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环境刑法的概念与特点

本文作者：王秀梅杜澎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规制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及法学家们不断尝试和探讨的课题,运用刑事法律保护环境是其中的课题之一。环境刑法研究的触点带给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思辨方式,这种理性思辨使传统刑法理论受到多方位的冲击。

一、界定环境刑法概念的理论基础

目前,关于环境刑法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考察和界定环境刑法的概念。(一)以环境犯罪的归类为基准经济刑法已经将环境犯罪视为经济犯罪的种类之一。从经济犯罪分类来看,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环境犯罪以及其他犯罪类型,都构成独立的犯罪领域,以构成要件、特征区别于其他犯罪。[1]我国学者多数持这种观点,如有学者认为,“我们本着探索的宗旨,就修改刑法典应当增设的经济犯罪罪名,提出以下意见:(一)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二)破坏自然资源方面的犯罪……”[2]有的学者认为,“在修改刑法典时,应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这一章作如下调整:(1)增设破坏自然资源罪章……”[3]有的学者将经济刑法分论部分划分为十一章,其中包括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4]还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情况分析,经济犯罪包括……分则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5]申言之,环境犯罪已经作为一种有别于其他犯罪的种类而独立存在。如我国刑法分则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涉及15个罪名、《德国刑法典》第二十九章污染环境犯罪共涉及10个罪名、①《芬兰刑法典》第四十八章环境犯罪和第四十八a章自然资源犯罪共涉及10个罪名;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第二十六章生态犯罪共涉及17个罪名,等等。②我们认为,由于各国环境刑事立法上的差异,因而导致环境犯罪的具体种类与范围各有不同,但将环境犯罪作为一种独立构成的犯罪领域的整体格③这三种表述方式借用了我国刑法学界目前关于“刑法”概念的三种最主要表述方式。法学专论局并无实质性差别。因此,在准确定义环境刑法概念之前,首先应明确环境犯罪的客观归类标准。环境刑法所针对的环境犯罪范围应包括刑法典、有关环境保护行政法律中的附属刑法以及特别刑法涉及的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二)以规定环境犯罪及其刑罚的法律规范为标准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环境刑事立法,大体分为四类:一是刑法典规定环境犯罪及其刑罚标准,其中包括传统模式与现代模式两种类型。传统模式是在刑法典原有条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没有专章或专节的环境犯罪规定,如奥地利、瑞士、挪威、丹麦、蒙古等国以及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同时以环境行政法中的刑事罚则作为辅助处罚方式;现代模式是以刑法典中的专章或专节环境犯罪规定及其刑罚,如我国、德国、俄罗斯、芬兰、西班牙等国。二是以环境行政法中的刑罚条款作为环境刑法的主导形式。主要以英美法系的美国和英国为代表,大陆法系国家中以法国为代表,其他国家如日本、瑞典、罗马尼亚、韩国等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也采用这种模式。三是特别刑法模式,即以独立的环境刑法规定环境犯罪及其刑罚标准。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1970年颁布的《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以下简称《公害犯罪制裁法》),澳大利亚1996年颁布的《环境犯罪和处罚法》,巴西1998年颁布的《环境犯罪法》,美国俄勒冈州1993年颁布的《环境犯罪法》等。四是国际环境法中涉及的环境刑法规定。如《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上述环境刑事立法及环境犯罪的刑罚标准是界定环境刑法概念必不可少的依据,其中适用环境刑法的刑罚标准是区分环境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临界点。(三)以刑法的一般原理为标准环境刑法与刑法之间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环境刑法除自成体系并具有本身的特殊属性以外,与其本源性基因与其母体——刑法密不可分,因此,环境刑法的基本原理仍应追溯到刑法的一般原理,并以之作为界定基础内容标准。

二、环境刑法的概念

目前,我国学界对环境刑法的定义并无统一的判定标准。广义环境刑法,指与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触犯下列法律领域而言。包括:(1)传统核心刑法,即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触犯普通刑法典中之相关规定,如公共危险罪、毁损罪,等等。(2)特别刑法,行政刑法或附属刑法中,规范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而赋予刑法上刑名之规定。(3)附属刑法,即环境行政法中相关环境秩序法规范,亦为广义环境犯罪之范畴。(4)国际刑法中惩治环境犯罪部分,以及惩治国际环境犯罪的国家间司法协助,等等。(5)环境刑法与其他各种法律之关系,如宪法、行政法、民法中,一切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均属之。[6]狭义环境刑法,指以保护环境,制裁重大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行为之刑法条款。包括:(1)环境与传统核心刑法,即与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触犯普通刑法之条文,如公共危险罪、伤害、毁损罪,等等。(2)环境法益与环境行政刑法,如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之刑法上刑名之罚则。[7]我们认为,上述广义环境刑法的定义没有将环境违法行为与环境犯罪行为明确区分,因为环境刑法是惩治环境犯罪行为的刑法规范。一般的环境违法行为,不应属于环境刑法的调整范畴。将触犯普通刑法和环境行政刑法的环境犯罪行为及罚则作为狭义环境刑法的定义比较贴切和可取,但论者并未勾勒出完整的环境刑法概念。结合我国刑法学理论,我们认为,环境刑法的概念可作如下表述:(1)环境刑法是规定环境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8](2)环境刑法是规定环境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3)环境刑法是规定环境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③严格地说,以上表述方式并没有多大实质差别。第一种表述方式,以传统的“犯罪与刑罚构成刑法的主要内容”为据,将环境刑法界定为“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用“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来界定环境刑法内涵,显然比其他表述方式更能正确地揭示我国环境刑法中犯罪本质与刑罚之间的必然联系。第二种表述方式,以刑事责任是界于犯罪与刑罚之间的一个独立的范畴为前提,认为环境刑法是“规定环境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这种主张认为,“刑事责任”是一个作为量刑根据的综合性指标。从这个角度理解,“刑事责任”作为相对独立性的范畴,在犯罪与刑罚之间,似乎应该有存在的空间。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责任”,实际上只是一个④其中《刑法修正案(二)》和《刑法修正案(四)》都涉及环境犯罪内容的修订。⑤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决定》。法学专论大致相当于我国刑法中“罪过”的概念,而“罪过”的实质应该是行为人对刑法规范(所保护的社会价值)的态度。第三种表述方式,“以刑罚只是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刑罚不能与刑事责任并列”为基础,认为环境刑法是“规定环境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如果说定义环境刑法概念的目的在于揭示刑法的内涵,说明环境刑法本质属性的话,用“环境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的表述方式,更能准确地发挥“环境刑法”概念的基本功能。但是,如果考虑与其他刑事法律的区别,我们认为,将环境刑法定位为“规定认定环境犯罪与适用刑罚的标准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就应该比以上三种界定环境刑法概念的方式都更能说明环境刑法与其他刑事法律的区别。

三、环境刑法的特性

在确立环境刑法概念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环境刑法的独立特性。笔者认为,环境刑法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多元性环境刑法的多元性是由其空间结构的整体布局决定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环境刑法内容的相对性(不恒定性)。环境刑法所规范行为的质与量并不是守恒的,而是按照其自身轨迹处于动态的运行之中,这种运行中的变化系数非人类理性所能感知的常量,因而可以导致对行为犯罪化或非犯罪化评价的视域错位。如我国1997年刑法典颁布以后,先后通过六个刑法修正案④和一个决定⑤对刑法进行修订即属于对“评价视域错位”的补正。二是环境刑法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由于环境刑法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故其内容难为普通刑法全部包容,环境刑法规范大量分散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因而形成多样化的立法模式。如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等环境法律中均设有追究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条款。无论世界各国和地区采用何种形式的环境刑事立法,在惩治环境犯罪的基本内容上差别甚微,只是在具体罪名多少、刑罚严厉程度强弱上有所差异。因此,可以说,环境刑法的针对性相当集中———环境犯罪,但本体结构上则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这也是环境刑法作为一种针对特定领域的专业刑法从经济刑法分离出来,并独立自成体系的原因之一。(二)行政从属性所谓行政从属性,系指依据环境刑法条文规定,其可罚性的依赖性,取决于环境行政法或基于该法所的行政处分而言。[9]这种理论观点主要源于大陆法系国家的环境刑法理论,特别是德国刑法学界的研究成果。我国现行环境刑法的法条内容皆涉及违反环境行政法的问题,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环境犯罪,就已具备违反行政法的前提,行政违法性的程度往往是界定罪与非罪的标志。目前,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概念上的行政从属性。环境刑法条款涉及的专业性概念应以环境行政法的规定为依据,如固体废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有关术语的解释。二是违法性要件的行政从属性。环境犯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及程度应依照行政法的标准界定。[10]以刑法制裁侵害环境的行为,其目的在于强化、支持民法及行政管制法的规定,而并非必然以制裁犯罪(罪行)的危害结果为主要目的。但所谓强化、支持,特别是在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的适用上,仍存有价值观上的矛盾。即刑事可罚性,是否皆应以行政法上规定的最高行为界限标准为前提条件,如此可使两法间之内部关系较为调和并收到举证上的实效。或在附属刑法的规定模式下,法官亦应依职权自行决定,并就其规定作出较环境行政法更为严格的解释。[11]环境刑法的构成要件,皆或多或少普遍依赖行政法的规定,且特别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决定。虽也有少数例外的情形,但其不可能获得行政机关的许可,更不会因某些特定毒气的排放获得许可,而使危害人体的行为合法化。此为环境刑法就环境行政法所规定者,属于主导自主之例。[12]由此可见,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犯罪客观行为的认定上,而且是环境犯罪构成要件的组成部分,故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属于一种相对的行政依赖性,而不是绝对行政依赖性的环境刑法,我国环境刑法条款的行政从属性多属于这种情形。(三)柔性柔性是指反映环境刑法系统本身适应性的综合特性。环境刑法这一特性需要借助于外界的动力和内部本能而使其本体适应这种变化,进而使本体内容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动力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张力”——环境刑法本体在技术上的可塑性。目前,世界各国关于环境保护的标准并不统一,即便是国际公约中已经界定的标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技术的更新、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人们意识形态的升华而不断地加以调整、规范。具体环境保护对象的鉴别与鉴定标准都需要由专家运用专业技术加以分类、确认,而环境保护对象和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专业技术的发展与细化而升级换代,当然也可能是微调,但这种调整可能构成环境犯罪的要件产生影响,进而对环境刑法内容的增补、修订产生影响。二是弹力——科学未定性。环境问题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涉及高度科技背景,许多环境上的危害行为或产品,往往是经年累月后才被发现。[13]此外,在环境问题因果关系认定上格外困难。时常牵涉科学上的极限,无法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并作为认定责任或采取措施的依据。因此,就已知或未知的环境问题而言,不仅充满着科学未定性,而且充满着利益衡量与环境决策的选择,这一特性本身必然会对环境刑法的实体内容发生作用,故我们认为,环境刑法具有柔性的特征。(四)超越性超越性或称为反传统性,是指环境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冲击性特征。尽管环境犯罪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类型,但仍应坚持刑法有关犯罪与刑罚的基本原则及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构建环境刑法本体理论框架的特有原则和理论。因此,环境刑法必须具有独自的原则及理论。诸如(1)关于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理论。德国学者许乃曼认为:“环境刑法自然法理论的适用产生了革命性的结果,大规模使用生态环境只不过给现在一代的少数人带来利益,却冒着臭氧层和世界气候破坏的风险,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不负责任和社会危害,因而成为建立和维护当前世界经济秩序中出现的比灭绝种族罪更严重的犯罪,因为环境犯罪威胁的不仅仅是当前一代人的生存权,而且威胁着无限未来几代人的生存权。”[14](2)关于处罚法人犯罪的理论。在大陆法系国家,确立法人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是对传统刑法观念和理论的严峻挑战。修订后的《法国刑法典》率先打破这种僵局,其他国家也先后纷纷效仿,如丹麦、挪威、芬兰等国。而德国和日本在此方面显得有些滞后,如日本在经济成长期,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一些侵害生命、人身安全的企业犯罪成为众矢之的。至此,突破传统的责任主义框架的公害法得以实现。日本的双罚规定,法人代表从事违反行为和员工从事违反法令行为发生时,如果法人机构存在选任、监督上的过失,可以认定为法人的刑事责任。常规法、判例认为法人的刑事责任是通过机构过失责任来作为依据的,基本上是站在责任原则立场上。但在过失举证时采用过失推定论这一问题上,却没有贯彻责任原则。[15]在英美法系中,英国判例理论把有权限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犯罪行为等同于法人自身的犯罪行为(即行为等同理论)。这种承认法人固有责任的思考方式与责任原则论并无矛盾之处,但在对通过低级从业人员实施违法行为的法人违反行为采取不问责这一问题上,明显过于狭窄。美国判例法对于拥有法人代表权的管理人员以及即使不是管理人员但只要存在行为的低级从业人员的业务过程中,其权限内的违法行为都要法人(即所谓代位责任理论)承担责任。即使这些人员无罪,代表者无故意和过失,也应该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