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理论范文10篇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篇1

1精神产品价值判断的双重性

精神产品的问世，它的最终效用是通过与读者、消费者见面而发挥出来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精神产品迈向市场与广大消费者拥抱时，它们还必须经过如下一个过程：即精神产品的加工、制作者（或称精神生产者Ⅱ）根据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或称精神生产者Ⅰ）所提供的原始精神产品的质量的优劣，然后权衡其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态势，最后决定是否进行精神加工生产。在现代社会，由于知识信息量的增多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原始精神产品是难以直接与广大消费者见面的，它往往需要经过精神生产者Ⅱ的选择并通过物化生产过程（如排版、印刷），才得以走向市场，来到消费者中间。如一部好小说，如果作者完成后只锁在柜子里，不拿到出版社出版发行，或者不采取别的办法印刷上市，那么读者也许永远不知晓它；倘若仅凭作者手工抄写并散发到社会上去，那么一是影响有限，二是得不偿失，三是政策所不允许。

既然原始精神产品从问世到与消费者见面，需经精神生产者Ⅱ的选择及物化生产过程，那么精神生产者Ⅱ选择怎样的原始产品进行加工、制作呢？这就涉及到价值判断范畴，即精神生产者Ⅱ对原始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而广大消费者及政府管理部门又怎样看待和评价经加工、制作而流向市场的精神产品呢？这又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可见，原始精神产品从产出到投向市场，是要经历一个双重价值判断过程的，即精神生产者Ⅱ和广大消费者都要对原始精神产品进行评判，只是他们的视角和关注点有所区别。

首先，精神生产者Ⅱ选择原始产品进行加工、制作，其视角主要是从经济价值出发的，即他们要反复权衡、考虑购买原始精神产品的产权后，经过扩大再生产，他们能否从中获取利润。在这里，原始精神产品的启迪、教育和升华人格等功能，并不是精神生产者Ⅱ主要考虑的对象（不是不考虑，而是考虑的度有限），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第一件原始精神产品经加工制作后能否在市场畅销，能否赢利。当然，不可否认，在精神产品的加工、制作过程中，精神生产者Ⅱ有时也不考虑是否赢利，他们往往唯一专注专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即精神产品的启迪、教育、引导和净化灵魂的功能。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不具普遍性。在依赖市场安身立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所有的精神生产者Ⅱ如果无视经济效益，他们又靠什么维持正常的生产及其生活呢？在此，笔者无意完全把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对立，它们有一致性，亦有矛盾冲突性。任何一个精神生产者Ⅱ在刚刚开始进行精神产品的制作时，首先考虑的还是其经济价值，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既无法生产，更无法来补偿、赞助高、精、尖精神产品的出版及发行。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很多出版部门都是先通过出版一定的通俗读物，积聚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再来扶持、赞助高、精、尖精神品的出版发行。这是精神生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对此勿需过多的非议和指责。

既然精神生产者Ⅱ对原始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我们称之为前判断）主要是从其经济价值出发，而这种价值评判又影响和决定了精神产品的制作及出版发行，那么我们又如何评判经加工制作而流向市场的精神产品呢？（我们暂把此判断称作为后判断）后判断又是怎样影响着精神生产的发展呢？对此我们将在下文探讨。

2精神产品价值判断中的后判断

如何鉴定流向市场的精神产品质量的好坏，这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际操作问题。正确评价一种精神产品，找出其评价标准，这对于精神产品市场的管理，增强广大消费者的识别力，使之更好地从中获取精神享受，意义重大。

精神产品是个大概念，其内涵丰富，外延宽广。若对精神产品进行粗略地划分，我们大致可把它划分为文艺作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作品以及科技作品和科技成果。因此，对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就可以细化为对文艺作品、科学理论作品及科技成果的价值判断。下面就此一一论述。

2.1对文艺作品的价值判断

文艺作品是精神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也是历来争论最激烈的，其中争论的焦点是它们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比重。注重文艺作品经济效益的同志认为，文艺作品若不具备经济价值，精神生产便无法进入商品生产，文艺作品就不能成为商品，就会阻碍现代精神生产的繁荣。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按照市场的需求来生产、制作文艺品，市场需求什么，就创作什么。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支撑下，我国文艺市场曾出现大量通俗文艺作品，其中不乏质量低劣、情趣低下的作品。而强调文艺作品社会效益的人则认为文艺的主要使命是营造精神大厦和文化生活空间，使每个人回归自己的精神故里，为人们提供精神慰藉和心灵安抚，最终促使国民精神境界与人格双重升华。持此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文艺创作应向严肃文艺靠岸，决不能因追求经济效益而制作精神，污染社会空间，毒害人们灵魂。

应该承认，持上述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在对文艺品的价值判断时，触及到了文艺作品的两个根本价值范畴——经济价值和社会育人价值。现在我们要审视和讨论的是这两种价值范畴是否根本对应？它们之间是否有统一性与协和性？换言之，即能否在文艺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我们在评判文艺品时，不厚此薄彼，不因主观偏见和个人执拗，不因评价标准的极端对立，或怠慢、贬低甚至诋毁文艺精品，或跪拜于文艺糟粕面前。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我们看来，任何文艺作品都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只是各自所占的份量不同而已。就通俗文艺作品而言，由于它较好地满足了市场经济刚刚建立时广大消费者消遣、娱乐、身心放松和解除劳顿的需要，因而倍受人们青睐，在市场上较畅销，从而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那它们是否亦拥有社会效益呢？是的，因为它们满足了群众娱乐的需要，在娱乐中人们的精神得到了慰藉和享受，情绪得到了渲泄，寂聊得到了打发，痛楚得到了安抚，人们由此获得了精神上的安宁与祥和。现代“亚文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通过被广大消费者乐于接受这一途径，在发挥其娱乐功能时进而发挥潜在的教育功能而实现其社会效益。如果“亚文艺”群众不喜欢，不消费，不品味，其教育作用如何实现？有相当部分的同志在审视当前文艺市场上“亚文艺”的繁荣甚至是泛滥的现象时，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判，并认为“亚文艺”的充斥挤垮了严肃文艺，误导了国民的价值取向及精神追求。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有失偏颇，为什么？剖析此问题应从追溯大众的需求开始，因为需要是决定文艺市场兴衰的根本因素。人们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后，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压力的增加和忧伤烦恼的递增，人们对文艺的追求由沉思、启迪、心的净化转向消遣、娱乐和解除劳顿，而能满足这些需求的又只能是“亚文艺”。为此，当文艺市场曾一度出现“亚文艺”的繁荣，严肃文艺滑坡的现象后，我们没必要表现出过度的惊慌和不安，因为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人们在消遣、娱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会感到文化的饥渴和精神上的空虚及失落，他们开始寻求深层的精神慰藉，寻求终极关切与价值。而能完成这一使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并超越人类生活空间的只有严肃文艺。在此时，俗文化的招数将尽，不再使人感到新鲜有趣，倒是一些雅致的、具有浓厚审美趣味的文艺品更易调人胃口。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目前文艺市场上通俗文艺开始落潮，“福尔摩斯”以及港台武打、言情小说走上折价书柜，而严肃文艺开始升温，并开始出现赢利这一现象了。

综上所述可知，文艺市场上“亚文艺”和严肃文艺的繁荣，都各有其态势，是随着大众需求起伏的。因而对文艺作品的评判，就不能简单地肯定“亚文艺”的经济效益而否定其社会效益，也不能肯定严肃文艺的社会效益而否定其经济效益。换言之，即不能把经济、社会价值相对立，它们之间是有和谐性的。任何一部文艺作品，如果其形式、用词晦涩难懂，大众不喜欢，不购买，不消费，就无经济效益可言；不研读，不品味，那怕它是济世兴邦之作，其社会效益也无法发挥出来。在这里，文艺作品的社会及经济效益是双重沦落。相反，一部文艺作品，若读者、观众越多，大家乐于购买和消费，并玩味、咀嚼，然后相互切磋、传播、传染和熏陶，共同提升精神境界，此时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和谐统一的。在这里，经济效益是实现社会效益的中介和桥梁。

当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就其本质而言，二者并不能等同。有时经济效益上去了，社会效益却较差。有时经济效益不太好，社会效益却很好，这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相脱节的倾向。要使这两个评价范畴相统一，就应尽量找准这两者的结合点。如何结合呢？我们认为可从如下几方面着手：对于通俗文艺品而言，在注重它的消遣性、娱乐性时，要揉进和加强它的教育性和启迪性。换言之，任何一部通俗文艺作品，要内蕴一定的人生哲理，要让消费者在哈哈大笑中，在嬉闹娱乐中，在打发时间时，使他的精神、心灵得到抚慰，境界得到提升，心里变得亮堂，进而提高其整体文化素质，健全其人格。就严肃文艺而言，在注重、强调其审美、教育作用时，在要求它再现时代精神，注重人生哲理及价值时，还须内含一定的娱乐性，要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形式简练，用词浅显，品味宜人。否则，即便它再有时代精神，再内含哲理并对人进行终极关切，没有人去读，也没有人理解、欣赏，终归还是要湮没于历史的故纸堆里。

在此有必要重申，作为“亚文艺”，如果其格调低下，品味不正，甚至充斥淫秽，扩展人性劣，实施价值误引，那就是精神，是应严厉禁止和杜绝的。因为它们会挑逗和催化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物欲、情欲、表现欲、支配欲和占有欲等低级趣味，导致广大文化消费者思想懒惰，意志颓废，贪图舒适，理解和分析批判能力钝化，艺术修养及欣赏水平下降。这些反作用远比那些形式晦涩、玄奥难懂但又确含哲理的严肃文艺大得多，因为严肃文艺即便无人问津，发挥不出其良好的社会效益，但至少它不会起破坏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呼吁并要求所有的

文艺工作者要充满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担“经国之大业”，看“不朽之盛事”，焕发激情，努力创造更多的优秀作品，为群众提供足够的精神食粮，给他们营造一个绚丽多彩的精神文化空间。

2.2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作品的价值判断

精神产品中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作品。它与文艺作品的区别在于它们的读者面和消费者不一样，文艺作品的读者面总是要比人文科学理论作品的读者面广阔得多，文艺作品的几万甚至是几百万的大发行量，与人文科学理论作品的几千份的发行量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正为此，科学理论作品的价值评判与文艺作品尤其是“亚文艺”的价值判断就应有区别。如何判定前者的质量及价值问题呢？在笔者看来，尽管其中答案较多，但最根本的是作为一部好作品，它应为健全人格服务，应建构一个具有内在感召力且催人奋进向上的目标，并促成人类追求精神信仰，努力解除人类信仰与精神和灵魂深处的困惑、孤寂和悲凉，再对人们实施多方面的、正确的价值导向，使人类真正觉得这世界是美丽与可爱的，并感觉到人生与生活的乐趣、丰润与鲜美，从而更热烈地拥抱生活，使整个世界充满暖融与生机，充满人道与爱。

除上述外，我们认为真正好的理论作品，应是“救人于永远”，饱含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探求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切。何谓终极关切？它是对人类、对社会、对文化的终极命运的关切，是对那些永恒、永远的精神家园、人类理想和社会前途的关切；它是探求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人活着应该怎样为这个世界添置财富；它是关注人的发展方向，人性的完善和人的“进化”的最高目标；它是研究人类到底有哪些劣根，有哪些丑陋的人性并如何加以剔除、根治，使人类的善端进一步发扬光大；它就是探求人类应如何团结、奋斗、进取和创造，应怎样在减少内耗、争斗、私欲的基础上凝聚伟大的合力，共建一个文明的世界。这种终极关切，不虚无，不飘渺，也不狂躁，而是深思熟虑以后孜孜以求，在人世行事的同时又能超凡脱俗。

无疑，社会人文科学理论作品若触及上述的任何一个方面并作研究，其研究成果可用来为人类谋福利，并对人和社会发展富有双重的指导及推动作用，那么就可算是好作品。相反，如果其不能触及人的本质，对人和社会进步缺乏价值指向，不能论证并阐述这个世界的发展走向及该如何发展，不能深入剖析指出这个世界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弊端并指明解决、根治的方法和措施，这样的作品就算不上好作品。更有甚者，如果一部作品在理论上没有创新，其主要观点和见解是“剽窃”和重抄，并无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方法，那么它就是劣品。这种作品，原则上是不能付梓发行和上市的。如果精神生产者仅仅满足于生产、制作如此产品，那就是对人类、对社会和对自己的极端不负责，是渎职，是应受到批评、抨击和谴责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作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它能否指导和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上。因此，我们主要注重的是它的社会效益及社会功能，至于其经济效益，则不必过多苛求。为此，我们期盼并呼吁社会各个部门，尤其是文化出版部门能多赞助并出版发行一批人文科学理论精品，真正为人类谋福。

2.3关于科技作品及科技成果的价值判断

科技作品是精神产品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是整个自然界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部科技作品，如果它能拓宽、深化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提高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那么其作品就算是好作品。如果某作品在反复实验、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能得出某些有关确切数据，或触及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帮助人们深入认识宇宙的奥秘；或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能给予人们一把认识世界的金钥匙，那么它就是精品，出版部门要尽量发行此作品。与之相反，如果某科技作品只是抄袭、剽窃和沿用前人成果，毫无创意，不能在某个方面或就某项专题进行深入分析或反复实验，不能拓广和深化人们对自然界某方面的认识，没能使人从中受到启示，增长知识与智慧，那么它就算不上好作品。对此，出版发行部门要严格把关，禁止此类作品流通上市。

与科技作品并蒂相连的是科技成果，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后者是前者的内涵及内容，因而对这两者的价值判断，其标准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这里，需要单独讨论的是有关基础学科的科研成果及应用学科的科研成果的价值判断问题。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往往青睐、偏爱应用学科的研究成果，因为它们最能和物质生产挂钩，最能显现经济效益并推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价值判断上，人们常易拨高提升其价值。应该承认，这种现象既有好的一面，又有不良的一面。前者体现了大家在认识到科技成果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日益注重应用学科的研究及相关的科技成果的开发与应用，以此增加发展生产力的后劲；后者则表现为有相当部分人士不能正确认识到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的关系，从而本着实用、速效求财富的观点，对应用学科的研究趋之若鹜，而对相对枯燥而又不大容易出成果的基础研究则不闻不问，在选择课题时都尽量躲避，从而造成基础学科研究乏力，学科建设危机，人才断层，成果稀缺等现象。

导致如上现象的产生，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此价值判断的误导。我们认为基础学科科技成果的问世，它们并不能立即开发并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它们往往需要经时间或空间的分隔后，方能卸去表面的外壳，展示其活力与价值。因此，我们对基础学科科技成果的价值判断，不能要求它们都完全和物质生产紧密相联，因为其中一些深奥的认识及美丽的设想在现实的条件下并不能转化为物质生产力，要实现两者的结合尚需长时间的探索和条件的完善。因而对其成果来说，只要能帮助人们认识自然，了解自然，认清宇宙物质世界的发展态势，把握自然发展规律，其成果就是好成果，就值得推崇和肯定。而对应用学科的科技成果来说，它们理应为发展物质生产力服务，并为经济的腾飞插上强有力的翅膀。若达不到这一点，则其成果就不能算作是好成果，就不值得推广、借鉴和利用，更不能为此向社会索要物质补偿。

3前判断、后判断的矛盾与统一

从前文论述可知，在精神产品价值判断过程中，由于主体不一，因而其评价的标准和关注的视角也就不一致。对精神产品加工者而言，他们总是以经济效益为先，在此基础上再兼顾社会效益；而对精神产品、消费者和文化管理部门而言，他们侧重的又主要是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如此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即精神产品消费者及管理者总是期望并渴求出版、发行部门制作、生产出社会效益较好的文化产品，而精神产品的加工、制作者则偏重从经济效益出发来生产精神产品。在这里，不同的价值评判主体从各自的评价范畴出发，从而导致了精神产品需求与制作、供应之间矛盾的产生。在精神生产领域，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其主要表现为：部分消费者渴求的文艺精品，由于需求量不大，因而制作部门不愿亏本生产，致使它们不能流向市场与大众见面，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启迪、教育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社会功能；与此相反，另一些社会效益平平或偏低的文化产品，如带有凶杀、情欲描写的通俗文艺，但由于市场销售态势不错，却又能大量出版发行。出现这两种相悖情况，前者不难解释，后者却有些令人困惑。为什么会出现后种现象？在笔者看来，原因有二，其一是文化管理部门措施不力，管理不善所致；其二是大众的精神文化境界尚不高，隐含于人性中的劣根与陋端尚未被根治和切除，导致了相当部分人对品味不高但富有感官刺激的精神产品趋之若鹜。以往人们在认识此问题时，大都指责文化管理部门管理不力，放任精神流入市场。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因此有失偏颇。

上述矛盾一旦产生并尖锐，就应设法予以解决，否则就会造成精神产品市场上精品稀缺，劣品到处充斥的现象，从而污染社会生活空间，败坏社会风气，导致民众精神追求低下，生活品味低劣，不能过上真正有意义和幸福的生活。如何缓解这一大矛盾呢？在我们看来，办法有许多，归纳起来主要从三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精神文化建设，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通过文化、科技、教育、经济的社会系统建设，提高国民的精神文化素质、精神境界和对精神文化消费的品味，使国人自觉地抵制精神劣品，崇尚雅品，扩展对文化精品的需求。若此，精神产品市场上精品的需求量就大为扩大，就愈能发挥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篇2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指出，传统的科学知识观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通过科学争论、实验室研究和科学文本话语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进行了重要论证，并试图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彻底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宣称“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结果导致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马尔凯(Michael.Markey)、柯林斯(H,M.Chins)、拉图尔(Bruno.I,atour)、谢廷娜(Ka-rinD.Knorr一Cetina)、埃奇(D.0.Edge)、惠特利(B.Whitley)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Shapin)、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观点从产生到分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极端的也不乏温和的。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自然界作为科学争论的首要及最终仲裁人和确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因而，以往人们将自然界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谢廷娜也说;“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总的说来，SSK学者认为，自然界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性认识;科学不会是建立在经验证实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其客观性极弱;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科学理论并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的本质和真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发现和辩护两个过程，其中属于内部因素的辩护过程(归纳、逻辑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学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恰恰相反，科学具有极强的与境偶然性和当地特质，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马尔凯曾这样断言:“……至此，我已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就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几乎在SSK学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们尤为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例如，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度，甚至改变自己科学论文中的关键内容。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negoianon)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科学知识在商谈与决定的链条中得以构成，这是一个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他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其中资源关系、利益的融合与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他还坚决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社会磋商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

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布鲁尔指出，人们以往是通过把科学当做某种圣物来对待而使其不受社会学审视的影响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他提出的强纲领性核心原则—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当用同种类型的原因来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进一步地，SSK学者还认为“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性的，要使这些界限具体化，要把它们视为内在于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违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种错误”，而“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总之，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也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的行为是受严格独特的科学规范和理性程序指导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它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SSK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走到了极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三、对SSK的批评

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观点，已经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定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在这一点上，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成功地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试图把“理性”包含在“社会”之下，由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里主要讨论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及科学社会学的批评。

1.来自科学家方面的批评，最显著的莫过于索卡尔大战。在这次科学人文大战中，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诈文为导火线，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对SSK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规模空前。索卡尔指出:SSK及后现代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些主张明显是一种放纵的胡说。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对SSK的许多主张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并没能瓦解科学的客观性，相反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生物学家威尔逊则认为，SSK要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一切。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的实验者回归和皮克林的建构夸克)进行分析并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根据的，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

2.在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中，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最有影响。劳丹1981年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撰文，认为SSK是一种伪科学，其主张是荒缪的，“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⑨劳丹坚信迪昂一奎因论点(理论不确定观点)不妨碍科学合理性标准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经验在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对SSK主张的对称性原则，劳丹认为，对称性只是一种虚幻，因为不论是科学研究的个体抑或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可能对称。而在社会学解释模式是否为科学信仰的科学的、惟一的、优先的解释模式这一问题上，劳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不只是社会活动，社会学解释模式不会是惟一的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3.科学史家的批评则在于，他们认为SSK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历史常识性错误。科学史家平林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验指出，在夏平与谢佛的“霍布斯一波义耳之争”案例研究中错误地表述了历史，歪曲表达了波义耳和霍布斯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玛格丽特?C?雅各布指出，拉图尔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其对英国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诊释常常忽视了某些历史关键点，是通过谴责“现代性制度及其实践而获得的”。

4.在来自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批评中，默顿学派指责SSK的做法是危险甚至是“发疯”和“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会导致一种反科学。“利益模式”是SSK理论主张中最受科学社会学家批评的。朱克曼认为:“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本?大卫则指出:“即使科学知识与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从未超出最初的创始阶段。例如在麦肯奇和马尔凯讨论的英国统计学案例中，精英主义、优生学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在皮尔逊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利益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知识归结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这种磋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磋商过程中论战一方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公务员之家

尽管受到来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评，SSK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改变。1991年，布鲁尔在其再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中宣称，现有的批判无法改变他对强纲领的坚定信心。布鲁尔的同盟者更是鼓励SSK研究者们不要恐慌，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而以科学家为首的另一战斗方则继续坚守科学理性，认为SSK应该首先遵循科学的价值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原则，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学课题，而不是更贪婪地去攻击科学研究。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彼此的基本原则立场都没有放弃，两者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四、问题和启示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篇3

创新基础能力不足

创新基础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研究能力的不足。

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不足。我国研究生缺少主动追求创新、推崇创新、乐于创新的意识。同时，创造性思维也存在不足。我国研究生对相关知识和信息进行批判、综合、组合，并形成新的思维、新的观点、新的理论的能力较弱，发散、直觉、归纳、形象与抽象等思维能力较弱。

研究能力不足。目前培养的研究生有较强的记忆力，但缺乏敏锐的感知力和想象力。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发明新技术的能力也存在不足。

在选题和方法上缺乏自主探索

在研究的选择上，理论深度不够，自主探索不够。学术创新主要是在自然科学理论和人文科学理论上取得突破。然而，从近些年我国研究生的论文来看，对国民经济或工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实用型和跟踪型的研究较多，而从实际需求出发并将问题一般化而进行的有深度的系统的理论研究较弱，因而难以在学术理论上取得创新。

同时，我国研究生自由探索课题少，围绕导师课题的研究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探索的过程，而选题体现了自主探索，是创新的首要环节，换而言之，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首要便是选题能力。学生在选题上思考不够，甚至无需思考，这在无形中减少了对选题能力的培养，进而造成学生在选题上的创新短板。

借用现成方法和手段多，自主探索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少。方法和工具的开发是创新的重要方面，现有研究手段的缺乏恰恰提供了创新的机遇。研究手段与方法的创新，常常决定了研究的创新水平，目前的问题在于我国研究生主要的研究手段和方法都较为陈旧，且基本上是国外开发的，很少有自己创新的手段、方法甚至仪器、设备。

过分量化的评价机制限制创新

过分量化的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新。过分量化的评价机制对创新的限制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忽视了创新所需的积累过程，二是降低了创新的积极性和动力。创新是以学术积累为基础的，各学科的研究，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的研究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形成优秀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用一段时期的数量来对研究生学术研究水平进行定性评价，这种“工具理性”的量化管理机制往往会形成片面追求数量的导向性行动指南，使得研究生忽略了学术积累的重要性，继而降低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篇4

【关键词】人文科学解释学科学价值

如何看待人文科学的本性，关系到人文科学的定位和作用的发挥问题。如果不承认人文科学的特点，就不能正确发挥人文科学的作用；可如果片面强调人文科学的特点，把人文科学驱出科学范围之外，就会在人文科学的定位、创新和功能等一系列问题上始终难以跨出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雷池。这两种情况对人文科学的发展和弘扬民族精神以及人文素质的提高都是不利的。

一、自然科学不是科学的惟一模式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从学科区分角度对知识性质的划分，而不是对知识科学性和科学化程度的分类。以自然科学的特点作为衡量学科科学性的惟一标准，必然会认为社会科学最多是半科学，而人文科学是非科学。因为它们都不符合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标准。人类的全部实践和认识活动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在对自然的认识中，人类可以达到必然性和因果性认识，而面对自己创造的世界，人类始终只能处于一种非科学的盲目状态。人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领域。如果这样，人和人类社会就难以存在和发展，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依据。人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认识的重要性，都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人类面对的世界是包括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在内的世界。人类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仅要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还要认识人和人类精神活动自身。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但又密不可分的科学。这就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自然科学、以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以人与人类自身的精神活动为对象的人文科学。它们之间还不断出现许多交叉科学。世界是统一的世界，人类关于世界的不同类型的知识也具有内在联系。人文科学是整个人类科学知识的重要一环。没有人文科学的知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仅不完整，而且也无法理解人对社会和自然规律认识的价值和意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驳杜林时曾经指出过存在三种类型的科学。他说，"我们可以按照早已知道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第二类科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第三类是"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这第三类实际上是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两大类知识。人文科学应该包括在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总的科学分类范围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质上是相同的。认为社会科学可以称为科学而人文科学只能称学科的意见也是可讨论的。其实，社会科学也可称为人文性质的科学，因为社会领域就是人的领域，社会现象不可能离开人和人的活动。社会规律的形成及其实现离开人和人的活动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及其活动的规律的科学；而人文科学也是社会性质的科学，离开了对人所处的社会和社会规律的理解和研究，对人的研究就不能称为人文科学而是生物学或动物学。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还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③这实际上就为我们从理论上正确理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一致性和不可分离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的社会本性和人的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决定人文科学在其本性上属于社会科学而不能离开社会科学绝对独立。所以用人文社会科学来包容这两类性质的科学是合理的。但这并不否认它们之间存在差异性，研究人文科学的特点，研究它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对创造性推进人文科学是完全必要的。

二、人文知识的科学性何以可能

在学术界，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一般都能承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也有不少人承认，而对人文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则存在很大的分歧。在西方和国内都有这样一些看法：人文科学根本不可能是科学，而只能是研究者个人的主观爱好和个人看法。他们说把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一个新手的剧本，或者是把著名诗人的诗歌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狂言，把一幅著名的绘画和一个孩子发自天真的不经意的涂抹，都事先不加说明地混在一起让人评论，可能冠履倒置，视天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8-4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2页。

才为蠢货，指腐朽为神奇。这说明人文科学不可能具有客观的科学内容和评价标准。对哲学也有类似的看法。有人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家个人的意见，无所谓是非对错。哲学问题只有无休止的争论，而不可能有结论。如果有结论只能说明它是科学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如果人文科学就是这样，怎么可能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服务呢，它只能是毫无价值的语言和文字的游戏，具有卓越成就为人文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文学者只不过是最善于语言游戏的大师而已。

在人文科学科学性问题上之所以有的学者持这种看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人文创造活动、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完全混为一谈。人文创造活动，是指精神生产活动，如小说的写作、各种艺术品的构思和制作、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演员们的舞台表演、教师的讲授风格和方式，总而言之，人们进行的精神生产和实践过程是由个人进行的非常个性化的过程。人文创造活动总是要体现创造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创作风格和不同的思维水平。这是不重复也不能重复的。至于人文产品更是个性化的，雷同就是模仿甚至是剽窃，这种复制的人文产品是没有价值或没有多大原创价值的。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也是个性化的。由于原作品与读者的时空间隔，语言表达方式，以及不同读者的欣赏水平、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历史知识、哲学水平不同，从而对作品的评价可以大相径庭，这属于读者的接受和个人理解的范围。一百个《红楼梦》读者心中可以有一百个贾宝玉，可以从《哈姆莱特》中发现不同的挪威王子；也有一些人对莎士比亚不感兴趣而偏爱没有多少艺术品位的肥皂剧；可能喜爱流行歌曲而不爱歌剧《蝴蝶夫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是欣赏而不是科学研究。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既不是单纯个人的写作，只强调个性化；也不是单纯的阅读和欣赏，只强调个人爱好和主观接受。你可能爱好"戏说康熙"、"戏说乾隆"，但不能说你在进行历史研究，只能说你在进行休闲娱乐。

人文科学之所以可以称为科学，是因为它不能局限在人的精神领域。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家如狄尔泰以及新康德主义者把人文科学定义为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精神科学，就是把人文科学置于无法验证的主观领域。其实人文科学研究的不限于主体的内在的精神活动，而是人的人文活动包括精神生产中的规律性问题，而主体的精神活动则是存在于这种活动中的内核。例如，人类的物质生产，或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物，或重大事件如战争，如革命，等等，总之人类的活动本身不是科学而是实践活动，可研究人的这些活动过程的历史学是科学--历史科学。历史的本质不能归结为人的思想而是人类的创造活动，历史学力图揭示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规律，而人的思想、愿望、理想，只能通过对历史实际活动的研究才能揭示。战争不是科学而是人类的一种军事对抗活动，可研究这种活动的军事学是科学；教学活动是个性化的实践活动，可教育学是科学；人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不是科学研究，谁也不会认为苏拭的《水调歌头o明月几时有》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是在进行天文学研究，而不是面对皓月当空抒发月下怀弟和对人生悲离合欢的个人体悟？可诗学的研究、词学的研究，可以具有揭示诗词创作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内容。对文艺创作规律的研究--文艺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对文学史的研究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包含许多具有规律性的科学判断。其他诸如唱歌不是科学活动可乐理学是科学，乐曲的创作不是科学活动可研究如何作曲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如此等等。

总而言之，人的人文创造活动不是科学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而人文科学之所以可以称之为科学，就在于它不是停留在个性化的人文创造和人文活动的层面而是探求其中的规律。一个人可能精于诗词歌赋，娴熟琴棋书画，这不能说明他在进行人文科学研究，而只能说他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可如果是探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道，即研究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进人人文科学研究的领域。如果人文科学中没有对规律的探求和总结，而只是个人的体悟和情感的抒发，完全成为不可言说的个人的内在的、瞬间的东西，学生在课堂上所能得到的也只是讲授者个人的意见，无是非真假对错可言，这种人文科学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没有规律的探求，即使不把它称为人文科学而只称为人文学科，也不能为它的存在和发展做出合法性解释。对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是个性化的，可对如此多样化的阅读和接受现象，同样可以进行科学研究，这就是接受美学、传播学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应该研究的问题，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科研领域。

在人的个性化的人文创造活动和欣赏活动中，既要保持个人风格，又要保持它的内容真实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既要解决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接受的个性化，又要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和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这之中肯定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人文科学就没有必要，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评价都行，这样，我们得到的只能是瞎编的历史，没有任何情节合理性和艺术价值的小说，没有科学与事实依据的哲学胡说。我们只有强调研究人的人文创造活动、精神产品的社会制约性和人们对人文产品的欣赏都是有规律可求的，而不能仅仅是自我表现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个人爱好，才有可能以观点正确和艺术上乘的作品为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的人文素质提高服务。否则，就失去了正确服务的客观依据，只能制造混乱，搅乱思想。

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人文创造活动为对象，它同样有个尊重事实的问题。恩格斯说过："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①尽管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允许不同的个人见解，但这种见解立论应以事实为根据。个人的见解只能表现为对事实的不同理解，而不能是对事实的伪造。我们可以梁启超对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评论为例，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的政治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以批评东汉以来的经学多为刘歆伪造为名，为他主张的维新变法扫除思想障碍，可它的立论的事实根据是难以服人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新学伪经考》认为《史记》、《楚辞》经刘歆羼人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欲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万不可通者，而康有为坚持这种看法。实际上康有为的改革主张之要点，并不一定要借重于此等技词强辩而始成立，而康有为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往往不惜抹杀证词或曲解证据，这是犯了科学家的大忌，此其所短也②。梁启超所谓"科学家大忌"，即篡改事实，伪造事实。看起来，尊重事实这一点连封建时代的学者都承认。再如最近在黄金时间播映的《走向共和》争论很大，争论的实质，既有科学性的问题又有价值性的问题。从科学性的角度看，核心是在某些重大事实是否完全虚构；价值性问题则是作者对近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问题。如果不以正史面目出现而是戏说，则另当别论。因为同戏说康熙、乾隆一样，已超出于历史科学范围之外，属人文创作而非人文科学。而当以历史为依据以文艺为形式，就不仅关涉价值而且关涉事实。观众完全可以从事实与价值两方面进行评价。可见，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在人文科学中同样是适用的。这是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的关键。如果人文科学中可以不讲事实，不求规律，不尊重实践，它就从根本上失去存在的依据。

三、人文科学的特点

我们强调人文科学是科学，它包含具有客观意义的知识。但又不能无视人文科学的特点，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7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首先，从认识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是清楚的。当然，人作为社会的人始终是完整的人，而不是单纯的认识主体。例如即使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自然科学家所处的历史条件，他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积累和认知结构肯定会对他们的研究发生影响，但是我们在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时，可以对这些略去不计，只是把科学家作为认识主体，而把自然界视为认识客体。因为对自然科学来说，最根本的是探求客观知识。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以客观自然界为对象，它的知识的客观性，就是在关于知识的判断中，要尽量不渗入主体的东西，按照客观世界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因此，什么是属于主体的，什么是客体的应该区分清楚。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撒的东西归凯撒，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是能做到的。即使一时分不清，经过反复实践验证终究是可以分清的。所以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什么是认识的主体，什么是被认识的客体，在原则上说界线比较明确。尽管由于作为认识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的观察、实验和对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可能会受到主体的影响，特别在微观领域中，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的交叉影响作用是无庸讳言的，但是自然科学通过认识主体对结论的不断校正，通过客观仪器和工具，特别是通过人们无数次的实践活动，可以达到与认识对象相逼近的具有客观性的知识。自然科学中当然也会存在意见分歧和争论，存在不同的学派，但这种争论往往出现在探求的过程中而不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谁是谁非之后，学派的存在意味着问题仍在争论和探索之中。当代不少哲学家批评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这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主客二分根本不可能有科学和实践。我们很多错误往往出在主客不分。其实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主客二分而在于它的绝对对立和分裂。只要用辩证态度对待主客二分，不把二分弄成绝对对立和分裂，区分主客的思维方式就是正确的。

社会科学的主客体关系比自然科学要复杂，但主客关系也不是不可分清的。社会科学是以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对象。这些关系虽然不能离开人的活动，但它一旦形成，同样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本质及其相互作用同样可以达到规律性理解。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知识。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①决不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时建构社会，正如一些哲学家所说的人在认识中建构对象一样，而是被研究者先于研究者并不依赖研究者。社会的存在并不依赖社会学家，生产方式的存在并不依赖经济学家，如此等等，否则任何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就无从谈起。谈论人对自己在思想中建构对象的认识，纯属某些哲学家唬人的空话。

人文科学的主客体关系是个难题。因为人文科学所涉及的主客体关系既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人与在自身活动中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的关系，而就是主体自身。因而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认识主体，同时又是认识客体，发生主客体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正如皮亚杰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说的，各种人文科学是"以人为主体又是客体"，"这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实给人文科学制造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困难。"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②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

的确，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研究的主体又是研究的客体。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况，使得人文科学中主客关系乍看起来难以分辨。其实并非如此。抽象地说，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文科学是人对自身的认识，这没有异议。但不能因此说，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没有主客体的区分。实际上当我们说，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就"人"这个整体说的。但在具体研究中，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都不是研究者对自我的研究，更不是时下流行的什么自我观照之类的吓人空话。真正的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是具体的研究者（而不是抽象的人）以具体的对象（具体的人及其产品）为客体的研究，否则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工作。所以任何人在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时都形成了具体的主客体关系。一个人的科学研究水平和他的结论的可靠性，取决于他的结论在何种程度揭示被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研究文学就是人在研究自身，因为文学就是人学。实际上任何人在研究李白、杜甫、苏拭时，李白、杜甫。苏拭就是他的对象，而且是不依赖他先于他而存在的对象。研究历史也是如此，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研究前人的活动，而不是研究研究者自身，除了具有历史价值的个人回忆录以外。个人回忆录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而不在于它对回忆者自己的评价。回忆录不能视为对自己的科学研究。在人文科学中，对研究者来说，他的研究对象对于他来说都是对象性存在，都是另一个"他者"。不能以人文科学中人以人为对象，来否定人文科学中存在主客体关系。因为只要超出抽象一步，就可以看到，作为研究者的人和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是彼此不同的"两个人"。

正因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因此凡用来反对人文科学的论据，无疑都可用于反对社会科学。例如有的学者说，任何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本人就处在这个社会中，他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他不可能对社会做出客观有效的公正的判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社会科学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只能是意识形态性的。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公正的、各个阶级一致认可的社会科学结论是很少的。但不能由此否定人类对社会达到科学认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社会科学是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建立以后才逐步产生的，它经历了一个把自身确立为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为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这个过程现在仍在继续。原则上说，社会科学同样可以达到对社会的具有科学性的认识，因为社会关系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中的本质联系具有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社会科学的结论不可能达到一致认同的水平，因为阶级关系和不同利益的对立使社会科学不可能摆脱价值判断。结论的非一致性，往往成为否定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根据。社会科学中包含的价值判断成为科学性的障碍。其实，一个错误的价值判断可以遮蔽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性，但通过去蔽更能显示事物发展的真理性。社会科学中存在对立意见是必然的，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接近真理是社会科学认识的规律。事实上，不少社会科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为人类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提供了某些规律性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发挥过和继续发挥着作用。

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科学。由于人的社会性，因而真正具有科学性的人文科学的结论，都有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为依据。如果脱离了正确的社会科学关于人与社会规律的观点，把人文科学的研究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神学宿命论或其他错误的社会学说基础上，肯定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看成是相互作用的学科。就人是社会的人来说，人文科学属于社会科学。任何人文科学研究者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知识，要正确理解社会与人的本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不了解社会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人。就社会科学是对人的活动中形成的关系和规律的研究来说，社会科学属于人文性质的科学。如果社会科学中没有人和人的活动，把社会变为与自然过程完全一样的纯客观过程，社会和人类历史将变得十分神秘。当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虽然相通，但各有特点。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它研究人和人类活动中形成的客观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研究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规律，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活动的客观方面，是人的社会；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和人类活动的主体方面，它的精神活动和活动规律，它的产品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因此人文科学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可以说，它研究的是社会的人（人的精神活动和产品）。

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科学。它们在对象、功能和方法上都存在着区别。自然科学以客观的物质世界为对象，它探求的是普遍的，不以任何个人、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区别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文科学面对的是一定社会中的人和人类活动，它既不可能求之于实验，也不能单纯依靠纯逻辑的思维方法。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产品一般不具有量的可测度性，它的结论也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性质的可重复性。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人文科学具有科学性。凡是有研究对象的学科都有科学性的问题，即都有研究者的认识和判断与对象自身的规律是否符合的问题。如果以所谓人文科学不能归纳，只能理解，不能概括，只能描述，没有客观内容，只有主体体验，因而在方法论上只强调解读、重构、理解、对话和语境，就会把对人文科学是非的判断，完全移人主体的意见领域。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实，人文创造活动和对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规律的研究是不同的，如果说，人文创作和欣赏中，我们强调体会、内省、直觉、想象、顿悟，而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我们虽然要充分考虑到个人体悟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不能排斥科学理性、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的方法论价值，不能排斥人文科学研究在一定条件下也需要有数据和实证分析。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不能排斥分析、概括、总结、归纳以及运用范畴、规律来表述研究的成果。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既要研究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又要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启迪和借鉴作用。这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有的哲学家着力提倡解释学的方法。我们并不否认，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研究主体对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对文本的理解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自己的观点和使用的方法的影响，从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研究者都是处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中来解读文本，因而在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中的主体性是不可避免的。像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公认的客观性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是很难达到的。就这一点说，人文科学的研究与人文作品的阅读、欣赏和接受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人文科学研究不同于一般阅读和欣赏，它应该对这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即研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由于时空间隔、文化背景产生的距离应如何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揭示作品原有价值和它的当代意义。决不应该由于人文科学研究中存在解释和理解问题就由此得出结论，人文科学的结论只能是主观的、解释学的结论，没有任何人能达到对文本的真实意义的解读。事实上自施莱马赫创立解释学以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确立的解释学原则，都不是面对人类人文活动事实，而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文本，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是凭自己的理解面对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在解释学中无所谓客观事实，有的只是解读。这种看法只能导致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按照西方的解释学原则，所有人文科学的结论都可以看作是研究者对自我的解释或者说是解释自我。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在人文研究中是有的，但不能说这就是科学研究，而只是人文学者价值观的一种表现方式。真正的人文科学研究应该既是人文的又是社会的，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可能建立起具有科学性的人文研究。

现在用解释学方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并不罕见。他们说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有的只是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坚持解释学的立场，这种马克思主义观是无可避免的。那重读也罢，回到马克思也罢，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的确无法亲身回到马克思的时代，也无法通过文本证明自己的理解绝对正确。这里的关键是不能把马克思与他生活其中的社会历史剥离，不能把马克思与无产阶级和他们的活动剥离，不能把马克思与他们的反对者和拥护者的观点与活动剥离。一句话我们需要的是活的马克思，即与社会历史、与无产阶级运动和参与运动的周围人群的思想和行为结为一体的马克思，而不只是文本。文本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存在于上下文关系中，而是存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

由上可见，解释只是研究中的一种现象而不能单独成为方法，更不是惟一的方法。真正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当然包括理解和解释，但不能归结为理解和解释。它不是局限在研究者和被研究的思想和文本之间，不仅是上下文的关系，不是所谓语境问题，而应该是被研究的文本与它自身的历史条件之间，事件和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现实的而不是主观臆想的联系。我们应该从历史中，从哲学家的思想和文本与它的产生条件之间，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条件中，从哲学家自己的各种著作相互印证中得到合理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要注意，任何哲学家或思想家，他的思想不能也不会仅仅表现在他的著作中，而且会表现在他的信仰和行为中。正如上面说的，我们要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光是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应该联系到他们为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的一生的事实，他们与各种思潮和理论派别斗争的事实。因而当代用抽象人道主义，或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及弗洛伊德主义来诠释马克思的思想，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马克思的理论和行为都不符合。如果我们根本不顾及哲学家本人对自己思想的声明、不顾及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历史条件、不顾及他们的实际活动，不是听其言观其行，而是只相信自己对哲学家的解释，对上下文的繁琐考证和无事实根据的所谓解释和理解，那就称不上科学研究，只能看成中国传统的"六经注我"方式的现代版。

四、寻求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

人类早期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都具有人文的特征而不是科学特征。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很长一段时期，作为人类文化最根本内容的人文现象，并没有采取科学研究的形态，而是表现为人类的人文活动及其精神产品--神话、宗教、风俗习惯、劳动时的歌唱、祭神的舞蹈、口头的文学创作，可并没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神话学、伦理学、乐理学、文艺学之类的学科出现。后者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发展起来的。

任何人都能明白，说人文科学是科学，决不意味着它的论断都是科学的，而是就科学的性质及其可能性说可以获得具有客观性的知识。否认它的科学性，就从根本上堵塞了人文科学通向真理的道路，为各种主观臆断和歪理谬说的存在大开方便之门。其实，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和它的论断是否达到科学水平是不同的。由于人文科学中存在不同学派和具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人文科学中许多结论很难取得共识。但不能因此从根本上否认人文科学可以作为科学分类中的一个部门，否认它的论断可以具有科学性。只要有不同学派存在，不同学者之间的争论就有助于发现真理。经过长期的争辩，认真地研究和以不同方式的实际验证，可以区分出不同意见甚至对立意见的高下优劣并剥取其中蕴涵的真理性颗粒。

在人文科学中重要的是正确处理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当然也存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因为自然科学既具有人文价值又具有社会价值。但就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而言，价值是中立的，价值观属于科学研究的主体。自然科学学者的理想与信仰，爱国主义感情和对科学成果及效用的人文关怀，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无直接关联。二战期间为德国纳粹服务的科学家，同样可以有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而在人文科学中，科学性与价值性是同一的。在人文科学中抽象掉价值性，只追求人文知识的客观性，就会把人文科学变为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死的知识的仓库。

人文科学的价值性问题，包括相互联系但又不同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文学者的价值观念问题，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个人的理想、信仰和抱负问题；另一个是人文学者的精神产品作为人文文化所蕴涵的价值问题。前者是主观的，它属于人文学者自身，可以说是人品；后者是客观的，是文化作为对象化的精神产品所蕴涵的，可以说是文品。这两者当然不可分，但并不绝对符合。虽然一个人文学者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人品必然影响他的作品，但不能简单化为坏书是坏人写的，好书是好人写的，即所谓"好人"写"好书"，"坏人"写"坏书"。这是过分简单化的说法。因为人文科学作为科学的一种类型，它的内容并不是作者价值观念的简单移植，而是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要求作者对本科学的内容有着扎实的基础，要进行艰苦的深人的科学研究。人品与作品之间存在矛盾，在中外文化史和艺术史上并不罕见。

我们追求的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与价值的和谐，最重要的是作品自身的科学性与它的价值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不同于作者的人品与作品的关系，它是作品以自身的具有真理性的内容，创造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这极其鲜明地表明人文科学的特点，因为人文科学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对于生活其中的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状况，对于他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具有浓郁人文气氛的社会，虽不能保证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人文素质，但可以说这种人文环境为人的品性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客观文化环境。就一个民族而言，最能铸就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国民性的主要是人文文化。它的优秀成果的不断积累和沉淀，形成一个民族的优良品格，而它的糟粕的累积往往沉积为民族的劣根性。中华民族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是与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不可分的。所以，人文科学的作用不同于自然科学与技术，它的价值和功能不在于直接提高物质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发展，而在于提高人的人文素质，培育民族精神，提高人的思想道德和审美素质，使人越来越摆脱由之起源的动物界，更加社会化人性化，从而推进人类发展和社会整体的进步。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人文科学的这种价值并不是根源于人心，根源于人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本性，不是根源于不变的天道，而是根源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对社会生活与人类自身发展规律性的把握。人是在实践中不断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也是通过在实践中认识自然和社会中不断返回主体，不断认识人类自身和精神活动的本质。

人文科学追求的就是这种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它既要求把握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性及其产品的客观真实性、合理性，又要为人类构造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使其对人类自身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起着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为此，人文科学的价值性必须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它的科学性不是简单的知识的有效性而必须包容着积极的价值内容。

五、人文科学创新的可能性和途径

创新是人类活动的本质，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点。动物的发展是进化，而人类的发展是进步。生物进化的本质是适应，而社会进步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创新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其中文化创新是一个重要方面，而文化创新的最重要一个内容就是人文科学的创新。

相对于以生产实践为基础并与人类生产活动紧密结合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人文科学的创新有其特殊的困难，它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既要重视历史传统但又不能背负历史因袭的重担；既要面对生活但又不能趋时媚俗；既要面对世界但又不能失去文化的民族特性。

正确处理历史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大问题。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中，任何学习不必从头开始，除非研究科学史或技术史。学习自然科学与技术就是面对当代，当代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成就是最高的成就，是以往全部历史发展成就的结晶。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中有高科技有新科技，而在人文科学各个领域一般不可能是跨越式的而是积累性的，历史上前人的成果有些是后人难以企及，成为人文科学中起界碑作用的标志性成就。例如在哲学领域，在西方人们往往要回到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在中国，我们往往回到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学说。因此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重视历史继承性是必然的，合乎人文科学发展规律的。但这也容易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背负因袭的重担，注重历史，崇拜名人，而忽视甚至轻视现实和自我创造。严格说来，传统与现代问题，并不表现在自然科学与技术层面上，超越传统是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本性，而往往是表现在人文科学的层面上。所以人文科学要创新，要与时俱进，既要重视历史传统和人类知识的积累，重视人文遗产的继承，更要重视现实和自我创造，要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以便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在人文科学中，无论是回归传统的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都是有害的。

人文科学的创新，离不开人的人文实践活动，因而必须面对现实。例如，教育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对教育实践经验的新的总结，文艺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当代的文学艺术的实践活动，不总结创作实践经验，不可能有文艺理论的创新。历史观点的创新是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写作的实践经验的提升分不开的。美学的创新与每个时代的审美行为和审美意识的变化不可分。总之，人文科学的创新，同样要立足于实践，特别是具有专业特性的实践活动。可是，人文科学面对实际不能是趋时媚俗，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使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够发挥引导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

一个人文学者要善于区分什么是生活中积极向上的潮流，什么是滞后甚至是逆流和旋涡。为此必须以批判性的眼光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善于捕捉社会问题。例如在哲学中，创新问题我们喊了很多年但成效甚微。因为我们有些哲学家忙于创造体系，而不注意捕捉新问题。马克思是非常重视问题的。他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究竟什么是新问题，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人文科学中并不像科学技术那样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新的前沿性问题。我们现在争论的公平、正义问题，从西方奴隶社会就开始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即法治与德治问题，战国时代就存在；市场经济下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问题都是西方市场经济中的老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事实，以及什么是美，美的客观性问题，都既是老问题又是新问题。人文科学的创新应该包括对这些老问题实际上是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结合我们时代条件提供的新经验给予新的答案。同时又要面对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碰到的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文科学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人文科学中的知识如何更新的问题，如何进行人文教育和人文素质的培养问题，以及各人文科学领域中如何体现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等等。其中每个问题中都包括许许多多的子问题。每个问题都可能做出有价值的新的结论。人文科学中的教育改革，就包括教学体制的改革和内容的创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

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技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社会制约性。人文科学不能也不应该抽象倡导与国际接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科学和人文学者应该自我孤立与世界隔绝。实际上，人文科学要与时俱进，应该关注国外潮流与研究状况，要创造条件与外国同行进行交流，要善于吸取他们的优秀成果和新的研究方法。在西方人文科学中学派很多，其中有些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立场，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和观点，我们不能盲目推崇，甚至吹捧、跟风，但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出现和存在，应该对国外新的潮流和学派适当译介以开扩思路和眼界。自明中叶特别是清末，西方学术和思想名著的翻译，对我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当代，我们要有世界性眼光。我们应该在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关注西方人文科学的状况和新进展。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篇5

社会生活是“文本I”，作者据此创造出作品，这是“文本II”。“文本II”被选入教材，提供给教师、学生解读，形成老师头脑里的“文本III”和学生头脑里的“文本III”。这两个“文本III”是不同的，因为产生两个“文本III”的主体，他们对“文本I”的解读、体验是不同的。一个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教师应该尊重学生，尊重学生头脑里的“文本III”，这实际上是对人的尊重。教师不要老是执著于自己的“文本III”，拧住学生的耳朵把它强制灌输给学生，试图去矫正学生头脑里的“文本III”。教师应该注重两个解读过程，特别要注重学生形成“文本III”的过程，明确学生形成“文本III”与教师形成“文本III”的过程有什么不同，以便让教师“文本III”的形成过程去影响学生“文本III”的形成过程。教师可以讲解自己的“文本III”的形成过程，让学生自己去比较、鉴别，在这一过程中去提高学生的能力，而不是从结论上去提高学生的能力。这里面，教师的主导作用就是引导学生去和作者对话，而不是让教师与作者对话的结论去影响学生与作者的对话。

中学语文教师应具备多种文本解读的理论及方法

这是时代的要求。今天，科学技术正以人们不可想象的速度更新，人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广泛的变化。文本创作活动在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位置、文本的载体、文本传播和文本接受的途径与方式、文本的形态、类别和样式等，都已经发生变化。因此，21世界的文本解读将从多元分化的趋势走向多元中的互谐。

这是社会的要求。现代社会里人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文化交往频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以及它们和文学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加快和增大。在一个国家之内，让所有的人都接受和运用单一的文本解读理论及方法是不可能的。文本解读的多元化是文化进步和繁荣的结果，也是文化进步和繁荣的标志。

这是人文性的要求。文本创作活动及其成果、读者对文本的解读，都是和主体的个性紧密相连的，现代人日益重视和珍惜个性，强调人文精神，强调尊重人、理解人。教育要现代化，就必须培养人的现代化，让教育充满人文精神。因此，中学语文教学应该允许教材解读的多元互谐。这就要求中学语文教师以多元文本解读理论和方法武装自己，以便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地发挥其主导作用。

教师解读文学文本必须运用艺术思维方式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篇6

为什么划分阶级？为了更好地认识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进而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进步。我们认识和分析事物，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分门别类的认识分析。认识分析人类社会，划分阶级是最根本的方法。

谁不愿意划分阶级？自己代表或属于少数人组成的阶级的这部分人不愿意划分阶级，他们也不愿意显露自己的阶级本质。虽然他们愿意显示自己属于少数人组成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分子队伍，但不愿意显示自己代表或属于少数人组成的那个阶级。为什么？因为阶级的划分，是以统治或被统治、圧迫或被圧迫、剥削或被剥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划分的。过去的阶级社会(包括现在仍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人组成的统治、剥削阶级，已在广大民众中名声很臭了，所以属于这个统治剥削阶级的人和它的人、代言人是不愿意划分阶级的。

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发生了奴隶阶级由完全没有经济和人身自由到具有一定经济和人身自由的农民阶级的进步性转变，但其受统治、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地位没有变；不论奴隶主阶级还是封建地主阶级，其统治、压迫和剥削的地位同样没有变，由于解放了生产力，其统治、压迫和剥削的能力相应也加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农民阶级到工人阶级，由地主阶级到资产阶级，发生了土地圧迫和土地剥削到资本圧迫和资本剥削的方式转变。在这三种类型阶级社会中，少数人统治、压迫和剥削多数人的性质没有变。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性质由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了根本变化。只有共产党敢于划分阶级，因为它自己代表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广大民众处于社会的执政党统治地位，领导着人民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过去的统治阶级总是说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实质上是在给广大民众灌迷魂汤，麻痹迷惑广大民众，掩盖他们剥削掠夺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这种见不得人的行径。

二、阶级和阶级思想

无产阶级是这样一个群体，它靠劳动为生，不以占有他人的劳动价值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具体特征是除了自己劳动使用外，没有多余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供他人使用和生产。在革命年代，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一是因为无产阶级中大多数人是革命的，二是革命分子大多数来源于无产阶级，三是由于无产阶级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决定的。在我国现阶段，无产阶级包括工人、农民、公务员、大部分知识分子、军人、不雇拥工人的个体工商从业者。

无产阶级思想是指努力消灭劳动价值剥削、努力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圧迫、最终建立平等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是对社会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的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称为无产阶级思想，是因为这种思想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能正确引导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并不是从一产生，就伴随着出现无产阶级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无产阶级思想就产生了，相应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也产生了。无产阶级分子(包括共产党员)不是天生就具有无产阶级思想，他们头脑中的无产阶级思想，主要由以下两种方式获得：(1)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2)在社会实践中，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因此，并不因为你是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分子，你的思想就自然是无产阶级思想，如果你既不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也不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思想。一个人受的教育、对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期和阶段，这个过程大致可具有三种不同的形式：(1)通过获得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以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正确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的过程，越来越正确和逐步完善的过程；(2)由正确认识到错误认识的转变过程，或者是由错误认识到正确认识的转变过程；(3)错误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越来越错误和逐步顽固倒退的过程。所以无产阶级队伍和政党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有的人还可能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就是资产阶级人。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才有共产党党内斗争历史和革命队伍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因此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就非常重要。

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按其所具有的思想状态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先锋队，如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先进分子等。这些人掌据或认识到了无产阶级思想，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勇于探索和贡献。第二类是一般群众即大多数民众。他们受几千年传统的统治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的奴役和侵蚀，被动地默认了自己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例如《孟子》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用现在的话说：人和动物的区别，老百姓身上几乎没有，只有在君子(统治者、精英分子)身上才存在。在旧社会的统治阶级和现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中，广大民众就应该当牛做马被奴役，被役使。广大民众除了无法生存下去时才起义造反外，大多数历史时期，是默默地辛勤耕耘，任由统治剥削阶级圧榨。只有在思想的指引下，共产党领导群众起来闹革命，才彻底改变了地位。既使广大民众认识到了无产阶级思想，也只有被组织起来，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第三类是无产阶级异化分子，就是无产阶级队伍中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我们习惯称之为无产阶级蜕化变质分子、败类、叛徒、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人、党内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派)，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不是由他具备什么思想决定的，简单、直接地称无产阶级异化分子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子或堕落为资产阶级是不适当的。

资产阶级则是这样一个群体，它以占有他人的劳动价值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具体特征是拥有充分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雇拥他人来使用和生产。资产阶级包括私营(或民营)企业主、国外资本家在国内的人。

资产阶级思想是指顽固坚持和认为剥削占有工人劳动价值是“合理的”，并将其绝对化和永久化的思想，坚持资产阶级圧迫和资产阶级统治“合理化”、永久化的思想。资产阶级一产生，资产阶级思想及其政党也产生了。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包括其党员)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样的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由以下两种方式获得：(1)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2)在社会实践中，错误地认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认为老百姓与牲畜无异，是下等人，少数资产阶级是人类精英，是上等人，上等人就应该统治和剥削圧榨老百姓这些下等人，并且将这些认识和做法，教条化，稳固化，永恒化。既使从孔孟之道“人之初、性本善”出发，一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不是天生的。同前所述：一个人受的教育、对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可以分别有三种不同的认识过程。所以资产阶级队伍中，同样也不是所有人都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有的人，甚至可能具有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也是两个概念。资产阶级政党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组成，行使资产阶级赋予它的统治权利。正如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可以是无产阶级也可以不是无产阶级一样，资产阶级政党分子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资本家。这是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性特征决定了其政党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种资产阶级政党的多样性极容易让人产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幻错觉。无论资产阶级思想错误的形式如何多种多样，坚持剥削压迫的“合理化”和永久化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社会进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客观产物。

我国现阶段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的状态如何？既然是初级阶段，那么就是社会主义与其前一个旧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有少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搭接相联系的阶段。资产阶级是资本家的总称，是其各分子的集合，所以不管资产阶级分子(或叫资本家)人数多么少，只要有，就存在资产阶级。按其所具有的思想状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顽固分子，第二类是一般分子，第三类是先进分子。

顽固分子具有非常强烈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征表现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为获取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疯狂地对他人利益(包括共公利益)进行掠夺和剥削。在顽固分子拥有的企业里，工人们挣扎在最艰难贫苦的死亡线上，忍受着非人的欺压，工资低下，根本谈不上福利保障，尤如牛马。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随时可能有罢工、解雇和冲突等现象发生，像少数私营煤矿主就属于这类。

一般分子是指不强调统治、圧迫和剥削的合理不合理，只是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统治、圧迫和剥削的理论，实现占有他人劳动价值目的，获取个人利益。在他们的企业里，工人们的工资不会超过平均水平，没有可靠的福利保障，资本家和工人仅仅维持在雇拥剥削与被雇拥被剥削的关系上，工人的人格得不到尊重。

先进分子是指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资本家，这些人的做法，顺应着社会进步的方向，这些人的思想，顺应着人类理想和美好愿望。在他们的企业里，工人们的工资一般不低于平均水平，能得到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人格受到尊重，工人的劳动能力、创造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精神向上，劳资双方关系和谐。资本家治厂以人为本，积极探索高效文明的现代管理体制，使企业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有生力量。

第一类顽固分子和第二类一般分子的资本家的存在，人们一般都能认识到，对于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资本家，有的人可能要怀疑，是不是真的存在？答案是真的存在。

首先，一个人是不是资本家，是不是资产阶级，不是由思想，而是由他是否拥有充分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雇拥他人使用和生产，并同时占有他人的劳动价值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来决定的。其次我国建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转制，不是靠没收和专政，而是由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这不是瞬时间完成的。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推演，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之间的过渡阶段，肯定是存在这种资本家的。第四，在2005年，“在私营企业主中发展党员(作者注：指共产党)1512名，是上年的1.7倍”[1]。这都充分证明了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资本家是现实中就有的。

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阶级性与知识分子的阶级性。

阶级分析与划分都是关于人类的，存在阶级的社会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有阶级属性的。那种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混为一谈，是别有用心的。自然科学不是关于人的意识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所以自然科学无阶级性得到普遍认同。在人类阶级社会，将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中代表某个阶级利益的理论，人为的也把它超阶级化、无阶级化，奉为所有阶级共同的神圣科学是不对的，但是将与自己对立的阶级所发展起来的被其内部普遍视为科学理论的东西简单地斥为伪科学、假科学也是不对的。帝国霸权主义理论对于强权霸权主义者，是科学理论，对于广泛的第三世界来说则是荒谬的和非科学的；日本的二战侵略理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是科学理论，对于被侵略的亚洲国家则是反人类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本剥削有功剥削有理的经济理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科学理论，对于广大无产阶级来说则是必须反对的反动理论。马列主义思想对于占大多数人的工农群众说，是科学理论，对于帝国霸权主义者、资产阶级首领分子，则是他们极力打压的邪门歪说理论。

知识分子属于哪个阶级？一个人是否称为知识分子，不是由于他处于什么政治或经济地位来决定的，而是由于他是否具有某方面知识来确定的。知识分子属于哪个阶级，不是由他所具有的知识来确定的，而是由他具备哪些阶级特征来决定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它可包含有多种阶级，简单笼统地把知识分子归属于某一个阶级，是不正确的。

在奴隶社会，既有属于奴隶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属于奴隶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既有属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属于农民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既有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现阶段，对于知识分子阶级性的分析和认识，应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应该按他所掌握的知识内容将它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社会界知识分子，另一部分称为自然界知识分子。社会界知识分子，是指具有哲学、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自然界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自然科学方面知识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知识无国度，科学无国界，是对的，但不要忽视，阶级也是无国界的。

第二步是按阶级的定义看其属于哪个阶级。人类社会中存在什么阶级，知识分子中也存在什么阶级。

第三步是在各阶级内，分析本阶级知识分子具有什么阶级思想。

这样知识分子大体可划分为六类：(1)属于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知识分子；(2)属于资产阶级一般分子的知识分子；(3)属于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知识分子；(4)属于无产阶级异化分子(这里称为无产阶级蜕化变质分子、败类、叛徒、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人、共产党内的走资派)的知识分子；(5)属于无产阶级一般群众的知识分子；(6)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知识分子。

所以说，知识分子具有阶级性，但其整体并不全部单纯地属于哪一个阶级，知识分子是由代表不同阶级利益和思想同是又具有某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所组成的一个群体。人类社会有什么阶级，知识分子中就存在什么阶级。

四、阶级斗争与当前法制社会的阶级性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篇7

作者陈先达，193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2）

如何看待人文科学的本性，关系到人文科学的定位和作用的发挥问题。如果不承认人文科学的特点，就不能正确发挥人文科学的作用；可如果片面强调人文科学的特点，把人文科学驱出科学范围之外，就会在人文科学的定位、创新和功能等一系列问题上始终难以跨出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雷池。这两种情况对人文科学的发展和弘扬民族精神以及人文素质的提高都是不利的。

一、自然科学不是科学的惟一模式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从学科区分角度对知识性质的划分，而不是对知识科学性和科学化程度的分类。以自然科学的特点作为衡量学科科学性的惟一标准，必然会认为社会科学最多是半科学，而人文科学是非科学。因为它们都不符合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标准。人类的全部实践和认识活动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在对自然的认识中，人类可以达到必然性和因果性认识，而面对自己创造的世界，人类始终只能处于一种非科学的盲目状态。人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领域。如果这样，人和人类社会就难以存在和发展，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依据。人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认识的重要性，都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人类面对的世界是包括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在内的世界。人类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仅要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还要认识人和人类精神活动自身。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但又密不可分的科学。这就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自然科学、以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以人与人类自身的精神活动为对象的人文科学。它们之间还不断出现许多交叉科学。世界是统一的世界，人类关于世界的不同类型的知识也具有内在联系。人文科学是整个人类科学知识的重要一环。没有人文科学的知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仅不完整，而且也无法理解人对社会和自然规律认识的价值和意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驳杜林时曾经指出过存在三种类型的科学。他说，"我们可以按照早已知道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第二类科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第三类是"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这第三类实际上是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两大类知识。人文科学应该包括在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总的科学分类范围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质上是相同的。认为社会科学可以称为科学而人文科学只能称学科的意见也是可讨论的。其实，社会科学也可称为人文性质的科学，因为社会领域就是人的领域，社会现象不可能离开人和人的活动。社会规律的形成及其实现离开人和人的活动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及其活动的规律的科学；而人文科学也是社会性质的科学，离开了对人所处的社会和社会规律的理解和研究，对人的研究就不能称为人文科学而是生物学或动物学。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还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③这实际上就为我们从理论上正确理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一致性和不可分离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的社会本性和人的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决定人文科学在其本性上属于社会科学而不能离开社会科学绝对独立。所以用人文社会科学来包容这两类性质的科学是合理的。但这并不否认它们之间存在差异性，研究人文科学的特点，研究它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对创造性推进人文科学是完全必要的。

二、人文知识的科学性何以可能

在学术界，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一般都能承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也有不少人承认，而对人文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则存在很大的分歧。在西方和国内都有这样一些看法：人文科学根本不可能是科学，而只能是研究者个人的主观爱好和个人看法。他们说把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一个新手的剧本，或者是把著名诗人的诗歌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狂言，把一幅著名的绘画和一个孩子发自天真的不经意的涂抹，都事先不加说明地混在一起让人评论，可能冠履倒置，视天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8-4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2页。

才为蠢货，指腐朽为神奇。这说明人文科学不可能具有客观的科学内容和评价标准。对哲学也有类似的看法。有人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家个人的意见，无所谓是非对错。哲学问题只有无休止的争论，而不可能有结论。如果有结论只能说明它是科学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如果人文科学就是这样，怎么可能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服务呢，它只能是毫无价值的语言和文字的游戏，具有卓越成就为人文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文学者只不过是最善于语言游戏的大师而已。

在人文科学科学性问题上之所以有的学者持这种看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人文创造活动、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完全混为一谈。人文创造活动，是指精神生产活动，如小说的写作、各种艺术品的构思和制作、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演员们的舞台表演、教师的讲授风格和方式，总而言之，人们进行的精神生产和实践过程是由个人进行的非常个性化的过程。人文创造活动总是要体现创造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创作风格和不同的思维水平。这是不重复也不能重复的。至于人文产品更是个性化的，雷同就是模仿甚至是剽窃，这种复制的人文产品是没有价值或没有多大原创价值的。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也是个性化的。由于原作品与读者的时空间隔，语言表达方式，以及不同读者的欣赏水平、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历史知识、哲学水平不同，从而对作品的评价可以大相径庭，这属于读者的接受和个人理解的范围。一百个《红楼梦》读者心中可以有一百个贾宝玉，可以从《哈姆莱特》中发现不同的挪威王子；也有一些人对莎士比亚不感兴趣而偏爱没有多少艺术品位的肥皂剧；可能喜爱流行歌曲而不爱歌剧《蝴蝶夫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是欣赏而不是科学研究。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既不是单纯个人的写作，只强调个性化；也不是单纯的阅读和欣赏，只强调个人爱好和主观接受。你可能爱好"戏说康熙"、"戏说乾隆"，但不能说你在进行历史研究，只能说你在进行休闲娱乐。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人文科学之所以可以称为科学，是因为它不能局限在人的精神领域。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家如狄尔泰以及新康德主义者把人文科学定义为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精神科学，就是把人文科学置于无法验证的主观领域。其实人文科学研究的不限于主体的内在的精神活动，而是人的人文活动包括精神生产中的规律性问题，而主体的精神活动则是存在于这种活动中的内核。例如，人类的物质生产，或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物，或重大事件如战争，如革命，等等，总之人类的活动本身不是科学而是实践活动，可研究人的这些活动过程的历史学是科学--历史科学。历史的本质不能归结为人的思想而是人类的创造活动，历史学力图揭示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规律，而人的思想、愿望、理想，只能通过对历史实际活动的研究才能揭示。战争不是科学而是人类的一种军事对抗活动，可研究这种活动的军事学是科学；教学活动是个性化的实践活动，可教育学是科学；人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不是科学研究，谁也不会认为苏拭的《水调歌头o明月几时有》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是在进行天文学研究，而不是面对皓月当空抒发月下怀弟和对人生悲离合欢的个人体悟？可诗学的研究、词学的研究，可以具有揭示诗词创作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内容。对文艺创作规律的研究--文艺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对文学史的研究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包含许多具有规律性的科学判断。其他诸如唱歌不是科学活动可乐理学是科学，乐曲的创作不是科学活动可研究如何作曲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如此等等。

总而言之，人的人文创造活动不是科学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而人文科学之所以可以称之为科学，就在于它不是停留在个性化的人文创造和人文活动的层面而是探求其中的规律。一个人可能精于诗词歌赋，娴熟琴棋书画，这不能说明他在进行人文科学研究，而只能说他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可如果是探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道，即研究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进人人文科学研究的领域。如果人文科学中没有对规律的探求和总结，而只是个人的体悟和情感的抒发，完全成为不可言说的个人的内在的、瞬间的东西，学生在课堂上所能得到的也只是讲授者个人的意见，无是非真假对错可言，这种人文科学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没有规律的探求，即使不把它称为人文科学而只称为人文学科，也不能为它的存在和发展做出合法性解释。对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是个性化的，可对如此多样化的阅读和接受现象，同样可以进行科学研究，这就是接受美学、传播学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应该研究的问题，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科研领域。

在人的个性化的人文创造活动和欣赏活动中，既要保持个人风格，又要保持它的内容真实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既要解决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接受的个性化，又要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和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这之中肯定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人文科学就没有必要，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评价都行，这样，我们得到的只能是瞎编的历史，没有任何情节合理性和艺术价值的小说，没有科学与事实依据的哲学胡说。我们只有强调研究人的人文创造活动、精神产品的社会制约性和人们对人文产品的欣赏都是有规律可求的，而不能仅仅是自我表现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个人爱好，才有可能以观点正确和艺术上乘的作品为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的人文素质提高服务。否则，就失去了正确服务的客观依据，只能制造混乱，搅乱思想。

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人文创造活动为对象，它同样有个尊重事实的问题。恩格斯说过："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①尽管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允许不同的个人见解，但这种见解立论应以事实为根据。个人的见解只能表现为对事实的不同理解，而不能是对事实的伪造。我们可以梁启超对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评论为例，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的政治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以批评东汉以来的经学多为刘歆伪造为名，为他主张的维新变法扫除思想障碍，可它的立论的事实根据是难以服人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新学伪经考》认为《史记》、《楚辞》经刘歆羼人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欲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万不可通者，而康有为坚持这种看法。实际上康有为的改革主张之要点，并不一定要借重于此等技词强辩而始成立，而康有为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往往不惜抹杀证词或曲解证据，这是犯了科学家的大忌，此其所短也②。梁启超所谓"科学家大忌"，即篡改事实，伪造事实。看起来，尊重事实这一点连封建时代的学者都承认。再如最近在黄金时间播映的《走向共和》争论很大，争论的实质，既有科学性的问题又有价值性的问题。从科学性的角度看，核心是在某些重大事实是否完全虚构；价值性问题则是作者对近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问题。如果不以正史面目出现而是戏说，则另当别论。因为同戏说康熙、乾隆一样，已超出于历史科学范围之外，属人文创作而非人文科学。而当以历史为依据以文艺为形式，就不仅关涉价值而且关涉事实。观众完全可以从事实与价值两方面进行评价。可见，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在人文科学中同样是适用的。这是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的关键。如果人文科学中可以不讲事实，不求规律，不尊重实践，它就从根本上失去存在的依据。

三、人文科学的特点

我们强调人文科学是科学，它包含具有客观意义的知识。但又不能无视人文科学的特点，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7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首先，从认识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是清楚的。当然，人作为社会的人始终是完整的人，而不是单纯的认识主体。例如即使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自然科学家所处的历史条件，他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积累和认知结构肯定会对他们的研究发生影响，但是我们在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时，可以对这些略去不计，只是把科学家作为认识主体，而把自然界视为认识客体。因为对自然科学来说，最根本的是探求客观知识。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以客观自然界为对象，它的知识的客观性，就是在关于知识的判断中，要尽量不渗入主体的东西，按照客观世界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因此，什么是属于主体的，什么是客体的应该区分清楚。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撒的东西归凯撒，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是能做到的。即使一时分不清，经过反复实践验证终究是可以分清的。所以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什么是认识的主体，什么是被认识的客体，在原则上说界线比较明确。尽管由于作为认识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的观察、实验和对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可能会受到主体的影响，特别在微观领域中，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的交叉影响作用是无庸讳言的，但是自然科学通过认识主体对结论的不断校正，通过客观仪器和工具，特别是通过人们无数次的实践活动，可以达到与认识对象相逼近的具有客观性的知识。自然科学中当然也会存在意见分歧和争论，存在不同的学派，但这种争论往往出现在探求的过程中而不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谁是谁非之后，学派的存在意味着问题仍在争论和探索之中。当代不少哲学家批评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这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主客二分根本不可能有科学和实践。我们很多错误往往出在主客不分。其实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主客二分而在于它的绝对对立和分裂。只要用辩证态度对待主客二分，不把二分弄成绝对对立和分裂，区分主客的思维方式就是正确的。社会科学的主客体关系比自然科学要复杂，但主客关系也不是不可分清的。社会科学是以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对象。这些关系虽然不能离开人的活动，但它一旦形成，同样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本质及其相互作用同样可以达到规律性理解。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知识。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①决不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时建构社会，正如一些哲学家所说的人在认识中建构对象一样，而是被研究者先于研究者并不依赖研究者。社会的存在并不依赖社会学家，生产方式的存在并不依赖经济学家，如此等等，否则任何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就无从谈起。谈论人对自己在思想中建构对象的认识，纯属某些哲学家唬人的空话。

人文科学的主客体关系是个难题。因为人文科学所涉及的主客体关系既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人与在自身活动中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的关系，而就是主体自身。因而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认识主体，同时又是认识客体，发生主客体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正如皮亚杰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说的，各种人文科学是"以人为主体又是客体"，"这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实给人文科学制造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困难。"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②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

的确，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研究的主体又是研究的客体。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况，使得人文科学中主客关系乍看起来难以分辨。其实并非如此。抽象地说，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文科学是人对自身的认识，这没有异议。但不能因此说，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没有主客体的区分。实际上当我们说，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就"人"这个整体说的。但在具体研究中，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都不是研究者对自我的研究，更不是时下流行的什么自我观照之类的吓人空话。真正的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是具体的研究者（而不是抽象的人）以具体的对象（具体的人及其产品）为客体的研究，否则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工作。所以任何人在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时都形成了具体的主客体关系。一个人的科学研究水平和他的结论的可靠性，取决于他的结论在何种程度揭示被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研究文学就是人在研究自身，因为文学就是人学。实际上任何人在研究李白、杜甫、苏拭时，李白、杜甫。苏拭就是他的对象，而且是不依赖他先于他而存在的对象。研究历史也是如此，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研究前人的活动，而不是研究研究者自身，除了具有历史价值的个人回忆录以外。个人回忆录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而不在于它对回忆者自己的评价。回忆录不能视为对自己的科学研究。在人文科学中，对研究者来说，他的研究对象对于他来说都是对象性存在，都是另一个"他者"。不能以人文科学中人以人为对象，来否定人文科学中存在主客体关系。因为只要超出抽象一步，就可以看到，作为研究者的人和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是彼此不同的"两个人"。

正因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因此凡用来反对人文科学的论据，无疑都可用于反对社会科学。例如有的学者说，任何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本人就处在这个社会中，他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他不可能对社会做出客观有效的公正的判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社会科学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只能是意识形态性的。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公正的、各个阶级一致认可的社会科学结论是很少的。但不能由此否定人类对社会达到科学认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社会科学是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建立以后才逐步产生的，它经历了一个把自身确立为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为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这个过程现在仍在继续。原则上说，社会科学同样可以达到对社会的具有科学性的认识，因为社会关系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中的本质联系具有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社会科学的结论不可能达到一致认同的水平，因为阶级关系和不同利益的对立使社会科学不可能摆脱价值判断。结论的非一致性，往往成为否定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根据。社会科学中包含的价值判断成为科学性的障碍。其实，一个错误的价值判断可以遮蔽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性，但通过去蔽更能显示事物发展的真理性。社会科学中存在对立意见是必然的，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接近真理是社会科学认识的规律。事实上，不少社会科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为人类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提供了某些规律性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发挥过和继续发挥着作用。

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科学。由于人的社会性，因而真正具有科学性的人文科学的结论，都有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为依据。如果脱离了正确的社会科学关于人与社会规律的观点，把人文科学的研究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神学宿命论或其他错误的社会学说基础上，肯定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看成是相互作用的学科。就人是社会的人来说，人文科学属于社会科学。任何人文科学研究者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知识，要正确理解社会与人的本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不了解社会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人。就社会科学是对人的活动中形成的关系和规律的研究来说，社会科学属于人文性质的科学。如果社会科学中没有人和人的活动，把社会变为与自然过程完全一样的纯客观过程，社会和人类历史将变得十分神秘。当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虽然相通，但各有特点。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它研究人和人类活动中形成的客观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研究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规律，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活动的客观方面，是人的社会；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和人类活动的主体方面，它的精神活动和活动规律，它的产品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因此人文科学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可以说，它研究的是社会的人（人的精神活动和产品）。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科学。它们在对象、功能和方法上都存在着区别。自然科学以客观的物质世界为对象，它探求的是普遍的，不以任何个人、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区别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文科学面对的是一定社会中的人和人类活动，它既不可能求之于实验，也不能单纯依靠纯逻辑的思维方法。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产品一般不具有量的可测度性，它的结论也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性质的可重复性。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人文科学具有科学性。凡是有研究对象的学科都有科学性的问题，即都有研究者的认识和判断与对象自身的规律是否符合的问题。如果以所谓人文科学不能归纳，只能理解，不能概括，只能描述，没有客观内容，只有主体体验，因而在方法论上只强调解读、重构、理解、对话和语境，就会把对人文科学是非的判断，完全移人主体的意见领域。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实，人文创造活动和对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规律的研究是不同的，如果说，人文创作和欣赏中，我们强调体会、内省、直觉、想象、顿悟，而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我们虽然要充分考虑到个人体悟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不能排斥科学理性、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的方法论价值，不能排斥人文科学研究在一定条件下也需要有数据和实证分析。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不能排斥分析、概括、总结、归纳以及运用范畴、规律来表述研究的成果。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既要研究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又要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启迪和借鉴作用。这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有的哲学家着力提倡解释学的方法。我们并不否认，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研究主体对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对文本的理解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自己的观点和使用的方法的影响，从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研究者都是处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中来解读文本，因而在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中的主体性是不可避免的。像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公认的客观性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是很难达到的。就这一点说，人文科学的研究与人文作品的阅读、欣赏和接受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人文科学研究不同于一般阅读和欣赏，它应该对这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即研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由于时空间隔、文化背景产生的距离应如何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揭示作品原有价值和它的当代意义。决不应该由于人文科学研究中存在解释和理解问题就由此得出结论，人文科学的结论只能是主观的、解释学的结论，没有任何人能达到对文本的真实意义的解读。事实上自施莱马赫创立解释学以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确立的解释学原则，都不是面对人类人文活动事实，而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文本，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是凭自己的理解面对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在解释学中无所谓客观事实，有的只是解读。这种看法只能导致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按照西方的解释学原则，所有人文科学的结论都可以看作是研究者对自我的解释或者说是解释自我。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在人文研究中是有的，但不能说这就是科学研究，而只是人文学者价值观的一种表现方式。真正的人文科学研究应该既是人文的又是社会的，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可能建立起具有科学性的人文研究。

现在用解释学方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并不罕见。他们说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有的只是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坚持解释学的立场，这种马克思主义观是无可避免的。那重读也罢，回到马克思也罢，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的确无法亲身回到马克思的时代，也无法通过文本证明自己的理解绝对正确。这里的关键是不能把马克思与他生活其中的社会历史剥离，不能把马克思与无产阶级和他们的活动剥离，不能把马克思与他们的反对者和拥护者的观点与活动剥离。一句话我们需要的是活的马克思，即与社会历史、与无产阶级运动和参与运动的周围人群的思想和行为结为一体的马克思，而不只是文本。文本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存在于上下文关系中，而是存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

由上可见，解释只是研究中的一种现象而不能单独成为方法，更不是惟一的方法。真正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当然包括理解和解释，但不能归结为理解和解释。它不是局限在研究者和被研究的思想和文本之间，不仅是上下文的关系，不是所谓语境问题，而应该是被研究的文本与它自身的历史条件之间，事件和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现实的而不是主观臆想的联系。我们应该从历史中，从哲学家的思想和文本与它的产生条件之间，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条件中，从哲学家自己的各种著作相互印证中得到合理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要注意，任何哲学家或思想家，他的思想不能也不会仅仅表现在他的著作中，而且会表现在他的信仰和行为中。正如上面说的，我们要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光是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应该联系到他们为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的一生的事实，他们与各种思潮和理论派别斗争的事实。因而当代用抽象人道主义，或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及弗洛伊德主义来诠释马克思的思想，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马克思的理论和行为都不符合。如果我们根本不顾及哲学家本人对自己思想的声明、不顾及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历史条件、不顾及他们的实际活动，不是听其言观其行，而是只相信自己对哲学家的解释，对上下文的繁琐考证和无事实根据的所谓解释和理解，那就称不上科学研究，只能看成中国传统的"六经注我"方式的现代版。

四、寻求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

人类早期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都具有人文的特征而不是科学特征。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很长一段时期，作为人类文化最根本内容的人文现象，并没有采取科学研究的形态，而是表现为人类的人文活动及其精神产品--神话、宗教、风俗习惯、劳动时的歌唱、祭神的舞蹈、口头的文学创作，可并没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神话学、伦理学、乐理学、文艺学之类的学科出现。后者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任何人都能明白，说人文科学是科学，决不意味着它的论断都是科学的，而是就科学的性质及其可能性说可以获得具有客观性的知识。否认它的科学性，就从根本上堵塞了人文科学通向真理的道路，为各种主观臆断和歪理谬说的存在大开方便之门。其实，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和它的论断是否达到科学水平是不同的。由于人文科学中存在不同学派和具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人文科学中许多结论很难取得共识。但不能因此从根本上否认人文科学可以作为科学分类中的一个部门，否认它的论断可以具有科学性。只要有不同学派存在，不同学者之间的争论就有助于发现真理。经过长期的争辩，认真地研究和以不同方式的实际验证，可以区分出不同意见甚至对立意见的高下优劣并剥取其中蕴涵的真理性颗粒。

在人文科学中重要的是正确处理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当然也存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因为自然科学既具有人文价值又具有社会价值。但就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而言，价值是中立的，价值观属于科学研究的主体。自然科学学者的理想与信仰，爱国主义感情和对科学成果及效用的人文关怀，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无直接关联。二战期间为德国纳粹服务的科学家，同样可以有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而在人文科学中，科学性与价值性是同一的。在人文科学中抽象掉价值性，只追求人文知识的客观性，就会把人文科学变为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死的知识的仓库。

人文科学的价值性问题，包括相互联系但又不同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文学者的价值观念问题，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个人的理想、信仰和抱负问题；另一个是人文学者的精神产品作为人文文化所蕴涵的价值问题。前者是主观的，它属于人文学者自身，可以说是人品；后者是客观的，是文化作为对象化的精神产品所蕴涵的，可以说是文品。这两者当然不可分，但并不绝对符合。虽然一个人文学者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人品必然影响他的作品，但不能简单化为坏书是坏人写的，好书是好人写的，即所谓"好人"写"好书"，"坏人"写"坏书"。这是过分简单化的说法。因为人文科学作为科学的一种类型，它的内容并不是作者价值观念的简单移植，而是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要求作者对本科学的内容有着扎实的基础，要进行艰苦的深人的科学研究。人品与作品之间存在矛盾，在中外文化史和艺术史上并不罕见。

我们追求的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与价值的和谐，最重要的是作品自身的科学性与它的价值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不同于作者的人品与作品的关系，它是作品以自身的具有真理性的内容，创造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这极其鲜明地表明人文科学的特点，因为人文科学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对于生活其中的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状况，对于他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具有浓郁人文气氛的社会，虽不能保证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人文素质，但可以说这种人文环境为人的品性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客观文化环境。就一个民族而言，最能铸就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国民性的主要是人文文化。它的优秀成果的不断积累和沉淀，形成一个民族的优良品格，而它的糟粕的累积往往沉积为民族的劣根性。中华民族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是与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不可分的。所以，人文科学的作用不同于自然科学与技术，它的价值和功能不在于直接提高物质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发展，而在于提高人的人文素质，培育民族精神，提高人的思想道德和审美素质，使人越来越摆脱由之起源的动物界，更加社会化人性化，从而推进人类发展和社会整体的进步。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人文科学的这种价值并不是根源于人心，根源于人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本性，不是根源于不变的天道，而是根源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对社会生活与人类自身发展规律性的把握。人是在实践中不断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也是通过在实践中认识自然和社会中不断返回主体，不断认识人类自身和精神活动的本质。

人文科学追求的就是这种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它既要求把握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性及其产品的客观真实性、合理性，又要为人类构造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使其对人类自身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起着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为此，人文科学的价值性必须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它的科学性不是简单的知识的有效性而必须包容着积极的价值内容。

五、人文科学创新的可能性和途径

创新是人类活动的本质，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点。动物的发展是进化，而人类的发展是进步。生物进化的本质是适应，而社会进步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创新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其中文化创新是一个重要方面，而文化创新的最重要一个内容就是人文科学的创新。

相对于以生产实践为基础并与人类生产活动紧密结合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人文科学的创新有其特殊的困难，它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既要重视历史传统但又不能背负历史因袭的重担；既要面对生活但又不能趋时媚俗；既要面对世界但又不能失去文化的民族特性。

正确处理历史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大问题。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中，任何学习不必从头开始，除非研究科学史或技术史。学习自然科学与技术就是面对当代，当代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成就是最高的成就，是以往全部历史发展成就的结晶。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中有高科技有新科技，而在人文科学各个领域一般不可能是跨越式的而是积累性的，历史上前人的成果有些是后人难以企及，成为人文科学中起界碑作用的标志性成就。例如在哲学领域，在西方人们往往要回到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在中国，我们往往回到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学说。因此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重视历史继承性是必然的，合乎人文科学发展规律的。但这也容易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背负因袭的重担，注重历史，崇拜名人，而忽视甚至轻视现实和自我创造。严格说来，传统与现代问题，并不表现在自然科学与技术层面上，超越传统是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本性，而往往是表现在人文科学的层面上。所以人文科学要创新，要与时俱进，既要重视历史传统和人类知识的积累，重视人文遗产的继承，更要重视现实和自我创造，要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以便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在人文科学中，无论是回归传统的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都是有害的。

人文科学的创新，离不开人的人文实践活动，因而必须面对现实。例如，教育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对教育实践经验的新的总结，文艺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当代的文学艺术的实践活动，不总结创作实践经验，不可能有文艺理论的创新。历史观点的创新是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写作的实践经验的提升分不开的。美学的创新与每个时代的审美行为和审美意识的变化不可分。总之，人文科学的创新，同样要立足于实践，特别是具有专业特性的实践活动。可是，人文科学面对实际不能是趋时媚俗，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使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够发挥引导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一个人文学者要善于区分什么是生活中积极向上的潮流，什么是滞后甚至是逆流和旋涡。为此必须以批判性的眼光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善于捕捉社会问题。例如在哲学中，创新问题我们喊了很多年但成效甚微。因为我们有些哲学家忙于创造体系，而不注意捕捉新问题。马克思是非常重视问题的。他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究竟什么是新问题，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人文科学中并不像科学技术那样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新的前沿性问题。我们现在争论的公平、正义问题，从西方奴隶社会就开始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即法治与德治问题，战国时代就存在；市场经济下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问题都是西方市场经济中的老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事实，以及什么是美，美的客观性问题，都既是老问题又是新问题。人文科学的创新应该包括对这些老问题实际上是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结合我们时代条件提供的新经验给予新的答案。同时又要面对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碰到的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文科学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人文科学中的知识如何更新的问题，如何进行人文教育和人文素质的培养问题，以及各人文科学领域中如何体现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等等。其中每个问题中都包括许许多多的子问题。每个问题都可能做出有价值的新的结论。人文科学中的教育改革，就包括教学体制的改革和内容的创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

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技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社会制约性。人文科学不能也不应该抽象倡导与国际接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科学和人文学者应该自我孤立与世界隔绝。实际上，人文科学要与时俱进，应该关注国外潮流与研究状况，要创造条件与外国同行进行交流，要善于吸取他们的优秀成果和新的研究方法。在西方人文科学中学派很多，其中有些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立场，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和观点，我们不能盲目推崇，甚至吹捧、跟风，但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出现和存在，应该对国外新的潮流和学派适当译介以开扩思路和眼界。自明中叶特别是清末，西方学术和思想名著的翻译，对我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当代，我们要有世界性眼光。我们应该在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关注西方人文科学的状况和新进展。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篇8

【摘要题】美术史

【关键词】比较现代性/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符号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辩证的历史符号学

【正文】

一、研究范式的检讨

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就目前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而言，虽然做了不少资料的整理工作但是研究力度还是比较贫弱，原因主要是还没有达到一种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的阶段，即对历史进行研究所需的一种适度的历史距离，因而很难获得一种历史视域来提升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尽量减少偏见。虽然作为批评的现代美术史也还是大有人在，但是，由于批评家更多的知识装备是用来应对现实的美术创作问题，主要关心的自然是艺术本体，这样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艺术史观点和美学说服力，却很容易成为一种知识主张而不是一种学术洞见。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作为解释学的美术史状态，对研究方法论的引入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在少有的几部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著作中，郑工对方法论引入的自觉无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尝试。他的博士论文《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经过一番转换的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他说“中国美术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性质是自设自叙”，而其叙述框架则涉及两个基本命题：一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二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内发的多向歧生的模式系统”。他把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多个“共在体”置入动态交换的现代性情境中来研究，提出“外来冲击-内部反应-结构整合”的理论分析图式，并充分注意现代美术发展中的非主流因素，并且认为“多模式的共生，使中国美术从传统到现代成为连续性的行为”。（注：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中的内容提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郑工的方法是首先将现代中国美术现象予以客观对象化，然后再作经验观察与分析，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审视，避免了作为批评的美术史常有的价值判断。应该指出的是，郑工在其博士论文的结语部分还是很坦然地申诉了他对于现代化理论方法选择的理由及其文化立场，虽然对50-60年代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化理论作了不少修正，不过毕竟难以去除那种无奈的感觉。显然，郑工在进行方法论修正的时候，我想或多或少借鉴了德国古典社会学家特洛尔奇(ErnstTroeltsch,1865-1923)的现代原则类型论理论。特洛尔奇关于现代原则的历史构成的差异性以及带有历史发生学性质的类型划分理论框架，其要旨是通过对现代世界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描绘，从历史的具体性来切实把握现代原则的本质，透过类型分析避免进步论历史观，即不把历史中出现的思想或社会变迁视为一种进步式的推进，另外还把社会层面与思想层面的事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这是一种采用历史动态描述的现代结构分析方法，它将现代结构与现代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确实可以为中国的比较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方法论借鉴。（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62-19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1版。）

不过，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折衷主义态度的表现。它一方面沿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从而可以避免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等同西方的现代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化”而是“自设自叙”，其方法是在同一性中寻找差异性，又通过差异性来探视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对抗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予以整体描述和分析，抓住结构形态的开合流变来展开对中国美术现代化道路的铺叙，从而成就出另一种结构形态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是一种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选择，是对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规避和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的破除以及一种地位平等的对话权力的争取，其目的追求便是将中国与西方的对抗转化为对等，所持守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

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是一种研究的新范式，可以说，在对历史进行整体描述的意义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和说服力，因此，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也是一种推进。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研究范式由于受到它自身问题域的限制，并不能解开中国现代美术史实际发生发展的内在历史文化逻辑。它无法进行一种历史的“深描”，（注：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更没能挖掘出中国现代美术演变的历史动因和文化动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仍然是一种结构-形式主义方法，“现代性”成为一种历史理念，成为“艺术意志”，既是动力又是目的，在这里，“形式”等同了“内容”。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再一次以否定的方式现身。

尽管如此，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对我们的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我之所以要对它作一番辨析，就是企图从中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寻找解释中国现代美术更深刻更有效的方法途径奠定基础。透过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现状，我们探测到一种现象，即在当今强大的西方理论压力下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诉求的动机、目的和愿望。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西方中心主义是需要破除的话，同样中国中心主义也存在危险，而文化相对主义则更是没有出路。因为中国现代历史不是孤立地发生的，它已经置入到一个世界性人类历史进程之中，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基于全人类的文化思考来重新考察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在以及设计中国及人类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是需要一种气魄和责任来重新参与创造和建构人类的新文明。对于现在，我们需要文化交流和对话；对于历史，我们需要文化比较与互识；对于未来，我们需要共同探讨。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不会是“现代化”或“现代性”，而是转化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世界性”课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乐黛云就在《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的序中说，走向世界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她引用一位女诗人的话说“走向世界是不能脱离走向自己的深处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走向自己的深处。”她解释说，“‘走向世界’与‘走向深处’其实是一个辩证过程：只有以世界的眼光，从现代人的全球意识出发，才能看清‘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另一方面，只有呈现‘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才能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推动世界文化向前发展。”（注：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从乐黛云的这番话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的设问方式的可能。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始作俑者，虽然他的“中国研究”(ChineseStudies)属于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Regional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注：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2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但是，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他还是在试图寻求某种历史解释的客观性和理解的真理性。在他后来的反思中，他讲到了“冲击-反应”模式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并不适合，他说：“当把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术语应用在中国时，它只能把我们引向歧途。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的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当一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暂时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上的。我们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注：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第14-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费正清对于自己研究概念框架的调适，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真切理解的渴望和一位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更为有意思的是，费正清的这一番话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体认，以及对世界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虽然他这一反思的目的旨在服从于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便对其模式进行修正，他或许觉得用“文化民族主义”来把握中国历史的现代演变更有说服力，但是无意中却透露出一种比较文化思维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

费正清这一番话是值得进行多方面阐释的。如果按照“东方主义”的理论来看，中国似乎只是费正清所想象的“他者”，但实际上，他也通过“他者”重新想象了自己。仅就他用“文化”来限定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这一点来看，事实上，他毕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度，看到了中国有着独特文化这一事实。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不是用“文化”来限定而是突出了“文化”本身。对于他的话，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在他看来，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上，西方历史的深层动力是政治民族主义，而在中国则是文化民族主义，虽然是“冲击-反应”的结果。他的逻辑实际上是，对于中国而言，文化民族主义不仅是抵抗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国家重建的意识形态。费正清虽然透过中国研究看到了“文化”这一独特事实，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他毕竟只能从外部来理解中国，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理解的。在这一点上，他离中国和中国文化确实还很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美国的“中国研究”其目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也要问，我们又如何来研究我们中国自身的历史？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住中国历史的真正脉搏？历史研究除了合规律性之外，是否还有一个合目的性的问题？

基于上述思考，我认为，不论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还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来说，乐黛云所持的比较文学(文化)的立场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只有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部，才有可能解开这历史之谜；我们只有回到“人类”问题本身，我们才可能解开人类历史之谜。因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重建不仅需要对历史理论进行反思，而且还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论批判作为基础，同时还要引入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视域才有可能。

二、从“历史符号学”到辩证历史符号学

“历史符号学”是旅美学者李幼蒸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在同名书《历史符号学》的导论部分对这一概念给予解释。他开篇就从跨学科的角度直面学科分界的问题，他说：“表现形式比较含混的历史话语和研究比较精密的符号学理论话语之间的特殊联系和互动关系，反映出符号学作为比较研究方法论探讨的最新可能性。与作为真正精密科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作为准精密科学方法论的符号学是以语义含混的人文话语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逻辑推理方法虽然更为精密，却难以直接应用于人文科学研究。”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历史话语和符号学理论话语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性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而且他还对人文科学研究者提出了理论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因此他认为，对于当代国际学术最具影响的东西比较史学研究特别是中西史学深层比较研究来说，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是必要的。他将历史理论与符号学进行跨学科的理论重构，从而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并提出“历史符号学”这一标新理论。他说“历史理论今日已成为人文科学理论创新的中心部分。可以说‘历史符号学’则在此部分中占据着最关键的地位。历史符号学既是人文科学理论的中心之一，也是中西比较史学和中国史学现代化理论探讨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理论试图站在当今世界学术的前沿视域，同时以强大的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为背景，以中国深厚的传统史学如中国考据学为基础，对中西史学理论方法进行重构，其目的主要是想摆脱研究视域的时代狭隘性和地域局限性而获得一种开放的视野，并在中西比较研究基础上来展望人类人文科学总体的未来，通过中西和东西学术全面互动逐渐形成世界性的新型学术共同体。可以肯定地说，“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李幼蒸看来，“历史符号学”与作为最高层次的符号学理论系统的“一般符号学”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对一般符号学的功能作了运作方式的限定。其一般性和统一性不仅表现在“历史”的全域性、全科性上，而且表现在“历史”的经验性上。他认为，“历史符号学”名称中的“历史”涉及两层含义：经验的全域性和对象的实在性以及史学理论。在他看来，历史符号学不仅是对20世纪以来各种哲学流派包括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结构语言学和信息论、系统论等进行融会贯通而综合形成的一种全面整合化的理论，甚至还要成为一种永远“超”、“跨”现存及新生学科的运作原则系统的代称，（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中的“导论——‘历史符号学’的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这不仅反映了将“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来看待，同时还反映了他有意向本体化转移的学术追求。在我看来，实际上，从整个《历史符号学》一书来看，他更多的还是把“历史符号学”作为工具性的方法论来看待。

应该承认，“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建构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他提出的三级历史理论模型，即从常规史学到史学史再到第三级的历史理论，使之成为对人文社会知识全域进行“鸟瞰”、“解剖”、“综合”、“地界重划”的最佳场地，因而可以从“历史理论”基地“望”社会人文科学全域。特别是涉及跨文化研究时，高层次的理论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中国传统的史学而言，他除了仍然重视考据学之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或语义学的“文本”(text)，“话语”(discourse)和“叙事”(narrative)这些核心概念尤为重视。他甚至还把中国的“古史辨”大家顾颉刚推为中国第一位“历史符号学家”。他认为顾颉刚思考的许多问题均与当代史学理论课题不谋而合，广泛地涉及到语词表达、指称、意义，以及意识形态背景等各方面，其方法远远超出了清代“辨伪”传统。在他看来，顾氏的思考方向是语义学的，因而也是符号学的。不过，李幼蒸除了肯定并转换了顾氏的理论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或符号学研究还应该包括一门中国史学特有的“历史叙事学”。总而言之，他提出“历史符号学”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文本批评”学和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他认为，透过这一方法论的使用，可以帮助我们细致地区分古代典籍中求真的部分和意识形态“功用”的部分，对于历史话语来说更是如此，对于“历史叙事学”而言则通过历史事件编叙程式来透析出史实的“实证性压力”、知识性限制和意识形态框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实质。（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23-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的操作应用在他最近出版的《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最能反映出来，他主要是从横向共时面的角度来进行语义学分析，同时对理论体系的语义学变迁进行历时性的考察。他说“一般来说‘儒学’指‘四书五经’系统，其存在具有综合的史学内涵，而仁学为独立的思想文本。因此不妨比喻说，仁学是‘横向’存在的，是纵向历史中的横向存在，而儒学是‘纵向’存在的；仁学是伦理学思想系统，而儒学是社会文化史过程。”他还说“我们将仁学与儒学区分开来，首先可以使孔子思想和中国两千年儒教政治史分开，两者成为虽相关而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结果不仅有益于古典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未来文化学术创新的事业。一个直接的益处是使传统仁学和现代‘反封建思想运动’可以彼此兼容一致。一方面，只有仁学，而非传统儒学全体，才能有进一步参与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伦理学对话的可能性。”（注：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的“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历史符号学”的工具价值在这里确实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因而也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历史符号学”的方法论基础来源于“理论符号学”。“理论符号学”是李幼蒸通过对西方现代符号学进行全面研究和总结并进行了综合的一个理论成果。他甚至把“理论符号学”称之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语义学研究”或“文化思想普遍语义学”，并认为，作为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价值统一问题的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比，人文科学应占据学术首要地位。因此，符号学在人类全面技术异化的危机中更应担负起力挽狂澜的使命。（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的“再版序”，第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他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可以说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的所有理论进行了重构，组成由“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构成的三大理论板块，并对这三大板块的符号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理论界定。“语言符号学’包括语言结构、语义结构、话语结构三个部分，是对自然语言的研究而且把它视为符号学理论的硬核，是符号学和语言学、语言哲学和文学理论的交汇面；“一般符号学”强调了语言系统和非语言系统以及社会环境分析的关联；“文化符号学”则是探讨对文化思想所进行的符号学分析，既涉及文化思想深层结构的解剖，又涉及人文话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它将符号学与哲学、文学和思想史研究联结到一起。尽管从表面上看，《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仅只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疏理，似乎没有什么创新，而实际上却是一次理论重构。如果说，语言学主要包括语形学(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三个部分的话，那么，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三大板块就是对语言学三个部分所进行的拓殖和重构，但是，从三大板块的关联来看，与语言学的三个部分的内在关联显然有着同构性，因此，实际上它照样依循了结构主义早期从语言学扩展到一般符号学的逻辑。它一方面对语言学进行了拓殖，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抽象，从而将符号学转化为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它显示了与德国哈贝马斯的社会语言学认识论和阿佩尔的语言学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不同，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结构主义性质的。因此，以这样的理论符号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再转移到历史研究领域，自然也就难以摆脱法国结构主义思想的阴影。这也正是“历史符号学”之所以重视“文本”、“话语”和“叙事”并把“历史话语”的语义学作为主要分析的对象的原因。

虽然符号学理论变化万千，但是它的结构主义性质始终没有改变。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他们骨子里深藏的其实仍然还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只不过由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促使他们把这一理论工具的使用调转并服务于对理性主义信仰的批判和现代社会症结的探讨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与西方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分道扬镳，他更多的是建构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的。据他自己称，结构主义自70年代以来，除了法国派向后结构主义转变之外，荷兰则将结构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火炬传承了过去，他特别推崇荷兰的符号学家托伊恩·A.梵·迪克(TeunA.VanDijk)，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推动了符号学的新发展。李幼蒸对中国的问题显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学术问题来说，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更为根本，符号学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方向是使中国的现代学术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力保证。因此，他所关心的问题和需解决的问题与那些对西方思想方法亦步亦趋和鹦鹉学舌式的学人相比，显然有着更深刻、更敏锐的学术思想洞察力，应该说，这是一种当代中国学者所应持有的文化学术立场。

“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可以对传统文化表现重新加以排列，使其意指结构突显，从而促进其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在微观水平上进行的比较文化研究又必将显著提高对文化表现涵义的理解，使各不同文化在重构的分析层次上有效地进行比较和沟通，（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1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因此，它更注重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而不是历史语境的重构。可以看出来，李幼蒸对于“历史符号学”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有限定的，他更愿意选择作为一般符号学这一中层理论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操作。特别是他透过对艾柯与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所进行的比较与批评，觉得后者的理论更适合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他说：“一般说来，格雷马斯的符号学意识形态论研究，既涉及以符号学为方法来揭示社会人文科学话语中意识形态隐蔽因素的方面，又涉及符号学方法本身的意识形态前提方面。但在具体讨论中，格雷马斯主要关心前者，对后一方面只限于做纲领性的说明。格雷马斯同样未能就如何区分符号学固有意识形态前提和符号学科学性问题进行明确的阐释，他的有关研究中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从积极方面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来尽量认识和排除错误的意识形态干扰。由于其分析对象是话语表达面本身的意识形态结构问题，故具有深刻的理论符号学意义。”（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57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正是基于对格雷马斯的批判性吸收，当他面对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的问题时，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话语结构之间显然存在着对应关系，认为中国学术意识形态系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映射，而其各种程式化的表现风格均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因此，对中国历史话语的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就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并间接地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5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故而，我们也可以把“历史符号学”称之为“去伪存真”的理论。

“历史符号学”对于历史话语的研究应该说是有效的，甚至对包括思想、文化话语的辨析也同样有效。这个工具的操作程序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确立一个历史话语，然后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因素的剔除，再从历史的演化过程来探询话语语义的本意和真意。从目的结果来看，虽然倾向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还原精神，但却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立场，目的是为更有效地进行异质文化系统的比较与沟通而奠定语义学基础；从程序过程来看，虽则与福柯的知识话语考古学和谱系学相仿，却又在学术的问题方向上与其对立，福柯的目的是要对西方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和对知识话语的权力-意识形态结构的揭露，从而否定话语的“真理性”，福柯对于历史更强调它的断裂性和非连续性，他基本上是一个反历史主义者。“历史符号学”可以说是从积极的辩证的角度达到对二者的综合，显现了其难能可贵的品质，这一点显然与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解构传统的学人不同。不过，总体看来，“历史符号学”主要还是用来进行历史话语的语义研究——意义系统的分析与理解而不是历史研究——历史过程的深度阐释，因而，它的局限性也就显露出来了。

作为历史研究，其目标和任务不仅在于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揭示，而且更注重对历史语境的还原以及对历史发展的普遍关联的探寻。这样说来，这个工具就显得有些消极了，因为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而言，它只能成为解决部分问题的工具。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历史符号学”本身，而在于这个方法论概念的提出者一开始就对它进行的理性化的自我限定。但是，我认为，“历史符号学”并不一定要限制在理论符号学的中层即作为一般符号学的孤立地位，而应该与前后两个理论板块层贯通起来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这样一来，这个理论的内涵就有可能被扩大，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灵活而有效的工具。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我们又重新把符号学拉回到语言学的位置上的话，“历史符号学”就会被还原为“语义学”，而概念的提出者恰恰又有意回避语法学和语用学这两个方面。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生的哲学转向来看，“语用学”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无论是德国的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还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的哲学重建无疑都是建立在“语用学”的基础之上。他们在哲学认识论上的突破，甚至可以这样来说，如果说康德完成了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的话，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则把康德的先验主体认识论推向了先验符号学(语言学)，即一方面为“认知人类学”，另一方面为“知识社会学”，从而使我们对于知识论有了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说，先验符号学是继康德之后德国哲学的又一次大综合，是对西方偏于科学精神英美分析哲学与偏于人文科学的大陆解释学的大融合，（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从其根本精神来说，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回归与再阐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于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批判，并为之奠定一个“实践”的先验基础的话，那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传人的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两人所发展起来的先验符号学，则是透过对形式语言学的批判，重新回到语用学这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维度，并且为语言学或符号学建立先验基础。或许对于阿佩尔来说，更重视先验符号学的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即他所谓的“哲学的改造”（注：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路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他在对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批判问题上与阿佩尔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是有着一致性，如对认识的旨趣的批判和对语言交往中的理性歪曲——独断论、意识形态和目的性等的批判以及试图建立在规范的论证前提下的交往伦理学和政治学。差别在于哈贝马斯意在于建立一个针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因此，他不同于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先验”语言语用学哲学建构，而是更着意于方法论方向的“普遍的”语用学哲学建构。（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第222-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不过，从总体而言，他们都反映出一种从语言学的框架来改造传统哲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对语用学的重视，更反映了出了一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回归。可以这样说，哲学的“语言学语用学”转向也是一次哲学的“后现代转向”。虽然后现代现象确实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作为思想资源的后现代哲学的确可以重新开启思考世界和历史的新视角。

语言哲学向语用学、交往实践和社会历史的转向，无论从认识论还是从方法论来看，都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根本一致性，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语言学符号学不仅转向语用学甚至“先验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为语言学符号学方法论的全面建立和使其朝着完善而有效的方法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同时，我还认为，语言学符号学如果要发展成为普遍的方法论，还必须向着辩证语言学方向生成，也就是要将语用学、语法学和语义学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辩证语言学关系，使其相互依赖、互相生发、相互转化，建立一种辩证的内在语言学关系。基于同样的思路，我们也需要对“历史符号学”进行重构，使其朝着辩证“历史符号学”的方向发展。从理论符号学的意义上说，也就需要贯通“语言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以及“文化符号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其成为一种辩证的与社会历史关联着的外在符号学关系。这样，“历史符号学”就成为了辩证的历史符号学，从而也可以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一般逻辑。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篇9

在中医学经典理论著作中，蕴藏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学说、方法和技术。中医学者对于中医心理学课题的探讨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那时，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薛崇成教授等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中医人格、体质以及精神与心理理论的研究，但是由于的影响，中国心理学整体发展受阻，中医理论中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中国心理学研究逐渐走上正轨，促使国内中医界和心理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医学里面的心理学思想、方法和技术进行研究。1980年，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王米渠、傅兴国、陈贵廷等在北京大学陈仲庚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中医心理学说初探”的学术论文，并发表于成都中医学院学报。于是，中医心理学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来了。中医心理学在接下来的30余年发展过程中，相关学者们对于中国传统医学里面的心理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整理和提高，并与现代心理学、心身医学、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相互渗透融合，逐步建立了中医心理学较为完整的学术体系，出版了一大批中医心理学专著。从1985年出版《中医心理学》一书以来，到2005年左右，就已经有150种左右的相关书籍公开出版。据有关统计表明，近年以来，有关学者从现代心理学和医学心理学角度，探讨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论文中所涉及到该书的篇名多达32篇，占全书(《灵枢》81篇，《素问》81篇)篇章的19.8%。论文内容涉及到现代心理学、医学心理学思想者达129篇(包括前者)，占全书篇章篇的79.6%。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心理学思想相当丰富，其中的诸多理论直至今天仍能用来解释复杂的心理现象，并指导某些心理疾病和心身疾病的治疗［1］。中医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源于《黄帝内经》，同时也受惠于汉代名医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此外，中医历代医家如孙思邈、张子和、李时珍、叶天士等，都曾从临床应用的角度对七情病因、心理病机、四诊辨证以及临床各科心理和心理养生等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中医学者借鉴现代医学心理学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对中医学理论进行了整理、归纳、提炼，形成了中医心理学基础理论即形神合一论、心主神明论、心神感知论、五脏情志论、阴阳睡梦论等“五论”［2］。后来又有学者把“人格体质论”加入其中［3］，形成了“六论”。至此，中医心理学从概念提出到理论形成，逐步成熟、逐步完善。这些成果，既是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也是对中国心理学理论的发展。

2中医心理学理论形成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

如前所述，中医心理学理论是当代中医、西医和心理学家们用现代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方法，结合中医学的特点，对中医学中的心理学思想以及临床心理治疗技术进行发掘、整理、提高和完善，使之与现代心理学、心身医学、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相互渗透和融合，逐渐形成的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术体系。总体说来，中医心理学理论形成的意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冲破了传统中医学的固有结构，让最富有特色与优势的中医心理学接受现代科学的检验。就像中西医结合新型理论对传统中医学理论形成的挑战一样，中医心理学促使中医学理论利用现代分析和实验科学以及先进的现代科研方法去分析、解剖自己，发展自己。第二，中医心理学理论的形成借鉴了现代临床心理学的某些科学理论和方法，同时它也对现代临床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现代临床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不能完全沿用西方的发展模式和研究思路，必须经历一个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医心理学的发展是这一本土化过程的具体体现。同时，它也会对目前临床心理学原有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作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提出某些疑问甚至挑战，从而引起一些争议。第三，中医学的生命植根于临床实践，中医心理学也是如此。中医心理学理论是在临床实践中诞生，也在临床实践中发展。几千年的宝贵临床经验能够为现代临窗心理学的本土化提供丰富的资源。由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及目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人数比例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中医心理学必将在世界临床心理学中拥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地位。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中医学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中医心理学理论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由于中医“整体论”思维和“形神一体”方法论的影响，中医学关于精神、心理的研究始终没有独立的章节，也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体论成为中医学的理论特色，自然也是后世出现的中医心理学的理论特色。但这种朴素的整体思维和“形神一体化”理论，从方法学上来讲，中医学对人体解剖结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症状证候、四诊诊断、处方用药、预后判断等全部诊疗过程都包含着人的“心”与“身”两个方面，它的优势在于把针对心理疾病的治疗融于身体治疗当中，同时也在针对身体疾病的治疗中融入了针对“心理”的治疗。问题在于，人的心理现象与躯体的生理现象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如果我们只讲联系而忽略区别，就不利于学科的深入发展。在中医学里面，毕竟没有经过细化的分析研究过程，既没有对人的心理现象包括心理的结构、功能进行实质性的研究，也没有针对人的精神和心理对人体的独特作用包括生理与病理过程进行实质性研究，导致传统中医学针对心理疾病和心身疾病的防治与中医其他临床各科没有形成本质区别。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中医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中医学的学科分化，最终也影响了中医学对临床心理学的认知。正因为如此，在中医学经典理论中，根本就不可能有“中医心理学”这一概念，更不可能存在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二，任何理论都是在超越发展起来的。中医心理学也是如此。中国传统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医心理学当然也离不开这个大背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理学思想不仅存在于中医的经典著作之中，也存在于诸子百家的著作之中。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心理学家潘菽教授曾经指出:“近几年来，对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作了初步的研究，已发现我国古代有些思想家的思想中是有不少很值得珍视，并具有科学性的心理学思想的。其中还有一些是非常可贵，科学意义深刻，光辉夺目，为西方心理学史中以及现代的传统心理学所没有的心理学原则性见解。这是我们的心理学家珍。对于这些家珍，我们急需进一步加深加广挖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所得到的精华吸收到我国所要研究建立的心理学中来，构成我国心理学自己的另一种重要特色，使我国心理学增添独特的光彩”［4］。由此可见，中医心理学的研究不仅是中医学工作者的任务，也是中国心理学工作者的任务。

3未来中医心理学理论发展的几种思路

3.1中体西用:用东方思维发展临床心理学(东渐西进)中医学理论和中医心理学理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这一典型的东方理论思维中汲取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的营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临床心理学理论体系，是我们面临的理论研究任务之一。

3.1.1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心理学理论营养中国传统文化自中国早期文字的形成开始，经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诸子百家，思想非常丰富。虽然有一些近代和现代心理学理论专家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过一些整理和研究，但比较零星和松散，缺乏系统性。中医学理论虽然在形成过程中，也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影响，但主要是道家思想的影响，如阴阳家、五行家等，但离诸子百家的思想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也就是说，中医学理论必须考虑“天人相应”、复杂的人体整体结构以及人的形神之间复杂的生理和病理关系等复杂问题。限于时代的局限性，中医学还不可能以分析的思维方法，仅对“神”的问题去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含着的中医心理学理论问题。因此，产生于现代的中医心理学理论，有必要从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东方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去研究一切有益于中医心理学理论发展的思维。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心理学的理论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真正形成，中医心理学理论不仅应该建立在中医学理论上，还应该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学研究之上，而这恰恰是中医学理论和中医心理学的理论缺憾!也是中国的心理学家特别是从事中医心理学研究的专家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现在应该是开始启动这个巨大的研究工程的时候了。

3.1.2从中医理论中提取临床心理学理论毕竟中医学理论形成过程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营养，所以，已有的中医学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学理论思维，如整体思维、辨证思维、平和适中、生克制化、朴素的哲学数理思维等等。研究这些思维必然会对西方已有的临床心理学理论产生一定的冲击、补充和完善，也就是让中医心理学沿着中医学的传统思维方式发展。中国传统心理学理论是建立在传统人文科学基础上的，让中医心理学研究回归本源，用人文科学方法来研究，这是与现代临床心理学以自然科学方法为主的特征截然不同。

3.2衷中参西:从心理学角度发展现代中医理论(西渐东进)西方临床心理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心理学各种思维模式和基础理论之上的临床学科。虽然中医学理论中，富含各种心理学相关理论，但并不是说已有的中医心理学理论已经非常完善。中医学理论是在“形神一体化”的理论模式下诞生的理论，因此从基础理论如阴阳五行学说、整体论、辨证论治、太极、三才、四时、五脏、六经、七情、八纲、九气、三焦、卫气营血、经络俞穴、五运六气等等，到临床应用中的病因病机、望闻问切、症状证候、治则治法、临床禁忌、针灸推拿、气功养生等等理论中，都包含着丰富的临床心理学防治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和经验，需要进一步挖掘、整理、丰富和完善，需要我们从现代临床心理学的角度去进一步审视和研究，需要借鉴现代临床心理学中的自然科学方法深入进行研究。这个过程，既是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东西方医学与心理学的大融合的过程。西方临床心理学以西方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中医心理学以中国传统心理学和中医学理论为基础。后者的长处在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积累，但它的短处在于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没有引入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很多经验上的东西并未经过数理统计意义上的研究和证实。因此，未来中医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势必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一是向传统文化要智慧，在丰富和发展中国心理学理论体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医心理学理论体系;二是继续对已有的中医学理论进行挖掘、整理、提炼和提高，丰富和发展中医心理学理论体系;三是迅速融入世界临床心理学研究当中，借鉴现代心理学特别是临床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包括研究方法研究中医心理学理论。最终不仅要形成中国有特色的临床心理学理论体系，还会在这种东西方文化融合、医学融合和临床心理学融合之后，得到重新构建和发展的世界临床心理学理论体系。

4中医心理学理论发展对中医学的贡献与影响

中医心理学理论形成之时，老一辈专家基本上是以中医学原有的理论为基础进行挖掘、整理、提炼和研究的。他们为中医心理学理论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中医学理论本身不仅需要中医学理论的支持，同时还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传统心理学理论的支持，所以中医心理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中医学本身，必须以中国传统心理学理论和现代心理学理论的平台上实现一次超越。相信中医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必然会大大丰富和创新中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医心理学的理论发展，从微观方面看，必然对已有中医学理论包括中医心理学理论产生一定的冲击;从宏观和发展方面看，由于引进现代科学方法包括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和方法，虽然可以丰富已有的中医学和中医心理学理论体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中医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体系包括框架和研究方法形成某种冲击，这或许是中医学在经历了中西医结合之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西方医学在精神与心理层面上的又一次剧烈碰撞，在这个碰撞过程中无论是哪一方都有一个阵痛的过程，医学家们和心理学家们(包括精神病学家)都必须有这样的精神准备。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篇10

学习科学发展观后我了解到，科学发展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同、邓小平和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科学发展观有着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科学人才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人才工作的重要前提。树立科学人才观，对于推动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努力开创新时期的用人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科学就存在着对世界事物认识的局限性，存在着时展的阶段性，就需要我们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不断超越。如果我们不顾时代和科学发展现实状况，继续恪守它，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本质。所以，我们更需要根据今天科学发展的成果和社会实践的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地勇敢超越。实际上，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他们根据中国具体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的超越，而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更是一次与时俱进的伟大超越。落实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需要从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就党的理论建设来说，特别要做好深入研究和阐释的工作。同志对此有明确的指示。他说，我们“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周密的科学解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要深刻学习理解和全面、完整、准确的把握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这就是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工作。因此，必须加强对科学发展观全面深入的学习，树立科学工作理念，讲究科学工作方法。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须特别倡导学以致用的学风，真正落实于实践、贯彻于实践、指导于实践.

总之，我们身为党员，不仅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更要有良好的工作能力，而且还要有好的创新能力和自律能力。学会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看人看事，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和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