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博士论文范文10篇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篇1

在搞好本科教学的同时，特别注重博士生、博士后及硕士生的培养。清华要求本科生与硕博生的比例是1比1。清华美院美术学原二级学科2003年建立博士点,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当代艺术研究及公共艺术研究等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张仃、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包林、陈辉、刘临等教授为导师,在全国率先招收绘画艺术创作与研究的博士生,培养了绘画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高级人才。2000年,清华首先由张仃、吴冠中、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等教授开始招收“绘画博士”时，当时曾引起非议和讨论,并受到有关兄弟院校的反对,现经过十多年的博士生招生培养,已毕业约50名绘画博士研究生,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工作,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清华建立起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复合型博士生培养的教学机制,而原反对清华招收绘画博士生的单位也开始招收绘画博士生。现有中央美院、中国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单位均在绘画博士招生与培养方面积累了经验,适应了社会文化与高等教育发展对高层次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人才的需求。清华近年又以李象群教授和许正龙教授为首,开始招收与培养雕塑艺术创作与雕塑理论相结合的博士生的新的尝试。与此同时,清华美院自2003年建立美术学博士点后,在美术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招收和培养博士生。2004年国家批准清华设计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现已招收和培养了近五十名艺术学博士后人员,开展艺术学相关课题的科研工作,取得了相应的科研成果。

2011年，经国家批准，艺术学由原来文学门类下属的一级学科上升为和文学门类并列的艺术学门类，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艺术学门类下属美术学、设计学、音乐舞蹈学、影视戏剧学及艺术学理论五个一级学科。这次学科升级和调整，为艺术学各部门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艺术学各部门及艺术学理论如何发展，取得新的创造性成果，也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出现，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各个层面，如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学与科研及学科建设方面还有诸多工作要做。我国在民国时期兴办艺术学院，以美术和音乐为主，主要培养美术与音乐创作人才及师范教育人才，如上海美专、北京艺专、国立杭州艺专，都主要培养国画、西洋画、雕塑等创作人才及美术师范教育人才，均没有设理论专业。但为各专业开设有中国美术史（或中国绘画史）、西洋美术史（或西洋绘画史）、及艺术概论、美学等主要艺术史论方面的理论基础课。有的综合大学哲学系偶尔也开设艺术理论或称艺术学课程，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宗白华先生在哲学系开设过艺术学的基本原理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在民国时期艺术学院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艺术学院，仍以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创作与表演为主要教学任务，直到1957年，中央美院才成立第一个美术史系，开始招收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1983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艺术史论系，开始招收工艺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招收音乐学方面的本科生。“”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艺术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创作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均同时进行，而在艺术博士生招生和博士点审批方面，主要是理论方向，如美术史论、音乐学等，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硕士、博士生，现已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文化教育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目前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以上的学科发展基础，这使我们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良好的学科根基。无论是美术史论、音乐史论本科生招生培养，还是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等学科的硕士、博士生培养工作，都为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文学学科和哲学学科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民国时期的综合大学都设有文学系和哲学系。新中国的综合大学，文学和哲学都是人文社科的主要系科。我国古代的诗论、文论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且诗、书、画常常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所以诗文理论和书画理论呈现出互补互证的状况，如南朝齐梁时期有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诗书画三品同时出现，相映生辉，这说明我国古代的书画理论和文学理论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文学理论常常用“文艺理论”加以代替。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中，现在所设的二级学科“文艺学”，在1950年代至80年代，我们都称为“文艺理论”，即使现在的“文艺学”，也没有称“文学学”或“文学理论”，而是将“艺”包括进来，称为“文艺学”，这个名称说明，无论是“文艺理论”还是“文艺学”，在研究文学理论时，都是注重对艺术理论的关照。反过来，我们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也要关注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文艺理论或文艺学研究已有很好的基础和丰硕的成果，常常在文学艺术思潮与理论的研究中，文学理论处于前卫状态，他们在观念、思想、方法上常走在前面，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加以借鉴。所以艺术学学科虽然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但不要绝对分开，借鉴文学理论的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是大有益处的。况且诸如戏剧戏曲理论、电影电视艺术理论，都是文学学科和艺术学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的联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要续接历史而不是割断历史。

艺术学和哲学美学的关系亦很密切。西方的美学学科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仍从属于哲学。后来德国美学家马克斯•德索想将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出来，单独建立艺术学，但艺术学和美学哲学仍割不断。黑格尔曾将美学称为艺术哲学。哲学要研究人的思维和意识精神活动，主要有三大块，一是认识论；二是宗教论；三是艺术论。艺术是人的精神创造活动，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往往大哲学家也是艺术学家。而美学更要研究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和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艺术是人类和自然审美关系及人的审美理想的最高表现，美学如果不研究艺术，其领地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朱光潜先生要求不通一艺莫谈美。北大几位美学大家对艺术都有深入研究和深刻的思想。宗白华、邓以蛰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空间意境和审美形式有精辟见解，朱光潜认为其代表作不是《文艺心理学》和《西方美学史》，而是《诗论》，宗白华、邓以蛰的学生刘纲纪结合中国书画来研究中国美学史，著有《谢赫六法论》、《书法美学简化》、《书法美》、《文征明》、《黄慎》、《龚贤》等书画研究专著。他们能从哲学与美学的高度来审视艺术学问题，提高艺术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在我国，艺术学学科和美学学科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美学研究中也离不开对艺术问题的研究。我国综合大学哲学系及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或文学系中，往往都设有美学教研室或美学研究室，从事美学研究有一大批学者，他们对中外美学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均有可观的成果。因此，我们从事艺术学理论的同仁应加强同哲学美学学科的联系，以期在哲学美学思维方法、思想观念上，借鉴其研究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艺术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和西方航海扩展相伴，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社会学家与艺术学家，对一些新发现岛屿上的土著民以及南太平洋、非洲的原住民进行科学考察与人类学调查的同时，对这些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也进行了考察，他们运用了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考察了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取得一些艺术学研究成果，诸如德国学者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法国学者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艺术学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发展，正是靠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和艺术人类学来推动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应考虑交叉学科对本学科发展的作用，注重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来进行艺术学的研究，开拓艺术学的研究新领域。我国当代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就十分重视将民间艺术研究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取得突出成果。他的博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教授在民间艺术学研究和民间美术收集整理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果，出版了《民艺学论纲》等多部专著，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还建立了民间美术博物馆，这都为艺术学理论研究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在我国，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虽只有二年，艺术学（理论）作为原艺术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也只有十多年，但艺术学理论在我国现在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和艺术各部门艺术理论，和文艺学、哲学美学都有密切关系，同时和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也紧密相连，艺术学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为艺术学理论提供了借鉴，所以艺术学理论生长的生态环境是良好的，且有我国古代诗论、乐论、书论、画论、曲论之丰厚的学术传统，只要我们肯下功夫，潜心研究，艺术学理论新成果是指日可待的，学科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前景是光明的。在艺术学理论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要进一步探索。首先在本科生培养方面，原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没有下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所以无法招收本科生。现艺术学理论升为一级学科后，仍未设本科专业，因此在本科培养方面，艺术学理论还是一个空白。

现其他部门艺术学科大部分都设有理论本科专业，如美术学（美术史论）、设计艺术学（设计史论）、音乐学（音乐史论）等，相对来说，这些本科专业课程设计及教学体系较为完整。近年有关艺术学院根据社会需求又自主新开设艺术管理本科专业，如山东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均招收艺术管理或文化管理本科生，还有的学校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开设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前者还开设艺术编辑学专业，这些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处于探索阶段，取得初步经验，培养的本科生适应了社会文化艺术管理、艺术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需要。中央美院开办美术史本科专业已有五十多年历史，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开办工艺美术史论专业自1983年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原工艺美术史论后根据学科调整为设计艺术学，2004年，又新增美术学（美术史论）本科专业，清华美院在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两个专业招收理论本科生。现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在学科方面主要承担艺术学理论，学院计划明年直接以艺术史论为专业名称招收本科生。现艺术史论系老师十四名，从事设计艺术史论和美术史论的教师各一半，有八位教授八位博导。根据老师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特长，我们给史论专业本科生开设中外美术史、中外设计艺术史、中外工艺美术史、艺术原理、中国现当代艺术史、西方现代艺术史、中国现代艺术理论与思潮、审美文化、中国书画艺术、艺术传播学、艺术批评、宗教艺术、民间艺术、艺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学生还可在绘画、雕塑、陶艺、设计各系选修艺术实践类课程。即使明年将本科专业从设计艺术学、美术学改为“艺术史论”，那么我们开设的基本上还是这些课程，当然我们在艺术史学理论、批评理论方面还可加强，增加新课。

目前，艺术学理论本科教学，一方面可增设艺术历史与理论、艺术批评与管理二个本科专业，前者以中外艺术史、艺术考古鉴定、中外艺术理论等为主课，兼及艺术批评与管理方面的课程，后者主要开设中外现当代艺术史、艺术思潮、艺术批评史、艺术与文化管理、艺术市场等主课，同时兼及中外艺术史与理论课程。将艺术学理论的本科专业逐步办起来，逐步建立起本科教学体系。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没有批准增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或者已经批准增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办好现存的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本科理论专业，因为这些专业都依托在美术学院、音乐学院和艺术设计学院，教师亦还要担任美术、音乐、设计创作实践学生的理论课程，理论和创作实践可以互动，理论系的学生亦可有机会多看美术创作、艺术设计展览和音乐表演，这正是中国式艺术类理论学生的优生环境。在西方，艺术史系大都独立设在综合大学，没有艺术实践教学和创作表演的氛围，他们和历史、文学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人文社科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艺术史系一般只有5-6位教师，7-8位算较多了，而10位教师则是大系了。我国的各艺术部门的美术史论，音乐史论、设计艺术史论、戏曲艺术史论专业，已经建立起本科教学体系，可以进一步向前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可为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硕博生招生提供生源，也可为艺术学理论的硕博生培养准备人才。即使招收艺术历史与理论（简称艺术史论）、艺术批评与管理（简称艺术批评）本科生，也要依托相应的部门艺术史论，如音乐学院招收艺术史论或艺术批评本科生，恐怕还是要主要讲音乐艺术史及音乐批评理论，而美术学院招收艺术史论与艺术批评本科生，也主要还是要讲美术史与设计史、美术批评与设计批评。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艺术史必须要依托部门艺术史才能讲授，西方人讲艺术史，主要是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史，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博生教学，任何人都无法讲授“空洞”艺术史，讲授既不是美术史，也不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的艺术史，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完人”能讲授包括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设计艺术、音乐、舞蹈、电影、戏剧都涉及的艺术通史，所以艺术史论、艺术批评必须依托一、二个艺术部门来组织教学。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明年招收艺术史论本科生，也只能以美术史论、设计艺术史论为主组织教学，只有在教师可能情况下，可以考察兼顾其他艺术部门的史论教学。

艺术学理论及前此的艺术学二级学科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我国已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主要艺术院校及部分综合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设有艺术学二级学科硕博点，2011年调整学科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后，不少有美术学、设计艺术学、音乐学、影视戏剧学博士点的学校，又纷纷新增艺术学理论博士点，我们现招收的艺术学理论方面的博士生数量，在世界上可能排在前列了。另有部分学校，虽然没有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点，但设有原艺术学二级学科（理论），现为艺术学理论的硕士点，我国艺术理论的硕博生培养，跨越式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艺术学硕博士招生，在1980年代和文学、美学相比，是落在后面很远的，目前招生数可能已大大超过了文学、美学的招生数量。短期类学科消长所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当然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引起的变化和要求产生的。在艺术学理论硕士生教学方面，我仍然主张要依托部门艺术史论来组织教学，一方面可以开设艺术原理、艺术美学、艺术史学等宏观理论方面的课程，增加学生对艺术宏观方面的把握及普通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另一方面在知识点及做论文时应选择美术、音乐等具体的课题来从事研究，否则，学生无法驾驭大而空的艺术学宏观理论，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艺术理论中的具体某一个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涉及“史”的时候，必须和部门艺术史结合。清华美院在2012年前是以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两个学科招收理论硕士生,2012年开始以艺术学理论招收硕士生，但入校考试科目仍以美术史论和设计史论两个方向组织考试。在教学方面，5年前和设计、绘画、雕塑硕士生一样，专业课均由导师负责，现改为专业基础课，由美院老师各自列出，然后由硕士生自由选课，选课人数达到五人即可开课，同时，艺术史论系，又开设艺术史论包括美术史论和设计史论必选课，这样使学生既能必修艺术史论必备的课程知识，又使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选择本系和其他系的理论课与创作实践课，加宽学生的知识面，也使学生能了解导师以外其他教授的学术特长。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式比较好，避免了以往导师一人包揽所有专业课的狭窄状态。在实践类的学生中，还出现过导师一学期只和学生见两次面，最后课程考试照样打分的不负责情况，现在此种情况不存在了。在新的教学体制下，导师所开的选修课程，所带的学生可选也可不选。学生自由度增加，而导师不必另外给所带学生开课，主要责任是指导学生的硕士论文。艺术学博士生培养，是在硕士知识点及硕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创新性、尖端课题做深入研究，期望取得创造性成果，完成博士论文，成为某一专题和领域的研究专家。

清华美院的前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84获得首批工艺美术史论博士点，开始培养工艺美术史论方面的博士生，后改为设计艺术学，扩展到工业设计、服装设计、陶瓷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玻璃艺术设计、纤维艺术设计、金属工艺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信息艺术设计等均开始招收博士生，2003年，获得美术学博士点，在绘画系、雕塑系开始招收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雕塑创作与理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艺术史论系招收设计艺术史论、美术史论两个大方向的理论博士生。根据清华规定，只在一级学科门下招收博士生，所以在2011年以前，艺术学为一级学科，美术学、设计艺术学为二级学科时，我们统一在艺术学名下招生，每个导师只标注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2011年学科升级后，清华美院除原有的设计艺术学、美术学二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升为一级学科后，又以艺术史论系教授为主体力量，申报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现用三个一级学科招收博士生。清华美院设计艺术学博士生培养，大多数导师都是结合自己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指导博士生进行艺术设计和研究工作，博士生既有较强的设计实践能力，同时也从事设计理论、设计思潮、设计教育、设计方法的研究，拟定博士论文。清华美院设计学科的博士生在高校和设计研究院所都很受欢迎。美术学一级学科中，主要培养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博士生，导师都是著名画家，如张仃、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等，博士生大都围绕中外现当代美术思潮、创作风格、绘画艺术语言与形式方面进行选题和研究，导师一方面指导博士生进行艺术创作，另一方面指导他们的论文写作，所以美术学博士生的任务相当重，他们的博士论文理论结合创作实际，作品分析及形式把握更准确，论文质量也较高，不少博士论文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公共出版。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篇2

与国内史学研究生的培养一样，美国的史学研究生也有硕士与博士两种学位之分。从训练模式来看，两者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不同的是，在美国，博士训练的过程更长，工作量更大，要求也更高。有人将“Ph.D.”戏称为“PiledhigherandDeeper”（“垒得更高、专得更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就读学位的时间而言，硕士学位一般在两年内可以完成，博士学位的完成则至少需要5－7年，有时甚至更长。与国内的硕博士培养时间相比，美国的史学硕士训练时间至少短一年，而博士训练则要比国内长一倍以上。就训练目的而言，美国的史学硕士学位基本上是一个专业知识的进修学位，强调学生在某一领域内史学知识的积累和熟练，培养学生从事有限规模的史学研究的能力。博士学位以培养大学教师和专业史学家为目标，课程训练时间更长（如从本科直接读博士，一般要选3年的课），外语要求更高（至少两门），选课结束后，要通过资格考试，然后才能开始写论文。理论上，一个史学博士不仅要系统、全面和有深度地了解本专业的知识，了解本领域的前沿研究，还要拥有一个相当广阔的知识面。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具备独立进行原创性史学研究的能力。同是学习美国史，博士生所接受的知识面和研究能力的训练在深度和广度上要非常明显地远远超过硕士生。

史学博士研究生的训练过程包括这样几个过程：（1）申请与录取；（2）课程训练；（3）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4）论文的写作与答辩；（5）获取就业和出版博士论文的机会。严格地说，最后一项不应算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之中，但研究生毕业后能否找到称心如意、学以致用的工作，博士论文能否最终得以出版，出版后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与学生、导师、系和学校都有关系，直接关系到系研究生培训项目的质量和名声。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讨论前面四个过程的内容，并以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为主。

一、申请与录取

在美国申请读史学研究生，手续和过程要比国内简单。除GRE外，无需经过其他形式的全国性考试。选择专业和学校的自由度也比较大，只要不惜报名费，一个人可同时申请多所大学。按时将要求的材料寄达学校，申请过程就算完成。近年来网络的发展更加简化了申请手续。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本科学历的成绩单、硕士学历证书和成绩单、GRE成绩和推荐信（3封）。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人要寄TOEFL成绩。个别学校要求附上写作样本。与国内报考研究生相比，申请材料要多一些，但这些材料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申请人的教育经历、专业基础、综合素质和接受深造的潜力。

申请材料到齐后，先经研究生院初审，合格者转至历史系，由历史系的录取委员会来做录取决定。录取委员会由本系教授轮流组成，其职责是负责阅读每位申请人的材料，逐个讨论，决定一个初步录取的名单。录取决定以集体讨论的方式做出，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如遇有争议的人选，则通过投票来裁决。初步录取名单确定之后，有的学校会邀请申请人到学校面试，然后再做出正式录取的决定。接到录取通知后，申请人有2－4个星期的时间决定是否接受录取。

一个系每年招多少研究生没有硬性的规定，但决不是“多多益善”。除申请人的质量外，录取人数的多少还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本系的教师资源（即本系是否有足够多的称职的教师来指导研究生，或本系是否能够开出足够多的研究生需要上的课）、本系拥有的经济资源（即本系能够提供多少份全额奖学金或助学金，或本系需要多少助教或助研）、系内各专业之间的平衡(即美国史、欧洲国别史、古代史与其他非西方地区和国别史和专题史之间的平衡)、和本校的研究资源（即本校是否能为某一方向的博士论文提供相应的图书资料的支持）等。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市场对史学博士的需求量。研究生的培养与市场需求直接挂钩，这是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明显特征之一。如果博士生毕业后找不到教职，高教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院系在分配资源时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避免造成在校研究生人口的过度积压，减少师资资源的“浪费”。20世纪90年代史学博士的需求一度处于低潮，俄亥俄州议会一举砍掉了该州一批州立大学的史学博士学位项目。

市场因素自然也导致了另外一种现象，即申请到著名大学历史系读研的人数大大增加，使进入这些学校的竞争更加激烈。1999年，我的一位学生对军事史很着迷，立志要进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去做内战史专家JamesMcPherson的博士生。他专程到普林斯顿去了一趟，被告知当年申报该系读美国史博士的有400多人，但该系当年只能录取12人。市场对著名大学历史系的录取优势冲击不大，因为它们拥有一批有名和有影响力的教授，资金雄厚，能为学生提供的较好的研究和资助条件，它们毕业生的就业率相对较高，论文出版率也较高，但正因为如此，这些学校在录取时也格外挑剔，宁缺毋滥，以保证研究生项目的质量和维护学校的名望。

要成功地获得这些学校历史系的录取，申请人除了具备相当好的基础和优势之外，还必须非常用心地准备好申请材料。申请人的个人陈述、本科教育的背景、硕士学历的质量、推荐信等对录取决定都有重要的影响。如何写好个人陈述，并无统一的模式，但必须写得诚实可信，如果所有人在读完之后一致觉得该申请人值得花功夫去培养，这份陈述就算是写得成功的。推荐信的重要并不在于写信人是否大名鼎鼎，而在于信是否写得真实和实在。美国学术界很注重和看重“信誉”（credit），一封例行公事、千篇一律的推荐信不但帮不了申请人什么忙，反而有损写信人在史学同行中的名声。

二、课程训练

史学研究生的训练包括两个阶段：课程训练和写论文。如果是读博士学位的话，写论文之前还要通过一个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关于课程训练时间的长短，各校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来说，如果从本科直接进入博士生项目，要选3年的课才能参加资格考试，如果事先得了史学硕士再来读博士，则可减免一年的课程。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对已有史学硕士学位的博士生在理论上仍然要求3年的课程，但如果学生在第一年的必修课程中表现出色，可减免一年的课程，只需选课两年便可参加资格考试。

研究生的课程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必修课多为基础课，如史学史概览、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与材料等，加上外语，这是所有人都必须选的。选修课则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自由”选择，但需获得指导教授的同意。学生进入研究生院后，系里会事先指定一个导师负责为学生选课提供咨询；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时，学生可根据论文方向选择主要论文导师，但两个导师完全可能由同一人担任。

专业课有3种类型：知识课（lecture）、研究课（seminar）和阅读课（colloquium），授课方式和训练重点不尽一致。知识课以基础知识训练为目的，在题目和范围的定义上很灵活。就美国史而言，有的以讲断代史为主，如殖民地史、美国革命史、内战与重建、二战后的美国史等，也有的以专题为主，如城市史、美国立宪、进步运动、民权运动、内战前的美国思想与文化、美国奴隶制的起源等。授课方式以教授讲课为主，课堂讨论为辅，教材一般包括5－6本专著和十几篇专业期刊论文。知识课在研究生课程训练中占的比重较小，但对打基础非常有用。这种课的最大优点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关于最新研究成果的信息。教授会提供一个详细的阅读书目，将该专题的重要著作分类列出，有助于深入阅读和准备资格考试。上课时，学生可随时举手要求发言，提问题，与教授讨论。

除考试之外，知识课一般还要求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学生必须客观如实地总结所阅读的专著的内容和观点，分析其对史料和方法的运用，以及评论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等。知识课也是研究生有机会观摩著名教授教学的最好机会。至今为止，我对哥大历史系EricMcKitrick和JamesP.Shenton两位教授的讲课记忆犹新。McKitrick总是以提问开始，然后缓缓展开叙述，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无论多么复杂的题目，他都会讲得清楚明了。他的语调永远是和缓的，语言富有凝重的诗意，含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Shenton则截然不同，讲课从来不用讲稿，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激情澎湃，听课的人无不感到是精神上的一种享受。两位教授都已经先后去世，但他们那种令人倾倒的讲课风格却令人终身难忘。

研究课是史学研究生训练的重头课程，其目的是边学边做，培养和训练学生从事史学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研究课人不多，通常在10－12人左右，由教授筛选，有基础者方可进入。在课上，大家围绕一个专题进行阅读、讨论和做研究。课程由教授主持，但主角的是学生，教授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课程开始时，教授会指定一些阅读著作或论文，介绍本专题的史学史，指出哪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或继续处于空白状态等。在进行这种“热身”式阅读和讨论的同时，学生围绕专题提出自己的研究题目，写出选题报告，交由全班讨论。选题经教授批准后，学生便开始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但仍然继续参加阅读和讨论，并将研究和思考带到课堂上来，作为讨论的内容。大家在课上交流研究的心得，分享研究的信息，并相互阅读初稿。论文初稿写成之后，一式两份，一份交教授审读，一份交全班讨论。教授的阅读非常仔细，从立论、观点、材料的质量和使用、写作风格、学术规范、直到拼写错误的改正，一处也不会放过。个别严格的教授还会花时间去查对原文，或请学生出示原文。其他的成员也会作类似的审读或质疑。最后学生综合各方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直到教授满意为止。

研究课可以说是学位论文写作的演习课，它不光训练学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真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学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使用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对研究生后来做学问乃至一生的影响都很大。我在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分别从美国十来所不同的大学得到博士学位，我们所有人在开研究课时，方法、程序和要求非常相似。另外，凡是参加过美国史学界专业会议的人都会注意到，会议的参加者无论是宣读论文还是做评论，他们的学术行为和语言范式相当一致，我想这些与研究生时代受研究课的训练不无关系。

教授虽然不授课，但他的能力与研究课的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在研究课上，一个有经验的教授不光能以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底为学生指点迷津，避免让学生做一些重复或过时的研究，而且还能以伯乐识马的眼力，点出学生研究中的独到和闪光之处，帮助他们将研究课论文变成博士论文的起点。有经验的教授上研究课，组织熟练，讨论自然流动，在讨论进入死胡同时，提出具有启发的问题，使讨论能够起死回生，“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要求教授必须对选定的研究题目、史学史和资料相当熟悉，并且要有很好的语言能力，能够听懂学生的问题，能够做到循循善诱。

阅读课的工作主要是读书和讨论，通过以读和讨论为主的方式来深入研究某一专题。为保证讨论质量，参加的人一般也是限定在10人左右，参加者也要被事先“筛选”。上课前，教授根据主题，给出一个阅读书目，全班每周至少共同阅读一本，或几本书的不同章节。学生在上课前完成阅读，然后到课上来讨论，从著作的内容、观点到写作风格等，各抒己见、品头论足。教授则在讨论中穿针引线，保证讨论有序有效地进行。遇到关键的问题，教授也会加入讨论，亮出自己的观点，学生也不必忌讳与教授观点相左，可以辩论。上这样的课，学生必须做到“有备而来”，不能光带耳朵，不带嘴巴。原则上，大家都要有所贡献，不能只是坐享其成。每次讨论大家轮流担任“首席讨论人”（leadingdiscussant），其任务是综述阅读的要点，提出讨论问题，抛砖引玉。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像在聊天，其实不然，要想在讨论中说出有用有思想的话，事先非得下功夫看书看资料。对外国学生来说，阅读课的讨论是一种挑战，对美国学生来说相对容易，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训练很多。我认为，阅读课对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总结和提炼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特别有帮助。除阅读之外，一般还要写一份综述性的史学史报告。有的教授也会要求学生就某一专题整理出一份专题研究的参考书目，为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做准备。

就我本人来说，课程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我有时甚至觉得在研究课和阅读课上，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和受到的启发多于从教授那里学到的东西。

三、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

课程训练结束后，博士研究生须通过资格考试（也称“综合考试”），才能开始写论文。不同学校对资格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同的规定。有的采用笔试，有的采用口试，有的既要求笔试又要求口试。哥大历史系的资格考试以口试方式进行的。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考试委员会考核学生对四个领域内的知识的熟练程度。考试委员会由4名教授组成，每人主考一个领域。美国史专业研究生的四个领域中必须包括美国史的三个历史时期，即殖民地与美国革命和立宪时期、19世纪时期和20世纪时期。第四个领域可以选美国史以外的历史领域或其他的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考试委员会的成员确定后，每位教授各自向学生提供一份阅读书目，主要是本领域的经典和重要著作。每位教授给的书目的长度不同，但每一领域大约要读100部著作左右，这样四个领域加起来一共要读400本书，另加一定数量的期刊论文。每个领域内可重点准备四个专题的阅读。譬如，在19世纪美国史领域内，我当时选的4个专题是：立宪与政党政治的兴起、内战与重建、工业化及其后果、19世纪的移民运动与政策。教授一般会尊重学生的选择，但前提是学生必须熟悉该领域内所有重要的历史发展和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当然，没有谁能够滴水不漏地记住每一本书的内容，但到考试时至少要做到了解每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熟悉重要的历史发展。知识课和阅读课的优势在此刻就尽现出来了。考试前，同学之间自发组织阅读小组，交换和对照阅读笔记，以防出现大的“漏读”和“误读”。

考试的时候，四位教授轮流分别提问，每人半小时左右。问题五花八门，无章可循。有的要求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解释，有的要求评论史学流派，有的则要求说明非常具体的历史细节。我在口试时，主考殖民地时期史的AldenVaughan教授要我列举至少两名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清教徒之间起承前启后作用的思想人物的名字，并比较他们的神学观。EricFoner教授刚刚出版了《重建》（Reconstruction:America’sUnfinishedRevolution,1863-1877）一书，却要我评价重建宪政的得失。教授们基本上是抽问，并不断转换话题，表面上让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实际上只要临阵不乱，沉着应答，一般都不会有问题。遇到的确不知道的问题，就说“不知道”，不要不懂装懂，弄巧成拙。考试结束后，学生被“请出”考场，教授们闭门讨论20分钟，然后宣布结果。通过考试者被授予M.Phil.学位（哲学硕士），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Ph.D.candidate），俗称“ABD”(allbutdissertation)，即距获得博士学位“万事俱备，只欠论文”了。失败者可有一次重考的机会，如再失败，则以获得M.A.学位（文学硕士）终止在哥大历史系的学习。

采用笔试的学校，也是事先规定几个领域，由教授给出几个题目进行准备。围绕这几个题目，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考试通常是几个领域集中在一个星期或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学生就教授给出的题目现场写作。写作完成后，不同领域的教授分别评卷，然后综合分数。有的学校还将一部分题目用作口试，有的则是在笔试的基础上，进行口试，让学生继续阐述某些在笔试中未有机会讲清楚的问题。无论那种方式，考前如临大敌，草木皆兵，考后如释重负，宁静致远，则像是大家共有的感觉。

四、论文的写作

资格考试是对研究生专业基础知识的一种抽查考试，两个小时显然不可能问遍所有的文题，但这个长达一年的准备过程很重要，它迫使人去读书，写读书笔记，扩大知识面，实际上为写论文作了铺垫。进入写论文阶段后，学生便开始进行独立的史学研究和写作，导师所起的更多的是一个指导、咨询、检查和把关的作用。写论文过程中的基本工作－－从题目的构思、现有成果的检索，材料的收集、观点的提出、一直到最后的写作－－都是由学生独立完成。硕士论文一般100－150页，研究题目比较细小，需要使用原始材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可以完成。博士论文的要求则比较严格，长度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应该在250页以上（我自己的论文最终写了538页）。长度并不是最要紧的，关键是题目一定要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思路和观点要有新意，方法和材料也要有所突破，最重要的是论文必须有原创性，要能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或修正现有研究的错误。

写论文也有几个阶段，先是提出论文题目报告，然后是收集材料和写作，最后是修改与答辩。论文题目报告必须阐述题目，列举和评论现存的同类研究的不足，还要说明论文的构思、研究方法、章节安排、材料来源等。报告提出后，还要进行一次答辩，经选题委员会（由本专业内的教授组成）同意后，才可向系里和美国历史学会的“博士论文题目摘要”（DissertationAbstracts）注册，正式开始研究。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很费神，对史学研究生尤其如此。光是评读现存研究一项就要占去至少半年时间，因为你不能重复别人已经作过的研究，如果有相关的研究存在，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去读并加以讨论，而不能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审题的教授都是专家，决不会允许这种有意无意的“疏漏”。

论文选题是否得当与能否顺利完成论文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选题要考虑这样的因素：重要性（即考虑所选的题目是否能对本领域有独到的学术贡献，是否值得花几年的时间来做）、可行性（即在现有的时间、经费、资料资源和个人能力限制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论文）、出版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这项研究最终可以达到出版的水平）。

除论文题目之外，学生在写论文阶段要做的第二个关键性决定是选择论文导师。能得到名师的指导自然好，但关键是专业要对口和导师要有责任心。如果一篇冷战史的博士论文由一个教殖民地史的教授来指导，其论文水平要大打折扣。这种事情也不太可能发生。在美国史学界，论文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长久的特殊关系。学生不仅在选题和写作论文时需要导师的指导，在争取研究基金、谋职、出版以及得到教职后晋升等方面也需要导师的长期支持。所以，对于学生和导师来说，这种关系的建立是一种非常慎重的选择和决定，必须带有强烈的信誉感和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学生的研究事业往往成为导师学术生涯的一部分。如果仔细阅读美国历史学家的第一本专著（多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特殊关系的重要和深厚。

我的感觉是，美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与英国和国内采用的导师制是有区别的。据我的观察，英式和国内的导师制强调“一对一”的指导方式，教授通过手把手的“传帮带”，按自己的水平和学术标准，对每个由自己精选的学生进行精雕细刻，而学生也有大量的机会和时间聆听导师的教诲，按教授的期望和建议来写作论文。美国的导师制有些“批量生产”的味道，一个教授同时指导同一级和同一班的数名研究生是经常的现象，学生与导师的见面都是提前预约，而非随心所欲，想谈多久就谈多久。因为导师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有限，学生必须具备高度的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事事指望老师的帮助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著名大学将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门槛设定得很高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种体制下，同学之间反而有可能形成一个非正式学者同盟，既相互竞争(同一专业的人尤其如此)，又相互提携。我离开丹佛到纽约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当初介绍我到美国留学的RobertD.RichardsonJr.教授送我几句格言式的话，其中一句是：“Makefriendsamongyourpeersbecausetheyaregoingto

beyourcolleaguesfortherestofyourcareer”(在你的同学中结交朋友，因为他们将是伴随你学术生涯的同事)。我后来的感觉正是如此。

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最大挑战有两项，一是资料的收集，二是研究经费的筹集。美国各校的图书馆专业服务的水平很高，主要大学的图书馆本身就是重要的资料储存地，馆际互借也会找到本校没有的书籍，但这些仍然无法取代必要的档案研究。美国史的研究如此，非美国史领域的研究更是如此。所以，落实和寻找资料非常重要。研究课的训练在这种时候会派上用场。

研究资金的筹集则更具有挑战性。一般来说，有三种获取研究基金的途径：一是争取本系和本校的论文研究基金，在这方面，资源充足的学校显然有优势；二是向校外的基金会、史学界专业组织或著名的图书馆等申请。这两种情况都是纯基金，即除了将钱用于论文研究，不含其他义务。第三种方式是从本系获得做助教、助研或开课的机会，一边上课，一边进行自己的研究。还有的人可能连在本校教书的机会也没有，则只能去找其他的工作。在后两种情况下写论文，时间上会很紧张，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和有效地利用时间，非常辛苦。许多人迟迟不能完成论文乃至最终放弃，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八小时工作之后所剩下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以整体性和连续性的方式进行资料研究。我的一位同学用了12年的时间才拿到博士学位。写论文时，他在一家社区大学兼职，繁重的教学占去了所有的时间，写作与研究一拖再拖。这种情形在哥大已经开始得到改正，一方面校方尽量为学生提供研究基金，一方面也规定博士学位的学习时间一般不得超过7年。

论文初稿写出后，分章交给导师阅读评审。导师的审读因人而异，严格的导师看得很仔细，主要从史料、观点、结构等方面提出意见。这个时期的写作专业性比较强，也非常规范，如果学生交上来的初稿有拼写错误、引用不规范等问题，导师是会非常吃惊的，甚至怀疑你是怎么通过研究课的。导师读完初稿后，提出修改建议。导师看过修改稿并同意答辩后，论文初稿才可分发给答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哥大历史系，答辩委员会由5人组成，3名（包括导师在内）来自本系，其余2人来自外系，如果来自外校，需经系里同意。我的论文讨论重建时期的黑人选举权问题，答辩委员会除历史系的3名教授外，还必须分别从法学院和政治学系请两位专家。论文初稿提前一个月送交到各位教授手中，给他们充裕的时间阅读。答辩时，在答辩人扼要综述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成果之后，委员会的每位教授每人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导师不提问，只作简单介绍。教授的提问基本上集中在论文的方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论文观点的说服力等方面。有的时候，答辩人也会被要求对论文的某些观点、章节和历史细节的处理作出说明。在有的情况下，委员会也会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论点提出强烈的质疑，此刻，答辩人必须坚定地“defend”(捍卫)自己的研究(即为自己的研究辩护)，导师在这个时候，也会助一臂之力，帮助学生解围。如果一篇论文是基于扎实的研究之上，具有独创性，是学生多年研究的结果，答辩人一般都会胸有成竹，参加答辩的教授也会立即意识到这一点。教授虽然都是专家，但他们本人对答辩论文的题目不一定做过如此精细和专门的研究，所以，对他们来说，答辩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博士论文不仅代表了博士生专业训练的最高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各个具体的史学领域发展的最新水平和趋势(因为博士论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成果，而不是对前人和他人研究的一种机械式的总结或重复)，答辩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确认这个本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不仅的确是“最新的”，而且其产生的过程也是严格而忠实地遵循了本领域通行的学术规范的(无论本领域内其他人是否接受论文的观点，但他们至少要认可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是合格的)。对博士学位候选人来说，答辩基本上是一种与同行之间的愉快的专业交流，完全没有考资格考试时的紧张，但这并不意味着答辩只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答辩结束后，学生仍然要离开考场，在外面等待教授们的商议，然后被当面告知是否通过。如通过，委员会的教授会以“某某博士”相称，以示祝贺。如答辩失败，答辩人则需根据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论文，再次答辩。答辩成功的论文将列入全国博士论文资料库，并由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每年一度出版的“美国和加拿大历史系和历史学组织指南”(DirectoryofHistoryDepartmentsand

OrganizationsintheUnitedStatesandCanada)公诸于众。

五、观察与感受

总结而言，我对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和方式有如下一些观察和感受。遗憾的是，近年来我虽然年年回国教学，与史学同行和研究生（尤其是美国史专业的）有频繁的接触，但对国内史学研究生培养的细节仍然知之甚少，在此无法做一个客观和准确的比较。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虽然比较长，但训练很扎实。无论是读博士还是硕士，都必须选够相当数量的基本课程，否则不能参加资格考试或得到学位。在知识结构上，还是很注意广度和深度的平衡。就我所知，美国史专业的博士生毕业后，教专题史、通史都不是太大的问题。相对中国的史学博士训练过程，美国的博士学位时间太长，美国博士生刚刚完成课程训练时，同时开始的中国史学博士生已经拿到了学位。

其次，美国大学很注重史学史的训练（也许在美国史领域尤其如此）。从知识课、研究课到阅读课，无一不包含史学史的内容。论文写作的一个起码内容也是评价和分析史学史。这个训练过程非常突出。学生不仅要读史学著作，而且还要了解著作的写作动机、写作背景、方法和观点的流派归属、与其他同类研究的关系等。这种情形与美国史学繁荣、流派多，偏重解释等不无关系，但过分地强调史学史的训练往往带来对史学研究的生硬划线，阻碍人们利用积极的态度，观察不同史学流派的共同之处。

第三，美国史学研究生的训练注意对学生的专业素质进行培养。除前面提到的史学史训练之外，专业素质还包括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和技巧，按学术规范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能力，对专业学术规范的维护和遵守等。在前不久国内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讨论中，美国史学界使用的《芝加哥手册》（TheChicagoManualofStyle）被频频提及。《芝加哥手册》（或它的简写本KateL.Turabian,AManualforWriters

ofTermPapers,Theses,andDissertations）是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写作时人人必备的案头工具书之一。它其实是一本学术规范手册，本科生写作业、研究生写论文、教授写专著，都是以此为准。这种学术规范的训练从本科生开始（史学专业的本科生都必须选史学材料与方法的课），在研究生阶段又再度强化，一直到博士论文的写作，久而久之，就形成为一种习惯了。

与之相关的是，美国研究生专业课的写作练习非常多，而且很密集，写作训练也是对学术规范使用的强化。教授在评判作业时，也将对学术规范的遵守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分内容。我觉得，美国大学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对学术剽窃的严厉惩罚，与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有密切的关系。即便如此，美国学术界和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也没有能够完全杜绝剽窃（实际上，随着网络的发展，本科生的剽窃更加猖狂），但是在读研究生时，教授最忌讳的就是出现剽窃。肆无忌惮的剽窃一旦被发现，学生将无法得到学位，也很难谋得大学的教职，他在教授和同学面前的所有信誉都将丧失殆尽。

第四，美国研究生训练注重强调以讨论为主，整个学术气氛相对开放，因为教授来自不同的大学和具有不同的背景，在意识形态、研究方式、史学解释、为师风格上给学生一种多元化的感觉，对开拓思路非常有用。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像国内那样亲密和亲近，但它是一种很专业的关系，较少个人因素的纠缠，表面上公事公办，但在讨论问题时，往往能够做到平等对话。毫无疑问，美国教授之间也有政治斗争，学生也有可能成为教授政治的牺牲品，但绝大多数教授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

我感到，教授的专业素质对美国史学研究生的培养有很关键的作用。教授的工作质量一方面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来体现，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通过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来体现。专业素质也包含了“敬业精神”，如果是2小时的课，决不能只上90分钟；让学生准时交作业，教授必须准时在规定的时间内评改作业；如果因事缺了课，必须抽时间补上；如果自己的研究使用了学生(论文和作业)的研究成果，一定要公开如实地予以承认；如果自己的研究需要学生的帮助，一定事先做好补偿学生劳动的安排。专业素质的养成一方面是长期的训练和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与美国大学的管理体制有关系(这个问题需专文讨论，在此不展开)。我在北大教课时曾经说过，一所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美国大学都有两条生命线：一是教授的质量，二是教学的质量。我觉得这个说法同样适合于描述美国最好的史学研究生项目。

第五，美国研究生教育注重对新研究成果的跟踪。这个工作一方面通过教授的讲课来进行，一方面通过博士论文来体现。前沿研究转化为研究生教材几乎不存在时间差，转化为大学教材要慢一些，需要几年的时间。但与此同时，过快的跟踪也有赶时髦之弊病，而且有的时候会给学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写作造成不适当的压力，迫使学生去不切实际地“创新”，忽略了对基本知识的重视。此外，新成果的层出不穷，又导致了新出版的专业著作的平均阅读和使用寿命越来越短，随着电子资源的发展和图书馆的经费转向，博士论文的出版难度也越来越大，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无法得以出版，新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因为难以转化为教材而十分有限。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篇3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开启与发展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4－1998年间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初步发展、重点建设时期。1984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研究生，开启了中国自主培养最高级别的新闻专业人才的新时期，中国新闻教育体系也趋于完备。这一时期，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引入，推动了中国新闻学人对新闻学学科的内省和反思。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与范畴成为新闻学的入门知识点，博士研究生培养也以新闻学和传播学为两大培养方向。这一时期不仅仅是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填补空白，初步发展，也是中国新闻学学科自证、学术路径自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博士生培养，一方面是新闻教育体系的完备，另外一方面开始了依靠学科自身发展来解决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索之路，所以培养的焦点都是围绕着新闻史、新闻理论开展的。第一个在我国本土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的童兵先生，其博士论文便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研究》为题，“对拓宽和深化马克思理论研究，填补新闻学研究的空白，具有开拓和创新的意义”［1］。第二阶段是1999－2010年间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呈现跃进式发展，布局由点及面时期。200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还只有博士授权点8个，到2010年底则已发展成15个。在布局上，尽管还只是集中在少数高校，但是已开始从北京、上海等学术高地向中部地区扩展，也从以人文学科为主导的院校向综合类高校推进。在开放办学方面，同与国外新闻学院广泛交流的硕士培养相比，博士研究生的国内外联合培养模式还在探索中，仅有少数高校开展。也是在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学博士生不会写消息的争论开始出现，而争论的根源在于博士生规模虽然扩大了但并未形成明确的培养模式和方向。此时的博士生教育还未与新闻学的学术探索直接挂钩，仍然非常看重新闻实务。第三阶段是2010年以来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生培养逐步细化和扩展，呈现多点覆盖的时期。在培养模式上，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开始倾向多学科的知识积淀和学术训练方法，不仅借助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学科，还借助自然科学的学术范式和思维方式，尤其新媒体发展迫切需要的大数据处理和分析上的研究方法；在培养规模上，呈现层次性的稳定推进。2010年全国新闻传播学（不含南京政治学院和交叉学科、挂靠学科）博士研究生共招录215人，2015年增长为280人，至2017年则发展为303人（数据来源于2016－2018年《中国新闻教育年鉴》）。在学科设置和研究方向上开始细化，更加丰富和多元。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例，2010年尚未有明确的专业研究方向，到2019年已经有新闻与传播历史及理论研究、全球传播研究、广播影视传播研究、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新媒体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媒介批评等八个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的多元化，一方面是新闻学科对快速发展的媒介现实做出的调整和适应，另一方面，也用实际发展情况回应了2005年的那次争论：那就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在不断配合媒介实践、适应媒介发展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坚定了博士生培养的学术导向。

二、学术化视阈下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现状和问题

（一）招生上以“申请—审核”制为主，传统考试和硕博连读为辅。当前，新闻传播学博士招生模式上普遍采用硕博连读和直接招收两种方式。其中硕博连读方式中，不论是于在读硕士中选拔较优秀者攻读博士学位，还是招考时即明确以硕博连读方式攻读博士学位，都侧重对学科基础知识的考察。在直接招收攻读博士方面，注重学术能力和学术积累的“申请—审核”制渐成重心。“申请—审核”模式是国际上博士生招生的通用方式。不同于传统的“笔试＋复试”录取模式，该模式由招生单位对递交入学申请博士学位的学生进行筛选，合格者接受能力测试，拟通过这种方法，选拔出科研能力强而不是应试能力强的考生。至2019年，已有多家高校开始施行“申请—审核”制。清华大学早于2016年全面推行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制，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于2019年全部以“申请—审核”制方式选拔新闻学博士研究生。不仅有上述老牌博士点，也有刚加入新闻学博士教育的安徽大学等高校。不同的是有些院校是全面实行，有的是部分实行。从目前的发展态势预测，“申请—审核”制会逐步成为各大院校博士招生的主要方式。但如何协调“申请—审核”模式与传统的笔试＋复试模式之间的关系，如何规范“申请—审核”制中的人为主观因素，保证选拔标准的客观公正等，还需进一步研讨。（二）培养上探索以硕士生培养“双轨制”为基础的博士生教育模式。新闻传播学硕士教育的双轨制，是指将硕士生培养分为学术导向和应用导向两类，既坚持传统的学术性主导，也满足媒介实践对有一定特殊技能的新闻人才的需求，体现了新闻学学科的注重实践又注重理论的发展导向。专硕和学硕并行标志着中国新闻教育的两个方向———媒介实践和学术研究开始明确分化开来。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双轨制”，直接影响了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教育，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博士招生提供了丰富的生源。二是学术性硕士的产生，尤其是硕博连读模式，延长了博士研究的学术周期，使得新闻博士培养更加学术化和专门化。三是助推学生在硕士期间就有明确的学术方向的概念，为整个新闻教育体制的分野，和整个学科的学术化，奠定了人才基础。这种学术导向延伸到博士培养期间，学术要求更加严格，学术规范更严谨。不仅表现在发表一定质量的论文、开题等，还表现在对整个学习过程学术能力的考察和审核。但是这种分野只是理想化的，实际上目前而言两者的培养模式并没有太多实质性区别，导致培养结果的区别也不明显。大部分学术型硕士毕业之后并没有攻读博士学位继续开展学术研究，而是立即从事新闻实践，而专业型硕士中也有少部分从事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活动。（三）学科设置上坚持对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的学术化关注。学术化导向并非忽视媒介实践，而是关注媒介实践的学术化，从学术角度审视、考察、分析媒介实践。这体现在：一是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不断借助外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和内涵。因此在培养中尤其重视交叉学科的学术背景的新闻学博士的培养。“新闻学和传播学本来就是综合性非常强的科学，因此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培养博士生，是拓展阶段的必然趋势”［2］。基于这个判断，很多高校设置交叉学科的博士点，以培养多学科背景、多元分析方法的跨学科博士生。不仅有文史哲，也有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甚至计算机、城市设计与规划等以前看来相关性较弱的学科。强化交叉学科的学科背景有助于借力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丰富新闻学的研究，也有助于在借鉴中推动新闻学科的发展，而最直观的呈现就是在交叉学科基础上诞生了很多全新的专业和培养方向。二是新闻学博士生培养不断丰富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理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展开对新闻实践新兴领域的研究。首先在专业分类上，大部分新闻学博士点都有与媒介新兴领域相关的专业设置。如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跨文化传播学数字媒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全球传播、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全球化与传播、品牌传播、影视文化与产业、节庆文化与新闻传播研究、媒体与社会变迁等等。其次在实际的培养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关注焦点与新兴领域的高密合度。以近几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例，内容从传统较多关注新闻理论、新闻史，发展为几乎囊括与新闻学、传播学相关的新型的传媒业态、传播景象和社会事件的大部分议题。如在跨文化传播、虚拟社区、社会治理、汉传佛教、数据新闻、景观社会、网络段子、口语表达等相关议题。然而，过于宽广的交叉界面，以及所交叉学科自身发展的细分，学科体系学术性不足等，也导致培养中产生了研究方向不明、研究深度不够，对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掌握能力不足等问题，或者尽管同为新闻传播学科范畴，却出现了各自为阵、互不相通的研究方向。这些问题的产生，也很容易使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教育重新产生应用性与学术性之争。（四）培养目标上坚持以教学科研类学术化就业为主。目前，我国高校对新闻传播类博士生毕业要求仍然以学位论文和为衡量指标，未有以媒介实践作为毕业必备条件的培养单位。从培养对象的目标就业来看，博士学位及博士就读期间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经历是个分界线，它决定了目前新闻教育中，不同阶段毕业生能否从事教学科研类学术性就业。总体而言，新闻学博士生毕业多是以教学科研类为主。以2016年为例（见图1），该年度273名新闻学方向博士毕业生中高校去向的占59％，科研单位去向的占2％，这两项明确以科研和教学为指向的已超过六成。此外，4％的境外去向中也多是学校或科研机构。剩余35％中，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公司共占据的16％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研究工作，如各级政府政策研究室、企业的研发中心等等。真正选择媒体工作的只有20人，这其中尚有一些是媒体的研究室［3］。总体来看，学术导向在就业中影响显著。博士毕业之后继续新闻学方面的相关研究绝对比值非常高，大多数毕业生去向都以新闻教育和学术科研为主。图1　2016年新闻学博士毕业去向统计图这种学术偏向的就业诉求，导致博士生在培养期间为了达到应聘单位的论文和项目的条件，大多从事的是非常纯粹的传统的新闻学知识的科研活动，对新知识接受能力不强，且缺乏对现实的关注度。尤其是以教学为主要就业目标的博士生，对新闻学基础理论、新闻基本知识的框架非常看重，导致对新兴理论、新兴研究方法关注度不够。

三、学术化诉求下新时代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的图景与路向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篇4

建国于公元1776年的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0多年后即成为世界首强，首功当归因于美国的开国精英们制定了一部顺应法治规律、适合美国国情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及在此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我有幸生活在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开始从人治向法治迈进的“盛世”。“法治”已不再是仁人志士的梦想，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是中国21世纪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法治正在由于我们每个公民的不懈努力，而变为可触可摸的实实在在的具体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奉法者强则国强”。两千多年前韩非子揭示的这一深刻道理，正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成为现实。而我决心做这千千万万个“奉法者”中的一员，将毕生精力贡献于探索中国的行政法治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回顾自己近20年来探索行政法治的漫漫历程，深感其间既充满了努力耕耘的艰辛，又洋溢着春华秋实的甘甜。

一、开启思想的心智

我于1958年7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干部和教师家庭。据县志记载，舒城在周武王克纣后即被立为舒国，战国时代灭于楚。汉高祖四年（公元前574年）初置舒县，翌年别置龙舒县，唐开元23年（公元735年）置舒城县，沿续至今。舒城自古以来虽未必英雄辈出，却也不乏人杰俊才。最著名的当数三国周瑜，有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为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其文韬武略、风流倜傥的青年英才形象，跃然纸上。近代以来，舒城在教育文化上与邻县桐城一样，尊师重教的传统十分深厚。可能正是得益于这一传统，当我6岁时，因不在父母身边，就自己搬着凳子，从寄养的乡下舅奶家到二里外的村小学报名上学了。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嗜书如命。如果不是1975—1977年在本县山区插队劳动两年，我的眼睛和身体说不定会严重受损于读书。或许有这个原因，我至今对曾插队两年的山村仍有一种怀念之情。

我虽然爱读书，但与生长在那个极“左”年代的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既没有读到太多的好书，也没有真正读通书。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思想和行动带有当时极“左”年代的鲜明印记。记得我插队到山村不久，一些农民在议论年代饿死了很多人。我当时一听就大为愤怒，斥为谬论，以致双方差点动起手来。可后来才知道，我自己就差点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有一件事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是1976年9月9日，当我正扛着红旗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时，突然听到广播里播出主席逝世的讣告，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下意识地长时间盯着太阳，看太阳有没有陨落和变色。因为在人生的最初18年里，我是听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的歌声长大的。红太阳已经成了的化身。太阳怎么会陨落呢？怎么会去世呢？这是我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一个伟人去世了，又一个伟人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一个时代结束了，又一个中华民族的“盛世”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了。我们这一代或许命运注定将要承受不同时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不同时代价值观的猛烈撞击，以及不同时代人生道路的曲折多变。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在这里没有说“必先变其观念”，我也不敢说我们这一代是“天将降大任”的一代。但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这一代是在两个时代断层的挤压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勤奋、坚韧、勇于追求真理、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品格主调。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这一点。那是我插队山村一年后的一个冬天。漫天飞雪下得有半尺多深，大干工地领导要我回县城买雷管急用。我上午冒雪骑自行车走了约30公里的山路到县城，下午又不顾父母的坚决劝阻，用自行车驮着两箱雷管回工地。山路崎岖，天寒地冻，回到工地已近半夜。如果当时连人带车摔倒，很可能会炸得粉身碎骨。但我坚信，我们这一代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决不会有半点退缩。

应当说，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之一，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今天看来，恢复高考显然是我们国家在结束后恢复秩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第一个重要信号，是小平同志1977年重新工作后从全局着眼、从局部入手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在当时，我不仅对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所知甚少，就是对高考的科目、大学的名称也懵然无知。由于我在中学和插队农村就一直喜欢舞文弄墨，加之当时正是全民文学热，所以就理所当然地将非常热门的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至于考哪一所大学，则根本没有太多的选择，我当时就没有看到过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的招生简章，于是安徽大学中文系自然成了我的首选。我至今仍常常觉得奇怪：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并不出类拔萃。在我的中学同学中，不乏智力和成绩优秀于我的，但却大部分都在那次竞争激烈、百里挑一的高考中落选了，而我则作为幸运者于1977年底考进了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戏剧性和决定性的。当我在舒城山区的农场种地、养猪场养猪、茶厂当会计、大干工地当土记者，每天挣二毛五分钱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读书，远离了现代文明。有一次，我被大队派到公社学兽医，本应当学一个月，但我只学了一天就实在坐不下去了。当时我想，这一辈子看来与上学无缘了。可谁想到，事隔一年之后，我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竟然一读就读了十年。人事的难以逆料竟至如斯。

1978至1982年四年的大学教育，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的关键时期，也恰值我们国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我象干燥的海绵浸入水池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象从洪荒时代进入文明社会一样，对新思想从排斥、怀疑，到思考、吸纳。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十分痛苦的，但又是不可抗拒的。我如同一粒迷茫的水珠，被思想解放的大潮推涌着、裹挟着前行，终于逐步融入了这股推枯拉朽的大潮。思想解放需要厚实的知识基础的支撑。我当时在77级同学中属年龄最小之列，与年龄最大的同学相差11岁，故心无旁骛，一心读书。整个大学四年，我每天早晨5：30起床，晚上11：30休息，几乎没有例外，连农历大年初一也要早起

读外语。在刻苦读书之余，我强身健体，并学习洗了四年冷水浴，数九寒冬也咬牙坚持，以锻炼自己的意志。通过四年艰辛的学习和锻炼，我的思想观念、知识体系、思维方法、乃至身体素质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位卑未敢忘忧国”。置身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使我时常产生一种冲动，萌发一种激情，渴望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贡献于这个时代，贡献于变法图强的国家和民族。随着对文学的深入了解和对法学的初步接触，我越来越觉得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比较间接；而我形象思维偏弱、抽象思维较强的特点，又进一步增强了我对法学的兴趣。恰在此时，安徽大学法律系陈安明老教授要在全国首次招收2名行政法硕士研究生，于是便促成了我弃文从法、报考行政法硕士研究生的举动。此举当时在同学中颇具争议，因为那时文学的热度仍然要高于法学的热度。但我没有丝毫犹豫和彷徨。作为文学专业学习的结束和法学专业学习的开始，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择了《以慈悲调剂公道-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戏剧冲突的性质》为题。该毕业论文反映了我当时赞成莎士比亚朴素的法治观：以慈悲调剂公道；也反映了我弃文从法之前对文学的留恋和对法学的期盼：欲以文学之慈悲调剂法律之公道。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儿子朱陈教授在该论文上批了几个大字：“这篇毕业论文只能给予优秀”，从而为我的文学生涯划了一个肯定的句号。

二、步入治学的生涯

从文学步入法学，成为全国首届行政法硕士研究生，是我求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一次重大选择。1982年初，法学尚不兴旺，行政法更属“冷学”：没有行政法学教师，没有行政法教科书，没有研究行政法的文章、书籍，社会对行政法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硕士导师陈安明教授①，毅然在全国率先招收第一届行政法硕士研究生，实属有很远大的眼光。陈老先生为人宽容谦和，为学一丝不苟，人品学问，皆为楷模。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我似有一种事半功倍、触类旁通的感觉。虽然既要学习法学的基础课程，又要学习行政法的专业课程，还要撰写硕士毕业论文，但我并未感到窘迫和紧张，相反颇觉得游刃有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四年的中文毕竟没有白学。或许，这正是美国大学的法学本科专业需其他专业本科毕业后才能学习的理由所在吧。

虽然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也发了五六篇文章，但撰写硕士毕业论文是对我行政法研究能力的第一次全面检验。当时，行政法与行政学的分野还不清晰，行政法的法学属性还不强，可供参考的国内外行政法著作、书籍、文章都很有限；因此，确定什么选题就花去我很多思考。由于学术界刚开始研究国家公务员制度，经反复斟酌，我确定以《我国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主要力图解决以公正考核来选拔和激励行政工作人员的问题。这是国内第一篇从行政法角度全面探讨我国现行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的长篇论文，①对以后国家人事部起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考核一章有一定参考价值。虽然今天看来，由于当时考核法律制度很不健全，该论文的法学性还不强；但在当时，我已经做了最大努力来增强它的行政法属性，减少它的行政学属性。

撰写硕士论文整理了我的思维，训练了我的文笔，使我以后能够比较从容地把握行政法学论文的撰写。1985—1987任教于安徽大学法律系的最初3年，我在繁重的教学之余，仍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杂志发表了约24篇行政法学论文，这在当时也算成果颇丰了。

1987年底，我第一次走出国门，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置身美国发达的物质文明社会，面对美国纷繁复杂的法律制度，我既感受到了浓厚的异国风情，又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我觉得自己的眼界豁然开朗，第一次有了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思考了很多以前没有想过或没有想透的问题。

在美国的半年时间里，我向美国学生介绍中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同时利用各种时间学习美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但每当夜深人静，我脑海里就开始了去与留的交锋与决择，就象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的决择一样沉重。虽然赴美国之前，我也像当时大部分青年学者一样，准备留在美国读博士，甚至希望定居美国。但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过多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使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总是承受着太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人生价值在中国。即使在美国能够事业有成，生活富裕，但我很难直接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我的祖国和民族，我的精神世界也因此永远不可能十分充实。主意一旦拿定，我当即按期回国。

应当说，经过自己反复思考和比较所确定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以后，我虽然数度去美国，并考察访问过10多个国家，但从来没有再萌发过移居国外的念头。当我1988年在美国看到抽油烟机还刚刚开始流行，很多华人教授还相互介绍，而数年后抽油烟机就走进了中国城市的每个居民家庭时；当我看到1998年我驻德国柏林市中心的一个五星级饭店，服务小姐竟将我登记的北京居民身份写为日本国籍，而2000年我再度去柏林，一般商店的服务员都能用中文喊“您好”时；我情不自禁地为祖国的日益富强和更加开放而自豪，我也为自己在这一进程中奉献了微薄之力而骄傲。

1989年和1990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相继颁布，这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开始进入重视司法审查和行政救济的新阶段，保障公民权和监督行政权逐步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主编了《行政复议概论》，参与主编了《行政诉讼法教程》和《行政诉讼法实用教程》。《行政复议概论》是国内第一本全面探讨行政复议制度的著作，为此获得安徽省第二届（1985—1992）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从安徽大学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研究生，是我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二次重大选择。90年代初，以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为契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快速发展已初露端倪。“春江水暖鸭先知”。虽然当时还是全民经商热，但作为一名改革开放以后较早涉足行政法学领域的青年学者，我较为敏锐地察觉行政法学已开始从“冷学”向“显学”发展。我渴望进一步深造，渴望在更高层次上献身于国家的行政法制建设。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1990年初，当我到北京出差专程去北大拜访老朋友时，偶然得知肖蔚云、罗豪才教授将招收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研究生。当时报名期限已过，离考试只有10天左右的时间。在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老师的关照下，我当即补办了报名手续，并于1990年9月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北大是著名学者的摇篮，思想文化的蓄水池，东西方学术交流的交汇点和中转站。在北大师从肖蔚云、罗豪才教授学习的三年，是我思想观念、学术水平、乃至人格修养获得极大提升的三年。肖蔚云教授是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对我国《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作出了重要贡献。肖老师人品古朴方正，治学精深严谨，为人、为学对我影响至深。罗豪才教授是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对我国新时期行政法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罗老师学术功底深厚，学术思想深刻，对中西方行政法学的发展大势有精深的思考和准确的把握，对不同学术思想和各种学术批评能兼容并包、虚心采纳，其虚怀若谷、执著学术、广开言路、提携后学的宗师风范，在学界有口皆碑。

我国行政法的快速发展，要求有新的行政法学理论适时作出总结和予以支撑。这是一个需要新理论而且实际产生了新理论的时代。从80年代中期以后，罗豪才教授一直在思考，我国行政法是应当以当时中国和苏联实际存在的“管理论”（重心在于管理公民和法人）为理论基础，还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控权论”（重心在于控制行政权）为理论基础，亦或在中国社会变革和行政法治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的基础理论。到90年代初，创立一种新理论的条件已渐臻成熟。罗豪才教授在一次次的思考中，一次次的讲课中，一次次的思想碰撞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当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平衡论”（重心在于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崭新观点。

我成为罗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后，有幸与另一位硕士生追随、参与罗老师第一次将“平衡论”理论和盘托出，在《中国法学》首次发表了《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①的长篇论文。“平衡论”提出以后，经过不断充实和完善，“很快成为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内引起广泛反响、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学说”②，其影响波及到整个法学界和行政学界。③平衡理论既根植于当时我国的行政法制实践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同时其基本理念又进一步融入我国其后制定的《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立法法》的立法精神。

追随、协助罗豪才老师创立“平衡论”学说，既对我以后的行政法教学、研究和实务工作教益极深，也对我1992年开始构思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着手调研起草《行政处罚法》，我参与了调研起草工作，并因此确定以行政处罚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当时，专门论述行政处罚的法学著作寥若晨星，人们对行政处罚问题还不十分重视。在此情况下，我研究行政处罚的确面临着很多困难，而首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构建本书的基本框架，使其既有鲜明、深刻的理论主线，不陷于分散、琐碎的法律规定不能自拔，又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行政处罚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看法。

在反复分析比较之后，我决定不面面俱到地论述行政处罚的各项具体制度，而是以平衡理论为主线，大处着笔揭示贯穿行政处罚创设、实施和救济全过程之中的一般规律，总结隐藏于纷繁复杂的行政处罚现象之后的基本原理。在结构上，我采取以行政处罚贯穿立法、执法、救济三个环节为经，以行政处罚反映行政处罚权与公民权的冲突和平衡为纬的方法，共将全文分为导论、上篇、中篇、下篇、结论五大部分。①与这一结构相适应，我将论文题目最后确定为《论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②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是一个思维不断梳理，思想不断深化，灵感之火不断燃烧又不断熄灭的“思想探险”过程；也是一个时而充满激情，时而充满痛苦，极富挑战性又极富杀伤力的“生命体验”过程。在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理论主线和结构时，我常常朝思暮想，夜不能寐，有时山穷水尽，有时又柳暗花明；经常晚上为一个创新的思想火花而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早晨醒来又觉得全无新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有经过艰苦的“思想探险”和“生命体验”过程，才能抓住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既稍纵即逝、飘忽不定，又朴实具体、实实在在的创新观点，并将它固定在博士论文的框架之内。因此，我一直以为，不经过严格意义上的博士论文撰写，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博士。

在论文的总体思路理清以后，我的博士论文基本是一气呵成。答辩委员会对我的博士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填补了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的一个空白”。①《法制日报》1993年6月22日头版对我作为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作了报道。本文作为运用平衡理论研究行政处罚个案制度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亦获得了罗豪才教授的厚爱和肯定。在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初版、1997年修订再版该论文时，罗老师欣然作序，认为“全书脉络清晰，逻辑严密，思想有深度，文字功底好，可读性强，是一本难得的行政法学术专著。”

当然，囿于资料和时间，这篇论文在当时对一些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论述，论文从内容到形式也都还有诸多缺陷。但经过了这次博士论文的撰写，以及通过以后评阅和指导大量的博士学位论文，我逐步形成了关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些体会和想法，这应是我取得的更大收获。由于这些体会和想法未必成熟，更未必正确，所以一直没有见诸文字，以免贻笑大方。但2000年初在《中外法学》上读了刘南平先生的《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兼论我国法学研究之流弊》②一文后，觉得很有共鸣；特别是刘文中关于西方博士学位论文均应有“命题”，以及“命题”应有原创性的观点，很能反映当初我撰写博士论文时苦苦思索全文有创新意义的理论主线，以及围绕理论主线结构全文时的心路历程和理论追求。③

北大以其博大深邃、人才辈出闻名于世。北大对她的学子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又是极其关爱的。在北大三年艰辛的攻博期间，我荣幸地获得“北京大学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优秀学术成果”十嘉奖（一等奖）“，并两度获得”光华奖“。1993年7月博士毕业时，因渴望投身如火如荼的法律实务工作，我心存感激地谢绝了母校和恩师的挽留，奔向了更为博大宽广的社会。但母校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她的学子：1993年我毕业后不久，北大法学院即聘我为兼职副教授，1995年聘我为兼职教授，1999年聘我为博士生导师，给了一系列令我时时诚惶诚恐、不敢承受的莫大荣誉。但我清楚地知道，比这些荣誉更珍贵、更重要的是我的北大师长、朋友、同学给予的多年教诲、爱护和支持。罗豪才、肖蔚云、张国华、魏振瀛、张文、朱启超、姜明安、吴志攀、武树臣、方世荣……等等，等等，一想起他们，我就从内心深处心存感激，我也就更加不敢懈怠。对他们和对母校的感情，使我和我们家逐步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北大情结：1991年，我力劝我弟弟也考取了北大计算机系的博士生；2000年，我又力劝我侄子考取了北大数学系的本科生；以后，如果我的孩子有能力，我也要力劝他考入北大，接受北大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启蒙与教育。

从北大毕业后，经过四年社会法治实践的风雨洗礼，我对我国法制运行的现实状况与理想模式之间的差距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和更深入的思考，期望能从理论上作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梳理与总结。我的这一朦胧愿望由于又一个偶然的机遇而变得清晰和强烈起来。记得那是1996年在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到绍兴鲁迅故居参观，我正好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一起观看百草园。应老师是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立法研究组负责人之一，直接组织和参与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后来的《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诸多综合性行政法律的调研、起草与讨论，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老师勤于治学、专注立法、重视实践、爱才用才的大家风范，一直令我十分敬佩。当时，国家行政学院正式成立不久，法学师资十分缺乏，应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回到法学教学研究队伍中来，我听了怦然心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我觉得自己博士毕业后已经较好地补上了法治实践这一课，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体验法治生活的初衷，现在是该归队的时候了。在应老师的全力推荐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多方努力，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自己正处于兴旺发展阶段的律师事业，于1997年调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作出了我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四次重大选择。

国家行政学院是我国培养高中级国家公务员的最高学府，有着花园式的校园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特殊地位。她的高层次，她的大舞台，使她既充满魅力，又充满挑战。投身新的环境，回到校园生活，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勤奋的精神和更加认真的态度，来完成一项一项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任务。我把自己在法治理论上的思考和法治实践中的体会，向省部级、司局级公务员介绍、讲授，足迹遍布相当多的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市、自治区，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并被聘为中央国家机关宣传教育工作团宣教员。在一次次的讲授、一次次的调研和一次次的思考中，我逐步萌发了不仅经济发展有规律、法治发展也有规律的思想火花，并进而形成和率先提出了“法治规律”①的理论观点，以力图从客观规律的高度揭示实现法治的必然性和法治道路的多样性。为了进一步探索中西方的行政法治道路，应松年老师和我共同主编了《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一书（80余万字）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中西方依法行政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动态比较和研究。

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工作的三年半时间，我有了更多的立法参与，更广的国际眼光，更强的实践观点。加强中美行政程序法的交流与合作，是主席访问美国时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中美联合公报中达成的意向；加强中德行政法交流与合作，是德国总统来华与主席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我国外交部将这两个重大项目交给应松年教授承担。我协助应老师组织和参与了1998年以来的中美、中德之间数10次行政法、行政程序法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和立法研讨。

为了推动由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参加的东亚行政法学术交流，加强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术合作，在罗豪才、应松年教授的倡导、组织下，中国大陆组织或参加了分别在大陆、台湾等地召开的四届高层次、大规模的东亚行政法研讨会和海峡两岸行政法研讨会，我参与组织和参加了这些会议。作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我协助罗豪才会长、应松年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组织并参加了每年一次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

通过参与组织和参加这些国内外的大型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我的学术水平逐步提高，学术成果不断增加，学术影响有所扩大。1997年以来，在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我修订再版专著1本，与方世荣教授合著《行政法律关系研究》1本，主编著作2本，参著8本，发表长短文章80余篇。2000年，我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法行政比较研究》的课题，目前正投入很大精力展开研究。

我要特别感谢我国行政法学界的老师、朋友、同仁，尤其是要感谢罗豪才老师、应松年老师十多年的栽培、帮助，给了我太多学习发展的机会；我也要特别感谢国家行政学院的领导、同事，尤其是要感谢应松年老师三年多的培养、支持，给了我很多难以承受的荣誉。没有他们的爱护和鼓励，我将一事无成。

三、体验法治的底蕴

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是法治发展的两个轮子，任何一个轮子的颠簸和缺失都会导致法治运行的失衡。因此，我们要把握法治的真谛，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本上的法治，而必须同时深入实践中的法治；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纸面上的法治，而必须同时感悟实际运行中的法治。

参与立法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一种方式。立法以其最理性、最凝炼的方式表述着法的精神，维护着社会正义。从1988年参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讨论开始，我陆续参加了《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的立法调研、起草和讨论，并参与了几十部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讨论或立法论证。1998年以来，我协助应松年老师组织实施中美、中德以及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术交流和立法交流，直接参加了《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专家试拟稿的国内外立法调研和起草。在这些立法调研活动中，有一件事给我震动很大。那是在1988年11月召开的行政程序法国际研讨会上，美国锡拉丘斯大学的两位行政法学教授WilliamC.Banks和RechardGoldsmith认为，制定于1946年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APA）固然在控制行政权违法和滥用方面有很大历史功绩，但由于它精心制作了一个十分正式的审讯型的裁决程序，并且配置了大批独立性过强、工资过高的行政法法官，因而致使行政效率受到很大影响，需要修改。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以APA为蓝本强化行政程序、制定行政程序法时，APA故乡的司法部长却认为非正式程序是“行政程序的命根子”。①这使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APA及其对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影响。我当时进一步询问，APA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因制定时就考虑不周造成的，还是由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在实施过程中因重心在于保障公正而损害了效率？回答是兼而有之。

为了进一步了解作为美国行政法核心的行政程序法的成败得失，1999年8月我陪同应松年教授去美国进行考察。在对纽约州和加尼福利亚州行政程序法的比较考察中，我们发现，两州的行政程序法截然不同：前者以非正式听证程序（简易程序）为主，听证官实行分散管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后者则以正式听证程序（审讯程序）为主，听证官实行集中管理，有利地保护公民权利。两者都形成于各州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法律制度之下，都产生了制约行政权、保护公民权的特定作用；但两者也都有其不足，尤以加州为甚，而要修改却十分困难。

在对美国行政程序法的深入了解中，我进一步认识到，立法必须建立在深刻了解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准确把握国内外相关制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更不能人云亦云，盲目照搬。参与一系列的立法活动，我的法治观由过于理想而变得更为平实。我逐步认识到，行政法治既不可能是高悬于旧体制之上的空中楼阁，也不应当是仍旧依存于旧体制的管理工具，而必须是顽强地从旧体制中萌芽、在新体制中生长的充满生命力的参天大树。

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二种方式。法律实务工作者或许不需要象法学理论工作者那样整天进行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辩，但却更需要将成千上万的法律条文运用于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实务工作者对实践中的法律有着更深刻、更鲜活、更真实的感悟和理解。为了弥补自己对法律实践不够熟悉的缺憾，我从80年代后期即开始有意识地从事一些兼职律师工作。1993年我从北大博士毕业后，更是直接进入了专职律师队伍。这一意外之举当时的确使很多熟悉的朋友为之惊讶，觉得我从事行政法教学研究10余年，又获得了博士学位，再去当律师十分可惜。从全国而言，当时律师的地位还不高，博士当专职律师的更是凤毛麟角。但我权衡再三，还是作出了自己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三次重大选择。我心里十分清楚，当律师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感受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法治实践。我期冀做一个学者型的律师和熟悉法治实践的学者。这也是我在当律师期间能够不离开学术，并在当了四年律师后又能够重返学术界的内在原因。

我的上述想法能付诸实施，主要得益于全国律师协会前会长任继圣教授的示范和鼓励。任老是我一个县的老乡，是新中国律师事业的开拓者和最早实践者，是学者型的律师和律师型的学者。当时，司法部要办一个千人律师大所-中国律师事务中心，请任会长挂帅组建。任老力促我加盟。面对充满诱惑和蓬勃发展的律师职业，面对我十分尊敬的同乡、前辈的热情邀请，更面对自己内心的夙愿和冲动，我无法拒绝。虽然后来由于条件尚不成熟，千人大所计划夭折，任老又推荐我去全国最早和最大的融资租赁公司-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任法律部主任，但我当几年专职律师的初衷仍没有丝毫改变，并于1994年组建成立了北京市中联律师事务所，自任主任。

权利的实现重于权利的宣告。律师以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有方式，通过具体的个案将纸面上的法律权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律师职业是充满艰辛的，但又是充满挑战的。四年的专职律师生涯期间，我被评为二级律师，被选为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获得了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国家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法律业务等专门律师业务的从业资格。我在国内外了300余件行政、经济和民事案件，绝大部分胜诉。在这些案件中，泰国贤成两合公司、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工商局、招商局行政诉讼案，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个案件并不是我的最复杂、花去时间最多的案件，但却是影响最大的行政诉讼案件，是较好地体现了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和行政审判的公正精神的“民告官”案件。该案因此被《民主与法制》①杂志列为二十世纪我国二十大名案之一。

“贤成大厦”案最充分地体现了我作为律师在庭审和庭辩过程中的价值。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为审判长的7人合议庭，代表了我国行政审判的最高水平；以应松年教授、江平教授、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高宗泽一级律师等为代表的原被告双方20余人的庞大人队伍，代表了我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最高水平；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有关地方人大、政府、以及有关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泰国驻华使节、与各方当事人有关的人员以及新闻记者等200多名旁听人员，组成了层次高、规模大、影响广的旁听阵容。案件审理进行了五整天，由三个摄像机全程录相。最高人民法院希望把这个庭开成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示范庭。我作为原告泰国贤成两合公司的第一人，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行政法专业水平和律师的庭辩水平，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声张了行政诉讼法的正义精神，捍卫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从而赢得了法庭的肯定和听众的赞许。该案最后冲破重重阻力，以原告完全胜诉告终。

在四年专职律师的生涯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一刻也没有忘记教育和学术。在我的组织、奔走和时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主任魏振赢、副主任武树臣的大力支持下，以1996年5月15日《律师法》颁布为契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与北京市中联律师事务所联合实施了“一帮一律师助学工程”和设立“律师助教基金”。①由于这是全国首次律师事务所与法学院系联合实施的助学助教活动，因而得到了律师界、法学院系和以及社会的响应和支持，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等众多新闻媒体做了专门报道。

进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市的实证调查，是我律师从业期间的又一项创新之举，也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三种方式。1996年2月8日，同志在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上就依法治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同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认下来。我当时就认为，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继1978年作出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后，所作出的第二个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真正开始实现从人治向法治、从依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的转变。这第二次转变甚至比第一次转变更困难、更复杂，遇到的阻力更大。

出于报效国家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牵头于1996年3月成立了由首都10余名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的教授、博士、记者组成的《依法治国研究》课题组，力图从多学科角度重点调查和解剖几个依法治市时间较久、成果较明显的省、市，以在实证调查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依法治国的规律和方法。受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委托，我个人出资约8万元，于1996年7月、8月、10月率课题组三下南京，对该市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全方位调查；以后又三上本溪调查；并对上海等全国10个省、直辖市的13个城市进行了1550份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篇《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的系列调查报告，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些省、市将其作为地方依法治理的重要参考，司法部和中央有关部门对该调研成果十分重视，《法制日报》1996年7月17日在头版报眼位置做了《探索依法治国局部实践经验北京博士自费考察南京》的长篇报道，7月29日该报记者又以《借鉴南京经验推进依法治国》为题对我作了专访。①我作为一名执业律师，花了很多功夫进行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实证调查，颇有点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有些同行觉得不好理解，但我却常常以此举对依法治市乃至依法治国有所俾益而自慰。在过去的近5年里，全国有60多个城市去南京学习取经，南京的依法治市也因此上了一个新台阶。时至今日，我仍与南京市委、市政府、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市司法局的领导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和个人友谊。我曾经想以南京的一个县、区或镇为试点，从立法、执法、司法、法治宣传、法治教育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和整体性的依法治理试验，但终因条件尚不成熟而作罢。最近，司法部约我主编一本地方和部门依法治理的教材，这正好与我久已萌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欣然答应下来。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不扎扎实实地实施地方和部门依法治理这一宏大的基础性工程，不让法治贴近12亿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不使法律成为每个老百姓的最高行为准则和基本生活方式，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就永远只能是法学家设计和憧憬的海市蜃楼。

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和咨询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四种方式。法律条文是抽象枯燥的，但一个又一个千差万别的案件使它们鲜活生动起来。在这些案件中，或者正义得到张扬，违法得到惩治；或者正义受到扭曲，违法受到纵容。近10年来，我参与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公民、法人100余起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和咨询。通过这些论证和咨询，我既表现了一个法学工作者对我国现行法律的诠释和信仰，又从中看到了运行于复杂社会生活之中的法律的成功和缺失。

2000年我曾参与论证我国第一起状告中国证监会的行政诉讼案。该案法院一开始不愿受理，担心告中国证监会可能引起股市震荡。我和其他专家均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告中国证监会造成股市震荡，告公安部造成社会治安混乱，告国家经贸委造成中国经济滑坡；照此逻辑发展，《行政诉讼法》就应当废止，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就应当撤销。但事实恰恰相反，告中国证监会不仅不会影响股市，反而会有利于规范和完善股市，有利于健康发展股市。法院采纳了专家论证的意见，受理了此案，并判决中国证监会败诉。由此引起了数起中国证监会当被告并败诉的行政案件。嗣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股市是否应当严格监管的大讨论和大争辩。

在我参与论证和咨询的大部分行政案件中，“民告官”遇到极大阻力，司法权难以抗衡行政权。专家学者的论证和咨询意见，固然有时可以使公民权或司法权受到支持，但并不能带来《行政诉讼法》整体实施状况的改观。因此，推动整个法治环境的完善，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篇5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在国际上发表的成果少就贬低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应该说，我国新闻传播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量的方面有着很多累积，在质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学术规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我国庞大的学术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相比，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或者说不规范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由浅层到深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为具体操作的层面，表现为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等。一项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篇平均引文数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闻传播学论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无引文的文章之比为（50.5：49.5），这意味着只有一半论文含有引文，这个比例同样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学术规范中技术层次的规范，包括各种符号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释等，虽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内容、道德水平，是基础性、核心性的要求[4]。学术论文规范的注释、引用，一方面体现对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时也促使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脉络，实现知识增量。在国外的许多论文中，有引文注释四五十条是很常见的。

其二为内容问题，许多论题大而无当，实际上是在做重复研究；从小问题入手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识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论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创新，像拉斯韦尔整合出“五个W”的理论，像罗杰斯整合出创新扩散理论，那是大师级的整合，因为这些整合性研究发现了其他人多项研究的共同的本质性联系、规律性特征。而我们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别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一般性的归纳（还不一定都标出是别人得出的结论），稍加一些个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论文。其论点随意、论证松散，完全不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延续与继承。最近一个时期，“时评式论文”更是见诸学术期刊，实际上是一些随笔或政论型的作品，针对某一问题、事件表达个人的观点，论文并没有经过严密逻辑的论证过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内对于事物性质作出判断，有些观点初看令人新目，但细品之下难以信服。

其三为学术伦理上的失范，包括学术品质、学术责任等方面。前文讲到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论文引文、注释少的状况，实际上其中包含一种现象，就是作为论文重要论点出现的观点，明知是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该观点就是这位作者的创新观点。这种不尊重别人知识产权的做法，严格说起来有剽窃之嫌，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人，并无真知灼见，却搬来一些国外的或外学科的连自己也没搞清的词汇装点文章，结果是绕来绕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论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发表，也有人在不该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问题却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

其四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不规范。对于那些以学术为职业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不会在上述几个层次上多有欠缺。但由于研究方法使用的不规范，影响他们出高层次的成果，特别是走向世界的成果，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方法的失范是问题最大的失范。本文随后会分析这方面的情况。

二、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

前面已经谈到，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规范的强调，须和研究方法运用的考察联系在一起。研究方法对研究成果的质量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研究方法的失范是最严重的失范。新闻传播学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笔者以为有三种：思辨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其他的研究方法，许多是这三种研究方法的变化形式。三种研究方法不能分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它们分别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而我国学人在运用这三种研究方法中都有失范之处。

（一）思辨研究中有诸多毛病

我国学人最喜欢、最擅长的是思辨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把思辨研究做得很规范。常见的毛病是：1、不严格使用定义方法，重要概念在运用中其内涵时大时小，捉摸不定，影响了全文的逻辑性。有人在界定舆论监督时，把群众来信来访也圈定在舆论监督的内涵之内，然后又大谈舆论监督的特点是公开性。2、对源自西方的概念，不考察其源和流，对着翻译出来的中文望文生义，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比如，断言源自西方的出版自由（Freedomofthepress）不包括新闻自由，并推论，出版自由既是自然人的自由又是法人的自由，而新闻自由则不是自然人的自由，只是法人的自由。更有人讲新闻自由的说法不通，因为新闻是名词；只有出版自由的说法通，因为出版是动词。实在莫名其妙。3、对国外的或国内历史上同类研究的主要文献知之甚少，就开始洋洋洒洒，结果是在浅水滩上翻跟头，看上去很热闹，却逮不着一条大鱼。4、用领袖的话或者当前政策作为逻辑起点，进行推理，结果形势和政策一改变，“学术成果”很快成了垃圾。5、一篇论文提出若干命题，却没有一个进行充分论证，那就只是提出一些“假说”——“看上去有道理的陈述”，如果连这些假说都是别人那里搬来的，那这篇论文就不过是“经常讲，反复讲”的宣传品而已。6、大胆假设，却不肯小心求证。习惯于提出一个论点举一两个例子，以为这样就算立论成功。作这样没有说服力的简单论证的文章多得很。因为社会生活极端复杂，人们对任何论点几乎都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加以证实或者证伪。“”中通过报道不上大学的人做出成就，来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进而证明大学可以不上、可以不办。这只是一个新闻报道方面的例子，但有些研究者实质上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运用相同的思想方法。

以上不规范的现象不能说很普遍，但也绝不是很罕见。

海外学者还注意到大陆的研究中有太多的“应然”研究。美籍华人学者李金铨教授认为大陆传播学学术研究有着假、大、空的现象，传播学者许多人论多证少，有人甚至只论不证，新闻传播研究者凭直感和空话铺成一篇篇“应该”（should）如何的论文，独独说不出“是”（is）什么[5]。于是有人将其称为“应然”研究。“应然”的方法是一种从原则出发进行演绎和推理的方法，而“实然”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的方法。但“应然”研究要以“实然”研究为基础。否则会导致理想代替现实，价值判断替代现实判断。脱离了“实然”的“应然”是空洞、无意义的，没有说服力的。

（二）对定性研究产生误解

我国有些学人说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擅长定性研究，他们举出的例证是新闻学中大量存在的党性、阶级性的分析。把定性研究看作使用阶级性、党性等概念来对新闻进行思辨研究，这显然是陷入了误区。更有人又把思辨简单化地理解成有感而发，这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实际上，思辨研究是操作概念（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举出许多事实和其他例证），主要使用演绎的方法。而主要使用归纳方法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一样，都属于操作事实，都是有严格操作规范的实证研究。可见，定性研究不同于思辨研究，更不是有感而发的随感录。

较早在国内介绍并倡导定性研究方法的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1996年在对国内外定性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后指出，定性研究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对事物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定性研究方法虽不像定量研究那样要检测大量的因果变量，但也不是随意而为的方法，必须遵循严格的研究程序，以保证其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定性研究的过程一般包括：确定研究对象、陈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了解研究背景、构建概念框架、抽样、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结论、建立理论、检验效度、撰写研究报告等。定性研究方法是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步骤和方法在形式上与定量研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6]。

陈向明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中说，“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为了与这种所谓的“定性研究”划清界线，她将qualitativeresearch重新界定为“质的研究”。她还指出，“‘质的研究’十分强调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研究的结果或理论，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纯粹的哲学思辨、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总结。非常遗憾的是，陈教授所指的有感而发式的所谓“定性研究”，在新闻学论文中非常普遍。规范的定性研究比规范的定量研究还要少得多。

（三）量化研究最受冷漠，且多有不合规范的

定量研究是西方人发明的，在美国新闻传播学中是最正宗、使用得最多的研究方法。但在我国，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广泛介绍，不少大学还开了传播学研究方法课，但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至今不多。从1995—2004年研究科技传播的论文中，在选择的366个样本中，只有两篇实证性论文。[7]在非常需要实证研究的报业集团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在296个样本中，运用人文研究方法的论文高达212篇，占到总数的72%，实证研究论文只有84篇，占论文总量的28%，但真正意义上的定量研究只有一篇中国大陆报业集团十年研究综述[8]。

我国新闻传播的定量研究不但比较少，而且其中做得很规范的也不多。比如进行抽样调查，有的安排考核的维度、变量不足以回答假设；或者是同类的定量研究，其维度、变量设置每次都有变化，难以做连续调查和比较研究；有的抽样的科学性不够，致使信度不够高；有的在安排调查人员时没有重视对他们的素质的要求，调查人员中竟有不入户认真进行调查，想当然填数字者。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环节的不规范，都会影响抽样调查的质量。

进行实证研究的比较少，笔者以为，原因首先在于它们要花的金钱和精力都很多，有些研究如内容分析，也许不要花多少钱，但精力消耗大。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来说，也是喜欢读思辨研究的著述，而不喜欢看一大堆数目字。

但定量研究的意义不可小视。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曾经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切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数学的证明是建立在更高的精密的逻辑推理上，具有逻辑严密性和结论确定性，这种推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完全不容争辩的和确定无误的。所以定量研究只要操作完全符合规范，它发现的原理和结论就能保证科学性，就能为不同国度的人所接受。我们要想打开通往国际学术的大门，定量研究必然是重要途径之一。

由于我国在定量研究上过于不足，笔者在这里作了倡导，以求有所弥补，但笔者也不希望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热潮。在量化的方法论原则下，“真理是不断发现的事实的积累这一信念压倒了一切其它的假设”[9]，单纯的定量研究由于有时过于微观以至于割裂事物间普遍联系的弊端，西方学术界自己都感觉到了。思辨研究正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最好方法。我国学人的特长不可丢失。需要看到的是，客观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一种方法论是完美无缺的。有的项目适合定性，有的项目适合定量，有的适合多者结合。正如吴廷俊教授2006年在一次讲学中所说的，“无论用哪种方法，它的终极价值诉求是要最方便地、最大化地逼近真理”。

三、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的距离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许多不规范现象，有着传统的和现实的原因。本节谈一谈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距离。

（一）中国人缺乏逻辑性、分析性的思维传统。在用概念、范畴去固定和网络自己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时，主要不是以形式逻辑为依据，而是通过意会和体悟来达到对其特性的系统说明。古人的意会和体悟无需辨析、说明，不像西方人基于认识论的认同而生发出的科学精神。[10]个人的体悟、意会是一种直觉思维。没有形式逻辑作为基础，只能运用大量直觉思维，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比较轻视经验考证和逻辑推理，也没有产生出用以把握对象世界的严谨的概念系统和逻辑规则，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对世界本体的理解，还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始终带有挥之不去的神秘性和模糊性[11]。以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例，它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思想，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说法的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哲人都论述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仍在继续论证。但是从直觉思维出发的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却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前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12]

（二）中国人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例如，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就没有人说，人之初，无所谓善恶，或亦善亦恶。中国自古以来就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其实大量的人是芸芸众生，既算不上君子，也不至于是小人。“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实，对芸芸众生来说，其死既不重于泰山，也不轻于鸿毛。总喜欢把文学艺术作品分为香花、毒草两类，要么就捧，要么就灭，其实整个绿色世界中大量的是不香的花和不毒的草。对事物作两极判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现代传播学的统计方法可以表现出无数个梯级层次，如实反映事物多样化的特征，从而克服简单化的毛病。

（三）中国人崇拜权威，喜欢借经立言。中国人在数学和医学上两千多年前就有很高的成就，在汉朝就有《九章算术》和《黄帝内经》。这些被奉为数学、医学领域的最高峰的经典，后人就不敢突破，充其量不过是通过注释经典的方式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以至于后来一直没有超过这两本经典的著作出现。在文科领域更是如此。孔孟思想奉为经典后，没有人敢于突破。一千多年中的科举考试，考生们无不是借孔孟之经立言。不敢挑战经典，只能借经立言的风气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古人以上缺乏形式逻辑，依靠直觉思维，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的思维习惯，以及崇拜权威，借经立言的治学方式，不难看出会导致以下几个缺点：其一，论证的主题往往是宏观话题，古代思想成果多是对于天地人的论述，议题重复，且因循守旧。而具体的社会问题则被搁置。由于思维不是从现实出发，因而得出的结论对于实践难以有适用性。其二，论证是从概念到概念，缺乏现实的具体内容，论证过程弱化，论据以一些“原概念”为主，尊奉经典，最终的论据还原为天地、阴阳、五行等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其三，中国文人往往停留于一般的思辨，停留于想当然。讲究求证，肯动手做试验的人少之又少。由于不肯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对知识总量贡献甚少。对这些古人的思维习惯和治学方式，如果现代学人不能意识到其不足，在现代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受其影响，就必然会出现前面提到的那些不规范的现象。

四、学术规范难以改进的现实原因

（一）党报学的传统——重心是领会宣传方针和策略

学术失范本身，是主客观因素，或者说是研究者与研究环境交织的产物。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缺乏某种规范的原因，公正地讲，客观的原因甚至比学者们主观的原因更具决定性[13]。新闻传播学科的自主性程度如何，对于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能否确立有着深刻的影响。

从我国新闻学的起源来看，新闻学研究的政治意涵对于新闻学的限制是明显的，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发端于延安解放日报时期，“开始有目的地、系统地建立自己的新闻学体系，即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体系”。[14]从此新闻学变成党报学，学科的重心在于领会执政党的宣传方针和策略。“术”，即新闻业务，成为研究的焦点。而“学”方面的研究进展缓慢，因而产生“新闻无学”的说法。随着近二三十年新闻改革的发展，新闻改革实践与新闻学产生积极有益的互动。阶级论逐渐淡出新闻学研究；信息概念的引入，在新闻实践层面开始厘清宣传与新闻的关系，对于新闻学研究有直接影响；媒介企业属性的增强，拓宽了新闻学研究的领域。但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并没有改变，党报理论依然处于新闻学的核心位置。在各国新闻理论或新闻哲学中都会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新闻自由问题，包括如何用法律调整新闻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在内的新闻法问题，在我国仍很少有人研究，因为在这方面出了成果也很难面世。好在随着改革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思想解放之风也渐渐吹进了新闻学领域，新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逐步得到拓展。

（二）政府学术基金有可能变成“遵命学术”的指挥棒

学术基金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的力量，但我国学术基金除了政府的几乎没有民间的。政府学术基金研究指向比较单一，大部分是与促进新闻管理与控制的课题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单一的学术基金把许多人才引向比较单一的课题，造成大量的重复研究，比如几乎每个省、市都有课题组研究突发事件报道、传媒与和谐社会等，这些课题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新闻传播研究过于追逐“政策热点”、“理论热点”，浪费大量国家资源作重复研究则是不必要的。有的学人把各级政府学术基金这样使用，称为搞“计划学术”。这当然不仅仅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事。“计划学术”、“规划学术”的现象[15]，充斥整个社会人文学界。这在课题的申报和评审中尤其明显。“计划学术”意味着学术评价的易位，行政的而不是学术的标准占据主导位置，课题申请前的指导性的课题指南设置了学术研究的议程，其中诸多研究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宣传需要，对于现行制度或者思想进行“科学性”或者“学术性”的诠释。在这种微妙的上下互动中，行政体制掌握着学术的议题权与评价权，在学术资源的调配中，不仅隐含着研究的目标与方向，甚至已经预设了方法与结论，课题的意识形态意涵以及实用性被强调[16]。学人为了中标，获取经费，在申请中主动追逐与臆度审批者的思路，结果真正的社会需求被搁置，甚至研究结论被扭曲。在这样的互动中，学术发展的内生逻辑被遮盖，其结果是泡沫学术与垃圾知识的出现。

（三）业界刊物的文章算作学术论文传出不利于学术规范的信息

在我国新闻业界，至少省部级以上媒体都有刊物，这些刊物上的大多数文章是媒介从业人员所写，多是实践感想、政策诠释和经验介绍，写作者的身份以及题目的性质就决定它们不会遵守学术文章的规范。这些文章对业界的作用当然不可抹煞。但媒体工作者在评中、高级职称时必须交学术论文，而这些文章都算作了学术论文。长此以往，在青年学人中，这些文章也就成了学术论文的样本。不但青年学人，即使一些大学新闻院系，也把它们看作学术论文。比如，某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把新华社的《中国记者》、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这样业务性的刊物列为新闻学的权威学术刊物，而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竟算不上。他们区别是否权威学术刊物，其标准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而不是按学术规范、学术水准。学术规范被何等轻视由此可见一斑。

五、几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研究方法能不能有本民族的特色？

西方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引入是必须的，但我们不必完全照搬。这是一些人的观点。这个观点当然是有些道理的，但还值得作进一步分析。对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笔者赞成取这样的态度。正如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吸收输入”却也置于“不忘本来”之前[17]。但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属于操作规则，毕竟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有所不同，接轨与引入是发展的前提。就像踢足球、打乒乓球，你不能强调民族化，而自立一套规则。只有武术、中国象棋你可以自立规则。当然，研究方法的探索也是无止境的，所以不能排除我国学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会发现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

尽管学术规范与竞赛规则多有相似，不能有明显差异，但考虑到我们的治学传统与西方差别较大，笔者还是认为，适当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也未尝不可。现在举一个笔者身边的事例。考虑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理论色彩的讲究和追求（通常认为这才显得有学术性），笔者的博士生何志武在撰写博士论文《大众媒介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机制研究——以武汉市取缔“麻木”（三轮车）的政策过程为例》时，在进行问题讨论中，与国外同类的定性研究的博士论文相比，增加了很多思辨研究的内容。这是为了适应环境呢，还是本来就应当这样做，也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二）“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

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新闻制度定型几百年了，所以大量的是“实然”研究。批判学派对现行制度作了不少批判，却没有做出像样的“应然”研究，因为他们无法提出改变现存局面的办法。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闻改革千呼万唤二三十年，学术界参与其中，发了多少文章出谋献策，才有今天这样较好的局面。我们不能反过来把那些“应然”研究一概否定。它们至少为新闻改革增加了舆论力量。那些在实践中还没有或很不充分，在过去甚至连提也不能提的事物，如新闻自由、新闻立法、媒体创办改革等，难道不能作一些“应然”研究吗？理论研究不仅仅是总结实践，还要指导实践，自然有一部分成果是对于新的实践提出设想和主张。

只是许多作者总爱在文中或文末谈应该如何如何，这种“应然”研究确实不甚可取。某些“应然”研究，完全可以也应该改为写研究报告。比如，多花些功夫，进行现实调查资料和中外对比研究资料的大量搜集和深入分析，提出某一方面的改革意见，这种“应然”研究，岂是那种在文中随感式地高论应该如何如何的文章可比的？

（三）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

如果从硕士生、博士生算起，包括新闻院系的教师在内，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群体是很庞大的。这个群体中，硕士生只有比较少的一部分会继做作学问，老教师中对大部分学术规范遵守得很好，但在研究方法上习惯于走老路，发挥老方法（主要是思辨方法）的优势，除了少数已熟悉新方法者以外，要他们去做规范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全面地掌握现代学术规范，登上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希望寄托在中青年学人身上，特别是正在培养的博士生身上。

要求博士生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做学位论文，是培养新的学术群体的重要环节。现在有的导师鼓励博士生一毕业就能将论文出书，结果博士生将学位论文一味地加大篇幅，实际上是大量堆砌一般化的资料，结构松散，逻辑主线不清晰，常常是在支线上“炫博”、“吊书袋”。出了书也很快进入半衰期，即文章受关注、被引用的期限十分地短。在一个场合，李金铨教授曾问一位博士生：根据你的博士论文大纲，哪是你的创新点。对方回答：我归纳的六个特点啊。李教授问：这六个特点中，哪一个是你研究出来的。对方无语。李教授指出的问题，在笔者看到的不少博士论文中都存在。宁愿归纳六个特点，也不肯以一个特点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这是我国一些博士论文论题大而无当、文章长而空洞，充满假说而无创新点的原因。

笔者曾请两个博士生（滕朋、张振亭）从网上下载国外优秀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论文各100多篇（只是自用），研究他们的学术规范，并撰写和发表了相关论文，作为博士生们写学位论文时的借鉴，大家感到颇受启发。

笔者相信，只要学人们认识一致，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规范会比较快地得到改观。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学术伦理

[摘要]：

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学术规范方面与国际不接轨，使得我们的学术成果难以走向世界。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四个层次的失范，从浅层次的引文注释少；到深层次的，论题大而无当，原创性研究少；学术伦理失范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规范有距离。多方面的现实原因也使得学术规范难以改进。论文最后就研究方法该不该有本民族的特色，“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等几个问题发表看法。

[注释]

[1]杨玉圣，张宝生（2004）.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引论.

[2]转引自：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

[3]段京肃，任亚肃（2006）.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现代传播，（5）.

[4]陈学飞（2003）.谈学术规范及其必要性.中国高等教育，（11）.

[5]李金铨（2004）.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4页.

[6]何志武，孙旭培（2007）.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对于新闻学定性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

[7]李尧鹏（2005）.近十年中国大陆科技新闻传播研究述评.新闻大学，（4）.

[8]屠忠俊，刘建强（2006）.中国大陆报业集团十年研究综述.世界媒体实验室，，2006-03-13.

[9][美]卡尔•博格斯（2002）.知识分子和现代性危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39页.

[10]汪涌豪（1999）.范畴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631页.

[11]杨谦（2004）.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直觉性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12]孙旭培（1999）.新闻学要讲究规范与方法.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13]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

[14]吴飞（2002）.时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与局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09-08.

[15]参见：许纪霖（2004）.计划学术何时休.中国新闻周刊，（2）；喻大翔（2005）.“计划学术”膨胀伤害了什么.文汇报，2005-05-25；江晓原（2005）.泡沫学术是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科学时报，2005-04-27.

[16]王焱（2005）.知识生产机器与行政支配下的课题审批制.中国书评，（1）.

[17]李慎之（1998）.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开放时代，（5）.

[参考文献]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篇6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新变化，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东京大学（下简称东大）及日本大多数大学的建制与英美俄中皆不同，据说源出于德国的制度。东大文科的设置结构在历史上变化甚大。东大初创期（1877—1884）文学部除哲学科外，包括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汉文学科。1885年政治学、理财学编入法政学部，同年文学部和汉分家，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在帝国大学时代（1886—1895），人文学科已形成文、史、哲、语言的基本学科内容。到东京帝国大学（1897—1945）初期则明确确定文学科、哲学科、史学科三大学科的人文学科结构。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46年时三大学科共21个专修科（专业）。1947年恢复东京大学，旧的专业名称如“支那哲学”“支那文学”改称“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取消了文史哲三“学科”，而使19个专修学科都自成为“学科”。中国哲学也成为19个学科之一。1963年，文学部的21个专修课程被重新归入四个新的大类：第一类文化学，第二类史学，第三类语学文学，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学学科的内容，但从大类的名称上说，“哲学”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变也可以说在60年代已经开始。这样的四大类结构至今未变，只是不断加以局部的调整。1988年，把原属“文化学”中的印度文学改入“语学文学”类，把原属“文化学”的美术史改入“史学”类，又把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改称为“行动学”。1994年，类与类名未变，但专修课程的名称（相应地研究室的名称）作了较大改变，“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国史学”改为“日本史学”，“国文学”改为“日本文学”，“印度哲学”改为“印度哲学佛学”等。此外还增设了朝鲜文化、澳洲语言（土著）等亚洲文化研究的课程。1995年，学科的四大类更名为：一思想文化学科，二历史文化学科，三言语文化学科，四行动文化学科。四大学科共26种专修课程，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学科全部变为“文化学科”，这种名称上的汉字形式的改变无疑体现了东大人文学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变化动向。在1995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的“修习注意”中说：“本专修课程领域甚广，研究时代可从上古（甲金文）至现代（、新儒家）各时代中选择。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哲学，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文化（语言、艺术’风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科技（天文、医学、农学）背景，可从中选择。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中国与日本及中国与西洋思想之比较。”这个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这种变化的内涵。

东京大学大学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学部中，“综合文化学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东大各学部皆设在东京市内的本乡校园，综合文化学科则与各学部不同，设在距市中心较远的驹场校区，属教养学部。据说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国立大学的教养学部，而东大的教养学部却得以保存，此端赖其综合文化学科的活力及表现。综合文化学科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硕士课程有七大类，其中“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设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课程24门，“地域文化研究”专业设课程达48门，“文化人类学”专业设文化理论、文化过程、社会人类学等课程27门，虽然其中含有不少演习课程，但其课程开设的数量确实令人惊叹。七类之外，在“广域科学”专业中还有科学史、科学哲学及大量边缘交叉学科。综合文化学科产生的历史也许有其特殊的缘由，而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今天东大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也是东大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文教交流特别活跃的一个学科点，相当突出地体现了“文化研究”在现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来，东大的教育一直维持着“大学—学部—学科—专修课程”的主体结构，例如现在的文学部—思想文化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思想文化学科下有七个专业：哲学（专指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学、印度哲学佛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伊斯兰学。学部主要担当本科教育的责任，故以学部为部门名称的作法体现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方针。东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养学部修完两年前期课程，然后进入学部，选定一个专业修后期课程。如选定文学部的思想文化学科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学科的其他六种专业课程。每一专业都规定了后期课程在该专业应修的科目和学分，一般学生在三、四年级应修科目6—8项不等，需完成专业学分约40—44个。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社七种必修科目：中国思想文化学概论、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说、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化学特殊讲义（专题课）、中国思想文化学演习（资料课）、毕业论文，共44学分，其中毕业论文12学分。此外还要必修东洋史、中国语中国文学等文学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学分。在“学部—学科—专业”的结构下，专业与研究室相对应，如思想文化学科有七个专业，即有七个研究室，分别承担其专业课程。整个文学部26个专业，即有26个研究室，类似我们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学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国人教师5人。其中思想文化学科（哲学类）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为2—4年，多由新毕业的博士生充任。教员的数量比我们（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东京大学的文学部相当于中文一般说的“文学院”，现在台湾的大学如台大、政大、辅大等也还都有文学院，作为大学和系之间的一层机构。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学生一二年级在教养学部，三四年级便直接进入学部下的专业，由研究室来管理，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学部下面没有“系”一级，学科或在名义上也可称为系，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机构，学科或系亦无实体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学部来管辖，而以研究室为教员人事和预算执行的基本单位，这是体制上的最大不同。在这种体制下面，显然教育的重点是落实到专业的教育；由于较早进入专业，本科毕业时的专业水平比较高。但由于从教养学部一下子进入专业研究室，学科的统一性不被强调，学科的整合意义没有了。一个后期学生从三年级起在专业研究室的团体中学习和活动，这是集体文化和专精技术结合的例子，但一个进入中国哲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学得必要的哲学类课程。从我们习惯的“哲学系”的立场来看，其长处和短处还值得研究。

上面说的是文学部和它主要承担的本科教育，再来看东大的大学院即研究生院。1992年东大的大学院由12个研究科构成，即：人文科学研究科、教育学研究科、法学政治学研究科、社会学研究科、经济学研究科、综合文化研究科、理学系研究科、工学系研究科、农学研究科、医学系研究科、药学系研究科、数理科学研究科。这些研究科也可以看成为研究生院的系。在研究科下设专攻（专业），1992年时人文科学研究科下有20个专业提供研究生课程，如西洋史学、东洋史学、考古学、伦理学、心理学、美术史学、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等。当然，并不是每个研究学科下都有这么多专业，除了工学系下有25个、理学系下有14个专业外，其他系科的专业较少，如法学政治学有4个、经济学有3个、社会学有2个、数理系只有1个专业。人文学科的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构规定有必修的学分，硕士课程标准修习年限为二年，博士（第一种）课程标准修习年限为三年。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课程必修学分为16，选修学分为14，课程修了者即获得学位；博士课程必修学分12，选修学分8，共20个学分。

在以培养本科学生为主的观念下，应当这样说，大学院的研究生课程是由学部的教员来兼任的。每一专业在每一年都有事先制订的教学课程。以1992年为例，东大大学院的中国哲学专业设14门课程，其中10门为特殊研究，4门为演习。特殊研究相当于我们的专题课，演习相当于我们所谓资料课。1992年的特殊研究课程，从殷周青铜器到清代思想与文学，几乎各个断代都有安排，并且这些课程大多是跨两个学期的。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从外面来到东大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这么多课程可供选择。我也才明白，为什么来北大的进修学者常常抱怨我们开的课程少。1992年担任中国哲学专业课程的有14位教官，教授8人，副教授4人，非常勤讲师2人。所谓非常勤讲师，是指外聘的兼课教师，不在本校编制之内，但其本人的职称可以是教授或副教授。14人中12人为本校教师：4人来自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3人来自教养学部，4人来自东洋文化研究所，1人来自社会科学研究所。用我们的话来说，4人是系里面教研室的教师，8人则来自校内的基础课和研究所。该年度与哲学相关的任课者共60人，其中教养学部6人、研究所10人，非常勤13人，这意味着有将近50%的任课人员来自文学部之外，即使只计算不在编的外校兼课者，也达22%。而按1995年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课程来看，9位教师担任的16门课程，5人是自外校聘请的非常勤讲师。在教育资源共享的方面，东大的经验应该是可以借鉴的。

1995年东京大学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将大学院的人文科学研究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科合并为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并提出把大学院重点化、部门化。就是说，大学院将取代文学部成为大学的重点，成为部门的名称，大学将转变为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这也就是池田教授文章那句开门见山的话的来由。而此后文学部的教学就应当说来由大学院的教师兼任了。这一年大学院的专业设置更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调整，不仅研究科和专业大加改变，专攻下又设研究方向，研究方向又可分为若干专门分野（专门领域）。如整个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改编为五个大专业：基础文化研究专业、日本文化研究专业、亚洲文化研究专业、欧美文化研究专业、社会文化研究专业。五个专业下共有18个研究方向，这18个研究方向又共包括27个专门领域。在基础文化研究专业的四个研究方向中有“思想文化”，其下又分为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四个专门领域。而在亚洲文化专业的三个研究方向中第一个是“东亚研究”，其下有三个专门领域：中国语中国文学、东亚历史社会、东亚思想文化。这个“东亚思想文化”专门领域便是我们以前显赫的“中国哲学”在今天的栖身之所了。换言之，从前所谓“中国哲学”的研究，在今天的东大大学院，不仅不属于“哲学”学科，也不属于“思想文化”研究方向，而变成“东亚研究”方向下的一部分了。事实上，中国文学、中国史和中国思想一样，在这个新的格局中也都业已变为“东亚研究”方向的某一方面了。

日本大学的人文教育中向来只有“论文博士”的制度，即博士课程研究生毕业后，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的积累，在50岁左右时再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以为博士学位的申请论文，通过一定的答辩程序（不一定在母校），获得文学博士的学位。因此，博士研究生在“课程修了”之后，不必作博士论文，当然也不得博士学位，随即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工作。90年代日本大学教育改革的一个动因是在“国际化”的潮流中建立“课程博士”制度的需要。在课程博士的制度下，博士研究生修得所有必需学分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即获得博士学位，一般称为课程博士，以与传统制度的论文博士相区别。这无疑是对近十年大量外国学生在日本留学而要求获得学位相适应的。据池田教授的文章说，东大94、95年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研究生在五年中提供建立在广阔视野之上的跨学科教育，为社会输送兼有专深知识和广阔视野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同时，经过这些改革，“文学部在拥有与本科一一对应的研究者的基础上，完成了向以培养研究者为任务的大学院大学的转变”。说明近来的体制及学科改革都与课程博士制度的建立及大学基点的转型背景有关。

透过东大近年在教育目标（大学院大学、课程博士）、教育体制（专业设置、讲座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我们更注意的是其中所体现的学科调整和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变化。集中起来说，就是：扩大文化研究，发展地域研究，注重跨学科交流。特别是寻求一种整合的“亚洲研究”的意识非常强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地域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亚洲研究”上面。从前东亚各国的各个方面的具体研究，现在都被纳入一种“亚洲研究”的框架和视野中来重新审视和研究。在一般的意义上来看，日本80年代后期以来对文化研究和地域研究的强调，包括晚近对社会史研究的强调，显然都是受到美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的流行模式和趋势的影响。特殊地说，在东亚的整合性研究方面，东大的人文学改革是与日本学术界80年代后期以来“亚洲研究转向”是一致的，是受到此种研究发展的影响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93年开始出版至1995年全部出齐的七卷本的“从亚洲出发思考”（参看孙歌在《读书》上的介绍）的宏篇巨制，不仅被许多学校立即作为参考书，东大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1995年即在“多分野交流”课程中设“‘从亚洲出发思考’的思考”系列讨论班课程，由该书撰写者轮流主持相关讨论，引起了相当多的注意。1996年度开设的“历史与地域—亚洲史中的日本殖民地”、“亚洲文化与民族主义”课程，都是在该书的研究框架引申出来的多学科交流的亚洲学研究专题。

东京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当然不能代表日本人文社会教育的全部，在有关哲学的教育方面，早稻田大学便与东大不同，其他学校也往往各有其特色。但以东大的地位和影响来说，该校近两年的改革及其所反映的日本人文学研究的变化动向应当是值得注意的。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有着自己的传统和理解，有在中国现代化过程遭遇的特殊课题，但在中国的人文学及人文学教育处在转型和摸索的今天，注意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及其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更是必不可少的。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茶文化；茶道精神；十五代千宗室

在当代中日茶文化交流中具有很高声誉的千宗室大师（1923-），是日本战国时代茶道宗师千利休（1522-1591）的后人，也是日本最大茶道流派里千家的十五代家元（以下简称千宗室），成长于日本京都的千宗室，在就读同志社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期间，因逢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作为海军应召入伍，战后复学直至毕业。战争的体验令千宗室倍感和平的珍贵，通过著书及友好访问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其和平思想，一生致力于茶道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提倡“一碗茶中出和平”的理念。在千宗室的著书中有《茶的精神》《里千家茶道教科》《里千家茶道》《茶中精神》《原色道具的用法》等。而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千宗室南开大学博士论文的中文译本）中包含了千宗室多年茶文化研究的成果。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日两国茶文化思想传承和发展的理念。

在序言里，千宗室提到“若问我‘什么是茶的境界’的话，我会回答说，在于它的‘他界观念的娱乐性’。依我之见，能在现实社会里实现高层次上的精神性娱乐的，便是茶道。”对于《茶经》以前的茶，千宗室提出“茶究竟是传入中国还是野生于中国，虽然很难断定，但因《本草纲目》中有神农尝百草，其中百分之七十有毒，以茶解毒的记载，或者曾有野生茶树在中国。能够确定的是随着佛教的东移，茶树也随其传到中国。”通过一定的史料查找，千宗室感到详细描述陆羽以前的茶的问题的相关论述中含糊者居多，茶书中被奉为最高而且最古的经典著作的应该就是《茶经》。对于陆羽所处的中国唐代，千宗室评价道“说起唐代-迎来七、八世纪最盛时期的时代，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可谓是国际色彩浓厚的文化最繁荣的时期。”通过对陆羽生平和相关著书的分析，千宗室得出陆羽著作可能有后人补笔。对于陆羽其人，千宗室通过参照对比相关传说和相传为陆羽亲笔撰写的《陆羽自传》中的共同点，归纳总结出关于陆羽的相关资料。其一陆羽是出身、家系不明、彻底的孤儿；其二陆羽容貌不佳，口吃，却有善辩的才能，善于思索；其三陆羽性格为隐蔽型，专心读书，嫌弃杂事，不大与人交往，被视为一种狂人；其四陆羽所交之友皆为文人、诗人，常与高士同居；其五陆羽有很强的超脱世俗的孤傲性格；其六陆羽逝去的时间及地点不详。对于陆羽的一生千宗室认为其悠闲自在而人格高雅，赞叹陆羽的茶的世界观，不是谁都能吟诵的，相反必须说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的天赋之物。千宗室认为贯穿在陆羽《茶经》中有力求通过论及正确的饮茶方法，来达到从正面引导读者进入由喝茶所能达到的最终境地的意图，分析陆羽茶学思想中包含的易学与佛学理念，提到“从其叙述和表现中，依然可以感受到陆羽精神的基调，陆羽把佛教上所说的地、水、火、风、空的五大思想和木、火、土、金、水的五行世界观浑然一体，在陆羽精神的基调中，某种要从一碗茶中感受到通向其自然之根源的意志在起作用。”赞扬陆羽敢于取经纬的“经”、经典的“经”字于自己的《茶经》是有强烈自信与极大抱负的做法。对于《茶经》以后的中国茶文化千宗室总结为茶可使饮者在无形中醸成一种意境，因此效应，使得茶成为受尊之物。在论述日本茶道时，千宗室认为自平安时代起兴起的日本茶文化是使节、留学生和留学僧侣为移植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这些中国使节们所继承的正是由陆羽首次集大成的茶的高超哲学和思想。而对于有些学者认为从茶的植物学观点来看日本也曾有野生茶树的观点，千宗室提出“即便假定日本自古就有茶树，而将其用于饮料、发现其作为饮料的无尚价值，以及发现茶是人类追求、向往自由王国不可缺少的从饮茶中能领略的意境中发现作为人的无尚喜悦的，却不是日本人。这一切，其实都是中国的以陆羽为首的诗人和文人们告诉我们的。他们在教导我们茶拥有作为饮料的无尚价值的同时，又告知了我们茶的哲学性。”千宗室还分析随着《吃茶养生记》与荣西东渡，茶文化渐渐渗入日本武士和贵族阶层。室町时代村田珠光等学者的出现产生日本茶道，而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的《南方録》，象征着日本茶道“一期一会”思想的确立，千宗室对此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评论正是这种基于传统的创造性，才能经常地为其注入新鲜的感觉，成为明日之茶道的最为必要的真谛。对于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南开大学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给予了很高评价。评价这是一部系统研究日本茶道源流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精神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以茶为主题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专著，确认了中国的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源头，被后世尊为“茶圣”的唐代陆羽的《茶经》，是中日两国茶人所共奉之最早和最高的经典作品，指出日本茶道虽源于中国，但又绝非中国茶文化的简单移植或翻版，历史性地考察了日本茶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把它概括为了追求理想境界的幻想型、重视实物性能的养生型和升华为宗教审美意境的理想型。

在科技腾飞的二十一世纪，综合性文化“茶”依然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究其原因在于茶文化是人类在发展、生产茶的过程中，以茶为载体表达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各种理念、信仰、思想情感和文化形态的总称。其中茶文化思想是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其研究主要在东方国家，尤以中日研究历史悠久，水平最高，代表当代茶文化思想研究前沿。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茶圣陆羽是世界茶文化及其思想研究的始祖。当代中国茶文化思想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茶学大师陈文华对于中国茶文化思想的形成历史及其特征与儒、释、通的道德关系的整理与论述、茶文化思想知名学者朱仲海对中国茶文化思想独有的精神之美等方面的分析与研究等。国内学者如林治克、庄晓芳等对茶文化思想有“和静怡真”“廉美和敬”等概括。而日本茶文化研究的当代代表人物千宗室大师在学习了陆羽的《茶经》及传统的中国茶文化史和继承日本茶道思想集大成者千利休的“和敬清寂”茶道思想的基础之上，结合日本国情，提出了新的茶文化理念，形成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综合性茶文化体系，创立了“道学实”三位一体的茶道思想，他所推广的“一碗茶中出和平”的理念为世界所关注，在当今的年轻一代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如千宗室在论文中所提到的“我坚信，通过内外共捧一碗茶，会使人与人在深层次的交往下相互服务，并在此种产生出真正的和平。”他的茶文化思想不仅在中日两国间的交往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文化思想层面对世界和平也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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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篇8

在20世纪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因为多种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纪已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危机。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问题并存，面临新世纪散曲研究的种种危机，我们应有相应的对策。

在中国古代诗歌三大体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诗词艺术而又别开新面，不仅体式繁多，而内容亦最为驳杂。论体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带，其体之繁富，非诗词可匹;论内容，“我国一切韵文，其驳杂广大，殆无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论》)。要之，在诗词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诗歌艺术中，散曲实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个世纪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新的世纪里，散曲研究却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危机。笔者谨就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希望能得到关心散曲学和民族文化承传的学人们共同关注。一20世纪散曲研究的简略回顾

回忆上一个世纪中国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绩，有两个时期是令人骄傲的。

第一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胡适等人对于白话文学、俗文学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散曲文学，受到极大重视，学者们投人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曲学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新学科。在这一时期，任中敏先生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构建散曲研究的学科框架，搜辑刊布散曲文献和编辑刊行散曲研究资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论》，作为第一部系统的通论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在戏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观，是奠定散曲研究学科基本框架的开山之作。他编辑的《散曲丛刊》和《新曲苑》，分别是散曲文献与研究资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学者和重要著述相继涌现，如卢前的《散曲史》、《词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开启了散曲史研究中断代史研究的先河。卢前的《饮虹卷所刻曲》也是可与任中敏《散曲丛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献。另如陆侃如、冯玩君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有关章节，也是当时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总之，这是20世纪散曲研究中成绩很辉煌的时期。

第二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八九十年代。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使整个文化学术研究焕发了青春，几乎被人遗忘的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开，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绩。如在散曲文献和研究资料的搜辑整理方面，谢伯阳先生辑编的《全明散曲》、谢先生与凌景诞先生合编的《全清散曲》，分别是明清两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献;还有王文才的《元曲记事》、《白朴戏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卢疏斋集辑存》、青惠民等人的《贯云石作品辑注》、王学奇等人的《关汉卿全集校注》、吕薇芬、杨镰的《张可久集校注》、隋树森的嵘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赵景深、张增元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张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的整理汇编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选注》及其与谢伯阳一起编注的《元明清散曲选》、宁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选粹》、蒋星煌等人的《元曲鉴赏辞典》、黄天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选》、吴新雷、杨栋的《元散曲经典》、吕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应特别指出的是，在本阶段中，有较高质量的散曲通史、断代史、通论、专论和辞书类著作也不断涌现，如门岿的《元曲百家纵论》、《元曲管窥》、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中国古代曲学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论》、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斜出斋曲论前集》、孙玄龄的《元散曲的音乐》、洛地的《词乐曲唱》、汤易水的哎散曲艺术谈》、的《元散曲艺术论》、王星琦的《元曲艺术风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论》、吕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辞典》、顾学领、王学奇的《元曲释词》、袁世硕主编的《元曲百科辞典》、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卜健主编的《元曲百科大辞典》等，正是由于这些著作的出版，本时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跃兴盛起来，使许多研究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开拓和向纵深的发展，散曲研究独立的学科意识被进一步强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80年代初，扬州师范学院设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挂帅的国内第一个散曲学博士点;90年代初，“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并召开了4次有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参加的散曲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国内外研究散曲的学者们加强了联系和交流;90年代末，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进一步强化散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意义。港、台方面，本阶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罗炕烈《诗词曲论文集》、《两小山斋论文集》和《两小山斋杂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学论文，罗锦堂主编的《元人小令分类选注》、曾永义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诗》及其与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选详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赖桥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论丛》、黄敬钦的《卢挚及其散曲研究》、范长华的《张可久散曲研究》、何贵初的《张养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阶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个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间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扰太多太大，大陆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气，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绩。在50年代，隋树森先生先后对《阳春白雪》、《乐府新声》、《太平乐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选集进行了精细校订，并在此基础上广搜博览，最后编成《全元散曲》，总辑一代文献。在作家考订方面，孙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谭正璧的《元曲六大家传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阶段，港台方面的实绩要超过大陆，特别是在曲谱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罗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谱》、罗锦堂的《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汪经昌的《南北曲小令谱》、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郑赛的《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北曲新谱》等，都是较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创作、艺术形式和发展历史等研究方面，有罗锦堂(中国散曲史》、郑赛《从诗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与研究》、王忠林《元曲论丛》等专著，另如郑赛《景午丛编》、罗锦堂《锦堂论曲》等论著中也收人了他们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纵观20世纪的散曲研究，除中期几十年大陆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外，在前后两个时期，成绩是很显著的。学人们大多本着务实求真的精神，在扎实的资料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性的理论阐发，一些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新思潮基本未冲击这一研究领域，学者们在诸如散曲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资料的汇编、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家作品、体式特征、风格流派和发展史的研究等方面，都成绩斐然，非此前任何一个时代可比;尤其是散曲研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学科，就更是二十世纪曲学研究的重要成绩。

但是，20世纪的散曲研究也还存在种种问题，尤其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首先是作家个案研究范围狭窄，在元明清960多名散曲作家中，卓有影响的重要作家至少有150余人，但在20世纪中先后进人专文研究行列的不过才40余人，出现过有一定分量研究论著的曲作家只有30人左右。这与诗、词的作家个案研究，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作家个案研究不够，直接影响到流派研究和发展史研究的质量和进展。其次，研究领域未能得到有效拓宽。就时代而言，我们多局限于元代散曲的研究，对于明清，关注的人甚少。就文体而言，我们还主要局限于散曲本身的研究，与相关文体如诗词、戏曲的比较研究，还未充分展开。再次，研究方法比较单调，学术思想未能不断更新。虽然前些年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诸多新方法没有冲击和影响散曲研究这一学科，这一方面继续保持了散曲研究学风的端正朴实，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研究者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进展缓慢。凡此，都阻碍着散曲研究的发展。

二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

回顾过去，散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慰的，这不但激励着我们对散曲研究的信心，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展望未来，新世纪散曲研究的前景是令人担优的。就目前情况而言，种种问题已经日益暴露，散曲学生存、发展的危机已经显而易见。主要说来，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散曲研究学人较少，目前专门耕耘在散曲领域内的中青年学者就更少，绝大多数是“业余”或“兼职”，像20世纪前期的任中敏、卢前，中期的隋树森和后期的谢伯阳、吕薇芬等先生那样，数十年坚持一直做散曲研究的，恐怕就鲜乎其人了。这一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20世纪中叶的大陆，因为文化学术的政治化，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地强调文学作品的阶级性、人民性，以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散曲因为缺乏这些内容，逐渐受到冷落甚而慢慢地被人遗忘，当然就很难再有专门的研究家了。到八九十年代，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时，二三十年代卓有建树的一些散曲研究专家却先后谢世，在此时进人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中青年学者，多半只能是半路出家。既然是半路而来，所以一方面既做散曲研究，另一方面也难以离开另一半研究对象。当然，这不是说搞散曲研究就不能搞别的研究，相反，要把散曲研究做好，还非得要做其他研究不可，比如对剧曲的研究，对诗词的研究，对音乐的研究，对作家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思潮的研究等等，都是需要的，但这里有以哪一个研究对象为重心的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总之，一个学科，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专门家长年累月地扎根在那里进行辛勤的耕耘，要想使该学科得到长足发展，那是绝无可能的。第二，散曲研究成果没有专门的发表园地。像戏曲、小说、诗词等文体，研究的人多，每一学科都有好几种专门的刊物，但散曲研究却不但没有专门的刊物，在全国上千种报刊中，似乎连固定的专栏也没有。因此，散曲研究成果就只能在像《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文学研究》、《中国韵文学刊》等很少的几个文学类综合性刊物和学报类社科综合性刊物发表。当然，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因为研究队伍人数小，专门家不多，高质量成果的产出自然有限，事实上也很难供养一个散曲研究的专门刊物，既然没有一个专门刊物，成果发表就又相当困难，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散曲研究后继乏人。这可以说是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散曲研究的后继人才从哪里来?当然只能靠我们现在培养的硕士生与博士生来接班，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在职的散曲研究专门家已经很少，在现有的古代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中专门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恐怕也就屈指可数。在大陆的古代文学博士点中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除扬州大学以外，我目前尚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家;在硕士点中设有散曲研究方向的，近几年与一些同行谈起过，好象也只有两三家而已。其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如果说现阶段的散曲研究靠我们一些“兼职”的专家还勉强可以支撑局面的话，那么，再过10年20年，情况会是怎样呢?关于学科的后继人才问题，是许多传统学科共同存在的危机，但这一点也许在散曲研究学科中要表现得更为突出吧。由于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使得散曲研究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三对策思考

如果从学科生态的角度看，一个学科的衰落，必然会影响到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拿散曲研究来说，如果它一旦衰落下去，从文体的角度说，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诗歌文学的研究，使中国诗学显得残缺不全;如果从时代的角度说，也会使元明清文学的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那么，怎么办呢?靠谁来改变这种局面?应该说，重振一个学科，最可靠的，还是这个学科的学人自己。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团结一致，知难而进，努力拼搏，自振自救;要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坐以待毙。我想，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有责任感的学者，是一定会选择前者的。不然，让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世纪来面对散曲学的衰落或者消亡，我们会愧对祖宗!愧对先贤!有什么具体办法呢?办法只能由我们大家来想。这里提出几点浅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积极树立和努力强化学科意识。我们必须认识到散曲学在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以及元明清思想文化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了解这一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就曲文学研究自身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有助于在前后对比中重新认识整个曲文学的构成与曲体形成、发展、演变和衰亡的历史。其次，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而言，散曲文学从主流精神上说，是一种牢骚文学，也是一种说真话的批判性文学，最能真实地反映失意文人的心态，因此，深人研究散曲文学，非常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文人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这对整个元明清文学史和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帮助作用。再次，就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而言，散曲文学从语体形式上说，总体上又是一种“白话”文学，它很可能是现代新诗和现当代歌词的直接源头，深入研究散曲文学的历史演变，对认识现代新诗的形成和现当代歌词的创作走向亦有重要意义。最后，就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和整个散曲文体的发展演变历史，还有助于古代诗学、词学研究的深人和三者比较研究的开展。只有充分认识散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充满信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李昌集先生的《中国古代曲学史》和杨栋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等书先后出版，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散曲学的学科意识的呼唤，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要有一种使命感。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中敏等先贤建立这一学科的艰难和王季思等前辈学者继续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不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发扬光大这一学科，但事实上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比如，任中敏先生的《散曲概论》与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考》都处于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首开风气的重要地位，尽管任先生的《散曲概论》中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还略有可商，但总体上要比《宋元戏曲考》存在的问题少得多，然而，《宋元戏曲考》已经一版再版，可《散曲概论》自1931年出版后却迄今未能重印，单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愧对先贤了!有了使命感，才能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清贫，从而坚定自己“为往圣继绝学”的勇气和信心，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第三，要了解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它的现状。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找准自己的努力方向，才能更好地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有所突破，有所开拓，有所建树。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一些学人对散曲研究的发展历史以不同形式做过一些回顾与总结，除了前面提到的李昌集、杨栋先生的著作而外，另如李修生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卷》，拙著《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香港何贵初先生编辑的《元明清散曲研究论著索引》、《金元文学研究论著目录》等，也都是值得散曲研究学人参考的重要著作。

第四，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互通信息，可以避免一些重复劳动;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交流，可以把散曲研究融于整个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去，避免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游弋于其外。只有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情况，及时地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否则，我们就要落后，就可能消亡。

第五，要努力拓展散曲研究的范围。首先，我们不能仅局限于元代，要注意研究明清。虽然元曲与唐诗宋词并提，鼎足而三，是散曲文学最为兴盛和繁荣的时期，我们固然不可忽视，但是，散曲文学在明代成化、弘治一直到嘉靖、万历年间也还有一百多年的另一个辉煌时期，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其次，与相关文体的比较研究，如词、曲比较研究，剧曲与散曲的比较研究等，也应努力展开。再次，多种研究角度，如社会学的、文化学的、民俗学的、心态学的、语言学的、修辞学的、叙事学的、风格学的等等，也应该全方位进行。

第六，要特别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并为学科的发展争取多方面的支持。在新生力量的培养方面，只要有条件，无论博士、硕士、学士，都要培养，每一位散曲研究学人，都应尽自己所能，从学科后继有人，从民族文化的承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来积极地对待这件事情，抓紧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努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比如同行权威专家在涉及到学科发展规划时的话语权的支持，有关刊物编辑们对研究成果发表的支持，有关单位对研究经费的支持，以及媒体对有关学术活动宣传报道的支持等等。

只要我们充分了解先哲们的成就和贡献，我们就不会妄自菲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散曲学面临的危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自然就会有一种忧患心和使命感;只要我们带着一种忧患心和使命感来共同面对，大家一起重视，齐心协力，共谋发展，那么，散曲研究就一定能在新世纪走向新的繁荣!如果是这样，那么，再过一百年，当22世纪的学人们来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或许可以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在民族文化的承传中，既不愧对前贤，也不愧对后生，我们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注释:

①《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何贵初编，玉京书会(香港)iWs年出版。

②《中国散曲学史)(续编)，杨栋著，山东大学出版社iWa年出版。20世纪元散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赵义山著，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篇9

在中国古代诗歌三大体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诗词艺术而又别开新面，不仅体式繁多，而内容亦最为驳杂。论体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带，其体之繁富，非诗词可匹;论内容，“我国一切韵文，其驳杂广大，殆无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论》)。要之，在诗词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诗歌艺术中，散曲实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个世纪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新的世纪里，散曲研究却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危机。笔者谨就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希望能得到关心散曲学和民族文化承传的学人们共同关注。一20世纪散曲研究的简略回顾

回忆上一个世纪中国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绩，有两个时期是令人骄傲的。

第一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胡适等人对于白话文学、俗文学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散曲文学，受到极大重视，学者们投人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曲学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新学科。在这一时期，任中敏先生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构建散曲研究的学科框架，搜辑刊布散曲文献和编辑刊行散曲研究资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论》，作为第一部系统的通论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在戏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观，是奠定散曲研究学科基本框架的开山之作。他编辑的《散曲丛刊》和《新曲苑》，分别是散曲文献与研究资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学者和重要著述相继涌现，如卢前的《散曲史》、《词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开启了散曲史研究中断代史研究的先河。卢前的《饮虹卷所刻曲》也是可与任中敏《散曲丛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献。另如陆侃如、冯玩君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有关章节，也是当时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总之，这是20世纪散曲研究中成绩很辉煌的时期。

第二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八九十年代。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使整个文化学术研究焕发了青春，几乎被人遗忘的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开，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绩。如在散曲文献和研究资料的搜辑整理方面，谢伯阳先生辑编的《全明散曲》、谢先生与凌景诞先生合编的《全清散曲》，分别是明清两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献;还有王文才的《元曲记事》、《白朴戏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卢疏斋集辑存》、青惠民等人的《贯云石作品辑注》、王学奇等人的《关汉卿全集校注》、吕薇芬、杨镰的《张可久集校注》、隋树森的嵘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赵景深、张增元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张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的整理汇编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选注》及其与谢伯阳一起编注的《元明清散曲选》、宁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选粹》、蒋星煌等人的《元曲鉴赏辞典》、黄天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选》、吴新雷、杨栋的《元散曲经典》、吕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应特别指出的是，在本阶段中，有较高质量的散曲通史、断代史、通论、专论和辞书类著作也不断涌现，如门岿的《元曲百家纵论》、《元曲管窥》、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中国古代曲学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论》、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斜出斋曲论前集》、孙玄龄的《元散曲的音乐》、洛地的《词乐曲唱》、汤易水的哎散曲艺术谈》、的《元散曲艺术论》、王星琦的《元曲艺术风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论》、吕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辞典》、顾学领、王学奇的《元曲释词》、袁世硕主编的《元曲百科辞典》、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卜健主编的《元曲百科大辞典》等，正是由于这些著作的出版，本时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跃兴盛起来，使许多研究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开拓和向纵深的发展，散曲研究独立的学科意识被进一步强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80年代初，扬州师范学院设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挂帅的国内第一个散曲学博士点;90年代初，“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并召开了4次有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参加的散曲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国内外研究散曲的学者们加强了联系和交流;90年代末，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进一步强化散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意义。港、台方面，本阶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罗炕烈《诗词曲论文集》、《两小山斋论文集》和《两小山斋杂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学论文，罗锦堂主编的《元人小令分类选注》、曾永义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诗》及其与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选详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赖桥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论丛》、黄敬钦的《卢挚及其散曲研究》、范长华的《张可久散曲研究》、何贵初的《张养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阶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个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间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扰太多太大，大陆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气，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绩。在50年代，隋树森先生先后对《阳春白雪》、《乐府新声》、《太平乐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选集进行了精细校订，并在此基础上广搜博览，最后编成《全元散曲》，总辑一代文献。在作家考订方面，孙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谭正璧的《元曲六大家传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阶段，港台方面的实绩要超过大陆，特别是在曲谱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罗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谱》、罗锦堂的《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汪经昌的《南北曲小令谱》、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郑赛的《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北曲新谱》等，都是较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创作、艺术形式和发展历史等研究方面，有罗锦堂(中国散曲史》、郑赛《从诗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与研究》、王忠林《元曲论丛》等专著，另如郑赛《景午丛编》、罗锦堂《锦堂论曲》等论著中也收人了他们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纵观20世纪的散曲研究，除中期几十年大陆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外，在前后两个时期，成绩是很显著的。学人们大多本着务实求真的精神，在扎实的资料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性的理论阐发，一些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新思潮基本未冲击这一研究领域，学者们在诸如散曲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资料的汇编、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家作品、体式特征、风格流派和发展史的研究等方面，都成绩斐然，非此前任何一个时代可比;尤其是散曲研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学科，就更是二十世纪曲学研究的重要成绩。

但是，20世纪的散曲研究也还存在种种问题，尤其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首先是作家个案研究范围狭窄，在元明清960多名散曲作家中，卓有影响的重要作家至少有150余人，但在20世纪中先后进人专文研究行列的不过才40余人，出现过有一定分量研究论著的曲作家只有30人左右。这与诗、词的作家个案研究，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作家个案研究不够，直接影响到流派研究和发展史研究的质量和进展。其次，研究领域未能得到有效拓宽。就时代而言，我们多局限于元代散曲的研究，对于明清，关注的人甚少。就文体而言，我们还主要局限于散曲本身的研究，与相关文体如诗词、戏曲的比较研究，还未充分展开。再次，研究方法比较单调，学术思想未能不断更新。虽然前些年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诸多新方法没有冲击和影响散曲研究这一学科，这一方面继续保持了散曲研究学风的端正朴实，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研究者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进展缓慢。凡此，都阻碍着散曲研究的发展。

二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

回顾过去，散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慰的，这不但激励着我们对散曲研究的信心，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展望未来，新世纪散曲研究的前景是令人担优的。就目前情况而言，种种问题已经日益暴露，散曲学生存、发展的危机已经显而易见。主要说来，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散曲研究学人较少，目前专门耕耘在散曲领域内的中青年学者就更少，绝大多数是“业余”或“兼职”，像20世纪前期的任中敏、卢前，中期的隋树森和后期的谢伯阳、吕薇芬等先生那样，数十年坚持一直做散曲研究的，恐怕就鲜乎其人了。这一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20世纪中叶的大陆，因为文化学术的政治化，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地强调文学作品的阶级性、人民性，以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散曲因为缺乏这些内容，逐渐受到冷落甚而慢慢地被人遗忘，当然就很难再有专门的研究家了。到八九十年代，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时，二三十年代卓有建树的一些散曲研究专家却先后谢世，在此时进人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中青年学者，多半只能是半路出家。既然是半路而来，所以一方面既做散曲研究，另一方面也难以离开另一半研究对象。当然，这不是说搞散曲研究就不能搞别的研究，相反，要把散曲研究做好，还非得要做其他研究不可，比如对剧曲的研究，对诗词的研究，对音乐的研究，对作家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思潮的研究等等，都是需要的，但这里有以哪一个研究对象为重心的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总之，一个学科，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专门家长年累月地扎根在那里进行辛勤的耕耘，要想使该学科得到长足发展，那是绝无可能的。第二，散曲研究成果没有专门的发表园地。像戏曲、小说、诗词等文体，研究的人多，每一学科都有好几种专门的刊物，但散曲研究却不但没有专门的刊物，在全国上千种报刊中，似乎连固定的专栏也没有。因此，散曲研究成果就只能在像《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文学研究》、《中国韵文学刊》等很少的几个文学类综合性刊物和学报类社科综合性刊物发表。当然，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因为研究队伍人数小，专门家不多，高质量成果的产出自然有限，事实上也很难供养一个散曲研究的专门刊物，既然没有一个专门刊物，成果发表就又相当困难，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散曲研究后继乏人。这可以说是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散曲研究的后继人才从哪里来?当然只能靠我们现在培养的硕士生与博士生来接班，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在职的散曲研究专门家已经很少，在现有的古代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中专门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恐怕也就屈指可数。在大陆的古代文学博士点中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除扬州大学以外，我目前尚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家;在硕士点中设有散曲研究方向的，近几年与一些同行谈起过，好象也只有两三家而已。其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如果说现阶段的散曲研究靠我们一些“兼职”的专家还勉强可以支撑局面的话，那么，再过10年20年，情况会是怎样呢?关于学科的后继人才问题，是许多传统学科共同存在的危机，但这一点也许在散曲研究学科中要表现得更为突出吧。由于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使得散曲研究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三对策思考

如果从学科生态的角度看，一个学科的衰落，必然会影响到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拿散曲研究来说，如果它一旦衰落下去，从文体的角度说，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诗歌文学的研究，使中国诗学显得残缺不全;如果从时代的角度说，也会使元明清文学的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那么，怎么办呢?靠谁来改变这种局面?应该说，重振一个学科，最可靠的，还是这个学科的学人自己。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团结一致，知难而进，努力拼搏，自振自救;要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坐以待毙。我想，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有责任感的学者，是一定会选择前者的。不然，让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世纪来面对散曲学的衰落或者消亡，我们会愧对祖宗!愧对先贤!有什么具体办法呢?办法只能由我们大家来想。这里提出几点浅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积极树立和努力强化学科意识。我们必须认识到散曲学在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以及元明清思想文化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了解这一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就曲文学研究自身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有助于在前后对比中重新认识整个曲文学的构成与曲体形成、发展、演变和衰亡的历史。其次，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而言，散曲文学从主流精神上说，是一种牢骚文学，也是一种说真话的批判性文学，最能真实地反映失意文人的心态，因此，深人研究散曲文学，非常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文人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这对整个元明清文学史和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帮助作用。再次，就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而言，散曲文学从语体形式上说，总体上又是一种“白话”文学，它很可能是现代新诗和现当代歌词的直接源头，深入研究散曲文学的历史演变，对认识现代新诗的形成和现当代歌词的创作走向亦有重要意义。最后，就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和整个散曲文体的发展演变历史，还有助于古代诗学、词学研究的深人和三者比较研究的开展。只有充分认识散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充满信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李昌集先生的《中国古代曲学史》和杨栋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等书先后出版，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散曲学的学科意识的呼唤，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要有一种使命感。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中敏等先贤建立这一学科的艰难和王季思等前辈学者继续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不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发扬光大这一学科，但事实上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比如，任中敏先生的《散曲概论》与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考》都处于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首开风气的重要地位，尽管任先生的《散曲概论》中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还略有可商，但总体上要比《宋元戏曲考》存在的问题少得多，然而，《宋元戏曲考》已经一版再版，可《散曲概论》自1931年出版后却迄今未能重印，单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愧对先贤了!有了使命感，才能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清贫，从而坚定自己“为往圣继绝学”的勇气和信心，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第三，要了解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它的现状。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找准自己的努力方向，才能更好地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有所突破，有所开拓，有所建树。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一些学人对散曲研究的发展历史以不同形式做过一些回顾与总结，除了前面提到的李昌集、杨栋先生的著作而外，另如李修生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卷》，拙著《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香港何贵初先生编辑的《元明清散曲研究论著索引》、《金元文学研究论著目录》等，也都是值得散曲研究学人参考的重要著作。

第四，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互通信息，可以避免一些重复劳动;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交流，可以把散曲研究融于整个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去，避免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游弋于其外。只有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情况，及时地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否则，我们就要落后，就可能消亡。

第五，要努力拓展散曲研究的范围。首先，我们不能仅局限于元代，要注意研究明清。虽然元曲与唐诗宋词并提，鼎足而三，是散曲文学最为兴盛和繁荣的时期，我们固然不可忽视，但是，散曲文学在明代成化、弘治一直到嘉靖、万历年间也还有一百多年的另一个辉煌时期，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其次，与相关文体的比较研究，如词、曲比较研究，剧曲与散曲的比较研究等，也应努力展开。再次，多种研究角度，如社会学的、文化学的、民俗学的、心态学的、语言学的、修辞学的、叙事学的、风格学的等等，也应该全方位进行。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篇10

漫长的认可之路：1980年前的出版物

在欧美较早的中国电影研究成果是电影史，作者多与中国有直接联系。1959—1961年问，雷吉·柏格森在北京大学教授法国文学时，即想撰写一部中国电影通史。几经周折，他的《中国电影，1905—1949》(劳赞，埃贝，1977)在法国问世。陈利(杰·雷达)是研究俄苏电影的美国学者，1959—1962年间，在北京为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的大量外国电影编目，十多年后出版《电之影：中国电影与电影观众》(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2)，覆盖1896—1967年，包括一章简述香港电影。还有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瑟杰·托洛普采夫，用俄语出版了《中国电影史概论，1896—1966》(莫斯科，1979)，时间跨度跟陈利的书类似。该书被译成中文，于1982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资料室以内部交流的形式出版。另外，意大利第14届国际新电影节，出版了意大利文的《当代中国的电影与表演》(法诺，1978)，一本早年的电影节刊物。总的来说，1980年以前欧美出版的关于中国电影的书籍，信息性强于学术性，提供基本的、为当时所急需的，关于现代中国文化、社会、政治、历史的文献资料。

电影节出版物与电影史，1980—1987

20世纪80年代，欧美陆续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电影的著作。它们可分为三类：电影节出版物、电影史和学术专著。第一类中，汤尼·雷恩斯与司格特·米克合编的《电之影：中国电影45年》(伦敦，英国电影研究所，1980)，但无论从所提供的信息上，还是从版式设计上，它与类似书籍相比都逊色一筹。著名的都灵中国电影节伴生了两个电影节出版物：一本是意大利文的《电影：中国电影论文与研究》(米兰，伊雷塔，1982)；另一本书是法文的《电影：中国电影概观，1925—1982》(巴黎，中国电影资料中心，1982)，是为1982年6月在巴黎举办的另一个规模较小的活动而出版的。玛丽·纪可梅与让·帕塞克合编的《中国电影》(巴黎，篷皮杜中心，1985)使电影节出版刊物的样式近乎完美。这本厚重的法文参考书在各个主要方面都胜过前人。比如，它有简便易用的大事记，把电影、政治事件、文化事件排成三列相互对照；有141部电影的简介(1922—1984)，并附有评论；有人物生平；此外，还收入中日和欧洲学者写的14篇短文。

第二类出版物是电影史。其中，约格·洛瑟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故事片的政治功能，1949—1965》(慕尼黑，米聂瓦，1980)，为中国电影的政治史提供了早期典范。在这部德语著作里，电影政治在事件和文章的组织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柏格森的三卷本《中国电影，1949—1983》(巴黎，拉玛坦，1984)把覆盖的历史时期一直朝后推到了结束，但也同样着重电影政治，密切关注主要政治人物。尽管洛瑟尔与柏格森这两本著作都有政治大于艺术的局限，它们仍是欧美中国电影研究领域的重要成绩。

随着80年代后期一些学术新著的出版，西方中国电影研究的局面大为改观。保罗·克拉克的《中国电影：1949年后的文化与政治》(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改自博士论文，延续了电影政治史的传统，但使之更为精密。克拉克在全书中贯穿三个主题：群众民族文化的传播，党、艺术家、观众之间的关系，及延安与上海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实际上，此书基本上是以最后一个主题(即延安一政治对上海一艺术)来结构全书的。

研究领域的扩展：论文集和其他出版物，1985—1991

中国电影研究领域里，最喜人的变化出现在论文集方面。裴开瑞(克里斯·贝利)编的《中国电影视角》(康奈尔大学东亚书系39号，1985)充分意识到，中国电影已开始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严肃注意，这一新兴领域将需要一种跨学科的视野。所以，该论文集里文章角度多种多样，包括文学史、艺术批评、电影理论和历史研究。

李欧梵在《现代中国电影传统：初步研究与假设》中，以文学史家的身份，提出了一个核心议题：现代中国电影在与现代中国文学(尤其是话剧)的密切接触之下，才成长为一门成熟艺术。李分析了4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主义”电影的主题和风格特征后，继续在60—70年代乃至80年代的革命电影中，追踪了这一传统的延续。凯特琳·吴在其《中国蒙太奇：从诗歌、绘画到银幕》中，提供的是艺术史的视角。她坚信，中国书画的丰富传统已扩展到银幕，促成了“真正的中国电影”的产生，虽然她未能说明，我们用什么标准才能称电影为“真正”中国的。裴开瑞的文章名为《(李双双)与(喜盈门)中的性别差异与凝视的主体》，该文也试图寻找某种“中国的”电影美学。裴开瑞简单比较了两部电影中的静止镜头与画面构图，指出中国传统中的“反个人主义的美学”。

余下的三篇文章采用的都是历史方法。纪可梅的《万氏兄弟与中国动画片60年》追踪了2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动画片的发展。克拉克在《中国银幕上的两个“百花”》中，比较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两个历史时期，1956—1957和1978—1981，在这两个时期，艺术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这一论文集里，篇幅最长的是毕克伟(保罗·毕克伟兹)的《文化解冻的界限：60年代早期的中国电影》。毕文借用当代苏联文学史上“文化解冻”的概念，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电影业的一段繁荣时期。

在新版的《中国电影视角》(伦敦：英国电影研究所，1991)中，裴开瑞增收了80年代后期的几篇文章，一篇是雷恩斯的《突破与挫折：中国新电影的起源》，另一篇是裴开瑞的《市场力量：中国第五代导演面临的底线问题》。这两篇文章都表明，学者开始重新注意中国电影研究中的产业研究。这一增版的论文集的另一新特点是更强调电影理论。邱静美关于《黄土地》的文章，王跃进关于《红高粱》的文章，伊·安·卡普兰关于跨文化分析的文章，都说明了这一点。①第三个值得注意的

方面是，裴开瑞力求在中国电影框架下涵盖台湾和香港。一方面，焦雄屏的《迥异的台湾与香港电影》根据1987年的金马电影节来表明，台湾和香港电影在很多方面都是完全对立的，譬如乡村对城市，女性对男性，非职业演员对明星制，收敛对放纵，长镜头对特写和蒙太奇，慢节奏对速度、创新与幻想，抒情风格对特殊视觉效果等。另一方面，刘国华的《对香港与中国流行片的文化阐释》一文，则部分地根据阐释性人类学和新儒家思想，想通过“理”、“情”、“精”这样的本土观念，在大陆和香港电影之间建立文化联系。但是，与原版本一样，裴开瑞的新版本无论在结构上还是主题上，都远未达到前后连贯。

乔治·桑赛尔编辑的《中国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艺术现状》(纽约，普拉格，1987)，结构上同样很松散，文章质量也参差不齐，其中各章覆盖了多个题目。桑赛尔的引言介绍了当代中国电影工业、电影教育的体制和运作。帕特利夏·威尔逊在《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立，1946—1949》中，从历史角度介绍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夏虹的《新时期的中国电影理论》概述了80年代电影研究的兴旺时期。马宁的《新影人笔记》对中国新电影的某些早期作品，进行了精彩的批评分析。最后，桑赛尔收了自己1985—1986年作为外国专家在北京中国电影公司工作时做的12个采访，然后在书的结尾探讨了一个新时代的终结。

桑赛尔的《中国电影》并不以全面覆盖为目的。该书有关1949—1980方面的资料很少，所以最好与克拉克的电影史互相补充着看。桑赛尔的书中缺乏对中国新电影其他活跃影人的深入研究。雷恩斯的《中国词汇》一篇长文，可补足桑赛尔的书。该文登在陈凯歌的电影剧本《“孩子王”与中国新电影》(伦敦，法伯，1989)英文全译本前面，深入地追溯了80年代新影人以及新的电影语言的兴起，详细分析了7个导演。

另外有两本书，虽不是完全关于中国电影的，也值得一提。一本是维玛·迪沙那亚基编辑的《电影与文化身份：日本、印度与中国电影研究》(兰翰，美国大学出版社，1988)，其中四章涉及中国。马强的《80年代的中国电影：艺术与产业》和邵牧君的《改革浪潮中的中国电影》，都概述了后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在《电影的意义：作为异物的电影在中国》一文中，克拉克研究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政府和电影人在建设新的群众文化时，是怎样改造电影这种外来媒体的。在《女性在中国新电影中的地位》一文中，雷恩斯分析了两岸三地的三部影片：香港的《撞到正》，台湾的《青梅竹马》和内地的《黄土地》。

在约翰·仁特的《亚洲电影工业》(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0)一书中，内地、香港、台湾各占了一章的篇幅。像桑赛尔一样(仁特书中关于中国的一章就是桑赛尔执笔的)，仁特也很倚重采访和个人观察。他成功地让人们注意到当时中国电影研究中的几个被忽略的题目，比如电影发行与放映。他的著作把两岸三地的基本信息收在一本书中，指出我们有必要在跨区域的背景下对中国电影进行比较研究。

无论80年代出版的书籍有何局限，它们显然为中国电影研究在欧美的体制化铺平了道路。这一领域在90年代大放异彩，90年代的出版物不仅在批评阐释上达到了新高度，而且在历史、地理政治、类型的覆盖面上都更全面。

审视中国：评五本中国电影研究的英文书籍

这一节评述的90年代初期至中期出版的五本英文书籍，读者可详见我发表在《电影艺术》1997年2期的文章。②第一本是迪沙那亚基编辑的《通俗剧与亚洲电影》(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收了四篇关于中国电影的论文，清楚地表明了通俗剧对中国电影研究的重要性。第二本是桑赛尔、陈犀禾与夏虹合编的《当代中国电影，1979—1989的电影批评》(纽约，普拉杰，1993)，选辑了中国电影研究最令人兴奋的“新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第三本是琳达·俄利克和大卫·德泽合编的《电影风景：中国与日本的视觉艺术与电影》(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4)，沟通电影研究和艺术史的方法，分析电影如何以视觉艺术为参照点。第四本是尼克·布朗、毕克伟、维维恩·索沙克与邱静美合编的《中国新电影：形式，身份，政治》(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一本当时无疑是最令人满意的英文本中国电影书籍。第五本是周蕾的《原始的感情：视觉性、性欲、民俗学与当代中国电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是研究中国电影和现代中国文化的一部论点最激烈的著作。

跨国的华语电影：身份，民族性，国家性

鲁晓鹏编辑的《跨国的华语电影：身份、民族性与性别》(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7)，把中国电影的覆盖面，远远扩展到了“民族电影”的界限之外，使之包括美国华裔人士拍的电影。在《历史导言》中鲁晓鹏说，考虑到目前流行的把内地、香港、台湾并称中国的做法，他认为对“民族电影”的研究，必须改变为对“跨国电影”的研究。

鲁晓鹏的论文集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勾勒了从民族到跨国的发展历程。萧志伟的历史研究《南京政府十年的反帝与电影审查，1927—1937》，记录了国民党政府如何力图限制外国电影对中国观众产生的负面影响。吉纳·马切提的《(舞台姐妹)：革命美学的繁荣》则细读了谢晋的这部电影，把理论思考与文本分析结合在一起。我的文章《从“少数派”电影到“少数派话语”：中国电影研究中的民族性和国家问题》则给出了“种族”、“国民”、“民族”这些概念的中英文语境，勾勒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电影中的发展情况，考察了50—80年代的少数民族电影。鲁晓鹏在《民族电影，文化批判与跨国资本：张艺谋的电影》中认为，像张艺谋这样的影人，是借助跨国资本继续他们文化批判的。

鲁晓鹏论文集的第二部分面对的是台湾与香港的身份问题。叶菁的《构建一个民族：台湾历史与侯孝贤的电影》，研究了侯孝贤从底层写历史，解释了当代台湾身份中复杂的多重成分。强·科瓦利斯在《后现代台湾与香港电影中的流动人群：赖声川的和方育平的》中，认为《暗恋桃花源》以布莱希特式的手法，表现了台湾被拔根的中国人；《半边人》则写实地描绘了香港一个底层年轻女性，如何努力把自己重新定义为大中国社会之一员。明薇(音译)与冯爱玲(音译)的《打破酱油瓶：李安电影中的移居人群与移位策略》继续朝跨国的方向推进，讨论了李安电影中，婚姻与移民导致了家族边界的扩展，而由此造成的危机由戏剧性的最后时刻或最后镜头来解决的。安妮·切尔克的《跨国动作片：吴宇森，香港，好莱坞》考察了跨国背景下的香港动作片，追寻了吴宇森从香港到好莱坞的发展轨迹，讨论了跨文化的视觉快感、怀旧与暴力、超现实主义、多重

身份、男性特征与导演的个人风格。史第·弗尔的《成龙与全球娱乐工业的文化机制》研究了新线电影公司把成龙作为跨文化动作英雄来推销时的成功策略，以及他们如何在北美将《红番区》当作有别于好莱坞娱乐片的电影来发行。

鲁晓鹏编的这本论文集的第三部分讨论的是性别问题。卡普兰的《阅读程式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是这一部分中分量最轻的文章。在对《霸王别姬》进行心理分析式的阅读之前，卡普兰坚持自己欧洲中心主义的地位。克里斯汀·哈里斯的《(新女性)事件：1935年上海的电影、谣言与景观》结合了文本分析与历史研究，揭示出蔡楚生塑造的新女性，割裂在文字与图像、语言与沉默、阶级与性别、主体与修辞之间。崔淑琴的《性别视角：对主体性的构建与表现》也研究女性形象，用细读的方法，揭示了张艺谋电影如何制造有性别差异的意义。蓝温蒂(温蒂·拉森)在《虞姬与历史的形象：陈凯歌的》中指出，陈凯歌早期影片中的男性角色是女性化了的分裂的主体；这个女性化的角色，并非民族文化的一致表现与做法，而只是代表文化与历史差别的一个贬值的虚符号，是一种地方色彩，展现在愉快的国外观众面前。郑义(音译)的《历史激情的叙述意象：另类女人——中国新浪潮电影中的他者》，指出周营通过张艺谋作品中的原始感情与自我民俗学化倾向，在虚构的跨国市场上，端出了原始性／女性，将其作为“真理”的载体。

同其他论文集相比，鲁晓鹏编辑的这本文集，无论在历史时期、地理政治区域、批评话题上，结构都最为均衡。如果我们把《中国电影视角》(1991)、《中国新电影》(1994)与《跨国的华语电影》(1997)放在一起，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两点。第一，批评的视野越来越宽，超越中国大陆，覆盖了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社群。其次，身份和民族性似乎取代通俗剧，成为批评的两个焦点。周蕾的《理想主义之后的伦理：理论一文化一民族性一阅读》(布鲁明顿：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98)就集中讨论这两个问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旭东的《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与中国新电影》(德翰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7)，这本书一半的篇幅讨论中国新电影，将其视为以电影的形式，表达一系列本地的、国家的、跨国的问题与政治。

香港电影：政治、历史和艺术

除了鲁晓鹏编的书外，1997香港回归中国之年还有两本关于香港电影的学术著作出版。一本是阿克巴·阿巴斯的《香港：消失的文化与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7)，其中一章讨论香港新电影，还有一章讨论近年香港名导演王家卫。跟周蕾一样，阿巴斯也吸取后殖民话语，但他更关注的是视觉性问题。他把香港文化定义为消失的空间，这一空间中占主导的感觉是“业已消失”。阿巴斯在关锦鹏和王家卫的电影中，辨认了几种关于“消失”的技巧。对阿巴斯来说，这些技巧并不试图对抗消失，也不是进行反抗的批评策略；相反，它们坚持的是用消失来对付消失。

张建德的《香港电影：另外的维度》(伦敦，英国电影研究所，1997)是第一本研究香港电影史的英文书。在第一部分“北方人与南方人”中，张力图在信息与分析之间取得平衡。他回顾了上海对香港电影业的影响以及粤语片的复兴。在第二部分“功夫片艺术家”中，他采用了分析各导演风格的方法。第三部分“开路者”中，他转向电影运动(新浪潮和及其第二波)。在第四部分“边缘角色”中，他总结了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群体，其中一章写香港的中国情结、鬼、僵尸、恶魔等人鬼混合物，坏顾客与暴发户，最后是后现代主义和香港电影的终结。与阿巴斯相反，张建德相信香港有自己的特殊身份，这种身份是在香港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张建德认为，香港并非一个国家，但香港居民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民族意识，也就是中国意识，虽然艺术家表达自己的中国性的方式会与中国艺术家不同。

实际上，香港回归大陆，在90年代为香港电影研究吸引了更多学术和商业兴趣。仅举一例。傅葆石与德泽合编的论文集《香港电影：历史、艺术、身份》(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这本新论文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力图从香港的全部历史上来定位香港。罗卡的《早期香港电影与美国的联系》上溯到香港电影的最早时刻，从布洛斯基的亚细亚公司，到黎民伟兄弟1923年成立的民新公司，再到赵树森等1933年在旧金山建立的大观公司。罗卡指出，香港电影一直是多元的，对不同意识形态一直是开放的。

傅葆石写了两篇历史文章。一篇题为《在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大陆南下影人，边缘文化与香港电影，1937—1941》，集中讨论这一政治动荡时期粤语片面临的两难困境。他的基本观点是，由于遭遇了战时旅居香港的上海影人所代表的“大中原心态”，香港初步滋生了与彼有异之感。香港在民族主义话语和殖民地话语中的“双重边缘性”，进一步推动香港试着建立一种模糊的、杂糅的身份。傅葆石的另一文章题为《60年代：现代性，青春文化与香港粤语片》。他认为，粤语片捕捉了香港及香港人的现代性，以及国语片使之流行的那些策略性的形象：新香港的速度、魅力、活力、拥挤、过度刺激。张建德的《70年代：运动与转型》有两个说法很值得注意。其一，他认为粤语片只是一时转移到电视上去了，在1973年粤语片就以流行喜剧《七十二家房客》而大举复兴。其二，在银幕上占主流多年的国语，在70年代末出人意料地结束了。

傅葆石与德泽的论文集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就是它很注意香港电影在西方的接受与影响。德泽的《功夫热：香港电影在美国的最初接受》，列举了表现李小龙在北美的影片在美票房的空前成功。德泽认为，功夫热只是越南战争后的精神压力与混乱局面在文化层面上的一个电影符号。刘国华的《拳头与热血之外：许冠文与粤语喜剧》描述了香港新浪潮导演与黑帮片在80—90年代如何在美国宣传，然后转向喜剧这一被忽略的电影类型及其早期代表人物许冠文兄弟。

傅葆石和德泽的论文集第三个值得注意之处，是对类型与导演批评的强调。刘国华以回顾的方式讨论了喜剧，托尼·威廉斯则在他的《空间、地点、景观：吴宇森的危机电影》中考察了黑帮片，点出了一组有末世纪色彩、高度风格化的作鼎，它们是对未来九七回归这一历史处境的反应：九七回归在吴宇森的影片中表现成一个危机或灾难。洛枫的《重写历史：香港怀旧片及其社会实践》关注后现代的讨论，研究了80年代中期后怀旧片在香港的作用。怀旧片总是染着一丝哀愁，其目的是重写历史。洛枫认为，以电影的形式来重写过去或重新发明过去，这是在重新构建社会大众的集体身份和集体记忆。梁秉均在《香港的城市片与文化身份》中，从历史的角度，概述了50－70年代的香港电影。他指出三种对城市的表现在50年代占主导地

位：理想化的城市、邪恶的城市、被嘲讽的城市。大陆的左翼电影中，城市与乡村截然对立。梁秉均认为，与此相反，香港影人则利用多视角的叙述，来探索瞬息万变的城市现实。

还有两章是导演风格研究的范例。大卫·波德威尔在《通过不完美达到丰富：胡金铨与“一瞥”之美学》中，详细分析了胡金铨的视觉风格，考察了胡金铨在表现功夫时，如何有意创造不完美。帕特利夏·艾伦斯在《许鞍华的电影》中，勾勒了这位香港杰出女导演的发展轨迹，尤其注意她的辩证手法，以及她在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价值观之间，如何一直进行着调和。

马切提将王家卫看成具有独特风格的导演，她用王家卫的电影来研究美国通俗文化、英国殖民主义、亚洲商业的令人目眩的杂糅。对马切提来说，王家卫的电影是后现代文本；与大多数后现代文本一样，这些电影中的形象表明了身份观念是难以把握的、模糊的。像马切提一样，鲁晓鹏在《用电影来表现漂泊与身份：香港与1997》中，也考察了身份问题，但他走的是中国一香港关系这一思路。《甜蜜蜜》和《春光乍泄》都让观众远离香港(分别到了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以此处理跨国文化想像这一问题。

早期电影、城市文化与文化史

在西方学术界，被长期忽略的话题是早期中国电影。直到90年代中，这一领域在西方还很少得到足够的批评关注。我编的论文集《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1922—1943》(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就试图纠正这一偏差。在导言《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中，我概括了中国电影史及其写作，突出了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学者的不同视角。我点出此文集的两个目标：其一，说明电影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化力量之一；其二，把电影研究同上海文化史联系起来。

书中九篇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浪漫情：茶馆，影院，观众”侧重1910—1930年间城市电影观众所感兴趣的家庭罗曼史。张真的《茶馆和影戏：与中国早期电影问题》，叙述了20年代传统中国戏剧的巨大影响渐渐被电影手段和情节处理所取代的过程。在重构茶馆文化氛围的同时，张真指出电影从戏剧的外在性(滑稽戏的表演)到情节的内在性(心理动机)的转变，在文本中产生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在当时需要以阶级和性别的观念来解释。哈里斯的《与20年代上海的古装剧》解读1927年这部侯曜改编自传统故事的电影，显示了一种文学与戏曲间的复杂引用(文学－戏曲－话剧－电影)，及背景(上海－欧洲－好莱坞)的复杂衔接，以及当时新的技术和特技，使电影创造出丰富的视觉与心理的隐含文本。与其说这是一部有逃避主义和怀旧倾向的电影，哈里斯认为流行古装剧其实是新的电影类型，旨在摆脱影戏的粗俗，以它对民族传统的“真实”再现，来吸引中产阶级观众，从而也使中国电影能有较稳定的票房收入，使中国电影业能在好莱坞产品的强势之下存活下来。

李欧梵的《30年代上海电影的城市氛围：电影观众、电影文化与叙事常规的探索》审视了城市机制(如影院、流行杂志和城市指南)，使看电影成为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指出，印刷文化对上海观众观赏习惯的影响，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要大得多。在简短比较了好莱坞和中国电影的情节模式以后，他推测长镜头的中国美学可能并非原创，而是一种“多风格的混合物”，它一方面是长慢节奏和戏剧性的表演，另一方面又是新的电影技术。无论是否为“混合物”，电影文化的出现对30年代上海的现代感知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部分“性臆想：舞女，影星，娼妓”中的文章，研究对三类城市妇女带有性意味的报道，以及她们银幕上下形象的流传及操纵。安德鲁·菲尔德的《在罪恶之城出卖灵魂：印刷物、电影及政治中的上海歌女和舞女》探讨了这时期在城市指南和相关杂志中上海公众对舞女的看法。菲尔德指出，尽管她们在很多方面来说，都是晚清民初的“青楼知己”的现代翻版，但是舞女在当时不仅是上海文化的象征，而且与工业化城市的政治经济息息相关。麦克·张的《善良、恶劣、美丽：上海电影女明星与公共话语》描述了中国最早三代影星的出现过程，发现了一个重要差异：20年代对女明星的舆论呈负面性，而30年代舆论则呈正面性，女演员是因“本色”和职业训练扬名的。我在《娼妓文化与城市想像：30年代电影研究》中认为，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及电影作品中，妓女通常是城市想像的焦点。对似乎“无法表现”的事件的公众表现，给电影开辟了非常具争议性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知识分子的道德伦理的认知观往往遭到大众及时行乐倾向的挑战。我指出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电影表现妓女的倾向，从20—40年代对其悲惨生涯的同情性描述，到80—90年代对妓女生涯辉煌一面的倾心。③

第三部分“身份迷：民族主义，都市主义，泛亚洲主义”探讨了控制的问题，以及电影制片人与官方审查员所期望建构的身份。萧志伟的《建构新的民族文化：南京十年中电影审查与广东方言、迷信、性的问题》考察了国民党审查制度怎样建构新的民族文化，以及新的民族身份是怎么在以地区性(以粤语片为代表)、国际性(好莱坞的性场面)、传统性(反映在中国迷信中)为参照中进行的。所有这些类别都是很有争议性的，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组织往往达成某种交易。苏独玉在《都市之声：30年代的中国电影音乐》中指出，中国电影中的音乐组成了一个都市化、国际化的多样化空间。她注意到了音乐在当时的音乐家及知识分子的话语中所充当的角色。当时的电影音乐反映一系列观念与模式(例如，中国民歌与好莱坞歌剧)。最后，雪利·斯蒂芬森在《到处是她的身影：上海，李香兰和大东亚电影圈》中指出，在上海电影杂志中捧红李香兰这一神秘的泛亚洲女星的策略，与从无到有的“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的推捧过程是很相似的。这是一个明星话语支持泛亚洲政治的例子，所以李香兰现象本身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文化侵略模式。

如前所言，我所选的这本论文集，目的是把学界的目光转向被长期忽略的一个丰富的电影传统。这几年出现了关于这一重要形成时期的博士论文，早期电影研究的前景看好，虽然我们仍需做很多研究，其中包括对40年代的研究。④此外，我与萧志伟共同撰写的《中国电影百科全书》(伦敦：劳利兹，1998)和我最新的集内地、港台于一册的中国电影通史专著，《中国民族电影》(伦敦：劳利兹，2004)，都为读者提供了大量信息。近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和香港的电影作品梗概，也为研究提供了便利。2000年后，中国电影方面的英文书籍不断出现，既代表了老中青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表明中国电影这一年轻的学术领域正在持续稳定地发展。⑤如今，在21世纪初回首反顾，可以肯定的是，从1917年港片《庄子试妻》在洛杉矶默默无闻地公映至今，中国电影已在世界影坛占据一席众人注目的地位，而中国电影研究在欧美已经有了质量与数量的飞跃式的发展。

注释：

①有关这些文章的讨论，见张英进：《重思跨文化研究：西方中国电影研究中的权威、权力及差异问题》，《电影艺术》1996年2期，第19-23页。

②张英进：《审视中国：评五本中国电影研究的英文书籍》，《电影艺术》1997年第2期，第52—57页。

③张英进：《娼妓文化，都市想像与中国电影》，台湾《当代》137期(1999年1月)，第30—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