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的融合

摘要：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存在有着深刻的反作用。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所以文化自信的实现要以哲学自信的实现为前提，哲学自信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融合。这种融合应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地位，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实现对改造自我与对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二者融合的成果又将指导中国道路的实践不断走向胜利。

关键词：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融合

近年来，文化自信日益得到重视，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按照习的论述，文化自信相对于其他三个自信具有更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作用。

一、文化自信的哲学涵义及其与哲学自信的关系

（一）文化自信的哲学涵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对于社会意识十分重视，一般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都属于社会意识范畴，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影响社会存在的发展，但由于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以及对人民思想的渗透性，使得文化对社会历史的作用更加持久，文化相对于理论、制度能够更好地反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诉求，正如习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化自信的哲学涵义即本民族、本国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仰而进一步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从而深刻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重新找回文化自信已成为中国人重要的文化使命，“这一创造若能获得成功，不仅国人飘泊已久的心灵可以得以安顿，也不仅由于中华文明自身的规模巨大而能够一举扭转近代以来东方文化的受动局面，实现东西方文化的平等，而且还能够由此而为各非西方民族树立起一种文化再生的典范，以此为实现各民族文化平等相处的和谐世界贡献力量。”[3]（二）文化自信首先表现为哲学自信。作为文化的核心，哲学相对而言更为远离社会存在，恩格斯认为：“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4]他举例指出：“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4]因此，树立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树立哲学自信。中国有璀璨的传统哲学，也有西学东渐之后传入的各种哲学，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被确立为主流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是目前中国的主要哲学形态，无论哪一种都有深厚的根基和巨大的影响，都有充分的自信之处，这两种哲学在中华民族崛起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但都面临着时代和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外部的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实现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中国传统哲学也有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在这种形势下，这两种哲学需要进一步的融合，这种融合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并不足以解决当前和未来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是哲学自信的基础

（一）哲学自信源于哲学自身的包容性。世界上各种文明的存续往往取决于对其他文明的兼容，体系封闭只能是熵增过程，最终导致整个文明的衰落乃至崩溃。这就使我们必须审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哲学，中国的发展绝非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摩根索曾提出：“一国政府，如果其外交政策符合学者的研究结论和民众的道德标准，就会得到无可估量的好处。如果敌国未能选中如此具有号召力的目标，或未能使所选目标看来似有号召力，它就只能甘拜下风。”[5]一种哲学体系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也在于其是否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幸运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都具有这样的包容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如列宁所言，本身就是“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6]，其中也包括中国传统哲学。16世纪至18世纪的“东学西渐”（中国传统哲学传入西方）对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并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新莱茵报”的“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中，对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有过这样的描述：“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7]马克思后来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也曾谈到黑格尔的“对立统一”来自于中国哲学中的“阴阳相交”[8]。（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需要，以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多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融合，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应包括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如此才能形成同志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需要，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新儒学），但并未能真正完成，即便是张岱年的“天人五论”，虽然已经在二者融合方面取得了不小进展，并构建了哲学的新形态，但也未能真正解决中国哲学发展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道路必须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尤其有别于西方道路，中国道路只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合于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当然也包括融合其他文化的精华，但与本文写作无直接关联，暂且不论及），其中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融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础。（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可能性。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史表明，中国传统哲学在16世纪至18世纪对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延续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反过来说，中国传统哲学从近代开始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二者的融合有了许多的成果：一是哲学，以“两论”（《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二是张岱年的“天人五论”；三是冯契的“智慧说”。其中哲学与冯契的“智慧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张岱年的“天人五论”则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从逻辑上分析，二者都以人的终极解放（解脱）为目标，二者都以改造自我与改造世界这两个改造为基本方法。二者的融合也是有其切入点的，以往对于二者的融合寻找了许多的切入点，但切入点的选择应当紧密结合两个方面———当前的社会主要问题以及人类未来发展的走向———来作深入细致的考察。从当前的社会主要问题来说，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异化问题，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状态；从人类发展的长远目标而言，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也是以异化的消除为基本途径的。因此，消除异化理应成为二者融合的最佳切入点。两种哲学在其体系构建与发展过程中，本身均十分重视这一点，只是二者的偏重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偏重于以基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革命与改革实践来消除异化，中国传统哲学———儒释道各家均强调以教化实践（或教育实践）来消除异化。可以这样理解，二者在消除异化方面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但在方法上有所差异，中国传统哲学偏向于教化和引导（教育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偏向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社会实践。从实际效果来看，二者互相补充是最有效的，这种互补性也是二者融合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可能与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对消除异化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目标无疑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哲学的目标是使人复归本源，这个本源在儒学那里是“天”，在道家那里是“道”，在佛学中是“空”或“自性”。对比两种哲学体系的表述，二者都是为了消除异化以达到人的彻底解放或终极解脱的状态，是趋同的，这可以说是两种哲学的“初心”！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观点，以“染污”来表述“异化”：人原本是自在的解脱的，这种没有被染污的状态，儒学认为是“仁”，此时是“人性本善”（至善）的；道家认为是无为（无极）；而佛学宗派众多表述不一，从极具代表性的法相宗唯识论来说是“大圆镜智”。而在染污之后，儒学认为人性转恶（“人性本恶”）；道家认为是从“无极”到“太极”再到“两仪”“四象”“八卦”乃至万物的过程；佛学认为是“大圆镜智”转为“阿赖耶识”之后再生万物。因此人的终极目标是摆脱染污的状态复归本源，其实也就是消除异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明确说人原本是自由全面的，但同样认为人是被“异化”的，因此人的终极目标是摆脱“异化”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高度抽象表达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有逻辑严密的论述，并明确提出消除异化的关键在于两个改造的统一：即改造自我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ā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9]从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马克思认为我们在此岸，不断通过实践验证思维的真理性，才可到达彼岸———虽然他没有明确说彼岸。再对应篇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由此确立了实践的地位，实践是获得“至上”思维的唯一途径，而只有“至上”的思维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与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只有究竟圆满的智慧才能复归本源是相近的。更进一步，如何进行实践？实践包括哪些基本层面？马克思的回答简洁清晰：“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9]也就是说实践就是改造世界（环境）和改造自我（教育者先受教育）！而且这两种实践是统一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那么如何从事这两种实践？或者这两种改造如何开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做法是，要批判乃至超越资本主义，就要先找出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集合点———商品。那么要改造乃至超于整个世界，就要找出世界各种关系的基本集合点，马克思的回答是“人”———自我：“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不要忘记自然界是人化的，因此人就成为世界关系的基本集合点，实践应当要从人自身的改造出发，所以“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9]。回顾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史不得不感叹，中国传统哲学早就清晰表达了同样的含义，儒学就强调从自身出发，先修身齐家，再治国平天下，在两个改造中实现对本性的复归，尽皆蕴含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境之中。佛学和道家其实并非如人们想象的不作为或不重实践，佛学强调的“六度万行”就是以“持戒”“布施”“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来实现对自我与世界的双重超越：“持戒”是改造自我，“布施”是改造他人以致世界，再经过“忍辱”“精进”“禅定”最终获得“般若”（真实的智慧）。道家虽强调顺应自然，但其目的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对个人修行（实践）的要求，是起点，“无不为”是人逐渐了解和掌握事物的规律进而充分改造世界。由此可见，儒释道三家都有深刻的两个改造统一的思想。（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现实途径。对自我与世界的双重改造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融合的唯一途径，关键的是两种改造何以实现？途径即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典范，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有深刻思考的。“为人民服务”是实践，是改造世界；“全心全意”是改造自我（人必须经过自我改造才能摆脱低级趣味，全身心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体现实践与认识的统一，也体现了改造自我与改造世界的统一。这与儒学的先“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道家的先“无为”而后“无不为”，佛学的先“自行”而后“化他”具有同样的涵义，儒释道三家都强调个人应当具有对民众乃至“众生”（不仅是人，乃至一切事物）的人文关怀，这样才符合“天道”，才能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即两个改造的统一。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但也是两种哲学的生命力所在：没有“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拥护，中国历史可能早已断绝；没有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时至今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承载着改造自我与改造世界得以统一，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得以融合的希望。（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前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都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二者的融合必须遵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基本原则，以消除异化为切入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本方法，实现改造自我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同时，二者的融合还需要面对外来文化、外来哲学的挑战，这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其挑战来自各个方面，其中也包含着文化的、哲学的挑战———这种挑战甚至比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挑战更为危险和致命！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这种融合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合实践性，也取决于能否有效应对外部的挑战。当然，外部文化和哲学也不仅带来挑战，其合理因素也是我们应当吸收借鉴的，这就增加了融合的复杂性。即便将来这种融合得以完成，中国人能够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能够有效应对外部挑战，但也不代表这种哲学体系之后不需要再发展，因为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都是拒斥僵化的，都是与时俱进、永恒发展的。正如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10]只要我们“不忘初心”，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够在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胜利，中国传统哲学也能够实现现代化而焕发新的生命力！

作者:谢连生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