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论文范文10篇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篇1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视野虽然扩大了研究政治社会的眼界,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会认识眼界引向阶级社会的历史最深处,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产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重视阶级斗争的政治,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背景原因,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危机日益尖锐化起来,欧洲整个大陆无产阶级参与革命的斗争形势逼近,使自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一边的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方面来,以研究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及其本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为主要使命,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就是直接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而创作的。然而,从他们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看,始终是把人类社会当做历史的整体的。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个大家所熟知的关于什么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定义,就明确地肯定了他们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承认人类社会形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整体历史过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几个时代。资产资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又是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第32―33页)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总原则,来撰写伟大的《资本论》的。

尽管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也没有忘记有关原始社会的论述。但是,在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尚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轻易作出结论,宁愿等待事实的到来,也不愿作出任何武断的猜想,像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9](第186页)然而,“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9](第193页)。只有当他们确信,摩尔根科学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之后,他们才明确宣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有文字以来的全部文明史的内容。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同时,又确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的暂时性,这就等于历史的逻辑上告诉人们,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政治,只能是“社会政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论战中谈到了“非政治国家”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非政治国家”、“半国家”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就是彻底消灭国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社会”之后,必然有一个“社会政治”的到来。完全的“社会政治”的到来,是以全面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彻底消灭阶级统治及其遗留为基本前提的。自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为其社会历史条件的。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内蕴不仅包括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包括实现社会政治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高度社会化。阶级社会的政治是高度国家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高度社会化。当然,实现完全社会政治,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旧制度在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遗留,还将长期影响着人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提高,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这样的任务就更加艰巨、困难、长期。邓小平在总结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水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政治”的境地,但开始了走向“社会政治”的新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如果不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不可能同列宁、曾经反复指出过的那种“旧政治”划清界线,就不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不可能在实践中严格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与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果不认识到实现“社会政治”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历史过程,那就要在政治上犯超越历史、脱离实际的急性病,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走向“社会政治”的独特历史阶段。

三、什么是“社会政治”?

“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政治观的基础上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总体上说,“社会政治”就是指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剥削阶级国家政治的对立物,是相对于“政治社会”而言的。它要求将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下,逐步回到社会之中;在使社会的经济、文化权利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的社会化,实现社会利益关系调控机制的程序化、科学化和公众化。一句话,“社会政治”即社会化的政治。原来意义上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手段,要进历史博物馆。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们自觉地养成了共同约定俗成的社会政治纪律和公共道德规范。对极少数违规者,社会实行“强制”措施,已不是现代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性的权威机关虽仍然必要存在,但同国家强力机关比照,从内容到形式有本质性的差异,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式,它是人类更为高级的新型政治制度文明。尽管人类达到这种政治生活境地的历史发展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应该被看成是实行新型的“社会政治”的起点,哪怕是最初的起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应该属于这种新型政治文明的开端。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白地指出,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权力,是一种消灭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过渡性政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旧式国家制度。

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联用,所表达的含义在现有的各种辞典中难于找到一种现成的答案。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2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必然要消亡,代之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所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中,借用摩尔根的一段话,表达了关于资本主义后社会的政治生活设想。[7](第178―179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同孔德、斯宾塞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不同,前者是旨在研究从阶级转向无阶级条件下,消灭阶级的历史过程中和阶级消灭之后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特点就是政治通过社会关系直接表现出来;而后者,则是把阶级社会作为一般社会,即研究抽象性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而使阶级的政治关系抽象化、表象化。政治社会学理论在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社会与政治在形式上出现分离的情况下,提出强调分析政治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行的社会条件,认识各种政治现象所必然依存的社会关系,从而扩大了观察政治的视野,对传统政治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新的进展。但是,由于他们是打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的旗号来研究阶级政治问题的,从而导致他们抹杀和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用所谓“一般的社会关系”冲淡和掩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从而使19世纪西方政治社会学思潮在方法论上具有虚伪性,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的现代政治社会学说,虽然从社会实证方面对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研究有了一定的推进,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素描与分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直接影响到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的意义上讲,它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显然起着消极被动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政治问题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更不能把我们论及的关于“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视同于西方政治社会学。如果我们不对其从立场、观点、方法上作原则的区分,那就很容易使两种政治观点相混淆。因此,在研究到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政治观时,一定要注意把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理论加以区别。

四、“社会政治”的历史实证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看,他们强调了对政治现象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必然集中地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体现在国家政权最终归宿于谁的问题上,服务于谁。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关系,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根本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雇佣劳动制成为了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基本经济形式,“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6](第744―745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石。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仅是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的政治而言的,而且还适用于无阶级社会条件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后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必然要逐步回归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就考虑过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几点:

第一,“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6](第55页)。因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6](第55―56页)“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6](第58页)因此,“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6](第58―59页)这就是工人阶级所独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府。第二,马克思以现实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眼光,指出,巴黎公社所体现的这些根本原则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他在驳斥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种种攻击的言论时非常清楚的告诫人们:“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6](第60页)这就是说,巴黎公社所创造出来的那些体现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要求与愿望的人民权力,并不能单凭革命的热情与愿望在一个早晨就能实现的,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更高于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公社所体现的那些基本的原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创造过程,需要对环境和人的改造过程才能实现。马克思的这种对待巴黎公社原则的远大而求真务实的历史眼光,被目光短浅的人们所忽视。那些在革命暂时受到挫折或者资产阶级一时得势时而产生动摇的人们,认真地读读马克思128年前讲明了的这些话吧。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为什么应该采取实际的步骤来逐步实现向社会政治的高级阶段过渡,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就是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6](第341页)。无产阶级决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3至于什么是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怎样建立这种新型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或者“非政治国家”(恩格斯语),这当然是一个需要靠后人的实践来解决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捍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如何正确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在一个早晨消灭国家,而是通过“社会国家”和“走向社会政治”,实行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基本思想缺乏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因而长期在政治策略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五、结论: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需要逐步发展和进行有效积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也同样是逐步地建设和自觉的积累过程,而且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沿着发展“社会政治”的方向,进行新政治生活的建设与积累,是社会主义政治形成的必须自然历史阶段。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提出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制定出一整套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是邓小平和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中国共产党。

注释:

1卢梭最初写作《社会契约论》,后将书名改为《论政治社会》,再改为《社会契约论》。现在的《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副标题:“一名:政治权利的原理”在《日内瓦手稿》本曾作过多次修改,初是《论国家的体制》,后改为《论政治的形成》,再改为《论共和国的形成》,最后在正本中定为《政治权利原理》(参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6页译注)。他在正文中称:“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9页)。

2据查,在圣西门逝世后的第七年,即1832年2月13日,《地球》杂志发表了名叫乔西安尔(圣西门的信徒)的一篇论文,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文为socialisme)这个新词汇;次年,在英国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出现了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1834年,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发表了《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3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但是,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了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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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俄]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篇2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罡叨罟愕囊恢帧?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摇?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右八淙焕┐罅搜芯空紊缁岬难劢?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崛鲜堆劢缫蚪准渡缁岬睦纷钌畲?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运凳俏颐橇饺说摹ㄎ镏饕宓睦费芯克贸龅慕崧劾床髂Χ难芯砍晒?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止ぁ⒉柯渌兄频萚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重视阶级斗争的政治,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背景原因,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危机日益尖锐化起来,欧洲整个大陆无产阶级参与革命的斗争形势逼近,使自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一边的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方面来,以研究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及其本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为主要使命,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就是直接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而创作的。然而,从他们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看,始终是把人类社会当做历史的整体的。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个大家所熟知的关于什么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定义,就明确地肯定了他们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承认人类社会形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整体历史过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几个时代。资产资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又是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第32—33页)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总原则,来撰写伟大的《资本论》的。

尽管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也没有忘记有关原始社会的论述。但是,在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尚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轻易作出结论,宁愿等待事实的到来,也不愿作出任何武断的猜想,像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9](第186页)然而,“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9](第193页)。只有当他们确信,摩尔根科学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之后,他们才明确宣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有文字以来的全部文明史的内容。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同时,又确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的暂时性,这就等于历史的逻辑上告诉人们,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政治,只能是“社会政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论战中谈到了“非政治国家”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非政治国家”、“半国?摇币约肮膊饕迳缁岬耐耆庖迳系拿裰骶褪浅沟紫鸸业鹊取U饩褪撬?在“政治社会”之后,必然有一个“社会政治”的到来。完全的“社会政治”的到来,是以全面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彻底消灭阶级统治及其遗留为基本前提的。自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为其社会历史条件的。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内蕴不仅包括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包括实现社会政治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高度社会化。阶级社会的政治是高度国家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高度社会化。当然,实现完全社会政治,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旧制度在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遗留,还将长期影响着人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提高,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这样的任务就更加艰巨、困难、长期。邓小平在总结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水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政治”的境地,但开始了走向“社会政治”的新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如果不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不可能同列宁、曾经反复指出过的那种“旧政治”划清界线,就不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不可能在实践中严格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与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果不认识到实现“社会政治”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历史过程,那就要在政治上犯超越历史、脱离实际的急性病,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走向“社会政治”的独特历史阶段。

三、什么是“社会政治”?

“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政治观的基础上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总体上说,“社会政治”就是指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剥削阶级国家政治的对立物,是相对于“政治社会”而言的。它要求将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下,逐步回到社会之中;在使社会的经济、文化权利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的社会化,实现社会利益关系调控机制的程序化、科学化和公众化。一句话,“社会政治”即社会化的政治。原来意义上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手段,要进历史博物馆。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们自觉地养成了共同约定俗成的社会政治纪律和公共道德规范。对极少数违规者,社会实行“强制”措施,已不是现代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性的权威机关虽仍然必要存在,但同国家强力机关比照,从内容到形式有本质性的差异,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式,它是人类更为高级的新型政治制度文明。尽管人类达到这种政治生活境地的历史发展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应该被看成是实行新型的“社会政治”的起点,哪怕是最初的起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应该属于这种新型政治文明的开端。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白地指出,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权力,是一种消灭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过渡性政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旧式国家制度。

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联用,所表达的含义在现有的各种辞典中难于找到一种现成的答案。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2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必然要消亡,代之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所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中,借用摩尔根的一段话,表达了关于资本主义后社会的政治生活设想。[7](第178—179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同孔德、斯宾塞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不同,前者是旨在研究从阶级转向无阶级条件下,消灭阶级的历史过程中?徒准断鹬蟮纳缁嵊胝蔚墓叵?这种关系特点就是政治通过社会关系直接表现出来;而后者,则是把阶级社会作为一般社会,即研究抽象性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而使阶级的政治关系抽象化、表象化。政治社会学理论在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社会与政治在形式上出现分离的情况下,提出强调分析政治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行的社会条件,认识各种政治现象所必然依存的社会关系,从而扩大了观察政治的视野,对传统政治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新的进展。但是,由于他们是打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的旗号来研究阶级政治问题的,从而导致他们抹杀和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用所谓“一般的社会关系”冲淡和掩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从而使19世纪西方政治社会学思潮在方法论上具有虚伪性,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的现代政治社会学说,虽然从社会实证方面对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研究有了一定的推进,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素描与分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直接影响到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的意义上讲,它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显然起着消极被动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政治问题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更不能把我们论及的关于“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视同于西方政治社会学。如果我们不对其从立场、观点、方法上作原则的区分,那就很容易使两种政治观点相混淆。因此,在研究到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政治观时,一定要注意把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理论加以区别。

四、“社会政治”的历史实证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看,他们强调了对政治现象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必然集中地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体现在国家政权最终归宿于谁的问题上,服务于谁。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关系,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根本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雇佣劳动制成为了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基本经济形式,“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6](第744—745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石?5庵皇锹砜怂贾饕逭喂鄣囊桓鲋匾姆矫妗N颐侵?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仅是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的政治而言的,而且还适用于无阶级社会条件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后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必然要逐步回归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就考虑过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几点:

第一,“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6](第55页)。因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6](第55—56页)“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6](第58页)因此,“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6](第58—59页)这就是工人阶级所独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府。第二,马克思以现实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眼光,指出,巴黎公社所体?值恼庑└驹虻氖迪?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他在驳斥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种种攻击的言论时非常清楚的告诫人们:“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6](第60页)这就是说,巴黎公社所创造出来的那些体现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要求与愿望的人民权力,并不能单凭革命的热情与愿望在一个早晨就能实现的,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更高于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公社所体现的那些基本的原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创造过程,需要对环境和人的改造过程才能实现。马克思的这种对待巴黎公社原则的远大而求真务实的历史眼光,被目光短浅的人们所忽视。那些在革命暂时受到挫折或者资产阶级一时得势时而产生动摇的人们,认真地读读马克思128年前讲明了的这些话吧。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为什么应该采取实际的步骤来逐步实现向社会政治的高级阶段过渡,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就是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6](第341页)。无产阶级决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3至于什么是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怎样建立这种新型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或者“非政治国家”(恩格斯语),这当然是一个需要靠后人的实践来解决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捍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如何正确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在一个早晨消灭国家,而是通过“社会国家”和“走向社会政治”,实行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基本思想缺乏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因而长期在政治策略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五、结论: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需要逐步发展和进行有效积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也同样是逐步地建设和自觉的积累过程,而且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沿着发展“社会政治”的方向,进行新政治生活的建设与积累,是社会主义政治形成的必须自然历史阶段。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提出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制定出一整套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是邓小平和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中国共产党。

注释:

1卢梭最初写作《社会契约论》,后将书名改为《论政治社会》,再改为《社会契约论》。现在的《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副标题:“一名:政治权利的原理”在《日内瓦手稿》本曾作过多次修改,初是《论国家的体制》,后改为《论政治的形成》,再改为《论共和国的形成》,最后在正本中定为《政治权利原理》(参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6页译注)。他在正文中称:“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9页)。

2据查,在圣西门逝世后的第七年,即1832年2月13日,《地球》杂志发表了名叫乔西安尔(圣西门的信徒)的一篇论文,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文为Socialisme)这个新词汇;次年,在英国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出现了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1834年,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发表了《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3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但是,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了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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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俄]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篇3

现实世界中的事实和世纪性的巨变使许多人调整或改变自己的信念，但它们对思想者和理论家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古特曼(AmyGutman)在一本名为《自由主义的平等》(LiberalEquality)的书中说，密尔(J.S.Mill)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比当时的资本主义优越得多，但是又坚持认为，它不如良序的自由事业制度，即是说，如果资本主义搞好了，那它是比不上的。作者还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指出现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分配不公正，以及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影响，而自由主义者则援引现今社会主义国家的记录，指出它们系统地损害了最基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作者的看法是，对于两种制度的理想状况而言，现实社会中的直接证据既末提供证明，也未予以否证。①

英国政治理论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G．A.Cohen)在题为《社会主义和公有不可分吗》(IsSocialismInseparablefromCommonOwnership的小册子中说：“就‘社会主义’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理想名称，值得人们为之献身这一点而言，社会主义要求基本境况的平等……本世纪人们想用某种更好的东西来取代私有制，这种尝试遭到了大规模的失败，但这并不构成放弃社会主义信念的原因。从历史的视野看，社会主义是年轻的运动，它太年轻了，因此现在还不是抛弃这种信念的时候。”[2]

对于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理论家来说，对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还可以问：“它是暂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能在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道理，更加符合正义与人性，那么，人们终究会回过头来拥护社会主义。

这一问题的急迫性，不仅出于现实，同时出自思想理论层面。

因为诺齐克(RobertNozick)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StateandUtopia)一书似乎对自由经济制度作了雄辩的捍卫，对社会主义的，甚至一般自由主义的平等原则作出强悍的攻击。柯亨回顾说，在1972年之前，他还从未遇到过他没有现成答案可以应付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批评，但当他读到诺齐克的论证(以后完整地表述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时，他受到了冲击，感到不安和焦虑，似乎从教条的社会主义迷梦中惊醒。[3]

柯亨感到需要有人挺身而出，跃马横刀，正面截击诺齐克。于是写了一系列论文，这些写于苏东巨变前后的论文于1995年以《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Self-ownership,Freedom,andEquality)为名结集发表，它反映了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也是本世纪末历史性事变在理论上的反映。柯亨紧紧抓住“自我所有”(seIf—ownemhip)这个概念做文章，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洞见和勇气。第一，“自我所有”这个主张，是诺齐克捍卫私有制，以自由的名义攻击平等的出发点，而它对所有的人都显得十分自然、具有魅力、无可辩驳；第二，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把私有制的批判建立在认可“自我所有”的基础上，原来，资本主义的死敌在攻击资本主义时，却依靠了它的前提，你看要命不要命?追根溯源，是洛克(JohnLocke)的《政府论》(TwoTreatisesofCivilGovernment)下篇中最早使用“自我所有”这个概念：每个人拥有自己、自己的身体、劳动和力量，这是只属于自己，而不属于他人的权利；除非得到本人同意，其他人不能对他有权利；当一个人把属于自己的劳动和力量施之于自然无主状态的事物，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与对象相结合，从而使之成为属于自己?乃接胁撇；诖耍灯肟颂岢隽怂拿裕骸叭魏味鳎灰浅鲇谡钡那榭觯谜钡姆绞降玫剑旧砭褪钦钡摹！闭照飧龅览恚灰低品接校敌泄膊土云降戎敌性俜峙洌彩遣徽宓模蛭庋銮址噶烁鋈说恼比ɡK钥潞嗳衔谂灯肟四抢铮晕宜谐闪说贝炊握苎У幕＂?/P>

柯亨这样解释和评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当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时，他把劳动力买卖双方的关系看成和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关系是一样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成为自己所得，另一部分为资本无偿占有。“马克思说，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偷走东西，只有那个东西正当地属于他才会发生。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批判蕴含着，工人是自己劳动时间的正当拥有者：是他，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人，有权决定对这劳动时间的处理。但除非工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理他的劳动能力，他就不会有此权力……但马克思主义者未能想过，只有认为同样的道理普遍适用，工人才是自己力量的恰当拥有者。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依赖于这一命题：人们正当地拥有他们自己的力量，此命题就是自我所有这一主张……”[5]

事关重大，必须对“自我所有”动脑筋、下功夫。当然，能彻底批驳、全然否定最好，这就把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连锅端了。不过，柯亨毕竟有一份清醒，他知道连根铲除“自我所有”是办不到的，于是，他的战术迂回曲折，他的主张也有发展变化。《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的内容基本是由柯亨以下三个论证所组成的。

论证一承认自我所有，但得不出私有财产台法和不平等的结论

柯亨和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类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私有制并不是人类诞生时就存在，生活、生产必需的外部资源必定是从不为私人所有变成为私人所有。

现在的问题是，诺齐克所赞成的、完全自由主义式的私有财产的形成过程是否合理?洛克从自我所有的概念出发，对私有财产的最初形成的合法性作了这样的说明：一个人只要将自己的劳动掺入自然存在的事物中，并留下了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别人，并且不浪费自己取得的东西，他就拥有了那些东西。柯亨同意诺齐克对这个原则的改造，因为是否浪费，是否留下同样好而且充足的东西给别人难于定义和说明。因此，占有无归属的自然物品的合法性，就看这种占有是否恶化了其他人的处境。

注意，柯亨并不是一般地阐述问题，而是和诺齐克论战。关键的地方是，柯亨指责诺齐克把洛克的限制性条件“处境没有变差”大大弱化了。诺齐克设想的情况是，如果某件物品不属于任何人，为大家公用，这时人将其据为己有，如果这一举动并未使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比它仍为公用时差，那么此人的占有就是合法的。柯亨追问说，为什么只假设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只与假定它仍为公用相比，为什么回避其他可能?诺齐克的诡辩就在这里，如果与其他假设情况相比，由于此人的占有而使别人受损立刻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为简化起见，设想一个两人世界，A与B在其中公用一切外部资源，A的收获为m，B的获得为n。当公有变为私有时，A占有全部土地，A获得了m十q，B获得了n十P，这里q＞F（大于或等于）0，这里多出来的p十q是由于A善于组织劳动，A与B有了新的分工而产生的。

如果不考虑B因为要听从A的分配变得不如从前自由，那么，照诺齐克的标准，A的占有是合法的，因为B并没有比如果资料公鹦鼯学舌时少得。这个模式足以为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资本主义并未使无资本者过得比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更差，他们当然有所失，比如自由，但他们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机制中得到的则更多。除非无产者生活得比假如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更糟，否则他们没有理由抱怨，没有理由废除这个制度。[6]柯亨的辩驳是，让我们考虑假如A未占有另外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不是继续共有，而是B占有。如果B的才干与A相当，那么他现在的所得就是n十q，A的所得则为m十P，万一B比A更能干，那么B的所得将是n十P十s，A所得是m十q十r，这里r和s均大于0。拿这和A占有的情况相比，B显然因为A的占有而受到了损失。只有在B的组织才能不如A的情况下，A与B的收获才是m和n。⑦

诺齐克和柯亨分别假设了两种不同的情况，这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思路，甚至可以说是两种阶级立场。这就好比一个老板雇了个伙计，老板的逻辑是，虽然我拿得比你多，但如果我不雇你，你的日子会更糟。而柯亨替伙计设计的道理是：怎么这么比，为什么不和假如我是老板，你是伙计比?但柯亨忽略了一个问题：谁承担风险?正常情况是，如果有亏损，老板仍需付给伙计同样的工资，损失将由他承担。

柯亨的上述假定和分析，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有一个明显漏洞(我真不知道它怎么会竟然发生)，在B占有的情况下，若B的才干不如A，情况不止柯亨设想的一种。总收获量当然会小于A占有时的m十n十P十q，可能是m+n，这和原先公有时一样，A、B所得分别为m和n，但也可能更糟，总收获量小于m十n，这时B必须照约定仍给A的m十P，而自己仅得n—P。n—P这个数值可能接近于0，甚至等于0，若小于0，则意味着B付不出他应当给A的m+n。经营者有赔老本的危险，这一点，柯亨是避而不谈的。

实际情况当然比以上简化模式复杂得多，有两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第一，如果A的占有不是靠暴力的强迫，那么B的所得不应由A单方面指定，而是商议之后B同意接受；第二，可以设想人们轮流占有，而各人所得有多有少，经过一番优胜劣败的竞争，最后的关系稳定在最优化的组合上，即每人所得都比以前多。最后的结果当然不会平等，但考虑到风险、才干和运气，要证明它不合理和不正义会比柯亨设想的困难得多。

论证二平等和自由相容

上一论证是驳议，说明以自我所有为前提，推导出财产的私人占有(它将导致不平等)的合法性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个论证是要正面说明自我所有(在目前的语境下即自由)与平等并不矛盾，现在作出一种回应，即认为与诺齐克所说的相反，自我所有与条件平等相容，因为诺齐克所辩护的不平等依靠把自我所有和对于外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原则连接在一起。但是，如果自我所有和对于世界的合作所有联系在一起，它产生不平等的倾向就可以消除。[8]柯亨的论证方法是设计出一个两人世界，在这个体制下，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同时合伙性地共同拥有一切外部资源。

在这个两人世界，Able能生产出生活所需品，以及更多的物品，而Infirm则什么也不能生产，但因为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资源都为两人合伙共有，因此Infirm虽然在生产活动中不能起正面作用，却拥有否决权。柯亨排列出一切可能情况，其中与目前的论证有关的是第四种：Able能生产超过两人所需的东西，但对于超出生活必需的那一部分如何分配，不能由他说了算，如果在这一点达不成协议，结果是不生产，两人都饿死了；以及第五种：Able不但能生产多余的东西，而且其生产数量也可调节，这时，两人不但对如何分配，而且对生产多少都必须共同商量，取得一致。⑨

由于两人都是自利但又是理性的，因此这个体制能够维持下去。这里的要点是，虽然东西全是Able生产的，但这一点与他能得多少无关。Infirm只控制了生产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他对如何使用土地可以投反对票)，Able控制了两个条件，但他并没有在两人的讨价还价的协商中占便宜，这种合作所有阻止了能干的一方由于多劳而多酬，往后可能发展出的差距和不平等也无从谈起。[10]柯亨现在可以说：看，我就是能设计出一种体制，人们虽然在其中自我所有，但只要生产资料是合作共有，就可以避免不平等。

对此，人们自然会有强烈的反应：这算什么自我所有?坚持合作所有，就达不到自我所有的目的和效果，如果没有别人的同意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这还能算我拥有我自己?Able和Infirm难道不是不仅共同拥有世界，实际上也相互拥有了吗?这说明对外部资源的平等拥有，会使自我所有无效，或者说使自我所有仅仅在形式上存在。它并没有被消灭，但是没有用处。就像你有一个拔塞器，但从不让你有机会靠近酒瓶一样。[11]

这个反驳看来是致命的，但柯亨自有应对之道，他甚至还在等待着这样的驳话。他说，我所设计的体制中，自我所有确是形式上的，但我现在是和诺齐克辩论，为了辩论的目的，这一点却足够了。

你诺齐克不也是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第三章，设想了一个不幸的无产者Z吗?他只能在要么把自己的劳动卖给资本家，要么饿死之间作选择。你说Z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自由的、自我所有的，但那不照样仅仅是形式，他的别无选择不是同样说明他拥有的自由派不上用场，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12]柯亨说，诺齐克在辩论中面临一种两难推理困局：他要么收回自己的断言：资本主义的自由是货真价实的；要么承认自由可以与平等不冲突，因为在Able和Infirm的两个世界中，Able的自我所有至少有诺齐克书中的Z那么充分，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产生不平等。[13]

柯亨在论证二的结尾处说，其实，他相信大家都希望Able和Z有更大的支配权，社会主义者向往的模式不能是这个论证中的那种合作共有。他真正想说明的是，诺齐克的那种自我所有并没有多么特别的吸引力，而社会主义者也应该追求另一种平等，它比合作所有更有利于人们的自主(autonomy)。[14]

由于柯亨第二个论证的论战色彩太浓，因此没有必要作认真辩析，但有必要指出以下两点：第一，读者中的大多数并不一定站在诺齐克或柯亨一边，你把诺齐克迫得说不出话，并不会使人信服你的立场，别人很可能认为，你和诺齐克的自由都不是真自由；第二，不论从柯亨的个人政治哲学信念看，还是从人类一直抱有的希望看，正面解决自由能否与平等相容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就算柯亨真正将了诺齐克一军，人们充其量认为他在辩论上占了便宜，但同时会产生另一印象；二者的融洽确实难于做到，这对柯亨的基本信念相当不利。

论证三质疑自我所有原则：它真是那么好吗?

柯亨在论证和论战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向自我所有这个主张本身发起攻击，太有必要了。但他同时又清醒地看到，正面批驳它不会成功，于是退而求其次：减少它的魅力。“另一种反对的方法是表明，自我所有不同于它所混淆的其他条件，它用这些条件来说明了一些对它有利的东西。这并没有驳斥自我所有这个主张，我认为它是不能驳斥的，但若我的论证有理，能减少这个原则的魅力，使许多人不在忠实于它。”[15]这就是柯亨在论证三中采取的策略。

柯亨说，诺齐克式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如果否定自我所有原则，就相当于全部或部分地许可奴隶制度，就会限制人们的自主，就会把人仅当成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柯亨分别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和前面一样，柯亨仍然以诺齐克为假想敌进行论战。

在柯亨看来，诺齐克式的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所有原则，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属于自己，因此没有义务为他人服务和生产。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诺齐克认为，强制性、非契约性地(即不是个人自愿地)为他人尽义务，就是剥夺了一部分人的自我所有给别人，实质上就是程度不等的奴隶制，比如在福利国家中对富人征高额税以帮助穷人，就是变相的、程度较低的奴隶制，因为国家剥夺了本来属于个人自己的东西。

柯亨首先争辩说，强制有程度的不同，不能把强制一概而论说成和奴隶制一样。比如，一个人明明无罪，但被强力拘禁了五分钟，这与长期监禁有巨大分别。长期监禁决不合理，但有时为了社会秩序短期拘留一个无罪的人，却是合理的。重新分配式的征税决不像诺齐克说的那样，是和奴隶制一样的强制劳动。”他然后引证雷茨(JosephRaz)的例证说，如果一个人X不是出于契约要给Y做事，由此并不能得出，别人就像奴隶主一样地支配了X的劳动。

比如，如果我的母亲病了，我应当帮助她，但这并不是说她可以像奴隶主一样不受限制地支配我的劳力。“总之，我们可能都有彼此间的强制性义务，这并不蕴含着任何人有支配任何人的奴隶主般的权利。确实，这种义务构成了再分配国家的规范性本质，在这样的国家里，在某些方面没有自我所有，但也没有奴隶和奴隶主那样的关系。”[17]

接下来，柯亨批驳把自我所有等同于自主的主张。他说、在目前的语境中，自主指人的一系列选择，但它是一个程度问题：[18]

所以应当这么表达：在普遍、完全的自我所有之下比在其他情况下有更多的自主。但也有充分理由假设，至少，在一个人们的才能不同的世界里，自我所有是敌视自主的。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自我所有所授权的自我追求会产生无财产者，他们的生活前景太受限制，不能享受对自己生活的实质性控制。因此，如果每个人都要享受合理程度的自治，就有必要对自我所有加以限制。即使在个人才能相等的世界，自我所有也不能佼自主达到最高程度……在很多情况下，一些人，甚至所有人的自主要小于那些自女所有受到某种限制的人。如果我们之中没有人有权利做某些事，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在自主方面受益。

柯亨论述的第三方面是反驳把自我所有等同于不把人当工具，他所针对的是诺齐克的这个断言，他所肯定的权利反映了康德的基本原则：个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意、不能牺牲他们，或用他们来达到其他目的。柯亨说，康德的原则并不蕴含自我所有原则，这个原则也不蕴含康德的原则：[19]

国家通过税收强制身体好的人生产多于他们需要的东西以维持身体不好的人的生命，否则他们会死，这是反对了自我所有原则，因为自我所有蕴含着，人没有这样的义务，不是基于契约让别人用你的力量……但是，反对自我所有，我又是忠于康德的原则。因为，虽然我认为身体好的个的劳作应当作工具使用，如果必要可违反他们的意志，以便让不幸的人得到供给，这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不关心身体好的人。除了别的，我可以认为，他们应该提供所说的服务，仅仅因为我也相信，这样做并没有损害他们的生活，因此，抛弃自我所有并没有抛弃康德的原则，可能肯定康德原则而抛弃自我所有。

反过来说，肯定自我所有而抛弃康德原则也是成立的，因为遵奉自我所有的权利并没有蕴含着我对其他人的态度，但康德关于对待他人像目的的教导，一定包含着以特定态度对待人的要求。

比如，对于服务员，我与他的关系只是接受他的服务，即把他当手段，但我也尊重他的自我所有权利。当他晕倒在地时我可以不去救助他，继续把他当工具(若当目的则必须救助)，这并没有侵犯他的自我所有权。”

在这三个方面的论证中，柯亨的论点和论据都有可商榷之处。

我们暂时不这么做，只对他的基本思路提出质疑：就算你证明了自我所有并不是那么好，那又怎样呢?不是极好就一定是不好吗?怎么不研究一下，万一没有自我所有情况又会怎样呢?固然，在柯亨看来，自我所有不怎么高尚，它不强调利他、助人的一面，但保障每个人固有的东西不是更基本吗?柯亨主张，为了弱者的利益可以部分地侵犯、剥夺强者的自我所有，照这个逻辑，只要没有致命危险，我们是否可以强使正常人分一只眼睛给双目失明的人，强使人把部分器官捐献出来?

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给人们的最大教益是，一样东西的重要性，不一定在于有了它情况会多好，而在于，一旦没有它，情况会多糟。与自我所有相同的问题也可以问：民主有多好?你可以尽情退想极美极好的东西，指责自我所有离它甚远，但你那美好的东西一点基础都没有。二十世纪给人的另一最大教训是，当人们耽溺于最美好的向往时，最基本的东西反而被剥夺了。自我所有显然不能造就人间天堂，但如果切实尊重它，倒可以避免人间地狱。想一想本世纪几次最大的人类灾难属于哪一类，就可知此言不虚了。

结语

当我于1986年第一次到牛津时，我选听了柯亨主持的系列讲座。我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柯亨的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其特征是：为理论上自圆其说，不顾情理，不管实际。

其实，马克思本人就有这种特征，当他以黑格尔式的逻辑无情地演绎他的体系时，他没有考虑，为了平等而公有，当人们没有自己的东西，当人们不能把劳作和报酬直接挂钩时，他们还会有多少积极性；他也没有考虑，为强制推行平等把绝对权力赋予一个集团和一个人，他们是否靠得住?是否会产生权力的异化?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充分说明，以上两个问题是致命性的。

柯亨比马克思还进了一步(他在本书中指责马克思实际上不愿与资产阶级价值决裂，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考虑平等，而他宁愿在物质不足的情况下就谈平等。“就此而言，他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式的穷过渡型的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他实际上是在责难马克思：你反对资本(生产资料)私有，但又承认并坚决捍卫劳动的私有，岂不是双重标准?更彻底的逻辑是，要么全部公有，要么彻底私有。柯亨选择的是彻底反对私有，不留一点余地。这就有一个在情理上能否讲得通，在实际上能否行得通的问题。

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十分激进的革命口号：“剥夺剥夺者!”理由是他们非法占有了工人的劳动。柯亨对此还不满意：什么?你说剥夺了工人的劳动，难道这不是承认工人有自己私人的所有物：劳动?他担心，一旦承认人们拥有自己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合法增繁和转移，就会造成贫富差距，就会形成不平等。于是，他主张压抑和剥夺有才能者。这比马克思又进了一大步，马克思是主张剥夺现实的压迫者、剥夺者，因为他们造成了不平等的悲惨状况。柯亨则主张剥夺潜在的、有可能造成不平等的人，将不平等消灭于萌芽状态，不，比这更早，消灭于胚胎形成之际和形成之前。按照这个主张，当盖茨(BillGates)退学从事电脑开发和经营时，就要限他，甚至早在觉察到他有异常才能时，就要压抑他。他的智慧和于是他的自我所有，在柯亨看来是可以不受保护的，他关心的这智慧和才干有可能使其拥有者成为巨富，到头来不平等。但谁决定谁该受限制，限制到什么程度才会避免产生不平等呢?这能发生在一个能与奥威尔(GeorgeOrwell)的《一九八四》相媲美，类型有点差异的世界。这是一幅远比Able、Infirm的世界更不能受的可怕图案。

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思，《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的最后一章以沉痛的心情反省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但作者完全不谈失败的经验教训，完全不提这种失败早在哈耶克(FedrichA．vonHayek)的《通向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中就有精当的预言和透彻的分析。对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弦更张、更寻新路，他十分不以为然，他从左的方面质疑市场社会主义。他主张挖掘和发挥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因素：彻底斩断所得和贡献的联系。“马克思对按贡献所得的责难揭示了市场社会主义所得的结构的反社会主义(因为是资本主义)的特征。”[22]马克思批评按贡献所得的原则，因为它会产生不公正的不公等。[23]“马克思不怀疑，按贡献所得确实是资产阶级原则，它把一个人的才能当成是自然的特权。按贡献所得尊崇自我所有原则，再没有什么原则比这更资产阶级的了。哥达纲领批判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教训是，它一方面去除了由资本的不同所引起的收入不公平而同时保留了个人能力的不同所引起的收入不公正。”[24]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的命题/邓小平政治理论/超越政治解放

【正文】

1.邓小平如何提出问题？

1.1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超越是马克思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发现的重要关键点。在这一超越的理论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重要命题。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早期理论史上的一个支柱性的命题。“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会，使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类存在物的时候，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命题规定了1844年以后马克思的工作中心，构成马克思其后为中心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这一命题也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实践的历史内涵作了说明。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就是以实现对政治解放的扬弃和争取人类解放的目标为自身的历史规定性和主要哲学基础。

1.2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上，以否定政治解放，争取人类解放为旗帜的政治实践却显现出难以尽言的幼稚，在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上，屡屡出现悲剧式的扭曲。到20世纪晚期，邓小平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展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实践努力和理论努力时，所面对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验的严重不足，以及至少是形式民主意义上的民主传统的严重缺乏。在论及推进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使命时（注：关于政治制度改革，1979年邓小平的提法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在1977年到1982年间，邓小平稳定使用的范畴是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明确要改革的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范畴。1982年在所作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以及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邓小平的讲话中，正式使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件，邓小平的讲话和文章里，不再使用“政治制度改革”一语，对于处于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工业化初、中期进程中的中国来说，这一提法改变的理由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本文的表述，将在更接近邓小平原意的意义上主要使用“政治制度”这一范畴。），邓小平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在这里，邓小平以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责任心以及一种历史哲学家的忧思陈述着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悲剧性事实：当资本主义以“政治解放”的名义为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供的成果、特别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而以扬弃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却显得如此的不成熟，乃至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杠架中都已解决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还未能解决好。面对这一事实，邓小平给自己规定的政治实践努力和政治理论努力的使命是，在中国建立旧中国没有留下的、新中国建国后又没有自觉及系统地建立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他坚定地认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他以在战争年代就十分赞许他的那种“能吃夹生饭”的意志和魄力，矢志不渝地要啃下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这颗远未成熟、因而满带酸涩的果子，他坚信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建设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1.3“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中，是一套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新的话语系统，一套新的观察和说明框架，因为此前话语体系的中心词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专政。当然，这段时间里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式的“公开性”、“民主化”，但那是在西方形式民主的框架中所作的论说。在马克思政治理论史上，邓小平的努力是独创性，划阶段的。邓小平矢志于中国这样特殊的土地上，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历史进步的真正具有建设性价值的具体途径，因而，也在理论上探索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长期未能获得应有关切的民主政治的学理领域。

科莱蒂有一个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注：L.科莱蒂：《政治和哲学的对话》。载《新左派评论》第86期，1974年7～8月。）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实，因为由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已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批判，已在根本上建立起马克思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完整的论证逻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除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外，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长期处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视野之外，或以一种抽象、笼统的“已完成批判”的理由，以一种盲目自大的理论奢侈而弃之不顾。如果我们借用列宁的一种表述方法，把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完整的话语体系作为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那么，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观察则是小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大写字母的政治学体系，但长期缺少一个小写字母的政治学传统。

在苏联东欧政治剧变的时候，哈贝马斯写了一篇反思性的长文，其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传统，是左派要记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而海尔布隆纳早就有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如“自由”这样的主要战场上“打了败仗”（注：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110页。）。不得不承认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而挫折的一些重要原因不能不说与哈贝马斯所说的“法学传统”的缺乏有关。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丰富材料。问题应该这样看，如果在大写字母的含义上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传统，那么哈贝马斯的看法未必中肯；如果在小写字母的含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法的理论传统，那么不能不承认哈贝马斯的看法实属无可厚非。而且还应该补充说，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展开马克思“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这一命题的努力，与马克思这一命题的本质内涵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大的偏离。在不少时候，理论被幼稚甚至野蛮地扭曲，陷于悲剧式的境地。

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理论的背景中，邓小平矢志于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矢志于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和法的学理领域，在中国实现“国家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把马克思关于“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命题的展开提到了新的历史层面和新的理论境界，并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对这一命题的展开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政治价值追求的统一作了根本性的说明。

2.政治解放、历史终结和人类解放

2.1当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时，他面对着各种长期未能获得解决思路的问题任务：必须从头开始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必须另起“炉灶”，重建解放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或者虽有初建却又迅速被摧毁殆尽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必须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而“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在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建设上探索新的政治思路，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

当邓小平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西方舆论界称邓小平是“中国的托马斯·潘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罗斯·门罗当时称，“邓正在将中国纳入一种非共产主义的轨道。”（注：见美国《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序言。转引自《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则认为，“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一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见《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到继承政治》，M.F.夏普公司1984年版。转引同上，第688页。）泰韦斯这里是用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理论中的“法理权威”来说明邓小平的政治追求，而韦伯的“法理权威”其实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形式平等”的政治框架。当然也有视邓小平为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为现实功利而放弃意识形态原则。（注：此论并不少见，但在比较严肃的学者中要数霍布斯鲍姆。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9页。）

对邓小平政治努力和理论努力的这些理解与看法，与20世纪晚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思潮有关。这种思潮利用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论证资产阶级在政治革命——政治解决中获得充分论证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普遍价值；通过苏联东欧政治剧变来证明“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无可匹敌”，以及“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乌托邦特性；并进而归结为政治解放的各项原则的永恒合理性，从这种永恒合理性中概括一个新的“历史终结论”，即如弗兰西斯·福山论文《历史的终结》扉页题辞所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

如果历史的演进过程真的已“走向完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中形成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真的表述了终极理论，那么，对邓小平的改革探索和理论努力就只能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形式民主的框架来理解。这就等于抽去了邓小平全部改革努力的灵魂，抽去了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生命线。但是，历史进程并未就此“热寂”，政治解放远非人类解放，历史不会终结于形式平等的人类生活状态。

2.2把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宣布为永恒的真理，宣布为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性表述，并非弗兰西斯·福山的发明。在欧洲的早期新教改革者那里、在近代自然法理论当中，以及整个启蒙时代，也包括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当中，形式平等原则从不同视角、在不同层次上获得论证，所有这些论证无不视这一原则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理论为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终极性表述。只是在20世纪晚期特殊世界背景下，福山宣布了一个“现实的”历史终结，因而显得特别惹眼。由于以扬弃政治解放为历史责任的政治实践的不成熟和各种挫折，使形式民主理念的意识形态反弹和向更广阔地带扩展，获得了反向的动力，其普遍价值和永恒价值似乎真的被证明了。哈贝马斯描述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时指出：“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对社会主义具有价值的每一种东西都已经在社会民主时代得到实践。”“官僚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溃崩似乎表明现代性正在开拓边界——西方精神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文明，而且作为一种民主传统正在夺取东方。”（注：哈贝马斯：《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0页。）塞缪尔·亨廷顿面对前苏联东欧政治剧变，并由此向前推移到1974年苏亚雷斯在葡萄牙阻滞共产党执政趋势而获得执政地位，以及这段时间里由于经济保守主义而引发的政治动向，用“第三次民主长波”作了概括。他的概括是：“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注：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撒切尔夫人作为保守党国际头面人物，早就对这种“扩展”雄心勃勃，在1983年保守党国际大会上讲话时就说，“未来属于自由民主政体，这是历史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用一切和平的手段在每一个可能的会议上把这些伟大的真理传播到全世界。”（注：参见《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辛灿主编，新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6页。）后来发生的苏联东欧政治剧变，使这位保守党国际的头面人物得遂了“历史发展”和“真理传播”的心愿。而福山只是在历史哲学中宣布了一个“历史终结论”，即终结于西方式的民主传统，终结于形式平等的“自由和民主的理念”。

福山认为，“如此理解的历史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关系最密切。”他甚至搬出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借来这种‘历史’概念，把它转化为我们的日常性的一般常识。”“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而是在人类完成一个社会形态，一旦这个社会形态满足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时，就会终结。换言之，他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社会。”（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无疑，福山在建立自己的哲学立场时求助于黑格尔的人类“普遍史”和“历史终结论”，即如雅克·德里达所指出：“福山必须要去求助于他所谓的以‘为认识而奋斗’为基础的黑格尔对历史的非唯物主义的阐释”。（注：参见雅克·德里达：《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141页。）

2.3首先必须指出，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语言体系中，没有一个历史的终结论。马克思正是在否定黑格尔神秘主义的历史终结论中，形成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他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正因为是集大成者，所以是资本主义政治历史中的一个分水岭，至少是思想上的分水岭。对于形成资本主义政治设施的基本架构的原则来说，黑格尔之后的人所能增添的很难说有根本性的东西，而大多是“土拨鼠式”的枝节工作。因而可以说在黑格尔这里，资产阶级的政治历史在其思想形式上达到了“完成”。这种“完成”，使黑格尔宣布了一种“永恒价值”的出现，一种“唯一的真理”，一种“历史的终结”，尽管这种宣布与他的辩证法主旨相悖。

福山抓住了黑格尔的这一“终结”的观念，来描述他所处的时代，并给出一个终结性的历史定位。福山注意到了黑格尔对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的批评，但他正是利用这种批评割裂了黑格尔作为集大成者与英美自由主义的联系（注：关于这种“联系”，学界公认黑格尔作为分水岭式人物对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涵盖力。萨拜因甚至展开分析了黑格尔对英国典型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柏克的各种原则的涵盖。柏克猛烈批评法国大革命，但是他不得不这样表述他对革命的这个根本看法：“那些坚持反对这一人间强大潮流的人，将显得与其说是单单反对人的意图，不如说是反对天命本身。”这几乎直接就是黑格尔式的表述。所以萨拜因认为，“黑格尔的哲学系统地含有柏克零星发表的所有原则。”更不用说黑格尔在他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中对自由主义的表述已非当时的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表述所能及。引文参见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0-691页。），而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尊严获得承认”这一柏拉图的古老命题把黑格尔纳入了“福山式”的表述：“黑格尔主张，历史因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而走向终结，因为驱动历史过程承认斗争的愿望，在以普遍而交互的承认为特征的社会中，才获得了满足。没有其他的人类制度更能满足这种愿望，所以今后根本不可能发生历史的变化。”（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

对福山笨拙地因循黑格尔框架构思着一个“历史终结”的地方，马克思早已超越了黑格尔。

马克思对黑格尔超越的最初发源，与黑格尔的逻辑语源密切相关。黑格尔在批判法国大革命兼及康德、费希特时，发现了理想主义自由观念的“纯粹形式性”，而这种“纯粹形式性”包含着“应有”与“实有”的无法调和的对立。黑格尔用他庞大的辩证法体系来整合“应有”与“实有”，这一体系的开端就是“实存”、“实有”、“现有”。他从“现有”中发现“应有”，通过“应有”来扬弃“实有”，继而发现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这一重要命题。这正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语汇”，也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起始跳板。但是，当黑格尔从“遭到歧视的存在”出发，经过他的逻辑推演，完成的却是一个终结式的神秘主义国家哲学。马克思正是在这里突破黑格尔的边界，展开对“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3页。）的国家学说的批判，形成对黑格尔的超越。

马克思从历史上实存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发生分析起：“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须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使人民脱离自己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于是，政治革命也就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在这里，市民社会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中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国家获得抽象的、形式上的普遍性，市民社会保留具体的、实质上的特殊性。随着这一政治上的解放，市民社会的人也被政治国家夺去了自己的类本质、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人，把别人看作工具，自己也降为工具。这是形式的普遍性与实存的特殊性的分离和对立，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造就了这种分离和对立，而且在政治解放的框架中不可能消除这种分离和对立。

面对这种分离和对立，黑格尔用国家的普遍性来综合市民社会的特殊性。马克思则对这种神秘主义逻辑作了一种伽利略式的“辩证的实验方法”的反思。马克思所经历的经验事实表明，市民社会的“欲求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和切实的考验”，“私人利益力图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的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5页。），“因为私有制不能上升到国家的立场上来，所以国家就应该使自己降到私有制的与理性和法相抵触的行为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4页。）正像大球和小球一起从比萨斜塔上落下时对千年理念所构成的挑战一样，市民社会的经验事实对黑格尔的国家普遍性构成挑战。到1859年，马克思回顾自己的这一段思想经历时曾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经历了这一番“苦恼的疑问”和“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获得了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结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上第一个重要结论。（注：不少论者认为，马克思获得这一结论，得力于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的方法。此论有一定道理，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仍然处于朦胧状态，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远未成熟，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方法对马克思确起过助推作用。但是，马克思从来就没有真正站在费尔巴哈的直观的自然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过黑格尔。——作者顺按。）

基于这一结论，马克思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对以人权、自由、平等、安全等为旗帜的政治解放，作出了远远超越于黑格尔之上的说明：通过政治解放而确立的“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具体地说：自由“是作为独立的、封闭的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平等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即每个人都同样被看做孤独的单子”，安全是“利己主义的保障”。可见，“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7-439页。）这是马克思考察法国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宪法》和《新罕普什尔宪法》所作出的论说，而这些宪法成果却是资产阶级所提供的政治解放的重要成果。黑格尔正是综合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的精神原则宣布了一个“历史的终结”。马克思的结论是，以人权、自由、平等为旗帜的政治解放，乃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的解放；政治解放当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次历史进步，但决非历史的终结。他说，“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黑格尔被马克思远远抛在了后面，而弗兰西斯·福山至今还在黑格尔的边界内打圈子。

3.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视角

3.1在对上述命题作出历史哲学中的说明的同时，必须强调指出，历史是具体的。正因为历史是具体的，所以它常常走着曲折回环的道路，生成各种时空条件下异彩纷呈、鲜活丰美的特殊个性。对于固守灰色的逻辑定则的人来说，或者对于盲目满足于批判的成果而又肆意挥霍乃至践踏批判的理论财富的人来说，邓小平顽强的改革探索是一种充满悖论而不可理解的努力。当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提出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的任务，强调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因而西方舆论有称邓小平为“中国的托马斯·潘恩”时，有人在邓小平政治探索的使命与马克思命题之间关系的理解上遇到了困难。

这种理解上的困难的发生，当然可以诉诸于未能对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真实把握。这是一种正确的分析思路。但是，如果仅仅依赖于这种现实状况的把握，陷于对问题的实用式的说明，就可能陷于对邓小平政治理论和政治战略的一种机会主义式的理解。所以，在强调对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把握的同时，要弄清邓小平何以能够在这种发展状况下不仅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所有问题，而且有足够的信心超越各国政治文明的发展现状，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而使马克思命题的历史使命实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

这需要一种超越性的历史态度，一种和马克思建立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相通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对整个政治解放及其各项原则的超越，是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更高历史层面上用人类解放对政治解放所实现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主观价值上的否定，不是康德式的“应有”中的否定，而是更高的历史批判意义上的超越。只有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实现批判的视角下，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这种否定，因而也才能对政治解放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中的价值作出合理肯定，才能在历史文明延伸中对政治解放及其原则在扬弃意义上的传承与利用作出合理说明。

3.2卡尔·波普尔是一位聪明的哲学家。他在批评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民主、自由现象的否定时，看上去颇具几分合理地发现了马克思的一个疏忽：“他疏忽了一个最有希望改善多数经济弱者处境的重要理论，同时也疏忽了一种潜在的对人类自由最具危险的东西。”（注：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北，第795-796页。）他认为这种疏忽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的否定上，即马克思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方面“事实不平等”，因而对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尤其是他们选择政治的权力一律轻蔑地视为“形式上的民主”。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证据是，“谁有金钱，谁就有力量，因为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用金钱购买枪杆子甚至盗匪”。然后他接着证明，其实“金钱并不是特别有危险的。只有当金钱能购买力量（直接购买或奴役为了生活而必须出卖自己的经济弱者）时，才具有危险”。因而必须控制金钱（经济）对力量的购买，这就需要依靠政治权力，即“人民有权来选择他们的政府的民主政治”（注：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北，第795-796页。）。如果马克思仅仅是一位同情、关心多数经济弱者利益的伦理主义者，因而讨论问题的视界就如福山所认为的那样，“不是构成自由社会的原理，而是自由与平等的适当平衡点究竟想在哪个地方的问题”（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那么波普尔的批评倒是颇为聪明和精巧的。但是，马克思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位伦理主义者，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自由、民主观念的批判决不是从同情和关心经济弱者的利益而展开的否定。

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民主、自由理念的否定，是在历史批判的高度上的否定，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运动本身所产生的一种必须性否定。在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各项原则中暴露出无法弥合的形式理性与现实实存的二律背反时，黑格尔力图用历史来整合“应有”与“实有”，最终神秘主义地实现于“自由国家”之中。而在马克思这里，历史是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中，作为民主、自由理念核心的形式平等和市民社会的事实不平等是一个特定阶段上的相互依存物，因而对形式平等的超越和克服市民社会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类解放对于政治解放的超越。所以，当波普尔一辈以及福山同辈努力寻找自由与平等、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的“适当平衡点”的时候，马克思不是如一个伦理主义者那样站在其中的一边，疏漏或否定其中的另一边，而是在人类历史运动的辩证特性的说明中否定了“平衡点”寻找本身，否定了这种对立状态存在的全部历史理由。

在历史批判的高度上理清马克思否定政治解放及其原则的立场，也就可以在同样的高度上理清马克思肯定政治解放及其原则的历史进步性的立场。他的结论是，对于中世纪“动物时代”的政治蒙昧来说，“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9页。）。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国家事务变成普遍的公民事务，使政治生活领域成为具有普遍性质的公共生活领域；政治解放摧毁一切等级、行帮和特权，解除了市民社会的羁绊，使人们脱离了旧的直接的政治共同体，成为独立的个人，获得了作为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并承认了这种自由。于是，“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人尽管被迫在这种分裂的人格中生存，但毕竟已不是蜷曲在中世纪马厩里的“动物化”的人，而至少已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政治天国”中的普通公民。由于这一解放而形成的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原则以及相适应的政治设施，是资本主义给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交的一份历史礼品。

3.3如此在历史合理性方面肯定政治解放的成果，并不是为了论理过程上的一种满足，而是要在超越政治解放的意义上合理利用政治解放的成果。政治解放不是人类解放，但是如果没有政治解放，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如果没有政治解放的成果，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的现实进程。当政治解放使人被迫在双重人格中生活的时候，虽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只是一种“政治天国”中的平等，但毕竟在形式上实现了平等。于是，历史形成的任务是消除形式平等和事实不平等的对立，而不是消灭平等及其各项原则本身。实现人类解放和克服市民社会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克服市民社会是消除了形式平等的形式性，而不是消灭平等本身；是要从形式和实质的对立走向统一，而不是用实质去消灭形式。如果把对政治解放的超越，理解为对民主、自由理论的清除，那就等于重回政治蒙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辩证法的哲学立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4.超越政治解放的路径探索

4.1“争得民主”，这是实现人类解放对政治解放的扬弃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笔特殊财富在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历史进程中的传承，是马克思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的核心命题——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当代人类政治生活中，完全有资格说，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观是一种具有更高综合性的、更能解决人类政治困境的民主观，比经典自由主义更能说明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民主和自由问题。但是当人们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时，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远未展开的主题。特别是20世纪晚期，民主价值的选择问题和全球化问题被捆绑在一起，成为热门话题。从世界文明的客观进程看，当今的全球化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先兆现象。作为一个客观现象，至今其基础性的进程仍主要是技术和经济的全球化。但是，西方学界的一些理论家总是把这一进程染上他们自己的价值色彩，把全球化描述为由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结束、“铁幕”的消失推进的过程，描述为政治的全球化过程，描述为西方民主价值的全球化过程。到了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必须就自身的使命再度向世界作出说明，必须对于政治解放的超越在实践中显示出力量。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马克思的命题/邓小平政治理论/超越政治解放

【正文】

1.邓小平如何提出问题？

1.1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超越是马克思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发现的重要关键点。在这一超越的理论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重要命题。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早期理论史上的一个支柱性的命题。“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会，使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类存在物的时候，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命题规定了1844年以后马克思的工作中心，构成马克思其后为中心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这一命题也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实践的历史内涵作了说明。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就是以实现对政治解放的扬弃和争取人类解放的目标为自身的历史规定性和主要哲学基础。

1.2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上，以否定政治解放，争取人类解放为旗帜的政治实践却显现出难以尽言的幼稚，在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上，屡屡出现悲剧式的扭曲。到20世纪晚期，邓小平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展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实践努力和理论努力时，所面对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验的严重不足，以及至少是形式民主意义上的民主传统的严重缺乏。在论及推进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使命时（注：关于政治制度改革，1979年邓小平的提法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在1977年到1982年间，邓小平稳定使用的范畴是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明确要改革的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范畴。1982年在所作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以及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邓小平的讲话中，正式使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件，邓小平的讲话和文章里，不再使用“政治制度改革”一语，对于处于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工业化初、中期进程中的中国来说，这一提法改变的理由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本文的表述，将在更接近邓小平原意的意义上主要使用“政治制度”这一范畴。），邓小平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在这里，邓小平以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责任心以及一种历史哲学家的忧思陈述着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悲剧性事实：当资本主义以“政治解放”的名义为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供的成果、特别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而以扬弃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却显得如此的不成熟，乃至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杠架中都已解决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还未能解决好。面对这一事实，邓小平给自己规定的政治实践努力和政治理论努力的使命是，在中国建立旧中国没有留下的、新中国建国后又没有自觉及系统地建立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他坚定地认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他以在战争年代就十分赞许他的那种“能吃夹生饭”的意志和魄力，矢志不渝地要啃下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这颗远未成熟、因而满带酸涩的果子，他坚信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建设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1.3“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中，是一套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新的话语系统，一套新的观察和说明框架，因为此前话语体系的中心词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专政。当然，这段时间里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式的“公开性”、“民主化”，但那是在西方形式民主的框架中所作的论说。在马克思政治理论史上，邓小平的努力是独创性，划阶段的。邓小平矢志于中国这样特殊的土地上，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历史进步的真正具有建设性价值的具体途径，因而，也在理论上探索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长期未能获得应有关切的民主政治的学理领域。

科莱蒂有一个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注：L.科莱蒂：《政治和哲学的对话》。载《新左派评论》第86期，1974年7～8月。）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实，因为由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已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批判，已在根本上建立起马克思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完整的论证逻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除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外，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长期处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视野之外，或以一种抽象、笼统的“已完成批判”的理由，以一种盲目自大的理论奢侈而弃之不顾。如果我们借用列宁的一种表述方法，把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完整的话语体系作为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那么，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观察则是小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大写字母的政治学体系，但长期缺少一个小写字母的政治学传统。

在苏联东欧政治剧变的时候，哈贝马斯写了一篇反思性的长文，其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传统，是左派要记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而海尔布隆纳早就有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如“自由”这样的主要战场上“打了败仗”（注：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110页。）。不得不承认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而挫折的一些重要原因不能不说与哈贝马斯所说的“法学传统”的缺乏有关。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丰富材料。问题应该这样看，如果在大写字母的含义上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传统，那么哈贝马斯的看法未必中肯；如果在小写字母的含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法的理论传统，那么不能不承认哈贝马斯的看法实属无可厚非。而且还应该补充说，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展开马克思“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这一命题的努力，与马克思这一命题的本质内涵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大的偏离。在不少时候，理论被幼稚甚至野蛮地扭曲，陷于悲剧式的境地。

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理论的背景中，邓小平矢志于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矢志于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和法的学理领域，在中国实现“国家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把马克思关于“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命题的展开提到了新的历史层面和新的理论境界，并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对这一命题的展开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政治价值追求的统一作了根本性的说明。

2.政治解放、历史终结和人类解放

2.1当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时，他面对着各种长期未能获得解决思路的问题任务：必须从头开始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必须另起“炉灶”，重建解放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或者虽有初建却又迅速被摧毁殆尽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必须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而“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在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建设上探索新的政治思路，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

当邓小平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西方舆论界称邓小平是“中国的托马斯·潘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罗斯·门罗当时称，“邓正在将中国纳入一种非共产主义的轨道。”（注：见美国《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序言。转引自《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则认为，“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一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见《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到继承政治》，M.F.夏普公司1984年版。转引同上，第688页。）泰韦斯这里是用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理论中的“法理权威”来说明邓小平的政治追求，而韦伯的“法理权威”其实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形式平等”的政治框架。当然也有视邓小平为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为现实功利而放弃意识形态原则。（注：此论并不少见，但在比较严肃的学者中要数霍布斯鲍姆。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9页。）

对邓小平政治努力和理论努力的这些理解与看法，与20世纪晚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思潮有关。这种思潮利用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论证资产阶级在政治革命——政治解决中获得充分论证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普遍价值；通过苏联东欧政治剧变来证明“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无可匹敌”，以及“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乌托邦特性；并进而归结为政治解放的各项原则的永恒合理性，从这种永恒合理性中概括一个新的“历史终结论”，即如弗兰西斯·福山论文《历史的终结》扉页题辞所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

如果历史的演进过程真的已“走向完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中形成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真的表述了终极理论，那么，对邓小平的改革探索和理论努力就只能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形式民主的框架来理解。这就等于抽去了邓小平全部改革努力的灵魂，抽去了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生命线。但是，历史进程并未就此“热寂”，政治解放远非人类解放，历史不会终结于形式平等的人类生活状态。

2.2把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宣布为永恒的真理，宣布为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性表述，并非弗兰西斯·福山的发明。在欧洲的早期新教改革者那里、在近代自然法理论当中，以及整个启蒙时代，也包括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当中，形式平等原则从不同视角、在不同层次上获得论证，所有这些论证无不视这一原则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理论为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终极性表述。只是在20世纪晚期特殊世界背景下，福山宣布了一个“现实的”历史终结，因而显得特别惹眼。由于以扬弃政治解放为历史责任的政治实践的不成熟和各种挫折，使形式民主理念的意识形态反弹和向更广阔地带扩展，获得了反向的动力，其普遍价值和永恒价值似乎真的被证明了。哈贝马斯描述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时指出：“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对社会主义具有价值的每一种东西都已经在社会民主时代得到实践。”“官僚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溃崩似乎表明现代性正在开拓边界——西方精神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文明，而且作为一种民主传统正在夺取东方。”（注：哈贝马斯：《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0页。）塞缪尔·亨廷顿面对前苏联东欧政治剧变，并由此向前推移到1974年苏亚雷斯在葡萄牙阻滞共产党执政趋势而获得执政地位，以及这段时间里由于经济保守主义而引发的政治动向，用“第三次民主长波”作了概括。他的概括是：“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注：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撒切尔夫人作为保守党国际头面人物，早就对这种“扩展”雄心勃勃，在1983年保守党国际大会上讲话时就说，“未来属于自由民主政体，这是历史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用一切和平的手段在每一个可能的会议上把这些伟大的真理传播到全世界。”（注：参见《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辛灿主编，新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6页。）后来发生的苏联东欧政治剧变，使这位保守党国际的头面人物得遂了“历史发展”和“真理传播”的心愿。而福山只是在历史哲学中宣布了一个“历史终结论”，即终结于西方式的民主传统，终结于形式平等的“自由和民主的理念”。

福山认为，“如此理解的历史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关系最密切。”他甚至搬出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借来这种‘历史’概念，把它转化为我们的日常性的一般常识。”“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而是在人类完成一个社会形态，一旦这个社会形态满足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时，就会终结。换言之，他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社会。”（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无疑，福山在建立自己的哲学立场时求助于黑格尔的人类“普遍史”和“历史终结论”，即如雅克·德里达所指出：“福山必须要去求助于他所谓的以‘为认识而奋斗’为基础的黑格尔对历史的非唯物主义的阐释”。（注：参见雅克·德里达：《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141页。）

2.3首先必须指出，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语言体系中，没有一个历史的终结论。马克思正是在否定黑格尔神秘主义的历史终结论中，形成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他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正因为是集大成者，所以是资本主义政治历史中的一个分水岭，至少是思想上的分水岭。对于形成资本主义政治设施的基本架构的原则来说，黑格尔之后的人所能增添的很难说有根本性的东西，而大多是“土拨鼠式”的枝节工作。因而可以说在黑格尔这里，资产阶级的政治历史在其思想形式上达到了“完成”。这种“完成”，使黑格尔宣布了一种“永恒价值”的出现，一种“唯一的真理”，一种“历史的终结”，尽管这种宣布与他的辩证法主旨相悖。

福山抓住了黑格尔的这一“终结”的观念，来描述他所处的时代，并给出一个终结性的历史定位。福山注意到了黑格尔对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的批评，但他正是利用这种批评割裂了黑格尔作为集大成者与英美自由主义的联系（注：关于这种“联系”，学界公认黑格尔作为分水岭式人物对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涵盖力。萨拜因甚至展开分析了黑格尔对英国典型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柏克的各种原则的涵盖。柏克猛烈批评法国大革命，但是他不得不这样表述他对革命的这个根本看法：“那些坚持反对这一人间强大潮流的人，将显得与其说是单单反对人的意图，不如说是反对天命本身。”这几乎直接就是黑格尔式的表述。所以萨拜因认为，“黑格尔的哲学系统地含有柏克零星发表的所有原则。”更不用说黑格尔在他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中对自由主义的表述已非当时的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表述所能及。引文参见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0-691页。），而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尊严获得承认”这一柏拉图的古老命题把黑格尔纳入了“福山式”的表述：“黑格尔主张，历史因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而走向终结，因为驱动历史过程承认斗争的愿望，在以普遍而交互的承认为特征的社会中，才获得了满足。没有其他的人类制度更能满足这种愿望，所以今后根本不可能发生历史的变化。”（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

对福山笨拙地因循黑格尔框架构思着一个“历史终结”的地方，马克思早已超越了黑格尔。

马克思对黑格尔超越的最初发源，与黑格尔的逻辑语源密切相关。黑格尔在批判法国大革命兼及康德、费希特时，发现了理想主义自由观念的“纯粹形式性”，而这种“纯粹形式性”包含着“应有”与“实有”的无法调和的对立。黑格尔用他庞大的辩证法体系来整合“应有”与“实有”，这一体系的开端就是“实存”、“实有”、“现有”。他从“现有”中发现“应有”，通过“应有”来扬弃“实有”，继而发现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这一重要命题。这正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语汇”，也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起始跳板。但是，当黑格尔从“遭到歧视的存在”出发，经过他的逻辑推演，完成的却是一个终结式的神秘主义国家哲学。马克思正是在这里突破黑格尔的边界，展开对“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3页。）的国家学说的批判，形成对黑格尔的超越。

马克思从历史上实存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发生分析起：“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须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使人民脱离自己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于是，政治革命也就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在这里，市民社会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中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国家获得抽象的、形式上的普遍性，市民社会保留具体的、实质上的特殊性。随着这一政治上的解放，市民社会的人也被政治国家夺去了自己的类本质、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人，把别人看作工具，自己也降为工具。这是形式的普遍性与实存的特殊性的分离和对立，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造就了这种分离和对立，而且在政治解放的框架中不可能消除这种分离和对立。

面对这种分离和对立，黑格尔用国家的普遍性来综合市民社会的特殊性。马克思则对这种神秘主义逻辑作了一种伽利略式的“辩证的实验方法”的反思。马克思所经历的经验事实表明，市民社会的“欲求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和切实的考验”，“私人利益力图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的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5页。），“因为私有制不能上升到国家的立场上来，所以国家就应该使自己降到私有制的与理性和法相抵触的行为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4页。）正像大球和小球一起从比萨斜塔上落下时对千年理念所构成的挑战一样，市民社会的经验事实对黑格尔的国家普遍性构成挑战。到1859年，马克思回顾自己的这一段思想经历时曾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经历了这一番“苦恼的疑问”和“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获得了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结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上第一个重要结论。（注：不少论者认为，马克思获得这一结论，得力于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的方法。此论有一定道理，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仍然处于朦胧状态，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远未成熟，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方法对马克思确起过助推作用。但是，马克思从来就没有真正站在费尔巴哈的直观的自然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过黑格尔。——作者顺按。）

基于这一结论，马克思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对以人权、自由、平等、安全等为旗帜的政治解放，作出了远远超越于黑格尔之上的说明：通过政治解放而确立的“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具体地说：自由“是作为独立的、封闭的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平等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即每个人都同样被看做孤独的单子”，安全是“利己主义的保障”。可见，“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7-439页。）这是马克思考察法国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宪法》和《新罕普什尔宪法》所作出的论说，而这些宪法成果却是资产阶级所提供的政治解放的重要成果。黑格尔正是综合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的精神原则宣布了一个“历史的终结”。马克思的结论是，以人权、自由、平等为旗帜的政治解放，乃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的解放；政治解放当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次历史进步，但决非历史的终结。他说，“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黑格尔被马克思远远抛在了后面，而弗兰西斯·福山至今还在黑格尔的边界内打圈子。

3.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视角

3.1在对上述命题作出历史哲学中的说明的同时，必须强调指出，历史是具体的。正因为历史是具体的，所以它常常走着曲折回环的道路，生成各种时空条件下异彩纷呈、鲜活丰美的特殊个性。对于固守灰色的逻辑定则的人来说，或者对于盲目满足于批判的成果而又肆意挥霍乃至践踏批判的理论财富的人来说，邓小平顽强的改革探索是一种充满悖论而不可理解的努力。当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提出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的任务，强调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因而西方舆论有称邓小平为“中国的托马斯·潘恩”时，有人在邓小平政治探索的使命与马克思命题之间关系的理解上遇到了困难。

这种理解上的困难的发生，当然可以诉诸于未能对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真实把握。这是一种正确的分析思路。但是，如果仅仅依赖于这种现实状况的把握，陷于对问题的实用式的说明，就可能陷于对邓小平政治理论和政治战略的一种机会主义式的理解。所以，在强调对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把握的同时，要弄清邓小平何以能够在这种发展状况下不仅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所有问题，而且有足够的信心超越各国政治文明的发展现状，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而使马克思命题的历史使命实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

这需要一种超越性的历史态度，一种和马克思建立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相通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对整个政治解放及其各项原则的超越，是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更高历史层面上用人类解放对政治解放所实现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主观价值上的否定，不是康德式的“应有”中的否定，而是更高的历史批判意义上的超越。只有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实现批判的视角下，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这种否定，因而也才能对政治解放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中的价值作出合理肯定，才能在历史文明延伸中对政治解放及其原则在扬弃意义上的传承与利用作出合理说明。

3.2卡尔·波普尔是一位聪明的哲学家。他在批评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民主、自由现象的否定时，看上去颇具几分合理地发现了马克思的一个疏忽：“他疏忽了一个最有希望改善多数经济弱者处境的重要理论，同时也疏忽了一种潜在的对人类自由最具危险的东西。”（注：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北，第795-796页。）他认为这种疏忽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的否定上，即马克思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方面“事实不平等”，因而对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尤其是他们选择政治的权力一律轻蔑地视为“形式上的民主”。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证据是，“谁有金钱，谁就有力量，因为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用金钱购买枪杆子甚至盗匪”。然后他接着证明，其实“金钱并不是特别有危险的。只有当金钱能购买力量（直接购买或奴役为了生活而必须出卖自己的经济弱者）时，才具有危险”。因而必须控制金钱（经济）对力量的购买，这就需要依靠政治权力，即“人民有权来选择他们的政府的民主政治”（注：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北，第795-796页。）。如果马克思仅仅是一位同情、关心多数经济弱者利益的伦理主义者，因而讨论问题的视界就如福山所认为的那样，“不是构成自由社会的原理，而是自由与平等的适当平衡点究竟想在哪个地方的问题”（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那么波普尔的批评倒是颇为聪明和精巧的。但是，马克思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位伦理主义者，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自由、民主观念的批判决不是从同情和关心经济弱者的利益而展开的否定。

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民主、自由理念的否定，是在历史批判的高度上的否定，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运动本身所产生的一种必须性否定。在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各项原则中暴露出无法弥合的形式理性与现实实存的二律背反时，黑格尔力图用历史来整合“应有”与“实有”，最终神秘主义地实现于“自由国家”之中。而在马克思这里，历史是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中，作为民主、自由理念核心的形式平等和市民社会的事实不平等是一个特定阶段上的相互依存物，因而对形式平等的超越和克服市民社会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类解放对于政治解放的超越。所以，当波普尔一辈以及福山同辈努力寻找自由与平等、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的“适当平衡点”的时候，马克思不是如一个伦理主义者那样站在其中的一边，疏漏或否定其中的另一边，而是在人类历史运动的辩证特性的说明中否定了“平衡点”寻找本身，否定了这种对立状态存在的全部历史理由。

在历史批判的高度上理清马克思否定政治解放及其原则的立场，也就可以在同样的高度上理清马克思肯定政治解放及其原则的历史进步性的立场。他的结论是，对于中世纪“动物时代”的政治蒙昧来说，“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9页。）。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国家事务变成普遍的公民事务，使政治生活领域成为具有普遍性质的公共生活领域；政治解放摧毁一切等级、行帮和特权，解除了市民社会的羁绊，使人们脱离了旧的直接的政治共同体，成为独立的个人，获得了作为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并承认了这种自由。于是，“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人尽管被迫在这种分裂的人格中生存，但毕竟已不是蜷曲在中世纪马厩里的“动物化”的人，而至少已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政治天国”中的普通公民。由于这一解放而形成的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原则以及相适应的政治设施，是资本主义给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交的一份历史礼品。

3.3如此在历史合理性方面肯定政治解放的成果，并不是为了论理过程上的一种满足，而是要在超越政治解放的意义上合理利用政治解放的成果。政治解放不是人类解放，但是如果没有政治解放，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如果没有政治解放的成果，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的现实进程。当政治解放使人被迫在双重人格中生活的时候，虽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只是一种“政治天国”中的平等，但毕竟在形式上实现了平等。于是，历史形成的任务是消除形式平等和事实不平等的对立，而不是消灭平等及其各项原则本身。实现人类解放和克服市民社会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克服市民社会是消除了形式平等的形式性，而不是消灭平等本身；是要从形式和实质的对立走向统一，而不是用实质去消灭形式。如果把对政治解放的超越，理解为对民主、自由理论的清除，那就等于重回政治蒙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辩证法的哲学立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4.超越政治解放的路径探索

4.1“争得民主”，这是实现人类解放对政治解放的扬弃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笔特殊财富在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历史进程中的传承，是马克思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的核心命题——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当代人类政治生活中，完全有资格说，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观是一种具有更高综合性的、更能解决人类政治困境的民主观，比经典自由主义更能说明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民主和自由问题。但是当人们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时，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远未展开的主题。特别是20世纪晚期，民主价值的选择问题和全球化问题被捆绑在一起，成为热门话题。从世界文明的客观进程看，当今的全球化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先兆现象。作为一个客观现象，至今其基础性的进程仍主要是技术和经济的全球化。但是，西方学界的一些理论家总是把这一进程染上他们自己的价值色彩，把全球化描述为由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结束、“铁幕”的消失推进的过程，描述为政治的全球化过程，描述为西方民主价值的全球化过程。到了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必须就自身的使命再度向世界作出说明，必须对于政治解放的超越在实践中显示出力量。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我国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引发了人们在社会意识领域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众多方面的巨大变化，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校政治理论教学作为为国家培养未来合格建设者的重要途经，如何面对这种变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一个新的课题。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要着眼于提高大学生即未来劳动者的如下素质：德育；竞争、合作、实力、平等意识；心理素质；听说读写能力。要克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目前存在的弊病，就要转变教育观念，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搞好学法指导，改革高校政治理论课考试方式。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迅速向前发展，同时也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目标、思维方法、道德风尚、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如何适应经济基础的这种深刻变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市场经济服务，这是摆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必须正确面对。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教育为市场经济服务，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教师从事第二职业，经商赚钱，而为市场经济培养大批合格的高素质的有用之才，才是教育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功能最集中的体现。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为市场经济服务，必须考虑它的学科特点。由于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不能象职业技术教育那样直接训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直接培养能为市场经济顶岗工作的各级各类人才，因此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任务只能是提高大学生——未来劳动者的素质，为他们将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岗位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大学生经过高校的既定培养，素质好，质量高，人才的素质就会相应提高。可见，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虽不能直接培养劳动力，却可以通过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富有创造力、卓有成效的工作培养高素质人才，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培养的未来人才素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着力于培养大学生——未来人才的如下素质：

1.1德育为先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按照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照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所以，要使现在的大学生将来在工作中适应市场经济，就要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的感情。

市场调节、等价交换、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三个基本要素。实行市场经济，将使得生存竞争、等价交换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原则，那种人际关系的开放性、流动性对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道德上的互助、回报和评价机制产生巨大的冲击。市场经济会造就人们的务实精神，也会形成功利主义，使人们的行为受功利驱使，缺乏对价值的追求；能够培养人们的自主性，也会产生利己主义，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等负面现象。要使大学生将来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合格有用之才，就要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注意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科学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引导他们遵纪守法，对人民负责，有主人翁精神，忠于职守，对工作埋头苦干，精益求精，团结互助，乐于助人，先人后己，见义勇为等，为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后，具有基本的社会公德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打好基础。

1.2渗透一定的市场意识

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只有学会掌握了这些特点和规律，才能在市场经济中成为胜者。因此，要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注意渗透一定的市场意识。

1.2.1竞争意识。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而资源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竞争来实现，各行各业都存在着竞争。没有竞争意识，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中就无法生存。但是又必须让大学生懂得，社会主义的竞争是要使自己上去，同时还要带动竞争对手跟上来。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用卑鄙手段把对方整下去是不同的。

1.2.2合作意识。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里，无论国与国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合作关系、伙伴关系日益加强。为此，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教育学生具有合作能力，在合作中取得成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不具备合作能力，没有良好的互助意识、和谐的人际关系，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个人的发展都会受到损害。当然，大学生必须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同时也有合作，在合作中的人才要具备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否则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合作能力本身一种很强的竞争能力。

1.2.3实力意识。竞争的实质是一种实力的对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谁能运用现代化的方法和手段，达到较高的学术境界，形成更强的行为能力，主动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的最新成就，谁就具有了保证和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要让大学生懂得，未来竞争实力必须在大学阶段打下牢固的基础，为此需要勤奋学习知识，刻苦练习技能，充实自己。

1.2.4平等意识。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则，它的实行要求有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同时也要求人们应该有必要的平等意识，因而需要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启发大学生维护正义，坚持公平，识别和抵制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

1.3进行心理素质培养

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保持良好的心理效能状态，并能面对激烈竞争、困难和挫折、成功与失败等各种因素，随着环境条件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从而达到与外界的心理平衡，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也是未来个人获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因此，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大学生的意志、毅力和耐挫力，自主意识和自主性，自信心和自制意识，进取意识和风险意识，惜时、求效和诚信意识等。让他们有坚强的意志，拼搏的精神和强烈的生存发展能力，更要有良好的稳固的心理素质。

1.4培养听说读写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是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息反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与需求的及时协调。在市场经济中，迅速捕捉、正确分析、及时输送信息，将变得极为重要。因此，就要求人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形成，要靠在大学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重视大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教会大学生自我学习，让他们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教师要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大学生，未来的社会是科技的社会，知识的社会，终身学习的社会，而听说读写是最基本的学习能力。教育他们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才，不仅要肯于学习，还必须要善于学习，不具备学习能力的人将很快成为社会的落伍者。

1.5渗透就业意识。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读好书、考高分、上大学、端“铁饭碗”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需求，以至形成千军万马共挤独木桥的严峻局面。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已经不“铁”了。因此，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意识的教育，让大学生意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着各类的人才，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种正当的职业都是社会需要的，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此，就会有利于他们将来形成正确的就业意识，安心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岗位的工作。

2.目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弊病

应该说在广大高校“两课”教师的辛勤耕耘和努力探索下，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可喜的成绩，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面前，则暴露出诸多不适应之处：

2.1德育不够力。目前，绝大多数“两课”教师已重视了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但从整体上看不够得力，效益不高。其表现有三：一是节外生枝，借题发挥，生拉硬扯，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二是德育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脱节，造成整体效益不高。三是联系实际不够，特别是涉及市场经济方面的内容时，常常感到比较棘手。

2.2课堂教学讲析多，训练少。学生学习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对所学知识消化不良，难以通过运用形成学习能力，影响大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因而教学效率不高。

2.3重读写，轻听说。听说是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它在人际交往和信息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由于种种原因却轻视甚到忽视听说，影响了学生听说能力的提高，就必然会对未来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适应岗位工作造成不利。

2.4政治理论课考试存在不少弊病。如光考读写，不考听说，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等，这些问题的不同程度存在，均有碍于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3.对当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3.1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全面提高大学生素质。

要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就必须首先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当然，转变教育观念应该是个社会性的问题，不应该只是“两课”教师的任务。“两课教师”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应该得到大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可，得到行政部门的有力支持。但是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思想，冲破束缚，以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要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就要继续在高校政治课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德育的有机结合。要善于联系在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社会实际，求得实效。还要重视听说教学，努力提高大学生的听说能力，注意使大学生全面打好基础，在各方面都能有所提高。大学生应该提高的素质包括很能多方面，需要大学阶段的所有学科各司其职，共同承担。高校政治理论课毕竟是大学诸多课程中的一种，它有其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无法起到大百科全书的作用。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既要注意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又要顾及政治理论课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不能越疽代疱。要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还有一个“两课”教师自身素质方面的问题。教师的读写能力不强，难以有针对性地点拨大学生；教师的听说能力不强，则难为人师以教好学生。

3.2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课堂40分钟是教学阵地，要提高效率，关键有三点：一是要根据教材的知识结构、编排体系和本节课要教学的内容、对照大纲的有关要求，明确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或教学目的，避免走弯路、做无用功；要用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使大学生学会学好，保证本节课达到既定的目标；三是要有时间观念，搞好课堂设计，合理安排每一个环节，充分用好课堂的每一分钟。忽视了时间因素，也同样会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3.3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高校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性、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学科。必须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因此，高校政治理论教学必须面向实际，注重运用，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学科的特点。为此，要有计划地开展大学生的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活动，创设必要的条件，让大学生从中接触社会实际，从中了解“实际”对政治理论课学习的需求，启发大学生为满足这种需求而进行实践和锻炼的自觉性。如此，则可以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政治理论课需求的适应性。

3.4搞好学法指导，培养自学习惯。方法好比是“过河”的桥和船，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方法不当，事倍功半。教会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不仅可以使大学生得利当时，而且能够终身受益。这对于提高大学生素质，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未来岗位工作都是极有用处的。在当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广大两课教师对教法比较重视，并进行广泛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成果。但是相比之下，对于学法的研究和指导就显得非常薄弱，至今尚未引起普遍的重视，至于自学习惯的养成，由于非一朝一日可就，难以毕其功于一役，故必须从一时一事抓起，严格要求，持之以恒，不可有所懈怠，更不能有丝毫轻视。总之，尚需在今后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进一步搞好学法指导，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自学习惯。

3.5改革高校政治理论课考试方式。根据目前高校政治理论课考试状况，有必要进行以下方面的改革：关于考试内容，应该变只考读写为听说读写的全面考查；变注重基础知识为在注重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考核；变注重考查思维的结果为注重考查思维的过程。关于考试形式，应该变单纯的闭卷考试为开卷与闭卷相结合、笔试与口试相结合。关于考试安排，可以采取集中与分散结合的办法。听说考试分散在平时进行，记入阶段性考试总分。高校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势在必行，企盼着广大“两课”教师克服困难，开拓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来，为培养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而不断努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

长期以来，虽然众多专家学者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系列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实践，但教学改革的原创性成果甚少，教学实效性难以从根本亡得到提高。对此，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精神指导下如何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须进行创造性教学尝试，只有以更适合时展的新样式、新手段、新途径等实施教学，才有可能在更深层次上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所以进行创造性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显得尤为重要。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的丰富内涵

创造性教学，是指教师在充分发挥主体能动作用的前提下以创新思维为基础，制订创新方案，通过打破原有模式，建立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和信息分布，把教学内容播送到各个教学环节，集成至目标点上，促成学生创造性地学，最终实现教学目的。创造性教学就是在现有教学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是教师在对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创造性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运用现代教育规律，以与时展相符合的教育理念为指导而进行的各种教学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操作，旨在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通过吸收、运用最新教育成果，发现和创造新的教学模式，创建更加合乎人文精神的教学活动，从而能／顷利地实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道德修养转化为大学生个人的世界观和品德素质，内化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形成对知识及透过知识对整个世界的科学的价值评价，从而使社会意识向学生个体意识转化。此种教学活动应内在具有两个相互关联和制动的方面：一是教师的创造性地教；二是由此而引发的学生创造性地学。其中，教师的创造性地教是基础和前提，正是由教师的灵活多样赋有创新的教学启动了学生主体能动性从而自我焕发出蕴含着创新的学习活动；而这种创新又是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强化剂。

我们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以看到它务必要遵循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创造性教学是在其政治性框架下施展的，保证其政治方向是首要的。在实施创造性教学中应有两个坚持：一是坚持与《****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有关课程设置的决议一致，按照统一安排，开展教学活动；二是坚持符合教学基本要求和课程学时安排，强调课程应有的规范性要求。

2．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创造性教学应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在品质。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教育的灵魂应是时代精神，与时俱进是其高贵的品质，发展则是永恒的主题；而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教育的发展要义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不断创新，由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既是其内在驱力使然，也是其本性外化表征。它本质上是展示了该理论及时代思想的精神真谛和文化创造力，这应是一种内涵特质的自觉显现。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应立足于整合，即教师是对新的教育理念、意识形态、知识背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依据一定“条件”(创新计划)重新编排组合，即内容与方法、目的与手段、继承与创新、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整合。如：受课时限制和教材信息容量限制，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始终都有一个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有所侧重，设计针对性强，易让学生产生共鸣的讲授内容，同时对教学方法也始终存在着如何设计、实施的问题，这些都是教师的再创造过程。从现实意义上讲，教师进行创造性教学的过程就是整合诸种因素形成新功能的过程。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基本特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内涵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1．目标性。目标是任何教学活动的内控因素，它不仅仅是确立新教学理念的价值前提，同时也是规定开展创造性教学的方向、基本任务和要求。因此，目标性是创造性教学取得成功并起到积极作用的前提。我们知道，目标本身是教育者进行教育活动所预期达到结果的超前反映，它是教育者开展一系列创造性教学之前预设要在一定阶段的奋斗方向，是要在教育实践展开过程中不断回应和解决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矛盾关系，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从而驱动教育者百折不挠，达到目的。但是，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所蕴涵的内容极其丰富，因此，创造性教学的目标涉及多层次，多目标序列，无论是教育理念、创新思维、教学模式的创新，还是理论内容、背景信息、方法和手段的创新，以及教师和学生创造力的提高，都是目标。我们把这种多级分层、序列相关的全方位“目标树”统称为目标系统，可是创造性教学不可能一下子整体完成目标，只有通过许多阶段性目标和部分性目标，形成一个阶梯，才能逐步接近和达到终极目标，即把社会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内化于大学生的身心，形成个体一种稳定的、基本的、内在的心理素质，使大学生获得内驱力。

2．主体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造性教学要发挥人的主体性，它需要教师凭借一定理念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的充分把握基础上，在教学活动中首创性地进行旧质形态向新质形态转化的活动。如：由传统课程设置向新课程设置转化；实现新的教学方法和纳入新的教学内容等等，都要经过创新主体的感知、判断、决策、理想、实践等自觉的、能动的、创造的活动，才能转化为现实结果。主体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最显著的特征。在现代寓意上，这个主体不仅仅是指教育者，同时还包括受教育者。它是超越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与客体关系模式的“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主体一主体”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主体在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主体与主体”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我们在这里所主张的创造性教学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由“主体与客体”提升到“主体与主体”关系。惟有如此，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创造性教学。当然，这还有赖于创造型教师的创造行为。美国心理学家托兰斯研究发现，教师的创造性与学生的创造性之间呈正相关联。可见，创造型教师是整个创造性教学的灵魂。创造型教师应该具备创新素质，即具有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和创新技法，同时还应该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最新教育成果、见解独到、知识广博、观念新颖、心态宽容、想象丰富、激情高涨等。由此，才能实现引领学生完成创造性教学，从而造就个性鲜明、自主性强、创新能力高的现代人才。

3．超越性。人的生命存在特质表现为人即是现实的存在又总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存在的现实。人总是要不断地超越自我，创造生活。人在现实的存在活动中，以人对当下生活的不满足，构造出超越现实，企求理想的生命活动，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任何教育活动都内蕴着人的自我超越本性，无论从它是教育人，培育人的过程来看，还是从外在的客观要求来看，超越性不仅是教育活动所必须的，而且还是教育发展的固有张力。特别是在新世纪里，面对迅速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落实《****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探讨和实施创造性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传统教育已明显不适应变化的社会要求，教育创新势在必行。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就是对原有教学的超越，它需要实施教学创新的教学主体(包括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超越陈旧传统的模式，进行具有前沿性、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创新活动。

参考文献

[1]****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发[2004]16号)．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篇8

举这些例子，笔者无非是想说明，观察国际事务，可以有很不一样的角度，而每个角度可能都有其价值，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取其一点而排斥其它。事实上，从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变得比较复杂和多样化，并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一种“理论”。问题是，第一，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已初步形成的多元层化局面，仍然一味地强调某个角度的正确性与独占性；当某人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国际事务时，他可能实际上采取的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角度，甚至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无关的、纯粹现实主义学派或纯粹自由主义学派的角度。其实，采取什么角度是无所谓高下的，歧见本来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国际政治学中十分有力的一支解释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南美一些学者的“依附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们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和解释，得到了包括欧美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尊重），但由于我们对它缺少透彻的探讨和说明，加上某些“声名败坏”的“理论”的歪曲肢解，在我们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了事实上最不受人重视的一派，正式的宣传与实际的探索像是“两张皮”。“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才是真正最严重的问题。第二，在我们现有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虽然已有“分株杂交”趋势，但“分株”并不十分明显，“杂交”也不那么多样；现有的理论研究远没有达到“色彩丰富、思潮杂多、学派林立”的要求，已有的理论要么像是别人思想的不充分“移植”，比如中国学术界的“全球主义学派”；要么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比如一些以“填鸭式教学”为已任、以“剪刀加桨糊”为手段的某些教科书；要么可能只是以特殊“实践”定义的特殊“有用性”，作为“理论”适用与否、正确与否、深浅与否的尺度，比如一些低水准的“动态分析”。严重之处恰恰在此。我们不是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主义学派，而是需要真正了解国外研究、又透彻理解本国国情和需要的全球主义学派；我们不是不需要教科书，而是需要既能表现编者的独立分析能力、又允许学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的大量各具特色的教科书；我们不是不需要对外政策论证（包括某些动态分析），而是需要高水准的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众多战略策略论证。

三．“中国特色”问题

分析到此，有必要讨论一下国际政治学界颇有争议的“中国特色”问题，这不止是因为它涉及到上面所说的“角度”差异，也由于它确实关系到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几年前出版的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写道：“中国学者写国际政治的书，总不希望人云亦云，跟在外国人后面走，但做到这点实属不易。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是否应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问题，至今尚无共识。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学说（如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本来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也不例外：列宁主义和西方学者对‘帝国主义’现象的解释各有自成一体的道理，美国人、英国人对‘中心－边缘’概念的理解同埃及、智利学者的说法又不一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谋略术与欧美现代战略战术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的不同，一定不会是一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见到国际政治学的‘欧洲大陆学派’、‘美国学派’、‘日本学派’、‘俄国学派’、‘中国学派’等等，因此讲‘特色’也未尝不可。但我倾向于现阶段少讲或尽量不讲，尤其不要讲‘有特色的体系’之类的话。理由很简单，我们迄今仍然谈不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政治学有多少贡献－－不论从构架到概念、从命题到论点、从宏观的历史归纳到微细的专门研究。中国实际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现专门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目前尚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我们的发言权不多。中国这样大，历史传统这样悠久，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的前景是不难想见的；但特色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谓‘水到渠成’、‘功成名就’。现阶段不宜多宣传‘特色’的另一原因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研究（以及一般性学术研究）也应当这样，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追求、对策分析同学理探讨、政见分歧同学术分歧区别开来，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9]

现在笔者依然坚持这些看法，但想加上几点补充意见：一点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也肯定会有独具特色的国际政治观，它与中小国家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小国的资源、人口、地理和经济，可能决定了它们不得不依附于某个或某些大国，或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建立在区域共同体和国际社会的强力支持下；小国可能是完全外向型的、单一的贸易或金融经济（如caribbean地区的某些旅游岛国），可能是完全衍生型的分支文化（如cyprus的文化就源于希腊和土耳其两大民族文化），可能是完全依附型的外交与政治（如被称为“国中国”的andorra、sanmarino、monaco、swaziland、bhutan等小国，就丝毫不可能奉行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南非和印度等国对抗的内外政策）。小国通常不易拥有十分长久的历史，不易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不易拥有学科完整的大学；甚至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小国也不易贡献群星灿烂的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总而言之不易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等国家有中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外交理念，它们同样适合了中等规模的人口、经济、文化和地理特点，譬如讲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埃及和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些国家，特别重视多边外交、国际组织、区域安全共同体等问题，这些国家的国际政治学者对它们常有精彩论述，但中等国家鲜有涉及国际政治结构和规则的宏观理论贡献，它们的思想家往往把自己的创造力聚焦在国际关系的“中观层面”（medianlevel）。[10]

国际规则历来是大国制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构架也一向是由主要大国的学者提供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国，从来不会长时期地完全依附他国，不论是政治经济或者思想文化，除非它（们）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国对他国的依附，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从历史上看，大国巨大的幅员和人口所以能够凝聚在一块领土之内，必然有它独特的文化基因作用，有它独特的政治架构发展，有它独特的经济方式支撑；大国之间互相抄搬的情形极为罕见。从当代国际现实观察，国际关系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国没有自己的国际政治观念，只不过在有的国家那里这种观念可能比较成型和理论化，在有些国家中则不那么系统齐备。美国和苏联自不待言，英国有“国际社会学派”，法国和德国各有“历史社会学派”和“社会批判理论”，日本人特别重视“霸权后时代和霸权后结构”，连印度也出过圣雄甘地的“和平理念”和尼赫鲁的联合第三世界抗衡西方列强的思想。拿我们自己国家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直至、邓小平，都提出过引起世人高度重视的、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尤其是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策略、游击战理论和人民战争思想曾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过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令“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变得更有吸引力。尽管目前中国仍然缺乏能与某些发达大国相比的国际政治理论，但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中国人－－从决策者到知识分子直至普通百姓－－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无论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完全依靠别国提供的经验和模式（哪怕再好的经验与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政治观；同时，有更多的中国人开始重视本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及丰富的思想渊源，实践和理论的探索工作正在各个领域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这种视角精确化全方位化，把这种观察深入化系统化，把这种结论理论化逻辑化，自然就有了“中国特色的理论”。

然而，仅有好的意向是不够的。我想补充的另一点意见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说体系，只有在中国学者全面地透彻了解国外、尤其是发达的欧美国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这甚至不是充分条件，而是起码的前提条件。逻辑上讲，它是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的道理；然而实际生活里，它又是一个需要千辛万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被人接受的东西。所谓“逻辑”是指，如果你不知道别人拥有什么或正在创造什么，你是不可以向世界宣布你的“特色”的。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但在我们日常国际政治研究当中，大量出现的却是一种反逻辑的现象：许多自称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和观点及教科书，是在作者编者基本上不了解其它国家的同类作品及其思想的情况下，甚至是在作者编者完全不懂外文、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手的外国研究资料的情况下，生编硬造出来的或者生抄照搬出来的。也许，大国的国际政治学者有可能在不谐外文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理论，这一点毕竟与小国的同行不大一样；但大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家至少也应当通晓已译成本国文字的国外同行的著作，比如说，当一个人宣称自己创造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或“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策略”时，起码这意味着这类理论不同于美国和前苏联等国同行的国际战略学说或外交政策学说。但据笔者－－顺手举一个例子－－对目前国内大学使用的近十本国际政治教科书的考量，作编者们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似乎很少留意近十年来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国际政治译著，至少从教科书的字面上见不到这方面的批判借鉴工作。[11]国际政治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同，它本身是一个被移植的、幼稚的学科，如果没有对国外知识及其进展的洞察，大概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创造”。

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中，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相对单一到逐渐多样，应当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看看“”期间和此前的状况，看看现在的众多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以及招生盛况，看看学术界渴望进一步发展、渴望独树一帜的强烈愿望，就知道这种进步有多大。然而，笔者以为，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我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水准距国外同行还差很大一截。冷静地观察，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可以视为“基本具备自我意识”的阶段，包括学科建设的强烈意识、批判借鉴外国经验的审视意识和探索中国视角的自觉意识等，它明显超出了此前仅仅是应付政治任务或教学工作的阶段，也即我常说的所谓“撞击反射”式的被动且无意识的状态。但是，这并不等于对外部的了解已经很够，更不等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很好；迄今为止中国国际政治学界连一本探讨本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专著都没有，这与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界中国同行的成就相比令人汗颜。中国学者仍然需要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样坦承差距和虚心学习，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状态。这既不是崇洋迷外，也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否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政治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恰恰相反，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创造，借鉴是着眼于真正的特色，只有踏在别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才会实现新的超越。在功夫未到以前，出现的只有虚骄之气，造成的仅仅是“沙滩上的建筑”。

那么，具体到研究领域，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还存在什么缺失呢？这里，笔者仅仅结合自己近一段的研究体会，谈点不成熟的看法；所列举的问题既不带有重要性的顺序，也不是一个面面俱到的清单：

第一，我们可能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在其它很多学科领域里，中国同行们已经写出了或正在努力撰写本专业的思想史学说史，如经济思想史、政治学说史、史学史等等；而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努力－－包括任何大学的教科书或任何专业研究作品－－到目前为止只梳理了国际关系的历史，却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现在的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大概只有一本译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当成国际政治思想史方面教研参考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一种学说的思想形成脉胳尚未被摸清以前，是不可能建立新的比较完整的理论的。我以为，在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或思想史里，对“理论国政学”的描述和分析，应当占有重要份量。所谓“理论国政学”，指的是“理论的理论”，即有关国际政治学建筑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如同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奠基作用一样。当然，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还应当全面叙述和讨论从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后思想家们对国际关系的讨论，包括欧美的machiavelli、hobbes、hegel、kant、marx等人直至当代的各种学派，发展中世界的gandhi直至当代的s.amin、i.wallerstein、列宁、斯大林直至前苏联东欧自成一体的各种论述，中国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邓小平直至当代中国学术界，等等内容。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国际政治思想史》或《国际关系理论史》，可以被看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认真的努力。

第二，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缺乏对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前，除了极个别的“供批判用”的翻译作品外（如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等），国际政治学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讨学科建设理论的著作基本上没有介绍进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陆续翻译了一批公认的经典作品，如h.morgenthau、k.waltz、m.kaplan、j.burton、h.cardoso、r.keohan和j.nye等人的主要代表作，这方面上海倪世雄、金应忠和冯绍雷等学者的工作，北京邓正来、宋新宁、王缉思等组成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总起来看，我们不仅对国际政治学的古典代表作介绍得不全（如雷蒙德?阿隆、沃伦斯坦、莫德尔斯基、昆西?赖特、伊萨克?阿明、马丁?怀特和汉迪?布尔等国际政治思想大家的著作，又如“国际社会学派”、“学习进化理论”、“功能主义理论”等，就完全没有翻译介绍过来），特别是对于国外8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进展，包括各种新的重要思潮、学派和方法论（如“新自由主义”、“国际生态政治论”、“建构学说”、“认同学说”、“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国际批判理论”和“国际女权理论”等），国内学术界注意得不够，几乎没有任何系统介绍。依笔者观察，这些新的理论流派中，除个别属于工具性、方法论的派别外，多数都是“实体性”理论，即有自己的本体论和价值观、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理论，它们对于建立一个基础扎实、门类齐全的西方当代国际政治学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我们可能缺少哲学思想的启示和激励，缺少国际政治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渗透与帮助。在中国，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度有过的“哲学热”之后（它与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哲学的强烈召唤有直接联系），近十余年来，哲学思维和方法对包括国际政治研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激发推动，似乎处于冷冻状态，人们很少感受到作为这种“智慧”之学的幅射。而在80年代以后的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哲学的启迪功能似乎越来越明显，典型的事例有“罗马俱乐部”首创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对思想界的深刻影响，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哲学“社会批判理论”对西方国际政治研究的持续冲击，以及结合了大量哲学思考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等“后学”对旧的以权力政治为中心内容、以科学主义实证为主要研究途径的正统国际政治主流学派的强大挑战。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觉到，它们也许不能给人直接提供政治观点、价值判断或解释困惑的具体途径，但它们能够刺激人的想象力，加强研究者的审视意识，尤其有助于超出文本进行思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新一代国际政治学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强的，主要还不是具体的学说观点或专业知识，而是哲学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的锤炼。也许，中国的哲学界与国际问题研究界的协作密切之日，就是高水准的“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有望形成之时。同理亦适合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对其它学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笔者并不是说中国学者非要照搬西方同行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决策论”，而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他们那样，用各种自然科学或其它现代的方法，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学派和论说。

第四，我们可能既缺少“实用主义”以外的其它学派，也缺少精细、专业的个案分析。如前所述，中国现有的国际问题研究，多半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等学派观点的混合，有的时候再加上一点“传统文化”；它们的基本取向是实用主义的，它们的研究途径多半是动态跟踪式的，它们的分化与组合既不明确、也不有力。举一个例子：在对外政策分析和时下流行的所谓“大战略”研讨中，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外事无小事”的教诲和“敌我友”界限的警惕，每每总是支配绝大多数文章和讨论的主题与主调，它本身也许可以理解，问题是这之外的其他见解和流派（包括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始终得不到充分阐述和发挥。对比一下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对先进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状况，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内部形成的学派分支显然少得多也弱得多。由于探索不充分、见解不多样，新的流派难于发育，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始终长不成一棵根茎粗大、枝繁叶茂的大树。这当然是任何真正期待“中国特色”早日形成的人所不愿见的。与低水平重复的总体局面相一致，我们的个案研究、专题分析与国外相比少得可怜，多数“变成铅字”的文章和专著并没有在某个专题或领域上深究下去。对比之下，笔者很喜欢（不是同意、更不是“盲目崇拜”）国外一些同行的专题作品，例如j.nye主编的《能源与安全》、iainjohnston著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j.elshtain的《女人与战争》、p.katzenstein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m.handel的《国际体系中的小国》以及hung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等等。这些属于国际政治学的专题著述，能在一个小口上切得很深，把相关的资料或争论包揽无遗，对有兴趣的读者实在有益；而且，我想加一句的是，它们的数量相当多，尽可任不同志向、趣向的学生和批评家深究点评。

理论或许是“灰色的”，但理论工作者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按照实际生活的步履，更新自己的思想观点。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工作者，应当瞄准国外同行，有一个新的起点。

[1]jimgeorge,"thebackwarddiscipline:someintroductorycomments",thefirstchapter,"(re)introducingthetheoryaspractic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iscoursesofglobalpolitics:acritical(re)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ublishedbylynneriennerpublishers,inc.1994,p16.

[2]前苏联东欧等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状况大致与中国大陆接近，有关情况可参见:margotl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sovietunion";leonmangasarian,"imostennichtsneues?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germandemocraticrepublic".bothinhughc.dyerandleonmangasarian(eds.),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stateoftheart,publishedbythemacmillanpress,ltd,1989,pp229-243,pp326-339.

[3]fredericks.dunn,"thescop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stanley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15,byprentice-hall,inc.1960

[4]詹姆斯?多尔蒂（james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pfaltzgraff,jr）合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contending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10月翻译出版，第27页。

[5]1995年上半年，笔者曾经参加李琮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重点课题，内容是八五计划期间“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现状、成就和问题”。之后，笔者写成一份报告《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现状、成就及建议》（不供发表），本文的部分内容便取材于此报告。

[6]6．martinwight,"whyistherenointernationaltheory?"injamesderderian,edit.internationaltheory,criticalinvestigations,pp15-35.

[7]7．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7－18页。

[8]stanleyhoffmann,"internationalrelationsasadiscipline",ins.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1960,byprentice-hall,inc.pp1-4.

[9]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出处同前，第11－12页。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篇9

一、寓思想性于知识性之中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本质特征，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学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是必要的。应依据教材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基本概念，论证基本原理，强化基本观点，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寓思想性于理论知识性之中，一是要体现教学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尝观点、方法；二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些学生对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两种倾向：视为理论过时了，否认真理的普遍性；机械静止地认为有的现行政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降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此必须用理论的科学性打通学生的思想，说明真理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应根据社会进步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把真理当成模式生搬硬套。有的学生对社会上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错误认为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这就必须说理透彻，启迪学生辩证思维。

政治理论的概念是很抽象的。如果教师纯理论化、模式化说教，学生不容易理解，索然寡味，往往会产生厌倦情绪。如果不能解决学生的思想和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学生会感到理论离他们遥远，从而会淡化学习兴趣，甚至对理论不情愿接受。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走出误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实效。

教学应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终为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合格人才，做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四有”体现了合格人才的素质要求，为此应坚持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或忽视了哪一方面都是顾此失彼的倾向。

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知识素养，并广泛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状况，使教学贴近学生实际。把教学内容放在社会大环境当中，贴近时代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

坚持《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学评价标准。《教学大纲》规定了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科学地表述了教学的内涵、外延、方法、途径，是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教学评价也应以此为依据。应加强教学目标管理，把教学目的、任务转化为教学目标，激励教师、学生为达到教学目标努力进取。

二、理论联系实际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是对实践的高度概括、总结和升华，并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直观教学学生容易接受，并可使学生具体应用理论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体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丰富内涵及学习的重要意义。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思潮非常活跃，社会生活绚丽多彩。其中有正确的思想、行为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不乏有消极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使学生耳濡目染，发生不良影响，对政治理论课教学冲击很大。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教学是注定要失败的。必须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培养学生识别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行为侵蚀的能力。学校教育是学生社会化过程的起始阶段，使学生了解社会、体验社会生活，为将来参加工作步入社会增强适应能力，这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环节。理论如何结合实际，笔者认为：

1．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讲授体现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渗透到教学的全过程。如讲解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及一部分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经济学问题，用现实情况说明理论、论证理论，用理论分析现实情况，进而深化理论学习，使学生提高观察和理解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2．学生有习惯于比较的思维特点，教学中可通过比较鉴别，给学生以冷静的思考和理论的启迪。如新旧社会及改革开放前后的纵向对比，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从感性到理性深化对执行基本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横向对比：把我国改革开放、人民当家做主、充分显示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同两级分化、虚伪民主及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对比，使学生对资本主义本质有深刻地认识，坚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信念，真正明白“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①

3．体现主导性与突出主体性相结合。教学是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双向活动，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不盲从、不迷信，然而往往因为其理论基础不丰厚，认识狭窄、肤浅，缺少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内心会有很多质疑、迷惘和误解。教师一言堂，学生对理论知识生吞活剥，教学难以奏效。教师要了解学生心理，欢迎学生提出问题并充分发表见解，教师顺势启发引导。组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使学生在接触社会、接触实际中开拓视野，充实知识，接受教育。

三、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教学是有规律可循的，然而改进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教学与教育相结合。备课挖掘教材思想内容。讲课知识性与思想性有机结合，克服盲目性、油水分离的弊端，增强说服力和实效性。

精心设计，优化教学过程。教师注入情感，创造和谐融洽的教学氛围。开展课外活动，补充和延伸课内教学。进行专题研究，组织讨论、论辩、知识竞赛，互相交流，加强学生自我教育，促进科学理论的内化。

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篇10

一、寓思想性于知识性之中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本质特征，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学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是必要的。应依据教材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基本概念，论证基本原理，强化基本观点，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寓思想性于理论知识性之中，一是要体现教学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尝观点、方法；二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些学生对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两种倾向：视为理论过时了，否认真理的普遍性；机械静止地认为有的现行政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降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此必须用理论的科学性打通学生的思想，说明真理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应根据社会进步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把真理当成模式生搬硬套。有的学生对社会上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错误认为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这就必须说理透彻，启迪学生辩证思维。

政治理论的概念是很抽象的。如果教师纯理论化、模式化说教，学生不容易理解，索然寡味，往往会产生厌倦情绪。如果不能解决学生的思想和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学生会感到理论离他们遥远，从而会淡化学习兴趣，甚至对理论不情愿接受。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走出误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实效。

教学应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终为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合格人才，做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四有”体现了合格人才的素质要求，为此应坚持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或忽视了哪一方面都是顾此失彼的倾向。

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知识素养，并广泛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状况，使教学贴近学生实际。把教学内容放在社会大环境当中，贴近时代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

坚持《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学评价标准。《教学大纲》规定了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科学地表述了教学的内涵、外延、方法、途径，是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教学评价也应以此为依据。应加强教学目标管理，把教学目的、任务转化为教学目标，激励教师、学生为达到教学目标努力进取。

二、理论联系实际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是对实践的高度概括、总结和升华，并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直观教学学生容易接受，并可使学生具体应用理论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体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丰富内涵及学习的重要意义。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思潮非常活跃，社会生活绚丽多彩。其中有正确的思想、行为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不乏有消极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使学生耳濡目染，发生不良影响，对政治理论课教学冲击很大。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教学是注定要失败的。必须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培养学生识别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行为侵蚀的能力。学校教育是学生社会化过程的起始阶段，使学生了解社会、体验社会生活，为将来参加工作步入社会增强适应能力，这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环节。理论如何结合实际，笔者认为：

1．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讲授体现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渗透到教学的全过程。如讲解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及一部分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经济学问题，用现实情况说明理论、论证理论，用理论分析现实情况，进而深化理论学习，使学生提高观察和理解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2．学生有习惯于比较的思维特点，教学中可通过比较鉴别，给学生以冷静的思考和理论的启迪。如新旧社会及改革开放前后的纵向对比，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从感性到理性深化对执行基本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横向对比：把我国改革开放、人民当家做主、充分显示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同两级分化、虚伪民主及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对比，使学生对资本主义本质有深刻地认识，坚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信念，真正明白“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①

3．体现主导性与突出主体性相结合。教学是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双向活动，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不盲从、不迷信，然而往往因为其理论基础不丰厚，认识狭窄、肤浅，缺少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内心会有很多质疑、迷惘和误解。教师一言堂，学生对理论知识生吞活剥，教学难以奏效。教师要了解学生心理，欢迎学生提出问题并充分发表见解，教师顺势启发引导。组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使学生在接触社会、接触实际中开拓视野，充实知识，接受教育。

三、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教学是有规律可循的，然而改进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教学与教育相结合。备课挖掘教材思想内容。讲课知识性与思想性有机结合，克服盲目性、油水分离的弊端，增强说服力和实效性。

精心设计，优化教学过程。教师注入情感，创造和谐融洽的教学氛围。开展课外活动，补充和延伸课内教学。进行专题研究，组织讨论、论辩、知识竞赛，互相交流，加强学生自我教育，促进科学理论的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