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腐败行为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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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二、关于行为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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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行为科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丰富思想，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概念改造行为科学的模型，提出人的行为的“制度-行为”分析模型。

这一模型认为：

（1）人的行为是制度因素与个体心理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制度即激励或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各自的实施机制等，正式制度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文化、社会心理、习俗等。个体因素包括个体心理因素、生理因素，主要指心理因素，如感知觉、情绪情感、意志及个性等。

（2）人的行为的基本原因是个体的需要与动机。

人的行为是个体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等作用下引起需要、动机并选择了某种行为方式又指向一定目标的活动过程。需要是心理特征的一个基本方面，“需要”的产生和对需要的满足是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从个体需要产生来看，一方面，人体的生存、发展是持续“新陈代谢”过程，个体活动因此是“需要→动机→目标”的循环往复；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使需要在性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变化。

（3）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是个体心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并且三个因素对行为过程的影响存在差别。在许多个案中，这些差别具有决定性意义。

非正式制度在“需要→动机→行为→目标”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在于：非正式制度，文化、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习俗等，作用于个体心理，通过影响个体的知觉、情趣、兴趣、爱好、信仰、价值观等，一是改变个体需要与动机的结构和水平，二是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三是决定着个体对需要满足的主观评判（即需要满足感程度）。

正式的制度中，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与个体行为相关的方面，如工资、福利、晋升、奖惩制度等，影响个体对行为预期的判断，影响行为方式，决定个体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即目标能否达成）及满足程度。

三、个体权力腐败行为发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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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在制度因素作用下，由需要→动机→行为→目标的过程；（3）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对腐败行为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影响；等。权力腐败行为的一般性决定了运用行为系统分析模型对其进行研究的可行性。权力腐败行为的特殊性体现为：行为主体及其心理结构特殊、行为方式特殊、影响腐败行为的制度因素特殊等。[6]

正式制度中的保障制度（如工资、福利）和激励制度（如考核、晋升）影响权力主体各种需要的满足及满足程度；正式制度中的权力体制（对权力运作的规定及实施，如权力属性、大小、范围，领导体制，集权分权情况，制衡制约体制等），决定了权力主体是否拥有滥用权力的便利条件，并影响腐败行为方式的选择；

无论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影响腐败行为的全过程。只要制度环境中存在缺陷，就会有权力腐败行为发生。事实上，无论是哪个社会，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暇，因此，腐败现象也就不可避免。这是腐败普遍存在的基本原因。

[7]这种需要无法区分合理与非合理。其次，权力主体受文化、社会心理、习俗以及外在不良刺激，引致其对物资、金钱、权力、地位等产生超出一般程度的需要，或者产生与优越感、特权意识相联系的虚荣心理。最后，组织、正式制度等没有使权力主体的需要（合理与不合理）得到（基本）满足，或者权力主体在社会比较之后对制度提供的现有条件不满意，感觉不公平，认为付出与报偿不符，从而导致心理失衡、认知失调。总之，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权力主体的需要结构发生了偏离，并由此产生了通过私自行为满足需要、谋求利益补偿、消除心理失衡的意识与动机，这类需要、意识、动机等的固化与发展，在权力主体心理层面形成一种倾向于实施腐败行为的状态，即腐败心理。

[8]决策过程主要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包括条件评估和风险评估两个方面。条件评估涉及权责配置、权力属性、制衡制约体制、监督体制、集权分权、领导体制等，决定了机会主义行为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对比。如果权力主体具有相对较大的而且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其腐败行为的收益必然较高，条件成本则相对较低。反之，收益低、条件成本高。风险评估涉及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执行情况，如果法律不完善、实施执行不严格，腐败行为揭发概率小、惩罚程度低、打击乏力，那么，在心理层面给权力主体造成较小压力的同时，也就降低了对腐败行为风险感知的水平。反之亦然。总之，权力主体根据制度权衡其行为的收益与成本的比值。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即可能从事腐败行为。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经济学家指出，“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同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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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权力腐败行为发生模型旨在说明权力腐败产生的一般机制与行为过程。其结论是：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只要公共权力被某个“人”占据，因为制度永远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权力腐败行为不可避免。权力腐败的发生和存在，不分国家，不分文化，不分历史，不分制度。

四、腐败水平模型

[11]循着这一思路，我们提出了腐败水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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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说明与讨论

另外，就非正式制度或文化的具体形式、特点而言（文化个性），又的确与某些特别的行为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一种文化的某种倾向性、具体形式可能对腐败行为具有社会助长作用。如研究者们发现，“裙带关系”是西非、南亚国家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助长腐败泛滥的一个文化原因；[11]高度集权的政治传统文化、“官本位”显然比民主政治传统下民族文化更容易导致腐败行为。[i]

不过，这一观点与上述（2）的假定并不存在冲突。假定（2）与这一观点实质上都是从文化结构出发来讨论文化与腐败行为的关系，只是二者的具体角度不同罢了——假定（2）建立在宏观立场上、由文化内核这一深层角度出发，而上述观点则建立在中观微观立场上、由文化的形式这一角度出发。

该观点首先是附和假定（2）的。因为与假定（2）相一致的一个命题是：每一种民族文化中既存在着特别容易助长腐败行为的因素，也存在着杜绝、抵制腐败行为的因素，关键问题是不同文化中起助长作用的的具体因素竭然有别。比较来看，“裙带风”、“官本位”等文化因素在东方社会因为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而容易助长腐败行为，这些因素在西方社会中因为不构成文化的一部分而对西方社会中的腐败行为影响较小。但是，在西方社会中，也有一些因素，如对个人价值、个体利益的追求或追逐等，因为构成文化的一部分而容易助长腐败行为，但这些因素在东方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影响较小，所以对腐败行为的影响也较小。

质言之，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宏观上对腐败的影响是一个常数（量），文化较多地与腐败行为发生的必然性相联系，而较少地与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相联系。影响腐败行为发生可能性的主要是非正式制度以外的因素，如正式制度的缺陷或缺失。而恰恰是“可能性”决定了“腐败水平”。

3.上述模型、模式图从个体腐败行为发生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抽象的腐败水平概念，同时又视腐败行为为一个行为选择过程，在作出一定假定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正式制度的不同方面对权力腐败心理于行为的过程的影响，在理论上试图论证正式制度与腐败水平的相关性。

4.目前，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相结合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诺斯曾指出，将个人选择与制度加之于个人选择范围上的约束整合起来，乃是将社会科学研究统一起来的一个主要步骤。[2]而国际有影响的经济学、政治学流派都开始了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的整合工作。如，“诺斯的新制度学派，目前正试图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引入制度演变的微观过程中来；阿克劳夫领导的一小群学者，致力于所谓‘psa-economics（p，心理学；s，社会学；a，人类学；economics,经济学）’的创建”；以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为代表的新制度政治学家，“力图把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1]在国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文献，有学者开始采取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权力腐败。[13][14][15]

systematic-behavioralanalyzingmodelofpublicauthority’scorruption

wanglixin,guzhimin

abstract

thecombinationofsystematicanalysisandbehavioralanalysisrepresentsaneworientationinpoliticalresearch.synthesizingthetheoryabouthumanbehaviorfrombehaviorscienceandnewsystematiceconomics,thethesisinduces’thesystematic-behavioralanalyzingmodelofbehavior’andappliesitintheresearchofcorruptedbehaviorofpublicauthority.asaresult,thethesisputsforththeoccurringmodelofcorruptedbehaviorofpublicauthorityandthelevelmodelofcorruption.themodelarguesthattheoccurrenceofcorruptedbehaviorofpublicauthorityistheinterplayofauthoritysubjectandsystematicenvironment;thelevelofauthoritycorruptionmainlydependsonformalsystem.

keywords

thecorruption;thelevelofcorruption;systematicanalysis;behavioral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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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官本位”意识对于腐败现象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导致官员职位“供求”关系紧张；其二，改变了权力主体的需要结构或偏好体系，特权、金钱等需要成为优势需要；第三，制造了有利于腐败现象滋生的社会环境。

[1]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j].社会学研究，1998，（2）：1-11.

[2]何增科.新制度主义——从经济学到政治学[a].刘军宁.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c].北京：三联书店，1996：345-359.

[3]俞文钊.管理心理学（修订本）[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54.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52.

[10]王礼鑫.送礼与腐败[j].中国国情国力，2000，（9）：35.

[11][瑞典]谬尔达尔.南亚贪污腐败因果谈[a].《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m].北京：国际展望出版社，1989：113.

[12]王传利.1990年至1999年中国社会的腐败频度分析[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