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大学生就业质量提升思考

摘要：中国科举制诞生于隋朝，消亡在清朝，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在文化、教育等方面至今有一定的影响因子存在。通过对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消亡的演变来剖析新时代高等教育对大学生的培养以及在就业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古借今，在就业质量提升、社会责任感加强等方面开展对比研究，找到有效培养学生更高质量就业的方法、手段、机制，使得高等教育真正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标。

关键词：科举制；应用型；新时代；就业质量；提升

中国科举制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创立以后，到了唐代获得了发展，新创了一系列相应的考试制度和规范要求，成为当时社会选拔优秀官员的最重要的一项选官制度。到了宋代更是发展成为一项十分严密的先进制度，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促进了明清两代科举的辉煌。古代科举制自创立到废止，长达1300年。中国科举制虽然已经结束其历史使命，但它的起源、发展、改革、鼎盛、消亡这个演变过程，与新时代下应用型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有着某种关联，通过探析科举制的历史基础、条件、趋势等，发现其对选拔人才的内在规律，结合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情况现状，探索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的路径分析。

一、科举制的兴衰对当今就业领域的新思考

中国科举制作为古代特定时期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其运行的历史阶段，选拔出大量有才华、有能力、有担当的人物。中国科举制是通过分科考试的形式，按照成绩高低来选拔人才，并对“及第者”授予相应官职。中国科举制开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结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共计1300年的历史。中国科举制“是中国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是传统中国社会能维持基本稳定的重要支柱”。[1]（一）科举制形成的历史条件与新时代人才培养的个人需求的关联。开皇十八年（598）七月，诏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考举秀才，以此揭开科举考试的雏形。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始置明经、进士科二科，试策小文，名之策学。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2]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进士的办法，是科举制创立的显著标志，这种通过考试把读书和做官联系起来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这样选拔的方式就类似于当下将求学与高质量求职相绑定，科举和当今的就业政策根本点都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立足并为之服务。《旧唐书》卷一一九载，“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正式揭开了科举史上的新篇章。至此，对于古代人才的选拔有了初步的考核方式和内容，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这是先进的制度考核，给予更多的人有了公平竞争，参与国家政权建设的机会。当下的社会招聘、事业单位考试考核等都是给予更多人营造公平的环境，通过个人努力与考试，取得相应职位。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高等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应该符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建设要求，培养的学生是要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在这个层面上是和中国科举制异曲同工的。中国古代欲立足社会，需通过科举，过三关，乡试、会试（省试）、殿试，达到“学而优则仕”的目标。故此“金榜题名”也成为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之一。现阶段很多结构性就业的矛盾就是因为更多人趋之事业单位、公务员的选拔，趋之大中城市立足等，这不能不说这种官本位、功利主义色彩的思想因子还持续影响着较多的人。（二）科举制发展繁荣的历史基础与新时代人才培养的社会要求之间的关联。中国科举制度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代。在唐代的几经磨合，形成科举制的最基础的运作环节和监督反馈机制。大业三年（607）四月，炀帝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仪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宽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十项举人，随才升擢。大业五年（609）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四项举人，把十科举人改为四科举人，标准较前者更明确、更具体了，为唐代正式确立科举制奠定了基础。唐高祖五年（622）的选举诏令标志着以面向社会、自由报考、公开竞争为特点的科举制度正式建立。宋代完善考试制度，确定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3]由此可见，科举制初期就明确了科考的科目内容，对人才的选拔比较注重知识的存储，能力的掌握应用，较强的思辨意识，在执行和运行反馈上也有了监管机制，确保选人用人公开公正公平。中国科举制秉持“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这一制度重才学而不重门第，把读书、科考和做官统一起来，由于它基本上是一种公开、公正的竞争激励机制，所以它的创立，不但起到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作用，同时也为读书人奋发学习提供了一种巨大的驱动力。[3]这与当代的人才选拔方式———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如出一辙，给予广大学子和应届毕业生提供了较明确的奋斗目标。通过高考，选择心仪的高校与专业学习。通过公务员式的考试，选择未来就业、立足的土壤。这个过程和科举一样，给予更多人平等的机会，一方面是人的追究与理想的实现，另一方面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为社会服务的体现。如在唐太宗执政时期，科举考试不断扩大了贡士的报考人选，重视进士科，使庶族地主和广大平民有了升迁的机会，使大批有才干的士子加入到了统治者阶层，扩大了统治基础。唐代科举的进士科逐渐成为新兴世袭子弟以及高世家子弟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仅以宰相而言，就有狄仁杰、张东之、姚崇、张说、裴度、宋、张九龄等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走向为统治集团服务的管理岗位上。（三）科举制衰败的历史趋势与新时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转型趋势的关联。中国科举制消亡在清末，当时的历史社会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西方社会崇尚科学民主风潮兴起，掠夺资源、占领殖民地等军事行动肆虐。国内的闭关锁国和狭隘的自我意识与国外的科技教育水平和新思潮形成明显对比。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清末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抨击越发严重。随着时展，历史变迁，科举的考核内容越发显得一成不变或禁锢考生思想，八股取士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1905年9月2日，袁世凯会同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与端方6人奏请立停科举，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摺，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慈禧接受了这一意见，谕旨，宣布从第二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废除科举制。[3]至此存在1300年的中国选官制度在清末废止。中国科举制之所以灭亡，根源在于科举制的千年运行，内化为民众心理，外化为社会习俗，积淀了深厚的传统观念，逐渐使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变得僵化保守，铸就了一道阻碍西方文化传播的坚固屏障，从而严重滞后了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阻碍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对接。[4]因此它的废止，冲破了封建文化的专制主义统治思想，有利于解放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让文化的多元和促使教育系列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科举制历史性的将教育与政治两个维度有机相融合，在特定特殊的历史阶段，它维护了统治集团的政治稳定，促进了平民学子的教育公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但随着历史年轮的转动，科举制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日益凸显，它不仅禁锢了学子的思想，削弱了学子的创新能力，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必将要走向淘汰，走向消亡。科举制的废除是近代教育政策的巨大变革，它有力地推动了新式学堂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新时代下，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适应新兴业态发展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趋势。国务院提出部分院校的转型，提出双一流高校和学科的建设，这都是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指导下，全面深入把握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习曾说“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使命；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些论断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的重要论述。我们对高校学子的培养也不能单单以能毕业，能就业做衡量的简单指标。要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为高等学校的本质出发。世界现代大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立命之本、发展之本。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学把人才培养的本质职能进一步强化和凸显，“回归本科教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共同强劲的行动纲领。[5]这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不断革新对人才培养的方式和手段，来适应新时代的社会发展。

二、新时代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就业状态现状

新时代下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目标，做好学生教育教学培养，切实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主要核心点，以学生适应社会、立足社会为高等教育根本评价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应届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多（参见表1），结构性失业、就业供需矛盾等问题仍非常突出。新时代的高等教育需要适应新时代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趋势。高等教育必须按照教育规律和人才成才规律办事。习在5月2日视察北大时曾说“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阶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高等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对培养高素质专本人才的本科生的使命显得尤为重要，但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网络空间安全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随着传统行业被互联网+的冲击与整合，随着自我价值的多元化评价和对自由的新式理解，学生们的就业状态和就业质量需要教育者们引起重视。（一）对于“就业”概念的新理解。目前初入职场的人员基本上是95后，他们有自己新式价值观和就业观。在观念上，他们形象思维比较活跃；在思维上，思想力活跃但局限，行动力迟缓不熟练；在行为上，随意性占主导却忽视规范性，冲动性频发却灵动性有限，表现力充盈却自控力不强。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式大学生群体就业观念“慢就业”。“慢就业”是指部分大学生在毕业后并不着急立即就业，由于没有生活压力不想马上进入工作状态，而是选择陪伴家人、到处游历、准备升学或长期实习等各种形式的缓就业或暂时待业；或持观望态度、等着亲朋安排、等着好友推荐、等待更合适的时机等等来逃避求职的现象。[6]越来越多的同学对于就业的认识不再是仅仅谋生的途径，而是自己根据自己喜好而来选择。（二）对于“自我价值”“自我定位”体现的新理解。当下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对于自我的满足作为职业价值观更为强化和体现。从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来分析，现在的学生在家庭、学习和社会的包容和满足下，已经处于需求理论的顶峰即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很多同学处于就业周期并不急着就业，而是满足自我放松、自我旅行阅历、自我脱产提升等方式来期望自身更好的发展。但现实是大多数的同学对于自我的认知、职业的认知和未来发展规划的认知还是了解甚少的。据网络数据显示，对于“95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主播、网红占比54%，配音员、化妆师、游戏测评师等成为学生向往占比较好的选项。这足可见，目前95后群体的职业价值观是值得教育工作者重视的。就业不仅仅是学生个人适应社会的体现，更应是对社会责任的体现，家国情怀的展现。按照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最新讲话精神，他认为本科阶段是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的成型期，要教育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铸就理想信念、锤炼高尚品格，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打牢成长发展的基础。[5]综合来看，应届毕业生大学过得相对轻松，毕业相对容易，大学时光相对易“混”，自然这个群体在社会上也就相对难适应。群体性的就业规划意识缺乏，社会责任感适当缺失、使命感和社会认同需提升等问题，不再是学生个人问题的体现，而是高等教育、社会等需要关注和重视的。可见，高等教育不仅要在入口严格把关，更要通过三年或四年的大学学习，严格出口，严格产出，这样才能确保培养的人才更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的要求。因此，在关注大学生就业率的同时，国家、高校和政府部门应逐渐把重点放在大学生就业质量与社会责任感的提升问题上。

三、以古为鉴，提升高校学生就业质量的路径思考

中国科举制能够在5000年的历史文明中，存在1300多年的历史，就不能简简单单的从优点或弊端进行论述、阐述，更应该关注在整个历史长河发展中起到的为社会发展、历史推动上的积极促进作用。新时代的人才抢夺、人才供给导致不能简单把学生推送到就业市场，而应该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角度，注重学生的心理成熟认同、个人价值的充分体现与高质量就业相结合。推动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着眼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教育部最新部署高等学校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回归大学的本质职能，把培养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5]严控出口，就要制定通过出口考核的规则，逐项完成、优良展现后才可以给予通关门卡。（一）结合地域区位优势，培养学生地方责任感。为了更好的培养高校毕业生服务地方，服务产业，如可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区情，在大三大四年级做好应用型区域高校就业区位上的引导。2015年3月8日，给出广西发展精确的三个定位，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省份的战略布局，地方高等院校要培养学生充分认识广西发展的战略需求，才会指导学生有人生发展的高度；只有充分认识广西“三大定位”，引导学生才会抓住历史发展机遇，增添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充分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协调，才能更充分地感受到个人的幸福感和美丽的中国梦。（二）高等学校要严格扎实做到三个转变，切实打造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为核心的质量文化。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德才兼备、文武兼济”为选拔官员、人才的重要标准。中国的科举制主要将学习重心转移到考试之中，“唯分数至上”逐渐成为人们心中真正的人才标准。同样当今在校大学生也仅仅以考试通过、顺利毕业为万事大吉的标准，却忽略了知识本身转化为应用创造的根本，忽视了个人价值在社会发展中的体现。这就需要应用型高等学校在教育学生时引导学生注重三个方面在思想、行动上的转变。1.由被动知识学习型向主动实践应用型转变这就需要高等学校在学风班风氛围制度建设上更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和能动执行性上。通过丰富的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等活动，配合第一课堂的理论知识，做好课外的专业体验、社会实践延续，形成立体式的知识掌握维度，形成学生乐学爱学的良好氛围。2.由专业单一型思维向跨专业复合型人才转变目前很多高校学生受“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影响广泛，对于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仅仅从个人阅历广度出发，有意识的选择对自己有利或有效的内容和活动参与，缺乏系统的、广泛的常识性涉猎和交叉性学科的体验。从近年来新工科的概念提出和运行，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于复合型学生的培养达成共识。学科的交叉，知识的立体交融等会给学生带来更多的不同思维碰撞，社科类学科要了解工科工程类的逻辑与思维，自然科学类要了解文学史学等商科思维。这就要落实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在认识实习、课程实践、实训上做好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可执行性。3.由知识体系向学生的价值体系社会化的转化中国科举制是依托分科考试的形式，以成绩论英雄的选官制度。但它优势体现在：第一，公平竞争的选拔范围和方式，这就让所有人具备了起点上的公平。第二，在社会政治意义上，中国科举制度将儒家思想渗透到全社会，成为被广泛认同的显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而在儒生阶层的纽带作用下，使得本应处于对立的集权化的中央和百姓在思想上高度统一，极大地稳定了中国社会的秩序。第三，在文化教育上，科举制促进了封建教育的发展，不但造就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而且在全社会形成了读书尚文的文化传统。[7]因此，作为意识形态教育最为重要的高等学校就要在原有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上重构一套社会服务价值体系的理论、实践机制。让学生对待学习、对待就业不再是简单的个体行为，而更是整个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如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美丽中国梦的实现都变成学生内化的行动和纲领。（三）在就业供求侧和就业需求侧层面调整，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在就业供给侧方面，学校、家庭为主要制造单位。家庭教育要养成育人的良好氛围习惯，支持子女除了知识的掌握外，更重视创新和其他领域体验。高等学校要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适时调整学生需求与职业价值观的引导，形成学生学习学会、导师导学导教，学校学高学成的良好风气。新时代大学生的培养不仅要拥有充分的知识储备，更要有将知识转化为实际创造力的能力，在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化就业状况下，个人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8]在就业需求侧方面，政府、社会为主要消费单位。他们要将需求导向、产出导向反馈给高等院校，做好有序教育调控，引导高校要注重产业及产业链的调整不断内化改革。通过采取校政企行（行业）四方深度融合合作的方式，来建立协同育人的模式，在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内容、实践要求不断主动对接市场，对接行业，建立持续生态的互动机制，为人才培养的有效、高效、高能、有用构建科学合理体系。

参考文献：

[1]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61-162.

[2]石永胜.简析隋唐、两宋、明清的科举制[J].学周刊，2011.

[3]刘景云，杨林，孙建军.图说科举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10.

[4]高桂娟，冯建民.多学科视角的科举制研究及其文化定位[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22（2）.

[5]陈宝生.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Z].2018

[6]余华琼.“慢就业”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开拓“一域三路”的思考与探索———以武汉轻工大学为例[J].中国大学生就业，2018.

[7]赵杰.中国科举制：变迁、反思与超越[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6）.

[8]田爽.试论如何实现更高质量的职业指导———以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为例[J].教育，2016.

作者:田爽 单位:南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