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论文十篇

人文社科论文篇1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人文社科论文篇2

2.强化证券市场规制,修复资本市场投资功能王健，WangJian

3.农村保险市场创新发展探析丁霞，颜鹏飞

4.区域内产业集中度、企业规模、汇率与出口波动关系研究——以山东省德州市为例左力，左群

5.基于低碳经济的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研究王泽填

6.我国石化行业环境绩效评价现状调查分析林兢，陈筱

7.基于订单农业下的贸易信贷运行机制研究纪梦晨，秦涛，魏福全，袁立璜

8.中国FTA实践的原产地规则评析李婧

9.马克思"资本共同体"思想的文本解读秦龙，QinLong

10.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关于转型社会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刘洋，张铭，LiuYang，ZhangMing

11.论人的道德自由权覃青必

12.荀子性恶论之谜及其破解杨少涵

13.古希腊哲学中实践范畴的人本价值探析李玲

14.严复的海军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皮后锋，PiHoufeng

15.主义镣铐下的思想舞蹈:略论萨孟武的政治思想邓丽兰，DengLilan

16.颠簸:政权真空下的民众生活——以18世纪福建沿海民众与海盗关系为中心王华锋

17.贞节坊、节孝坊和贞寿坊与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以明清福建同安为例陈建标

18.酒、海洋、战争与和平——郑愁予金门诗作的三个要素朱双一，ZhuShuangyi

19.物化都市的感觉主义书写——朱天文短篇小说的身体叙事与颓废意识朱立立，ZhuLili

20.《荒人手记》与朱天文的警世寓言郑国庆

21.197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选本论纪海龙，方长安

22.创伤性记忆与张爱玲的抽象隐喻林莺

23.ECFA与两岸产业合作研究刘震涛，王花蕾

24.闽台低碳农业发展研究与合作对策周琼，翁伯琦

25.欧洲债务危机对福建省外向型经济的影响郑有国，林珊，ZhengYouguo，LinShan

26.基于产业融合视角的福建产业结构调整研究蔡艺，张春霞

27.厦泉同城化建设的现实基础及其发展路径——区域中心城市整合发展的视角王开科，庄培章，黄如良

28.构建"三源融合"的高职校园文化景丽芳，JingLifang

29.区域性高等教育规划意义及路径黄子杰，程广文

30.感官正义与司法正义:对2009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的再解读栗峥

31.员工-组织关系视角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宗文，李晏墅，陈涛

32.电子人的法律分析及在我国的制度设计陈海晖

33.论我国监视居住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张禄兴

1.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武，陈首哲，WangYiwu，ChenShouzhe

2.我国战略新兴产业自主创新问题与对策研究刘志阳，施祖留，LiuZhiyang，ShiZuliu

3.对外贸易顺差本质的思考熊珍琴，郭铁民

4.民间投资能否成为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黄衍电，黄文达

5.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基于交易经济学观点黄敬前

6.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与中国的产业升级研究黄继炜，吴德进

7.新农村财务监督问题研究叶爽

8.罗杰斯的预言是否会成为现实?——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再思考刘亮

9.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四个拐点与两大趋势欧阳友权，OuyangYouquan

10.福建与世博:智慧、活力及影响林拓

11.新媒体版权相关法律问题初探徐彦冰，周玉

12.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递嬗:基于文化构成角度的解读薛晓芳

13.儒家思想普适性的三大理据李承贵，LiChenggui

14.儒家情之真与情之善内在紧张和冲突的伦理学思考叶青春，YeQingchun

15.回归理性:生态危机下的理性自觉与现实建构廖志丹，陈墀成

16.卢梭的公意等同于公共物品之谬误——曲解卢梭的私意林壮青

17.重大的文化建设艰巨的科学攀登——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李贽全集注》出版张建业

18.清朝中后期社会吸食鸦片群体成因探(1780～1911年)陆吉康，段艳，姚会元，LuJikang，DuanYan，YaoHuiyuan

19.从《惠安政书》看知县对乡村社会的管理王亚民，WangYamin

20.北朝隋唐于氏家族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张卫东

21.日据时期台湾儒学的本土化与民俗化陈名实

22.新世界里的沉香屑——试论解放后张爱玲在上海的文学创作徐亚娟，XuYajuan

23.媚雅:小资的文化符号生产陈舒劼

24.主体虚空与文本多义——论罗兰·巴特的作者观张静

25.继承与超越——评刘小新《阐释的焦虑——当代台湾理论思潮解读(1987-2007)》张帆

26.《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对福建担保行业的影响潘长风，PanChangfeng

27.福建对外直接投资对省内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衣长军，连旭

28.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模式探究李友华

29.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抗压能力亟待增强谢建社，XieJianshe

30.社会工作视域下的农民工"同乡聚居"问题罗天莹，徐芳芳

31.美国的司法缄口令高一飞，GaoYifei

32.发展与反发展——论发展测度的伦理基础杨柳新

33.现代性的分化与弥合——论古典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当代反思丁惠平

34.构建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体系的思考杨瑞英

35.刍议公民社会党报的责任担当单霞，单志强

1.后危机时代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及对策白永秀，赵勇，BaiYongxiu，ZhaoYong

2.税收因素与产业集聚形成——基于我国各省区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赵蓓，占歧林，ZhaoBei，ZhanQilin

3.我国商业银行税收负担与税制改革研究谢恒，韩克勇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需求和供给的创造李松龄，戴子礼，LiSongling，DaiZili

5.超验实在主义与经济学理论的"发现"——经验实在主义与超验实在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比较朱富强，ZhuFuqiang

6.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考——以浙江省新农保试点为例高君

7.茶叶企业信用风险评价董振雄，刘伟平

8.探索技术管理的并行工程——基于技术创新、专利和技术标准三者关系的研究胡慧芳

9.神圣空间与信仰张俊，ZhangJun

10.蒂斯兹论胡塞尔《算术哲学》中的逻辑思想朱建平

11.近代以来《论语》注本之中庸观及其学缘辨略陈洪杏，ChenHongxing

12.儒学与人类精神家园的构建——"儒学与精神文明建设暨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王治伟，张敏

13.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闽籍学者朱水涌，严昕，ZhuShuiyong，YanXin

14.在融汇中走向疏离——闽文学史建构中的域性特质论晁成林

15.冰心、林徽因创作心境比较论——对福建女作家的一种研究钱少武

16.谁的"现代"?怎样的"诗"?——论现代新诗的基本立场与平台邓艮，DengGen

17.学生民族主义之效度与限度——以1935年"学生国货年"为中心周石峰，ZhouShifeng

18.秩序的骚动与城市公共空间被侵占后的社会回应——1930年代成都驱逐扬州分析李常宝

19.清代福建风暴潮灾害与防治李冰

20.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研究·序李良玉

21.现代化进程中闽南宗族的变迁——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林星

22.泉州梨园戏服饰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彭尊善，张丽军

23.关于福州发展对台离岸金融业务的若干设想郑鸣，陈石

24.海峡两岸自由贸易区建设与税收协调——基于闽对台先行先试的思考张贻奏，周俊琪

25.福建现代化进程监测评价实证研究郑珍远，贺书伟，陈淑荣，杨青，夏小青

26.福建省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与对策研究俞姗

27.利益均衡:推进社会和谐的切入点刘玉生

28.篆刻艺术小组:戒毒社会工作的本土创新彭善民，PengShanmin

29.世界城市建设与公共管理刘亚娜，LiuYana

30.素质教育视域下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探微杨红英

人文社科论文篇3

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身的独特特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在具体的研究中需要注意进行具体而慎重的分析。

（1）要正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决定作用，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不能独立于经济社会环境条件之外独立发展的。

（2）要明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促进和推动。

2.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作用是一个中性词汇，既包括积极作用也包括消极的负面作用。正如王永杰（2007）总结的那样，“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并不全然对社会具有积极作用，有时候它对社会也有消极影响，甚至还会发生‘开历史倒车’的现象……”。本文主要探讨间接的或者说是软性的，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间接作用。

首先，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市场主体的整体素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高校通过具体的人文科学课程和社会科学课程设置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社会实践，将这些知识转化成个人的内在品质，带动社会经济活动的其他参与者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当高校学生迈入社会成为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时，就会自觉遵守所在行业的职业道德，这也会影响到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个人，这样就能直接促进高素质市场主体的培育，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其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有助于改进政府管理理念，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管理能力。重视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向政府部门输送更多高素质综合性的社会管理人才，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意识和监督能力。以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例，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中，政府习惯了用“运动式”管理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熏陶，政府管理者可以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进理念运用到具体的社会管理工作中，增强管理社会责任感和依法行政意识，减少违背情理法理的执法行为的发生。

再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可以优化制度目标设计，节约制度变迁的成本。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优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节约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成本的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知识储备的增加，有利于节约寻找和设计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实际的政治体制的成本。第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增进有助于减低政治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利益摩擦。它可以从两个方面减低这种阻力，一是通过寻找一种利益摩擦较小的体制创新方案；二是通过改变人们的认识方式，进而改变既得利益者的主观认识和感受。第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有助于消除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观念障碍。要消除这些旧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就要依靠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使人们接受新的非正式制度，这样经过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后，新的政治体制就会最终确立起来。

人文社科论文篇4

摘要：从研究方法论层面对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进行了阐述，提出质性研究范式可消解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困境。通过总结西方体育质性研究发展历程与研究现状以及我国体育学界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初步探索成果，认为质性研究从研究视域、策略、思路、类型等方面能更充分地融合体育研究的“人文性”与“科学性”特点；为深度解析与体育相关的行为与现象、从日常的生活理解体育的意义和社会价值、从差异化的体育实践归纳身体文化的经验，从而促发体育内生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为促进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自觉，从而保持学术品格与实践活力提供了可能。  

人文社科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叫做历史决定论，或者生产决定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科学、最完备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一般的哲学方法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对现实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了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

一、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依托于社会科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

1.具体社会科学的产生。

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各门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也纷纷建立起来。

2.人文科学的发展

严格地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教育分类国际标准》中，“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未来学等12个门类，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则被划入“人文科学”。一般来说，人文科学主要研究恒久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其人类历史进化的反映。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管理等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时间上讲，人文科学各学科在古代就已产生，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于近现代。但实际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难以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往往以“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统称之。

3.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效应

江泽民同志曾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概念和特点

1.什么是方法

从词源上讲，“方法”一词在中国古代是规矩、规则之意。在西方，“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其意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在现代，方法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准则、程序、线路以及工具、手段和途径。

2.什么是方法论

方法论，顾名思义，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方法论，包括“论方法”和“方法论”。方法论需要哲学思维，但不仅有哲学的方法论，而且有科学方法论和技术方法论。

3.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而言的。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论述这些方法之外，还要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

4.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特点

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一，还要研究世界二、世界三。其二，对社会的研究不仅要说明，而且要诠释；而诠释就是理解，就是评价；而理解和评价就是活动和改造。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和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

1、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其世界观，又是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它具体化为从实践出发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积极地予以借鉴和吸收。

2、基本原则

贯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基本原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客观性原则。按照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这是任何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首要的前提。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纯而又纯的社会客体，但是，客观性的要求却是绝对必须的。

第二，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一要注重从主体的维度去观察社会客体；二要注重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结合起来；三要注重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

第三，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实质上系统性原则。

第四，具体性原则。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第五，发展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反对用静止和孤立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人文社科论文篇6

参考文献是科学发展观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论文进行统计和分析的重要信息来源，作者在写作当中查阅的科学发展文献要注明出处列在论文的末尾。以下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科学发展观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阅读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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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论文篇7

论文摘要:近些年来，随着体育的快速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科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目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但是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1、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及研究内容

1.1研究对象与性质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尚未明确地提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而这些问题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学科建设是尤为重要的。根据对目前国内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总结，笔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以及本领域中的各种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总称。它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体育现象，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并交叉形成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哲学，体育政治学，体育史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运动心理学等等学科。所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实际上是一类十分庞杂的旨在关注和考察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群，是由许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群。而且随着社会和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研究内容还会有所增加和深人。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性质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又有研究方法的研究。从宏观和整体上探讨体育社会现象和体育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用实践和理论手段开辟和探索体育运动的未知领域，解释和说明体育现象，预见其产生和发展变化，解释体育活动各种基本形态和规律，增进对体育的认识，为体育研究提供一般原理性的指导理论等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体育基础理论科学如何直接应用于体育活动实践，解释不同对象本身的特殊规律，为体育的各种活动提供多样的、实用的原理和方法的研究以及对体育改革与发展进行战略研究，为国家制定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则属于应用研究。而对于体育研究方法的探讨则属于研究方法的研究。

1.2研究内容

1.2.1体育概论体育概论从宏观上、整体上研究体育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其任务是论述关于体育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基本原理，解释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阐明体育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以及体育的目的、任务和实现体育任务的原则和途径。

1.2.2体育哲学研究体育哲学是以一定哲学观点研究体育实践与体育科学技术发展中带根本性的问题和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性以及有关体育运动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学科。主要研究内容有:关于体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内容问题;关于现代体育科学的体系结构问题;关于人体观、健康观的历史发展及对体育的意义问题;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与体育的研究;关于体育与价值体系的研究;关于现代社会大体育观的研究;关于体育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关于体育热点与难点问题的研究;关于哲学在体育史及中的应用方面的研究等。

1.2.3社会体育学研究社会体育学在我国习惯上被称为群众体育学，是随着体育运动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以健身和娱乐为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兴起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探讨各种群众性体育活动及其组织管理过程的规律。社会体育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现代社会与社会体育的关系;身体锻炼的科学化研究;不同社会体育对象与群体的研究;不同社会体育领域特征的研究等。

1.2.4学校体育学研究学校体育学是研究学校体育现象、本质、规律及其管理的一门学科，它是兼有基础理论、并侧重指导全国各级各类普通学校体育工作的以应用为主的学科。其基本的研究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1)研究学校体育本质，包括产生与发展;与学校德育、智育的关系;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关系;学校体育内部各项工作的相互关系;学校体育的目的与任务等;(2)研究学校体育的构成与实施问题。包括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锻炼;课余体育训练;运动竟赛以及校外体育;(3)研究学校体育管理与评价。包括系统整体管理与评价和各分项管理与评价。(4)研究学校体育条件。包括体育师资，场地，器材，设施，图书资料，经费以及校园内外的环境等。

1.2.5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体育领域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及体育事业的经济性质;体育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等。

1.2.6体育管理学研究体育管理学是研究体育管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与体育经济学相比，它主要侧重探讨体育事业优化的、最佳的管理方式和方法，着重于对经济管理中具体问题的对策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体育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体育管理体制研究;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及社会体育管理研究;体育产业的经营与管理研究;系统科学与体育的关系研究;体育发展战略研究等。

1.2.7体育法学研究体育法学是研究体育法律规范和体育法律现象以及他们的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新兴学科。研究内容有:体育法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体育法一般理论的研究;体育法制定和实施的研究;体育各领域法规制度的研究;国内外体育法的研究等。

1.2.8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理论和观点来研究体育这一社会现象，并试图以研究成果推进体育健康发展的一门应用理论学科，研究领域十分的广泛，从体育与各类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到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体育行为;从接近人类极限的竞技体育到儿童的游戏，几乎无所不包，主要内容是: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体育文化的研究;体育社会化的研究及各种体育社会组织的研究等。

1 .2.9体育史学研究体育史学以体育与运动的全部历史为其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体育起源问题;古代体育的哲学和文化特征;各项体育运动史;奥林匹克史;体育思想观念的变迁;体育法制史;体育人物研究;体育考古学;体育史料与文献的研究等等。

1.2.10比较体育研究比较体育是对体育进行跨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科。它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世界各国的体育运动管理体制、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师资和体育干部的培训、体育科学研究现状等。

1.2.11体育美学研究体育美学是揭示体育美的本质和规律的应用学科，其主要研究内容有:体育美学的学科性质;体育美的本质、特征、分类及形式;体育运动中的真善美;关于人体美、运动美的研究;关于体育美的创造和欣赏;关于体育运动中的审美教育等。

1.2.12体育伦理学研究体育伦理学以体育活动中的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是以研究体育道德产生、变化、发展规律的应用理论学科。研究主要包括:关于体育道德的本质、体育道德的作用及范畴的研究;关于体育道德教育的研究等。

1.2.13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研究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研究的体育科学领域。主要研究:奥林匹克运动对现代社会的贡献;运动员的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与传播媒介等。

1.2.14运动心理学运动心理学探讨体育运动的心理学基础，研究人在体育运动中心理活动的特点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包括:人在体育运动中认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情感和意志表现的特点和规律、以及人的个性差异与体育运动的关系;掌握运动知识、形成运动技能的心理规律;运动训练和竞赛过程的心理规律;以及运动竞赛和体育锻炼对人的身心的影响等规律。

2、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各个体育院校陆续开展起来，开设了一些体育人文社会学课程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比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比较体育学等，而且，在这个时期，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机构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等专门的体育院校成立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与此同时，很多的综合大学的体育院系，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体育学院也成立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中心。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审批了5所体育专业学校的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1所非体育专业学校的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又批准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上海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四所学校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些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建立对于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国内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相关的学术期刊不仅有各个体育院校的学报的专栏，还有一些专门的刊物比如:《体育文化导刊》、《体育科学》、《体育与科学》、《中国体育科技》等等，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研究和讨论的平台。

尽管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科研和学科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建设还很薄弱，存在许多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中目前存在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学科名称具有模糊性。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体育人文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的总称，但是在名称上往往让人误以为是体育社会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学科。这种学术概念名称的不规范，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学科体系划分上的不合理及学科地位定位上的一些混乱，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和走向成熟。

2)理论研究不足，没有形成自己的比较完善理论体系。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借助其他交叉学科的理论对体育现象进行应用性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对本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甚至近乎空白，在形成系统的理论所需要的科学积累上很不充分，对学科的发展极为不利。很多学科，包括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等比较受关注的学科，其研究，仍然处在简单地用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体育社会现象的初步阶段，而且在学科交叉结合上，有些研究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嫌。

3)体育研究方法的研究非常薄弱。目前对于体育研究方法的研究比较少，体育社会科学还没有比较独立的成体系的研究方法，大多是借助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因此必须将普通的研究方法和体育社会现象的独特性相结合形成专门的成体系的体育研究方法。

4)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属性混乱。按照现在的学科划分.有学者主张体育人文社会学科被分散在哲学类、社会学类、政治理论类、教育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伦理学类、美学类等不同的类别中。这种以知识源流为依据的划分方法，虽然可反映出分支学科与母体学科之间的衍生关系，但它忽视了交叉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体育学术领域)主张，以体育人文及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应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到目前为止，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属性仍然没有一个定论。而学科属性的混乱会影响到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整体性的发展。

5)体育人文社会学科高素质研究队伍的缺乏是制约学科发展的关键因素。按照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组建研究队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队伍需要由以下几方面专业训练的研究者组成: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统计学、教育学、体育学等。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交叉学科群，从某一个单一学科角度去研究体育学会受到学科局限，不能获得全面、系统地认识。完整理论的形成依赖于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然而目前在体育研究领域不管是哪一学科都普遍缺乏高素质的研究人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在二级学科下面很少能进一步专业化，比如体育社会学，在学科的下面就没有再进一步划分出子学科，比如体育社会问题研究等。

6)学科设置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些学校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大多数课程是依据师资状况和学校、教师甚至学生的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整体性和系统性规划，课程的变动性大，因此许多课程的教学和师资质量难以保证.也从而造成了学生知识体系的不完整。

3、思考与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在今后的发展中，改革的基本对策为:

1)建立结构合理的组织机构，灵活应讨各方面的功能需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机构，应建立起具有相对独立性、层次分明的教学、研究型的组织机构，且这些机构应具有一种既有普通人文、社会学科理论指导，又有参与体育实践调研活动资格的灵活体制，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人文社科论文篇8

论文摘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顺应时展潮流，随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摆脱其理论困境，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即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 big science)观念也随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而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和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20世纪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二)知识社会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库恩的相对主义是其理论来源

1.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年史”认为应把正统与非正统思想都给予中肯对待，这可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早渊源。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舍勒、曼海姆、默顿等是其先驱。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并为它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早期代表迪尔凯姆(e.durkheim)“从科学中获得的概念与完全从集体中获得的权威概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的观点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启示和灵感。“知识社会学”是由舍勒(m. scheler)首先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对舍勒来说，知识本身永远是集体的产物。舍勒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而曼海姆(k. mannheim)则强调知识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知识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中;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曼氏的观点接近于“反身性原则”，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他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面孔。这种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维氏引人“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性”概念，认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社会相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优先性;个体行为和信仰可视作自然现象。维氏对事物的刻画、描述与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为强纲领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支持。

默顿(r. merton)对早期知识社会学进行了较早也较成功的概念化处理。他利用经验分析方法证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默顿科学社会学以宏观社会学方法发展出对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学转向”( the sociological turn)奠定了学科研究框架。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阐明了历史 一相对主义观点:科学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阶段。科学发展是不连续的，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决定的，这种选择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突变;“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促使了相对主义的兴起，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说明科学的方便之门，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最终形成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知识社会学的深刻研究，对维氏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在广泛汲取库恩思想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一)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 bloor)、巴恩斯(b. barnes)和柯林斯(h. 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强纲领”( strong 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遵循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具有四条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能导使信念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证明。(3)对称性(symmetry )。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reflexivity)。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而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说明重点集中于有关知识信念产生的条件上，任何时候社会原因都应被考虑且为决定性因素，广泛的社会利益与科学主张间存在内在关联。因此，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据这一模型，实验知识的传递是一种文化传递，它依靠科学家间成功的、非正式的、个人的交流;科学争论是“社会和物质的支持网络在控制上的冲突”，是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二)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 latour)、塞蒂纳(k. cetina)、伍尔加(s. woolgar)和卡龙(m. call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 laboratory 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network theory，简称ant )。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把握住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 )、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c)的特征，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 the anthropological & cultureturn)，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在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利一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将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在知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的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是怎样说明这种建构，事实建构与说明建构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他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field investigation)对“索尔克研究所”( salk institution)进行研究，通过参与式日常观察和正式或非正式访谈，证明了“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柏林学派的女学者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行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 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 )(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语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 knowledge )，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 in 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 the practice turn)中。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一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 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此，bbh把这五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策略经过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2)进一步强化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局限

贯穿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抵触。(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学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因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且“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它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即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也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可能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科学知识社会学倡导的相对主义、平权主义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主张自己的怀疑、平等和介人权，对科学发现的质疑就是一种体现;它揭示的“知识的利益载荷”和利益“渗透性”问题，表明科学家具有利益倾向，使人们对“科学是一种力量”进行反思:科学既是一种好的力量，又是一种“勾勒姆”( golem)的力量，谁都可利用。

人文社科论文篇9

论文摘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顺应时展潮流，随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摆脱其理论困境，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即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 Big Science)观念也随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而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和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20世纪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二)知识社会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库恩的相对主义是其理论来源

1.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年史”认为应把正统与非正统思想都给予中肯对待，这可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早渊源。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舍勒、曼海姆、默顿等是其先驱。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并为它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早期代表迪尔凯姆(E.Durkheim)“从科学中获得的概念与完全从集体中获得的权威概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的观点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启示和灵感。“知识社会学”是由舍勒(M. Scheler)首先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对舍勒来说，知识本身永远是集体的产物。舍勒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而曼海姆(K. Mannheim)则强调知识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知识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中;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曼氏的观点接近于“反身性原则”，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他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面孔。这种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维氏引人“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性”概念，认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社会相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优先性;个体行为和信仰可视作自然现象。维氏对事物的刻画、描述与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为强纲领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支持。

默顿(R. Merton)对早期知识社会学进行了较早也较成功的概念化处理。他利用经验分析方法证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默顿科学社会学以宏观社会学方法发展出对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学转向”( the Sociological Turn)奠定了学科研究框架。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阐明了历史 一相对主义观点:科学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阶段。科学发展是不连续的，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决定的，这种选择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突变;“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促使了相对主义的兴起，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说明科学的方便之门，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最终形成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知识社会学的深刻研究，对维氏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在广泛汲取库恩思想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一)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 Bloor)、巴恩斯(B. Barnes)和柯林斯(H. 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强纲领”( strong 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遵循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具有四条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能导使信念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证明。(3)对称性(symmetry )。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reflexivity)。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而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说明重点集中于有关知识信念产生的条件上，任何时候社会原因都应被考虑且为决定性因素，广泛的社会利益与科学主张间存在内在关联。因此，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据这一模型，实验知识的传递是一种文化传递，它依靠科学家间成功的、非正式的、个人的交流;科学争论是“社会和物质的支持网络在控制上的冲突”，是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二)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 Latour)、塞蒂纳(K. Cetina)、伍尔加(S. Woolgar)和卡龙(M. Call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 Laboratory 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network Theory，简称ANT )。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把握住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 )、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c)的特征，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 the Anthropological & CultureTurn)，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在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利一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将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在知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的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是怎样说明这种建构，事实建构与说明建构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他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Field Investigation)对“索尔克研究所”( Salk Institution)进行研究，通过参与式日常观察和正式或非正式访谈，证明了“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柏林学派的女学者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行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 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 )(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语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 knowledge )，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 in 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 the Practice Turn)中。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一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 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此，BBH把这五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策略经过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2)进一步强化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局限

贯穿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抵触。(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学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因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且“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它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即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也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可能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科学知识社会学倡导的相对主义、平权主义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主张自己的怀疑、平等和介人权，对科学发现的质疑就是一种体现;它揭示的“知识的利益载荷”和利益“渗透性”问题，表明科学家具有利益倾向，使人们对“科学是一种力量”进行反思:科学既是一种好的力量，又是一种“勾勒姆”( Golem)的力量，谁都可利用。

人文社科论文篇10

【关键词】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C大类;社会科学;人文学科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自初编至今已是第五版。在历次版本更迭中，C大类的类名“社会科学总论”似乎未有任何值得商榷之处引起学界注意。然而这众所周知的类名却并未达到其应有的准确和规范程度。

一、管窥“社会科学”

“科学”一词在古代汉语中和现代汉语里的意义并不相同。古典文献中“科学”一词的最早出处无法详探。一些研究及《汉语大词典》中都引用南宋时陈亮《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一句作为“科学”一词现能见到的最早出处。周程指出此种观点并不可靠，陈亮原文应为“科举”。[1]周之所考甚确，但“科学”在古代汉语中意为“科举之学”，偶尔指“分科之学”乃不容争辩之事实。

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将“科学”的名词性义项释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2]这一义项乃从自江户时期才出现“科学”的日语译介而来。[3]研究日语中“科学”一词义项的历时变化已有诸多论文提及，兹不赘言。但不管怎样，英语单词“science”对日语及汉语中“科学”一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science作为一个多义词，有“knowledge about the structure and behavior of the natural and physical world，based on facts that you can prove，for example by experiment”[4]即所谓的“自然科学”，也指“a system for organizing the knowledge about a particular subject，especially one concerned with aspect of human behaviour or society”即人文、社会方面的学问，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词来翻译这一义项。使用时要在前面加上定语，才能表明具体是哪一门学科，也就容易被汉语所译，如“社会科学”则是前置了形容词social而形成的“social science”而来。但正如李田心所言，日本人最初翻译science时有不妥之处。[5]未加定语的“科学”，并不能涵盖science的多个意义，仅仅只能指称“自然科学”。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汉语将日语译介的失误延续到了今日，关于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被认为是“科学”。然而social science在英语中的诠释是“the study of people in society”，“study”仅仅是一种“学”或者“学问”，并不能被称为“科学”。

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科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成“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都可以被划为“社会科学”。这些领域的研究中运用了许多如数据统计、概率分析、函数变量等从自然科学中诞生，且与自然科学一样追求实证的方法，故而社会科学被称为“科学”依然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humanity”之浅析

Humanity也是一个多义词，其中有一个义项是“the subjects of study that are concerned with the way people think and behave，for example literature，language，history and philosophy”，其义素中包含有“人类的所思所想及行为举止”，文学、哲学等都可以被称为“humanity”。但围绕这个单词一直争议不断，应该译为“人文学科”还是“人文科学”？在人类知识门类中，它和社会科学应不应该被划分开来？

在文学、史学诸学科的研究过程中会有用到统计词频、计算数据分布的时候，诸如分析某个字、词在某个作家作品中的出现频率，或是经济史中分析某段时间的财政收入。但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绝难称得上是主要的手段。就算是与经济、金融、社会保障等学科相较，这种方法在整个领域的研究中所占比例也并不高。除了研究过程，文史哲方面的成果也不能被认为是“the facts that you can prove，for example by experiment”。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叙事技巧;历史事件的诱发因素、发展过程;哲学思想的不同流派、实践应用都是研究者主观建构的结果，不可能用实验检验真伪。甚至“真伪”的二元对立标准在很多时候都不能用在这些专业中，实难划分到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科学”名下。故而如林毓生所言，“人文学科”绝对不能叫做“人文科学”。[6]

学界关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分合也有不少争议。刘大椿认为：“无法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截然分开。人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人，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就是在社会场景中展开的，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7]然而，在人类学会群体生活以前，一些独处和人数较少的群体，都很难用“社会”之类的概念去界定他们的生存空间。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不具有自己的精神、心理及思维。就算在每个人都是所谓“社会人”的今天，也不代表人的内在活动完全受外部事物影响而没有丝毫自主、独立的规律。

不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其实没有泾渭分明，它们之间的一些研究内容和手段确实有共同之处，这一点已为学界共识。语言学便是一门注重实证的学科。但即便如此，其中一些学说如上古音的拟构便是人类主观思维的体现。针对同一个音标发出的声音在响度、音色方面也有差别，它的精准性和实证性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较远不在同一层级。

尽管尚未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来区别二者，但总的来说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类对本体的探索，而社会科学及相关领域的关注对象则是人类外向化建构自身、改造环境的成果。在理论条件和外部语境允许的情况下，是应该分开来考量的。

三、C大类类名“社会科学总论”之考辨

在前后五版《中图法》里C大类类名都是“社会科学总论”，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中图法》的编者们理论上的考量。

不管1975年出版的第一版《中图法》，还是1953年出版的《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1958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都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为基本的三大部类。其依据是1942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他提到：“什么是知识？从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阶级斗争知识，民族斗争知识也包括在里面。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在里面呢？没有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此外再也没有别的知识了。”[8]自此，不论政府的行政策略与规划设计还是学界的认知都受到了深刻影响。

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使用手册》（以下简称“使用手册”）中，对于“C0/79”的说明是“包括了总论社会科学具有共性区分的文献，即内容涉及全部或多个社会科学学科的文献。凡属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某一专门科学的文献入有关此类。”还指出“C8/97是具有社会科学属性并带有普遍性的综合性学科类目”。[9]

讲话中关于的知识分类是否妥当姑且搁置，但《使用手册》中的说明是有很大缺陷的。

“凡属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某一专门科学的文献入有关此类”一句的不妥之处在于，将“人文科学”用连词“或”与“社会科学”并列就是承认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独立且平等的两个知识门类。但又让一同归入了C大类“社会科学总论”之下，无疑是表示人文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这不仅在语义上有自相矛盾之处，也违背了前文所述“人文学科”不能被叫做“人文科学”的论点。

C大类在《中图法》中名为“社会科学总论”，再加上排列位置，编者们无疑认为其对D，E，F，G，H，I，J，K类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但C8/97中的统计学、社会学、人口学、管理学等等在C大类中的出现应该被坦承为《中图法》编写过程中不得已而采取的折衷手段。[10]统计学、人口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何以对I大类的文学和J大类的艺术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意义？如按某些观点所有人类活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故社会学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人类乃至全体生物的交际活动都必须要以语言或者符号为依托，那么语言学、符号学是不是比起社会学更具有普遍意义从而应归入C大类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下对世界图书馆分类学有重大影响的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以下简称“DDC”）和欧美不少大学图书馆采用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以下简称LCC）。在DDC和LCC中，尽管没有“humanity”的出现，但都把文学、艺术、语言、历史等立于社会科学之外，予以和社会科学平级的设置。[11]中国引入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舶来概念，却没有在图书分类实践中借鉴西方分类法的特点。在中国特有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分类法体系里生搬硬套西化的术语，必定会出现上述不妥之处。

四、结语

虽然图书分类与学科分类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图书分类必定要以学科分类为基础来进行设计。《中图法》作为中国范围内使用最广的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不仅为图书馆馆员的工作进行指导，其产生的文献分类效果还会对人们的认知进而对人类知识体系及产生巨大影响。[12]针对《中图法》最理想的修改无疑是在C大类“社会科学总论”和N大类“自然科学总论”之外再设立一个“人文学科总论”，将人文诸学科列于其后。然而考虑到和现有分类法的差异，这一举动会给各图书馆产生巨大工作量而变得不切实际，故而可行的办法是把C大类的类名变更为“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总论”。这样就扩大了类名涵盖的范围，增强了类名所表达的准确度，是较为现实的措施。

【注 释】

[1] 周程.“科学”一词并非从日本引进[J].中国文化研究，2009（02）.

[2]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3.731.

[3] 杨文衡.“科学”一词的来历[J].中国科技史料，1981（03）.

[4] 本文所有英语单词释义皆引自《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09.

[5] 李田心.汉语错误译名“社会科学”源于日语[J].科学中国人，2014（07）.

[6]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M].三联书店，1988.3.

[7] 刘大椿.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与社会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3.

[8] 选集[M].东北书店，1948.943.

[9]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使用手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139.

[10] 田素梅认为，受苏联教条影响，解放后我国没有将社会学为独立学科，所以1971年开始编制的《中图法》也没有专门的社会学类目。社会学重建之后，由于类目结构限制，无法再为其专设大类，故唯有在“社会科学总论”中以三级类目形式增设。参见田素梅：《两部分类法中的社会科学类目体系比较研究》，《图书情报工作》1998（4）.

[11] 2004年的DDC十个大分类是：000-计算机科学、资讯与总类，100-哲学与心理学，200-宗教，300-社会科学，400-语言，500-科学（自然科学），600-技术（应用科学），700-艺术与休闲，800-文学，900 -历史与地理（含传记）。LCC的26个大类是：A总类，B哲学、心理学及宗教，C历史学及相关科学总论，D世界史（除美国史），E美国史，F美国，前英属，荷属，法属美洲和拉丁美洲地方史，G 地理、人类学、休闲活动，H社会科学，J政治学，K法律，L教育，M音乐，N艺术，P语言及文学，Q科学，R医学，S农业，T技术及工程，U军事科学，V航海科学，Z 目录学、图书馆学.

[12] 图书馆分类法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但是图书分类法反过来对人类思维也会造成影响。参考傅荣贤：《近代图书分类西方化及其对传统知识体系的重构》，《图书馆建设》2014年11月。傅氏提及内容虽于本文无直接关系，但却同样说明了分类法对思维观念、知识体系的影响。这种影响产生的效果很难用“积极”、“消极”一类的范畴去考量，但一定会对客观规律的认知造成主观上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