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比较下看我过传统文化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西文化融合；林纾；传统文化；反思

论文摘要：林纾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在中西文化融合与近代中国出现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他着重对儒家的“中庸之道”、儒学界不切时务的不良风气、传统小说的“旧式模式”与传统史学的“正史观”、“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观以及男尊女卑的伦理观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林纾虽主张用“西”学改造“中”学，但他反对解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始终坚持对传统文化的信仰。

林纤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在中西文化融合与近代中国出现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在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和“集体自觉”精神的感召下，在民族危机来临之时，他与众多学人一道共同承担起创新传统文化的使命与重任。

林则徐、魏源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张之洞等人主张的“中体西用”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传统文学、史学的批判，在林纤的思想中均有鲜明体现。

从文化重建的价值意义角度来看，有效的文化反思需要学者突破思想上的条条框框与陈规戒律，既做“局中人”，又能从“局中”跳出来以旁观者的眼光客观审视原有文化。对于负有近代古文大家身份的林纤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他“年十岁受书，读欧文、杜诗，能作慧解。……自十三岁至二十校阅古籍，不下二千卷，强记博问，又擅画山水，才名噪甚，为古文，寝馈昌黎，而于桐城诸老，亦欣慕焉”。他不懂西文，用文言文译述西方小说，又足以说明他的旧学根底之牢、传统文化的浸染之深。难能可贵的是，林纤并没有受到旧学思想的局限，他勇敢地跳出“格局”，以旁观者的清醒意识客观冷静地审视传统文化，通过自己的理性反思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改造。

一、林纤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

(一)中西文化的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华夏—汉族农耕文化，在几千年的文化交流史上，它面对的周边异质文化主要是游式或半农半牧文化。在彼此的文化比较、冲突与融合中，华夏—汉人虽可能在军事上被“夷狄”所征服，但常常在文化上征服“夷狄”，演出文化史上的“征服者被征服”的奇特现象。在这一意义上，古代中国文化在周边异质文化的碰撞下从未遭遇文化危机，其“夷夏之防”的文化心理也从未受到挑战，中国人“内夏外夷”、“以尊临卑”的心态始终一以贯之。

近代以后，西方工业文化输人中国，开始了与中国文化比较、冲突与融合的过程。思考方式重抽象化、理论化和逻辑化的西方文化，与思考方式重实际、人生和内在系统的中国文化，形成鲜明对照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从排拒、借鉴、吸收与容纳的长期过程。在此过程中，种族上的“夷夏之大防”的观念在40年代受到动摇，文化上的“中西之大防”的观念在90年代也开始崩塌。西方书刊的传人、留学生的派遣与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的宣传，使中西文化逐步走向融合。

(二)近代中国出现社会转型

中国数千年来，虽有朝代更迭，但封建专制制度并未发生变化，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未发生质的变更。但1840年鸦片战争后，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的中国社会经历着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以至思维方式，都发生着剧烈的调整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与包括战国在内的往昔任何变革都不可同日而语”，难怪近代士人每每发出“千古之奇变”、“世变之函”一类的惊叹，诗人黄尊宪称其为“七万里戎来集此，五千年史未闻诸”，梁启超把数千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称为“停顿时代”，而把这时期的中国历史称为“过渡时代”。

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形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古代中国的文化是在东亚大陆内部发生、发展的，即使有来自西亚、南亚文化的影响，其强度也较为有限，但近代以后，中国文化日渐纳人世界文化体系，直接承受强势的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其原有的优势地位开始发生动摇。

诞生于近代的林纤，其文化反思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并展开的。传统文化的危机、中西文化的逐渐融合为其文化反思提供了客观前提。同时译述西方小说的独特经历，又使其具备了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野、善于从跨文化视角去审视传统文化，这种主观上的优势地位又为其文化反思提供了学术便利。公务员之家

二、林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

(一)儒家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体系中有关为人处事的一条重要价值标准，它强调在人际关系处理中要做到中庸协和、不偏不倚、不走极端。林纤认为，用“中庸”思想约束“圣人”则可，用其训导国民则危害不小:“吾国圣人，以中庸立人之极，于是训者以中为不偏，以庸为不易。不偏云者，凡过中失正皆偏也;不易云者，夷猫以避皆易也。据义而争，当义而发，抱义而死，中也，亦庸也。若夫洞洞属属，自恤其命，无所可否，日对妻子娱乐，处人未尝有过，是云中庸。特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耳”。他感叹国民缺少象英国人鲁滨孙一样的勇敢探险精神。

林纤叹服于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民族团结与抗争精神，英国人视死如归，“以国为身，不以身为身，故身死而国不可夺，’;日本人“自视一人之身，一日本也”，“身死而同志继之，虽百人死而一人胜，即可谓之日本胜耳”。中国则不然，“舍其固有之利，拱手授人，且以客凌主，举四万万之众，受约于白种人少数之范围中”。国人之所以缺乏民族团结与抗争精神，其根源乃在于儒家所谓的“中庸”思想。

在林纤看来，中国人的勇气与脑力其实并不落后于其他国家，中国历史上就不乏侠勇之士，“其流为不义，而死之市，或临命高歌，未有所慑”，只是常常被统治者压抑。于是“公理不伸”，人人“无心于公战”。若对其“加以教育”，培养“当敌不惧、前僵后踵”的精神，则国必有强盛之日。

(二)孺学界不切时务的不良风气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恕谷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这是清初学者李恕谷对当时学风的评价。近代晚清社会，学风也大致如此。林则徐、魏源等人虽提倡经世致用，但儒学界仍存在考据、探究义理及应试之风。儒学有两大学术分枝，即汉学和宋学。汉学注重繁琐考据，宋学注重穷究义理，还有一种人，既不好汉学，也不好宋学，只是一心一意想着应试做官的“举业者”。三者虽有门户之别，但不切时务、学问脱离实际却是他们共同的弊病。

林纤批评宋儒迁腐不近人情，何谈研究实务，“天下之适用者孰如金钱?国家得之，可以兴学、练军;士大夫得之，可以购美妾、买林墅;即吾辈酸腐少得之，亦可以翱翔于名山水之间，置书买酒，在在皆可宝贵，不为非俊。……宋儒嗜两庞之冷肉，宁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女，颜色亦不敢少动，则两庞冷肉荡漾于其前也”。

林纤批评汉儒虽学术精湛，却无益于国，“知名士，好标格，词章考据兼金石。考据有时参《说文》，谐声假借徒纷纭。辨微先析古钟鼎，自谓冥搜驾绝顶。义同声近即牵连，一字引证成长篇。……既汉牛，复充栋，骤观其书头便痛。外闻边事烂如泥，窗下经生犹作梦。白头老辈鬓飘萧，自谓经学凌前朝。偶闻洋务斥狂桃，此舌不容后辈饶。有时却亦慨时事，不言人事言天意。

对只关心自身前程、于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举业”者，林纤也是严加批判:“捷秋围，试南省，丝纶阁下文章静。事业今从小楷来，一点一画须剪裁。五言诗句六行摺，转眼旋登御史台。御史台，论边事，尊攘咬定春秋义，边事凄凉无一言，别裁伪体先文字。吁暖乎!堂堂中国士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一篇制艺束双手，敌来相顾齐低首。……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到来时，林纤希望儒学界能破除不切时务之风，做到学以致用，为救亡图存而效力。

(三)传统小说的“旧式模式”与传统史学的“正史观”

林纤说:“吾国儒者，好说理，其浩诫流俗，但为诚语”。西方学者则不然，其著书立说，“务揭社会之弊端及其人之习惯与性情和盘托出”。中国儒者“好说理”的思想特点，造成传统文人“官方”角色意识强、而“民间”角色意识弱。具体表现为传统小说专为上等人写照的“旧式模式”与传统史学专为君王立传的“正史观”。

中国传统小说是典型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式的小说，目光专注于贤君、忠臣、义夫、烈妇等上等阶级，而鲜有描绘下等社会阶级情状的内容。即便最优秀的古典小说《红楼梦》虽“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姐，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但终究雅多俗寡。林纤希望中国小说界吸收西方小说的长处，使其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西方小说的长处是敢于“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林纤最喜欢的小说家狄更斯，其小说特点是“刻画市井卑污醒凝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浊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栏之观鱼鳌虾蟹焉”。

林纤十分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把它视为有力的教育工具，认为它可以开启民智，有利于国民性的改造。甚至可以冲刷腐儒学究对知识青年的思想腐蚀。

与传统小说一样，传统史学也存在类似弊病。中国史家撰史的目的不是为民写史，而是为君王立传。其史观是典型的“正史观”。具体说来，林纤认为传统史学存在如下一些弊病:一、缺乏客观的史学立场与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军事战争为例，林纤说:“吾国史家好放言，既胜敌矣，则必然极言敌之丑敝畏葱，而吾军之杀敌致果，凛若天人”。二、存在“英雄史观”，且只重宏观，不重微观。仍以军事战争为例，林纤说:“余历观中史，所记战事，但载军帅之抒略，形胜之利便，与夫胜负之大势而已，未有赡叙卒伍生死饥疲之态及劳人思妇怨旷之情者”。三、史实编排能力较弱。林纤认为即使是优秀的史学著作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虽于“乱离之惨，屠夷之酷”纤悉备著，但“叙事颠倒错出，读者几乎寻倏失枝”。

在林纤看来，一个优秀的史家不光要有客观的史学立场、认真负责的史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史学品格，还要培养对历史现象的观察力。所谓观察力，是指史家在看待历史现象的时候不人云亦云，善于从传统史论中另辟蹊径，挖掘自己的真知灼见，并能从现象上升到本质。林纤虽不是史家，却颇具史家修养。如在看待中日甲午海战之事上，当时海内之士，皆把威海水师的覆灭，归咎于将帅不用命，而林纤却认为“军港形势，首恃炮台”，炮台守军失溃，“门户既失，孤军无据”，才是威海水师覆灭的重要原因。总之，林纤的史学批判有助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发展。

(四)“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观念。

中国自古就有“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观念，“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于是“父兄之诏其子弟，人人皆授以宰相之实业，下至三家村中学究，亦抱一宰相之教科书”。这一等级观念，直接衍发了“喜逸而恶劳，喜贵而恶贱”的社会不良风气。这是近代中国实业不兴、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林纤突破陈见，大胆地提出“工商者，国本也”的主张。

林纤认为，中国应首先改变歧视工商者的陈旧观念，鼓励民间自由发展实业，“譬之赁舆者，必有舆夫，舆乃可行。今人人咸思为坐舆之人，又人人恒以舆夫为贱，谁则为尔抬此舆者”?林纤建议民间发展实业的主张，是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而提出的，“世变既酷，物力益艰”，西方人“一剪、一线、一针之微，尚悉力图工，以求售于吾国，吾将谓此小道也不足较，将听其涓涓不息为江河耶”?

此外，林纤认为，中国若要提高与西方“商战”的竞争力，光鼓励民间发展实业还不够，必须动员有学之士参加进来，研究和规划实业。因为他看到西方人之实业，“以学问出之”，而我国之实业，“付之无知无识之伦荒这样一来，中国在“商战”上难免缺乏竞争力。于是，他强烈希望一部分读书人能从科举路途中解放出来，悉心研究实业。

林纤提出这一主张，不仅仅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同时也是出于缓解科举仕途压力、为广大读书人创造生计的角度考虑，他在(谋生难)一诗中吟诵道:

谋生难，谋生难，西人夺我华人餐。西人艺事皆精绝，西人巧压华工拙。一针一线皆西来，华工失业殊堪哀。……我思华人失所长，弊在重士轻工商。士人之艺学宰相，终身长蓄三台望。试思四万万人中，几人能到黄扉上?口头治国兼齐家，人人画出书痴状。书痴复书痴，开豁当何时?到头无艺足糊口，数行尺腆难上手。谋生难;心力弹，先求一艺养妻子，再休妄想大学士。

(五)男车女卑的伦理观念

“我闻欧西有奴禁，买人为奴国所摈。人无贵贱咸等夷，安有呻吟灶下时”。林纤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为思想武器，对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进行了严厉批判。男尊女卑是封建专制思想的重要内容，具体体现为以女性为审美对象、鄙视女性的社会地位、排斥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以女性为审美对象，于是有了缠足的风气;鄙视女性的社会地位，于是贫贱之女沦落为奴脾和娟妓的现象层出不穷;排斥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于是女学不兴。

在对待女子缠足的问题上，林纤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坚决反对缠足，认为缠足不仅损害女子的身体健康，还会使其丧失自立自理能力。他在诗中形象地描述了女子缠足之害:

敌骑来，敌骑来，土贼乘势吹风埃，逃兵败勇哄成堆。挨家劫，挨家杀，一乡逃亡十七八。东邻健妇赤双足，抱儿夜人南山谷。釜在背，米在囊，蓝布包头男子妆，贼来不见身幸藏。西家盈盈人似玉，脚小难行抱头哭。哭声未歇贼已临，百般奇辱堪寒心。不辱死，辱也死，寸步难行始至此，牵连反累丈夫子。

林纤强烈谴责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要求给女性一定的自由权利。他十分同情底层女性的生活遭遇，尤其是奴脾和娟妓。他如此描述奴脾的生活境遇:“轻烙腮，重扼吭。背上寸寸皆杖疮。旧疮未愈新疮续，大杖几几折其足”。他又如此形容娟妓的悲惨命运:“夜度曾无一贯钱，朝来只膺双匝粥。……流妇身价殊官妓，哪有珠铀金步摇。瓦沟雪积木棉薄，酒香不散心头恶。……东邻女伴犹相羡，待抹胭脂与我齐”。公务员之家

林纤呼唤女性地位的解放，希望通过兴办女学，增其智慧、实现其经济独立。可惜的是，林纤并不主张女性获得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凌驾于男性之上。他把女性的自由权利仅仅限制在“相夫教子”的传统道德范围，要求女性仍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反对女性剪发、服饰西化的个性行为。他恒以“皮酒”为喻，视有“德”之妇为高尚，视无“德”之妇为低贱。

三、林纤坚守传统文化的信仰

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林纤认识到反思和创新传统文化的必要性，所以他传播西学，主张用西学改造中学，但他反对全盘西化、动摇传统文化的根基，因为他知道西方文化也存在缺陷。

西方文化的特点是重“器”而略“道”，有些急功近利。以这样的方式治理国家，虽能昌盛一时，却不能维持长远。1914年欧洲一战爆发，大战之后，各国一片残破，宜告了西方文化开始出现危机。林纤认为西方国家会遭遇这样的惨状，与其重“器”略“道”的文化思想有关。他说:“古未有恃才艺足以治天下者，……西人之高于般翟者，胡音万数?至欲以巧捷杀人之器制御天下，而卒覆灭其身与国者，由其不德仁之云而惟艺之尚也”。

林纤认为，与西方文化急功近利的硬性特点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宁静适远，富有韧性，“盖道味之甘平，如稻谷。且人之需道以生者，如游空气。今使人舍谷而日居鹿尾熊掌猩唇之属，其能久甘而不罢耶?若日餐谷食则未有厌其常而屏去之也。……故数千年以来，中国之易姓者十余，未敢有鄙秽孔子之道以为悖，犹人之不能舍谷食而别有所甘，出空气而自游于渤也”。

最后，林纤以发展的眼光评判中西文化的前景，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化虽暂时处于衰微地位，但并没有山穷水尽，其前途仍然是光明的，“每见富贵退老之乡宦，佳时令节，与子妇家人语，必述其微时贫贱之迹，转以为乐。其语固属得意，不知其心正有所感。大凡严风雪霞中，其中正蕴一番稳春之信，身当其境，但患隆寒，不知硅步所趋，已渐向阳春去，一到了花明柳媚之时，则春光尽泄，咀嚼转无余味，故往往回想旧时苦趣，转以为乐。欧西今日之文明，正所谓花明柳媚时矣。

林纤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反思，不是为了解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而是为了创新传统文化，完成其文化形态的转换与生命力的再造。正是这种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决定了他始终生活在传统的精神世界里、坚守着传统文化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