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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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论文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篇1

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马双等(2010)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参保家庭比未参保家庭有更多的营养物质摄入量,参与新农合使农民食品消费支出增加约81元。臧文斌等(2012)使用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消费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提高了参保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提高的幅度分别为20.2%和12.6%。马双和甘犁(2010)研究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能增加11%的居民消费。现有的研究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或者仅仅关注居民食物消费,而未将居民家庭全部消费支出作为分析对象;或者只关注某一种社会医疗保险,而未将城居保和城职保两种基本医疗保险综合考虑,未从整体上考察城镇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目前国内对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充分。鉴于此,本文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拟对医疗保险与城镇家庭消费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二、数据与模型

1.关于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较大规模的入户调查,抽样和数据处理方法与国家统计局其他调查大致相同。该调查自2005年开始,每年1至2次,通过更新数据建立了《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库。调查问卷设置了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财务情况和投资选择等方面的35个~50个具体问题,包含详细的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以及其他家庭特征信息。李涛(2006)、陈彦斌等(2009)以及梁运文等(2010)利用该数据库进行了有关居民投资行为、居民财产分布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质量较为可靠。虽然该数据库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居民的投资行为,偏向于宏观研究,但由于调查数据中不仅包含丰富的家庭收入和消费等信息,而且有家庭是否参与医疗保险、是否有成员患有大病以及医疗支出等信息(自2009年开始有医疗保险相关信息),因此本文尝试利用该数据库进行医疗保险和居民消费关系的微观研究。本文采用的是奥尔多2009年调查的A卷调查数据,在12个省的41个市(区、县)进行,调查地范围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市。与目前实证研究使用较多的CHNS数据相比,奥尔多调查数据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家庭消费支出信息,因此在家庭总消费支出、非医疗消费支出等关键变量上有准确的数据,而不必如现有文献一样使用耐用消费品存量数据替代消费支出的流量数据。同时,奥尔多2009年调查收集到的样本量也比较大,经过数据整理,本文最终获取的有效样本为4694个家庭。

2.计量模型。

研究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必须解决两种由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与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相关。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参加医疗保险;同时,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预防性储蓄越高而当期消费越少。二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受到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更可能参与医疗保险;同时,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会有更多的医疗消费支出和相对较少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为了解决这两种自我选择问题,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就可以在给定相同的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条件下,研究家庭参与医疗保险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上述自我选择问题。同时,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等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将各类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本文得到三组计量模型来分别研究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医疗消费支出以及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其中EXP、MEDEXP和NONMEDEXP分别为家庭总消费支出、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HI为家庭是否有基本医疗保险,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SAH为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状况,问卷中调查了每个家庭成员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价,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和“非常差”,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SAH。RAV为家庭平均风险厌恶程度,调查数据中包含每个家庭成员的风险厌恶程度信息,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很喜欢冒险”、“喜欢冒险”、“一般”、“不喜欢冒险”、“很不喜欢冒险”,与SAH一样,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RAV。Xi为控制变量,包含一系列家庭特征变量,主要有:(1)INC,即家庭总收入,在回归中取对数。(2)SCA,即家庭规模(家庭人数)。(3)AGE,家庭成员平均年龄。(4)EDU,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5)FEM,家庭成员中女性占比。(6)PTY,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党员,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7)MIN,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少数民族,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

三、实证结果

1.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

本文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异方差检验,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使用了异方差—稳健估计,以使回归结果更具有可靠性。表1报告了家庭总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第一列只估计了参与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加入了家庭成员健康状况、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变量。三个回归模型都表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支出。具体来说,与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的总消费支出会高出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与Gruber和Yelowitz(1999)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医疗保险制度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他们发现放宽Medicaid条件会使美国家庭消费上升5.2%。

2.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2报告了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虽然在前两个模型中,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加入其他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之后,该项系数变得不再显著(即使在10%的水平上也没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是否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虽然现有的研究曾认为医疗保险的普及会使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但是本文的回归结果却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事实上,苏春红等(2013)利用2009年CHNS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未对居民患病就诊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并不能使城镇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呈现显著增加。

3.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3报告了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从表3中可以看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提高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模型(3.1)到模型(3.4),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在控制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系列变量之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会使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社会医疗保险的普及能够降低预防性储蓄,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消费起到保障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篇2

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消费结构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消费结构能够反应出居民的生活水平,甘肃农村居民从1993年到1999年将支出主要用于食品消费,说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和温饱状态;从2000年开始消费支出比例小于0.5,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医疗、交通通讯、教育、居住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相关数据变动说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优化,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2.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0.51总体上保持下降趋势,到2007年的0.36,食品消费支出已不在占据消费支出的一半比例。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到达小康阶段,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居住方面的支出比例都相应有所增加,表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分析。消费结构变动度,是分析消费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在1996年~2000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9.00%,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6.26%。在2001年~2006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2.2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3.27%。

在1996年~2000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非常显著,其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2001年~2006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经过剧烈变动后,明显趋于缓和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甘肃省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生产总值构成变动分析。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同时是计算支出法生产总值的三要素,其中最终消费一直在我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最大,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最大。1978年甘肃省生产总值为64.73亿元,2007年为2702.40亿元;消费率1978年为66.62%,2007年为59.78%,说明最终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因此实证分析甘肃省居民消费变动及其对经济影响作用有一定实际意义。

2.最终消费情况分析。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组成,甘肃省最终消费支出1978年为43.12亿元,2007年为1615.37亿元。根据《甘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居民消费支出一直占据最终消费支出大部分的比例,稳定在70%以上。

3.甘肃省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消费贡献率(消费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消费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计算甘肃省最终消费贡献率在2002年至2007年间分别为63.99%、55.38%、63.81%、69.24%、49.67%、53.44%,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稳定,其原因是经济增长更容易受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政策要素影响。

三、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本文采用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具体模型:Ct=α0+α1Yp+α2Yz+ε

其中Ct为现期消费;Yp和Yz表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系数α1和α2分别是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甘肃年鉴》统计资料,对模型进行回归拟和,分别得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1)、(2)。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Ct=0.258+0.721Yp+1.737Yz(1)

(0.002)(8.237)(2.469)

R2=0.873D.W.=1.212F=34.461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Ct=87.934+0.789Yp+0.873Yz(2)

(1.095)(40.793)(3.908)

R2=0.997D.W.=1.91F=1878.984

从方程中可看出,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2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1.74元用于消费。既增加了暂时收入,不仅要将暂时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同时还要拿出储蓄来消费。城镇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9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0.87元用于消费。

四、简要结论

1.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有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增加越高,消费也会随着增加。但是,在投资、出口和消费等三要素当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一般都在70%左右,说明拉动消费仍然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出现重要变动倾向。在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当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特别是自从2001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剧烈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另外,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3.为了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我们建议:一是加快发展城乡经济,保证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使投资增长不要出现大起大落;二是进一步开发农民能够稳定增加收入的就业渠道和途径,如非农产业收入、转移性就业收入、农业产业化收入等;三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讲,要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作为重点,用扩大就业保证收入,用收入增加保证消费;四是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一定的引导,努力改善城乡居民住房、医疗、教育、保障等关键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彭劲松:重庆市经济增长中消费与投资贡献度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7~10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篇3

1.1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因子分析

(1)提取因子以及因子解释原有变量的情况,进行尝试性分析.根据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特征根.根据计算结果,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值为3.579,解释原有8个变量总方差的44.732%(3.579÷8×10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44.732%;第二个因子的特征根为2.461,解释原有8个变量总方差30.760%(2.461÷8×10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492%((3.579+2.461)÷8×100).可以看到,两个因子共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75.492%.总体上,原有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分析效果较理想.(2)因子的命名解释,在这里采用方差最大化对因子载荷矩阵实施正交旋转以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指定按第一因子载荷降序的顺序输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以及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图(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医疗保健、衣着、教育娱乐文化、居住在第一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第一个因子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根据城市居民的消费习惯可解释为生活型消费(精神享乐商品);交通和通讯、家庭设备用品、杂项商品与服务、食品变量在第二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第二个因子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可解释为生存型消费(物质必须商品).(3)计算因子得分,这里采用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系数,并输出因子得分系数.根据表3可以写出因子得分函数.F1=0.013*食品+0.317*衣着+0.031*家庭设备用品+0.247*医疗保健+0.160*交通和通讯-0.286*教育娱乐文化-0.240*居住+0.044*杂项商品与服务F2=0.209*食品-0.024*衣着+0.286*家庭设备用品-0.211*医疗保健-0.303*交通和通讯-0.023*教育娱乐文化-0.061*居住+0.300*杂项商品与服务

1.2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因子分析

(1)考察原有变量是否合适进行因子分析,由于在因子分析之前一定要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这里也用KMO检验方法进行检验.表4中,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149.603,相应的概率p接近0.如果显著水平a为0.05,由于概率p小于显著水平a,应拒绝零假设,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同时KOM值为0.252,根据Kaiser给出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检验.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数据的数据结构良好,具有可操作性,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数据一样都能进行因子分析.(2)提取因子以及因子解释原有变量的情况.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数据一样,根据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特征根.根据计算结果,提取因子的情况非常理想.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值为4.908,解释原有7个变量总方差为61.352%(4.908÷8×10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352%;第二个因子的特征根为1.241,解释原有8个变量总方差15.506%(1.241÷8×10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6.858%((4.908+1.241)÷8×100).总体上,因子分析效果较理想.(3)因子的命名解释,通过对比观察表2,表5,农村居民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是有区别的.在农村居民消费数据中,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教育娱乐文化在第一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第一个因子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根据农村地区的消费习惯可解释为生活型消费(精神享乐商品).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杂项商品与服务、居住在第二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第二个因子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可解释为生存型消费(物质必须商品).通过指标体系的构建,了解到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消费偏好上的差异:同是生活型消费或者同是生存型消费,但由于农村与城镇的环境条件不同,消费习惯不同,同类型消费下的指标构成是不尽相同的.(4)计算因子得分,这里采用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系数,并输出因子得分系数.根据表6可以写出因子得分函数.

2重庆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对比

2.1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演变特征

根据因子得分计算结果绘制出农村居民消费两因子得分散点图,如图1所示(F1因子一;F2因子二).观察图1,从2000年至2011年重庆城镇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因子得分高于生活型消费因子得分,但是重庆城镇居民的生活服务型消费因子得分一直在不断提高并逐渐接近生存型消费因子得分.总的来看,生存型消费因子所占比重逐渐下降,生活型消费因子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这说明随着重庆市GDP的不断提高,重庆市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加,消费观念转变,再加上近几年来医疗、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教育收费改革的逐步见效,居民生活服务型消费支出出现减少,居民的基本生活服务得到了保障,在物质享受消费充足的城镇,居民将更多的钱以及注意力投入到了自身的生活环境与精神文明的消费中去.从以上分析可看出,重庆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在加速演进,已经不再只追求物质生活质量,而且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消费,消费结构趋向合理化.

2.2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变特征

根据上述SPSS软件的因子得分计算结果绘制出农村居民消费情况的两因子得分散点图,如图2所示(F1因子一;F2因子二).观察图2,生活型消费因子所占比重从2000年到2004年是递减的,到了2005年开始上升.生存型消费因子所占比重从2000年到2009年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直递减的,2010年的时候突然上扬,占了较大的消费比重,但到了2011年又继续递减.目前,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在减少,用于居家享受型消费支出也出现相应的增加.这说明重庆市的GDP增加了,重庆市居民的收入增加了,医疗、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教育收费改革正在不断实施,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确实在不断提高.但仍然要注意2010年生存型消费出现的反弹迹象.相对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情况,农村居民的消费情况还不太稳定,从中反映出重庆市政府政策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力与农村的生活服务保障情况都不太稳定.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突出、明显,但农村居民不那么明显,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比重不高,医疗、住房制度改革和教育收费改革等政策在农村地区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到,农村的消费观念落后,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年份里,农村居民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生活服务型消费,居家享受型消费比重一直不高.说明农村居民一直注重生存的消费,而忽略了享受的消费.从以上分析可看出,重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在最近几年演进较慢,更加注重物质生活方面的消费,消费结构不太合理,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今后政府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向更加健康、合理的方向演进.

3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对策措施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重点;难点;对策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内需不足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农村消费需求不足。因此,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内需,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总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坚持扩大内需方针,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因此,当前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农村,而难点也在农村。如何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应重点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落后的消费环境。农村消费环境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公共品供给缺乏,如农村用电、交通和通讯等,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扩大的制约问题已十分突出。由于我国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很多在城市司空见惯的公共品到农村就会变得极为稀缺,如电网建设。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电网都以高收费的形式来收回投资成本并取得相应利润,农村居民所承受的电价远高于城市。因此,农村居民可能买得起家电产品,但却很少能用得起这些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符合理性的消费行为就是干脆不消费。这些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还有待开发。

(二)陈旧的消费观念。我国农村居民仍基本沿袭几千年来一直固有的生活方式,虽然那种纯粹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已不复存在,但商品率偏低仍是我国农村消费的一大问题。在这种带有浓重自然经济色彩的生活方式影响下,我国大部分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落后,许多农民不是没有钱,也不是在消费的硬件设施上有很大限制,而是很多农民就是不敢消费、不肯消费。此外,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村居民在长期消费资料短缺的状态下形成了“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农村居民普遍存在“惜购”、“喜存”的现象。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这种低消费、高储蓄的传统消费观念更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

(三)产品有效供给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绝大部分市场经营者对消费市场的研究和把握存在严重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很多产品从研究设计到开发生产再到营销,生产者所关注的主要是城市消费者,而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消费习惯、购买心理等方面往往没有进行专门的市场调查并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另外,我国部分商品如彩电、冰箱、服饰、光盘及其他名牌产品价位较高,与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太大。向农村提供这种超出一般农村居民家庭承受能力的高价位商品,其结果一方面造成部分产品“企业高积压、农村低普及”的情况,另一方面又给一些假冒伪劣的低水平仿制产品创造了生存空间,导致市场供给的产品普遍存在产品质量低下问题,给农村消费品市场带来了负面影响。

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难点

(一)农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决定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的最重要因素是农民的收入。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农村居民持续增收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村居民收入缓慢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农产品价格偏低,增产不增收。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农产品供求由原来的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部分农产品市场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的局面。随着供求关系的转变,农产品价格持续波动,致使农产品产量增加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日益减弱。据统计分析,近年来农民增收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平均弹性明显下降,目前农产品产量每增加1%,所能带动的农民收入增长远小于1%。二是经营规模小,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弱。目前,我国农民人均只有1亩耕地,一户只有三、五亩地。这种小规模经营造成农业生产经营的低效率,目前中国农业人均产值比世界人均产值低50%以上。劳动生产率低下使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相对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三是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这些年来,全国不少地方农业生产条件没有或基本没有多大改变,有的地方甚至进一步恶化。如,有的地方水利设施不仅多年没有改善,相反把过去的水利设施也破坏,以至旱不能浇、涝不能排,造成农业生产不稳定。四是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制约农民收入增加。在我国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的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投入严重不足,致使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偏低。农民素质不高使农民缺乏市场意识、开放意识,不能及时把握市场信息,不能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生产经营方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弱势地位,难以实现增收目标。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也影响农民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使科学技术在农村中的普及推广难度增大,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不高,最终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

(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制约农民的消费水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是我国农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滞后,农民的养老、医疗等负担较重,制约农民的消费需求。2005年,全国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口达1.79亿,仅占全国农村人口的20%左右;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达5442万,占农村人口比重不到10%。而且已参保的农户的保障水平还很低,城镇中人均享受的最低生活保障高于农村居民2.4倍。农民的收入低,还要将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以应对将来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即使收入有所增加也不敢轻易增加消费。这是导致农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农村金融服务效率低下,消费信用制度不健全。农村金融体系由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但金融机构放贷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第一,政策性银行业务收缩直接减少了农村信贷资金投放。政策性银行由于停止了农村经济开发等几十个专项贷款,导致其业务范围十分狭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资金投入较为有限。第二,商业银行推行的集约化经营直接造成农村信贷业务的萎缩。商业银行为减少营运成本、提高效益,纷纷精简基层商业网点,减少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村资金供给的来源。第三,农村信用社的政策约束限制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农村信用社对农民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对“支农”认识不足,行动不积极,没有充分认识到支持农村、农业、农民的市场空间非常广阔。不注意开发适于农村需要的金融产品,致使信贷资金供应不足,造成农村居民消费现金紧缺,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

三、对策

(一)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收入是决定需求的重要因素,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增加农民的预期收入是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基础。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政策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大类。从直接的角度看,一是切实有效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入,要切实保证农业粮食收购资金的全额到位和封闭运行。二是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根据各地区域优势,发展名牌特色产品,进一步完善市场价格机制,缩小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从间接的角度看,一是要坚决落实科教兴农的方针,把农村经济转到以优质和高效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使农民真正依靠科技致富。二是改善农业经营环境,在全社会营造重视农业、投资农业的良好氛围,使农业的收益水平至少要与整个社会的平均收益水平持平,甚至要高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收益水平。

(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中国电子商会消费电子产品调查办公室的分析认为:我国目前有2亿多户农村家庭,农村家电产品普及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为每种家电增加200多万台的需求量。可见,农村在家电产品的消费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因此,要加强农村饮水、道路、电网、通信、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交通,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为农机、家用电器等消费品进入农民家庭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三)调整消费品供给结构,加强市场管理,增加消费品的有效供给。近年来,国家推出14个省市的“家电下乡”工程。这顺应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新趋势。该工程运用财政、贸易政策,引导和组织工商联手,开发、生产适合农村居民消费特点、性能可靠、质量保证、物美价廉的家电产品,并且提供满足农村居民需求的流通和售后服务。这将有效激活农村居民的购买力,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并最终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现在这项工程已取得明显成效。不仅是这些家电产品,还有其他很多消费品,如生产用农机具等,也都可效仿这样的形式生产销售。这些措施可改善消费品供给结构,增加消费品有效供给,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篇5

重庆市自直辖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对重庆市城镇居民从1997年到2013年的消费结构进行分项分析,从数据分析中得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分析

(一)总体分析

本文搜集了从1997年到2013年的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和各项消费支出的数据。数据显示,重庆市直辖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上涨,从1997年的5343.06元到2013年的25216.13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也是逐年上升,2013年(17813.86元)是1997年(4403.62元)的4倍多。由此可以看出,直辖17年,重庆市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

(二)消费结构分析

根据历年的《重庆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得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八大类的各项结构如表一:由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1)食品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大。重庆市城镇居民将收入的大部分依然用于购买食品,食品支出绝对数额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食品支出比重却是呈现波动态势,且在近三年有上升趋势。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质量的指标。根据国际上对于恩格尔系数的通用衡量标准: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我们认为重庆市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目前整体来看相对富裕,较好较快的完成从温饱到小康再到相对富裕的这一历程。而这三年的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有所上升可能是因为居民在食品方面追求高质量、高水平的原因,食品消费趋向多样化,侧面反映居民生活水平提高。(2)衣着消费在八大类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也较大,仅次于食品消费。衣着消费比重从1997年到2013年大致呈U型分布,2002年所占比重最低,1997年所占比重最高。从绝对数额来看,这些年衣着消费额快速增加。(3)家庭设备用品的支出比重趋于稳定,历年来都在7%上下浮动。家庭设备用品是每个家庭必须的,且市场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大型家电消费又以更新换代为主,因此家庭设备支出比重变化不大。(4)医疗保健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有逐渐增大的趋势。重庆城镇居民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由直辖时的137.15元涨至2013年的1245.33元,增长了8倍左右,为八大类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这说明随着重庆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人们抗病防病、自我保护保健的意识越来越强,购买补品、家庭购买健身机械和体育用品的也越来越多,侧面反映出这些用品的巨大市场潜力。另一方面,医疗保健项的支出增加也与我国的医疗制度改革密切相关。(5)交通和通讯消费比重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交通和通讯消费是衡量生活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高科技消费对生活渗透的主要领域。重庆市城镇居民此项指标增长迅速,说明重庆城镇居民的生活现代化程度快速提高,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较高。直辖以来,重庆市公路运载能力加强,市内交通情况大幅改善,市政建设逐步完善,加之近年来市内轨道交通的大力发展,极大程度缓解了交通拥堵情况,方便市民出行,满足居民对于交通消费的需求。而移动电话的普及和家用汽车市场的不断扩大,更是加大居民在交通和通讯方面的消费支出。(6)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的消费支出整体来看较为稳定。两项消费支出的绝对数额都逐年增加,但从时间序列上来看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在娱乐教育文化方面,重庆城镇居民随着收入的提高,越来越重视精神方面的享受和子女教育投资,加大该项支出,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在居住方面,重庆城镇居民在2004年的居住消费所占比重最高,之后有所下降,得益于重庆市的住房政策,使得人们用于改善居住环境的消费支出有所下降,房地产市场稳步合理发展。

三、存在的问题

尽管直辖以来重庆市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受到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和消费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在居民消费支出方面依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食品消费比重依然偏大。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重庆市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渐渐提高,并有进入富裕水平的趋势。但近几年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有反弹趋势,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大。早在1993年美国恩格尔系数就已下降到11.4%,而2013年的全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才35%,重庆还未达到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因此重庆市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仍有很大的下降空间。第二,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以及居住三个方面的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过快,容易抑制居民消费倾向。伴随居民消费体制市场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完善,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以及居住这些消费现在均由居民个人承担。从1997年到2013年,这三项的支出分别增长了8.08倍、7.38倍、4.72倍,而城镇居民在此期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72倍,这三项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这三项的消费价格与大多数居民收入相比显得过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来完成自身的积累。第三,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差距大。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近年来不同消费群体的收入差距加大,导致消费差距扩大,市场消费分散化、层次化明显,进而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影响居民总体消费支出上涨。

四、对策与建议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篇6

第一,食品消费支出比重随收入增加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恩格尔定律的表述一致。但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恩格尔系数相差太过悬殊,分别为47.43%和28.02%,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城镇最低收入户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最高收入户的生活水平按照恩格尔系数的评价标准早已达到了富裕型,甚至接近最富裕型。第二,衣着消费支出比重随收入增加缓慢上升,到高收入户又有所下降,但各收入组支出比重相差不大,支出比重最大的中等收入户与最小的最低收入户只差2.91个百分点。衣着支出比重没有更多的递增且最高收入户的支出比重有所下降,这些都符合恩格尔定律关于衣着消费的引申。随着收入的增加,衣着支出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走势。事实上,在当前的价格水平和服装业的发展水平下,城镇居民的穿着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居民对衣着的需求也不是无限膨胀的,即使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也不需要将更大的比例用于购买服饰用品了。第三,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和杂项商品与服务的支出比重呈逐组上升趋势,说明居民的生活水平随收入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和改善。第四,医疗保健支出比重随收入水平提高呈现一种两端高、中间低的走势,支出比重最低的是最高收入户,为6.72%;最高的是高收入户,为8.24%,两者仅差1.52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医疗保健支出作为生活必须支出,不论居民生活水平高低,都要将一定比例的收入用于维持自身健康,而且由于医疗制度改革,加重了个人负担的同时,也减小了旧制度可能造成的不同行业、不同体制下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差别,因而不同收入等级的居民在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上差别不大。第五,居住支出比重基本上呈逐组下降的趋势,由最低收入户的12.34%下降到中等偏上户的9.79%,但最高收入户的居住比重达到9.91%,这与我国居民消费能级不断提升,住宅商品正在越来越成为城镇居民关注的热点是相吻合的,同时与恩格尔定律的引申也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消费状况虽然受价格水平、消费习惯、消费环境、消费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仍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要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必须增加居民收入。因此,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仅可以提高全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向着更加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启动内需,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方面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2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纵向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居民的各项支出显著增加。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到追求质的提高,从以衣食消费为主的生存型到追求生活质量的享受型、发展型,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镇居民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三项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食品类支出比重降幅最大,达15个百分点;衣着类下降4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类下降幅度不是很大。与此同时,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教育服务、居住及杂项商品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均有上升,富裕阶段的消费特征开始显现。3我国居民消费变化的趋势特点

(1)居民收入迅速增长,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消费结构呈现明显的富裕型特征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的增加是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的前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各项支出全面增加,消费性支出大幅度增长。2005年,我国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为6510.94元和1943.30元,是1994年的3.9倍和2.5倍。今后5—10年以至更长时间,我国经济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将大幅度提高。

(2)消费能级不断提高,消费内容日益丰富,住房与轿车消费同时升温,可望提前成为消费热点在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改善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消费能级不断提高。

(3)以教育为龙头的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类消费继续攀升随着人们对知识认知程度的提高和自我完善意识的增强,对教育的投入仍会保持增长。目前从子女教育在人们储蓄目的位居前列的情况看,对教育及教育产品的投入仍是今后一个时期的消费热点。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应是政府长期坚持和倡导的。

4我国大部分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偏低的原因及解决方法与策略

(1)居民消费率分析:居民消费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居民消费部分占GDP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1年,这一阶段居民消费率直线上升,并在1981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53.1%)。第二个阶段是1982-1989年,这8年中居民消费率出现过几次小幅波动,但基本上比较稳定。第三个阶段是1990-1994年,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第四个阶段是1995-2000年,在此期间,除了1997年居民消费率出现了小幅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保持上升趋势,但是上升幅度相当小,只有1.9个百分点。第五个阶段是2001-2005年,居民消费率直线下降,并且在2005年达到了历史最低点(38.2%)。

(2)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年到2005年期间,我国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虽然出现过波动,但是整体上保持稳定。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居民消费的比重直线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最高只有81.5%,而且大多数年份不到80%,尤其是2004和2005两年居民消费的比重更是降到了73.3%。国外经验表明,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一般不低于80%。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事实。

(3)最终消费率分析:最终消费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或一个季度)一国(或地区)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中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变化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2005年,居民消费率直线上升,并在1981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67.5%)。第二个阶段是1982-1994年,除了在1985、1988和1989这三年有小幅回升外,其余年份均在下降。第三个阶段是1995-2000年,除了1997年最终消费率出现了小幅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保持上升趋势,但是在整个阶段中,最终居民消费率上升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只有3.6个百分点。第四个阶段是2001-2005年,居民消费率直线下降,并且在2005年达到了历史最低点(52.1%)。与我国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一些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一般均在80%以上,但是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在2003年却只有55.4%。

以上分析显示,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都明显偏低,尤其是2001年以来尤甚,这表明我国当前消费不足明显存在。

论文关键词:消费结构;消费趋势;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居民收入稳定增加,在国家连续出台住房、教育、医疗等各项改革措施和实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全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强劲增长,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消费结构不合理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为了进一步改善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确引导消费,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有必要对我国各省市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考察和研究,以期发现特点和规律。采用“双对数模型”对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趋势分析,通过“聚类分析”对我国各地区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异同进行考察并作比较研究,总结出了我国居民消费呈现富裕型、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类消费攀升的趋势特点。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篇7

个税自1799年诞生于英国以来,逐渐发展为世界各个国家的主体税种,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1980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税法》正式颁布,同时,个税起征点定为800元。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工资的提高,2005年国家将起征点提升至1600元,2007年起征点更是提升至2000元,2011年9月,我国个税起征点再次提升至前所未有的3500元,个税起征点在短短几年间即实现了三级跳。从国家对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来看,主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以城镇居民收支水平为基础,兼顾地区性差异;二是起征点的确定与城镇居民住房、教育等相结合,最大限度保证对居民的生活无重大影响,至少不是负影响;三是起征点的几次提高也是为了促进居民的消费水平,中国居民不像美国居民等发达国家超前消费,与之相反,中国公民收入多用于储蓄,随着起征点的提高,将会拉动内需,刺激消费。

2个税起征点提高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系

个税起征点的提高自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收入或者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时,其消费也会随之增加。那么我们这里先定义一个机会收入,机会收入完全是因为个税起征点调整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不包括因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机会收入是指个税起征点调整后居民的应纳税额和起征点未调整时的应纳税额之间的差额。我国历次的个税起征点调整都是针对工资薪金收入扣除相关合理费用后的调整。同时在2011年个税起征点的调整过程中将9级超额累进税率变为7级超额累进税率,这使得不同收入者纳税所对应的纳税级距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以级距点为例进行分析,原先的3500元在调整后不再征收个税,即相应的机会收入为125元,这完全是由于个税起征点调整后产生的居民机会收入。同理可得在8000元、9000元、10000元这三个级距点机会收入会达到峰值的480元,之后逐渐降低,到达38600元时,机会收入变为0,之后机会收入开始为负。居民的收入与机会收入之间大致呈“倒U形”关系,即低收入阶层的机会收入也比较少,达到8000~10000元的中等收入阶层,机会收入达到了峰值,之后在高收入阶层中,逐渐变为0,并开始逐渐变为负数,这个时候,国家对于贫富差距的调整政策显现出来,收入越多,所征收的税也越多。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也大致呈“倒U形”的关系,即中等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而处于两边的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边际倾向比较低。这主要是由于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趋于饱和,机会收入的增加和减少对于他们的影响不大,所以他们的边际倾向变化幅度不大。与此相同,对于低收入家庭,虽然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使得他们的机会收入增加,但是这些还不足以使他们有较大的消费倾向,也只能产生有限的幅度变化。

3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

3.1个税免征额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量上)

上海市居民2010年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如表1所示。从绝对数量上来看,2011年中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出现了大幅度上升,增加了3614元,到2012年这种趋势放缓,只比2010年增加2802元,显然,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对于中高收入户的影响较大,消费支出出现了跨越式上升,其他收入水平的居民消费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这其中,高收入户的增加量不是很大,只有653元,可见这次调整的影响对于高收入户的影响很小,他们的消费情况基本趋于饱和,等到2012年时,他们适应了起征点变化的影响,消费支出又进一步增加。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在2012年消费支出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起征点调整由此的影响可见一斑。对于低收入户来说,这几年的消费支出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3.2个税免征额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水平(相对数量上)

从相对数量上来看,低收入和高收入户一直是增长的,而对于中等收入户(包括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影响却是一样的。在个税起征点调整的当年,刺激性消费的支出比较大,而次年当居民适应了这种变化,慢慢地消费放缓,虽然相比于2010年的消费量是增加的,但较2011年来说环比增长跌破100%,即消费支出下降,如表4所示。

3.3个税免征额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社会集团)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比例关系,有实物和价值两种表现形式。实物形式指人们在消费中,消费了一些什么样的消费资料,以及它们各自的数量。价值形式指货币表示的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上海市统计局根据居民的消费内容来划分居民消费结构,同时对于居民的收入又进行了更细节性的划分,分为三大类、五小类,分别是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消费支出分为八类,分别是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居住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众所周知,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即为恩格尔系数,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恩格尔系数较大,反之,高收入人群的恩格尔系数较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的支出在人们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正逐步缩小,而高收入居民的基础物质消费基本已达到饱和,中低收入居民才是这部分收入的主力军。个税免征额的调整恰好使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在消费方面也更具灵活性,实现了其他各消费支出的同步增长,改变了居民以食物支出为主的消费结构。

4结语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篇8

本文作者:徐其东工作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及成因

生活性消费糊口化农村居民当前还是把保证温饱放到首位,消费行为的“糊口化”趋势较为明显。调查显示:户主对衣食住行娱乐等消费类别按重要性排序时,82.4%(385户)的家庭户主选择满足基本衣食生活需要,排在首位。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下的家庭户主90%以上认为收入低,家庭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家庭户主90%以上认为家庭支出大,几乎所有收入阶段的家庭户主都认为当前物价高,这一比重高达98.9%,说明经济因素决定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收入)一定时,消费结构层次会与其相适应。2011年河南省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1%,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仍然很大,居民消费糊口化倾向明显,居民进行消费时期受到民以食为天等传统消费习俗的影响,从骨子里认为追求温饱需求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潜意识里把温饱问题作为人生的基本需求。个人消费城市示范化农村居民的个人消费城市示范化是指农村居民在消费时受到城市居民消费影响所诱发的不顾自身经济条件去模仿城市过高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的经济现象。调查发现,农村居民个人消费的城市示范化特征趋势较为明显,家庭收入和文化程度越高,这种城市示范化特征越明显。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样本家庭户主在对“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对你的消费有影响吗?”的回答中,仅有14.3%的户主回答“没有”,58.5%回答“有”,27.2%回答“说不清”,在对“哪类生活消费受城市居民消费影响较大?”回答中,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个人消费城市化现象,医疗保健、衣着和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城市示范化特征最为显著,60%以上的家庭户主认为受到城市居民消费的影响。这说明家庭收入和文化程度越高,这种城市示范化特征越明显。农村居民的个人消费城市化趋势受到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日趋紧密和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等因素共同影响而产生的。河南省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较快,按农村居民家庭按收入来源分组的平均每人纯收入从2006年的2871元增加到2010年的5524元,年均增长率18.5%,收入的增长为农村居民消费城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河南2011年城镇化率40%以上,加速了城乡一体化的融合,加之多年来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常年外出进城务工,这都为农村居民消费仿效城市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现实参照。当今农村居民传统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追求小康富裕生活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展现自我个性成为许多农村居民消费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显露其居地社会地位的隐性炫耀和攀比的心理需求。消费决策思考集体化农村居民消费以家庭观念为中心,农村居民在做出消费决策时,以惠及家庭成员的集体性思考表现出很高的一致性,笔者称之为消费决策思考的集体化特征。在对农业生产消费问卷调查中,农业生产类消费诸如种子、肥料、农用机械等家庭户主表现出集体性思考的一致性,94.9%的样本家庭户主认为其价值观影响农业生产类消费行为。笔者认为农村家庭户主的消费决策是理性的行为,户主要考虑家庭集体需要,也是由农民职业化定位的长期历史角色所决定,况且当前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较高,农村劳力能长时间抽身出来从事非农经营,使农业生产相对变成简单的非主业化经营,较少的投入即能实现家庭基本生活的满足。在对生活消费类调查中,家庭户主对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的消费影响较大,均超过六成,以家庭观念为中心的消费决策集体化特征也较为明显。原因是农民虽然重视基本生活消费但已基本得到满足,把注意力集中到耐用品及教育医疗等。由于这类消费对于居民家庭生活的发展、改善和享受密切相关,同农村居民家庭社会角色地位心理预期相符合,所以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相对较低且不确定性加大、支出较大的生活现实和物价高涨的心理预期下,家庭消费十分谨慎而理性,考虑家庭预期的整体需要。家庭代际消费非均衡化农村家庭消费支出在农村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以老人和其子女代际之间非均衡化进行,即老人消费支出比例相对于其子女消费支出比例较小,表现出家庭消费代际间的非均衡化特征。我们调查中筛选出二代以上同堂的家庭,在全部有效样本家庭中有379户家庭符合这一条件。在回答“在您消费时是以子女为中心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时,90.2%样本家庭户主回答以子女为中心,仅有9.8%的样本家庭户主回答以自我为中心;回答“请列举出子女的哪项开支较大”时,为子女的建房、婚事、教育是家庭开支的居前三位,分别有66.8%、56.5%和35.9%的户主回答开支大。之所以农村居民消费呈现代际的非均衡化,可以从我国的家庭特有的血缘亲情关系和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现实状况考虑。在我国家庭生活中,父辈一代人对自己的后代普遍存在着恩爱有加的情愫,当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时,为使家庭有限的经济收入实现价值最大化,老一代人表现出消费利他主义的价值倾向,在消费时常常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末位考虑,优先满足家庭其他成员的消费需求,再加上今天子辈的年轻人消费理念和传统消费习俗与父辈们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的消费动机已经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驱动力,强化了家庭消费的非均衡化。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得出了当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特征的基本结论:农村居民消费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首先考虑满足生存需求的温饱问题,在具体的消费过程中追求发展和享受型的、体现个性需求的、城市居民消费示范化的消费行为,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居民消费决策时表现出很高的集体化的决策思考,消费行为结果家庭代际消费非均衡化的消费特征较显著。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基于我们对当前农村调查分析,有利于我们把握现阶段农村经济的新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当的措施开拓和刺激农村消费市场,合理引导农村居民消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笔者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拓宽农村居民收入渠道,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农村居民消费相对于城市居民消费层次总体上较低,收入是制约消费的基本因素。因此,拓宽农村居民收入渠道,关键是努力寻求和增加农村居民持久收入来源,提高持久收入水平而增强其消费信心。一是继续提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尤其是提高农村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二是大力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在稳定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收入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努力拓展第二第三产业的收入。三是逐步改善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偏低的现状,发挥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积累性作用,稳定并适时增加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力度,切实提高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调动农村居民发展农村经济和从事农业的积极性。优化农村消费市场环境,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在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商品流通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农村消费市场发展营造良好的基础条件,进一步开发农村消费市场潜力。一是以城市商品流通体系为参照,以符合各地特色的农贸市场为依托,整合当地的资源优势、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建立起与城市商品流通体系相对接的农村商品流通体系,便捷而高效地服务农村消费市场。二是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打破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为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基本保障,优先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资和生活产品进入农村消费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三是加强工商、税务、质检、农业等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从源头上保证农村市场产品的安全,防止伤农、坑农现象发生,规范农村消费市场秩序。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心理顾虑挖掘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消除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心理顾虑,应改变我国农民一直沿袭的“土地和家庭保障”模式,建立起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的基本方面统一的、覆盖全社会的、符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改变农村居民不能消费、不敢消费和非均衡消费的现象。一是建立和完善符合农民的最低生活需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和集体经济承受能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健全“保大病”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应根据群众意愿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多种合作医疗形式,逐步形成以村合作医疗组织为基础、乡(镇)合作医疗组织为重点的合作医疗组织体系,积极探索多层次、多类型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和其他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例如在条件成熟的农村地区可以鼓励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三是创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农民自愿和政府积极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家庭养老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建立满足不同层次农村居民需要的、多样化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的程度。培育积极健康的消费观念,正确引导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积极健康的消费观念的形成有利于正确引导农村居民合理的消费行为。一方面政府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在农村大力倡导文明消费、理性消费、绿色环保消费等积极的消费行为,制定正确的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形成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结构合理的消费行为。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应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合理的消费需求进行理性消费,在保持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的优良传统消费观念的同时,适时地提升自身的消费层次,逐步培育出与新农村建设要求相适应的积极健康的农村新消费观念,减少超越农村实际的盲目地仿效城市那种显示地位和生活水平冲动性的短期购买行为,力戒过度的炫耀性消费和相互攀比性消费行为,消除片面追求物质消费的畸形现象。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消费;需求;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9.1%,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公务员之家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3.27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公务员之家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说明消费需求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1995-2008年间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拉动,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消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是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慢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河北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投资率则逐步降低(刘成林,2007)。从河北的现实情况来看,投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消费为基础。因为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性。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只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张虽能一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投资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的增长超过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实际上是无效供给,会加剧下一阶段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投资,通过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扩大内需,使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大地释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约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逐一加以解决,为经济增长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1]刘成林:消费需求变动与河北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J].河北学刊,2007(1)

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消费观念扩大内需金融危机

2009年,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国实现了保证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单纯依靠投资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消费的滞后,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我国居民当前的消费状况与其消费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的消费观念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物质上长时间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居民消费受到严重制约,中国社会传统的重积累、倡节约的消费观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开始逐渐抛弃了自然经济模式下自给自足的消费观念,代之以量入为出、注重消费效益,强调消费带来的精神满足等新型消费观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住房、通信及电子产品、节假日消费及旅游、文化教育、汽车等逐渐成为市场消费热点,信贷消费、理性消费、个性消费等消费形式也开始在人们的消费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也就形成了当前中国居民西方消费主义与东方重积累思想并重的有中国特色的消费观念。

二、现阶段消费观念的成因

1.中国传统文化及伦理价值对国内居民消费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小农经济是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使我们的先人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进而形成了以节俭为核心的消费观念。在现实生活中,这一习惯转化为人们日常的消费倾向,如重勤俭、轻生活;重储蓄,轻消费,满足于简单的物质供给,轻视甚或羞于精神消费等。此外,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也与西方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的父母认为自己对子女将来的幸福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努力保证子女过上最好的生活,“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是大多中国父母的消费心态。因此,国内居民在子女的生活、教育甚至婚嫁等方面的消费上往往不惜血本。这种对伦理亲情的崇尚,也使国人十分注重为子孙积累财富。

2.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是形成当前居民消费观念的主因。消费观念的形成既是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又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居民的收入得到显著提高,消费水平也日益提升,消费结构也得到了明显改善。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职业的“铁饭碗”被打破、公费医疗制度消失、住房商品化提速等现实问题又唤醒了人们的风险意识,特别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及房价的居高不下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未来的不确定。虽然信贷消费的理念已被很多人接受,但大多数人的消费观念趋于理性,更认同量力而行、有计划甚至略有盈余的消费方式。

3.受教育程度、收入高低、地域差异等个人因素也在消费观念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居民个人消费观念的因素包括收入、年龄、性别、地域环境、受教育程度等。受教育程度对个人消费观念的影响最大。一般来说,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接受新鲜事务的速度越快,在消费观念上也越前卫。地域环境对个人消费观念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分析:一是籍贯,表现为个人受传统文化和家庭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形成个人消费观念的基础;二是居住地,表现为从众心理对个人消费观念的改造,这种影响是区域性消费观念形成的关键,甚至会从根本上改变个人消费观念。

三、转变消费观念,刺激消费的途径

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对其日常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制约着内需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因此,转变国内居民的消费观念势在必行。考虑到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刺激消费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加强引导,树立健康、科学的全民消费观念。美国次贷危机的巨大破坏力表明,西方国家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负效应突出,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虽然我国居民也逐步接受信贷消费,但在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未退、全球气候问题凸显的当今社会,我们应提倡树立健康、科学的消费观念,即(1)量入为出,适度消费;(2)避免盲从,理性消费;(3)保护环境,绿色消费。这种观念也符合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总体思想。

2.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同时着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居民收入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这些都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推出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如汽车消费税优惠、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但扩大居民消费,仅靠政策刺激还不行,必须从根本上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特别是实现农民的增收,才能形成人数众多的、稳定的消费主体。此外,调节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等措施也能促进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公务员之家

3.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加重了居民对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的担忧,使其更倾向于采用储蓄等方式以应对将来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的保障水平,有利于形成健康的消费观念。但人口增长减缓、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给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带来很大压力,单纯依靠政府投入的全民性社会保障制度显然不能满足社会长远需要。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既能有效缓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压力,又能起到推动居民消费的作用,可作为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手段。

4.抑制房价的快速增长。近几年,房价持续走高,带动了人们的购房消费,但也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费,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消费率。从国际上看,居民购房实际上是一种投资行为,是在透支今后数年的消费能力。从我国国情来看,居民购买自住型房屋有利于推动消费发展,但过高的房价使很多人不仅要花掉多年的积蓄,而且还要背上巨额贷款债务,这就导致居民在其他消费需求方面的支付能力被大大削弱。而且过高的房价也推动了投机性购房行为,进而助长了房价的提高。因此,抑制房价的快速增长是解决消费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

5.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进步,丰富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也造就了更多的消费需求。第三产业的发展能更好的满足居民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消费规模经济效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劳动力就业的增加,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总之,消费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我国应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后经济调整的机遇,加快国内居民健康、科学、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