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评析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根源及其和解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体现出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囿于缺乏实践唯物主义的整体视角，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不可避免地有着内在局限性。然而，其总体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于我们摆脱当下的生态困境、建设生态文明无疑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生态思想

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多拘泥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某个代表人物的生态思想评价，没有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论题展开研究，也就无法深入把握其理论实质，未能对其进行辩证地、客观地理解和评价。基于此，本文的目的既非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生态思想展开个案研究，亦非梳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将理论整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作为研究的对象，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其予以尽可能公正的、妥当的评析，开显其对于解决当今生态问题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阐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切入点，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深入批判，进而寻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生态社会主义模式。（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具有。共同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二者是和谐统一的。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肯定了自然是先于人类社会的客观性存在。奥康纳就将自然理解为一种前提性的存在。“人类是依赖于‘对生命构成影响的外在条件’，即环境或‘自然’的。”［1］他认为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先决条件，人的生存和发展均深深依附于自然。其次，他们又指出，自然根本不具有独立于人的存在价值，唯有与人类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自然才是真实的，才具有意义。可见，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只有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所中介，自然才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从而具有社会本质，获得其应有的现实性，这无疑发掘了马克思“人化自然”的观点。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入阐发了自然与人类社会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而关联自然和社会的这一中介就是福斯特所说的“实践劳动”。他们认为通过“实践劳动”这一中介，自然进入社会领域，被改变了的自然制约并改变着社会的发展；反过来，随着实践活动的变化，进步着的人类社会也不断作用、影响着整个自然的发展进程。由此，建立了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生态关系，构成了人与自然和50----谐统一的历史过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论述，探索并挖掘出马克思自然观中丰富的生态理论内涵，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时代性，为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阈。（二）人与自然异化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纵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吸收了马克思以社会现实制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一重大思想，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异化，使其呈现出生态恶化的趋势。该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矛盾的二重性说法，奥康纳强调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是造成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逐利本性必然加大对自然资源的攫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张与其生态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势必造成人与自然冲突的加剧，进而引起生态失衡和环境恶化。“既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同时也为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奠定了理论基础。”［2］与此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践活动的异化直接造成人与自然相异化的这一经典论述之上，深入地发掘出异化消费，即人们为了逃避或者补偿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痛苦的一种消费生活方式，是催生人与自然关系异化、致使生态危机爆发的直接根源。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强加于人的“虚假需要”诱导人们走向了“异化消费”，使人错将自身生活的全部追求等同于物质消费，由此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商品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深化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和消费理论。（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借鉴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论的经典阐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出现的实质性根源，人类要想完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正如佩珀所强调的，原本理性的人之所以在大自然面前显露出无尽的贪婪与疯狂，归根结底是当时的社会制度使然。由此可以看出，只要人类得以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变革，扬弃这种导致过度生产和消费的生产方式，人们就能够恢复自身的理性，彻底摒弃征服、控制自然的错误观念，进而从人的合理需求和正当利益出发，寻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勾画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愿景。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生态社会主义实施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实行“稳态经济”发展模式，强调将市场调节与国家管理相结合，推动社会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促进经济建立在与自然协调发展前提下的适度和理性增长。与此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理论的思路，洞察到人们为了逃避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痛苦，转而到被资本主义广告所支配的异化消费中去寻求自由和幸福，而这种异化消费终将强化资本主义社会对商品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因而，他们倡导破除异化消费，通过确立“真实需要”基础上的理性消费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拓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内涵。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合理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总体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坚持对生态问题分析的社会历史性方法，一定程度上敞开了在马克思文本中被长期遮蔽和忽视的生态思想，具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一）继承了马克思以“人类尺度”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前瞻性地提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体51----这一思想，因而一再强调人们应关注人化自然、重视现存世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将人类的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尺度。马克思以“人类尺度”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承继，并成为其革命性的武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倡导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坚持从“人类尺度”出发，不应轻易放弃人类中心主义这一重要立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生态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从根本上异于资本主义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二者存在质的区别。生态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在尊重且合理利用客观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借助集体控股的方式，去主动、自觉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旨在维护整个集体的利益。而资本主义所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不惜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对自然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发与攫取，而最终维护的是资本家的个人利益。因此，只有人类中心主义才能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高度统一起来，克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下的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从而确证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的合理性。我们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3］，其价值旨趣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本质统一，这与马克思始终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作为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价值尺度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二）坚持了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视角。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分析具有前瞻性，他没有局限于从技术角度寻找生态危机的成因和解决方法，而是从社会现实制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产生、恶化和最终解决的途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承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一贯的批判风格，“把自己的生态危机理论纳入对现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中”［4］49，对资本主义社会反生态性的制度根源予以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首先他们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入手，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和反生态性。接着对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进而指出这种政治制度的非正义性就在于其以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而不以人们生活的切实需要为出发点。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认为这归要结底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对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的分析还是解决方案，始终把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考察。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层面上的批判，把政治、经济和文化批判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显示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绿色思潮中的独特性，坚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路径，为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局限性

囿于缺乏实践唯物主义的整体角度，未能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中来解读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这就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带有明显的理论局限性。（一）过分夸大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中的作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归结为生态危机，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展开批判的过程中，更注重对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分析和考察。这样一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把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剖析转换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其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人与自然的矛盾才是社会亟需解决的主要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替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适用性”［5］，这一论断无疑暴露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抬高了生态危机的作用和地位，过分夸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52----事实上，马克思所论述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一直存在，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加突出、更加尖锐而已。因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只是经济危机的一种表面现象，是其伴生物，它的本质仍然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人与自然的矛盾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决定的。（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制度设想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设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终究囿于操作方案的不切实际而不可避免地染上浓厚的乌托邦色彩。首先，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途径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懂得如何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正确引导社会消费和生产活动，反而主张用小规模技术取代大型的现代工业技术，妄想以削减甚至抑制工业的发展来维护生态平衡。以逃避甚至否定现代化生产方式来求取维持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妄想，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甚至会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衰退，有悖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其次，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异化宰制人的基本需要，“因而主张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来自于人的需要，而不是阶级的对立”［4］208。误以为只有当人们自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目标与人自身的现实生活追求不相容、并且严重威胁到他们生活的真实需求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真正成为人类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最后，在生态社会主义的领导主体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马克思所依靠的无产阶级这一革命的主体意识已经严重削弱，因而不再是领导社会变革的主体和力量。认为具有“生态意识”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才是推进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的新领导力量和主体，显然，这种企图以“非暴力”途径变革资本主义表现出革命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示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问题上，这种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努力和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其注入了一股清新气息，对于当下我们摆脱生态困境、建设生态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肯定人们身处于其中的大自然之内在价值，善待和保护自然环境，在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的前提下去能动地改造自然，不断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二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虚假需要”引起的异化消费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这一思想有利于我们反思传统消费观，树立科学消费理念。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多方位的努力，更需要每个人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做起，养成一种立足于自己真实需要的、绿色的、科学的消费观。三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解决生态危机之道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强调经济的理性增长，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要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我国应制定理性的经济增长目标，保持经济的适度发展，确保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建设之间相协调，力争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

［2］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2.

［3］曾文婷，郭剑仁，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92.

［4］万希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5］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出版社，2008：269.53----

作者:张雪敏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