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范文10篇
时间：2024-03-08 21: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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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范文篇1
1，社会分工、转型导致学生个体人格、心理急剧变化。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导致学生的个体人格分裂、心理急剧变化。学生传统家庭氛围、家长观念的变化，学生家庭贫富差距的影响，高考应试教育的弊端，就业压力的影响，社会重学历、文凭，轻能力的观念，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我校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心理等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部分学生表现为功利性强、消费走入误区、攀比成风、人际关系冷漠、心理脆弱，承受挫折能力不够，容易悲观失望，消极逃避，甚至不认真对待学业，考试作弊，论文作弊，学术浮躁等，他们迷茫困惑，找不准人生的坐标，不知道哪些才是自己最终追求的正确航向。这就需要我校学生在人生重要的大学阶段，努力养成良好的人格品质和价值追求，而学校在育人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2，我校是以传统的理工科为主的院校，这就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多年来我校不乏科学精神，钻研、探索精神、重实效，讲实际、学以致用的精神。自然科学在我校得到了传承应用繁荣发展，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对薄弱，我校要建设综合性高水平世界知名大学，就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科学的发展，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长期以来，我校学生学风扎实，精勤求学，在知识的拥有和获取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现代的大学生更需要具备综合素质，具备迅速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心理准备，具备并时常巩固当代大学生应有的爱国主义、责任感、道义感、意志力、诚实守信、坚忍不拔、乐观热情、积极进取、团结友爱、团队合作等精神风貌。现阶段，构建、培育人文精神还应在吸取我国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八荣八耻”思想理论结合起来。
3，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分别相对于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来说的人的劳动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素质和潜能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为了自身人格完善和促进社会进步而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而发展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阐述了人在获得物质、生理需要的满足及安全、社会归属感的满足后，需要获得人的自我实现的满足。我校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应该进一步强化一切以学生为主体的办学理念，在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努力营造为学生全面发展所需的主、客观环境。事实证明，人文精神的培育是当前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素之一，这也必将成为我校繁荣发展的必要的和紧迫的任务之一。
（二）构建我校人文精神应遵循的原则：
1，处理好物质满足与价值追求的关系。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来说，物质性需求与满足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基本的物质基础，人的其他的需求和愿望不可能实现。但物质性的需求与满足决不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全部内涵，人的生存与发展还有更高的目标，还有基于物质基础上的价值追求。然而，当前人类在物质满足与价值追求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上都遭遇着空前的危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不健康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侵蚀着人类社会的机体，致使人们在极度依赖物质、贪恋于感性享受的同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却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另一半：至真、至善、至美——精神的追求。这种社会状况也蔓延到了我校，侵蚀着我校学生的思想机体和生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我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其成为一个有着丰富生命内涵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物化了的工具，就是当前我校教育迫切而至关重要的实践课题。为此，我校应树立一种超越于经济利润之上的教育理念：既强调包容性，又拒绝知识简单的功利性；既强调大学的清流化、中立化，去除官方意识形态色彩与政府代言人的角色形象；又注重高等教育的综合性，在文理并重的氛围下加强知识的融合，把人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把人塑造成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使人们对人的价值与生命意义有最深刻的认同。为此，必须坚持高举科学民主与客观的旗帜，积极倡导与推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把学生当作“人”来培养，而不是当作“工具”、当作“人力”来“生产”。
2，处理好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关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是大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涵盖了一个完整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全部，人文和科技也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两个轮子。自然科学的价值在于教人求真，在于给人类以做某事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运用既可以有益于社会也可以有害于社会。科学知识使人们有能力去行善，也可以去作恶，它本身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书。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于教人求善，在于教人直面现实，过上人之为人的和谐幸福生活。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就等于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关系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正是有见于此，中国古代大学和现代西方大学都十分强调人文精神。《大学》开篇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当中就显示着一种强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精神。对一个完整的个人来说，人文素质的养成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逻辑前提和实践基础。只有养成良好的人文素质，其科学精神才能发挥正面作用。没有良好的以人文素质为基础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会像一叶无根的浮萍，甚至可能将科学精神引向邪路。在此意义上，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作为直接或间接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对培养一个健全的人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人文精神的养成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持，但针对我校以理工科为主的实际情况，现阶段应该将人文精神的培育提到一定高度给予重视。3，处理好培育人文精神与传授人文知识、技能的关系。为德国教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费希特指出，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与技术，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德国教育之父”洪堡认为：“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那也仅仅只是第二位的。”）在费希特、洪堡看来，实用性，服务现实，只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一或副产品，人文教育不是简单的传授人文知识，而是以知识传授为载体、为形式，以价值观念养成为目的的知识性实践过程。古人云，教师在社会的职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三位一体。其中，授业主要是传授知识，而传道则主要教会如何做人，传道是安身立命之本。传道与授业是“体”与“用”的关系。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不同需求，增强大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尽快的融入社会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必要的技能性训练是应该的，但千万不能用技能性训练代替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不是技能训练：训练是传授参与社会生活的某种技艺，教育则是要给人提供某种精神品质、价值目标。大学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训练场所，适宜的职业只是实现完美人生的一个手段而已，不是做人的目的，不是为人之本。大学教育绝不能只抓住了“手段”却丢弃了“目的”本身。
（三）我校目前构建人文精神的若干可行性途径：
大学的使命不仅在于使学生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达到智力上的丰富与发达，而且在于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达到心灵上的成熟，使他们能够理解生命的价值所在，能够体悟学习的真谛何为，能够找出日常生活的正确指向，能够感受到来自灵魂的每一次颤抖，并真正景仰超越性的人生风范。
首先，全体教师要注重加强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在日常的教学、工作、生活中通过创设民主的教育环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切实地帮助学生怡情养性，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以塑造学生健康人格为己任。
其次，加大校风、班风和学风的建设力度，建设先进的校园文化，凸现教育的人文情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通过加强宿舍文化、食堂文化、教室文化和校风、班风、学风的建设，塑造先进的校园文化，引导学生对健康的学习、生活方式产生认同，以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健康向上的生活风貌。
人文精神范文篇2
摘要：新科技时代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物化的方便，人们通过互联网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事，世界为之变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为便捷。然而人们面对面交流情感的机会却减少了，正所谓“物理上更接近，心理上更疏远”，故要解决当今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以及新技术诸如克隆技术带来的伦理道德上的混乱等问题，都需要人文精神的关照。
关键词：新科技；人文精神；关照
历史进入到21世纪，人类的科学技术更是发展到了日新月异的新阶段，随着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人们通过互联网足不出户便可知道天下大事，世界为之变小。然而在享受新技术带来的种种方便的时候，人们愈来愈感觉到新技术时代其实更需要人文精神的关照。
一、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内涵
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二词来源于西方，它们的涵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及规律的知识体系，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的体系。科学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技术回答的往往是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发明；科学是创造知识的研究，而技术则是利用知识需要的研究；科学提供物化的可能，技术提供物化的现实。总之，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在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二者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对科学来说，技术是它的延伸，但对技术来说，科学又是它的升华。
科学最初的涵义较为宽泛，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主要指近代的自然科学。但西方的科学传统则源于古希腊的求知精神，其本身又具人文的意义。古希腊人很讲求人的自由精神，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1](P31)由此可知，西方科学思想从起源时就包含着人文的因素。但这是广义的科学，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科学”一词，主要是欧洲近代科学的概念。它既继承了古希腊科学的传统，又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它理性化的进程，从而也构成了它的基本精神气质。科学的作用则更显现在它的实用性，即通过科学改善人们的生活，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他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财富，因此他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2](P48)西方科学从此走向求实之路，技术便得到了更加地重视。今天我们所说的技术一词，是指一个计算型的工具系统，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为达到某一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修炼的过程。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尤其是在工业制造和商业运行方面；二是现代科学的高度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上去更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因此，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似乎它对人文精神产生了一种威胁。
“人文”一词，则在我国古籍《周易》中早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天文”即自然；所谓“人文”即教化，强调人的道德教化，在我们中国主要是儒家的理想道德。所谓“人文精神”，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的集中体现，它既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强调人的理想道德规范，即孔子所谓的“仁人”理想。“仁人”超越了人的本能，是具有高尚理想、深厚道德修养的人。这样的人为了他的理想可以献出一切，乃至生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P163)这种仁人理想后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爱国情操的主要源泉。“人文”在西方既含有“人性”(Humanity)层面意义，即理想的人、自由的人；又有为了培养理想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即“人文学科”(Humanities),总之，就是人就要具有理想之精神、自由之精神。
二、新科技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学科分化越来越细，科学技术使得世界经济更趋一体化，从而使人文精神从现象上看似乎越来越被淡化，科技与人文似乎走向分裂，其实不然。在科学领域，科学技术新一轮的“分门别类”的高速发展，实际上对人文精神更加渴望。现在世界由于科技飞速发展，全球一体化引发的复杂尖锐的矛盾和文化心理的冲突和纷争，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科学家自身的知识结构，更需人文精神的关照。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到信息爆炸时代，丰富的资料令人目不暇接，人们借助互联网几乎没有查不到的资料。信息社会必然是科学家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不同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更需要像爱因斯坦式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科学家来完成。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殴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践发现有可能提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4](P46)爱因斯坦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科学的重大发展是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指导。比如微软巨头比尔·盖茨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比尔·盖茨不但具有科学家锲而不舍、顽强进取的伟大人格和科学探索精神，而且具有一般科学家所少有的人文思想的关照。他对社会活动和社会心理的理解使他在微软的王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也给世界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成就。再如，对我国科学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成功的经验都说明人文精神对科学发展的关照作用。我国当年从事“两弹一星”研究的老科学家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努力拼搏，积极进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成功正是他们的一腔爰国情怀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杀身取义”的人格理想，给予了他们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因此，大科学家往往都具有人文精神和哲学的素养。杨振宁、李政道博士都多次谈到搞自然科学的青年一定要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他们本人也是这方面的榜样。我国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就非常注意人文知识的积累，并用之为自己的科学研究服务。如他在说明我国长江黄河流域海拔超过四千米的地方不但没有夏天而且也没有春秋时，就引用了李白的《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说明这诗是记实。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说：“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果具有广泛的文史知识，不但能推动本身的科学研究，还能反过来影响文史研究。”[5]因此，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合流是新科技发展的趋势。
其次、信息时代使“地球变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的人们“物理上更接近，心理上更疏远”。因此，人们之间更需要人文精神来沟通、调节。譬如，信息社会人们通过网络相互接触，空间距离缩小，但面对面倾诉衷肠的机会更少了。因此，新技术并不能完全从心理、思维等深层次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的文化冲突。能够沟通全球文化，解决民族间、宗教间的冲突，其良药便是人文精神。有人说21世纪的战争主要来源于文化宗教间的冲突，美国“9·11事件”正说明这一点。美国尽管用先进的武器可能很快消灭掉阿富汗塔利班的武装，但要消除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对它的仇视并非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因而，在当今社会解决国际间的事务如民主、人权、宗教等问题用人文精神来关照是极佳的途径。
再次、新技术带来的人们伦理观念上的纷乱，也急需用人文精神来审视。新技术在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的同时，也给人类伦理观念上造成急需规范的问题。譬如网络的出现，它将人类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网络打破了空间对人的限制，人们在网上可以上学、购物、交友，确实实现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然而，当人们在充分享受网络给人们带来的便捷时，也遇到了种种急需用伦理规范的问题。如网络欺诈、网上信息垃圾、网络信息垄断等不文明行为。因此，有人担心网络化正在导致计算机理性的无限蔓延，人文精神渐渐在丧失。所以，面对着网络新技术，我们必须用人文精神对其进行审视，使其不但不扼杀人性，而且能张扬人性，从而使网络不但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标志，而且也是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再如克隆人的问题，就遇到极为棘手的伦理道德问题。就目前技术来说，克隆人已不成问题，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成功诞生，标志着这项新技术已完全被人类所掌握。然而人究竟能不能克隆和在什么范围内克隆已完全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人文哲学的问题。譬如一对夫妇的一个独生女儿患了心脏病需要移植心脏，于是他们克隆了自己的女儿，第二个女儿的历史使命就是为第一个女儿提供心脏。因此，在救活第一个女儿时，又同时杀害了第二个女儿，所以说医学上克隆人也是不人道的。另外，克隆技术也容易被具有野心的独裁者所利用，他们企图永垂不朽而克隆自己，像莱温的小说《一群来自巴西的小男孩》描写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纳粹科学家用希特勒的基因克隆了一群小希特勒，这些小青年散布在世界各地仍从事着纳粹活动。由此可见，对克隆技术的管理，显然仅靠政府行政的手段是不够的，必须提高科学家的人文素质，用人文精神来调节规范它。
综上所述，随着人类新技术的大量使用，人类社会愈来愈显示出物化的力量，人文精神被弱化，单极世界使一些人更相信尖端技术的威力，从而使全球人类处在一种危险的境地。要消解这种危险，仅靠核武器，甚至AMD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是要靠人类所能共同接受的文化来解决纷争，无疑，人文精神是一条佳途。因此，作为一个人文学者，面对信息化时代人文精神弱化的现实，应该弘扬人文精神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正像竺可桢先生所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索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6]（P140）什么是科学精神？竺可桢先生解释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对于一个崇尚实用的民族，做到此就意味着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自由精神，即人文精神，这正是我们提倡人文精神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2]培根.新工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4]赵中立、许良英.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人文精神范文篇3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其消长之势稳步发展延续至今。⑴
担负起思想领域重任的，旧时称“文人”，现在称“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兼顾社会良心、智慧传播者与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的群体。他们在三角张力中不断被影响，却又力求突围。人文寻求就是他们手中的一支利箭。
林同奇③先生为人文寻求所指涉的涵义做出的解释是：永无止境的对人的关怀，它是人类自我反思和求索的永恒主题。⑵从人文寻求到明晰人文精神④在思想领域的指引地位，当代中国媒介话语与政治话语展开分分合合。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⑶
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al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本文媒介话语主要指这一层面，涉及报刊、电视、广播、书籍，详细解释见注释）；⑤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⑷中国呈现出的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之间的关系凸显在其主体——传媒人身上，他们曾担负着文人论政或是政治家办报的社会职能，所以总是直接显示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今天的中国，经过种种变迁，思想界由绝对统一走向相对多元，而且传媒人的社会身分也早已由早期单纯的“文人”、“政治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受过一定程度的专业教育或经历过一定程度的专业实践，他们游走于体制与理想之间，他们表现在媒介上的话语，总是间接地表达其对社会与生活的看法——因为各个时期的官方话语表现不同，所以他们的言语或直白或晦涩。而此时作为新媒体的网络的发展与人际传播途径的长盛不衰，广义上的媒介话语显现出另一个层面上的兴盛，直接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论域。
二
1978年，政治意义更为显著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标志着思想的骤然醒悟。思想的突然放开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繁荣与活力。王若水⑥说：“一个幽灵从中国的土壤里探出头来。你是谁？我是人。”自我作为整个人显现出来。⑸代表政府、传统、新兴思想的三角张力在此时得到初步展现，媒介话语不再是一元化的官话集锦。
《读书》杂志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一本影响极其广泛的杂志。1986年2月号《读书》发表了甘阳的一篇反对传统，鼓吹全盘西化的文章。当时的中国大众对西方当代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少，因此，此文给人的感觉十分新颖，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之前，甘阳已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丛书，其中首先就翻译出版了卡西尔的《人论》（E.Cassirer：《AEssayonMan》）。这部译书的选题恰好是在中国三十年来出版界和思想界的一个真空地带，因此一下子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此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一套丛书中还出版了弗洛伊德（S.Freud）、胡塞尔（E.Husserl）、波普（K.Popper）、萨特（J.-P.Sartre）、雅斯贝尔斯（K.Jaspers）和拉卡托斯（I.Lakatos）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品都是建国后第一次翻译出版，因此销路非常好，几乎每一本书都销售五万册以上。
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三联书店《文化：中国与世界》编辑委员会的第一次广告。编委会将三联即将出版的一套丛书名称正式定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它将包括若干子系列。广告说，目前先由三联书店出版三种，其中包括一个刊物，名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意在为海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外文化提供学术园地；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有选择地译介国外重要学术文化成果，前者着重为专业工作者服务，后者面向广大读者。
1987年开始，丛书编辑委员会以《人文研究丛书》为名，在其他出版社开始同时推出部分翻译介绍性和极少的著述性书籍，例如，1988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丛书副主编刘小枫所写的《拯救与逍遥》。由于这些翻译书籍的出版，甘阳、刘小枫等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以丛书编辑委员会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文化丛书派”。
由于这些书籍的出版，同时出于对于文化问题、人的问题的关注，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充分显现出“三角张力”在思想上的领地区分，“文化热”（又称“文化研究热”）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逐渐风行。
从人的主体性的发现，到人的再探究，再到人的再实现，“启蒙”是人文探求所处的三角张力中的一个关键词。同“五四”的启蒙一样，这一次的启蒙仍然以人的发现作为主题，只是同时包容着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与西化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活跃起来，成为时代与思想的先锋。
正如前文所提，中国的知识分子兼顾学术与良心，所以他们在人文寻求的道路上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文人精神”。西方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儒学成为国学以来形成的传统使他们认为“入世”才是治学兴国之道。因此才有了近代的文人论政，而政治家办报又带有强烈的唤起民众的意味。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启蒙，而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启蒙。
新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state）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co-opt）进了党－国的体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⑹知识分子与国家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互相欣赏，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担忧传统，也逐渐由内心的愤懑转而得以体制内的呈现。在国家承认的范围内，知识分子得以“入世”。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时机与时代特性，一直以事实报道自居的媒介话语，终于可以在范式上有了改变——媒介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还要有事件发生的原因，乃至意义。这种入世，是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民间思想向上层体制思想的渗入，这一类自下而上的启蒙到了媒介这一环节，却又以自上而下的形式表现出来，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着普通公众的思维方式。
1985年左右，报纸上出现深度报道。开风气之先并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的是《中国青年报》。1987年5月至6月，我国北方的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全国5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100万公顷国土成为焦土，85万立方米存材化为灰烬，令5万于军民围剿25个昼夜。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而又怎样燃烧起来的？《中国青年报》连续用了3篇报道进行分析，在第一篇《红色的警告》中通过《关于火种的故事》、《烧不散的会议》、《在大火映衬之下》等几个部分进行深刻分析，即大兴安岭“一仆三主”，防火设施落后，道路不通，各单位互相推卸责任，负责人缺乏责任感，玩忽职守等。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原因，抢火时官僚主义盛行等。由此，深度报道于1987年后愈加兴盛。深度报道似乎更多地表现出媒体作为独立于政府与公众的第三方的责任，是知识分子式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但是，承认并承担这份责任，是知识分子努力探出的寻求民主政治的勇敢而坚定的一步。其在思想意义上的启蒙地位开始真正显现：公众从被动接受信息开始有了发问的欲望。
电子媒介方面：电视在经历了风光片、知识片之后，深度片开始走红，纵横古今中外，如：以启发思考为特点的《让历史告诉未来》。⑺广播也不甘示弱，1986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借鉴香港电台的直播模式，拿出了一个频率创办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珠江台每天的节目分成8个板块，全部由主持人主持直播。每个板块的内容都是综合的，有新闻、专题、文艺、谈话等多种内容组合而成，话题很短，语言亲切，信息量大，一天新闻滚动播出十几次。珠江台刚开播4个月，广东台的收听率从原来的46.7%一下子上升到78%。⑻
作为个案，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的《南方周末》的创刊理念清晰地体现着当时传媒人的思想风格，关振东、左方等人提出“办一张生动活泼的版面”，“大雅大俗”，雅字当头。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去升华俗的题材以避免庸俗，将雅的题材用知识分子的思想去与民众相通。他们坚称，“启蒙是报纸的灵魂”，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它应该是双向的，它应该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到民众，同时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心态传达到知识分子中间。⑼
1980年代，思想的相对自由使得知识分子们有足够的空间去伸展自己的各种学说，并且借助媒介话语的力量展现在社会舞台上。这一时期媒介话语所富有的多元艺术表现形式，在启蒙与人文探寻的指向下显得光彩夺目。虽然仅仅是启蒙二字就花去了十年的时间，但是，这种缓慢而有成效的复兴对于经历过深深创伤的中国社会，确是迈出了艰辛而使人振奋的第一步。
三
八九事件使人文寻求论域进入停滞期，此后的两三年内，这种间歇为思潮的参与者提供反思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开始得到发展，改革开放的政策与现实促使社会思潮更多地转向实践性和经验性，其注意力从个人的内在世界转向外部环境，从思想价值体系转向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度。
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两种新论述，前者意味着国家不允许社会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和它互动，后者意味着国家把它的新合法性来源极大程度地寄托在经济发展上。⑽这实际上是为此后的社会思潮提供了一个隐喻的范式，一个体制的框架。
1993年在央视1套的深夜播出的电视剧《过把瘾》（根据王朔小说改编），收视率超过了当时黄金档的电视剧。但央视后来只是“应观众要求”在2套的21：00左右重播，始终没有让它进入1套的黄金档。而王朔等人策划的电视剧《渴望》（1990年）就可以在黄金档播出。原因在于，黄金时间的电视剧仍然是传统的“寓教于乐”观念占主导。《渴望》符合这一观念，《过把瘾》则不能体现。这是国家意识形态在媒介上的直接反映。
1993年，前文化部长王蒙在《读书》发表一篇名为《躲避崇高》的论文，为当时正在走红的通俗作家王朔辩护，被认为是为“痞子文学”辩护的代表性文本。王蒙的批评者认为他怂恿道德和艺术标准的降格，悲叹“这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且认为它是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商品化的腐蚀作用。但是，所谓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历程是近现代西方社会世俗价值建构的坚实基础，它不仅是对神权文化的消解，同时也包含着新价值的建构。这表明世俗化决不会无条件地导致痞子化、精神侏儒化，更不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滑头主义、游戏人生的同义语。它实际上应当包含新道德、新规范、新价值的建构，健康的世俗化与道德滑坡、唯利是图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观中国的世俗化，对于旧意识形态教条以及文化专制主义的消解作用固然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在新的世俗文化价值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建构方面却远远不如人意⑾。在这个层面上说，大众文化逐渐凸显出萌芽倾向。
1994年上半年，《读书》的一组“寻思录”问世，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拓展到了整个文化道德与人文科学领域，其矛头所向扩大到了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方方面面（如世俗化、市场化、商品化等）。根据这一组“寻思录”，可以总括这一时期“人文精神”论者的批判对象，主要是两种意义上的世俗主义，一是近代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功利主义，一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或商业功利主义。⑿终于，作为上层思想的承担者，知识分子群体提出了针对人文精神的思考，同时，世俗化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并没有直接对立起来，因为此时以人文精神为论题的讨论完全就是在世俗化的冲击下产生的。
由此，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探讨至今的关于世俗化与人文精神探寻就成为这一时期媒介话语范式的思想风向标。由于有经济发展论的范式前提，“世俗化”显得具有中国特色。而知识分子们自身的使命感与清高感使他们对世俗化的概念显得难以接受，正统的人文精神才是他们心中的伊甸园。
“人文关怀”因而成为一句响亮而富有使命感的口号。1993年5月1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栏目（属于《东方时空》的子栏目）开播，中国小人物的生活故事第一次走上前台，通过媒介展现在公众面前，这种生活中给人以在泪眼朦胧中感受美感的新型节目，使得人文精神为广泛公众所接受，并且成为媒介时刻拿来或标榜或实践的显著话语；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之路，但是，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人文关怀附着于媒介之上的无奈——因为在现代体制中，人文关怀更应该由社会各机制共同承担；1996年3月6日，《实话实说》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但这个和多数中国人话语习惯有明显冲突的电视节目在媒介的暴露所引起的热潮也给无数说了实话的朋友带来了麻烦（崔永元在《不过如此》中曾如此自嘲）。尽管如此，这一系列被看作是深刻体现人文关怀的传媒表现形式，让所有的传媒人陶醉在自我构建的完美关怀体系中。
对于表现人文关怀的媒介话语范式的发展，江艺平起着重要的作用。自1995年任《南方周末》主编起，她开始用主编的权力将新闻的权利坚定地写在报纸上。这类性质的《南方周末》不是党报，不具有西方主流媒体的定义，而矛盾因然而生。江艺平面临的就是这样尴尬的局面：她能用新闻权利争取那一份原本只属于主流报纸的话语权，而她领导的报纸却因不是主流报纸而不能成为舆论中心。在这种“权利大于权力”的领导模式中，江艺平展示着一份报纸的文化属性。表现在她的办报理念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⒀表现在她的办报方式上：“你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路上。”⒁表现在她对记者职责的描述上：“记者所履行的职责，何尝不是对公众的一种还债——他要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他要告诉人们新闻背后的真相。”⒂江艺平在传媒范式上的探索，一方面铸造着一个世纪末的传媒盛典，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记者在感动读者的同时感动着自身而饱受诟病，他们以半自由主义的人文关怀去关注新闻事实，然后以半专业主义的方式进行新闻写作，在自己创造的传媒范式中，为自己目前所扮演的道德评判角色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样一份报纸眼中，报道类似“希望工程中国基金会款项事件”、“张君案”的时候，它对世俗化的理解与体制产生了碰撞，南周模式也开始在争议与理解并存的状况下退出了它的辉煌时代。⑦
人文依然，世俗依旧。“人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感性解放，文化精英却立即焦虑不安。”⒃但是媒介并没有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对世俗化的排斥而在此有所缺失，1990年代末期，仍然是那些曾经徘徊于上层伊甸园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开始开创一个公式：娱乐化≠庸俗化，这句小心翼翼的补充常常出现于对于自身栏目世俗元素增多的辩解之中。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张力场中坚持着人文寻求的方向，由此影响着媒介话语范式①的建构：从1980年代的人文寻求方向，以启蒙为特征，以深度报道为表现形式，到1990年代人文精神在媒介的兴起与世俗化的同时泛滥，再到近期各种压力影响下的亲民属性。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从三角张力的笼罩开始，直至寻求人文精神的突破，再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战，均隐喻在经济发展范式之中。而媒介话语在重重范式之中所坚持的人文寻求取向，既令人欣慰，又为媒介话语的发展提出反思。
[关键词]思潮，媒介话语范式，人文寻求，人文精神
学者方沂曾经提出“理论的透明性”与“理论的不透明性”两种概念，前者指的是对诸观念、命题的直接分析和详绎其相互关系等便可获得的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相关世界的部分，后者则是指：只有将理论回置于特定思想脉络、由之产生的特定知识、理论格局、历史实践处境中加以反复体会才能认识和体会的部分。②中国的社会思潮，在各个特定历史年代中总是或多或少带有泛政治化的意味。但是转型期的中国不再像20世纪初的中国，那时的文人以论政的形式介入报刊（传媒）领域；当代中国社会中，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范式的演变不再是相互交缠的螺旋曲线，而是类似DNA双螺旋结构，相互平行却又相互影响。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演变的分析，应该不仅执著于其表现出的具体形态，而且应该联系到不同时期思想论域的影响。在思想张力与人文寻求的糅合之中，尽可能地寻求一条激励与反思并存的道路，当是本文研究时最为珍惜与努力的方向。
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其消长之势稳步发展延续至今。⑴
担负起思想领域重任的，旧时称“文人”，现在称“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兼顾社会良心、智慧传播者与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的群体。他们在三角张力中不断被影响，却又力求突围。人文寻求就是他们手中的一支利箭。
林同奇③先生为人文寻求所指涉的涵义做出的解释是：永无止境的对人的关怀，它是人类自我反思和求索的永恒主题。⑵从人文寻求到明晰人文精神④在思想领域的指引地位，当代中国媒介话语与政治话语展开分分合合。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⑶
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al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本文媒介话语主要指这一层面，涉及报刊、电视、广播、书籍，详细解释见注释）；⑤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⑷中国呈现出的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之间的关系凸显在其主体——传媒人身上，他们曾担负着文人论政或是政治家办报的社会职能，所以总是直接显示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今天的中国，经过种种变迁，思想界由绝对统一走向相对多元，而且传媒人的社会身分也早已由早期单纯的“文人”、“政治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受过一定程度的专业教育或经历过一定程度的专业实践，他们游走于体制与理想之间，他们表现在媒介上的话语，总是间接地表达其对社会与生活的看法——因为各个时期的官方话语表现不同，所以他们的言语或直白或晦涩。而此时作为新媒体的网络的发展与人际传播途径的长盛不衰，广义上的媒介话语显现出另一个层面上的兴盛，直接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论域。
二
1978年，政治意义更为显著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标志着思想的骤然醒悟。思想的突然放开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繁荣与活力。王若水⑥说：“一个幽灵从中国的土壤里探出头来。你是谁？我是人。”自我作为整个人显现出来。⑸代表政府、传统、新兴思想的三角张力在此时得到初步展现，媒介话语不再是一元化的官话集锦。
《读书》杂志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一本影响极其广泛的杂志。1986年2月号《读书》发表了甘阳的一篇反对传统，鼓吹全盘西化的文章。当时的中国大众对西方当代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少，因此，此文给人的感觉十分新颖，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之前，甘阳已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丛书，其中首先就翻译出版了卡西尔的《人论》（E.Cassirer：《AEssayonMan》）。这部译书的选题恰好是在中国三十年来出版界和思想界的一个真空地带，因此一下子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此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一套丛书中还出版了弗洛伊德（S.Freud）、胡塞尔（E.Husserl）、波普（K.Popper）、萨特（J.-P.Sartre）、雅斯贝尔斯（K.Jaspers）和拉卡托斯（I.Lakatos）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品都是建国后第一次翻译出版，因此销路非常好，几乎每一本书都销售五万册以上。
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三联书店《文化：中国与世界》编辑委员会的第一次广告。编委会将三联即将出版的一套丛书名称正式定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它将包括若干子系列。广告说，目前先由三联书店出版三种，其中包括一个刊物，名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意在为海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外文化提供学术园地；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有选择地译介国外重要学术文化成果，前者着重为专业工作者服务，后者面向广大读者。
1987年开始，丛书编辑委员会以《人文研究丛书》为名，在其他出版社开始同时推出部分翻译介绍性和极少的著述性书籍，例如，1988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丛书副主编刘小枫所写的《拯救与逍遥》。由于这些翻译书籍的出版，甘阳、刘小枫等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以丛书编辑委员会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文化丛书派”。
由于这些书籍的出版，同时出于对于文化问题、人的问题的关注，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充分显现出“三角张力”在思想上的领地区分，“文化热”（又称“文化研究热”）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逐渐风行。
从人的主体性的发现，到人的再探究，再到人的再实现，“启蒙”是人文探求所处的三角张力中的一个关键词。同“五四”的启蒙一样，这一次的启蒙仍然以人的发现作为主题，只是同时包容着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与西化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活跃起来，成为时代与思想的先锋。
正如前文所提，中国的知识分子兼顾学术与良心，所以他们在人文寻求的道路上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文人精神”。西方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儒学成为国学以来形成的传统使他们认为“入世”才是治学兴国之道。因此才有了近代的文人论政，而政治家办报又带有强烈的唤起民众的意味。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启蒙，而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启蒙。
新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state）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co-opt）进了党－国的体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⑹知识分子与国家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互相欣赏，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担忧传统，也逐渐由内心的愤懑转而得以体制内的呈现。在国家承认的范围内，知识分子得以“入世”。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时机与时代特性，一直以事实报道自居的媒介话语，终于可以在范式上有了改变——媒介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还要有事件发生的原因，乃至意义。这种入世，是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民间思想向上层体制思想的渗入，这一类自下而上的启蒙到了媒介这一环节，却又以自上而下的形式表现出来，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着普通公众的思维方式。
1985年左右，报纸上出现深度报道。开风气之先并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的是《中国青年报》。1987年5月至6月，我国北方的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全国5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100万公顷国土成为焦土，85万立方米存材化为灰烬，令5万于军民围剿25个昼夜。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而又怎样燃烧起来的？《中国青年报》连续用了3篇报道进行分析，在第一篇《红色的警告》中通过《关于火种的故事》、《烧不散的会议》、《在大火映衬之下》等几个部分进行深刻分析，即大兴安岭“一仆三主”，防火设施落后，道路不通，各单位互相推卸责任，负责人缺乏责任感，玩忽职守等。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原因，抢火时官僚主义盛行等。由此，深度报道于1987年后愈加兴盛。深度报道似乎更多地表现出媒体作为独立于政府与公众的第三方的责任，是知识分子式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但是，承认并承担这份责任，是知识分子努力探出的寻求民主政治的勇敢而坚定的一步。其在思想意义上的启蒙地位开始真正显现：公众从被动接受信息开始有了发问的欲望。
电子媒介方面：电视在经历了风光片、知识片之后，深度片开始走红，纵横古今中外，如：以启发思考为特点的《让历史告诉未来》。⑺广播也不甘示弱，1986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借鉴香港电台的直播模式，拿出了一个频率创办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珠江台每天的节目分成8个板块，全部由主持人主持直播。每个板块的内容都是综合的，有新闻、专题、文艺、谈话等多种内容组合而成，话题很短，语言亲切，信息量大，一天新闻滚动播出十几次。珠江台刚开播4个月，广东台的收听率从原来的46.7%一下子上升到78%。⑻
作为个案，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的《南方周末》的创刊理念清晰地体现着当时传媒人的思想风格，关振东、左方等人提出“办一张生动活泼的版面”，“大雅大俗”，雅字当头。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去升华俗的题材以避免庸俗，将雅的题材用知识分子的思想去与民众相通。他们坚称，“启蒙是报纸的灵魂”，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它应该是双向的，它应该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到民众，同时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心态传达到知识分子中间。⑼
1980年代，思想的相对自由使得知识分子们有足够的空间去伸展自己的各种学说，并且借助媒介话语的力量展现在社会舞台上。这一时期媒介话语所富有的多元艺术表现形式，在启蒙与人文探寻的指向下显得光彩夺目。虽然仅仅是启蒙二字就花去了十年的时间，但是，这种缓慢而有成效的复兴对于经历过深深创伤的中国社会，确是迈出了艰辛而使人振奋的第一步。
三
八九事件使人文寻求论域进入停滞期，此后的两三年内，这种间歇为思潮的参与者提供反思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开始得到发展，改革开放的政策与现实促使社会思潮更多地转向实践性和经验性，其注意力从个人的内在世界转向外部环境，从思想价值体系转向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度。
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两种新论述，前者意味着国家不允许社会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和它互动，后者意味着国家把它的新合法性来源极大程度地寄托在经济发展上。⑽这实际上是为此后的社会思潮提供了一个隐喻的范式，一个体制的框架。
1993年在央视1套的深夜播出的电视剧《过把瘾》（根据王朔小说改编），收视率超过了当时黄金档的电视剧。但央视后来只是“应观众要求”在2套的21：00左右重播，始终没有让它进入1套的黄金档。而王朔等人策划的电视剧《渴望》（1990年）就可以在黄金档播出。原因在于，黄金时间的电视剧仍然是传统的“寓教于乐”观念占主导。《渴望》符合这一观念，《过把瘾》则不能体现。这是国家意识形态在媒介上的直接反映。
1993年，前文化部长王蒙在《读书》发表一篇名为《躲避崇高》的论文，为当时正在走红的通俗作家王朔辩护，被认为是为“痞子文学”辩护的代表性文本。王蒙的批评者认为他怂恿道德和艺术标准的降格，悲叹“这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且认为它是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商品化的腐蚀作用。但是，所谓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历程是近现代西方社会世俗价值建构的坚实基础，它不仅是对神权文化的消解，同时也包含着新价值的建构。这表明世俗化决不会无条件地导致痞子化、精神侏儒化，更不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滑头主义、游戏人生的同义语。它实际上应当包含新道德、新规范、新价值的建构，健康的世俗化与道德滑坡、唯利是图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观中国的世俗化，对于旧意识形态教条以及文化专制主义的消解作用固然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在新的世俗文化价值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建构方面却远远不如人意⑾。在这个层面上说，大众文化逐渐凸显出萌芽倾向。
1994年上半年，《读书》的一组“寻思录”问世，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拓展到了整个文化道德与人文科学领域，其矛头所向扩大到了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方方面面（如世俗化、市场化、商品化等）。根据这一组“寻思录”，可以总括这一时期“人文精神”论者的批判对象，主要是两种意义上的世俗主义，一是近代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功利主义，一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或商业功利主义。⑿终于，作为上层思想的承担者，知识分子群体提出了针对人文精神的思考，同时，世俗化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并没有直接对立起来，因为此时以人文精神为论题的讨论完全就是在世俗化的冲击下产生的。
由此，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探讨至今的关于世俗化与人文精神探寻就成为这一时期媒介话语范式的思想风向标。由于有经济发展论的范式前提，“世俗化”显得具有中国特色。而知识分子们自身的使命感与清高感使他们对世俗化的概念显得难以接受，正统的人文精神才是他们心中的伊甸园。
“人文关怀”因而成为一句响亮而富有使命感的口号。1993年5月1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栏目（属于《东方时空》的子栏目）开播，中国小人物的生活故事第一次走上前台，通过媒介展现在公众面前，这种生活中给人以在泪眼朦胧中感受美感的新型节目，使得人文精神为广泛公众所接受，并且成为媒介时刻拿来或标榜或实践的显著话语；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之路，但是，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人文关怀附着于媒介之上的无奈——因为在现代体制中，人文关怀更应该由社会各机制共同承担；1996年3月6日，《实话实说》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但这个和多数中国人话语习惯有明显冲突的电视节目在媒介的暴露所引起的热潮也给无数说了实话的朋友带来了麻烦（崔永元在《不过如此》中曾如此自嘲）。尽管如此，这一系列被看作是深刻体现人文关怀的传媒表现形式，让所有的传媒人陶醉在自我构建的完美关怀体系中。
对于表现人文关怀的媒介话语范式的发展，江艺平起着重要的作用。自1995年任《南方周末》主编起，她开始用主编的权力将新闻的权利坚定地写在报纸上。这类性质的《南方周末》不是党报，不具有西方主流媒体的定义，而矛盾因然而生。江艺平面临的就是这样尴尬的局面：她能用新闻权利争取那一份原本只属于主流报纸的话语权，而她领导的报纸却因不是主流报纸而不能成为舆论中心。在这种“权利大于权力”的领导模式中，江艺平展示着一份报纸的文化属性。表现在她的办报理念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⒀表现在她的办报方式上：“你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路上。”⒁表现在她对记者职责的描述上：“记者所履行的职责，何尝不是对公众的一种还债——他要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他要告诉人们新闻背后的真相。”⒂江艺平在传媒范式上的探索，一方面铸造着一个世纪末的传媒盛典，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记者在感动读者的同时感动着自身而饱受诟病，他们以半自由主义的人文关怀去关注新闻事实，然后以半专业主义的方式进行新闻写作，在自己创造的传媒范式中，为自己目前所扮演的道德评判角色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样一份报纸眼中，报道类似“希望工程中国基金会款项事件”、“张君案”的时候，它对世俗化的理解与体制产生了碰撞，南周模式也开始在争议与理解并存的状况下退出了它的辉煌时代。⑦
人文依然，世俗依旧。“人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感性解放，文化精英却立即焦虑不安。”⒃但是媒介并没有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对世俗化的排斥而在此有所缺失，1990年代末期，仍然是那些曾经徘徊于上层伊甸园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开始开创一个公式：娱乐化≠庸俗化，这句小心翼翼的补充常常出现于对于自身栏目世俗元素增多的辩解之中。
四
1990年代末，一方面是“世俗化”泛滥，大众文化普及；另一方面，继承1980年代人文主义与启蒙主义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指称一部分人为“新左派”，并由此展开了持久的论战。
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不同于中国五四时期反传统的自由主义，它认定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上的改良和渐进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和冒进；其次，它认为市场经济是推动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变革的有力武器，也是消除专制基础的有力武器。⒄它强调强自由，弱国家。因而当崔之元们提出超越“社”“资”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创造出一套超越传统两分法的新的语言和话语结构时，自由主义者为他们扣上了“新左派”的称号，并且在日益激烈的学术讨论中呈现出对新左派的妖魔化倾向。
1997年开始，《天涯》杂志陆续刊登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1997.2）、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7.5）、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1998.5）、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1998.6）等文。此外，《读书》杂志、《二十一世纪》等书报杂志上近年也刊登过一些“新左派”文章（主要有崔之元、张旭东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一直停留在学术层面，其媒介话语范式一直带有学术气息，然而大众传媒日益显示出“亲民”属性。其原因首先是经济压力：自1997年1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起，我国大众传媒作为产业进入官方认可的发展渠道。之前由周末版到晚报热再到都市报热的发展轨迹将传媒人的思考轨迹自然地引向传媒的商品属性。塞缪尔·温治在《画出新闻的文化空间》一文中提到，主流新闻与小报新闻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公众“需要的”，一个是公众“想要的”。那么，对于这一块因想要而产生的奶酪，传媒没有理由不展开一场盛宴。各类游戏类节目的兴起、娱乐新闻的大量出现，充分弥补了公众的知情欲。由卡耐基自传开始衍变的各类成功学著作则为公众对于财富与成功的渴望寻求了一个发泄与依靠的场所——从早期的《穷爸爸，富爸爸》，再到后期的《谁动了你的奶酪》《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传媒以循循善诱的教导者身份铸造着媒体圣经的神话。
但值得注意的是，媒介在其商品性方面的热衷是否出自于其自身精神的直接映照？韩少功在《哪一种“大众”？》中提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定义为中产阶层的的群体已经由原来的百分之五扩展到百分之七十甚至更多，加上不断补充着这一阶层队伍的广大市民，一个优裕的、富庶的、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大众正在浮现。”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转入清贫者之列已成为普遍现象。对财富的寻求与膜拜在媒介频频出现，既是公众心理的折射，也是知识分子群体复杂心态的反映。
其次是政治压力：2004年10月26日，《新周报》创立。创立群体力求将其办为“具有时代和社会责任感的主流新闻大报”⒅它以超越巅峰时期的南方周末作为自己的目标，因而在话语选择上倾向于揭露性与爆炸性的新闻，“南师大女生陪舞案”、“女播音员猝死案”等报道为其迅速打开市场，挑战南方周末的口号也为其吸引了诸多关注。但是，过多地关注负面新闻以扩大发行量的做法以及“长期在制外漂荡，游走于江湖，形成了一种‘边缘心态’⒆”使这份报纸在2005年3月15日正式停刊。
再次是文化心理上的矛盾：2002年起，《南方周末》新任主编向熹重新定位受众群体，“6000000知识型读者”成为其目标受众群，因为他们能影响我们的时代。《南方周末》的启蒙传统开始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某些孜孜不倦的政治理想，将大众话语由传统党报的枯燥乏味引至一个新鲜的框架，成功地进行着对读者的议程设置。但正因为如此，《南方周末》被异化为“一个道德的化身，一个媒体的圣经，一份右派的报纸，一个政治的评判符号⒇”。这种脱离其本意的评判使其被体制与受众双方所误解，反而使自身陷入孤立状态。
在这样一场寻求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嘈杂盛宴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中国自由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掩盖住其在媒介话语范式上体现出的内在一致。⑧那些基本价值和主要关切并没有背离自由主义或当时主要关切为问题取向的论者所以被指称为和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新左派”，乃是因为他们的论点被认为或直接或间接地对9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自由主义状态构成了批评与挑战，而非其当时基本价值立场和主要关切背离了自由主义或不能有机整合进自由主义。(21)而此时媒介话语范式却拥有惊人的一致——媒体均认同人文关怀的取向，尽管不同的媒体表现方式是多元的，尽管不同的媒体在世俗化与精英化方面有着相悖的理念。
五
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从三角张力的笼罩开始，直至寻求人文精神的突破，再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战，均隐喻在经济发展范式之中。而媒介话语在重重范式之中所坚持的人文寻求取向，既令人欣慰，又为媒介话语的发展提出反思：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文人论政还是稍后的政治家办报，其坚持理念的出发点是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士大夫”式的责任感，这份责任植根于我们的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中。但是，外来理念的冲击要求一个公民社会的建成与完善，这就不仅仅要依靠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心，还需要公民对权力与权利意识的重新认识与使用。知识分子，传媒人所担负的角色不再仅仅具有启蒙意义。譬如报纸，其话语范式不能局限于新闻的再现，其工具职能的浮现会打破教化职能一分天下的局面。所以，人文精神内核仍在，但是知识分子这个主体的自我定位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清高族群，这种身份与职能的转变，对于统一理念下的思潮的不同表现形式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
从空间的角度看，我国地域的特点决定了媒介话语范式在空间上发展的不统一。这就造成了曾经的《南方周末》一纸风行，但是同期其他报纸望洋兴叹的局面，诚然，当时的广东拥有较为开放的舆论环境，而即便如此，《南方周末》也不能摆脱其《北方周末》的戏谑称号。空间不统一，发展方向不统一，使得理论上处于不同时期的媒介话语范式表现在同一时间段。诚然相对先进的范式会对其他范式起到借鉴模式的作用，但是，这也容易造成当年《新民晚报》模式泛滥的局面，影响传媒自身的发展。
戴维·阿什德（DavidL.Altheide）说过，在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生活内容是被程序化了而不是被生活着，被记录着而不是被记忆着，被搜寻着而不是被理解着。(22)在如此被动的时代中寻找思想光芒的指引永远是一项令人充满欣喜的挑战，我们期待知识界新一轮的拥抱。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张力场中坚持着人文寻求的方向，由此影响着媒介话语范式①的建构：从1980年代的人文寻求方向，以启蒙为特征，以深度报道为表现形式，到1990年代人文精神在媒介的兴起与世俗化的同时泛滥，再到近期各种压力影响下的亲民属性。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从三角张力的笼罩开始，直至寻求人文精神的突破，再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战，均隐喻在经济发展范式之中。而媒介话语在重重范式之中所坚持的人文寻求取向，既令人欣慰，又为媒介话语的发展提出反思。
[关键词]思潮，媒介话语范式，人文寻求，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⑴⑵⑸林同奇文，周勤译《25年来思想论域之演变1978-2003》。广州，《书城》，2004年第11期。
⑶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传媒与都市艺术》，转引自《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蔡敏，《现代传播》，2002年第6期。
⑷转引自蔡敏《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
⑹陆晔，《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4期。
⑺黄旦《8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基本走向》，《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⑻朱光烈《从直播到电话参与：中国新闻改革的传播学道路》，《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⑼洪兵《〈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访谈》，“媒中媒”网站。
⑽⒄(21)方沂《当代中国思想论争的历史品格与知识品格》，《书城》2004年第11期。
⑾⑿陶东风，《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tvguide/tvcomment/tyzj/zjwz/623_2.shtml。
⒀⒂江艺平《南方周末》1998年末献辞。
⒁江艺平《南方周末》2002年元旦献辞。
⒃陈晓明：《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上海文论》，1994年第5期。
⒅《新周报》2004.10.26发刊词。
⒆冯小平，2004年9月7日在《新周报》采编人员培训大会上的演讲：《〈新周报〉人的新闻寻求与办报的政治分寸》。
⒇许南欣，高磊《〈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向熹采访录》。
(22)戴维·阿什德（DavidL.Altheide）《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序言2页。华夏出版社2003。
[参考资料]
[1]胡银根，《人文精神涵义等若干问题研究》。《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
[2]吴炫，王干，费振钟，王彬彬，《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之“人文寻思录之三”）。
[3]时统宇，《电视传播不能弱化人文精神》，《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网站：
[4]方汉奇主编，《世界新闻传播1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
[5]（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
[6]刘悦笛，《“人文精神”论争再思录》。
人文精神范文篇4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工作的深入开展，当前大学阶段的人文教育也变得越来越深入。尽管如此，人文教育在高校中的融入效果依然让人遗憾，甚至无法深入到大学本质当中获取价值，仅仅是停留在相对浅层次的教育，这也是人文教育中国化研究不足、实践缺失的结果之一。当今社会，中国大学不但需要重视国际学科教育，在学科发展上与其他一流国际高校保持一致，在自身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方面同样也要达到世界水平，否则就会出现传统文化难以继承，甚至出现人文教育缺失、学生综合素质下降的问题。立足于现状，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高校人文教育，本文首先介绍了传统人文精神的定义与内涵。
二、传统人文精神概述
1.人文精神的定义。人文精神作为一个涵盖多种文化精神的复杂历史概念，其不但包括了各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与精神实质，同时也包含着对于韧性的思考以及对于人价值与意义的关注，这也是对于人类文明以及使命的探索与诠释。人文精神的研究对于更好的理解人格理想、生命追求以及终极关怀都具有深远的意义。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当前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更是体现出了对于人生的追求、思索，这也是新时期人文主义关怀的价值表现之一。2.人文精神的内涵。（1）人文精神是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征。学者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喜欢将其在整体上进行把握，如果是宏观上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那么人文精神或许可以作为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在中国历个朝代和时期都有对于人和自然之间相处方面的论断与分析，这些文章中充满了人文精神的分析与探索，也是对人作为天地万物中最为灵动而尊贵的代表的研究。比如《礼记大传》中提到了必自认道始以，就强调了人类在世间的重要性，这也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对于未来认知的过程。做世间万物的核心，人类的地位自古就已经被确立，也正是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对于人的高度重视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华夏文明体系。研究人文精神就是研究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征，是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最为有力的依据之一。（2）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关注道德修养与对人本质的认知。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十分重视道德修养与情操，并且还会对传统文化中对于人的本质认知的部分格外关注。在传统文化当中，伦理观念与情感道德被认定为是人的核心，人类的本质在于从万物提炼出来成为天地之精华。正如孟子所提出的性善的观点一样，人的本性应该是仁义，而在教育过程中对这些内容进行扩充才是教育者必须把握的关键。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文精神也一直被作为君子的衡量标准，包括知识分子的品格与情怀，还有阶层的精神特征，这不但是人生理想的表述，更是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哲学价值体系中，人文精神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人文精神的出现与发展是中华民族代代相关的结果，其不但是民族精神财富，也是一种强大力量的人生价值体系，是人生追求，指引着人们积极的生活、工作。
三、人文精神的现代性
1.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主要为仁爱意识，这也是儒家文化统治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所带来的伦理学说的集中认知。那么什么是仁爱？首先，仁就是个体成员在出现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时，主动让出自身利益而追求社会利益的活动，能够时刻同情他人、关爱他人，这就是对他人爱的表现。如果说仁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文精神中也具有丰富的内涵。人文精神中的仁爱以及人与自然可以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与主旨。2.传统文化重视礼乐教育。传统文化十分重视礼乐教育，这是由于礼乐代表了国家强制力，代表的是制度、文化，更是德行升华与发展的载体。只有在一定的制度与规范当中，人们才能够形成仪式感，才能够自觉遵从统治者要求的道德标准，这虽然是封建统治者统治国家的一种方式，但是也给现代人文精神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价值与内涵，其中许多更是被沿用至今，比如说礼乐文化所创造的特定情境当中就充满了德行与情感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带给现代人截然不同的历史体验。3.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人文精神。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性文化与现代性精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进一步体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特征与应用优势，就必须积极与历史对话，取得心灵上的沟通与文化深层次的融合，挖掘人文精神中的现代性，同样是对新时期人文精神的重构与发展，是对鼓舞士气、振奋精神的人类文明的再创造。
四、中国高校人文教育中存在的阻碍因素
1.高校定位存在问题。结合目前高校人文教育的现状，高校本身的定位可谓是导致人文教育实施不顺畅的主要阻碍因素。从客观上来看，高校作为培养顶尖人才的摇篮，其理应作为国家人文教育的主要阵地，但是，大多数的综合类高校在教育过程中却并不重视人文教育，将绝大多数的精力集中在学科建设以及专业知识的教育方面，却忽视了人文精神的传承。2.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不足。传统人文精神强调对人本质与人生价值的追寻与探究。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当前真正能够潜心研究学术的人越来越少，由于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不足，高校实现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传承依然任重道远。3.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占据。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占据也是影响人文教育顺利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我国正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侵袭与冲击，其中包括拜金主义、享受主义的影响，导致大学生真正关注传统文化的学生比例很低，大家都将未来能够找到好工作，有份好收入来作为自己求学的目标，既然目标已经偏离，又何谈人文精神的构建与教学引导呢。
五、在高校中继承和发展人文教育的策略
1.明确教育目的。当今大学，开展人文教育时出现的问题较多，如果能够认识到人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改正，才能够转变原有的教学结果，提升人文教育的优势与价值。在教学过程中，专业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应该齐头并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应该明确教育的基本目的。学生经历高考进入高等院校参与专业学科以及通识知识的学习，在这个阶段，教育者不但需要引导学生熟悉自己的专业，了解其发展历程，建立良好的学科知识体系，同时也需要帮助学生关注人本身的价值，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人文教育的方式来让学生重新认知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观念、行为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从而为规范学生行为，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创设条件。实际上，大多数学生从中学进入到大学，其在学习方式与行为举止方面没有及时转变，作为一个成年人，大学生必须明确自己需要什么，未来发展的阶段与理想，同时也需要具有高尚的品德、坚定的人生态度以及创造力，同时还需要具有社会责任与民族精神，这些同样是人文教育引导的目标，是现阶段高校实施人文教育的主要任务。2.关注学科融合与发展。许多高校教育者错误认为人文教育是社会学专业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与类型，对于其他学科的学生并没有价值和意义。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当前用人单位对于大学生也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除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与背景之外，一个人本应该具备的素质也是用人单位考察的重点。换句话说，与其说企业关注你的能力与技术，不如说企业更关注人怎么样。这样一来，人文素养与学科的融合教育也就在所难免。如何在教育中实现人文教育的融合，将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注入学科当中？笔者认为，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提升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水平是首要任务，而且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的技能与知识的同时，更要关注学生的品格与素养，在学生有情绪以及行为上的转变时，要积极与学生进行沟通，引导其向着更为和谐科学的方向发展。3.通过丰富的活动强化人文精神的传承。结合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分析情况来看，美国著名的人类文化研究学者英格尔斯总结出了人现代特征的具体表现，包括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与行为方式、任何时候都准备好接受社会的变革、具有广阔的思路与开放的头脑，不愿意墨守成规，对于任何事情都具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与认识、具有现在与未来的规划、尊重知识且具有专门技术、对于教育的内容与传统敢于挑战等等。从现代人类的现代性特征上不难发现，学生的人文精神传承离不开丰富的活动，通过建设合适的教学氛围与校园文化气息，可以有效影响并感召学生，也更容易形成良好的人文气息，以此来体现人文关怀与教学价值，最终实现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与提升，为其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创设新的条件。
参考文献
1.竺建新.高等教育不可忽视人文领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3-13.
2.胡晓刚.探究人文素质教育与现代化人才培养.党史博采(理论)，2018(02).
3.张艳红.高校文化建设中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7，36(12).
4.刘静.人文教育:民办高校立足的根基.大学教育科学，2017(06).
人文精神范文篇5
中国体育的困惑与人文精神
“体育”一词产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中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体育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以科学－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体育。体育自身形成体系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独立领域。我国的体育要远晚于西方体育。最初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将体育带入中国。直到1905年，清政府的癸卯学制才第1次将体育列为学校教育的一门科目。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中体西用”的工具理性，我们对西方体育的引进更多地局限于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对于其文化渊源以及哲学根基却较少涉及。这也为后来的中国体育的发展定了调子，埋下了隐患。体育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反思体育的人文精神需要将体育置于整个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盛况空前的“人文精神问题”大讨论。不少学者针对我国人文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满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鲜明地提出了“人文精神危机”或“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热切地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重建”与“高扬”。人文精神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体育也概莫能外。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体育更为淋漓尽致地反映着社会的变革。中国体育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体育从解放前的“强国强种”“保家卫国”到解放后的“乒乓外交”“奥运争光”，它一直作为实现其他文化形态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一直没有回归体育的文化本位。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中国体育自身的社会功能必将发生改变，它将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它将以美统真善，用美实现对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推动体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后工业社会体育的审美诉求
人文精神范文篇6
人文精神是健全人格的必要组成成分，它对初中生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政治上的信仰方向。没有对政治的信仰直接地表明一个学生缺乏人生目标，漫无目的地生活，没有较高追求和发展欲望;只有具备政治信仰时，学生才能在学习过程中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奋斗目标，以更乐观积极的心态追求人生理想。2．在社会上遵规守法，在生活中以高标准约束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就必须知道基本的法律知识、严格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树立法制观念，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该做，什么事坚决不能做。拥有最基本的思想道德修养，做一个高素质的“社会人”。3．文化和艺术审美。不同的学生会有不一样的修养，不同的修养导致了他们发展程度的不同。通过对学生有效的人文精神教育，可以使学生重视对艺术欣赏的选择，由简单的艺术欣赏上升到对高雅艺术品的欣赏，优化关注对象，比如关注人的心灵和情感。
二、初中生人文精神缺乏的现状
通过观察发现，初中生普遍人文精神缺乏，经常出现失落感，具体表现如下:1．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向导，思想不够充实和积极。2．对未来迷茫，不积极进取，不拼搏，虚度光阴，成绩与能力成反比或者高才华低品质。3．思想品德低劣，没有独立的人格，对别人缺少关怀，自私自利，遇到小困难就无法承受，极易产生挫败感。4．我行我素，不为别人考虑，坚持自我主义，行为举止不规范，道德品质不高，比如违反校规和法律。以上列举的人文精神缺乏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的发展和健康成长。
三、教学实践与人文精神教育相结合
怎样实现教学与人文精神互相渗透呢?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始终坚持帮助学生丰富知识储备，培养学生知识运用和社会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对学习、对社会、对感情的觉悟，尤其要重视提高学生觉悟和规范学生日常行为习惯，教会学生学习的同时教会学生做人，进一步实现人文精神教育推动学生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不同年级有着不同的教学内容。初一的政治课教学应注重对学生个人品德的塑造，培养学生从学习和生活中发现自我，看到自我缺陷，树立目标，奋力实现并在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初二的政治课应教会学生法律基础，让学生心中有法，知法、守法、懂法，树立民主、公平公正的意识和追求;初三政治教学应将学生引向国情教育，告诉他们所肩负的重任和社会责任，为国家培养出新一代的高素质人才。
四、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人文精神渲染
(一)人文精神与教材相结合
教师应钻研教材，寻找适当的人文背景，将人文精神和教材知识巧妙结合。例如在讲“公民在家庭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时，首先播放歌曲《家和万事兴》，播放完后提问学生怎样才能实现家和万事兴呢?借此引出课堂主题;接着播放另一段视频，通过两段视频的对比让学生产生情感波动，诱导学生思考、议论，成为课堂的主人;最后导入知识点，告诉学生:父母与子女、夫妻之间相互的义务，比如父母有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等。让学生体会日常生活中的权利义务现象，切身感受政治、感受道德，实现人文精神与教材知识的完美结合。
(二)教育学生关注时事政治
以人文精神为核心，信息现代化为标准精选时政素材;有针对性地分析时政材料，突显人文精神。比如通过分析《2013年国别人权报告》中美国发生30起死亡4人以上的枪击案时，不仅要说明美国人权问题依然严重，还应该以国际及人道主义精神提升学生人文精神品质，让学生学会用宽广的胸怀对待他人，珍爱生命。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步入社会，进行考察，发现社会中的挑战和竞争现象，化压力为动力，锻炼实践能力，这是学生人文精神形成的重要途径。比如在讲我国环境问题时，让学生进行实地考察，接着合作学习，探讨该地区有哪些种类的环境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应该怎样防治等，最后告诉学生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应保持怎样的关系，让学生树立环保意识，以规范的社会行为美化社会环境等。
五、结语
人文精神范文篇7
关键词：自然科学；人文精神缺失；对策
科技产生的负效应已成为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不争事实，但以往我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如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科技对人类生活无处不在的影响，科技对人文文化和人类精神层面产生的负效应——人文精神的缺失也慢慢显现出来，逐渐成为困扰现代人的又一严重问题。与技术应用对社会物质层面产生的负效应不同，这种负面影响是隐性的、难以为人们所察觉的，但却能够直接危害到人类生存的精神状况，其严重程度远胜于前者，也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尊重人的尊严、维护人的权力、实现人的价值为内容和目的人文精神承载了人的本性需要，体征了人类对人的发展、对目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思考，是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和灵魂，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和不断推进社会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原动力。广义而言，科技和科学精神都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科技的发展不仅没有推进现代社会的人文文化的建设和人文精神的传播，反而在人类文化系统和精神状态等不同层面上都诱发了人文精神缺失的状况。
一、科学诱发的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
（一）人文科学的异化，让人们逐渐忽视了人类及其社会所独具的主体性向度，成为“单向度的人”
人文科学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和传播载体，它以人丰富的感性世界、心理活动、以及行为活动的价值追求为研究对象，以研究者发散的感性思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研究方法。但近年来人文科学方法论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和治学理念的借鉴与改革，使得一种过于强调人的唯理性、忽视人文科学特殊性的研究倾向和思维方式在不断地滋生和蔓延。这种对人和社会的独特性与历史性等人类所独具的主体性向度的忽视，使得人文科学的研究偏离其初衷，也使得社会大众考虑问题的立场和角度也逐渐地从多元化转向单一化，以至于“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被剥夺任何历史含义的唯理系统，把现象所有可变的以外的非本质的性质一概抹杀掉。”人文科学的这种异化不仅严重危害了人类文化系统的正常运行，更导致了和人文精神的丧失，使得人文科学其解放人的力量逐渐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奴役人的力量倾向。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一旦这些古典科学简化论的、抽象化与数学性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那么人类的幸福将变成为表面有利，骨子里却是大害的事。”
（二）人类生存的精神状态堪忧
科技的高度发达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使得当今社会的物质生活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优越。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现代人在精神上出现的问题却层出不穷。世界卫生组织在2003年世界卫生日致辞中说：“当今世界有4亿人患有精神或神经疾患，或与药物滥用等相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折磨。”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已成为困扰现代人生存境况的严重威胁。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常常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感，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也不确定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应该是什么，生活时常出于空虚和迷茫的状态。这些都是人文精神缺失的直接表现。
从以上科学对社会文化系统和人们精神层面产生的种种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发展虽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推动了社会的飞速发展，但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给人类的精神生活带来充分的自由和解放，反而造成了一种科学技术变迁与人性变迁二律背反的状况。
二、科学诱发的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自然科学研究理念和方法对人文科学的不当介入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两大类别，两者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有诸多区别。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成功，人们也逐渐相信在人类社会和心理世界中，存在着与自然界一致的规律和机制，并开始了试图运用还原论和简单性的信念，假定—观察、归纳—演绎与验证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逻辑语言推动人文科学发展的历程。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写道：“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的确，人文社会科学能有今天的成就，是与现代科学对其研究视域的拓宽、研究方法的改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但是，在这个吸收借鉴的过程中，一种妄图以理性思维取代感性经验、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和语言统一两种科学的“科学统一运动”也在兴起。这种运动缺乏对人文学科研究对象差异性和丰富性、治学原则特殊性的考虑，简单地主张人文学科也应该保持“价值中立”，将人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等这些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与自然科学都迥然不同的人文学科僵硬地套用自然科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文科学的低迷状态，一度本末倒置地成为自然科学的附庸品，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
（二）科学对人类思想的钳制和由科技造就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人文精神缺失
当然，科技并非诱发当今人类精神疾病肆虐的必然原因，但科学对人类思想自由的钳制、科学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却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对科学的顶礼膜拜，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科学有着让人信赖的研究依据和现实成就，仅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和人类建制的她得到了超越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的过度膨胀，有一种几乎可以与真理划上等号的倾向。现代社会对科学成果这种缺乏怀疑精神的盲目崇拜，使之变相地成为了现代社会一种新的“宗教”。如果科学规则和某些经验发生争议，那么科学规则将被认为是优先的。敢说不相信自然规律和科学成果的人，一定会被认为是疯子。这种对科技的绝对信赖和盲目崇拜，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了人类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思想自由，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十分不利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充分展开。其次，科学造就的人类的生存方式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让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更加苍白。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非常重视劳动者自然科学知识的获得和专业能力的掌握。这让现代教育也更加偏向于对数理化知识的传授而轻视对人文精神的教导。在新的社会物质产生条件下的生存条件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价值的追求要求被弱化了，理想、自由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反而成为了生活主旋律的附属品，人文精神开始被忘却、人生的信仰开始模糊。作为个体的人缺少对人的现实“存在”的思考，难以领会到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和生活目标，缺乏真正有力的信念来支撑人生的终极追求，这些都造成了人文精神的衰落，人们对自身生存意义的困惑和怀疑。科学无法借理性的手段提供个人和社会生存的意义，可以说，我们这个无神的社会不知道其生存的理由，亦不知道为何以这种样式生存。
三、应对“人文精神缺失”的措施
（一）正确对待和利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语言，振兴人文科学
人文科学的振兴是普及人文精神的最佳条件和重要途径。这要求人文科学必须摆脱科学主义对人文科学的种种纠缠，以正确的姿态和独立的地位对待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新途径。首先，应当充分肯定自然科学使得人文领域的研究走上了“科学”之路。虽然人文现象及其本质具有内涵丰富性、功能复杂性、结构系统性、价值多样性等特点、研究方法多依赖于研究者的感性思维和主体经验，研究结果也不够确凿，但这都不足以否认人文现象的可认识性和人文科学工作的科学性。相反，自然科学在各方面的支持，是人文社会科学能够发展到今天的重要条件。但是，那种抛开人文科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而过分妄图统一所有学科的做法，却会阻碍人文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弘扬。因此，人文科学的研究应避免过分崇尚和依赖自然科学的语言逻辑和定量研究方法，根据学科特性和研究对象的情况来变更具体的思路和方法，运用理性思维与感性经验相结合、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接轨等多种研究手段，实现多层次、多方位地得出与对象相符度高的结论。明知人文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却要按照自然规律的一般性和简单性来对待它，就会取消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可能性。只有正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恰到好处地利用自然科学的理念、方法和言语完善自身地研究体系，防止教条化应用、简单化对待的盲目做法，改善人文科学的现有地位，才能实现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全面复兴。
（二）弘扬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最根本、最主要的标志。以对人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的思考为内核、实现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人文精神，能够在人们处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追求与社会需要等人生的一系列基本思考时，提供一种理性的来源、合理的依据和坚强的后盾，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所在，并以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赋予个体以生命意义，帮助其发掘和确立理想的生存态度和人生目标，避免“在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从而实现人的追求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与平衡。审视自然科学对人类文化层面、精神世界的诸多负面效应，无一不是因人文精神的缺失引发的。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唤醒人们对生活意义的思考和对生存状态的关注，引导人们发掘人生的精神支柱和真正的乐趣，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才是预防和解决现代人精神困惑难题的有效途径。
（三）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单纯科学技术或单纯人文情怀，都不足以解决人类面对的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种种危机。只有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消解与融合，才有可能使人类现在面临的种种困境得到圆满地解决。两者缺一不可、相得益彰。自然科学、科学精神，有助于人文科学更充分、更全面地发现社会世界和人文领域的知识和奥秘，更好地把握和创造符合人类未来发展的文化成果；而人文科学、人文精神，能够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符合人类的总体利益，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正如爱因斯坦告诫科技工作者的：“我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至造成祸害。”唯有实现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融合统一、相互渗透，以一种具有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指导科学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才能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前景。总而言之，正确认识科学活动的性质和作用，在推崇科学精神的同时，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提高，让科学重新回到为人类服务、为人类的长远发展谋利的角色上，把对科学的盲目崇拜转化为对生存意义的反思和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上去，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迈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德]孙志文著,陈永禹译．现代人的焦虑与希望．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2、丹皮尔．科学史及其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3、陈明．论科学主义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6(10)．
4、贺萍,高娜．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缺失探析．长白学刊,2007(2)．
5、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人文精神范文篇8
（一）不能因材施教
在对初中学生培育人文精神的过程中必须要注重学生个人的心理以及性格，但是初中政治教师方式不能够灵活变通，基本上不能进行因材施教，不能够根据每个学生具体的个性来实现人性化和个性化的政治教学，使得初中政治教学在人文精神的培养上显得事倍功半，让人文精神在给学生传递的渠道上出现了问题，使得传递渠道变得越来越狭窄。
（二）教学模式单一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目前初中政治教学活动大部分是在教室里围绕课本来进行，但是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引导学生提升社会化的文化修养，在教室中进行初中政治教学这种单一的模式，不仅显得僵硬和枯燥，更是让学生降低了对人文精神的感知，让学生在政治教学中逐渐失去提升人文精神的兴趣，很难达到预期的政治教学目的。
二、人文精神培育的策略
（一）活用教材内容
新的初中政治教材和之前有了很大的区别，不仅增添了许多具有趣味性的内容，更是丰富了理论知识，加入了许多的漫画、小故事、实际案例、名言警句、社会现象等，在所有的改变中，增添的人文内涵是初中政治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增加政治学科内涵和外延的重要内容。初中政治教师要能够活用初中政治教材，能够以教材中的内容为依据，以总的教学目标为授课方向，以培育初中学生的人文精神为目的，来开展丰富多彩的初中政治教学，把课本以外的内容引入到课堂，拓展课本的厚度和学生的认知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升学生学习初中政治的积极性。这样经过不断地拓展教材，活用教材内容，能够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人文精神，让课本成为培育学生良好的人文精神的载体。
（二）提升教师个人综合素质
在培育学生人文精神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政治课本丰富的内容和大量的社会实例来讲解，更需要通过教师独特的个人魅力和自身过硬的素质来引导学生。所以我们必须要注重提升教师的个人综合素质，要通过自我学习和培训提高自身的魅力，来吸引学生产生学习政治的兴趣。作为初中政治教师，不仅要有过硬的教育教学手段，更需要拥有优秀的政治品格，崇高的道德品质，扎实的知识水平。能够在日常政治教学中给学生做到表率，能够以自身的人格感动学生，能够用自己真实的情操感动学生，能够用自己的态度感染学生。另一方面政治教师需要时刻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政治话题，能够及时掌握最新的实时动态，能够对国际新形势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能够研究和挖掘其中隐含的问题，能够提炼出自己看问题中的具有教学意义的政治观点，能够塑造学生良好的世界观，能够对学生产生正面的影响，久而久之能够培育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
（三）营造浓厚的课堂学习氛围
培育学生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学会初中政治理论知识，必须要有浓厚的课堂学习氛围。教师在课堂上要有意识地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气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够营造出和谐的政治教学课堂，这是学生能够学习人文精神的根本，是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积极参与到政治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保证。良好的学习氛围的营造需要教师在课堂上以学生为主体和中心，能够不断地进行师生间的互动，能够让学生有序激烈地讨论，使学生在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下学习政治知识，把传统的灌输式学习方式变为学生主动学习不断完善自我的方式。初中学生感情比较丰富，如果在情感浓烈的课堂上进行学习，能够极大地提升学生对于人文精神的感知能力，能够使得自身的情感得到升华，将会让学生能够进一步锻炼和培养自己的思想素质。
（四）创设社会或者生活情境
人文精神范文篇9
儒学生发于远古三代，奠基于礼乐文明，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生活和人们的心灵之中，是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形态。剥离其形式躯壳和政治化儒学的负面影响，其有机、连续、整体的宇宙观，自强不息而又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和而不同论，人生意义和理想人格境界之追求等，都有其现实意义，可以作创造性的转化，成为滋润现代社会和现代心灵的源头活水。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的人文精神，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21世纪的重要精神资源，是炎黄子孙精神生命的根基。弘扬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作为其内核的儒家人文精神，有助于克服当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困境，尤其有利于当代伦理的重建。
一、儒家人文精神的产生及其内核
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及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在中华民族长期融和的历史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特别是儒教，在政教礼俗的各方面影响甚巨。中华各民族及各种思想流派在历史上关于人与天道（天神）、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之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汗牛充栋，人言言殊，今天我们很难以偏概全。但大体上，我们仍然可以把三千年来，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中逐渐形成共识的、围绕“人”的若干思考略加总结与概括。
与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中华先民在原始宗教的氛围中，“人”的地位暗而不彰，或者说，人总是与“神”，特别是与自然神灵的“帝”，或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相联系、相纠缠的。甲骨卜辞和《尚书》中的“帝”或“上帝”，就是殷代人的至上神。甲骨卜辞中“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馑”、“帝降食受（授）又（佑）”[1]的“帝”，多半指自然神灵。而《尚书》、《诗经》中的“帝”，则是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崇拜的合一。“帝”或“上帝”是人类群体及其生活的主宰。周代钟鼎铭文中，“天”字出现的频率很多。“天”“人”两个字的字形十分相近，“人”形上加一圆点即是“天”字。在周代，至上神的称谓由“帝”“天”混用，逐渐变为了“天”的独用。“天”成为了创造生命、万物，并福佑人间的人格神。如：“惟天阴骘下民”，“天乃佑命成汤”，“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2]但“天”的人格神权威逐渐下落，变成非人格的最高主宰，甚至变成人们咒骂的对象，这在《诗经》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周代的礼乐教化，集宗教、伦理、政治于一身，其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人”的意识、“人文”的意识的凸显。礼治显然是人的积极有为之治，但从本源上讲，礼的源头是“天地”、“先祖”和“君师”。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类的本元，君长是政治的本源。所以，礼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长。这是安定人民之本。而礼、乐之教，当然还有诗教、易教、书教等等，是用来对统治阶层、知识阶层的人，陶冶身心，端正品行的，继而用来提升百姓的文化素养、人格境界，调节、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所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3]，以礼节民，以乐和民，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的时代是中国人“人文意识”觉醒的时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孔子把继承了夏商两代文明而又有所创新的丰富繁盛的“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大传统。“周文”源于且不脱离原始宗教而又强调了礼乐教化。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孔子点醒了、拯救了周代礼乐文明的活的精神，并把它提扬了起来，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礼乐的内核，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的仪节。中国人文精神其实不是别的，就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即孟子所说的人异于禽兽的那么一点点差别。“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5]，突显的是人的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又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相接相处之道，乃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之道。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
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7]
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特点
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科学对立。这是中国的，特别是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特点。
特点之一：儒家人文精神不与宗教相对立。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8]，即对民间小传统的信仰，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当时精英文化大传统的信仰有丝毫的动摇。孔子也运用占卜，强调祭祀的重要和态度的虔诚。孔子特别反复申言对“天”的信仰和对“天命”的敬畏。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天为大”[9]。孔子保留了对“天”、“天命”的信仰与敬畏，肯定了“天”的超越性、神秘性。孔子赞美《诗经·大雅·烝民》篇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为“知道”之诗[10]，肯定天生育了众民，是人的源泉，认为人所秉执的常道是趋向美好的道德，即天赋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孔子肯定个人所具有的宗教性的要求，又进一步把宗教与道德结合起来。孔子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的弘道精神、当担意识，超越生死的洒脱态度，朝闻夕死，救民于水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品德，均源于这种信仰、信念。或者我们可以说，儒家人文的背后，恰恰是宗教精神信念在支撑着！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1]儒者的理想能否实现，听之于命运，因为这里有历史条件、客观环境的限制，不必强求，但也不必逃避，主体生命仍然要自觉承担。儒家把这种宗教精神转化为道德精神，儒学即是一种道德的宗教。儒家的“天”，是形而上的“天”，是道德法则的“天”，这个“天”和“天命”转化为人的内在本质，在人的生命内部发出命令。如此，才有千百年来刚健自强的志士仁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行为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概，乃至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创造。足见儒家人文精神不仅不排斥宗教，反而涵盖了宗教，可以与宗教相融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很少有像西方那样的惨烈的宗教战争的原因。
特点之二：儒家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
儒家的确把人作为天下最贵者。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周秦之际的儒家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13]但人并不与自然天地、草木鸟兽相对立。人在天地宇宙间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人只是和谐的宇宙的一部分。“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4]这是讲至诚的圣人，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继而通过他的影响与教化，启发众人也发挥自己的本性，并且进一步让天地万物都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这也就可以赞助天地生成万物了。既然如此，至诚的圣人及其功用，则可以与天地相媲美，与天地并立为三。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的思想，是在这种语境中表达出来的。
儒家人文精神强调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个人与宇宙的大系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15]《周易》称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为“三材”，其“三材共建”和“三材之道”，就是把宇宙万物归纳成不同层次而互相制约的三大系统，三大系统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天、地、人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之流中。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种创造的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16]——这种精神来自天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7]天地之道，阴阳大化的作用，即生成长养万物。生长万物的富有叫做“大业”，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叫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变易”。人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断创进。“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物相杂之谓“文”，阴阳刚柔的交错是“天文”，或曰自然条理。自然条理是多样性的统合。依据自然天地之道，在社会人事中采取非武力的形式，叫做“文明以止”。人事条理即是“人文”。人文应效法“天文”。我们观察天文来考察四时的变化，观察人文来感化天下的人。足见人事法则应与自然法则相匹配，相照应。
宋代儒者讲“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不剪窗前草”，讲仁爱之心遍及鸟兽、草木、瓦石，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是十分鲜明的例证。这表明，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会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宰制、占有或无视动物、植物的存在；相反，它讲求的是与自然的协调。“仁”与“生生之德”恰恰是自然宇宙的精神给人之社会文化活动的示范与渗透。
特点之三：儒家人文精神不与科学相对立。
儒家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非但不排斥科学，反而包容、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近百年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人们普遍有两种误解。第一种误解，即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泯灭人的创造性的，是束缚人的自主性和创新精神的。第二种误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反科学的，至少是阻碍科学技术之发展的。这两种误解都需要予以澄清。当然，具体地辨析中国文化在不同时空的发展过程中的正负面的价值，不是本文的任务，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我在上面阐述中华人文精神特点之二时，正面地回应了第一种误解。这里，我们借助于正面的阐述来回应第二种误解。
中国
人文精神并不轻视自然，亦不排斥技艺。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及其独特的范式的研究，我们应当有独特的视域，而不宜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唯一的参照。李约瑟的研究尽管还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但他的慧识是摆脱了“西方中心论”，正确估价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思维方式的特异之处，以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实际上做出的绝不亚于西方的贡献。中国人取得了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发明创造，闪烁着惊人的智慧。“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19]普里高津也曾引用李约瑟的观点，指出与西方向来强调“实体”的看法不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理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协调与协和”；“中国思想对于西方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20]重整体、重系统、重关系的思维范式，重实用、重国计民生的行为方式，给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成功的一面，我们应当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当然，我们也不讳言其局限性。
有一种看法，以为重人生、重道德的儒家人文精神就一定会轻视自然、排斥科学，这也是需要辨析的。以中国宋代最著名的人文学者，也是最遭今人误会与咒骂的朱熹为例。朱子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伦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其“理一分殊”的命题，既重视宇宙统一的“理”，又重视部分的“理”和各种具体的“理”及其相互间的关联。其前提是在“物物上穷其至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21]朱子的理学既重人伦，又重天道，肯定自然，肯定科技的价值，他自己在天文、地质、农学上都有贡献，甚至对浑天仪、水力驱动装置等有浓厚的兴趣。[22]
以上概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三个特点又是相辅相成的。
三、儒家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如前所述，中国经典如“六经”，是在天、地、人相互贯通的背景下，重天、重地又特重“人”与“人道”的，与西方思想家所说人类思想的发展，首先重“神”，其次重“自然”，最后才注重“人”的理路并不相一致。西方人文精神的远源是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一整套的人文主义，则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主要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的。人文主义确实把人的肉体与精神从宗教权威下解放出来，人们谓之为人性的复苏与人的自觉。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摆脱了神性的宰制，肯定世俗功利的追求，肯定人的情欲、情感，肯定物质的自然界。经过十八世纪德国的新人文主义、二十世纪的科学的人文主义、宗教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诸思潮的发展[23]，目前西方人文学界的主潮不再是针对“神性”，而是针对“物性”，即针对着科技和商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物”的泛滥和“人”的异化。近代西方思想的发展，从讲神而讲人，讲人而只讲纯粹理性，讲意识、经验，再以下就讲生物本能、生命冲动。人认识到“物”的重要，思想也外化到了极至，物质讲到极至，思想和精神要不再堕落，就必须回过头去找宗教、找神。例如宗教人文主义认为，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带来了人的精神的世俗化与物化，使人的高级的精神生活、灵性生活的品质日益下降。马利坦（Maritain）批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逐渐离开了神与神圣性，这是人自身的堕落的开始。存在主义反对人类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把人自身客观化、外在化，反对人们在与物、商品、理性机器等的关系中，在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中，丧失了真正的内在的主体性。现代社会视人如物，以驾驭机械的态度对待人。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作为目的的人变成了工具，变成了符号、号码。人被他人和自己抽象化为一个非真实的存在。因此，当代西方的人文学者所讲的人性，已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所讲的异于神性的人性，而是异于物性的人性。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回到人与神的合作，以拯救人的堕落。这就包含了西方宗教精神的再生。这当然不是回到中世纪的宗教的负面，这些负面已经过近代文化的洗礼，这是要借助宗教精神来避免人的再度沦落（即功利化、工具化、异己化、物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潮所批评的，正是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或“理性的暴虐”对人的奴役。
唐君毅先生曾经指出，现代人所而临的荒谬处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如前所述，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儒家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鸟兽、瓦石），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它不反对宗教，不反对自然，也不反对科技，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当前的科技革命、电子网络等各方面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伦理的重建。就生命科学的发展而言，基因工程、复制生命、复制人、孕母、安乐死、动物权等等问题迫切地要求我们建设基因伦理、生命伦理。就环境科学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面对人口爆炸、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机，人与自然之间需要有新的环境伦理。面对目前的现实社会，就社会关系而言，不少层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被物质至上主义所侵蚀，转化为赤裸裸的物与物的关系，经济利害的关系，钱与权的关系，钱、权与色的关系，欲望满足与否的关系，一切都是“可计算”的，现实功利的。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亦面临着
危机。家庭裂解、离婚率增长、单亲家庭增多，重婚或所谓“包二奶”现象，性产业的火爆，日趋严重且腐蚀着整个社会。早恋与堕胎问题，爱滋病、吸毒等，亦非常严重。此外，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带来的老人赡养问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不够健全，已经是老龄的人对超龄老人的赡养问题，已屡见不鲜。“孝”的问题需要重新引起社会的重视并重新加以界定。此外还有同性恋问题等等，均需要我们建设健康的现代的家庭伦理与社群伦理。公司、企业内外的激烈竞争，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信用危机，童工问题，打工者的权益问题等等，需要有新的企业伦理。商品经济尤其需要信誉，因此“信”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由于网络化、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又带来网络伦理的问题。国家、民族、种族、宗教间的矛盾冲突，亟需要有新的全球伦理。乃至空间技术的发展，尚需要考虑空间伦理的建构。
儒学为经济全球化可能提供如下的精神资源和人文智慧：第一，礼乐文明的再创，文化空间的开拓与社会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人的情熵的培育；第二，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义、礼、智、信”，“敬业乐群”等对于建构现代全球伦理、社群伦理、家庭伦理、工作伦理和新的人与人之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三，“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等理念有助于建构新的生态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第四，天命、天道、神圣、敬畏感与人的终极信念，“极高明而道中庸”所透显的圣凡关系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总之，中华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效应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价值指导，治疗现代社会的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
“五四”以降，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戴着“西方中心论”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文明的。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其实还相当陌生，基本上处于“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状态。所谓“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话语霸权进一步扩张，乃至于成为宰制全世界的枷琐。我们东方人、中国人不能失掉本己性，这决不是煸动民族主义，而是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积极参与文明对话。儒家人文精神正是我们进行广泛的文明对话的精神依据之一。健康的“全球化”，决不是以一种语言，一个地域的习惯、一种思考方式，甚至一个国家、一个阶层的利益来宰制一切。各种文明，各种精神资源，各种宗教，各种语言，各种知识都可能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成素。我们尤其要了解东亚地区的内在的能力，没有必要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特殊的东西奉为圭臬，奉为必须效法的普遍的、绝对的标准。
我们有自己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而且非常了不起。只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践踏，使之暗而不彰。我想，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重新认识并拥抱自己的文明传统，从而积极地回应、参与广泛的文明交流与对话。
注释：
[1]分别见《殷虚文字乙编》和《卜辞通纂》。
[2]分别见《尚书》中的《洪范》、《泰誓》、《康诰》、《大诰》和《诗经·大雅》中的《荡》篇、《烝民》篇。
[3]《礼记·乐记》。
[4]《论语·八佾》。
[5]《论语》中的《颜渊》、《述而》篇。
[6]《论语》中的《雍也》、《卫灵公》篇。
[7]参见孔汉思等：《全球伦理》，台北：雅歌出版社，1996年11月。
[8]《论语》中的《述而》、《雍也》篇。
[9]《论语》中的《八佾》、《季氏》、《泰伯》篇。
[10]《孟子·告子上》。
[11]《论语》中的《述而》、《子罕》、《宪问》篇。
[12]《荀子·王制》。
[13]《礼记·礼运》。
[14]《礼记·中庸》。
[15][16]《周易·系辞下传》。
[17]《周易·系辞上传》。
[18]《周易·贲·彖辞》。
[1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20]转引自颜泽贤：《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第107-108页。
[21]《朱子语类》，卷十五。
人文精神范文篇10
人文精神，是指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关注人存在的意义、尊严、价值、道德、文化传统，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等。
人文精神是人本教育的核心。人本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视人格完善为教育的终极目标。突出人文科学的价值，将人文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全部过程中，使整个教育人性化、人格化、个性化。强调学生自己去思考、感受和发现，自己体会人生哲理和文化价值；强调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重视学习者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及发展潜能。鼓励学生自己求知、自己探索、自己去澄清、判断价值，从探索和澄清中获得知识和成就感。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相互尊重、相互接纳、相互关怀。在人本主义教育内涵中，不仅强调自我意识的完善，并且倡导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自然，培养学生能够与他人合作，有效交流、和谐共处。
现代课程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淡化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加关注学生的生活态度，对人和事物的情感意向和价值取向，以及宽容乐观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人文精神是由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其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2.在美术教育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不断发现自己、不断发展自己。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他自己，寻求一种“个体的真实性”，以达到美术学习与个性培养并行和谐的发展。使学生认识生存的意义，珍视生命，热爱生活。
3.通过营造宽松、民主，有利于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与学习氛围，形成尊重、关心、友善、合作、分享等人文素养。丰富学生的情感和精神追求，促进个性的完善与身心和谐发展。
二、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美术课程标准关于课程性质的一段表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将美术课程定性为“人文性质”。
如果说自然科学更关心物，人文科学则更关心人。所谓人文性涉及人的生存意义、尊严、价值、道德、文化传统，知、情、意、人格都是其中的内涵。人文性更多地是由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所体现出来的。
美术作为人文科学的核心之一，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人的理想、愿望、情感、意志、价值、道德、尊严、个性、教养、生存状态、智慧、美、爱、自由等人文特征都内蕴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艺术家所创造的美术作品中。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美术知识、技能与人的情感、价值观、人类的变化、个性、生存状态等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同时，美术课程所阐述的“基本理念”更是从人文教育出发，从不同侧面，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
1.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能力，为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使学生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
2.发挥美术特有魅力，使课程内容适应不同学生的情意和认知特征，使课程内容呈现方式和教学方式活泼多样，丰富多彩，并强调美术与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学习美术兴趣。
3.扩展学生美术文化视野，增强爱国主义情怀，树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
4.保护学生独特的个性，并给予学生发挥个性的空间，开发学生创造潜能，发展综合实践能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培养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帮助学生学会自我反思、自我评价，从而形成健康向上的心理—为促进学生发展而进行评价。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新课程带给美术教学最根本的变化将是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美术学习方式的变化，从而使美术学习变得更加轻松、更加丰富多彩、活泼多样；使美术学习密切联系个人成长环境，联系学生生活经验；使美术学习吸收人类历史文化营养，紧密联系人类生活、人类情感、人类变化…三、美术教学与人文精神的培养
1.联系学生生活经验，体验生活的乐趣
美术课程是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线索来组织学生学习的，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一、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是指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关注人存在的意义、尊严、价值、道德、文化传统，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等。
人文精神是人本教育的核心。人本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视人格完善为教育的终极目标。突出人文科学的价值，将人文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全部过程中，使整个教育人性化、人格化、个性化。强调学生自己去思考、感受和发现，自己体会人生哲理和文化价值；强调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重视学习者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及发展潜能。鼓励学生自己求知、自己探索、自己去澄清、判断价值，从探索和澄清中获得知识和成就感。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相互尊重、相互接纳、相互关怀。在人本主义教育内涵中，不仅强调自我意识的完善，并且倡导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自然，培养学生能够与他人合作，有效交流、和谐共处。
现代课程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淡化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加关注学生的生活态度，对人和事物的情感意向和价值取向，以及宽容乐观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人文精神是由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其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2.在美术教育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不断发现自己、不断发展自己。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他自己，寻求一种“个体的真实性”，以达到美术学习与个性培养并行和谐的发展。使学生认识生存的意义，珍视生命，热爱生活。
3.通过营造宽松、民主，有利于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与学习氛围，形成尊重、关心、友善、合作、分享等人文素养。丰富学生的情感和精神追求，促进个性的完善与身心和谐发展。
二、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美术课程标准关于课程性质的一段表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将美术课程定性为“人文性质”。
如果说自然科学更关心物，人文科学则更关心人。所谓人文性涉及人的生存意义、尊严、价值、道德、文化传统，知、情、意、人格都是其中的内涵。人文性更多地是由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所体现出来的。
美术作为人文科学的核心之一，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人的理想、愿望、情感、意志、价值、道德、尊严、个性、教养、生存状态、智慧、美、爱、自由等人文特征都内蕴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艺术家所创造的美术作品中。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美术知识、技能与人的情感、价值观、人类的变化、个性、生存状态等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同时，美术课程所阐述的“基本理念”更是从人文教育出发，从不同侧面，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
1.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能力，为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使学生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
2.发挥美术特有魅力，使课程内容适应不同学生的情意和认知特征，使课程内容呈现方式和教学方式活泼多样，丰富多彩，并强调美术与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学习美术兴趣。
3.扩展学生美术文化视野，增强爱国主义情怀，树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
4.保护学生独特的个性，并给予学生发挥个性的空间，开发学生创造潜能，发展综合实践能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培养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帮助学生学会自我反思、自我评价，从而形成健康向上的心理—为促进学生发展而进行评价。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新课程带给美术教学最根本的变化将是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美术学习方式的变化，从而使美术学习变得更加轻松、更加丰富多彩、活泼多样；使美术学习密切联系个人成长环境，联系学生生活经验；使美术学习吸收人类历史文化营养，紧密联系人类生活、人类情感、人类变化…
三、美术教学与人文精神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