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模式

新时期传播学理论的发展对高校舆情处理有至关重要的作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新兴学科，客观上要求新闻教育必须满足新闻传媒的实践需求，同时又必须符合新兴学科对学科建构和理论研究的需要。因此，自我国开始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以来，就面临着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是顺应媒介发展需求，着眼于培养应用性人才，还是坚持学术导向，培养新闻理论人才，推动新闻学学科发展的争论。近年来最有影响的一次大讨论是2005年。2005年12月7日新华网刊发《新闻教育的失败：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次日《新华每日电讯》又刊发《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算合格吗？》，两文集中关注新闻学博士教育出现的博士生新闻业务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个质疑在舆论界引起重大反响，也引发了学界的回应。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全球新闻传播业发生了颠覆性巨变，新闻传播教育亦受到剧烈冲击，走到了理论与实践、学科自足与交叉融合等多元复杂关系重构的十字路口。技术革命和媒介融合充满不确定性、传播生态急剧变化的当下，“向何处去”成为新闻学博士培养必须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开启与发展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4－1998年间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初步发展、重点建设时期。1984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研究生，开启了中国自主培养最高级别的新闻专业人才的新时期，中国新闻教育体系也趋于完备。这一时期，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引入，推动了中国新闻学人对新闻学学科的内省和反思。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与范畴成为新闻学的入门知识点，博士研究生培养也以新闻学和传播学为两大培养方向。这一时期不仅仅是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填补空白，初步发展，也是中国新闻学学科自证、学术路径自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博士生培养，一方面是新闻教育体系的完备，另外一方面开始了依靠学科自身发展来解决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索之路，所以培养的焦点都是围绕着新闻史、新闻理论开展的。第一个在我国本土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的童兵先生，其博士论文便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研究》为题，“对拓宽和深化马克思理论研究，填补新闻学研究的空白，具有开拓和创新的意义”［1］。第二阶段是1999－2010年间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呈现跃进式发展，布局由点及面时期。200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还只有博士授权点8个，到2010年底则已发展成15个。在布局上，尽管还只是集中在少数高校，但是已开始从北京、上海等学术高地向中部地区扩展，也从以人文学科为主导的院校向综合类高校推进。在开放办学方面，同与国外新闻学院广泛交流的硕士培养相比，博士研究生的国内外联合培养模式还在探索中，仅有少数高校开展。也是在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学博士生不会写消息的争论开始出现，而争论的根源在于博士生规模虽然扩大了但并未形成明确的培养模式和方向。此时的博士生教育还未与新闻学的学术探索直接挂钩，仍然非常看重新闻实务。第三阶段是2010年以来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生培养逐步细化和扩展，呈现多点覆盖的时期。在培养模式上，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开始倾向多学科的知识积淀和学术训练方法，不仅借助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学科，还借助自然科学的学术范式和思维方式，尤其新媒体发展迫切需要的大数据处理和分析上的研究方法；在培养规模上，呈现层次性的稳定推进。2010年全国新闻传播学（不含南京政治学院和交叉学科、挂靠学科）博士研究生共招录215人，2015年增长为280人，至2017年则发展为303人（数据来源于2016－2018年《中国新闻教育年鉴》）。在学科设置和研究方向上开始细化，更加丰富和多元。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例，2010年尚未有明确的专业研究方向，到2019年已经有新闻与传播历史及理论研究、全球传播研究、广播影视传播研究、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新媒体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媒介批评等八个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的多元化，一方面是新闻学科对快速发展的媒介现实做出的调整和适应，另一方面，也用实际发展情况回应了2005年的那次争论：那就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在不断配合媒介实践、适应媒介发展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坚定了博士生培养的学术导向。

二、学术化视阈下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现状和问题

（一）招生上以“申请—审核”制为主，传统考试和硕博连读为辅。当前，新闻传播学博士招生模式上普遍采用硕博连读和直接招收两种方式。其中硕博连读方式中，不论是于在读硕士中选拔较优秀者攻读博士学位，还是招考时即明确以硕博连读方式攻读博士学位，都侧重对学科基础知识的考察。在直接招收攻读博士方面，注重学术能力和学术积累的“申请—审核”制渐成重心。“申请—审核”模式是国际上博士生招生的通用方式。不同于传统的“笔试＋复试”录取模式，该模式由招生单位对递交入学申请博士学位的学生进行筛选，合格者接受能力测试，拟通过这种方法，选拔出科研能力强而不是应试能力强的考生。至2019年，已有多家高校开始施行“申请—审核”制。清华大学早于2016年全面推行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制，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于2019年全部以“申请—审核”制方式选拔新闻学博士研究生。不仅有上述老牌博士点，也有刚加入新闻学博士教育的安徽大学等高校。不同的是有些院校是全面实行，有的是部分实行。从目前的发展态势预测，“申请—审核”制会逐步成为各大院校博士招生的主要方式。但如何协调“申请—审核”模式与传统的笔试＋复试模式之间的关系，如何规范“申请—审核”制中的人为主观因素，保证选拔标准的客观公正等，还需进一步研讨。（二）培养上探索以硕士生培养“双轨制”为基础的博士生教育模式。新闻传播学硕士教育的双轨制，是指将硕士生培养分为学术导向和应用导向两类，既坚持传统的学术性主导，也满足媒介实践对有一定特殊技能的新闻人才的需求，体现了新闻学学科的注重实践又注重理论的发展导向。专硕和学硕并行标志着中国新闻教育的两个方向———媒介实践和学术研究开始明确分化开来。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双轨制”，直接影响了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教育，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博士招生提供了丰富的生源。二是学术性硕士的产生，尤其是硕博连读模式，延长了博士研究的学术周期，使得新闻博士培养更加学术化和专门化。三是助推学生在硕士期间就有明确的学术方向的概念，为整个新闻教育体制的分野，和整个学科的学术化，奠定了人才基础。这种学术导向延伸到博士培养期间，学术要求更加严格，学术规范更严谨。不仅表现在发表一定质量的论文、开题等，还表现在对整个学习过程学术能力的考察和审核。但是这种分野只是理想化的，实际上目前而言两者的培养模式并没有太多实质性区别，导致培养结果的区别也不明显。大部分学术型硕士毕业之后并没有攻读博士学位继续开展学术研究，而是立即从事新闻实践，而专业型硕士中也有少部分从事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活动。（三）学科设置上坚持对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的学术化关注。学术化导向并非忽视媒介实践，而是关注媒介实践的学术化，从学术角度审视、考察、分析媒介实践。这体现在：一是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不断借助外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和内涵。因此在培养中尤其重视交叉学科的学术背景的新闻学博士的培养。“新闻学和传播学本来就是综合性非常强的科学，因此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培养博士生，是拓展阶段的必然趋势”［2］。基于这个判断，很多高校设置交叉学科的博士点，以培养多学科背景、多元分析方法的跨学科博士生。不仅有文史哲，也有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甚至计算机、城市设计与规划等以前看来相关性较弱的学科。强化交叉学科的学科背景有助于借力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丰富新闻学的研究，也有助于在借鉴中推动新闻学科的发展，而最直观的呈现就是在交叉学科基础上诞生了很多全新的专业和培养方向。二是新闻学博士生培养不断丰富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理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展开对新闻实践新兴领域的研究。首先在专业分类上，大部分新闻学博士点都有与媒介新兴领域相关的专业设置。如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跨文化传播学数字媒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全球传播、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全球化与传播、品牌传播、影视文化与产业、节庆文化与新闻传播研究、媒体与社会变迁等等。其次在实际的培养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关注焦点与新兴领域的高密合度。以近几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例，内容从传统较多关注新闻理论、新闻史，发展为几乎囊括与新闻学、传播学相关的新型的传媒业态、传播景象和社会事件的大部分议题。如在跨文化传播、虚拟社区、社会治理、汉传佛教、数据新闻、景观社会、网络段子、口语表达等相关议题。然而，过于宽广的交叉界面，以及所交叉学科自身发展的细分，学科体系学术性不足等，也导致培养中产生了研究方向不明、研究深度不够，对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掌握能力不足等问题，或者尽管同为新闻传播学科范畴，却出现了各自为阵、互不相通的研究方向。这些问题的产生，也很容易使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教育重新产生应用性与学术性之争。（四）培养目标上坚持以教学科研类学术化就业为主。目前，我国高校对新闻传播类博士生毕业要求仍然以学位论文和为衡量指标，未有以媒介实践作为毕业必备条件的培养单位。从培养对象的目标就业来看，博士学位及博士就读期间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经历是个分界线，它决定了目前新闻教育中，不同阶段毕业生能否从事教学科研类学术性就业。总体而言，新闻学博士生毕业多是以教学科研类为主。以2016年为例（见图1），该年度273名新闻学方向博士毕业生中高校去向的占59％，科研单位去向的占2％，这两项明确以科研和教学为指向的已超过六成。此外，4％的境外去向中也多是学校或科研机构。剩余35％中，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公司共占据的16％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研究工作，如各级政府政策研究室、企业的研发中心等等。真正选择媒体工作的只有20人，这其中尚有一些是媒体的研究室［3］。总体来看，学术导向在就业中影响显著。博士毕业之后继续新闻学方面的相关研究绝对比值非常高，大多数毕业生去向都以新闻教育和学术科研为主。图1　2016年新闻学博士毕业去向统计图这种学术偏向的就业诉求，导致博士生在培养期间为了达到应聘单位的论文和项目的条件，大多从事的是非常纯粹的传统的新闻学知识的科研活动，对新知识接受能力不强，且缺乏对现实的关注度。尤其是以教学为主要就业目标的博士生，对新闻学基础理论、新闻基本知识的框架非常看重，导致对新兴理论、新兴研究方法关注度不够。

三、学术化诉求下新时代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的图景与路向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理论基础的学术导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应用到新闻实践中的产物，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应用和指导新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新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4］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是中国新闻的学术理论，也是中国新闻学术的政治基础，同时也是中国新闻教育的统领性理论。具体到博士生教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是博士生新闻教育的理论基础，也是思想政治基础。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应当坚持“两个维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新闻传播问题的实践和著述，一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闻传播问题而产生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5］。因此，对博士生的培养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是坚持其在教学科研、媒介实践的政治基础、也是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博士生既是新闻教育的接受者，也是新闻教育执行主体的后备力量，他们不仅仅肩负理论继承和转化的角色，同时肩负理论阐发的角色，“他们应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武器，审视和评析现代社会的新闻传播现象”［5］，培养中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基础，重视学术的前沿性、重视理论创新、重视西方理论的中国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新闻实践。（二）招生上逐步普及以考察学术能力为主的“申请—审核”。制“申请—审核”制的本质是对申请者学术能力、学术志趣的考察。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建立博士研究生选拔‘申请—审核’机制，发挥专家组审核作用，强化对科研创新能力和专业学术潜质的考察”［6］。“申请—审核”制相对于传统的考试选拔，更注重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而非考试能力，研究证明“申请—审核”制优于传统考试制［7］，“申请—审核”制通常以学术成果、学术经历为主要参考标准，更倾向于考察申请者的学术能力和学术经历。首先，“申请—审核”制注重申请者的科研积累。一般都会要求申请者须于近年内以第一排名身份至少发表若干篇与本专业相关的核心期刊论文，或主持若干项相应级别的科研项目，或获得相关科研成果奖等。其次，注重申请者读博期间的科研计划。所有的“申请—审核”制都非常强调申请者在博士期间的科研计划，要求申请时需要提交博士生学习期间的研究计划，包括拟研究问题（博士论文选题设想）、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已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等。“申请—审核”制后期的发展，应当逐渐采用学术成果多元多向的方式，不仅考试已经有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等成果，还要以参与的项目、调查、甚至教学课程等多元体系，进一步深化重视科研的“申请—审核”制形式和内涵。（三）以共建模式解决培养中应用与学术的冲突媒介实践经验不足，是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的短板。目前来看，这一短板可以借助部校共建来解决。2013年12月复旦大学与上海市委宣传部开始着手部校共建，“遵循新闻教育规律、遵循新闻人才成长规律，发挥业界学界各自优势，携手培养有正确立场、人民情怀、责任担当的一流新闻人才”［8］。部校共建既有各级宣传部门与高校的共建，如北京市委宣传部与中国人民大学、湖北省委宣传部与武汉大学、广东省委宣传部与暨南大学等，也有知名传媒与高校的共建，如人民日报社与清华大学，新华社与北京大学等。具体来看，部校共建可以从两个方面有助于新闻学博士生培养的学术化。其一可以在培养阶段及以后的科研中帮助博士生了解传媒实践；其二，可以弥补博士生教学岗和科研岗上的实践短板。在部校共建的大背景下，新闻学博士生培养可以更方便接触到一线的新闻宣传人员和资深媒体从业者。这些人对新闻行业的方方面面既有实践认知也有理论思考，对博士生解读传媒发展、新闻万象，为传媒业态、政策走向提供学术领域的决策参考，有直接的影响和助益。此外，无论是学术解读、决策参考，还是有助于博士生将来走上教学岗位，培养新的新闻人才，这都既是新闻学学科应用性的一个方面，也是学术化培养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实现了新闻学博士培养中学术和应用辩证统一的关系。（四）积极推广强调系统学术培养的“新双轨制”。现在新闻学博士培养年限基本是三年制，且无论是传统招考还是“申请—审核”制，基本上都是新的导师对新的学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博士生要在导师指导下对新的研究领域完成选题、开题、答辩，以及相关方向的小论文写作，很难在某一研究领域有较深的拓展。因此在硕士生“双轨制”的培养模式基础上，出现新的模式和内涵的“新双轨制”在学界有诸多讨论和展望。“新双轨制”是指新闻学研究生培养实行学硕和专硕分化之后，学硕直接攻读博士，转变为专业硕士和硕博连读式的博士教育并行的新闻学研究生培养机制，其最终方向就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走向“3＋3”，或者“3＋2”式硕博连读的模式。“新双轨制”模式中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分类，为新闻学博士提供了明确的生源。新闻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更加趋向于培养从事新闻学学理研究，为本学科发展做深入研究和建构的专门人才。博士研究将立足于学术硕士的学术基础，将有志于从事新闻学学科研究的人才，再进一步培养，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未来可能采用本硕博连读、硕博连读的方式，每年硕博连读申报4－6个名额［9］。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在探索取消学术硕士的招生，只招收专业硕士与五年制博士培养，即本科生在毕业时选择三年制的专业硕士或者五年制的硕博连读。这样模式下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系统的从事科研的时间可以有五年以上。对于五年可能产生一个巨变的传媒界来说，这种系统性地对一个研究对象的关注，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也有利于对传媒万象的解读和指导。（五）以学术化就业为契机推动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的融合新媒体和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媒介融合趋势。不断加强的新世纪语境下，再来讨论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的问题，会出现不同的解读和意义。首先，新闻实践领域专业化、专门化的功能将会由专硕群体所取代。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培养更加偏向学术化和专业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会写学术论文的博士远比不写消息的博士可怕；其次，本世纪初期的新闻教育者以及不少大众将‘实践’两个字理解得比较狭窄，认为仅仅指采、写、编、评、摄等基本技能［10］。其实，媒介实践应当扩展至文献搜集整理、行业调查研究、模式建造、数据分析等上。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成功与否的标准应当是对媒介现实的分析、剖析和媒介现实如何印证媒介理论的能力。比对国外的博士生培养，如密苏里新闻学院，他们的博士培养是以项目研究当先，主要聚焦在研究以及如何发展研究潜能方面［11］。就业是与培养目标紧密相连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博士生教育仍然属于新闻学的高级人才培养，其培养目标重点仍然是教学和科研。因此，在就业上必然偏重学术部门和教育部门。同时，还要在就业上，配合专业方向，培养专门的科研人才，以学术的多元、多样化应对不同行业和岗位的需求。针对特殊行业、特殊部门可以培养专门的高级人才，在就业上满足企事业单位科研决策部门的人才需求。即使在强调数据分析能力的西方国家，新闻学博士教育以大数据分类为主，但是他们的就业仍然是以科研教学工作，甚至在培养过程中就直接对接教学与科研。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为例，他们近一半的毕业生现在担任全职终身教职或终身教职，而其他人则从事政府、（传媒）行业、咨询、研究、金融或法律工作［12］。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必然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与国际接轨，在完成学术逻辑的同时，满足实际的社会需求。总之，博士培养是一个学术化的训练过程，掌握学术逻辑是最主要的训练内容。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偏重学术理论、学术体系、学术规范和学术范式的养成应当是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坚守的主要方向。

作者:胡凤 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