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舆论监督的司法原则

本文作者：陈堂发张星工作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正常发挥新闻媒体监督不可替代的功能,关键在于从法律上对舆论监督对象的名誉权保护限制事项在已有的立法精神基础上作进一步补充规定,使得/名誉权0的保护不足以在更多场合下都能成为妨碍舆论监督的借口或手段。仅仅一般地在法律文本上笼统地承认公民或法人享有权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所有这些被承认的权利在某些特定时刻可能与其他同样也是合法的权利发生冲突。公民或法人名誉不被新闻报道施与消极影响的前提条件是名誉权主体确保自身行为没有理由成为媒体监督批评的对象。对被监督对象的名誉权受法律相对保护的范围、内容及方式作适当限制,不失为一种谋求批评建议权同名誉权两者平衡的有效途径。其实,寻求平衡的法律精神在1998年的5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6部分条款中已得到初步体现。但联系名誉侵权案审理的实际,优先保护舆论监督的司法精神还需进一步补充。新闻舆论监督侵权纠纷的本质是权利如何合理配置问题。从理性上说,没有一例新闻侵权判决结果是绝对公平的。一方利益的保护,必然以不同程度限制另一方的权利为代价,因为权利的交叉重叠现象在侵权纠纷中的表现尤其明显,即媒体表达自由权或批评权与名誉权之间无法找到一条互不侵犯的界限。具体地说,对舆论监督中名誉权保护予以限制,应进一步确立两点司法原则:一是权利主体的适当限制,二是涉及名誉受损的报道题材或内容属性的适当限制。

一、受保护的权利主体资格的限制

关于受法律保护的名誉权主体问题,除民法条款明确规定的自然人和企业法人组织外,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是否可以成为名誉权主体,仍有争议。理论探讨中意见的不一致也同样反映到司法实践中。涉及新闻侵权纠纷的有些审判案例,如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诉5民主与法制6侵害名誉权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诉香港5壹周刊6诽谤案,司法机构就确认了组织机构可以成为名誉权的主体,法律理应保护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的名誉权。对于名誉权主体资格理解上的分歧,还表现在不同身份或社会地位的公民个体间的区别上。如对一般公民名誉权保护力度与对政府官员名誉权保护力度是否应该存在差别。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真正对名誉权主体资格区别对待,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舆论监督优先权裁决新闻侵权纠纷的实例还极为少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0的原则绝对地、笼统地支配着因批评监督所引起的所有名誉侵权案件的审判活动,借口名誉权保护进入诉讼程序的少数公民(主要是政府官员)的不当或非法得益也同样得到了法律维护。从我国政治、经济、民主生活的实际状况和水准出发,分阶段、有针对性地将受法律保护的名誉权主体资格予以分解,并确立相应的限制原则,已成为当前我国舆论监督立法不可缺少的内容。首先,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不应轻易成为名誉权诉讼主体。公共组织体在社会评价所导致的结果方面与自然人、企业法人不同。对自然人来说,名誉得不到维护,做人的尊严和资格就失去保障;企业法人的名誉则和立足社会的信誉资本及物质基础休戚相关。而公共组织体一般不存在这种后果。虽然它也有社会形象问题,并且形象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该组织体的发展,但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不会危及到/生存0的资格。因为这种资格的确认更多是政府批准或许可的行政行为,社会评价的高低只是组织体存在的外在因素。此外,无论是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机构,还是服务于社会或特定群体的社会团体,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公众利益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无条件接受公众批评,由此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客观地说,批评性报道由于获取材料困难,报道多少都有一点失实的成分,并对组织机构产生消极影响。此时,被监督对象可能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它所遭受的不良舆论影响如何消除;二是对失实报道的媒体及责任人,其责任怎样才能落实。这也是不主张公共机构特别是政府机关享有名誉权情况下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考虑到良好的政府形象应当通过高效、廉洁、为公众服务的行为而不是靠一概反对外界批评来树立,如果报道存在基本失实甚至完全失实,政府机关应当通过行政途径或通过新闻的方式澄清事实,此时媒体有义务进行更正。违反规定的,责任人理应接受报刊行政管理规章中所规定的相应行政处罚。对于政府公务机关,如果名誉权保护无原则地被确认,任何缺点或错误都可以借口名誉受保护而拒绝改正,那么这样的机关就太专权了。新闻单位与组织机构之间不存在天然的根本利益冲突,新闻单位除了批评监督那些不能令公众满意的组织机构外,也宣传表扬那些令公众满意的政府机构,无论表扬还是批评,选择的依据不是新闻机构的情感好恶,而是建立在公众意见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科学的求实精神与侵权的主观动机有本质差别。其次,为确保国家权力行使的公正、可靠、有效,公共权力行使者的名誉权保护内涵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权力的行使是否正确、公平,是否符合公众意愿,最终还是看由权力引起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公共权力的行使不是个人职业行为,不是单纯的个体名誉问题,必然受到利益关切者的评说。公共权力来源于法律法规、政府政策,是一种有待于执行者使之具体化的强制能力,如果行使权力的人不受监督,很难保证权力在被执行的过程中能够保持理性的权力宗旨。这样的实例生活中已出现太多。制定舆论监督法律条款,公共权力行使者的有关限制条款必须导入法律。这有四点原因:一是权力行使者有关个人名誉的某些内涵如能力、水平、道德水准、生活价值取向等,在普通公民被视为名誉的实体内容,但对于公共权力被行使过程中的权力拥有者来说,它直接关系到权力的行使效果,此时,名誉的部分内容在错误行为中受到贬斥应属当然,只要批评方式坚持对事(行为)不对人(人格)。二是公共权力行使者较一般公民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新闻媒体)对自己行为进行解释、澄清,因为他们更能受到社会多方面包括媒体的关注,这也是对等原则的体现。三是公共权力行使者中的主体人物政府官员作为相对的社会公众人物,其地位、风范、行为举止对社会风气影响极大,甚至会影响到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四是政府官员以群众利益代表的身份自愿活动于政治、经济等生活舞台,其政绩如何,少不了服务对象的评定意见,新闻媒体只是以意见收集者和评说声音放大器身份出现。

二、名誉权保护限制与被监督批评的事实性质

无论自然人还是法人,其名誉的损害都有两种可能的方式,自致行和他致性。在舆论监督引发的大多数侵权纠纷案中,被监督对象名誉受损都是由其自身行为所导致。媒体报道并没有在整体上改变原行为事实的本质属性,媒体的作为或不作为并不是造成当事人社会评价明显降低的关键因素。依据民法中民事侵权行为构成同时具备四个条件之规定,严格地说,舆论批评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大都不具备损害行为与结果有因果关系及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的侵权条件。要切实支持舆论监督,就必须考虑到批评的事实性质如何,如果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自致性,法律保护就应该向监督权倾斜。实施舆论监督权保护倾斜,实际上是倡导特定情况下情与理的因素介入,一定程度体现主观判断标准即价值与伦理标准,如被批评的行为事实真实性程度如何、题材公益性程度如何、舆论引导的目标重要或重大程度如何、内容的政策相关度与纪律相关度如何,报道总体倾向上的党性意识、法律意识如何、批评报道目的善意如何等具体内容属性进行判别,越是接近正向度的标量,法律就越向媒体报道权倾斜。至于倾斜度把握问题,不同的法官因思想政策水平、业务能力、社会人文环境、心理因素、情感特质、经验积累等的差异而有所波动,但幅度是有限的。在这方面,自由裁量空间应受限制。若有业务技术认定的困难,可采取专家陪审方式。当涉及的内容为公众强烈关注的重大社会事件或公众利益,而不是社会意义不明显的一些小事或个人私事,社会评价应该脱离私权范围,名誉权维护必须予以限制;在司法腐败严重并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只要不明显妨碍司法公正,对于公众关心或困惑的问题,新闻舆论必须积极主动地介入,不能只等待法院判决;对批评是善意还是恶意的区分,应从一般社会公众感受的角度来判定。如由/风流韵事0引发的新闻官司在法院主持下以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和解0而告二审终结一案,反映了权利配置存在明显社会效益与个人利益倒置问题。原告北流市考察团团长(原副市长)梁某等人抵达深圳的当天晚上,在马路上勾搭小姐至酒店陪歌陪舞,随同的另一名官员顾某因被执法人员当场抓获。当地媒体在公安机关查获实情后进行了公开报道。面对很明朗的事实,被批评人仍以找/三陪0不等于/0为理由,状告媒体侵害了名誉权。而二审法院也吸纳了原告的部分意见,认为由于刊发的新闻报道中个别用词不妥,客观上造成了原告名誉一定程度的损害,作者应向两位原告致歉。对于平民百姓,将找/三陪0女说成,措辞是否准确是有慎重选择的必要,但原告是以国家行政机关官员的身份扰乱党纪,在任何事情上,党组织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要求,与对平民百姓相比,要严格得多,即使个别用词不当,原告也只可作出解释,而不可拒绝舆论监督,因为党的宗旨之一就是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此案以调解方式解决,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舆论监督权的限制和对含有违纪违规行为因素的名誉权的法律庇护。事实本身质的规定性是合理确认舆论监督边界的核心依据,再根据传媒的规律性要求,确定哪些失误特别是技术操作上的失误,是允许的或不允许的。立法和司法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在保护和防范之间保持适度平衡,名誉权保护也才能达到相对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