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合作下的职业教育论文

一、理解“从学校到企业有多远”的深层意义

（一）目前“校企合作”存在问题目前，我国职业院校的教学基本上都被划作“理论”和“实训”两个阶段（“实训时间”一般是整周或整个学期，“实训地点”包括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践基地两个部分）。这种“理论+实训”的教学模式说明，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还没有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全交融（学中做、做中学）。由此可知，我们通常所说的“校企合作”也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仅指职业教育的“实训”环节，并未涉及“理论”环节。换言之，职业院校传统的“理论+实训”教学模式，是造成不完全的“校企合作”的根源。仅就目前这种不完全的“校企合作”来说，毋庸讳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流入形式（缺乏实效性），笔者将其问题划分为四种表现：（1）“假合作”，仅签一纸协议或挂个牌子，再无下文；（2）“浅合作”，学生在企业只能走马观花式地看看听听，或只能从事一些与所学专业无关的简单劳动；（3）“单一性合作”，学校信息向企业单向流动，企业无回流———互动不足影响深入合作的积极性；（4）“功利性合作”，企业合作的功利性太强，要么是卖设备，要么借此给国家要政策，要么在人力短缺时给学校要学生（致使学生实习岗位与专业不符）。总之，无论对于职业院校还是企业单位，都没有把“校企合作”放在社会责任的层面来认识，彼此表现得比较功利。（二）“校企合作”缺乏实效性是影响职业教育其他问题的主要原因中国职业教育有一些老问题，似乎很难解决。比如，缺乏吸引力问题、体系建构问题、“双师队伍”建设问题、人文素质教育问题，以及农村职业教育“空心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之所以难解的原因肯定很多，但是有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是“校企合作”缺乏实效性。进一步而言，职业教育有一些老问题之所以难解，其主要原因是在职业教育内部，即职业院校所开展的大量的教育教学活动远离了生活、远离了企业，这些职业院校的运作思维仍然囿于传统的学校应试教育。也许，外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职业院校的教育思维（包括设备限制、市场限制、实训限制、学制限制等等），但是我相信，职业院校从业者失去了教育生活化之“魂”却是根本性的。本文提出，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只有不失“生活之魂”（校企同质性），职业教育的其他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为了阐明这一观点，本文就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几个热点问题做出分析。这些问题包括：职业教育如何才有吸引力？如何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怎样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职业院校如何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怎样繁荣农村“城镇化”职业教育？上述问题都可谓大而无边，因此，笔者的论述仅能做到点题———从“校企同质性”的角度对问题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点到为止，目的在于引起其他研究者的关注。

二、职业教育如何才有吸引力

（一）失去“劳力大众”，职业教育就失去了吸引力职业教育起源于工业化初期的制造业经济，其雏形是当时为穷人和流浪儿办的慈善教育，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所办学校就是其典型代表。职业教育从一开始就以“免费”、“义务”、“开放”、“技能”、“就业”、“美好生活”这些特征出现，它是为“劳力大众”的教育②。随着时展和技术提升，职业教育“层次高移”，其原有特征逐渐消失，据此，“劳力大众”也被挡在了职业教育门外。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种种现象：职业教育总想“贵族化”，却始终被精英教育排斥；职业教育被纳入国家教育制度体系，却始终被置于招生梯队的底层；一些职业院校收费高、教学“书本化”、毕业生缺乏就业竞争力等等，都是职业教育失去了“劳力大众”和“底层生活”的体现。（二）职业教育必须走“开放之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应当内外结合、标本兼治。除了外部环境改善（观念提升、薪酬改善、招生制度放开、多元化办学等）之外，最根本的还是改善内部环境，即职业院校应“开门办学”，包括招生制度放开、教学过程放开和毕业出口放开。在学习化社会，人们的职业生存和学习、生活密不可分，如果职业教育不开放，将失去生源基础。职业教育如何走“开放之路”？首先，在招生制度开放方面，国家既不要给职业院校招生设限，也不要给录取考生排序，使职业教育从“严进宽出”的文凭制度过渡到“宽进严出”的技能证照制度。其次，在教学过程开放方面，职业院校的大门要向全社会敞开。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职业院校总是把目光盯着大企业，最好是知名大企业，却常常遭到来自企业的冷遇；另一方面，小微企业非常想和职业院校合作（也许小微企业现状更能满足职业院校学生需要，更能激发学生的创业精神），又常常遭到来自校方的冷遇。这说明，很多职业院校抱怨“校企合作难”，往往是一种叶公好龙的心态。第三，在毕业生出口放开方面，要打破传统的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思维”，给毕业生提供多元选择的机会，包括放开进入普通教育体系就读的人数限制等等。

三、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和立足点

（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开放、全纳、多元说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许多职业教育工作者的第一反应就是“纵向衔接、横向沟通”，这正是“学校思维模式”的体现。如果固守于传统的学校围墙及其层级制度，就会把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思路局限于学校层次或者类型，而不能放眼社会生活和企业发展需要，甚至让人产生“高职院校想升本”的“阴谋论”联想。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对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必要的，但绝不是问题的核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联结在一起，它的核心特征应当是“开放式”、“全纳性”和“多元化”：敞开大门、全民教育、多元选择。（二）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能偏离“职业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定词，即“职业”，这是体系的立足点。因此，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紧紧抓住“校企合作”或“产教融合”做文章，而不是把关注的中心放在提升层次方面，或者说，必须把建立完整的职业教育层次和“产教融合”紧密结合在一起。抓住“职业性”这个立足点，也要注意平衡它与“学术性”的关系。在中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前十年，职业教育为了尽快从学术教育体系中摆脱出来，有走向“简单岗位技能训练”的偏颇行为。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立足点，“职业性”并不否认“学术性”，这正是职业教育提升层次的重要理由。但是，如果把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注重点转移到“学术性”上面，那就有可能造成文凭泛滥和大而无用的现象。台湾高职院校升格为科技大学之后，实际上也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四、“双师队伍”建设绝对不能懈怠

（一）“现在”的问题依然是“过去”的问题新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第十七条指出，要“完善教师资格标准”，“健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落实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相关政策”等等，众所周知，这些有关“双师队伍”建设问题，伴随着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全部过程，每一份职业教育的政策文件里都要强调相同的问题。这种现象说明，一方面是“双师队伍”建设很重要，另一方面是“双师队伍”建设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么多年来，职业院校和企业的距离不仅没有“拉近”，反而“扯远”了。随着“博士满地走、教授处处有”现象愈演愈烈，各个职业院校都相应提高了其职员招聘门槛，由此造成高职院校“高层次人才”越来越多，而企业元素越来越少。加之职称评聘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沿袭学术化路子，所谓“教师下企业实践”和“技术骨干进学校教学”都可能遭到无言抵制，而“双师队伍”建设也只能流于形式。（二）“双师型”教师再认识：“工学动态组合教学团队”如果说“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存在之本的话，那么职业院校的“双师队伍”就是让这个存在更为坚实的关键材料。因为“双师队伍”是校企合作的实施者，校企合作的效果与双师队伍素质存在高度正相关。校企合作对教师的要求甚高，教师的实践能力不足，就无法开展校企合作。与之相应，专任教师实践能力不足，他们也天然地对校企合作消极懈怠：学校教师教学有富余，企业人才进校兼职教学无空间，校企合作欲望当然不强。我们看到，各个职业院校也都从企业招聘了一些高学历或高职称（符合招聘条件）的技术骨干（虽然数量不多），这些人便成为该校“双师型”教师的典型代表，即使再过十年，他们仍然是学校宣传的“双师型”教师。无疑，这种针对“双师型”教师的静态化处理方式并非真心建设双师队伍，而是又一种形式主义。如果校企教学资源没有常态化的互动，职业院校的教学就不可能贴近企业实际。为此，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工学动态组合教学团队”[2]的双师队伍建设思路，认为双师队伍建设的核心在“动态”二字，落脚点在“教学团队”。“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职业院校教师的“活水”在哪里？无疑是在教师下企业实践以及与企业人员的互动过程中，也在企业、行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工学互动”的内容包括科研、教学、培训、参观等许多方面，但教学（专业建设、课程开发、课堂教学、实训指导等）是最根本的，因此，双师队伍建设应当坚实地踩踏在“教学团队”这个基石上。

五、职业院校如何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一）摈弃人文素质教育的“量化思维”曾有一个时期，职业教育因过分强调“技能训练”而遭受批评，如今，各职业院校开始重视人文素质教育，这是好事，但是有些学校又因此矫枉过正，忽视了职业教育的“专业性”和“实践性”。这种“忽视”恰好给学校远离企业找到了借口。可见，有些职业院校并没有理解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及其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在工作实践中只是人云亦云而已。比如，把人文素质教育等同于“通识课程”和“校园文化活动”，然后对此进行定量化考核（设计了通识课程、校园文化活动在全部课程中的占比，甚至还要争论“占比15%好”还是“占比20%好”）。显然，这种所谓量化思维割裂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把人文素质教育从职业教育的整体性活动中活生生孤立起来。（二）人文素质教育：“引出来”而非“塞进去”与上述量化思维相对应，很多职业院校在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时，特别强调“要把人文素质教育渗透（融入）整个职业教育实践”。“渗透”或“融入”（有些研究者甚至还要推敲到底是“渗透”好，还是“融入”好）这两个词的思维本质和“量化思维”一样，都是把人文素质教育孤立看待，即把人文素质教育看作职业教育之外的东西，认为原有职业教育活动没有或缺失人文素质教育，因此新的做法是，要把人文素质教育从外面给“塞进去”。人文素质教育是全部职业教育活动的题中之义，是整体当中不可分割的个体。所谓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只需要把原有职业教育活动中未曾“引出”的人文素质教育尽可能地“引出来”。“引出来”不会破坏职业教育的整体性，不会在实践中矫枉过正或者扭曲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这正是职业教育的课程哲学。与之相反，“塞进去”的做法却很容易争论“塞进去多少”的问题，或者争论“渗透好”还是“融入好”之类的问题。无论怎样，“塞进去”容易使职业教育中的人文素质教育走向形式主义。比如，因为重视人文素质教育，却忽视了职业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因为重视人文素质教育，却让职业教育表演秀泛滥成灾。

六、农村职业教育的新型城镇化命题

（一）现有农村职业教育和“企业”的距离很远农村走向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又必须和农村经济繁荣结合起来，形成有机互动关系。过去，一些地方发展县域经济依靠农民“进城打工”，这也是一种发展路径，但无疑属于“短平快”经济，不能持久。而由这种“进城打工”经济所引发的农村职业教育，正是为城市车间输送工人的“打工教育”。从服务地方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学校到企业有多远”这个问题，“打工教育”其实距离“企业”很远，这里的“企业”指农村地方经济。农村职校存在的问题（缺少“双师型”教师、缺少实训设备和实践基地，缺少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与上述心不在焉的“打工教育”有极大关系。可以认为，问题多多的“打工教育”是失败的，并没有培养出素质较高的技能型人才，农村职校毕业生进城打工的竞争力并不比未进职校读书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强多少。这种结局造成农村职校越来越没有生源。农村职业教育被学生用脚投票，职校走向“空心化”就成为必然。（二）从“致富”到“智富”：寻找农村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之路如果说传统农民致富的途径是种植农产品或者进城打工，那么新型城镇化时代的农民必须从“致富”走向“智富”，即从“苦力农民”变成“智力农民”或“技术农民”。因为农业经济已经转型升级———从简单的“生产制造”提升为复杂的“制造服务”。与之相应，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及时满足新型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质言之，农村职业教育的生命之根深植于地方特色经济的土壤里，农村职校摆脱空心化和增强吸引力的根本出路是产教融合（基于新型城镇化经济发展的“校企合作”）。（三）农村职业教育必须重视乡村道德伦理教育寻找农村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之路，必须立足于农村城镇化过程中，这个过程蕴含了人类从山林到旷野、从旷野到乡村、从乡村到城镇的所有内容，也蕴含了职业教育诞生和存在的全部理由，其精神实质是人类对于孤独和恐惧的逃离。因此，人类从山林到城镇的“逃离”并非连根拔起，否则人类即便进了城镇，也如同被缚于空中楼阁里的困兽。在表层意义上，城镇化过程属于“职业化”过程，但在深层意义上，城镇化过程不仅是一部物质的创业史，更是精神的创业史。农村职业教育必须是扎根于乡土的创业教育和生存教育，包括乡土文化、生产技能、销售服务、团队合作、宽广视野、创业精神等等，更不能缺少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教育，这些是洗脚上田的新型农民追寻美好生活的综合体现，是农村职校和企业之间能够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根基。如今，农村青年盲目追逐物质利益，丧失了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如果农村职业教育仅仅着眼于“输送进城打工赚钱”的技能人才，而忽视学校教育与乡村厚土的连接，或者说，让农村职业教育丧失了乡村生活之魂，那么所谓新型城镇化无疑是空中楼阁。

七、余论

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看，涂尔干（EmileDurkheim）、帕森斯（TalcottParsons）等经典功能主义理论家把职业作为“技术理性的载体”[3]，与此相应，职业教育作为不同的教育组成部分在教育整体功能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工业化社会中企业有机体的平稳运行和繁荣。事实上，职业院校承担了两种社会责任：一是为企业输送合适的劳动力；二是让自身成为暂缓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在工业化社会，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形成了完整的就业链，而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就是让技能型人群在科层化社会结构中获得操作性地位变得“合法化”。毫无疑问，个体通过职业教育实现社会化的过程越开放（职业教育彻底走向“生活化”，校企建立“同质性关系”），职业教育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地位就越巩固，吸引力也越强。因为在个体社会化的全部程序上，接受职业教育和接受精英教育具有同等机会———社会角色的分配是根据能力和成就，而非毕业院校和文凭实现的。

作者:徐平利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