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刑法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区分

摘要: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虽同为美国刑法之出罪事由却有实质区别，合理区分二者对于指导司法实践有重要意义。关于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的区分要综合考量法益侵害、社会危害与利益衡量等因素，美国辩护事由理论体系对我国犯罪理论体系的完善有一定借鉴价值。

关键词:正当事由;宽宥事由;区分;启示

在美国刑法中，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是辩护理论研究重点，关于二者是否应该区分以及以何种标准区分更是理论界争论之关键。细致考察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间的关系脉络，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界定其区分标准，对于该领域的理论发展以及解决实践难题具有重要价值，同时美国刑法的辩护理论能为我国刑法出罪制度与犯罪论体系的完善提供些许启示。

一、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关系之沿革

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在起源、功能及知识体系间都不同，这些差异导致了不同时期两类辩护事由的不同发展。然而，由于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都会导致出罪的法律效果，随着历史的发展，二者的区分未得到强调。

(一)严格区分

1．判例与立法

起初，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的区分体现在“杀人”之行为类型上。行为人有绝对之特权杀害被拒捕的罪犯。但作为私力救济的自卫杀人在早期是一种宽宥行为的杀人。虽然这种行为有权得到国王的赦免，但是被告人的财产和杀人工具会被没收。后来，自卫杀人从一开始的可被国王赦免发展成为如同特权杀人之正当行为，行为人不会被没收财产和犯罪工具。法律允许陪审团对正当防卫之情形作出明确的“无罪”裁决。两种出罪事由也由此被严格地界分。正当事由被证明是无罪的，而最初的宽宥事由则是:请求被酌情赦免。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的区别一直如此①。16世纪后，随着与责任相关的抗辩事由不断被确立，宽宥事由体系成型②，在早期的法律史上，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的界分也日益突显。

2．理论方面

弗兰西斯•培根是较早论述正当事由和宽宥事由区别的学者，他通过三个例子试图证明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之间的区别:

(1)行为人极其饥饿而盗窃;

(2)囚犯乘监狱发生火灾而逃走;

(3)两个落难者在海中争夺一个浮板时一方将另一方推下水。培根认为，第一个和第三个场景发生的事情属于宽宥事由，第二个则属于正当化的事由。但他没有提出很充分的理由去论证自己的观点。学者约翰•奥斯汀认为:“在正当事由中，人们承认行为为其所实施，但否认其行为的错误性;在宽宥事由里，人们承认其有过错，但不承担全部责任，甚至认为完全不负责任。”这一区分在当时被广为接受。赞同的学者有乔治•P•弗莱彻:“正当事由肯定犯罪的定义得到了满足，但是行为人的行为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宽宥事由并不否认行为的错误性，但是行为人却不应当承担责任。”哲斯勒认为:“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有本质之区别:正当事由注重的是行为，努力表明行为不是错误的;而宽宥事由注重的是行为人，希望说明行为人对其错误行为不应承担责任。”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的理论区分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

(二)逐渐混同

1．实践方面

随着历史的发展，具有宽宥事由的被告人获得赦免，且随着表示其违法性的没收财产之法律后果的消失，导致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毕竟二者都为出罪事由且最终法律后果在表面上并无差别。这意味着，在诉讼上，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的地位平等，一旦抗辩事由成立，被告人都无罪、不承担刑事责任，包括人身和财产上的责任。对于抗辩，法官大多关注的是直接影响刑事责任有无的情形，而该辩护理由是源于行为还是行为人的责任，行为本身是受鼓励的正当行为还是仅为被宽恕的违法行为，并非关注的重点。如此，两种辩护事由之间的区分渐渐不被重视，在理论和实务界也出现了交换混用的情形。刑事法庭同样对待正当化行为人和可宽恕行为人:两种人都无罪释放，其行为不受惩罚，实践中甚至交替混用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界分的必要性不再被重视。

2．立法方面

在对《模范刑法典》和美国各州刑法典的正当事由和宽宥事由的立法现状进行考察后发现，各州对该两种事由的立法都处于大致区分的状态，从立法形式上来看，法条的设计对两种事由有所界分但并不详尽。美国《模范刑法典》将两种辩护事由的相关类型规定于“正当事由的一般原则”与“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与“责任能力”章节当中，在正当事由中，刑法条文的共同点为:当行为人的行为满足某种条件时，该行为具有正当性;在与行为人责任能力有关的宽宥事由中，刑法条文的共同点为:当行为人的行为满足某种条件时，该行为可作为积极抗辩。从法典的形式规定来看，其将正当事由独立成节，而宽宥事由则主要体现在与“责任”相关的部分，但法条并未详尽指出两种出罪事由所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

关于美国各州的立法现状，通过查找法典是否将正当事由独立成章以及考量法典中与“责任”有关的宽宥事由的立法规定，可以统计出对两种辩护事由作出区分的州有18个，未作出区分的州有32个。界分的州与《模范刑法典》类比都具有一致特点，即:都界定了相关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都将正当事由独立成章;未界分的州的特点主要为立法未明确规定有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立法将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混淆起来仅归为一个章节，或者未将正当事由独立成章等。但是，作出区分的州与《模范刑法典》一样，仅为大致区分之态。因此，在立法上，立法者仅希望维持一种大致的分析性区分，但是在理论界，更多的人支持区分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的英美刑法传统，对严格界分两者之必要，下文将详细叙述。

二、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区分之必要

在美国司法实践上，由于未明确界定好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之间的区分而导致困境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太在意这两种辩护理由区别的态度越来越受到学者的质疑。很多学者认为区分二者之于刑法功能的发挥、解决共犯法律问题、确认第三者行为责任等方面作用极大。

(一)行为规制机能方面

行为规制机能为刑法的重要机能之一，刑法能够对犯罪行为的规范评价得到明确，刑事立法和司法应该明确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从而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清晰的导向。在美国历史上，1992年洛杉矶暴动，美国罗德纳•金案判决引起大骚乱案因未明确判决中出罪事由性质而引发了实践困境。警察在逮捕一名黑人犯罪嫌疑人罗德纳•金时，为了制服激烈反抗的犯罪嫌疑人对其进行了严重殴打，而警察相信这样的暴力对于执行逮捕是必要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陪审员们对警察行为是否适当不能达成共识，一些人认为警察的行为是适当的，而另一些则认为警察的行为是不适当的，但是可免责。最终，陪审员们认定，警察们的暴力超过了必要限度，但考虑到警察所认识到的危险以及看到的混乱情况、引发的情绪等因素造就了警察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据此，法院宣布4名警察无罪释放，但尚未对警察们的行为是正当行为还是宽宥行为作出明确定性，由此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并导致了黑人的暴乱。判决中因未明确警察过度行使暴力行为的性质，误导了民众，使之将警察过度暴力行为理解为合法的、值得鼓励的行为，也误导法官将来在类似情形中采用类似的判例，如果判决明确指出警察的过度暴力行为不正当、违法，但因警察基于错误认识使用不当暴力从而可被宽恕，那么民众的反应就不会如此过激。就此而言，该判决在刑法行为规范机能的发挥上是失败的，合理区分二者方能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

(二)共犯责任方面

假设A在实施正当防卫时，D得知其在实施正当防卫，在紧急关头扔给A一支手枪，此时，D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若D在发现精神病人B实施杀人行为时而扔给B一支手枪，此时D的行为又应该如何界定?一般来说，帮助正当事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帮助宽宥事由的行为构成犯罪。故D帮助正在实施正当防卫的A抵制不法侵害时，D不需要承担责任。但D帮助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的精神病人B的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在正当防卫的场景下，立足于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实施的杀害不法侵害人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即便会造成不法侵害人的死亡，但是不能认为这种行为存在法益侵害性。而宽宥行为(胁迫、未成年、精神病、非自愿醉酒等)虽然对社会造成了实质的损害，但是由于行为人缺乏责任能力或者不具有主观罪过而不能使他承担刑事责任，阻却的是行为的主观可罚性，故在帮助犯的情形下，帮助正当事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帮助宽宥事由的行为则可能构成犯罪。

(三)第三者行为性质方面

当一个无辜的人正受到不法侵害者严重紧迫的生命威胁时，第三人看到了这种情况，是否可以把不法侵害者杀死，如果此时不法侵害者为精神病人时，第三人又是否可以将该精神病人杀死?由于正当事由从其本质上来说并不具有法益侵害性，行为人为了正当防卫可以将不法侵害者杀死，路见不平者也可以为了被侵害人的安全将不法侵害者杀死，但是，如果一个精神病人在实施杀人行为时，第三人见了是不能将该精神病人杀死的。因为当实施犯罪的行为人由于精神状态或者年龄原因不能正确认识或者控制自己的行为时，就不应当受到责难，精神病人之所以被宽恕，是因为他们显示了与一般人有明显差异的行为状态，他们的责任能力与正常人有所区别，在道义上或法律上的责任并不适用于精神病人。所以，当出现正当事由和宽宥事由存在的情形下，第三人做出的行为所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严格区分好这两种事由对于介入犯罪的行为人的责任分担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溯及力方面

行为人D在实施A行为时法律规定A行为是辩护理由，但是在审判时法律发生了变化而不再承认它是辩护理由，这时行为人是否还可以提出辩护?被告方能否提出辩护取决于已经实施的行为A是正当化行为还是可宽恕行为。正当事由具有溯及力，宽宥事由没有溯及力。行为人D有权出示其实施违法行为时的任何一个正当理由来辩护，在一个正当理由辩护中，其作为理由的行为是社会提倡鼓励，至少是能够容忍的，应该允许人们信赖这些正当理由。但是，这种情况不适用于可宽恕事由辩护，可宽恕事由对于那些将证明其特殊行为合理性的行为人来说不具有指令意义，可宽恕事由仅仅是认定在特定的环境下，可以免除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因为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或者在伦理上其行为不应受到谴责。因此，溯及既往原则只适用于正当理由辩护的规则，对于可宽恕事由辩护则不适用。

(五)被告方举证责任方面

当一个人被置于法庭上时，被告人是否在他的辩护中取得成功很可能取决于法院如何判断，此时，具备不同犯罪情节的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又该怎样分担?基于宪法，立法机关可能会将任何有关犯罪正当理由和可宽恕事由进行辩护的责任分配给被告人。从概念上来说，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即政府承担有关正当理由的辩护责任，而被告人应该被要求就免责事由向事实认定者进行辩护。这种区别背后的理论延伸如下:控方承担对某个犯罪要素进行辩护的责任，因为如果就被告人是否实施了一个非法行为存在合理怀疑，任何人都不应当被惩罚。正当事由是社会已经判定为正确的行为，一般指的就是合法行为。如果由被告人承担就正当化事由的辩护责任，即使陪审团怀疑他并未做错任何事，他仍可能受到惩罚。相反，对于一个可宽恕事由，既然所有犯罪因素都已被证实，而且该行为已经被判定为不正当，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被告人来说服陪审团他不应当因自身的错误行为受谴责就是公平的。

三、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区分之标准

很多学者寻求厘清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的概念以揭示如何区分这两种辩护事由。关于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界分之标准主要存在有四种理论学说，分别是形式标准说、必要防卫标准说、实质标准说与法益保护说。

(一)已有学说介评

第一，形式标准说主要从法律条文的语言表述上来区分二者，通过立法的表述方式来界定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之间的不同。但是该种学说存在有一定的弊端。其一，被成文化的辩护事由非常少;其二当法律表达为:“当行为人具有某种情形，其不负刑事责任，”这种表达既可以理解为正当化的事由，也可以理解为可宽恕的事由，因此，仅仅从立法的语言形式上来区分两者是不明确的。

第二，必要防卫标准说以在特定场合判断第三人能否提供帮助为标准来对正当事由和宽宥事由进行划分，但是，确切来说，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有本末倒置的可能。对于发生冲突的双方，第三人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应该是这两种事由判断之后的结果而非判断它们的前提，应该在正当化事由与可宽恕事由有了清晰的界定之后，才能明确地去指导第三人的行为，而非根据第三人的行为来判断行为人实施的是正当化的行为还是可宽恕的行为。

第三，实质标准说主要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来作为划分的核心，但是这样的区分存在一定的弊端:并不是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的行为都是能阻却刑事违法的行为，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多的行为虽然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但是却不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而且许多被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却并不违反道德，若仅仅以道德标准来作为划分两种事由的标准，肯定会造成正当事由和宽宥事由边界的模糊。第四，法益保护说主要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来作为区分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的标准。该标准认为，正当化的行为实质上会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而可宽恕的行为则会对他人的合法权益带来侵害法益的危险。据此，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的区别在于根据法益保护中的价值评判。但是，针对这一标准，如若将法益保护说中的价值判断运用到刑法规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上，很多场合会产生不妥，会造成实际适用上的困难。衡量一个行为是否具有实质的违法性，区分好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之间关系的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可罚的社会危害性，区分二者要综合考量法益侵害、社会危害与利益衡量等多种因素。

(二)笔者观点

美国刑法在立法上对两种事由在进行大致区分后又注重这些区分标准在各州中的实际运用，学者们关于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的存在之据与划分标准也进行过很长时间的探讨，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界定，可以比对大陆法系的相关规定。根据大陆法系的相关理论:刑法的任务与目的是保护法益，由此，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也就成了刑法所禁止的依据。侵害法益是违法性的实质，正当事由类似于“违法阻却事由”，宽宥事由类似于“责任阻却事由”。因此，在界分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同时需要在社会相当性的场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准确分析能够被当前社会秩序所允许的行为，加以考量行为人的法益侵害性与社会危害性，衡量好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都把“犯罪”变成了“非犯罪”，但原因各不相同。在刑法的总体规划中，两者都是基本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两者都被设计用来给潜在的犯罪分子发送行为信息———但不是相同的信息。被认为是正当理由的行为通常是为了防止或改变伤害的行为，尤其是涉及非法行为的伤害时。正当事由有自我保护或执法的成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公务等涉及正当化的事由时，通常是被赋予特权的。但是宽宥事由却有着与正当事由不同的目的。通常的宽宥事由———精神病、未成年、胁迫、疾病(例如癫痫发作)、无意识的行为、偶尔的醉酒等都与行为人无行为能力、心智不全或者行为人缺乏有意识的意志去做坏事等有关。简而言之，他们对刑事责任的承担主要在于他们的心理因素。总地来说，正当事由是使行为合法化的事由，而宽宥事由是使违法的、有责的事由免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由。

四、结语

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作为美国刑法中重要的辩护事由，对它们进行区分对于指导司法实践的顺利进行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借鉴两种辩护事由中的合理因素来完善我国刑法中的相关理论。

第一，从辩护事由的类型上看，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典型的正当事由主要包括保护自己和保护他人，保护财产和预防犯罪，这和大陆法系国家的违法阻却事由很相似，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上，我国较多地借鉴了大陆法系的法律规范，就犯罪阻却事由而言，我国刑法仅明文规定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这两种阻却违法事由，除此之外，还存在被害人承诺，法令行为，正当业务行为等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但被公认的违法阻却事由，但仍还有一些情形并没有被具体规定。在宽宥事由方面，英美刑法关于宽宥事由的规定主要有无意识、无责任、道义或者规范的无意识这几种类型，将其与大陆法系刑法中的“责任阻却事由”相比较，两者虽有相通之处，但这几种宽宥事由在大陆法系中并没有明确的指称，有许多没有被成文法所确定的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诸如胁迫、醉酒以及无意识的行为等情形。由此，我国的刑法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美国刑法理论中关于辩护事由中一些较为合理的分类方法，将我国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进一步完善与细分。

第二，从犯罪构成体系上看，美国刑法犯罪成立理论是在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中，法官通过不断归纳实体上的刑事判例及诉讼程序上的经验而逐步形成的。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将我国理论上的犯罪构成改造为实践型的犯罪构成。具体设想是:将犯罪主观、客观、主体、客体方面的要素纳入犯罪成立的本体要件中，作为犯罪构成的第一要件，证明责任主要归属于公诉的一方;违法性，在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处于刑法评价的第二个阶段上，只有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的行为才能进入责任判断的阶段，如果违法性被排除，就没有必要再对责任问题进行判断，该行为也就不构成犯罪。由于构成要件是可罚的违法行为类型，故而，在违法层面，主要探讨破除这种推定的排除违法性事由为何的问题。同时，应将被害人承诺、精神病、错误、胁迫等辩护理由的排除纳入犯罪责任充足条件中，由辩护一方提出，并负责举证。如果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的要件，并且辩护方的辩护理由也不成立，则犯罪成立;反之，如果辩护理由成立，则被告人为无罪。总之，在我国犯罪成立理论体系中可以借鉴美国刑法辩护事由实践性的特点，充分考虑司法实践的动态特点以及该理论体系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可操作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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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娇 单位:广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