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研究范文10篇

人文主义研究范文篇1

（一）我国高职法制教育中的现有教育理念

1995年11月28日，国家教委、中央综合治理办公室、司法部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中要求：“学校法制教育的任务，是通过向学生传授必要的法律基本常识和基础理论知识，使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制制度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增强法律意识，自觉地遵纪守法。”2003年2月，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两课”教学基本要求进行了修订。其中，对《法律基础》课的基本要求是：使大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掌握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2005年2月，、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合二为一。3月出台的《实施方案》强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主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2010年，国家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纳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之中。在进行《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制精神》（第七章），教学时务必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的内容进行教学。

（二）我国现有法制教育理念问题分析

从以上的文件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法制教育目标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教育方面，要求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法制制度，掌握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在法律知识教育方面，要求掌握必要的法律基本常识和基础理论知识；在法律技能方面，能够利用所学的法律知识解决成长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从我国高校的法制教育目标上可以看出，我国的法制教育目标侧重于法律知识普及教育。1995年的法制教育目标定位在了解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2003年的法制教育目标定位中增加了提高法律素质。虽然提出了这样的目标，但是却没有提供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2005年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合二为一，要求该课程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虽然在观念上要求将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但是在实际的法制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仍然会讲完前面的六章思想道德教育课之后，再单独讲授相关的法律知识课，依据现有的教学内容安排，根本不能通过讲授法律基础知识实现提高法律素质的法制教育目标。所谓法律素养就是指一个人认识以及运用法律的能力，其内容主要涉及个人或群体对法律知识的掌握水平、自身法律素养的高低以及对法律的信[1]仰程度等。由于相关课程和学时的限制，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停留在一种较为浅显的层面，因而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尚处于对法律本质认识的启蒙状态，法律知识尚未转化为法律素养，相当多的大学生法律观念与[2]行为存在脱节现象。

二、科学人文主义视野下对法制教育的要求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内涵

科学主义的主要思想可概括为：认定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即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最权威的世界观，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知识，其高于一切其他类的对生活的诠释。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将它引入包括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才能摒弃它们的非科学形态。人文主义的核心含义，就是把人上升到一切事物和过程、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从人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和宇宙、评价行为和事件的意义、安排社会关系和秩序。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和态度，意味着重视人的价值，承认人的优越性，主张人的独立性，强调[3]人的创造能力。“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和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所谓的“两种文化”的分裂。唯人文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科学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4]加夺目。

（二）科学人文主义对法制教育的基本要求

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容易失衡。因为人是有情感的，而不仅仅有理性，理性是冷酷的，而情感是温热的。只有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尊严，个人与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我国不少大学生违法犯罪并不是因为欠缺法律知识，相反有不少大学生法律知识很丰富但却常常规避法律、甚至违法犯罪。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大学生还没有真正领悟到法律的价值，对法律并没有形成信仰，我们的高校法制教育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对大学生的法治价值的塑造。法治国家的基石是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大学生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力量，通过向大学生传播法律信仰，使之学习法律知识，参加法律实践，增强对法律的了解和认同，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这对于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至关重要。

三、科学人文主义视野下法制教育理念的重塑

（一）科学法律知识教育与人文法律信仰培育过程的统一

自由、安全、平等诸价值，植根于人性的个人主义成份之中。人性的共有成分根植于对个人的这样一些认识，即完全依靠他个人的努力，他是无力实现他所珍视的那些价值的，他需要其他人充分意识到他对自由、安全、平等的欲求。个人之所以接受公益观念，我们可以从上述认识中寻到原因。我们不能说这种认识完全是教育和经验的结果，也不[5]能说它完全是诸种环境因素的结果。所以，我们在高职法制教育中不能总是以社会法治环境差为由，而放弃对大学生法制教育的追求，因为教育的因素在法治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法律基础部分占学时的三分之一，仅10课时左右。短短的教学课时，根本无法完成大学生法律知识普及教育的目标，更不可能实现法律素质培养的重任。只有通过法律基础课、专业法律课、法律选修课多层次、系统的法律知识教育与法律至上价值培养过程，学生才能从知识方面获得足够的科学理性材料，从时间上提供足够的吸收内化过程，从情感上认同法律至上的价值观念。

（二）科学人文主义对法制教育文化氛围的培育要求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和罗杰斯等人强调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要重视学生的主体性，以学生为本。他们认为在教育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学生的个性以及需求，积极采取有利于学生吸收并消化教育内容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提高对教育课程的兴趣，从内心接受法制教育，并认同法制教育内容，从而以法律规范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达到良[6]好的法制教育目的。美国大学法制教育侧重于理论分析和研讨，重点从社会背景中去分析美国的法律和制度，把法制教育同介绍美国社会特点、分析美国社会制度、介绍议会、内阁、法院的构成结合起来，以进一步强[7]化学生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的认同感。我国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应重视法制文化氛围的培养。学校应主动加强与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等单位或组织联系，建立校外法制教育基地，通过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参观监狱，邀请法律界人士进校举办讲座，播放法制教育电影和专题广播，组织法律知识竞赛，或模拟法庭，开设法制宣传园地，组织灵活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利用学校和院系的宣传栏开展专题板报活动，内容可以是法律知识宣传，也可以是法制案例讨论。通过多种途径，教育学生树立法律至上价值理念。

（三）科学人文主义对法制教育系统性的要求

人文主义研究范文篇2

论文提要中国学界一般以“理性主义”来概括启蒙思想，并据此得出启蒙运动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相对立的结论。本文先分析启蒙思想在英国的代表洛克的“经验主义”、在法国的代表卢梭的“情感主义”、在德国的代表康德对理性的批判，揭示这三大思想家对基督宗教的正面态度；再分析伏尔泰等抨击教会的法国思想家对人文精神和基督信仰的态度；最后对比了启蒙思想的实践者即美国国父们与法国革命领导人对基督宗教的态度之不同，及其对两国革命与后果的影响之不同。文章反驳了上述流行结论，指出基督宗教不但为人文主义提供了神圣的核准，而且提供了必须的补充。

1．对于启蒙运动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由于其中包含无数灿若明星的思想巨匠，纷纭万千的思想杰作，而其复杂多变的思想潮流更如滚滚滔滔的长江大河，包含着数不清的支流和NC027流、漩涡和瀑布、浅滩和急流，绝不可能在这短短的篇幅中给出一幅完整的图景。我们在此所能做的，只是就其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的方面，即从十七至十八世纪西方启蒙运动中人文精神与基督宗教的关系方面，作一点与流行观点不同的思考与评论。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人对于启蒙运动的一般看法中的某些缺失。这种缺失最突出的表现，是用“理性至上”来代表启蒙运动的一般特点。与此相关，中国作者关于启蒙运动的描述，多半都强调启蒙学者们将所有的东西都“置于理性的审判台前”，尤其是将理性与宗教对立起来，将二者说成“理性启蒙”与“宗教愚昧”的关系，甚至还说成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的关系。这些说法里包含的诸多片面或曲解，都同对启蒙时期历史事实的片面描述有关，其中也涉及对当时思想家们与基督宗教的关系和对基督宗教的态度的片面描述。

一般而言，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整体的思想倾向，都符合广义的人文主义。但是这种倾向，却未必都符合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例如，某些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关于“人是机器”的说法，很难说有利于提高人的地位和强调人的价值。另一方面，这种倾向也未必是与基督教精神相违的——恰恰相反，那些并不脱离基督教精神的启蒙思想家，都对人的自由的高度张扬，对人的地位的实际提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里最值得提及的，是一些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强调经验甚于理性的洛克，强调情感甚于理性的卢梭，以及强调实践理性甚于纯粹理性（也可以说是强调广义的道德甚于狭义的理性）的康德。

按照布洛克的说法，（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75～76页。）洛克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就如同彼特拉克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关系。就是说，他堪称启蒙运动第一人。众所周知，他的政治社会著作（注：如《政府论》和《论宗教宽容的书信》等。）不但为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而且为公民自由和人权作出了有力的辩护，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不但延伸从伏尔泰到杰弗逊这样的杰出思想家，从美国革命到法国革命这样的巨大历史变革，而且影响了直到今天的各国现代宪政制度和政治观念。他是哲学思想成为历史发展的实际动力的突出例证之一。而他的哲学是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相对立的，是强调经验和常识的。一句话，他可以说是新一代人文精神的重要代表。

但是，在洛克与基督宗教的关系方面，国内现有的著作却很少提及。事实上，洛克的主要著作《人类理解论》（1690年出版）对宗教思想的影响不下于对世俗思想的影响。洛克认为一切学科都应使用普遍适用的方法，这对安立甘宗神学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照麦格拉思的说法，“如果上帝的存在、性质、特点和目的，都能够在对自然秩序作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得以确立，那么，神学也就能够作为一门严肃的理智学科，而在‘新哲学家们’眼中确立自身的地位了。”（注：TheScienceofTheology,Vol.Ⅰ,pp.190～191.(Wm.B.EerdmansPublishingCo.,GrandRapids,1986).）而这正是洛克的观点——他事实上力求表明，上帝存在的证据从证明方面来说，是同数学的确定性具有同样地位的。在洛克看来，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永恒、全能、全知的存在物，任何人是否愿意称之为上帝无关紧要”这样一个命题，其确定性远远大于任何其他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命题。他为上帝存在所作的论证是这样的：首先，以人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为基础，“有某些东西”存在这个前提遂成为一个经验命题而成立。由此而来的第二个前提是：存在着的每一个东西都从另一个存在物获得其存在和性质。然后，洛克论证说，既然存在着一种能思考的存在物（即人），那就必须有一个永恒的第一因来解释人的存在。洛克由此论证了一个“有认识能力的”存在物的存在，他将其等同于上帝。

确证了上帝存在之后，洛克又探讨了上帝的性质。他推论的前提是这样的：“显然，凡从另一物获得其存在和开端者，亦必从另一物获得其存在之中和属于其存在之一切。其所有之一切能力必应归诸和得自该同一来源。”③④（注：转引自TheScienceofTheology,Vol.Ⅰ,p.192、195、195。）洛克论证说，换言之，若A是B的原因，则A之特征亦必是B之特征。他又用目的论原则来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上帝本质上是人认为善的一切向无限的扩展。在《基督教的合理性》（1696）中，洛克用启示来补充理性主义，因为他认为理性是不够的。他认为应该用神启来使人对上帝的理性认识和经验认识向正统方向发展。在他看来，“启示乃是用上帝直接传达的一系列新发现来扩充了的自然理性，通过它所给予的见证和证据，理性就保证了其来自上帝的真实性。”③按他的说法，体验神启是通过阅读圣经，而圣经中的论述是逻辑上相互关联的命题，其中的观念是通过普通的经验可以得到的那些简单观念合成的。洛克明确地主张圣经的作者们不会有错，没有偏见，也没有世俗的兴趣，与此同时他却主张所有其他的古代著作及其解释，由于语词天然的困难和模糊，都很容易出错。但是，“尽管文本中所说的每件事都真实无误，但读者却会有误，在理解上难免是容易出错的。”④

总的看来，洛克的著作对“理性时代”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影响，但他对上帝存在的符合基督教传统的论证和他对圣经启示的重视，却在现代中国的学术界和读书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如果说，洛克的经验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一个重大补充，那么，卢梭的情感主义更是对理性主义的一个矫正，同样构成了启蒙时期西方思想的重要景观。（注：布洛克指出：“把启蒙运动和十八世纪的令人误解的名称‘理性时代’视为等同，乃是错误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97页。）卢梭的思想是对此论的最好注脚。）

同洛克一样，卢梭作为当时人文精神的一个伟大的代表人物，其与基督宗教精神的密切关联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对人的精神的珍视，同对人的情感的探索，同对人的精神和情感最深之处的宗教精神和宗教情感的体认，有一种几乎是必然的关联，这一关联不但在卢梭学说中，而且在稍后的施莱尔马赫学说中都得到了体现。

1755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发生伤亡惨重的地震之后，伏尔泰写了一首题为《里斯本地震》的诗，向由英国诗人蒲伯通俗化了的莱布尼茨的基督教“神正论”发出谴责：

呵，深刻的空想！呵，学究的梦！

上帝手执这条锁链，可他从未被束缚；

全靠他善意的选择，一切都是命定，

只有上帝自由而公正，他从不通融。

我们干嘛要忍受这样一位严明的天公？（注：转引自卡西尔：《卢梭、康德与歌德》第44页（刘东译，北京三联，1992年）。）

卢梭为了“卫护神明”，写信给伏尔泰说：“蒲伯的诗减轻了我的苦楚，并使我充满耐心，而你的诗却使我更加椎心泣血，并迫使我反对上帝；它使我失去慰藉，并且濒于绝望。你所证明的，和我所感受的，是多难思议的对比……形而上学的种种诡谲，片刻也无法诱使我怀疑自己灵魂的永存和精神的上帝；我感受它、坚信它，我向往它、期待它，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捍卫它。”（注：卢梭：《通信集》，卷2，页324。（同上书，第45页。））这是在一个严重时刻的一场严肃争论之中，在对启蒙运动思想巨匠伏尔泰写的私信中的自白，应能代表卢梭内心真正的对上帝的态度。

卡尔勒（E.Cassirer）（注：国内不少人译作“卡西尔”。他不但是杰出的哲学家，而且是启蒙运动思想史方面的专家。）曾指出，人们对卢梭的宗教理论常常作出相互矛盾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基督教的反叛者、信仰的敌人，有人却认为他“顶着那种统治十八世纪的对理性的狂热，重新发现了宗教之无与伦比的意义”。“一方面，人们曾经认为，这位思想家不仅忠实地维护了新教的传统，而且在一种更为深刻和纯粹的精神意义上重建了它；而在另一方面，人们也曾把他看成天主教徒，甚至还试图把他看成发轫于十九世纪的天主教‘复兴’的先驱。”（注：同上书，第52页。卡西勒承认，后一种观点的论证者马森对卢梭的宗教理论的论述“最为全面”，“考察了卢梭宗教观念之发展的每一份史料。”（同上。））但是，一般的“批评家们”都不会否认卢梭具有真诚的宗教情感。而且，只要专心研究卢梭的宗教哲学代表作《萨瓦亚牧师的信仰告白》，就可以从他自己明晰的论述而对他的宗教观得到澄清。

卢梭认为，宗教的基础乃是“内在的灵光”或“神的召唤”，这些东西表现为当下的情感或“天良”。所以，他反对对外部权威的依赖，即使是圣经的辞句，由于对其解释的纷繁会造成分裂，也不能成为唯一的权威。如果人类只聆听上帝的声音，仿佛神就在人的心里说话，那么，世间就会有一种单一的宗教。为了避免他所谓“情感的”宗教因不同人的不同感觉而变成“溺于情感的”宗教，卢梭提出了一个判断标准，即自由。在纯粹的情感之中，在压倒人的激情中，人是被外在的东西所限定，臣属于它，受制于它，即没有自由；只有摆脱了这些东西的自我，自我的初始活动，才是自由的。“自我的这种自发性，而非其接受性，才是神性的标志。谁不能把自己想象为一个自由的存在，谁就会被完全拒之于上帝的门外。”（注：同上书，第56页。）用卢梭自己的话来说，“没有什么物质性的存在是自身活动的，但我是。……我的意志独立于我的感觉；我赞成或者抵制，我败北或者得胜。……当我屈从于诱惑时，便只是在外部事物的强制下活动。而当我为这种软弱内疚时，便是在聆听自己的意志；我的恶习使我沦为奴隶，而我的悔恨却使我成为自由人。”（注：《萨瓦亚牧师的信仰告白》（出自1762年的长篇小说《爱弥儿》，转引自同上书，第56页。））一般学者常将卢梭的宗教观点说成情感主义的自然神论，而卡西勒认为这“不可能也不可信。”同上书，第57页。）

其实，卢梭对自由的自我的描述，以及他对“天良”的重视，十分类似康德，乃是一种宗教认识论，即通向对上帝的认识的途径。至于上帝本身的性质，他并不像真正的自然神论者那样，认为上帝是丝毫不过问世事的“钟表匠”。因为“自然神论”的与世无关的上帝，不会成为康德所谓“福与善结合”的终极保证，也不会与卢梭关注的人的天良和行动的诫命有关。

尽管卢梭也宣称，世界的形成不能没有一个理智的原因，正如《伊利亚特》不能没有一个理智的作者一样，尽管卢梭还说过，当他与自然直接沟通并倾听其话语时，总会有崇仰上帝的真诚愿望，他不喜欢在室内祈祷，而喜欢在欣赏上帝的创造物时默念他；（注：参见《忏悔录》，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但他也绝不是一个泛神论者，因为在他看来，上帝不仅是自然世界的创造者和维系者，而更是“目的王国”的统治者。他说过：“我肯定地知道，他存在，而且他的存在是独立于他的任何造物的。我还知道，我的存在是依赖于他的存在，我所知的每一个存在物也处于同我一样的境地。”（注：ProfessionofFaithofaSavoyardVicar,fromThePortableEnlightenmentReader.(IsaacKramnicked.PenguinBooks,1995,pp.134～135)）同时他又说过：“再没有谁，能比我更真诚地崇奉《福音书》；我认为它是一切书籍中最为崇高的书。……（但是）我们必须不是在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而是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寻找上帝的法则。在这里，上帝已经写下了箴言：‘人啊，不管你是谁，去反躬自察，学会询问你的天良和本能吧。这样，你就会善良、公正、有德，在你的天主面前低首下心，在他的天国里永享至福。’”（注：卢梭致威恩的信，1758年3月25日，卡西尔前引书，第65～66页。）

从这些发自肺腑的言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常常读到的关于卢梭是自然神论者或泛神论者之说，是何等的片面与不可靠。实际上，他的思想的最深厚背景，依然是基督宗教（不论是基督新教还是基督公教）。而且，在他的宗教思想中起作用的理性，也绝不象我们常常读到的那样是与宗教对立的狭隘的理性，甚至也不是为传统宗教辩护的狭隘的理智性的理性，而毋宁说是道德理性，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

实际上，以上关于卢梭与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观念的关系，关于其思想中的基督教背景，关于其宗教思想同自然神论和泛神论的关系的几乎所有结论，都可以应用于另一位启蒙思想大师康德。我们的篇幅已不允许再来详细引证康德的著述。在此可以补充的一点只是：众所周知，康德的著作远比卢梭更严谨、更明确、更广泛也更深入地论证了启蒙运动时期及其之前的“理性主义”之狭隘或局限性以及宗教信仰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基督宗教的三大命题——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而这一点也是我们的学术界以往曾大大忽略的。至于康德通过最精密的论证确立了自由作为人的本质，人本身作为目的的地位，从而成为继洛克和卢梭之后人文主义最杰出的思想家，这一点当然不待多言。需要强调的只有一点：在这三位思想家那里，基督宗教精神同人文主义精神都不但不曾冲突，而且是相得益彰的。

2．当然，我们不应也不会无视启蒙时期一些思想家对基督教会的抨击，其中最突出也传播最广的，是另一位思想大师伏尔泰。众所周知，伏尔泰猛烈抨击的对象，首先是天主教会。

在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漫长时期的每一阶段，天主教会的确显现诸多弊端，所以遭到了从思想言论到行为体制上的诸多抨击。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既有在活动上与教会人士紧切合作的一面，又有在思想上不满教会统治的一面，更有在言论上抨击教会腐化的一面。在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家们先是在思想上质疑一些旧的教会传统，继而在言论上提出诘难，最后更在行动上反叛天主教会，建立一种新的教会制度。在科学革命时期，尽管不少新的研究证明，一些广为人知的科学家（如布鲁诺和伽利略）与教会人士冲突的事件，实际上是许多不同因素所造成，（注：除了前一节引用的一些著作，韩梅尔（CharlesE.Hummel）著，闻人杰等译的《自伽利略之后——圣经与科学之纠葛》（校园书房出版社，台北，2002）一书，一面论述了圣经的自然观与各门自然科学的关系，一面更历述了伟大的“基督徒科学家”哥白尼、开普勒、牛顿和帕斯卡等等的精彩故事。该书用详实的史料证明，伽利略案件，“绝非如世间所传，仅是科学与教会之间的单纯冲突所致，它是在官僚政治的压力影响下，个人和门户之间的傲慢、嫉妒和野心，所交织而成的一场复杂权力斗争。”（第151页），“而真正策划将伽利略弄下台的专权主义，正是统治大学教育的亚里士多德科学观”。（第159页。））其中最深层的是旧科学观点对新科学观点的压制和一种宗教观点对另一种宗教观点的压制，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压制与教会将科学观点与神学观点相混淆有关，尤其是与教会企图用外力手段求得信仰一致的压制思想自由的机制有关。教会的这类机制和其他容易滋生腐败的制度，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并未消失，尤其是在当时最大最强的天主教国家法国还很有势力。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宗教方面的旧制度，乃是社会方面的旧制度的组成部分，还是政治方面的旧制度的支撑力量，因此，在邻近的瑞士（注：有趣的是，法国人加尔文在瑞士领导了宗教和社会改革，其追随者在法国却遭到天主教会的迫害并引发了内战；瑞士人卢梭为家乡的共和政体而自豪，却在君主专制的法国成了万众景仰的导师。）、荷兰（注：荷兰曾经是法国在经济上的对手，而其宗主国西班牙曾经是法国在政治上的对手。）和英国（注：作为法国长时间的对手，英国的宗教、社会和政治变革是它日益上升的根本原因。），以及德意志各邦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均发生了巨大的宗教、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启蒙思想家们均很赞羡的英国制度明显成功的对照下，天主教会必定会成为法国思想家们眼前最触目的一道阻碍进步和保护旧事物的屏障。所以，伏尔泰在高呼“打倒丑恶”的时候，会把教会列为首要的目标。关于这一点，以及其他一些法国启蒙思想家（特别是一些百科全书派学者）在这方面的言论，在我们几十年来的出版物中已随处可见，在此不必赘述。

我们应该注意的与本题有关的一点是，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作为天主教徒并不反对天主教，宗教改革时期的改革家们作为基督徒并不反对基督宗教，科学革命时期的科学家们作为基督徒或上帝的信徒，并不反对基督宗教或否认上帝，同样，启蒙运动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除了霍尔巴赫之类极少数的例外，也并不反对作为精神信仰的基督教——姑不论法国以外的西方各国思想家（前面提到的洛克和康德只是其中两位代表）很少有猛烈抨击教会的著作，即使法国思想家当中那一部分猛烈抨击教会者，也并非全是真正的无神论者。（注：否则，我们会很难想象这样的一幅启蒙时期的景象：“萨尔斯堡大主教的书房里有伏尔泰和卢梭的胸像，所有的沙龙里都有教士的踪影。教士和律师、医生、王室官员以及当地贵族和有钱商人，构成了波尔多和狄戎等地外省学术团体和文学会、读书会的成员。”（《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72页。））

我们已经指出，卢梭不但不是无神论者，而且同自然神论也颇有距离，只不过是对上帝特别是认识上帝的方式或途径，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而已。这话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用在伏尔泰身上。伏尔泰有一次同朋友们促膝畅谈，通宵达旦，遂出外散步，观赏日出。当他偕友人登上山顶，远望旭日东升、彩霞满天之时，禁不住发出肺腑之叹：“我不需要什么证明，这就是证明！”他所谓证明，指的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注：参见利文斯顿（J.Livingston）：《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布洛克也说：伏尔泰“一生保持了他对最高存在的信仰，也就是对一切事物的创造主的信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82页。））总而言之，伏尔泰之类思想家所抨击的，是我在“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一文中所说的与基督教（Christianity）有别的旧体制形式的教会。而他们自己则各有程度不同的信仰和对上帝的不同理解。

我们当然也不会忘记，所有这些思想家，几乎都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和促进者，所以他们抨击教会，是因其体制中有不符合人文精神的陈旧因素，而他们之所以不反对基督教，则是因为基督教与人文精神的一致，甚至还是真正人文精神的神圣支柱。

3．布洛克把康德称为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思想家”，⑤（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117、120页。）他还提醒我们说：在康德“写他的三大批判的时候，美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法国革命开始了。

这些哲学家们在应用批判理性和提倡自由时，他们自始至终都是怀着要产生实际结果的目的的。美洲殖民地的反叛引起了他们殷切的期望。甚至在独立战争得到胜利之前，杜尔戈（注：A.R.J.Turgot(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主张自由贸易，科学农耕，税收改革。古典经济学先驱之一。）就写道：“美国人民是‘人类的希望；他们很可能成为人类的表率。’”⑤

确实，由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推到顶峰的人文主义理想，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实现机会——在一个没有传统的历史包袱制约，远离复杂的欧洲民族关系，由彼此平等的难民移民组成的全新社群中，按照三百年来无数思想家所论证过的理性设计来建设一个新国家的机会。美国的国父们，也即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都是启蒙运动理想的传人。他们把人文主义的精神原则，如人权、平等、自由等等作为立国的目标，使之在社会政治的实际生活中成为最高的法律原则。杰斐逊、亚当斯、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等人的这项事业，即使不是十分完善，在人类历史的类似运动中却堪称最为成功。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原则在两百几十年后仍然坚如磐石，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许是以往几百年来的人文主义对这些人类理想进行了无法反驳的理性论证。那些论证是这些原则的坚强骨架。

但是，人们也许正在逐渐忘记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这些原则进行论证的人文主义，有一种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精神背景，即基督宗教的精神资源。那种资源是这些原则的内在灵魂，是这些原则的生命之源。

“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表明，人的各项权利之所以不可让渡，乃因为它们是上帝的赐予。（注：参见“美国独立宣言”第一和第二段。）这不但表明理性论证需要有某种第一原则作为基础，而且表明这基础只能出自某种信仰。那么，美国国父们的信仰是怎样一种信仰呢？

在为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辩护时，杰斐逊写道：“良心的各项权利，我们从未让渡，我们不可能让渡。为了它们，我们要向我们的上帝负责。”（注：ThomasJefferson:TheNotesonVirginia(EnlightenmentReader,p.160).）在谈及一些人认为他反基督教时，他表达了很多启蒙思想家的共同看法：“我确实反对基督教的种种腐败；但是绝不反对耶稣本人的真正教训。我是一个基督徒……真诚地依从他的教义，甚于其他的一切；将人的所有精华归诸于他；并相信他从未要求其他任何东西。”（注：ALettertoB.Rush,Ibid,p163.其实按照基督教传统说法，耶稣还要求人相信他是上帝差遣而来。杰斐逊认为耶稣的神性或其与上帝的直接相通对现代观点而言是“陌生的”，纯属对其教义的内在价值之评价（见其SyllabusofanEstimateoftheMeritoftheDoctrinesofJesus,Ibid.pp.165～166.）。）这只是一个例证，说明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不论多么缺乏传统的气息，还是有一种内在的基督宗教精神在支持他们的事业，构成他们理念的基础，而这种精神在他们的思想中是与人文主义完全一致的。

另一位美国原则的创始人，堪称全才的富兰克林，则在回答友人关于他信仰的问题时写道：“我的信条是这样的：我相信唯一的上帝，即宇宙的创造者；他凭着他的神意统治宇宙；他应该受到崇拜；我们献给他的最为可取的侍奉，是为他的其他儿女做好事；人的灵魂是不朽的，而且将根据它在此生的行为而在彼世受到公正的对待。我认为这些乃是所有健全宗教的基本原则。……关于拿撒勒的耶稣，我认为他留给我们的道德和宗教的体系，乃是这个世界所曾见过或所可能见到的最好的体系。但我认为它受到了各种不同的腐败污染，……而且我对他的神性有一些疑惑，虽然这是一个我未下定论的问题，也还未曾研究过它。……然而，我看不出相信它有任何坏处，既然这种信念有好的结果，可能使他的教义更受尊重和更得遵行。”（注：BenjaminFranklin''''sLettertoRev.EzraStiles(1790),Ibid,pp.166～167.）由此可见富兰克林的宗教观点十分接近杰斐逊。至少，其与传统基督教的距离，并不比与纯粹自然神论的距离更远。

从1776年就进入美国精神之中的启蒙运动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能够经历其后的二又四分之一世纪而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根源不能仅仅到之前的一百年启蒙运动史和三百年人文主义史当中去寻找，而应到将近二千年的基督宗教思想史当中去寻找。

还有一点应该强调的是，现在美国史专家越来越多地发现，有一种远比启蒙运动更早和更深的影响，渗透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中，那就是英国清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所强调的人性可臻至善的观念，并没有取代清教徒强调的人皆具有罪性的观念。因此，从表面上看，美国革命的思想确实是接受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人文理性主义，但是从深处去看，基督教思想中对人性堕落的警觉仍然在继续发挥作用。美国国父们1787年在费城草拟宪法时就带着这种对人性幽暗的意识，因此他们对新国家的理想主义并不脱离对人性的现实感。对此，英国史学家布莱斯（JamesBryce）写道：“美国政府是这样一批人的作品，这些人相信人的原罪，决心对犯规作恶者关上一切他们有可能关上的大门。……美国宪法的目标，看来与其说是要靠得到一个好政府达到一些共同的大目标，还不如说是要防止那样一些坏事情，那些坏事情不仅会来自一个坏政府，而且会来自任何一个强大得足以威胁原来存在的各个社群和公民个人的政府。”④（注：JamesBryce,TheAmericanCommonwealth(NewYork,1889),vol.Ⅰ,p.306.）

在对美国宪法制定影响甚大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Papers）中，被称为“宪法之父”的麦迪逊（JamesMadison）写道：结党营私是人类的通性，必须正视人性的丑恶面，“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④正因为有这种源于基督宗教的现实而清醒的人性观，美国国父们遂致力于防止政府权力集中，因为集中于个人会导致独裁专政而压制所有人，集中于群体会造成集体专政而压制少数人，所以必须采取“权力分置，互相制衡”的制度，使各人的自私自利可以互相牵制抵消而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显然，其中既有清晰的理性论证，更有基本的人性判断，而这种对人性堕落与罪性的清醒判断，则同早期美国清教徒社会热烈而单纯的基督教信仰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国革命在十八世纪末期爆发之后的过激和因之而来的恐怖、短命和反复动荡。

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中，法国有最为悠久的历史，最为灿烂的文化传统和最先觉醒的民族意识，并且在综合国力方面长期居于领先地位。法国革命由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财政、阶级对抗等等原因而于1789年爆发之后，很快就演变为激烈的群众煽动和阶级仇恨，“接着又是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恐怖统治，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造成了革命法庭判罪和处决了大约两万名男女，在狱中杀死的又有两万人”，（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125页。）最后发展到革命领导人本身也被不断地推翻和处死，（注：即史学家所谓“革命吞噬它自己的孩子”。）由此而使全欧洲空前震惊，并以拿破仑帝国的专制和王室的复辟而告终，不得不把法国社会所需的诸多改革推到十九世纪去完成。

同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一样，法国革命的领导人，也可以称为启蒙运动之子，同美国国父们一样，他们也把“公民”、“人权”、“社会契约”、“自由、平等、博爱”这类启蒙运动的理念作为自己事业的目标。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场相去不远的革命竟有如此不同的结局呢？

当然，原因是多重的、复杂的，既涉及国际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大背景，又涉及单个领袖的气质、思想和作风，群众的集体心态，甚至涉及历史的诸多偶然因素。对此已有无数的历史学家作出了无数的论述和解释。在这里，我想只就我们的主题，提出也许并非不重要的一点，即，这两场革命的领导人和参与者对于基督宗教、对于基督宗教与人文精神之关系的理解和态度不同。

美国革命的领导人对基督宗教及其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的态度，前已述及，尽管是非传统的，但仍是正面的、肯定的、有些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们心中的基督教人性观对于在政治上实现人文主义的原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这场革命参与者的美国民众，则基本上是单纯而虔诚的清教徒。

在法国革命中，仍然可称为虔诚基督徒的主要人群即广大农民、部分贵族和教士，是反对革命的。而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即所谓第三等级，多半是受理性主义影响而怀疑宗教、反对教会的中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领袖也多半是强调理性至上的那一部分启蒙思想的信奉者。在这种形势下，这场革命会带有反教会甚至某些反基督宗教的特征，就几乎是必然的了。而这一特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革命领袖们1792年下令关闭教堂，废除基督教历法和安息日制度，在巴黎圣母院中供奉“理性女神”，并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起“理性神殿”，还宣布神殿开张之日为大肆庆祝的节日。（注：在我们引用过的“EnlightenmentReader”一书第168～173页载有当时的人对这个节日的生动描述。）

这种自上而下由政府发动的“宗教革命”十分短命，而恢复全国传统的基督宗教（天主教）活动的人，正是那位在全欧洲传播革命和启蒙原则，与全欧洲反动力量进行血战的拿破仑。所有这些疾风暴雨式的历史事变告诉我们，雅各宾派所代表的法国革命中的反基督宗教的倾向，也许正是其中的荒谬现象的荒谬原因。因为真正的理性本不应与真正的信仰冲突，真正的人文主义也不应与真正的基督信仰冲突。（注：布洛克指出：“不论是世俗派还是原教旨派有时提出的世俗主义代表人文主义的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就像把原教旨主义说成是代表宗教一样。”（第241页。）“我认为任何形式的人文主义若与相信宇宙中存在一个比我们自己伟大的力量并可以指望它给我们帮助这一信仰相结合，我们的处境就会比——用伯特兰•罗素的话来说——听任人类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冷漠或敌意的宇宙中保持这些价值观这样的处境要强得多。”（第248页。）对于西班牙画家戈雅描述法国革命的名画“理性酣睡产生妖魔”，也许也可以作此种理解？

人文主义研究范文篇3

[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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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新华.新课改评析一、二、三、四[EB/OL].[2006-07-29]./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723.

人文主义研究范文篇4

关键词：人文主义思想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启示

1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和理论，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然后流传到其它国家。人文主义这个称谓来源于“人文学科”，是由世俗学校设置的，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针锋相对的世俗文化。人文主义者的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当时反封建的主力军。

人文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1）用人性反对神权。

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有理性，有崇高的品质，有无穷的智力，可以创造一切，以此与神权相对立。“人性论”是人文主义者的理论纲领。

（2）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

人文主义者提出“个性解放”，肯定现实生活，提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的幸福，从而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

（3）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

人文主义者鼓吹理性，重视人的聪明才智。他们推崇理性是“人的天性”，“知识是快乐的源泉”。

（4）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

这是人文主义者主要的政治思想。

现代性的人文主义是在19世纪作为术语概念以德文（humanismus）问世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拨，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个性、不可预料性、非工具性等。现代人文精神可以说是一种自由的人文精神，最基本的是摒弃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对个人价值的漠视，把人看作宇宙间最高价值来尊重，肯定每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人在这个世界上人生价值的体现，不是乌托帮的空想。最重要的是人除了在自然界生存的自然规律之外，还是精神性的存在。但这种自由的人文精神必须建立在有序的人文平台上，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规则。

2人文主义思想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应顺应人文主义思潮，完善人文教育模式，创新人文主义特征，营造鲜活的人文教育氛围，直接体现人文主义理念与特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得以实现：

（1）改变教学观念，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人文主义心理学强调学习者的主体因素和心理环境，尊重学生的个人感情和个人需要，提倡包括认知和情感在内的教育。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形成个性化知识结构、认知结构和思维品质的过程，要求教师尊重学生个性，造就学生的人文素质。以人文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主张学习者与教育者分享控制权；主张以协商的形式进行学习；主张共同承担；主张学习内容要符合学习者自身的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人文主义教学大纲强调学习者要为他们自己的学习负责，比如自我决策、自我选择并实施学习活动、表露自己的能力、需要和偏爱等。在这种学习模式中，教师的作用不只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且还是学习者的指导者和顾问。人文主义心理学所倡导的教学思想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论和以自由为基础的学习原则。它强调每一个学习者皆有学习潜力、学习天赋；学习应当是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自由学习等等。人文主义教学大纲的远期目标是培养符合人文主义心理学标准的人才；其近期目标则是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能力。

自主性学习就是指学习者能够管理自己的学习行为，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式，监控学习计划的实施以及学习技能的运用和发展，自我检查评估。在目前高校招生普遍扩招的形势下，由于学生的水平各异、学习能力各异、学习策略各异、学习动机各异以及普遍的师资匮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学生可以充分利用“语言学习中心”或“英语自主学习中心”，甚至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自主学习英语，从而最大程度地实行个性化学习。校园网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室时空限制，构建了一个无限开放的教学空间，学生可以在校园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开展学习，需要学多久就学多久。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和需要，自主选择不同程度的学习材料，设定学习目标，决定学习进度，不断作出调整，并最终实现自己设定的学习目标。

（2）改变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自2004年4月份起，教育部在全国180所院校试点实施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这次英语教学改革的目的，就是把原来以阅读理解为主转变为以听说为主，把教学中心转移到全面提高英语的综合实用能力上来。此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更加注重培养语言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的转变。改革的手段就是要以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加上课堂教学，来推进英语教学改革。改革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把现有的大纲朝着大学英语教学要求方向改变；二是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三是改革评估方法。新的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特别是网络技术，使英语教学朝着个性化学习、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学习、主动式学习方向发展。“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具备以下优点：①大班授课与小班操练相结合；②课堂教学与开放式自主学习相结合；③光盘多媒体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④第一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这些优点与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有着天然的联系。

（3）改革评估方式，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的变化必然要求评估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众所周知，语言测试的目的是根据被试的考试分数来衡量其语言能力，因此在语言测试中要充分考虑试卷的信度（reliability）、效度（validity）、真实性（authenticity）、交互性(interactions)、影响(impact)和可实践性(practicality)，利用测试的反拨作用来促进教与学的理念的变化，保证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顺利实施。良好的语言测试应该建立在语言学、语言教学法、学习论和心理测量学等理论基础之上，它是教学工作的辅助手段，并只能服务于教学工作。

3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深化教学改革，提高英语教学水平，满足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必须从教与学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英语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而不是简单地移植国外二语教学理论；二是推行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三是改革评估方式，进一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因此我们只有顺应人文主义思潮，在教学中渗透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把单纯对教学法的研究转移到对教学法和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双轨研究方向上来。

参考文献

[1]蔡基刚.大学英语教学若干问题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

[2]程晓堂.论自主学习[M].学科教育,1999.

人文主义研究范文篇5

关键词：人文管理；科学管理；实践意义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主要是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而兴起。两种理论关注教育管理中的知识问题、道德问题和伦理问题，围绕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就高校教育管理而言，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显然是普遍追求和采纳的观点，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观也具有不容小觑的重要作用。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主要观点

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实在教育管理领域对实证主义科学管理观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管理观。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观不重视组织及其结构，而是关注组织中人的因素；不关注人的理性因素而是关注非理性因素，对人的理性关注的不是认知理性，而是价值和伦理理性。概括来讲，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科学的教育管理理论以人的主观价值为基础。任何科学研究都不是纯客观的，研究者的主观价值不可避免地渗透于研究的全过程。同样，人的主观价值取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教育管理过程。第二，教育管理组织不是一个纯自然的客观实体，而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社会实体。组织结构并不是教育管理的重心，对人的管理才是核心。因此，只关注组织结构而忽视组织中的人，是对教育管理组织不全面的认识。第三，管理和决策不仅涉及人的认知理性因素，还涉及到人的非理性因素，如主观价值、伦理、情感、意志等。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两方面，而进行管理和决策的过程中，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第四，教育管理者应具有真正有用的管理理论。技术培训是不可或缺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教育管理中复杂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有时候仅凭技术型的解决是不够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不仅要为他们的理性行为负责，还要我他们的主观价值、伦理行为和非理性行为负责。因此，应该对管理者和决策者进行以价值为导向的技术培训。

二、高校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的误区

近年来，我国高校普遍意识到了人文管理的重要性，但总体来看很多高校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方面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误区，亟待进一步讨论和厘清。高校教育管理中人们习惯将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对立起来，似乎两者是水火不容的。然而从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的发展史看来，这两方面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两种教育管理观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混沌同意、并肩战斗、针锋相对、渐趋融合的发展过程。落实到当前的高校教育管理，应该是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逐渐融合的过程。科学管理体现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的科学精神，人文管理强调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关注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对人的价值、尊严、人格的重视。高校教育管理中出现的另一问题是，管理者已经意识到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并非对立的个体，而是统一的整体，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存在着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相对立的情况。这种片面和曲解不仅反映了高校管理者需要加强管理队伍理论知识学习，更应该在实践中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点，实现理论认知与实践运行的统一。

三、高校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的实践意义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耳熟能详，然而在实践操作中却鲜有用到好处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同样在高校教育管理中处于尴尬境地。高校管理者应该深刻认识人文管理的实践意义，采取相应措施在实践中落实贯彻。教师既是管理学生的主体，又是学校管理的客体。教师的双重身份要求高校管理者需要尊重教师的人格。管理者要相信教师既能很好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也能很好地完成学生的课堂管理。对教师的管理应该转变观念，充分发挥和调动教师积极性，让教师在教育活动和管理活动中更好的展示自己的才能，为教师营造一个和谐健康的育人氛围。学生是一个有个性、有尊严、有主动性、有发展潜能的个体，对学生的管理也需要贯彻人文关怀。要坚决反对强制式教育、填鸭式教育，不考虑学生感受，甚至任意践踏学生的尊严的不人道行为，应该让学生在教育中体验到快乐和幸福感，得到情感的鼓舞，实现知识和人格的全面发展。管理者应该在制度制定和具体的管理活动中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个性，重视加强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第三方面要注意的就是课程管理的人文化。培养创新人才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授予，而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开发学生的潜力和创造力，要在课程建设和课程管理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学习需求。学什么、怎么学、何时学，学生应该对这些问题拥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权。应该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需求，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从而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课程内容还应该坚持通识教育的原则。人才的全面发展应该接受科学、人文等各方面的知识。通识教育应该以学生兴趣为中心，把知识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加以整合，把知识结构加以综合。既考虑学生的兴趣、能力、需求，有考虑到社会需要和课程本身的逻辑统一，从而使学生得到均衡发展，实现自我。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无疑是高校教育管理的理想模式，作为高校管理者应该更加深入的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地实现高校教育管理的科学化、人文化的融合和统一。

作者:王勇 张楠 单位:长春工程学院外语学院

参考文献:

［1］孙锦明，胡平凡．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及其实践价值探析———兼谈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J］．中国教育学刊，2008，02．

人文主义研究范文篇6

论文摘要：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和理论，人文主义思想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剖析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结合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实际，认为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对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1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和理论，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然后流传到其它国家。人文主义这个称谓来源于“人文学科”，是由世俗学校设置的，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针锋相对的世俗文化。人文主义者的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当时反封建的主力军。

人文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1）用人性反对神权。

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有理性，有崇高的品质，有无穷的智力，可以创造一切，以此与神权相对立。“人性论”是人文主义者的理论纲领。

（2）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

人文主义者提出“个性解放”，肯定现实生活，提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的幸福，从而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

（3）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

人文主义者鼓吹理性，重视人的聪明才智。他们推崇理性是“人的天性”，“知识是快乐的源泉”。

（4）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

这是人文主义者主要的政治思想。

现代性的人文主义是在19世纪作为术语概念以德文（humanismus）问世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拨，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个性、不可预料性、非工具性等。现代人文精神可以说是一种自由的人文精神，最基本的是摒弃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对个人价值的漠视，把人看作宇宙间最高价值来尊重，肯定每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人在这个世界上人生价值的体现，不是乌托帮的空想。最重要的是人除了在自然界生存的自然规律之外，还是精神性的存在。但这种自由的人文精神必须建立在有序的人文平台上，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规则。

2人文主义思想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应顺应人文主义思潮，完善人文教育模式，创新人文主义特征，营造鲜活的人文教育氛围，直接体现人文主义理念与特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得以实现：

（1）改变教学观念，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人文主义心理学强调学习者的主体因素和心理环境，尊重学生的个人感情和个人需要，提倡包括认知和情感在内的教育。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形成个性化知识结构、认知结构和思维品质的过程，要求教师尊重学生个性，造就学生的人文素质。以人文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主张学习者与教育者分享控制权；主张以协商的形式进行学习；主张共同承担；主张学习内容要符合学习者自身的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人文主义教学大纲强调学习者要为他们自己的学习负责，比如自我决策、自我选择并实施学习活动、表露自己的能力、需要和偏爱等。在这种学习模式中，教师的作用不只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且还是学习者的指导者和顾问。人文主义心理学所倡导的教学思想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论和以自由为基础的学习原则。它强调每一个学习者皆有学习潜力、学习天赋；学习应当是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自由学习等等。人文主义教学大纲的远期目标是培养符合人文主义心理学标准的人才；其近期目标则是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能力。

自主性学习就是指学习者能够管理自己的学习行为，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式，监控学习计划的实施以及学习技能的运用和发展，自我检查评估。在目前高校招生普遍扩招的形势下，由于学生的水平各异、学习能力各异、学习策略各异、学习动机各异以及普遍的师资匮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学生可以充分利用“语言学习中心”或“英语自主学习中心”，甚至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自主学习英语，从而最大程度地实行个性化学习。校园网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室时空限制，构建了一个无限开放的教学空间，学生可以在校园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开展学习，需要学多久就学多久。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和需要，自主选择不同程度的学习材料，设定学习目标，决定学习进度，不断作出调整，并最终实现自己设定的学习目标。

（2）改变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自2004年4月份起，教育部在全国180所院校试点实施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这次英语教学改革的目的，就是把原来以阅读理解为主转变为以听说为主，把教学中心转移到全面提高英语的综合实用能力上来。此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更加注重培养语言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的转变。改革的手段就是要以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加上课堂教学，来推进英语教学改革。改革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把现有的大纲朝着大学英语教学要求方向改变；二是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三是改革评估方法。新的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特别是网络技术，使英语教学朝着个性化学习、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学习、主动式学习方向发展。“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具备以下优点：①大班授课与小班操练相结合；②课堂教学与开放式自主学习相结合；③光盘多媒体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④第一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这些优点与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有着天然的联系。

（3）改革评估方式，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的变化必然要求评估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众所周知，语言测试的目的是根据被试的考试分数来衡量其语言能力，因此在语言测试中要充分考虑试卷的信度（reliability）、效度（validity）、真实性（authenticity）、交互性(interactions)、影响(impact)和可实践性(practicality)，利用测试的反拨作用来促进教与学的理念的变化，保证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顺利实施。良好的语言测试应该建立在语言学、语言教学法、学习论和心理测量学等理论基础之上，它是教学工作的辅助手段，并只能服务于教学工作。

3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深化教学改革，提高英语教学水平，满足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必须从教与学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英语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而不是简单地移植国外二语教学理论；二是推行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三是改革评估方式，进一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因此我们只有顺应人文主义思潮，在教学中渗透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把单纯对教学法的研究转移到对教学法和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双轨研究方向上来。

参考文献

[1]蔡基刚.大学英语教学若干问题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

[2]程晓堂.论自主学习[M].学科教育,1999.

人文主义研究范文篇7

关键词：人文主义；当代；公共空间；设计

中国城市进程的飞速发展，在交通使得的同时，也带给人们更多的活动空间。这些公共空间也是最能体现城市地域特色和文化魅力的地方，以机场和地铁、车站、广场及历史街区等为主体的城市公共空间，记录了城市的发展也记载着城市居民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变迁。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中，人文主义的设计理念可以更好地凸显现代城市文明并塑造城市形象，在人文主义要求当代公共空间设计以人为中心进行设计，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加强人文关怀，使公共空间设计更符合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人文主义在当代公共空间设计中的运用受到了设计行业的高度重视，当代公共空间设计积极探索运用人文主义的科学方法，以提高公共空间设计质量，使公共空间设计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能够促进人们的发展。研究人文主义在当代公共空间设计中的运用不仅能够完善当代公共空间的设计，提高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而且对现代设计的发展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当代公共空间设计中的人文主义

（一）人人平等

在当代公共空间设计中，公共空间设计的对象是社会生活中的人。当代公共空间设计实际上是为了人们的需求而设计的，而公共艺术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也在悄悄改变着人们对于美的欣赏和理解能力。同时，当代公共空间的使用者是各种各样的人群，其需求具有多样性特征，与城市整体环境相整合的设计让居民在艺术的熏陶下提高整体的综合素质。在这种情况下，当代公共空间的设计要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在当代公共空间设计时要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同时，在设计公共空间的过程中要主义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照顾，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使用全，使社会公民能够平等地使用公共空间。

（二）人性自由

人性自由指人们在生活的过程中可以享受相对的自由，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人性自由要求公共空间设计具有灵活性，能够满足人们的使用要求。因此，公共空间应该十分简单并且具有一定的直观性，能够相社会群众传递一定的信息，具有容错能力，满足当代社会群众对自由的追求。同时，公共空间设计要向社会群众提供多种多样的使用方法，并且每种使用方法要简单懂，使人们在使用公共空间的过程中能够达到期望值。另外，公共空间的设计要注重舒适度，满足使用者的感官要求，提高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

（三）理性崇尚

理性崇拜要求公共空间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便于操作和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空间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形状、尺度、质感等方面的因素，并要积极重视人体工程学，利用人力工程学的原理来进行空间设计，增强公共空间设计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应将现代设计与科学技术以及艺术相结合，不仅要使公共空间设计具有艺术美感、满足人的需求，而且要具有一定的技术成分和科学新，增强公共空间的实用性。另外，在公共空间的设计过程中既要注重其人文关怀，又要注重公共空间的结构和功能，避免公共空间设计流于形式，增强设计的科学性。

二、人文主义在当代公共空间设计中的运用方法

（一）当代公共空间设计要照顾不同人群的心理

在公共空间设计过程中运用人文主义要求设计师能够运用科学的设计思维和设计理念来提高公共空间的设计质量，注重不同社会人群的心理，根据人们的心理状况来进行公共空间设计，满足社会群众的公共空间需求。同时，公共空间设计要将设计师的设计理念与社会群众的心理相结合，在保证公共空间具有实用性的基础上，增强公共空间的艺术价值。为此，设计师应对公共空间设计进行全面规划，运用高超的设计节能对公共空间设计进行详细策划。同时，要保证各施工单位的积极配合，在保证公共空间实用性的基础长，体现公共空间设计的人文主义，加强对人的关怀。另外，在公共空间设计的过程中，要注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例如，在公共厕所的设计中要设计残疾人或老年人专用的座便。在道路设计中要设计盲人专用的盲道。

（二）当地公共空间设计使用人性化的表达方法

公共空间是构建城市品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充分反映城市居民对自然与空间环境的审美心理与价值取向，因此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中需要深刻感知城市形象信息，将城市的历史人文脉络和现代设计理念相融合创造人、环境、意蕴三者之间新的创意空间，让人与空间在互动中取得最大的正面传播效果。首先，公共空间设计可以采用造型、材料、装饰等公共空间要素的变化来进行人性化表达，增强人的情感体验。例如，在造型设计的过程中，可以采用舒适原则，注重公共空间的舒适性，使人们在使用公共空间的过程中能够获得舒适感，增强人们对公共空间的好感度；其次，公共空间的设计可以对公共空间的功能进行深入挖掘，在挖掘的过程中渗透人文主义，增强公共空间设计的人文关怀；最后，在公共空间的设计过程中要注重人的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以人为尺度来衡量公共空间的使用价值，并根据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风格来设计公共空间。

三、结语

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人文主义在当代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当代公共空间设计就是要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方面，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当代公共空间设计中运用人文主义十分必要。目前，当代公共空间设计中的人文注意具体包括人人平等、人性自由、理性崇尚这几个方面，为完善人文主义在当代公共空间设计中的运用，当代公共空间设计要照顾不同人群的心理，使用人性化的表达方法，增强公共空间设计的人文关怀。在当代公共空间设计中运用人文主义不仅能够提高当代公共空间的设计质量，而且对现代设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宗欣 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马慧娟，张琦．视觉信息无障碍设计———运用无障碍设计理念进行插画设计［J］．科教文汇（下旬刊），2008，10．

人文主义研究范文篇8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不平衡发展的情况严峻，我国粗放式的贸易发展模式加剧了这一局面。在思考如何融入人文贸易发展的这一时代大潮流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落实中央提出的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外经贸工作的实践，探索借助发展人文贸易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的新思路，研究抗衡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趋势——人文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对策，从而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转变。同时，研究我国如何发展人文贸易，“以人为本”，使人类活动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我国向生态效益型经济发展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一）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及发展

从人文主义对经贸思想的影响分析，人文主义的发展分为传统及现代人文主义两个阶段。

系统化的传统人文主义始于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主要特征是“肯定世俗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推崇人的价值与个性解放；留意人的精神潜能；重视人的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建造一个人类幸福的理想家园。”传统的人文主义是一种传统的主体主义，即“人本主义”，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认为人在一切事物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是一切事物的衡量尺度。与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相伴而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一种经济贸易思想。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其发展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实践为重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

现代人文主义反对传统的主体主义，它更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环境，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建立在对人性尊重的基础上追求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态度，具有强调人的作用和地位，关怀人的历史境遇，致力于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和人与自然的统一等特点。概言之，现代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本、尊重人性需要，并在深沉思考的基础上去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的观念形态，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对美好、真理、自由、民主、公正、仁爱、宽容、和谐等的追求。因此现代人文主义谋求的不是短时的经济利益，而是人类的终极幸福。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如可持续贸易理论、绿色贸易理论及WTO框架下技术标准、社会标准、劳工标准等关注人性化的贸易制度变迁与安排，也逐渐显现出现代人文主义的影响。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在现代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内形成了贸易人文化的价值观。国际贸易人文化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对传统贸易观缺陷的矫正，是指在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一系列活动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尊重人的生命及其价值，以保障人的幸福和尊严为目的，协调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性、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使人类活动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贸易发展观。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强调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要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保持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及人类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传统人文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之一是“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过分地强调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大计，对今后全球的稳定和繁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对传统发展观和传统贸易理论进行反思的结果

传统发展观的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而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也认为，各国只要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能使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增进社会财富和提高社会福利。实践证明，自由贸易确实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另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到，这种基于资源和要素主导型的传统发展观忽略了环境保护的成本，是导致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低价低质竞销的粗放型贸易发展模式在较低社会标准（如劳工标准）的基础上不仅恶化了贸易条件，也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倡导用环境标准、社会标准等原则来约束贸易自由化，探讨现代人文主义精神下自由贸易对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现实”增长。

（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对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于共同利益和愿望，旨在通过权威或约束性制度安排或规范，以促进全球福利和提高交往效率的国际机制变迁，推动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WTO建立后，国际贸易体制也进入了问题结构模式与国际组织模式并存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体制中议题的扩展和延伸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由边境措施向各成员方国内政策延伸，即议题由直接关注限制市场准入的贸易措施，转向各成员方的补贴、政府采购、环境、知识产权等国内立法，甚至有进一步向劳工、人权等社会标准的立法进行延伸的趋势；二是由针对贸易本身转向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如贸易和环境、贸易与竞争等。这为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各国的关注和努力下，极大地促进了其发展；并且以WTO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争端解决机制、政策审议机制的完善，为防止个别国家利用国际贸易的人文化为幌子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保障，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是对人的生存环境和贸易关系进行国际协调的产物

“制度是人所创立的众所周知的规则，其目的在于抵制人可能有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国际贸易使实施较低社会标准的国家工人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恶化及环境资源的负外部性、市场失灵导致的治理环境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等等，为了避免各国免费搭车的费用规避心态及建立在不同生产标准上的“不公平贸易竞争”，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国际绿色、社会规范对贸易与人的生存环境关系进行协调。协调的进程实质上就是现代人文主义与国际贸易准则相融合的过程，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

（四）国际贸易人文化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关

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进程实质上是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相伴而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是20世纪末国际贸易领导中出现的重要现象，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WTO的贸易自由化原则、非歧视原则使得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贸易壁垒作用大大削弱。发达国家转而借助于WTO的例外原则，即允许以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健康为由设置一系列标准，于是各种社会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应运而生，取而代之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律手段。因此，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人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新贸易保护主义披上“人文化”的外衣，采用“人文化”的保护手段（社会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与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关税、配额等）的暂时性、短期性相比，有演变成为长期性、定型化制度机制的趋势，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将注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和妥协中发展。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1．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该假设其实是基于人本主义、功利主义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边际革命”以来，几乎不再把经济伦理问题纳入正式的或称标准的经济分析之中。究其因，至少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理性的自利行为被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点，而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似乎成为经济行为的全部内容，其余则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

国际贸易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然而，这样的趋势并不能客观把握经济事实，因而也不断受到冲击，当“经济人”基本假说之局限越发显现，“不讲道德”倾向的“经济学”越来越受到质疑批判；经济发展的冲突还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人人关系），而且直接冲击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天人关系），带来人性、情感需求与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成人文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2．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

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不管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还是H-O模型等）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假设生产商品A产生不利的外部效应（环境污染），并且只对生产国的公民造成影响（也就是没有国际间的污染转移）。对于进口国，我们已经发现，贸易的开展减少了国内对商品的产量，因此环境的外部效应也减少。对这个国家而言，将外部效应考虑进来，更加肯定了关于自由贸易有利的诊断。但是，对出口国而言就不是那么清楚了。产量的提高使得外部费用增加，从而降低了贸易带来的净收益。污染外部效应的增加可能大于出口顺差带来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该国面临福利的净降低。因此，需要获取进一步的信息来得出贸易是否对出口国（或者是全体国家）有利的明确结论。尽管如此，生产的外部效应的存在减弱了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自由贸易是否是一个使福利最大化的制度框架成为争论的焦点，Runge(1985)分析指出，国际贸易的增长往往增加人均GDP规模，但如其他条件相同，环境危害的程度与经济产量和GDP正相关。另外一个理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跨越国境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过程必然产生环境污染的国际转移，贸易的自由化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利的后果，并增加控制环境恶化的难度。

因此，对传统自由贸易效应的质疑过程中，特别是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贸易利益评价标准的科学性日益成为当前的研究重点。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国内禁止产品出口或对外投资问题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不同待遇对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了挑战；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还有数量限制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等。众多的多边、双边环保协议，大量的国家环保法规、政策和措施与现有的多边贸易存在很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

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积极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评价体系中去，阻止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也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从是否应该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WTO新一轮谈判议程这一激烈争论中也可略见一斑。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因为如果在WTO中进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要求各成员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发达成员就可以阻止发展中成员低环境标准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发达成员可凭借自身在经济实力和环保科技上的优势，在庞大的国际环保市场中占据领先位置。而发展中成员（包括我国）则普遍反对，因为保护环境固然能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执行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无论从提高生产成本还是从限制出口潜力来说，对发展中成员都是严峻的挑战；一旦发达成员所主张的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发达成员滥用，成为“人文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将无法进入其市场。

四、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的人文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从而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将可持续发展和人文化发展相结合，从指导思想的高度看，经济和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必须是通过依靠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实现，而不是靠对环境和资源的粗放式消耗来维持，应以追求外贸、经济、生态环境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效益为中心，促使对外开放的各个方面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应努力寻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出口、进口、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技术、海外投资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依靠技术进步和强化管理，大力控制并努力减少对外开放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把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来抓，树立环境竞争力意识。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外开放法规政策体系、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1．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2．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

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3．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

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幼文.《多哈发展议程：议题与对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

人文主义研究范文篇9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不平衡发展的情况严峻，我国粗放式的贸易发展模式加剧了这一局面。在思考如何融入人文贸易发展的这一时代大潮流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落实中央提出的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外经贸工作的实践，探索借助发展人文贸易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的新思路，研究抗衡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趋势——人文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对策，从而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转变。同时，研究我国如何发展人文贸易，“以人为本”，使人类活动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我国向生态效益型经济发展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一）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及发展

从人文主义对经贸思想的影响分析，人文主义的发展分为传统及现代人文主义两个阶段。

系统化的传统人文主义始于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主要特征是“肯定世俗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推崇人的价值与个性解放；留意人的精神潜能；重视人的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建造一个人类幸福的理想家园。”传统的人文主义是一种传统的主体主义，即“人本主义”，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认为人在一切事物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是一切事物的衡量尺度。与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相伴而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一种经济贸易思想。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其发展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实践为重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

现代人文主义反对传统的主体主义，它更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环境，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建立在对人性尊重的基础上追求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态度，具有强调人的作用和地位，关怀人的历史境遇，致力于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和人与自然的统一等特点。概言之，现代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本、尊重人性需要，并在深沉思考的基础上去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的观念形态，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对美好、真理、自由、民主、公正、仁爱、宽容、和谐等的追求。因此现代人文主义谋求的不是短时的经济利益，而是人类的终极幸福。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如可持续贸易理论、绿色贸易理论及WTO框架下技术标准、社会标准、劳工标准等关注人性化的贸易制度变迁与安排，也逐渐显现出现代人文主义的影响。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在现代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内形成了贸易人文化的价值观。国际贸易人文化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对传统贸易观缺陷的矫正，是指在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一系列活动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尊重人的生命及其价值，以保障人的幸福和尊严为目的，协调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性、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使人类活动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贸易发展观。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强调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要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保持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及人类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传统人文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之一是“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过分地强调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大计，对今后全球的稳定和繁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对传统发展观和传统贸易理论进行反思的结果

传统发展观的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而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也认为，各国只要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能使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增进社会财富和提高社会福利。实践证明，自由贸易确实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另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到，这种基于资源和要素主导型的传统发展观忽略了环境保护的成本，是导致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低价低质竞销的粗放型贸易发展模式在较低社会标准（如劳工标准）的基础上不仅恶化了贸易条件，也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倡导用环境标准、社会标准等原则来约束贸易自由化，探讨现代人文主义精神下自由贸易对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现实”增长。

（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对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于共同利益和愿望，旨在通过权威或约束性制度安排或规范，以促进全球福利和提高交往效率的国际机制变迁，推动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WTO建立后，国际贸易体制也进入了问题结构模式与国际组织模式并存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体制中议题的扩展和延伸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由边境措施向各成员方国内政策延伸，即议题由直接关注限制市场准入的贸易措施，转向各成员方的补贴、政府采购、环境、知识产权等国内立法，甚至有进一步向劳工、人权等社会标准的立法进行延伸的趋势；二是由针对贸易本身转向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如贸易和环境、贸易与竞争等。这为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各国的关注和努力下，极大地促进了其发展；并且以WTO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争端解决机制、政策审议机制的完善，为防止个别国家利用国际贸易的人文化为幌子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保障，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是对人的生存环境和贸易关系进行国际协调的产物

“制度是人所创立的众所周知的规则，其目的在于抵制人可能有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国际贸易使实施较低社会标准的国家工人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恶化及环境资源的负外部性、市场失灵导致的治理环境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等等，为了避免各国免费搭车的费用规避心态及建立在不同生产标准上的“不公平贸易竞争”，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国际绿色、社会规范对贸易与人的生存环境关系进行协调。协调的进程实质上就是现代人文主义与国际贸易准则相融合的过程，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

（四）国际贸易人文化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关

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进程实质上是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相伴而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是20世纪末国际贸易领导中出现的重要现象，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WTO的贸易自由化原则、非歧视原则使得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贸易壁垒作用大大削弱。发达国家转而借助于WTO的例外原则，即允许以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健康为由设置一系列标准，于是各种社会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应运而生，取而代之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律手段。因此，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人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新贸易保护主义披上“人文化”的外衣，采用“人文化”的保护手段（社会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与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关税、配额等）的暂时性、短期性相比，有演变成为长期性、定型化制度机制的趋势，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将注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和妥协中发展。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1．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该假设其实是基于人本主义、功利主义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边际革命”以来，几乎不再把经济伦理问题纳入正式的或称标准的经济分析之中。究其因，至少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理性的自利行为被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点，而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似乎成为经济行为的全部内容，其余则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

国际贸易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然而，这样的趋势并不能客观把握经济事实，因而也不断受到冲击，当“经济人”基本假说之局限越发显现，“不讲道德”倾向的“经济学”越来越受到质疑批判；经济发展的冲突还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人人关系），而且直接冲击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天人关系），带来人性、情感需求与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成人文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2．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

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不管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还是H-O模型等）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假设生产商品A产生不利的外部效应（环境污染），并且只对生产国的公民造成影响（也就是没有国际间的污染转移）。对于进口国，我们已经发现，贸易的开展减少了国内对商品的产量，因此环境的外部效应也减少。对这个国家而言，将外部效应考虑进来，更加肯定了关于自由贸易有利的诊断。但是，对出口国而言就不是那么清楚了。产量的提高使得外部费用增加，从而降低了贸易带来的净收益。污染外部效应的增加可能大于出口顺差带来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该国面临福利的净降低。因此，需要获取进一步的信息来得出贸易是否对出口国（或者是全体国家）有利的明确结论。尽管如此，生产的外部效应的存在减弱了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自由贸易是否是一个使福利最大化的制度框架成为争论的焦点，Runge(1985)分析指出，国际贸易的增长往往增加人均GDP规模，但如其他条件相同，环境危害的程度与经济产量和GDP正相关。另外一个理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跨越国境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过程必然产生环境污染的国际转移，贸易的自由化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利的后果，并增加控制环境恶化的难度。

因此，对传统自由贸易效应的质疑过程中，特别是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贸易利益评价标准的科学性日益成为当前的研究重点。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国内禁止产品出口或对外投资问题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不同待遇对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了挑战；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还有数量限制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等。众多的多边、双边环保协议，大量的国家环保法规、政策和措施与现有的多边贸易存在很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

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积极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评价体系中去，阻止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也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从是否应该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WTO新一轮谈判议程这一激烈争论中也可略见一斑。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因为如果在WTO中进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要求各成员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发达成员就可以阻止发展中成员低环境标准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发达成员可凭借自身在经济实力和环保科技上的优势，在庞大的国际环保市场中占据领先位置。而发展中成员（包括我国）则普遍反对，因为保护环境固然能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执行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无论从提高生产成本还是从限制出口潜力来说，对发展中成员都是严峻的挑战；一旦发达成员所主张的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发达成员滥用，成为“人文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将无法进入其市场。

四、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的人文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从而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将可持续发展和人文化发展相结合，从指导思想的高度看，经济和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必须是通过依靠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实现，而不是靠对环境和资源的粗放式消耗来维持，应以追求外贸、经济、生态环境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效益为中心，促使对外开放的各个方面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应努力寻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出口、进口、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技术、海外投资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依靠技术进步和强化管理，大力控制并努力减少对外开放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把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来抓，树立环境竞争力意识。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外开放法规政策体系、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1．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2．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

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3．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

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幼文.《多哈发展议程：议题与对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

人文主义研究范文篇10

1.创设情境，了解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内涵。历史概念是历史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是人们对具体历史事物通过比较、分析、抽象、概括等思维活动而形成的。因此，历史概念的内涵是概括而深刻的。对正处于形象思维向理性思维过渡的高中生而言，要准确理解历史概念的内涵往往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教学中需要将抽象的历史概念具象化。教学中笔者提供了薄伽丘《十日谈》中绮思梦达冲破门第观念，与亲王侍从相恋的故事、皮科•德拉•米兰多拉《论人的尊严》讲演的节选及反映当时意大利人对假发等装饰品追求的现象等三则材料，创设历史情境，引导学生探究：上述材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怎样的社会现象？反映了当时怎样的价值取向？据此，你认为该如何定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通过上述情景设置，引导学生置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社会场景中，把抽象的人文主义直观、形象地展示在学生面前，从而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反对神权统治，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内涵。2.重返现场，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外延。任何历史概念都包括内涵与外延两个维度，完整地理解历史概念还需准确理解其外延，否则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就容易片面和孤立。这就要求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重返历史现场，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理解历史概念。教学中笔者给学生提供了反映中世纪末意大利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等社会现象的典型材料，引导学生思考讨论：材料反映了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发生了怎样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反映了当时欧洲社会怎样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与当时人文主义的兴起有何内在联系？通过分析使学生认识当时欧洲社会的现状：经济上，庄园式自然经济强大、教会占有地产最多，同时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发展、市民阶层壮大、资产阶级兴起；政治上，国家分裂、教权高于王权，同时统一的中央集权和城市自治出现、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思想文化上，神学垄断精神生活，同时大学人文主义教育兴起；社会生活上，神学控制社会生活，同时市民开始追求现世享乐。由此使学生认识到当时欧洲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进而引导学生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时空中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产物，并进而推动欧洲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发展。

二、建构段落时空，理解历史概念的变化与延续

1.微观视角，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发展演变。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作为历史事物反映的历史概念也是动态而非一成不变的，其内涵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因此，教学中应帮助学生理解历史概念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否则学生容易造成困惑。教学中笔者要求学生阅读有关薄伽丘《十日谈》中绿鹅的故事，观察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作品《大卫》的细节，并阅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赞美人的内容等材料，引导学生讨论探究：材料反映文艺复兴不同时期对人的赞美有何异同？为什么？通过生生合作与师生合作，使学生认识到：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提倡“人性”，反对“神性”，讴歌人的价值与尊严，提倡人的自由个性，积极追求现实幸福和世俗享乐的观念是始终不变的，但在不同时期，其具体表现有所区别：14世纪时期，薄伽丘侧重于肯定人的本能欲望；15、16世纪，米开朗琪罗侧重于赞美人外在的自然美；而16、17世纪，莎士比亚则大力讴歌人性内在的丰富感情与高尚尊严。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期间文艺复兴运动波及范围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人文主义自然也随之逐步深化。2.宏观角度，认识不同历史阶段人文主义的延续变化。任何历史事物总是与相邻的历史事物相联系，而不会孤立地存在于某一具体的时空点上。因此，教学中应将历史概念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分析，从整体上把握历史概念的发展趋势，进而帮助学生认识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教学中笔者引导学生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原点，通过问题探究将学生的思维向前和往后延伸：（1）你认为文艺复兴运动是人文主义的复兴还是发展，为什么？（2）为什么人们一般将启蒙运动而非文艺复兴运动当做西方人文主义的成熟阶段？说说你的理解。通过点拨、总结，不断地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使学生认识到：文艺复兴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继承了古希腊人文主义中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与作用的思想，主张以人为中心，把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是西方人文主义的复苏与发展。但与启蒙运动相比，文艺复兴运动的革命性相对较弱。文艺复兴运动主要反对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及封建领主的割据状态，企图借助民族统一的君主专制政体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启蒙运动除了反对教权主义外，还强烈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提出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并以这些理念为指导，建立反映资产阶级愿望的政治制度。因此，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更为完整。通过上述分析，不仅有利于学生从西方人文主义发展演变进程中整体认知人文主义这一历史概念，也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认识。

三、联系特定时空，体会历史概念的统一与多样

历史概念是一系列历史事物共同属性的反映。教学中我们较多关注历史概念的共性，而忽视历史概念的个性。事实上由于历史事物产生的时空不同，历史概念既有共性，亦有个性。因此，教学中还应联系特定时空，体会历史概念的统一与多样，以更有利于准确把握历史概念。为此，教学中笔者采取了以下两个维度展开教学。1.分析同一时期中西人文主义的不同走向。以文艺复兴为中心，建构14——17世纪中西历史发展的体系框架，认识同一时期中西人文主义的不同发展走向。教学中笔者引导学生阅读但丁和王夫之对人的阐述的相关材料，引导学生探究问题：（1）比较两则材料，概括意大利人文主义人本观与明清之际儒家人文观的异同。（2）为什么东西方相似的文化现象其命运却截然不同，西方的人文主义成为激荡社会的文化思潮，而中国的人文主张却“胎死腹中”？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通过探究可以发现：东西方的思想家都抨击了原有统治思想中的非理性成分，歌颂了人的价值与欲望。但西方人文主义者歌颂的是具有独立个性与自由意志的个体的人，而明清思想家主张以封建礼教制约人的私欲，歌颂的是恪守封建儒家伦理规范的人。之所以当时东西方的思想具有相似性，主要是由于它们都兴起于东西方的社会转型时期。而两者的历史影响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它们所处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及思想来源不一样。2.不同时期中西方人文主义的不同特征。以人文主义为主题，分析文艺复兴与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方人文主义的不同特点。具体教学环节如下：呈现材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强调政治机关是为全体人民的，每个人都是为社会国家做有益工作的人。他就把个人与社会相联系，把个人解放与民族救亡相联系。新文化运动所举起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大旗，也就指向了民族的救亡图存。它的价值取向不再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强调的个人的价值和情欲以及把个人与社会割裂的极端个人主义，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传统。——李海涛《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比较》探究问题：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何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从材料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侧重于民族的救亡图存，强调个人价值与民族利益相结合，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则侧重于个人主义，重视个性解放和个人价值。之所以会产生这些差异，主要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产生是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和必然要求，而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则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爱国志士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结果。

总之，时空观念对准确理解历史概念，构建历史联系，进而准确认识历史规律有着基础性的作用。重返具体时空，挖掘历史概念与时空背景的内在联系，加深对历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建构阶段时空，侧重时序观念，在动态的时空发展中理解历史概念的发展演变；联系特定时空，侧重空间观念，还原历史概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目前，如何运用刚颁布的新课程标准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以达成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目标，是一线教师应该积极面对的问题。上述实践只是笔者对运用时空观念进行历史概念教学的一次尝试，愿为抛砖引玉。

【注释】

[1]聂幼犁：《历史课程与教学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2]赵恒烈：《如何纠正学生掌握的历史概念中的常见错误》，《历史教学》196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