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差异分析

摘要：为了深入剖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内在特征，本文对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区域和群体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较快、物价水平相对适中的省份，其农村居民总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发达省份受高物价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而经济落后省份由于绝对收入水平很低，因此边际消费倾向最低。同时青壮年、中年和老年群体因收入水平、对网络经济和文化的接受度等原因，在各类消费倾向上存在明显差异。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从农业资源开发创新、扩大电商扶贫、推动商贸流通业下沉三个方面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

关键词：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区域差异；群体差异；恩格尔系数

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某一类产品或类型的消费额的变化量与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变化量的比值。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恩格尔定律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已经证明“随着收入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会实现升级”的一般规律，生存型消费支出比重下降，享受和发展型消费比重提高是居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普遍愿望。同时我国农村居民人口仍然十分庞大，超过5.5亿，受经济发展水平、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区域和群体差异。因此研究农村居民消费不应局限于从整体去观察，还需要分区域、分层次、分群体地进行解构。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长趋势不会改变，但从生活品质看，无论是与我国城镇居民，还是发达国家的农村居民相比，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还处于从温饱型向品质型升级的阶段，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的比重还很小。从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交通通信类、居住类和食品类。然后依次是衣着类、医疗保健类、家庭设备及用品类和文教娱乐类、其他商品和服务类（严奉宪、胡译丹，2018）。随着受雇的工资性收入和自雇的经营性收入占农村居民总收入比重的提高，非农就业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受经济结构与区域发展的影响，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也存在差异性（陈晓飞、赵昊东，2016）。此外，区域间的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在同等收入约束下，各类消费的可获得性和消费成本均不同。除了区域间差异外，农村居民内部群体分化趋势也十分明显，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网络经济、农村聚落空间优化等对农村不同人群的收入来源、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的影响不同。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对我国扩大内需，支撑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意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提升优化，也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点。在农村消费市场的研究和制定措施时，应对农村居民消费特征的区域和群体差异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微观层面、动态地进行观察和实证分析，才能把握农村消费市场的变化规律，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措施。

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现状

整体消费率逐年提升，网购广泛流行。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我国农村居民的整体消费率不断提高，从2001年的0.56上升到2019年的0.83。2019年我国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3万亿元，增速已经连续7年高于城镇。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网络零售和快递业的下沉，农村居民网购用户和金额规模均快速扩大。截至2019年底，农村网民数量突破2.5万亿人，农村网购零售总额达到1.7万亿，与2014年相比扩大8.4倍，网购消费已成为农村居民的生活常态。消费金额结构与内容结构差异较大。从各省市对比来看，高收入、高消费水平的省份比例还相对较小，大部分省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处于1-1.5万元，同时整体与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如图1）。但毫无疑问，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显现正向线性关系，从低水平到高水平呈现明显的三级“梯队”形态。根据“恩格尔系数”原理，随着收入的提高，食品消费的比重会逐渐下降。然而从我国各省份农村居民2018年食品支出比例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来看，并未呈现明显的反向线性关系（见图2），大部分省份的恩格尔系数在30%上下，但收入水平却呈现明显的高低差异，如2018年浙江和甘肃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为0.3，但浙江农村居民的各类消费品质明显更高，例如食品中肉类、瓜果、海鲜的消费量更高，相对而言低收入农村居民的消费内容结构还处于低水平的收支均衡阶段。消费群体分化明显。从消费群体角度看，一方面随着非农就业比重上升及农业产业化发展加速，农村居民中出现了就业结构的显著分化，“全脱农”“半脱农”和纯农业就业等群体之间的收入绝对差距扩大。按国家统计局五等分农村居民收入划分，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从2013年的1.85万元，上升到2018年的3.04万元。绝对收入水平的差距将引起群体间消费结构特征的分化；另一方面农村居民老龄化趋势明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移居至城镇，留下的主要为返乡高龄农民工、老人小孩以及少数本地就业的年轻人。不同群体间由于受教育水平、信息化接受度及观念的差异，其各类消费边际倾向及影响因素也不同。例如农村年轻人能够熟练、自主地进行网购，但存在“跟风”和过度消费现象，而老一辈由于知识和技能更新难度较大，因此受网购的影响较小，他们更依赖线下消费，量入为出。

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区域差异

（一）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扩展线性消费模型（ELES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区域和群体差异进行实证分析。ELES模型相比恩格尔函数模型及其它模型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可以直接运用截面资料进行参数估计，还可以用来进行边际消费倾向分析、需求收入弹性分析、基本需求分析。ELES模型函数为：piqi=piri+βi(I-∑pjrj)，i，j=1,2,…,n（1）公式（1）中，I为人均可支配收入，piqi为第i类消费的支出总额，piri为第i类消费的基本需求支出金额，βi为第i类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令αi=piri-∑pjrj、Ci=piqi则可变形为计量公式Ci=αi+βiI+μi，其中Ci、I为样本数据。根据最小二乘法，可获得第i类消费的基本需求支出αi、边际消费倾向βi的估计值α^i和β^i。并通过换算公式计算可得基本需求、收入弹性和自价格弹性 

（二）区域差异实证分析

区域样本数据为各省市区2018年度数据，来源于2019年全国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可支配收入作为约束各类消费的核心因素，区域的划分应当按照各省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排名，并结合地理位置进行归集，传统单纯根据地理位置的划分存在同一区域内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如北部沿海京津冀鲁。根据2018年各省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排名，将区域划分为三个梯队，见表1所示。根据本文回归模型及区域样本数据，采用Eviews回归获得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三梯队省份各类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回归结果来看，第一、二、三梯队省份的总体边际消费倾向依次为0.627、0.641和0.61。在各类消费中，食品、衣着边际消费倾向从第一至第三梯队依次提高。居住、生活用品、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依次下降，另交通和通信边际消费倾向第二梯队最高为0.139，第三梯队次之为0.129，第一梯队最低为0.114。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表明居民使用剩余收入进行改善消费的意愿是否强烈，也反映居民对收入、物价、社会保障等不确定因素的预期是否乐观。第二梯队主要为经济基础较好、增速靠前的中部省份和成渝城市群，由于产业转移和内部要素集聚带来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增强了本地居民的消费信息；相对而言第三梯队省份主要为经济要素缺乏、基础较差的省份，尽管如贵州、西藏等省份由于近几年国家定向政策和产业规划倾斜而经济增速明显，但第三梯队省份仍然是贫困农村人口集中的区域，因此整体边际消费倾向最低；而第一梯队尽管收入水平较高，但面临更高的物价，特别是房价对消费的抑制相对其他区域更为明显。从各类消费的区域间对比来看，食品、衣着等基础消费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居住、生活用品与服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呈正向变化关系。交通通信消费指交通和通信工具及相关的各种服务费、维修费和车辆保险等支出，由于第二、三梯队地区农村居民因就业和生活环境变化更为剧烈，因此交通通信支出的额外需求更旺盛。从各类消费本身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来看，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三个梯队中都相对较低，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服务性和精神层面的消费还处于较低水平。

（三）群体差异实证分析

样本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参照劳动年龄及生理年龄段定义分为青壮年（15-40岁）、中年（41-60岁）和老年（60岁）。按照ELES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各类消费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低差异，与区域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而从群体之间差异来看，青壮年与中年人群的整体边际消费倾向差距为0.12，青壮年群体在衣着、生活用品、文教娱乐三类消费上的边际消费倾向上表现尤为突出；而老年群体与中年群体差距为0.278，除医疗保健外，其他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水平均与中年群体有明显下滑。农村青年人群对衣食住行的品质追求由于受网购和互联网文化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农村年轻女性群体，在衣着、护肤品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增长较快，农村年轻男性群体则更青睐居住、家庭用品、文教娱乐的改善消费；青年群体和中年群体之间在食品烟酒、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接近，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的大家庭群居特征；而老年群体由于在失去劳动能力后，没有退休工资并且养老保障水平很低，同时考虑子女的发展压力，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出现明显下滑，主要开支除了吃穿等基本消费外，主要用于医疗保健。对策建议整体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还很低，各类消费在满足基本需求后的剩余可支配收入有限，边际消费倾向受到约束。经济发达或农业资源丰富地区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率在70%-80%之间。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相对更高、更稳定，但所在地区物价水平也更高，尤其是住房，因此边际消费仍然比较保守；而落后地区尤其是山区较多省份的农村居民平均消费率在80%以上，部分达到95%以上，仅仅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就消耗了所有可支配收入。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并缩小区域差距，才能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本文认为重点通过以下方面实施推进：第一，加快推进农业资源开发经营的市场创新。与欧美日韩等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居民人口的绝对规模庞大，非农产业规模还未达到充分吸纳农村居民实现非农就业的水平，较长时期农村居民的人均农业资源可用量还很有限。因此必须坚持基于有限的农业资源，通过经营权流转、合作组织多元化、农村居民收益权保护等措施，加快推进农业资源开发经营的市场创新和广泛实施。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要充分支持企业与农村集体、农村居民的直接对接，如电商平台、投资机构等在具体区域开展各种创新尝试。在农村产业发展支持策略上，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应转变以往靠补贴和优惠为主的思路，应充分信赖资本和企业家对价值空间的洞察力。将支撑工作放在资源统筹协调、法规制度设计、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通过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并不断学习外部成功经验，开拓创新创业的思路。第二，扩大电商产业扶贫的范围，加快落后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农村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主要受地理条件影响，中西部地处广大山区、高原等农业资源开发难度大的地区，地区政府财力有限且本地企业资源和能力不足，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靠外出打工，农业经营收入较少。目前携手电商实施产业扶贫，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条科学可持续的道路，因此要尽快扩大电商扶贫的进程，并在各个区域实施产品和品牌差异化战略，避免同质化竞争带来的供需失衡。以拼多多、直播平台等为代表的“超短链”农产品营销渠道，未来将基本消除农业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中间环节，更多的农业经营个体、企业及合作组织，依托社会化的生产服务包括物流、设计、营销策划、结算等，能够直接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从车间直接发送到消费者的手中。通过电商扶贫，农业生产者直面消费者，还能够提升商业社交和经营能力，有利于农村居民个人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超短链”农产品电商能够推动区域和产品品牌的形成，进而围绕品牌进行产业链的深度开发，不仅能够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还能够带动更多农村居民实现非农就业。日本农业享誉全球的核心因素之一就是坚持农产品的品质和品牌化。与传统依托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拉动相比，通过“超短链”农业电商能够利用农村现有资源，快速培育内生发展能力。特别是对于落后地区农村居民能够凭借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快速缩小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并且这种收入提高具有可持续性，对各类消费的边际消费的预期提高都有显著作用。第三，推进农村群落空间集聚，加快现代商贸流通业下沉。非农就业是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提升的主要因素，随着城市化速度放缓和制造业升级，大中城市中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需求减少，特别是吸纳农民工较强的建筑业和初级制造业的用工需求减少。同时农村劳动人口也呈现老龄化趋势，因此需要更多的非农就业需求来稳定农村劳动人口的收入来源。现代商务流通业下沉，是网络经济、农业产业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共同基础和结果。围绕农业资源和农村消费市场开发，在县、镇、村三级体系中，众多现代商贸流通业大有可为，包括物流服务、营销服务、设计包装服务、农业金融服务、餐饮娱乐及旅游养生等。通过构建活跃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不仅要帮助农村居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还要引导提高边际消费，此外还要吸引城镇居民到农村去消费。

农村各类实物消费品的流通成本明显高于城镇，服务型消费品十分稀缺，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居住群落的“散、小、远”。随着农村人口的外迁，部分村庄消费规模萎缩，无法支撑有效流通服务供给，并进一步阻碍留守居民的消费需求的实现。然而随着我国农村“撤村并镇”的全面有序推进，农村居住群落的空间格局将会发生根本变化，配合现代化流通服务体系的加速下沉，我国农村居民将获得更多现代化的消费场所和消费品供给。例如大型村镇的形成有利于生鲜电商的落地，消费需求的空间集中不仅大大降低了派送和保鲜成本，还能形成一定规模的基础消费量，便于各品类的持续供给；品牌餐饮、文教娱乐等消费场所也会因人口规模扩大而出现，原本因消费供给缺失而抑制的需求得以释放。同时受“从众”心理影响，更多的农村居民的消费观也会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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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云 单位:平顶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