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探析

时间:2022-01-22 02:34:24

通识教育“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探析

[摘要]“劣币驱逐良币”是通识教育实践开展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它的主要成因在于高校中上至管理者下至师生主观上抱持的“重专业轻通识”的思想误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间的“零和博弈”以及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发展进程。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理念宣传、完善通识课程评价体系、转变培养方案改革思路等手段,可以有效规避“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造成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通识教育;劣币驱逐良币;高等教育

大众化随着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出台,通识教育成为与专业教育并重的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要点,从少数研究型大学的先行探索转为教育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政策倡导,在全国不同类型的众多高校中推广实施。在工业化时代应运而生的通识教育理念,试图调解古典大学精英教育理想与现代民主社会大众诉求间的矛盾,一方面,它认可专业教育在现代大学中的存在,鼓励学生发展未来职业生涯所需的素养与能力;另一方面,它又坚持非功利性的博雅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其有助于学生健全人格和公民意识的养成,为专业教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这一内在张力决定了通识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处于进行时的过程,它的理想追求在实践中时常遭遇掣肘,效果不尽如人意。“劣币驱逐良币”即是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文拟对这一问题的表象、成因及解决对策做深入探讨,为我国通识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一、通识教育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劣币驱逐良币”在经济学中又被称为“格雷欣法则”,其由英国经济学家格雷欣在16世纪中期根据日常生活现象归纳提出。他发现当两种名义价值相同而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共存时,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总是会日渐占领市场,而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则会慢慢退出流通。通识教育追求覆盖尽可能广阔的知识领域,依托自由选修的制度设计,要求和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修读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在内的各领域课程,建立广博的、多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知识架构与视野,进而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课程数量众多、供学生自由选择的通识教育选修模块就好比一个流通市场,不同课程的学时学分数是标准统一的,但学生所需的精力投入与成绩回报却因课程难易和教师严疏有所差异。在现实中,那些不用投入过多精力即可获取高分的“水课”总是受到学生热捧、长盛不衰,而那些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所谓“虐课”却无人问津,并逐步走向退选停开的境地。这就是通识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即便如哈佛大学或北京大学这样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也受此之困[1]。事实上,被驱逐的“良币”不只是“虐课”而已。设立通识教育选修模块的本意在于鼓励学生通过发展兴趣挖掘自我、健全人格,但在现实中这一制度被大多数学生功利化地扭曲、滥用,是否能轻松获取高分成为了唯一的评判标准。因此,那些真正遵循制度设计初衷、凭内在兴趣选课的学生不仅无法得到肯定嘉奖,还可能在各种需要分数排名的场合间接受到损失。在笔者的调研中,一位学生在谈及自己选课历程时内心的坚持与动摇耐人寻味:“我希望自己选的课程都是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课程,因此上学期我在选修英语的时候选了难度最大的商务英语……我另外一个同学,英语四级都过不了,选了一门更水的英语选修课,期末考勉强及格。然而那门课老师心慈手软,给全班的平时分都非常高,他最后的总分也拉到了中等的水平,最后他的绩点跟我是一样的,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如果最后在结算保研资格的时候,我因此而失去了这个资格,我是否会后悔当时的选择?不得而知。”通识教育中的“劣币驱逐良币”令这些学生内心本就不绝如缕的理想追求也随之可能遭到放逐。

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成因分析

人们一般将通识教育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归因为高校中上至管理者下至师生主观上普遍存在“重专业轻通识”的思想误区,采用应付、投机的心态对待通识教育。这的确是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直接原因,但我们还需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对其做更为深入地解析。(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间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间的“零和博弈”。近年来,我国高校在修订本科专业培养方案时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是压缩学时学分总量。其初衷不在减少学生的学习任务,而在于通过学生课外学习内容的设计,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但笔者在访谈中有学生提出这样的困惑:“我们学校大部分学生学习都比较被动,课上老师喂一口才吃一口,课下就宅在宿舍追剧、打游戏、无所事事。减少课时的初衷是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课外时间去钻研,而这样的方法真的适用于我们学校吗?在课时减少的情况下,该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呢?”比起强制性的课堂学习来,要想激发学生课外学习的积极性,需要更为精致用心的课程设计与教师的引导,否则被压缩的部分学时不会自动转化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而是被碎片化或娱乐化了。同时,在压缩学时学分的大背景下,如何占有和支配学生日益减少的学习时间,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间存在残酷而又胜负分明的零和博弈。专业教育课程大都采取了“减价不减量”的方式,对学生施以很大的压力,迫使许多学生在通识教育中寻求“水课”来平衡有限的学习时间与精力,这也令那些即便有心认真学习通识教育课程的学生分身乏术,而这在理工科学生中尤为常见。(二)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下的“利禄之徒”。改革开放40年,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从1978年的228万人激增至2017年的3770万人,毛入学率由2.7%升至45.7%[2]。上千万本应跌落高考独木桥下、早早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叩开了高等学府的大门,他们鲜少肩负“天之骄子”“国之栋梁”的光环与抱负,也从未将化身“哲学之才”纳入自我期待的视野,大多是汲汲于知识改变命运、学历兑取财富的“利禄之徒”。有学生明确表示:“我身边的每一名同学,包括我自己,都认为上大学的目的就是提升自己的价码,将来在就业市场上能有个好归宿。似乎每一个人都在‘为了改善其物质状况’而上大学。十多年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们在大学中不自觉地表现出功利的一面,即多选‘水课’刷绩点,绩点高就意味着好找工作;有时间就修个双学位,学历高就意味着好找工作。当被问及为何上大学时,他们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找个好工作’,这似乎成了这十几年来生活中培养出的一种‘本能’。”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成为负责任的人和公民,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去关注和思考“人是什么”这样宏大和严肃的问题,它没有标准化的方式与答案,或者说恰恰是因为“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3]。这一切都与目的明确、过程清晰的应试教育体系格格不入,也令原本训练有素的“分数收割机”们无所适从。

三、“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解决对策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功利主义思想对通识教育的侵蚀看似不可避免,但当我们对其成因有深入了解后,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一定的措施,尽可能规避“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造成的不良影响。(一)强化通识教育理念宣传。事实上,绝大部分学生对通识教育之于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是不清楚的。他们在学习通识教育课程时,常常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惑,不能将其与自我成长进行有机联系,缺乏明确的学习动机,只能通过分数来寻求其价值定位。针对这一问题,学校可以加大对通识教育理念的宣传力度。比如在新生入学教育阶段即设置专门主题,阐明通识教育的整体设计与目标追求,让学生在脑海中先入为主建构出通识教育贯穿本科阶段的培养轨迹,理解其旨在通过多学科课程的融会贯通,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涵养个人的综合能力与内在素养,知晓已有大量来自用人单位的调查反馈显示,当今时代雇主更为重视求职者的综合素养而非专业背景。学校甚至可以考虑设置1学分的通识教育导论课程,在大一上学期集中开设9周时间或参照形势与政策课程平均分布在各学期,邀请校内外专业学者集中阐释通识教育的核心内涵,强化学生对通识教育的整体理解。正本清源、下大力气做好通识教育的理念宣传,让学生获取更多主动接受通识教育的学习动机,这样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二)规范通识教育评价体系。“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是部分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要求低、给分高,在“自由市场”上形成了“价值洼地”,给学生中的“利禄之徒”创造了可乘之机。针对这一问题,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可以直接介入,比如发文要求所有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最终成绩必须符合正态分布,优秀率均不得超过20%等,如超过者无法在教务系统中上传成绩或需说明理由上报教务处审核,类似要求在专业教育中并不鲜见,它可以立竿见影抑制各门课程在最终成绩环节上的不均衡现象。当然,这类“一刀切”的做法也可能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隐忧。相较于此,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近年来周期性开展的通识核心课程质量调查更具可取之处。它基于三组十四项基本可比指标,从多角度监控每门课程的教学成效,通过综合分析教学质量、学习投入、学习意义感和通识学习收获等核心指标,还可以进一步将各门课程归入“高能课”“吹水课”“坑课”等类别,并给出相对应的管理对策[4]。这一评价手段能够促进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建构起行之有效的通识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三)转变培养方案改革思路。在现有本科培养方案的框架下,不论是继续压缩总学时学分,还是调整各课程模块间的比例,都很难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只会徒增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间的内在张力。真正解决之道还在于转变培养方案改革思路,不要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视为泾渭分明的不同体系,而是尝试打破两者间的传统界定,在统一的育人目标下推动其走向深度融合。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所言:“在学习中不存在一种课程仅仅传授普通的文化知识,而另一种课程传授特殊的专业知识……你不能将学习浑然一体的表面分开。”[5]通识教育具有广阔的包容性,而所有专业教育又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因素,二者完全可以而且理应相互渗透,以此来共同实现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浙江大学近年来着力搭建的工程通识课程平台即是在这一方面的积极尝试。该平台意图将工程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完善工科学生的工程化背景与工程意识。在其新设立的课程框架中,一年级由工程导论和工程伦理学两门通识基础课程组成;二年级通识基础教育逐步与专业工程教育相结合,由工程史、工程哲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三门课程组成;三年级则以专业工程教育与综合工程教育为导向,包括工程经济、工程管理、工程科学、工程设计与工程服务五门课程。这些课程都超越了单纯的专业教育范畴,具有丰富的通识教育内涵。以工程伦理学课程为例,其主要内容包括工程师的社会责任、职业行为规范以及工程环境伦理,旨在提高学生的道德敏感性、伦理判断能力和伦理意志力,增进学生对职业行为标准的了解[6]。

四、结语

通识教育志在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与公民意识,这一教育理想在现代社会无疑具有正当性和普适性,但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学生群体出于种种现实考量,令通识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陷入“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尴尬境地。这一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于生源质量、政策漏洞或社会风气,我们一方面的确可以通过强化理念宣传、完善评价体系、调整培养方案等手段来有效治理通识教育中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等不合理现象;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教育对象作为“利禄之徒”的功利性诉求愈发普遍和庞大,它与通识教育倡导者希望继承的培养“哲学之才”的理想化追求间存在很大隔阂。伴随“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出台,通识教育在我国不再是少数研究型大学的先行探索,其还将推向更大范围、不同类型的众多高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因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进程而步入大学的莘莘学子不论是在成长环境、教育经历还是在职业生涯规划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通识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遭遇更多与“利禄之徒”间的矛盾冲突。如何借助我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传统、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本土化道路,培养大量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将是我国高等教育在未来发展中有待思考解决的重要问题。

作者:吕挺 单位: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