仍回荡着什么，那就是音乐。”

有人或许认为音乐鉴赏力对音乐节目主持人至关重要，但对于文学节目主持人来说似乎可有可无，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想当然。实际上，音乐与文学的结合更能增添听觉艺术的魅力，抒发和渲染情感，大大丰富语言的表现力，强化语言的感情色彩，并可以弥补语言无法表述的空间。诚然，音乐和文学都各有独特的魅力，这是任何别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但单纯的音乐往往由于抽象而不易被一般人理解，只有当音乐与文学结合起来，才可互为补充。比如，获省一等奖的节目《六月星辰》赏析了四位听众的作品：中文系学生写作的《亲爱的小弟》，其背景音乐深情浓郁；网络老辣凝练的《刀手》则使用了风格冷峻的配乐；教师作者《土地啊，土地》的音乐则跳跃灵动、充满生机；一位擦澡工写来的《人间百态》垫乐清淡，还加配了浴室里淅沥的水声，四篇风格迥异的作品配上相应融合的音乐，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文学节目要紧随时代，除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容、文字特色要具有时代感外，使用的背景音乐同样需要时尚、新鲜，切忌几盘CD“万人配”，因为即使情绪很契合，也有老调重弹之嫌。《今日有约》节目就始终主张采用意境贴合的最流行的中外歌曲为文章画龙点睛，此外由于电影艺术已成为目前形势下的最高综合艺术形式，所以它往往集中了这个时代最优秀的音乐家的最新最好的创作，所以电影音乐也可以成为广播文学节目丰富的音乐源泉。也因为主持人平日收藏了大量的影碟及其电影音乐，所以在制作后来获全国二等奖的广播作品《高山流水遇知音》时，就能自如地使用到多部电影大片中或磅礴或空灵或诡异的音乐素材。也由于垫乐时尚不老旧，所以听众说，这样的文学节目从没有酸腐之感。

3、文学节目是否足够品位，还依赖于主持人清雅的语言表达力

文学是有品位的语言，文学节目主持人作为新型的文化传播者，使用的语言也应当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而与作为节目本体的文学语言相匹配。

有声语言是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主要手段，它由语符、语义、语言的文化内涵三个层次构成，其中语义隐藏于语言代码的背后，反映了人们传播的意旨和目的，是有声语言的实质。所以，夏丐尊说：“在语感锐敏的人的心里，‘田园’不但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解作春天的雨吧。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等说不尽的意味吧。”语言的文化内涵是能够将语言作为一种刺激物，使人们在获得信息的同时，引起审美想象，得到文化的陶冶和美的享受。

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内涵，高层次的文化品位。是高水平文学节目主持人语言的基本特征，它首先表现在语词的选择搭配上。如主持人在《亭亭小荷少年心》的结尾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一场开在夏日里的盛宴已经在轻起的夜风中落幕，但我仿佛看到那满塘亭亭小荷的花蕾像饱蘸了朱砂的大号羊毫，正准备着要去书写更美好的文字、点染更绚丽的青春。等攒足了彻夜的雨露，他们，一定会绽放。”

把崭露头角的少年作者比作小荷，再将小荷比作朱砂笔，意指他们将描绘人生的青春篇章，这样不仅使语言显得雅致，又能引起受众的联想。

语词的选择反映了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知识积累越多，文化内涵就越丰富，语言的品位也就越高。当然，主持人的语汇要雅，并非文涩之词的堆砌，那反而会有一种做作和酸气，搞不好还会弄巧成拙。

古人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说做诗、写文章要字斟句酌才能写出传世篇章。其实，文学节目主持人的语言同样需要精于修辞、锤炼字句，做到高雅而不粗俗，韵味无穷而不是味同嚼蜡，给人以美感享受。

文学发展论文范文篇8

“网络文学”很年轻，且雄心勃勃。但是，“网络文学”与摄影文学、影视文学一样，只是一种“嫁接”的不明确的说法。网络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一种新兴的传媒。网络的出现，并不在本质上意味着传统文学面貌的根本改观。现在，“网络文学”还是文学的一种，只是所用工具和传播渠道不同而已，说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有本质的区别，还为时过早。有人讲：讨论网络文学与一般文学的区别就像讨论网络爱情同传统爱情之间的区别一样无聊（注：见《网络文学的最好时期已经过去？》一文，载《文汇报》2001年7月14日。）。有人甚至不承认“网络文学”的独立性，认为，“‘网络文学’其实是一个伪概念，它属于商业范畴，而不是艺术范畴，从来没有一种叫做‘网络文学’的文学样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网络文学作品，不是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就是把玩聪明，尽情戏噱的小品文”，“所谓的‘网络文学’，大多数是与文学的品质格格不入的”（注：见《网络、功利与文学》，载《文汇报》2001年7月21日。）。相当不少的人感觉：网上的作品显得很粗糙，没有文学味，人物怪，语言也怪。认为“网络文学其实是只有网络，没有文学，它只是一种文化快餐而已，可以说，文学的审美特性在‘网络文学’上已被划上了句号”（注：见《网络、功利与文学》，载《文汇报》2001年7月21日。）。一位叫杰克·明戈的美国作家也说：“80%的网络上的写作都是令人讨厌的，10%由于其思想偏执而令人发狂，而只有10%是精彩而有趣的，值得令人拼命地想看完它余下部分。”（注：转引自黄鸣奋：《网络时代的许诺：“人人都可成为艺术家”》，见《文艺评论》2000年第4期，第6页。）

细细想来，单从叙述形态、叙述方式、文本结构等方面对传统纸媒作品与“网络文学”作一特性鲜明的划分，确乎是困难的。“网络文学”和文学一样，也追求更自由的表达和合乎个性的作品，它只是以首发在网络平台为界定方式，在网络这种新的创作平台上面，获得更广阔的传播空间。如果这样讲不歪曲事实的话，那么，“网络文学”虽可以不以纸媒为最终目的，不讲究作品的成活率，对特点鲜明的半成品表示格外关注，但纸媒对它毕竟具有诱惑力，与纸媒的亲密接触，更能激发“网络”文学的活力，这同网络作者成名之迅捷与流芳之短暂是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大批“网络文学”丛书、网络作品的问世，“网络文学”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向传统文学靠拢，并同样日益商业化，相当有力地证明着这一点。有研究者把“网络文学”的特性定在“它的自由，它的随意，它的不功利”（注：陈村2001年7月3日在“榕树下”发的题为“网络文学最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帖子。）上，看来是过分理想化了。

网络文学虽然提供了一个“自由言说”的空间，这种言说本身是朝向一个虚拟群体的，影响这个空间的实际上是潜在的、更有吸引力、更有力量的所谓“大众”。虽说它是“虚拟”存在的，却也支配着“言说”者的观念和话语方式，绝对的“自由”，恐怕就是在“网络文学”无法转化为传统纸媒的时候也难以做到。“网络文学”这种没有任何阻碍的发表通道已经产生了一种高科技时代的写作焦虑：作品的好坏判断标准到底从何种渠道获得呢？取代获得物质激励机制的交流激励机制，能够长久吗？

在“网络文学”中，作者“一切自然的、社会的身外之物都剥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自我。人们的行为则是完全从‘真我’出发的、缺少外界约束的行为”。（注：严耕、陆俊、孙伟平：《网络伦理》，北京出版社，1998年。）由此，许多“网络文学”，不仅取消了其价值支点，而且取消了有着统一人格的作者，使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的判断真的得以实现。网上“接龙”的所谓“交互式文学”，也取消了写作上的人格主体。记得一位美国学者在《媒体哲学》一书中这样指出：在电子空间中，我能易如反掌地改变我的自我，在我知其无尽的嬉戏中，身份变成无限可塑。这一状况无疑使文学抽掉了个人心灵的根基，而代之以“飘游的主体”。这种身份的不断飘移、不断改变，证明着身份认同的艰巨。这样一来，“网络文学”就在相当的程度上取消了传统作者的襟抱与胸怀，也令人无法读到作者的诗情全貌。

2现代高新技术的进步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处在深刻的矛盾之中，处在命题与实际上的悖论之中。我们在研究它们相互关系中的正面影响的同时，有必要注意它的负面效应。

我们不能不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破除了宇宙自然与生命思维的许多神秘的同时，也大大压缩了人类想象的空间，摧毁了不少“诗意栖息”的社会生态环境，严重冲淡了温馨和谐的人文情感。人们惊呼科技产业化时代艺术人文精神的丧失，惊呼现代科技对传统艺术精神和艺术魅力的瓦解，惊呼经典意义上的艺术价值受到越来越大的藐视。

有人估计，科学与艺术的“整合”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一个趋势。可是，科学与艺术毕竟是人类存在和需求的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式和基本分支。李政道博士说：“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的。”（注：李政道主编：《科学与艺术》，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对未来高科技时代前景的一种有远见的预测。但这里的问题是：科学与艺术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么，这枚“硬币”是什么呢？我以为，这枚“硬币”就是人性本身。科学是人的求真、求规律性的本能的产物，艺术是人的求美、求情感性的本能的产物。就说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追求的目标都具有“真理的普遍性”，但这个“真理的普遍性”在两者之间是有原则差别的。科学为人性的某一个方面服务，艺术亦为人类的某一个方面服务，如果把科学沦为艺术的手段和工具，或者把艺术沦为科学的手段和工具，那么，符合人类的真正的“创造”基础就会遭到双重打击。“硬币”的“两面”永远应该是“两面”，即使是“不可分的”，也不能“整合”成“一面”，否则，人类的精神结构势必带来人为的缺陷。

比如，知识分子大都有一种语言嗜好症。但在泥石流般的纸浆生产、印刷品的雪崩效应与出版业的马尔萨斯梦魇面前，不少知识分子又似乎怀有一种语言恐惧症。他们开始愿意通过影像和音响，迅速领会事物，大有庄子“目击而道存”、达摩“不立文字”的味道。他们感到视觉除了可为理智活动的高层结构提供比喻外，还可当作各种知觉的范式，当作其他感觉的尺度。这种精英文化向以视觉文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的转移，难道不会使传统的语言艺术萎缩萧条黯然失色吗？

【摘要题】科技与文艺

现代高新技术的进步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处在深刻的矛盾之中，处在命题与实际上的悖论之中。我们在研究它们相互关系中的正面影响的同时，有必要注意它的负面效应。

我们不能不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破除了宇宙自然与生命思维的许多神秘的同时，也大大压缩了人类想象的空间，摧毁了不少“诗意栖息”的社会生态环境，严重冲淡了温馨和谐的人文情感。人们惊呼科技产业化时代艺术人文精神的丧失，惊呼现代科技对传统艺术精神和艺术魅力的瓦解，惊呼经典意义上的艺术价值受到越来越大的藐视。

有人估计，科学与艺术的“整合”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一个趋势。可是，科学与艺术毕竟是人类存在和需求的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式和基本分支。李政道博士说：“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的。”（注：李政道主编：《科学与艺术》，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对未来高科技时代前景的一种有远见的预测。但这里的问题是：科学与艺术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么，这枚“硬币”是什么呢？我以为，这枚“硬币”就是人性本身。科学是人的求真、求规律性的本能的产物，艺术是人的求美、求情感性的本能的产物。就说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追求的目标都具有“真理的普遍性”，但这个“真理的普遍性”在两者之间是有原则差别的。科学为人性的某一个方面服务，艺术亦为人类的某一个方面服务，如果把科学沦为艺术的手段和工具，或者把艺术沦为科学的手段和工具，那么，符合人类的真正的“创造”基础就会遭到双重打击。“硬币”的“两面”永远应该是“两面”，即使是“不可分的”，也不能“整合”成“一面”，否则，人类的精神结构势必带来人为的缺陷。

比如，知识分子大都有一种语言嗜好症。但在泥石流般的纸浆生产、印刷品的雪崩效应与出版业的马尔萨斯梦魇面前，不少知识分子又似乎怀有一种语言恐惧症。他们开始愿意通过影像和音响，迅速领会事物，大有庄子“目击而道存”、达摩“不立文字”的味道。他们感到视觉除了可为理智活动的高层结构提供比喻外，还可当作各种知觉的范式，当作其他感觉的尺度。这种精英文化向以视觉文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的转移，难道不会使传统的语言艺术萎缩萧条黯然失色吗？

2

高科技的进步带动着“全球化”进程。随着电子媒介的一体化，人们日益感到“全球性”的表象已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它使虚假的世界图像，成了人们普遍的价值出发点，使人们熟悉的地域性文化和精神面临意义和价值虚无的危机。在号称“第四媒体”的网络媒体中，传统的以地方种族生存模式为内涵的时空模式被转化为普遍化、标准化并且纯数量化的时空模式。图像成了一种不被当作符号的符号，伪装成具有自然的直接性和呈现性。语词则是它者，通过将非自然的成分引入时间、意识、历史的世界之中，并运用符号思维的外在干预，造成自然呈现的中断，形成人为而任意的对人的愿望的生产。这一转化，往往是抽空独特性并对真实而具体的本地日常生活经验、特有的民族性格加以取消。虚拟的世界和一厢情愿的情景替代了人们的真实处境。“网络文学”的出现便具有代表性。

“网络文学”很年轻，且雄心勃勃。但是，“网络文学”与摄影文学、影视文学一样，只是一种“嫁接”的不明确的说法。网络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一种新兴的传媒。网络的出现，并不在本质上意味着传统文学面貌的根本改观。现在，“网络文学”还是文学的一种，只是所用工具和传播渠道不同而已，说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有本质的区别，还为时过早。有人讲：讨论网络文学与一般文学的区别就像讨论网络爱情同传统爱情之间的区别一样无聊（注：见《网络文学的最好时期已经过去？》一文，载《文汇报》2001年7月14日。）。有人甚至不承认“网络文学”的独立性，认为，“‘网络文学’其实是一个伪概念，它属于商业范畴，而不是艺术范畴，从来没有一种叫做‘网络文学’的文学样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网络文学作品，不是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就是把玩聪明，尽情戏噱的小品文”，“所谓的‘网络文学’，大多数是与文学的品质格格不入的”（注：见《网络、功利与文学》，载《文汇报》2001年7月21日。）。相当不少的人感觉：网上的作品显得很粗糙，没有文学味，人物怪，语言也怪。认为“网络文学其实是只有网络，没有文学，它只是一种文化快餐而已，可以说，文学的审美特性在‘网络文学’上已被划上了句号”（注：见《网络、功利与文学》，载《文汇报》2001年7月21日。）。一位叫杰克·明戈的美国作家也说：“80%的网络上的写作都是令人讨厌的，10%由于其思想偏执而令人发狂，而只有10%是精彩而有趣的，值得令人拼命地想看完它余下部分。”（注：转引自黄鸣奋：《网络时代的许诺：“人人都可成为艺术家”》，见《文艺评论》2000年第4期，第6页。）

细细想来，单从叙述形态、叙述方式、文本结构等方面对传统纸媒作品与“网络文学”作一特性鲜明的划分，确乎是困难的。“网络文学”和文学一样，也追求更自由的表达和合乎个性的作品，它只是以首发在网络平台为界定方式，在网络这种新的创作平台上面，获得更广阔的传播空间。如果这样讲不歪曲事实的话，那么，“网络文学”虽可以不以纸媒为最终目的，不讲究作品的成活率，对特点鲜明的半成品表示格外关注，但纸媒对它毕竟具有诱惑力，与纸媒的亲密接触，更能激发“网络”文学的活力，这同网络作者成名之迅捷与流芳之短暂是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大批“网络文学”丛书、网络作品的问世，“网络文学”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向传统文学靠拢，并同样日益商业化，相当有力地证明着这一点。有研究者把“网络文学”的特性定在“它的自由，它的随意，它的不功利”（注：陈村2001年7月3日在“榕树下”发的题为“网络文学最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帖子。）上，看来是过分理想化了。

网络文学虽然提供了一个“自由言说”的空间，这种言说本身是朝向一个虚拟群体的，影响这个空间的实际上是潜在的、更有吸引力、更有力量的所谓“大众”。虽说它是“虚拟”存在的，却也支配着“言说”者的观念和话语方式，绝对的“自由”，恐怕就是在“网络文学”无法转化为传统纸媒的时候也难以做到。“网络文学”这种没有任何阻碍的发表通道已经产生了一种高科技时代的写作焦虑：作品的好坏判断标准到底从何种渠道获得呢？取代获得物质激励机制的交流激励机制，能够长久吗？

在“网络文学”中，作者“一切自然的、社会的身外之物都剥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自我。人们的行为则是完全从‘真我’出发的、缺少外界约束的行为”。（注：严耕、陆俊、孙伟平：《网络伦理》，北京出版社，1998年。）由此，许多“网络文学”，不仅取消了其价值支点，而且取消了有着统一人格的作者，使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的判断真的得以实现。网上“接龙”的所谓“交互式文学”，也取消了写作上的人格主体。记得一位美国学者在《媒体哲学》一书中这样指出：在电子空间中，我能易如反掌地改变我的自我，在我知其无尽的嬉戏中，身份变成无限可塑。这一状况无疑使文学抽掉了个人心灵的根基，而代之以“飘游的主体”。这种身份的不断飘移、不断改变，证明着身份认同的艰巨。这样一来，“网络文学”就在相当的程度上取消了传统作者的襟抱与胸怀，也令人无法读到作者的诗情全貌。

“网络文学”遮蔽了真正具有独立品格的写作，在公众趣味中，塑造了一种类型化的标准。它实际上成了大众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产物。由此，令它具有传统文学那种特殊的审美品质就很不容易。有研究者担心，在网络文学中，“我们无法领略到独特的思想，深邃的心魂和崭新的存在，相反，有的只是千篇一律，众口一声，他们不像是一个写作者的产物，而像是一个大众工厂的初级产品”。（注：刘泰然：《质疑网络文学》，《文艺报》，2001年1月9日。）有人说：写情、读情，是“网络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网民情感生命的大释放，是物欲挤压下的心灵喷火口。“网络文学”提供的情感世界是它给今日社会提供的一个可宝贵的重要的发现。这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是，肤浅的“泛情主义”、逃离社会内容的爱的“呓语”，同样会带来作品的贫血与苍白。

3

尽管我们可以批判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现代电子传媒的“虚拟的世界”、“电子幻觉世界”，是以“天涯若比邻”的虚假方式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现实，但是，在这一文化群里，“虚拟世界”所提供的“幻觉现实”和“自我满足”，是传统的纸媒体和其他平面媒体所难以抗衡的。它在利用“开放、平等、自由、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结构着新的文学观念和历史。不过，从现有情况看，“触网的时尚意义在许多时候要远超过其实际功用，被标以网络文学，广告效应超过了作品本身的价值”（注：余岱宗：《网络文学：时尚大于价值》，载《粤海风》杂志，2001年第5期。）。“网络文学”其实同都市化进程、全球视野以及某些阶层的生活方式保持着某种同步关系。

“网络文学”现已成为能指过剩的词汇。在“文学”之前加“网络”限定，使它的“想象”空间呈几何级数地扩大，其“科技含量”也具有诱发好奇心的作用。或许，我们今天看到的“网络文学”，只不过是真正网络文学的前奏和预演，它和传统文学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区别，其审美特征有可能发生何种“位移”和“断裂”，这只有等网络文学进一步发展后才能找到合适的答案，眼下的网络文学还只是处于一种益智的想象阶段，处于“复制”传统文学和依赖于纸媒出版的不成熟阶段。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普及和电脑的“傻瓜化”，影像、音乐、文字、动画乃至游戏程序共同组成的超级文本式作品的诞生，尤其是将网络特质和文学特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所谓“网络文学”才可能同传统纸媒作品真正区别开来。我们在风靡网上的"Flash"中庶几可以看到将来网络文学的苗头和端倪。“那些自编、自导、自写矢量图形完成的‘东西’几乎涉及到迄今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文学艺术样式，但又四不像。这其中蕴含着那种对传统文学乃至传统文艺的颠覆力量。”（注：见《网络、功利与文学》，载《文汇报》2001年7月21日。）但是，这也不表明“网络文学”可以离开对文学基本认识而自行其事。

实践一再证明，高科技进入文学，仍须服从文学规律的支配，否则，文学就会被科技异化，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宣泄工具，大大降低文学的水准。网络是一种新的载体形式，“网络文学”毕竟还主要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呈现，倘若对所谓“网络文学”的认识离开对文学基本认识的规范，使文学失去自己的边界，甚或令有一定文学修养的人看“网络文学”变成一种痛苦，就有可能在无形中取消真正的文学创作。

在欧美国家，时下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多纳入传播学和文化学的范畴。如著名学者Howard.S.Backer的ANewArtForm:HypertextFiction一文就是探讨“网络文学”的出现与传播方式的变革的，作者认为应超越接受美学观念，打破隔绝，将作家、作品和读者接受和研究结合起来，着重从文学传播交流的过程来探讨“网络文学”。还有学者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运用“后现代”理论分析超文本现象。在港台地区，学者们则多是借鉴西方流行的理论和方法，从网络文学的性质、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学的关系，以及网络文学的阅读方式等角度展开有一定理论意义的探讨。

这对我们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其一，在未来的岁月里，科技伦理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突出。因此，研究网络文学应更加注重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更加重视科技与人类前途命运攸关的全球性问题。在这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的思想，海德格尔晚年对技术理性批判的观念，伽达默尔对现代社会技术统治与高度“合理化”的忧虑，就显出了新的价值。其二，研究“网络文学”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也应会成为一个重点。“网络文学”对文学的影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给予关注，但是，“网络文学”对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基本理论的影响，研究得还不多。“网络文学”的出现，带来文学观念的某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原有的以纸媒体为惟一对象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够用了。无论是文学的属性特征还是存在样态，无论是文学的主体因素还是创作方式，无论是文学的价值取向还是接受方式，甚至文学的评估角度和研究方法都会同传统的文学理论说法产生一定的差异。因此，总结高科技时代的新鲜的艺术经验，把握网络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艺术规律，亟需要得到新的综合的分析，需要技术理性成分的更加有机的渗透，需要从更全面的高度上去把握高科技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将推进和丰富现有的文学理论系统。其三，有必要改变网络文学发展某种程度上的无序状态。网络文学不是真空地带，它不断地同各种网络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因而文化研究的大量思想资源将成为研究的参照，特别是文化批判学派的研究和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理论，对研究工作都构成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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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发展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急遽转型，呈现出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化和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的特征。

zo世纪so年代至今，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神社会转型对文学创作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对这种文学转型，人们的评价还不尽相同，但是在基本问题的判断上，学界还是取得了一致的共识，那就是“无论是中国文学本身，还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在20世纪90年代都在发生‘分化’或‘分裂’。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那种一往无前、坚定不移的气势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正在变得暖昧、犹疑、矛盾重重，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明确的方向感。”本文试图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化和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两个角度，概括和阐述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这场文学转型现象。

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型

传统的写作方式，追求的是经典写作。这种写作模式为人类历史留下了许多熠熠发光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荷马史诗》，从《离骚》到《巨人传》，从唐诗宋词到《人间喜剧》、《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要么以瑰丽的想象向俗世的人们描摹一个美好的世界，要么以深厚的人文理想启蒙愚昧时代的人们，要么以高超的艺术手法震撼孤独的人类灵魂。文学经典的写作带给人类的意义是深刻的，“文学经典是历史的回声，是审美记忆的延伸，而文学经典也是后代作家超越自我的精神刻度。作家只有在与经典大师的竞争中，才能使作品获得原创性，拓展文学的想象空间，超越艺术的极限，为未来提供崭新的、艺术化的记忆。”〔’〕一句话，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就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并为它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了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时至今日，这种经典写作模式渐渐式微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消费写作模式，完全抛弃了传统写作的那些案臼。作家们不再追求作品传至万世，他们只求文学作品在当下快速消费。作家把自己变成了码字工和搬运工，他们源源不断生产出文字，至于这些“快速消费品”到底有多少营养，里面蕴含多少深厚的思想，是否给人类提供瑰丽的想象，是否能给人类的存在带来希望，这些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大致而言，1卯0年代之后的文学生产、传播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与经典写作完全不同的样式。

第一，文学创作商品化、流水线化。世纪之交，市场经济体制己经确立，文化的产业化使得一向被认为精英文化的文学写作和出版逐渐地失去其神秘性和神圣性，而由庙堂式的精雕细刻逐渐转向集市型的复制生产，作家和出版商对利益和物质的追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取得了合法性。〔’〕消费写作模式已经使得文学创作成为一种产业，作家退化为码字工人。大量的文学作品按照文化工业的程序，经过精心的策划设计、包装宣传，在流水线上无限复制。在消费写作的模式下，商业化市场、出版社(编辑)、作家、媒体、受众只不过是文化生产流水线的某一环节。而文学生产的策划和包装，就显得特别重要。于是，传统写作时代无关紧要的出版社(编辑)，被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市场嗅觉敏锐的编辑能够及时把握市场的动向，引导读者的趣味，并谙熟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出版运作。而相反，编辑经纪人的出现，使得计划经济时代头上套着神圣光环的作家，沦落为出版社赚取利润的工具—。正如谢刚认为的那样，“一个文学制作和策划的时代已经来临，文学将像商品一样，投人到一个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的系统运转中，批量地生产给读者。在这样的运作系统中，有些时候，甚至有没有作家都是无关宏旨的，只需要技巧娴熟的“写字人”就行了，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编辑，有好的策划。

文学作品在畅销情结的驱使下导致的商业化媚俗化，使得某些畅销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畸态性质。舒也指出，“这种畸态之一便是轻内容重包装:文学不再以内容的丰富取胜，而是强调封面装帧的花哨和内文标题的刺激诱人，‘艳’、‘欲’、‘裸’等颇具煽情挑逗意味的字眼，开始频频现诸小说标题。这种畸态的表现之二则是重制作轻创作。许多畅销作品只是在商业目的的驱使下，成了性暴力和粗鄙的简单拼凑，没有任何创作可言。”〔’〕这种畸态的表现之三就是，文学创作的潮流化。今天中国文坛流行的是，纪实文学、追踪报道、历史题材、名人艳史，读者迷恋的是驻颜术、古装戏，于是很多作家一窝蜂从事这样的快餐化写作。而真正能够反映这个时代人们生存状态，展现当代社会全貌与生活整体性，挖掘生活真相与反映现实复杂性，描摹文化现状与人性现状的文学经典却集体缺失了。今天的文学生态正如黄发有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创作流行的是反经典写作，“十年磨一剑”的苦吟之作几乎绝迹。在废话横行的年代，不甘寂寞的作家“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了不被浩如烟海的文字垃圾所淹没，只能加人到垃圾制造的文化狂欢之中。

第二，文学传播影视化和事件化。周宪认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化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形态: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川随着文化形态从传统的文字文化时代向视觉文化时代的转型。视觉消费成为当今文化的第一要素，“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的眼球”也已成为当代文化的价值追求。[s〕为了吸引眼球，文学必然要借助影视化和传播的事件化。这种传播方式已经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创作。一是通过对六十年代作家群、七十年代作家群、八十年代作家群以及晚生代、新生代、“”后一代等眼花缭乱的命名，吸引读者的眼球，制造文坛的虚假繁荣，以掩盖文学创作的真正的屏弱。二是不断制造文化事件，提高作家和作品的知名度。在文学传播中引发的话题往往超越了单纯的文学领域，而演化为文化事件。如2000年开始的“下半身写作”，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有学者就认为，是“诗歌内部争夺话语权的策略和工具”，对于“解剖我们时代的身体观念、文学观念以及文化观念存在的问题，无疑具有案例型意义。a[9)黄发有指出，随着九十年代以来关注文学外部空间甚至脱离具体的文学创作的文化批评的兴盛，加上媒体对文学中的“趣味”资源的开掘，作家们开始不务正业，通过明星路线和通过一些诸如“断裂”、“身体写作”、“美女作家”、“韩白事件”的“行为艺术”来炒作自己，真可谓“功夫在诗外”，文学的内在品质在内外交困中逐渐地走向媚俗。〔’”〕三是借助影视娱乐化提高作品的销量。今天，作品靠网络或者影视改编而走红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从《仙株》系列小说到《明朝那些事儿》，从海岩作品到《武林外传》，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力。与此同时，很多传统写作的作家，也热衷于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本，改写成手机小说、网络小说，以获得更多的阅读量，赚取更多的稿酬。尽管作家们影视情结之后隐藏的金钱和名利意识，一直为人们所垢病，但与影视结合，已经成为今天畅销书运作的最便捷途径。

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

一直以来，中国的作家的身上都有一种为天地立言、为苍生请命的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气质。从孔子到屈原、从杜甫到鲁迅，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现代知识分子，莫不如此。我们不妨把这种干预现实生活，深怀忧患意识，践行知识分子责任的写作称为公共写作。近代以来，这种公共写作占据了文学创作的主流，从“五四”以下，无论是鲁迅开创的乡土写作，还是30年代流行的革命浪漫主义小说，他们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民族存亡的忧虑，都显示了知识分子的风骨。虽然历经，这种知识分子公共写作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朦胧诗的名噪一时，以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以及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的高潮迭起，作家积极介人当下生活，批评极左思潮、呼唤社会改革的到来，这些文学创作赓继了自“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文化启蒙的传统，再次确立了公共写作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1990年代之后，作家阵营发生了分化。出于对文学高度政治化时代的厌恶和逃避，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创作“远离崇高”，陷人了谢有顺所说的“闺房写作”的怪圈中—何谓闺房写作?它喻指的是作家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世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

闺房写作，实际上就是个人化和私人化的写作。这种私人化写作，认为写作的初衷只为宣泄或娱乐，他们把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和通俗性，放到了比政治性更高的位置。他们不再关心政治事件，也不再关心宇宙世界和人类未来，他们只关心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以及性和欲望。从公共写作转向私人化写作和欲望叙事，具体表现为作家身份的转化、写作立场的游离和审美意识的更迭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一，作家身份:从知识分子向文学转化

文学创作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的根源之一，在于作家身份的变化。

陶东风把这种身份的转化现象，戏称为“作家倒下去，站起来”。他认为，大众文化的崛起，尤其是网络的普及，造成的最戏剧性的去精英化效果，就是“作家”、“文人”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大面积通胀和贬值，这是对于由浪漫主义所创造、并在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作家、艺术家神话的一个极大冲击。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精英群体。文学被“祛魅”了，作家被“祛魅”了。笼罩在“作家”这个名称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作家也非职业化了。

与此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内部也在分化。赵勇认为，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从文化层面考察，存在着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转型模式。1980年代的知识界人士常常身兼二任:他们既具有专业关怀，又具有社会关怀和政治关怀;学者、作家的身份保证了他们的声音可以在学术场、文学场内有效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诉求又使他们的声音越过场域的边界，延伸于社会，成为一种公共话题。陈平原也认为，“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ia〕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知识分子分化为专业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和赵勇所论述的“知道知识分子”。知道分子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既有认识。赵勇认为，如果说在1990年代，知识分子文化还不时以种种方式幽灵般地显山露水，那么，如今这种文化已真气涣散。或者也可以说，强大的知道分子文化已对知识分于文化形成了一种覆盖。

第二，价值立场:从启蒙辩证法向欲望辩证法转化

在写作立场上，陶东风从“精英化”和“去精英化”角度概括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他认为，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和“纯文学”都属于精英文学，它们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即捍卫文学艺术的所谓“自主性”，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启蒙文学的自主性侧重在精神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而纯文学的自主性侧重语言形式的自主性，强调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而到了1990年代，中国文学进人去精英化时期。去精英化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启蒙文学”与“纯文学”，直接威胁到了文学的自主性。去精英化否定和消解的是关于启蒙、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崇高性、神秘性和稀有性。(16〕舒也也认为，1990年代以来，随着精英意识的衰微，作家的立场逐渐从1980年代的道德理想化，转向1990年代初的道德迷茫和疑惑，最终滑向世纪之交的道德虚无。当昔日被祭起的启蒙和理想沦落为被自动放逐的言辞，道德感的旁落便差不多成了文化转型时期某些精神萎缩的集体表现。

事实上，1990年代的文学转型也不是铁板一块，其过渡性特征非常明显。张光芒用“启蒙辩证法”和“欲望辩证法”来指称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文化转型的价值轨迹，亦可谓非常有见地。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f沙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

第三，审美体验:从人化审美向物化审美转化

新时期以来，随着个体生命意识的苏醒，人成为文学审美的中心。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中，“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再次得到了确认，文学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和价值的表达具有了合法性。但是，1990年代的“身体写作”、“欲望写作”等等又使“个人解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人过度关注自我，关注内心，关注身体而不再关注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的时候，实际上就会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迷失方向，迷失自我。因此，李建磊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和文艺学展开了对时期人性禁锢的批判性反思，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走向历史的前台;1990年代以后的个性发展在经历了群体意识的退场之后则再度走向了从解放到迷失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了苏醒一发展一迷失的文化/审美逻辑。

文学发展论文范文篇10

最起头的时候我是看台湾小言的，这个渊源比较长，与本文关系不大在此就不细说。之后，发现大陆原创文更理性，更适合我现在的心智，就开始找推荐榜、看大陆原创完结文。之后，涉猎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面越来越宽，完结文已经再不能满足我的胃口，就开始找喜欢的作者的网络连载文看。而这一看，就来了问题，就是：比较强大的作者最后往往会走上与网站签约文章入V（vip）的情况，这就需要花钱买V看了。

而在我的拉网式大扫荡之后，特别是在看过各位作者、各位与读者的交流、留言、评论之后，我竟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自从去年的金融危机开始，考虑与网站和出版社签约的，考虑文章入V来赚取稿费的作者开始指数爆发性的增长。而与此同时，各位作者、各位在网文面临实体化出版或者实体书发售的时候也透露出一种含蓄或直接的担忧，即担心作品出版实体化之后会不会因为近来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造成发行量的降低或是市场的萎缩。

对这种现象，在这个学期的形势与政策开课之前，我就很感兴趣。因为本来我就很想从事编辑出版这一类的工作，不过后来因为选学了理科，到了大学又学了工科而不得不放弃那个理想，只能偶尔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做个几期内部文集来满足一下做不成编辑就做个网编的小心思。回归正题。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终于可以慢慢地想一想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女性网络文学出版业到底受到了怎样的冲击，之后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心理解析

同的声音”一节，鸣谢一下出处和原作者。

金融危机之下，人人自危，对工作的热忱与诚惶诚恐日渐加剧。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寻求更多更有效的宣泄压力、排解内心郁闷的途径。这个时侯，写作或者看文，都成为很大一部分女性宣泄压力、排解内心郁闷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当写文人的作品得到看文追文大众的认可的时候，无论是写文还是看文的人都会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作为一个资深看文人，我很轻松的就可以总结出来，看文的人的心理也就不外乎以下几类：第一类，想要看到完美而圆满的结局来调节现实中的残酷与残缺的；第二类，想要藉由文中虐心的情节发泄现实生活中排遣不掉的压力的；第三类，单纯看着娱乐一下，但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压力的。这几大类读者群中，前两类一般是在职的都市OL（白领女性），每日光鲜明艳，为立足世界、赚钱养家而成日勾心斗角、违心应酬、疲命奔波，回到家没有多余的力气再继续戴着假面舞蹈，想要有个能够完全放松身心、随意yy（“意淫”，最初出自曹雪芹《红楼梦》中贾宝玉之口，后被现代人妖魔化）的场所；后面一类，往往是还在读的学生，尤其以不谙世事、有钱有闲的大学生为主要生力军。

而写文人的心理，作为一个也在网上爬字的无名小辈，我也是能说出个一二三来的：一部分，把我之前分析的三类看文人的心态照搬过来就很okay，只要把看文改成写文就好；有一类比较极品，就是为了V而写文，也就是说就是为了赚钱的（这一类碍于面子不予举例）；另外又多出来的第五类，往往就是金融危机压力下，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或是被减薪、更有甚者被裁员的某部分OL（例：曦宁若海月）。而最后这一类人的增多，在我分析来就是造成最近V文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试想，没有工作或者工作报酬不尽如人意，饭还是要吃的。而父母的老本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啃，或者能厚着脸皮啃下去的。于是，能讲故事的，会写文的，之前手就痒却苦于没有契机的，这个时侯就趁着金融危机的冷风，成为各大原创网站的签约作者作品入V来赚稿费，开始了另一个网文红火的新格局（群体庞大不予举例）。当然，并不是每个签约入V的都是失业人员，确实有很多工作还好的都是迫于这些原创网站的压力而被迫签约入V（例：black.f，金陵雪，无敌地金刚芭比，顾漫），因为，毕竟网站也要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多捞些银子不是。有即便是签约了也大义凛然不愿文章入V（例：瞬间倾城，飘阿兮，唐七公子，Maria），入了V也对盗文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更有甚者竟然奉劝大家不要买V百度一下现有资源即可（例：black.f），被封杀之后仍然受众读者追捧，之后签约入V不了了之；也有才华横溢的，文被出版后继续留下繁华与世人，宠辱不惊不卑不亢坚决不V（例：桩桩（职业OL），琴瑟琵琶（北京某国际学校中学部中文教师），）。但这也还是少数，毕竟，没有人爱跟钱过不去不是。所以，我并没有抨击入V的意思，说不定我（有朝一日能）到了那一步也同样抵不住诱惑呢。

不同的声音

而在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如火如荼之际，实体出版业界却有着不一样的声音动向。

早在2008年初，一些出版业内人士在展望未来时就表示，在纸价大幅上涨、CPI指标高企、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紧锣密鼓的背景下，出版业恐怕要有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而在年终岁末，一场爆发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使世界经济陷入低谷的同时，也使中国出版业感受到了冬天的凛冽寒风。

这一次金融危机，国人从一开始的漠不关心（9月）；到接下来的惊慌失措（10月）；再到人人自危（11月）；继而到心已坦然（12月）。我个人觉得，自9月份世界金融海啸袭击中国至今，民众的心理上大致经历过了这么几个阶段。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对于危机的认识也开始加深，不会再像10月和11月那样，因为完全没有想到金融危机会突然波及到中国（因为之前的宣传一直都在说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十几二十年高速增长，且民众也早已习惯了经济高速增长），因此当危机骤然来袭的时候，显得有点不知该如何以对。随着这两三个月的积累沉淀，民众普遍已经习惯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不会再莫名其妙地恐慌了。

面对整体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一些人忧虑：“出版业的冬天来临了。”而另一些人则憧憬“出版业也许会因祸得福”。这么说不是没有根据的。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几乎摧垮了所有的实体经济，但是陷入困顿的人们发现图书是最便宜的消遣，低价书因此大行其道，美国出版业熬过了金融危机，还诞生了像兰登书屋这样的出版巨头。

过去的历史虽难以照搬到中国，但古人有言曰，“文章合时而著”。一个时期人们的阅读取向往往能映射它所对应的世态。去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空前地关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原本只有专业人士关注的财经类图书屡屡登上畅销榜，成为大众读物。随着危机的延续，2009年度的就连网络文学的阅读主题都毫无悬念地继续停留在“金融危机”上。很多藉由这个契机开始写言情职场文的作者都在这场金融危机下红起来，因为职场或非职场的女性读者，都会有这种惺惺相惜之感：同样身为女性，都明白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女性的地位总不会完全与男性平等，这样的爱情这样的职场就更能博人眼球了。

事实上，很早之前，强调轻松阅读的职场言情就开始走俏，在图书市场上跑马圈地，青衫落拓就是个中翘楚，而当下最热门的李可的《杜拉拉》系列更是风靡了中国大陆。而最近几年迅速窜红的诸如悦读纪、彩虹堂、蝴蝶季等女性阅读专业出版品牌，抓住了这种机会，异军突起，成为不可小视的出版力量。不知她们（请允许我拟人化）能不能成为兰登书屋第二呢？

结语

脸下。然后，搜到的一些资料，整合在“不

现下的金融危机，即便带来了多种不尽如人意的变化，但对于网络却无疑铺就了一条阳光大道。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除了强调写作笔法的轻松愉快外，更强调爱情与职场兼顾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