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技术对传播学的影响

摘要：研究方法对于学科的建构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新传播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新闻传播学科带来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可能解释不了这些新的现象.互联网时代要求研究方法与时俱进适应学术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研究方法；文本分析；内容分析

一、新媒介技术给新闻传播带来的变化

新媒介技术的平台性特征本身就打破了传统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地位不平等的局面，新媒体传播过程的互动性更使得信息的交流变得极其便利，这种技术带来的传受关系的变化是新技术给新闻传播学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

（一）单一的线性传播转变为交互性的传播

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传播特点是点对点的线性传播，传统的大众媒体所传播的信息通常被认为是满足大部分受众需求的。这种单向性的传播模式往往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它把传者和受者剥离开来进行研究。但是新媒体却打破了这种传播模式，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不仅拓宽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在传播海量信息的同时，使得传播过程具有交互性的特征。信息传播呈现出小众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趋势，进而做到个性化的传播。

（二）媒介控制的力量发生变化

“媒介控制”研究是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的把关理论认为对传媒的控制主要来自于两种力量：一种主要是来自于外部的技术、法律、政治等力量的控制；二是媒介内部对信息加工、生产的控制。新媒介技术下，网络传播的独特性决定了这两种控制力量被极大的弱化。首先，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使得信息和思想能够得到自由的传播；其次，在个性化社会使得个体都有自主的选择性，人际传播的强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弱化使得法律、政治、技术这些硬性的控制力量被极大的弱化。

（三）传受关系的变化

传统大众传播中传者和受者有着非常清晰的界限，而传统的受众研究也将受众看成孤立的、分散的个体，传播者在整个传播的过程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但是网络传播彻底改变了这样的一种状况，潘知常和林玮在《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一书中，用它来表示“受众在网络时展出的一种特殊形式”。［1］此外，有很多人用“网民”这个词来表现新媒体对传受关系的影响，网络中的传播过程体现出一种更加自由平等的社会交往特征。

（四）从单一传播到大传播

新媒介技术使我们进入了“多媒体”时代，这个“多”不是单指新媒介的数量，也不是指单一字符向多功能界面转变的“多”，而是指新媒介所具有的多种媒介功能融合意义上的“多”。以上这些新变化都是新媒介技术的运用所带的，他们代表着未来传媒发展的趋势，准确地认知这些变化，新媒介对传播学宏观研究的模式和观念层面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对微观的、具体的操作层面也带来了新媒介时代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五）媒介属性的变化

传统大众传播机构是高度专业化的传播组织，这种组织对信息高度垄断，而这种垄断性也反映出一系列的不平等，传者与受众，传播与反馈，文化精英与底层民众等。而在这些关系中，两者地位是不对等的，后者基本上总是处于劣势。但是在新媒体时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媒体的平台性特征，使得信息的获取变得极其便利，传播过程更加具有交互性，媒介的属性在新媒体那里出现了新的特点。

二、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新发展

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分为实证研究和批判性研究。经验主义研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把媒介作为“工具”，作为没有任何价值与意识倾向的客观存在来对待，用一系列“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数据来认识社会传播现象。［2］经验主义研究抑或称之为定量研究，首先，就传播模式而言，以往的线性传播方法必须作出调整，要将传统媒介一对多的传播研究转向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研究，由同步及异步传播的分类研究，转变为以交互性研究为主的新方法。其次，就媒介控制而言，外界政治、法律和技术等控制力量被弱化，媒介的议程开始注重“引导”，不仅仅是先前高高在上的“设置”。此外，网民的自我控制也显得尤为重要，传统媒介控制的研究方法就要作出调整。再次，就传受关系而言，传统的以传者为主导地位的传受关系已经被更加平等的传受关系所取代，因此这种网络用户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主动性使得传统的受众研究的方法必须作出调整。最后，就媒体传播形态而言，单一的媒体传播已经被“多媒体”和“多文本”所取代了，这就使得媒体形态的研究变得更加的复杂。关于批判性研究，正如拉扎斯菲尔德所言，保护和尊重人的尊严与自由，探讨恢复人的基本价值的方法和途径，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学者的研究特点。［2］事实上，这种研究特点也是整个传播学批判主义研究的传统和习惯。“根植于精神—价值—人性这一永恒主题的人本主义”，［3］成为批判学派的精神轨迹，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对象和思想根基。新媒介作为一种新工具，它所存在的这个世界是否也存在着社会权利系统、意识形态系统对人自由的钳制？例如，网络虚拟空间的狂欢文化对人精神追求和理想的消解，网络世界成为赤裸裸的、个人主义的生理欲望表现。所以对网络文化的批判认识，尤其是对其颠覆重于建构的倾向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的研究方法。新媒体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定量研究或者是定性研究而是质化和量化研究的结合，因为两者并非是互相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例如，对社会化问题的研究借助于数据的精确分析能够使得研究更加具有说服性；再如在生物学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就是在非量化的自然条件下观察物种间的差别，搜集到了丰富的生物材料，继而在实验室进行高度数量化的物种基因研究从而著成巨著《物种起源》。这是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最佳状态。

作者:郭艳军 单位: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23.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02.

［3］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