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日文化渊源与差别

本文作者：范维哲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在阅读两篇文章时，总体来说相似之处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村落关于桃花源中的村落生活有如下描写：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中华书局2011年3月）世界尽头的村落与桃花源颇为相似：穿过桥南岸零零星星的人家，路右侧映入眼帘的便只有农田了，石子路也随之变成了狭窄的泥路。田垄之间，几道结冻发白的积雪如搔伤遗痕似的存留下来。左边河岸排列着柳树，柔软的枝条依依垂向河面。小鸟落在弱不禁风的枝上，为保持平衡而晃动了几次树枝，终于改变主意，往别的树飞去。阳光淡淡的，轻柔而和煦。（《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经比较不难发现，两文都落脚于乡村生活的描绘，仙境这一概念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非凡神仙所居之地，而是一种理想化的原始农耕生活。农耕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自古以来北种粟，南种稻的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而日本主要的粮食来源稻米，是由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经由朝鲜传入的，所以在重视农耕这一社会传统上，中日两国不谋而合。另一方面，魏晋时期的中国，“隐逸”盛行，隐士这一群体逐渐成为文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对城市生活的厌倦，以及返璞归真的人生追求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我”身上也得到了印证，作为计算士的主人公厌倦了冰冷，过于理性的城市生活，选择了世界尽头这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可见，《桃花源记》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两文都受到了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2）屏障仙境的存在基于高度封闭的可能性和难以寻找的神秘性，正如桃花源以山为屏障，阻隔了仙境与人间世界。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中华书局2011年3月）这层屏障不仅阻隔仙境之外的人进入，也可以阻拦外界文明的干扰，同时由于内部人员不能自主的吸收外部信息，所以造成了“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局面。世界尽头的围墙同样是不可入，不可出的象征，人的自我、欲望之心被弃于围墙之外，正因如此，仙境的纯洁性才得以保持。围墙附近大多是茂密的竹丛、树林或嶙峋的怪石，很难近前察看清楚。人家全都集中在流过镇中心的河的西岸，甚至偏离一步都不容易找到路。仅有的一条可以摸索前进的小路也半途而废，被密密麻麻的荆棘丛吞得无迹可寻。每当这时我就得不辞劳苦地绕道而行，或折回原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围墙之内的人都无私心，不再有形形色色的欲望，达到“无所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和谐。此处并非宣扬荀子的“性恶说”，不妨用基督教中的原罪解释。“人虽有良知，亦有趋恶的种种可能，无法达到绝对的善。”这也就证明了屏障的重要性，在仙境中屏障起着双重作用：阻隔外界的侵入和防止内部人员偷食外部“禁果”。正是由于这种双向的吸引，强烈的异域氛围及未知世界的吸引造就了人们对仙境的不断追求，屏障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3）无从考证关于桃花源是否存在，后人做出了诸多考证，第一批探秘者当属武陵太守与南阳刘子骥。当他们企图再探桃花源时，结果并不如意。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中华书局2011年3月）可见，捕鱼人进入桃花源是偶然也是必然：无目的性的探险和所谓“仙分”成就了这次奇遇。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中指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因此，历代人不断探求桃花源到底在哪里这个命题，虽有不同假说，但也多为附会之辞，并无真实可考的依据。世界尽头这一仙境的不可考性给予了桃花源新理解的可能：仙境是由人的意识创造出来的。至于我是何以抛弃原来世界而不得不来到这世界尽头的，我却无论如何也无从记起，记不起其过程、意义和目的。是某种东西、某种力量--是某种岂有此理的强大力量将我送到这里来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主人公“我”并不知道如何来到潜意识生成的世界尽头，换言之，武陵捕鱼人在回到现实社会后再寻桃花源无果，也同样存在着桃花源本就为捕鱼人潜意识创造出来的可能性。“镇中有我，我中有镇”，存在于个人意识核中的世界，其他人无法进入，更无从考证。如果说现实世界是人有意识的在脑中映照出来的，那么“梦幻”的仙境世界就是由潜意识在脑海中自动生成的。通过对梦的解析，实际上，可以发现人们隐藏在内心的真正愿望，甚至原始的冲动。在中国，“梦幻”被诠释为“神游”，《列子》中提到的华胥国就是如此：“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从这方面看，桃花源可以不真实存在，捕鱼人“神游”所见的桃花源只存在于个人意识中，他人寻而不得也可以得到解释，捕鱼人通过潜意识中的世界反观现实，寄托了一种追求抱朴归真的社会理想。亦需亦实，遥远而又近在咫尺的仙境引无数人探求，却又都无获而终，仙境是否只存在于当事人的梦幻与神游之中呢？这同样无从考证。

武陵捕鱼人在桃花源中挺数日后选择“辞去”，回归现实社会。《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我”经过在两个平行世界间的挣扎，放弃了与象征现实生活的影子一起逃回现实社会的机会，最终选择了停留在潜意识世界中，这意味着舍弃了肉身，获得精神意志的永存。我转身离开水潭，冒雪向西山冈行进。西山冈的另一边应该有镇子，有河流，有她的手风琴在图书馆等我归去。（《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由最初的相同的出世选择，到最后捕鱼人和读梦者“我”入世和出世两种的两种道路，陶潜和村上春树展现了两种不尽相同改造社会的道路。首先，魏晋时期，儒道释“三教合一”形成玄学。东晋时期，文人崇尚自然，追求能够达到超生死，得解脱的境界。陶潜深受玄学影响，在探求隐逸生活时描绘了与世无争的仙境，而在结尾捕鱼人选择回归现实社会，企图在“此岸”实现现实世界的改变，使之成为理想世界。这其中仍保有对现世生活的留恋，充分享受生命，在世俗生活中寻求超越，回归人间社会是因为黑暗的现实还可以被改变，精神寄托只是一时的，一切都要从现世道德的改变出发。而佛教将肉身视为超脱的阻碍，只有神与形相离，脱离轮回之道，人才能脱离苦海得到解脱。进入思维中的人是不死的。准确来说纵使并非不死，也无限接近于不死，永恒的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精神不灭，当灵魂脱离肉体，才得以永恒。死对于佛教而言是拯救，是灵魂重获新生的途径，他们将之成为“圆寂”，所谓“寂”意为诸恶寂灭，只有在此时，人才能走进悟的精神境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主人公“我”的肉身在现实社会中成为了一具尸体，但精神却得以在潜意识世界中永生，从现实社会出走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看似荒诞的逻辑实际上也是佛教对涅槃的追求，佛教理想与日本文学的唯美主义同样契合，唯美主义主张一种超越物质的力量，当人们放弃了并不完美的躯壳，才能实现精神的提炼与升华。《桃花源记》中的捕鱼人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我”传递了两种从现实世界逃离的选择：回归与出走。对生与死，肉身与灵魂，入世与出世的不同看法造成了主人公们不同的选择。

桃花源中的村民讲述先祖是为躲避战乱，所以来到仙境隐居：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中华书局2011年3月）秦末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东晋刘裕弑帝篡位，战火纷纷。在如此社会背景下，百姓疾苦，天下苍生无家可归。魏晋时期属“冷兵器时代”，战争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物质生活，陶潜构建的精神世界中首先就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要求，其次崇尚自然，渴望归隐山间的个人理想才得以实现。村上展现的世界尽头是搭建在知识饱和，科技大爆炸的东京都之上的仙境，知识的蓬勃发展本来是推进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但现代社会中知识的发展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可控的限度。大量科技不断被用于战争，违背人道的研究中：若在飞机上安装除音器，机场附近的居民必然欢天喜地。问题是，除音增音这项成功同时势必以各种形式用于军工生产和犯罪活动。显而易见，无声轰炸机、消音枪、以惊人音量破坏人脑的炸弹将接二连三诞生出来，有组织的大屠杀也将以更为巧妙的形式出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现代意义上的战争是知识与科技的战争，本来可以用于服务人民的科技却被战争分子当作推动科技化战争的工具。如果说陶潜所处的社会背景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的话，那么村上就正处于“科技的战争”的风口浪尖之上。虽然人们的生活可以一切自动化，简单到只按下按钮就可心想事成，声音，味觉，视觉更是可以被随随便便的去除，但这种去除是发展还是倒退，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我在能想起的范围内一个接一个弹奏和弦，并用右手指探索似的按动音阶。旋律固然无从记起，但无所谓，只消像风一样让她听手风琴声音即可，像鸟一样把心交给风即可，别无他求。（《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世界尽头中有最自然的声音，乐器其实是自然声音的再现，人类对自然声音的改造或者诠释不该忤逆或者妄自摧毁自然，而应在顺应自然。人和自然的和谐是中国道教文化的核心，日本人也一直在追求环境与发展的平衡，科技的战争导致的人类社会迅猛发展，而环境急剧倒退，这种现象是村上不愿看到的，唯有世界尽头才能让人与自然和平相处，这与陶潜的“复得返自然”是同一个道理。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杀戮，另一种是科技对人性的摧残，不同的战争，陶潜和村上都选择了仙境的出路，对于自然(下转第86页）的崇尚和回归原始乐园的追求在两人身上有相同的体现。中日文明在同源的道路上相互依存影响，在社会、思想与文学等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图腾崇拜及神话传说。由此看来，“复得返自然”是中日文化的共同追求。有关仙境的文学作品大多是为了刻画一个理想社会，居民无所求，社会能够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儒家倡导的和谐社会，天下大同也可基于这种理想世界实现。但值得思考的是，社发展进步的推动力实际上是人们源源不断的欲望，如果离开欲望和对更加先进时代的追求，人类社会势必止步不前。因此仙境作为理想社会很难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这也许就是“彼岸”追求的意义，虽然无法达到，却永远有人探寻，正是有了“彼岸”的存在，人们才不会在“此岸”迷失。分析《桃花源记》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两篇有关仙境的文章可以看出中日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文化是日本文明之源头。无论是农耕经济的社会形态，还是儒道释三教在思想上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日两国有着相似的文明背景。从另一方面看，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接受了大量的欧美文化，这使其在东西方文化融合后形成了中，日，西三种文化镶嵌的现象。单一的中国文化与复合型的日本文化展现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不同文化追求正是应该被关注的，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解读日本文学作品，反观中国文学，才有获得新观点的可能。仙境作为东西方文化兼有的意象仍存在着多种被解读的可能，这种超现实的文化概念映射出了民族心理及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解读，重释成为了推敲文化关联及差异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