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俗体育文化的性质

本文作者：张兴奇张曼婕工作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农业文化心态型产生于农业文明社会的民俗体育文化与农业生产实践活动具有不可剥离的根深蒂固的依附关联。许多民俗体育活动较为显著地体现农业生产的劳动动作和农业文化气息。水族斗角舞和布依粑棒舞就是典型的例证。水族斗角舞在过节、丧葬、祭祀等活动中都可以跳,尤其是秧苗拔节抽穗后,由舞队有威望的头人摘一稻穗插在芦笙上,表示芦笙吹涨了谷穗,用舞蹈迎接丰收年。斗角舞对耕牛嬉戏、打闹的形象化表达,正是表现了水族人对耕牛的感情。另外,布依族粑棒舞蕴含坐粑棒、穿牛鼻卷、捶米草、跳克碓、甄子箜饭等动作组合,技巧、形象的展示了人们生活和劳动的场景。再如,素有东方卓别林之美誉的布依族矮人舞,起源于人们劳作之余的田间嬉戏,参与者把竹制箩筐(当地生产劳动工具之一)罩在头上,尤为彰显农耕文化特色。这类民俗体育项目与生产劳动有着紧密的关系,或来源于生产劳动动作,或为生产劳动服务。人们通过参与这些民俗体育活动,或承袭生产技能,或祈求五谷丰登,或展示田间劳作之余的愉悦心情,无不充斥着浓郁的农业文明的韵味。

节庆文化心态型黔南世居少数民族在漫长历史实践中创造了诸多独具民族特质的民俗节日。这些民俗节日可以维系民族感情,承载祖先的故事以及践行着祖先留下的规矩和信仰,表达对祖先的爱念之情,从而实现民族感情的积淀,承袭民族文化传统。民俗节日的真实意味就是以民俗活动的形式传播着地方民族文化。[3]作为民俗活动的主题内容,民俗体育自然与民俗节日有着千丝万缕的内源性关联。一方面它以民俗节日文化为依托得以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它又附有浓郁的民族信仰祭祀活动的文化因子。但是它与祭祀文化心态型民俗体育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就在于其本身须以民俗节日为依托,如果背离这些文化空间,就失去传承的形式。水族赛马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佐证。三都水族赛马一般均在端午节期间举行,平时极少开展。赛马之前须举行一个庄严的祭典活动,由寨老在端坡上设一供席,上摆各种各样的祭品,隆重祭祀坡神和开辟端坡的祖先。寨中德高望重的长者主祭,长老伫立桌前神情肃穆,端着斟满酒的酒杯,口中念念有词,祈求坡神和祖先保佑端坡赛马活动平安无事,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外,苗族鼓藏节中开展芦笙舞、打木鼓、斗牛等民族体育活动;布依族三月三开展打包谷壳、手拍球、打抛等民俗体育活动;水族卯节开展铜鼓舞、长鼓舞等民俗体育活动;瑶族熟霞祭祖节开展打猎舞、铜鼓舞等民俗体育活动,都是黔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寓于民俗节日的一些典型的佐证。

娱乐文化心态型娱乐文化型体育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随地开展,随时参与,受众广泛,取材便利。譬如,苗族的母鸡抱蛋、跳扁担、武术、试力和棋类游戏等;布依族的丢花包、踢毽、托篾球、蛇孵蛋、护小鸡(犊啊)、打陀螺、金儿棍(布依棒棒垒、打耗子)、棋类等;水族的拔河、扳手腕、扭扁担、顶扁担、滚铁环、羊吃麦子、猫捉老鼠、翻桌子、射弩、丢石子、打陀螺、捡子、打鞋、跳子门、棋类等;瑶族的打陀螺和武术等;毛南族的跳扁担、打棉球、地牯牛、打秋千、射箭等。

重伦理轻竞技伦理教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特征。黔南民俗体育文化的伦理教化势必受到中原主流文化的浸润。中华文明的乐以成德、文以载道、爱念祖先、追求人的完美、追求理想、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价值观对黔南世居民族文化的结构性嵌入,促成现时态黔南民俗体育文化仍然遗存和凸显重伦理轻竞技这一显著特点。这一特点映照着人们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行为意义在于诉求祛病保健、人生平安、风调雨顺、祭拜祖先等。例如黔南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广为流传的猴鼓舞反映的是人们祈求风调雨顺、子孙发达、消灾祛病、敬畏祖先的朴实民风,而不是刻意强化通过自身的训练去战胜对手和征服自然。重群体轻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俗体育文化是地方族群全体成员的共同生存和发展的智力创造。传统生境中人类学会借助这种文化手段并在某种文化逻辑的预设下共同应对来自自然和社会系统中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尤其对生存在黔南独特境遇的世居民族而言,在旧时期,要成功规避来自自然和社会系统中的灾难、疾病等各种生存风险和危机,人们必须共同活动和创造。而事实上,这种长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同活动形式,催生了独具民族心理个性的群体价值取向主导型的文化模式,黔南世居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诸多以群体价值取向为主要特征的岁时节庆和民俗民风等文化模式。凡遇民俗节日及民俗活动(婚姻、丧葬等),当地家族或族群一起共同参与民俗体育文化活动,如水族端节的赛马和毛南族丧葬的猴鼓舞等,这些体育活动以多人参与的集体活动为主要形式,以个体运动为特征和追求个体表现的项目甚为罕见,如扭扁担、抵杠、试力、拔河、扳手腕、顶扁担、赛马、猴鼓舞、芦笙舞、斗角舞、矮人舞、划龙舟、羊吃麦子、猫捉老鼠、老鹰抓小鸡等等。

娱神娱人娱己三维并重从黔南民俗体育项目特点来看,部分项目表现为以娱神为主要功能,部分项目凸显以娱人和娱己为主体特征。在科技和文明不发达时期,当人类面临灾难、疾病、战乱时,人类习惯于用想象去构拟美好愿望,企图通过敬畏神灵、祭拜祖先,以祈求人类的人畜兴旺、风调雨顺乃至和谐社会,从而致使某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表现为以祭神娱神为主要功能。譬如毛南族的舞火龙、水族的铜鼓舞和瑶族的打猎舞等。而其他部分项目主要凸显以人们在闲暇时间内的自娱自乐和愉悦身心为主体特征,这一类项目广为存在,如打包谷壳、手拍球、打棉球、地牯牛、斗牛、斗鸡、跳子门、放风筝、母鸡抱蛋等等。同时,在社会经济加速发展和人类娱乐文化需求日渐增长的背景下,昔日以娱神为主要功能的民俗体育项目逐渐摆脱神灵的主宰,而表现出向娱人娱己的功能转型的倾向,如苗族的芦笙舞。此舞过去一般是在岁时节庆或民俗活动中开展,附有浓郁的信仰祭祀文化,而如今在一些社区和广场(如都匀市老火车站广场),时常有一群居民吹起芦笙跳起了芦笙舞。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亦是文化向人类提供维持生计、保护、攻防、社会调节、外界适应乃至休养生息等需要的机制[5]的自我进化和调适的客观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