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地理学视角下海派文学

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中，空间、景观、地方、时间与尺度是五大核心概念，它们共同影响并制约着媒介传播的幅度与力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海派文学以鲜明的地域特色绵延甚久而引人注目。海派文学的生成与建构与上海这一地域环境密切相关。空间是人类展开社会活动的场所和容器，也是权力争斗和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媒介与地理之间互生、互动的内在联系及其复杂性，为我们解读海派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学意义上的海派由京剧海派演变而来。一般认为，海派肇始于清代同光年间的绘画界。最早的海派是一种贬称，是内地(北方)传统画派对上海为生计所迫而迎合流行趣味的非正统画派的贬称。延至京剧，以北京“京朝派”的正宗京剧为中心，上海京剧被称为“外江派”，即京剧海派。可见，不论是绘画还是戏剧，“海派”一词都含有被排斥、被边缘化的涵义。文学中的京派和海派也由此借用过来，但与绘画、戏剧的海派作为贬义词不同，在2O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中，海派文人凭借其丰富、多元的地域意识形态特质，在上海文人地理集聚的呐喊与助威之下，颠覆了京派一以贯之的中心地位，而获得了海派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一、“京海”之争中上海文人的地理集聚

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之争跨越天津、上海两地而展开。论争的缘起是1933年5月海派作家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在上海自费印行后，一时洛阳纸贵，当年重版两次，章克标由此名声大噪。继之，6月16日上海《论语》第19期上刊载章克标《文坛登龙术》的《解题》和《后记》，8月16日第23期上又刊发该书的广告及目录。这引起了远在北京沈从文的关注，l0月18日，沈从文在其遥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刊发《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列举中国当前文坛存在诸多“玩票白相”的情状，缺乏应有的严肃与“庄重”，直陈章克标等上海文人“登龙有术”而严重败坏文坛风气。此论一出，激发身居上海的海派作家苏汶(即杜衡)的不满，随即撰文《文人在上海》刊发于1933年12月1日《现代》第4卷第2期，为上海文人进行辩解，指出对方“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①。对此，沈从文撰文《论“海派”》刊发于1934年1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阐释“海派”一词的核心意义在于“‘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沈从文与杜衡一南一北的论战引发众多文人，如曹聚仁、徐懋庸、鲁迅、师陀、胡风、韩侍桁、姚雪垠等先后撰文参与此次论争。除其他少量文艺刊物之外，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和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论争的主要阵地。京派方面，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章，除了沈从文的两文，就只有论争后期师陀的《“京派”与“海派”》一文。而师陀也不偏袒京派，他以公允的态度指出沈从文“因为愤慨至于极端，主观的成分很大”的个人观念上的偏执。但在上海，文人们对沈从文的海派说反应强烈，激起理论家、文学家等众人的非议。1933年11月，韩侍桁撰文《论海派文学家》为海派作家辩护，当时刊发于《小文章》，次年即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继之，《申报》的附张《自由谈》上刊发多篇论争文章。1934年初，相关文章有曹聚仁的《京派与海派》(1月17日)、徐懋庸的《“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1月2O日)、毅君的《怎样清除“海派”?》(2月10日)、栾廷石(鲁迅)的《“京派”与“海派”》(2月3日)和《北人与南人》(2月4日)、古明(胡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3月17日)等。这些文章虽不无对海派文人恶俗风气的抨击，但对沈从文所持“北方文学家”的优越感多揶揄之辞，更遑论正值与施蛰存展开“《庄子》与《文选》”酣战(1933年1—10月)之中的鲁迅的参与，以至于“‘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成为不刊之论。无论如何，上海文人摒弃各自文学理念的差异，以地理集聚的形式自觉为海派文学正名，捍卫其作为地域文学流派的合法性，并由此在全国范围造就一种强大的磁场效应。2月17日，沈从文发表《关于海派》一文表示退出讨论，其所抨击的海派文学却借势“浮出历史地表”。对于沈从文，这场论争的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地方感是一种强烈的、通常是积极地将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但是，它也能够变成有害的和摧毁性的。”湖南出身的沈从文之所以以“北方文学家”自居而贬斥南方文坛的不良风气，源于其对于北平为代表的北方文坛的服膺与认同。北方文坛之厚重、严肃、纯粹本是新文学的优良传统，遗憾的是，“厚重之弊也愚”，当它凝固为一种“有害的和摧毁性的”文学理念而压制南方文坛时，丧失了其本有的古朴与端正。而南方地域培育的机灵、反叛、包容的文学理念，使上海文人对于海派文学有合理而准确的定位，当然，海派文学的地域形态及深厚内涵为此场博弈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二、“新性道德特刊”事件中的南北对峙

除了地理集聚效应，海派文学的生成与上海报刊媒介关系紧密，其所秉持的自由、包容的文化理念为之提供了强大的传播平台。论争期间，京派、海派文学的同人期刊，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与施蛰存主编的《现代》的较量并未充分参与，除了沈从文、师陀、杜衡之外，学派同人也并未加入论争，最为突出的是《申报•自由谈》为此刊发的上海文人的诸多篇目。20世纪30年代，因内容的民主与思想的活跃，《申报》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尤其在留法回来的黎烈文任主编时期，《自由谈》刊发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文字，众多文艺家就文学、文化、社会等热点问题发表观点，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论争热潮。在此态势下，《自由谈》为海派文学的“浮出”营造了强大的气场，迫使“北方文学家”弃甲而归。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海派文学初期跨越北京、上海两地展开的“新性道德特刊”事件上。此次讨论始于上海，也以北京学者的告退为终。海派小说的浮现源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观念的转变与生成。受五四新思潮的激荡，20世纪2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大力宣扬现代观念，国内大报刊都展开相关的介绍、讨论，掀起现代意识的巨大思潮。其中1925年1-_6月发生在北京、上海两地期刊《妇女杂志》、《现代评论》、《莽原》、《妇女周报》、《京报副刊》等关于“新性道德”的讨论对于海派文学的初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事件的起因是1925年1月1日出版的《妇女杂志》上，刊发了主编章锡琛亲自撰写的《新性道德是什么》一文。该文借鉴福莱尔的《性的问题》，遵从自由与平等的人生原则，提出性道德“以有益于社会及个人为绝对标准”。同时刊发的有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一文，指出“人的自然的欲望是正常的”，“科学的性道德”只需合乎两个标准——“不损害自己和他人”、“顾到民族的利益”。此刊一出，国内学者为之哗然。3月14日，北京的《现代评论》第1卷第14期刊发北大教授陈百年的文章，批判章、周二人的言论为“一夫多妻的新护符”。鉴此，章锡琛撰文《新性道德与多妻》、周建人撰文《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予以驳斥，与陈百年的《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展开笔战，5月9日，三篇文章同时发表于《现代评论》第1卷第22期。引起如此轰动，是《妇女杂志》所不愿的，因为发行该刊的“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先生，素来是以中正和平为主的，背时固然不对，激烈尤其大忌”。章锡琛渐受排挤与干预。而《现代评论》虽予以刊发论争文字，但终究有所顾忌，以至于编辑在排版上并没有以论战的方式并列着予以刊发。翻阅《现代评论》第1卷第22期，陈百年的《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一文编排于“时事短评”一栏，这是《现代评论》每期必有的头版栏目，占据着核心而醒目的位置。而章、周二文列于刊末的“通信”一栏，按鲁迅(当时在北京)的说法，“挂在那边的尾巴上”，“委屈得很”。在此情势下，章、周二人转而将文稿寄给鲁迅，请他代为介绍别处刊登，鲁迅激于义愤，毅然录用。5月15日，在鲁迅主编的《莽原》杂志上，同时刊发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两文；6月5日，又刊发章锡琛的《与陈教授谈梦》、周建人的《再答百年先生》两文。5月29日，陈百年的《给周章二先生的一封短信》刊发于《莽原》，表示退出论争，以示结束。并且，论争期间北京、上海等多家报刊刊发相关文章，辨析双方观点。3月22日，《妇女周报》刊发顾均正的《读<一夫多妻的新护符>》，4月16El，《京报副刊》刊发许言午的《新性道德的讨论》，6月10日，《妇女周刊》刊发君萍《新性道德与一夫多妻》。这些文章虽角度不一，措辞委婉，但基本观点全然一致，均为支持或认同章、周二人的“新性道德”观点，彰显了现代意识的强大与趋时。

“新性道德号”事件影响深远，这首先对于上海现代意识在上海大众的播撒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性道德号”特刊期间，《妇女杂志》拥有相当可观的读者群，“杂志发行量由过去的二千来本增至一万以上”I1I_，开创妇女杂志界的新纪元。而章锡琛离职后，《妇女杂志》复归保守立场，调整编辑方针，开设孩子喂奶和家庭厨房等事宜的栏目，销量一落千丈。可见，日常家庭护理等传统性选题已不再趋时，现代意识成为时人关注的问题。同可佐证的是，章锡琛当年离职创办开明书店，着手出版《新性道德讨论集》一书，收录论争中章锡琛、周建人、陈百年等相关文章，销量甚好，当年(1926年)“居然”再版，而后又版，不但于章锡琛而言是“大可慰藉”的，也足见上海民众对现代自由观念的广泛接受与普遍认同，这为上海女性广泛地进入社会的公共空间，并继而成为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的消费对象奠定了思想与文化基础。其次，上海报刊媒介造就的公共空间为海派文学的“浮出历史地表”开辟了道路。在两场南北论争中，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和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海的《妇女杂志》与北京的《现代评论》分别构成相互对抗的形势。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北京的《现代评论》均为同人创办的学院派杂志，以自由主义的姿态宣扬端庄、纯正的文艺趣味，少有围绕某一时代主题的同声呼气，集结发声。而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妇女杂志》则不然。它们面向大众，拥有持续而稳定的读者群，《妇女杂志》曾突破10000份的销量。作为全国的第一大报，《申报》最高的发行量更达15000份，附张《自由谈》及时捕捉社会热点，“与人以智识，使人得有优良的消遣与娱乐”。尤其在黎烈文主编期间，《自由谈》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给予撰稿者充分表达思想的空间，这为上海文人对京派文人的反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播撒场域。同理，在“新性道德”论争中，与北大教授陈百年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者是时任《妇女杂志》的主编章锡琛。章锡琛深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在1920-1925年担任主编期间，他以激进态度改良杂志，旨在“谋妇女地位的向上，和家庭的革新”¨。为此，开设离婚问题号、产儿制限号等10种特刊，旨在通过广泛地研究各种女性问题，探讨现代女性意识的发展走向，选题大胆、前卫而时常激起大众争议。在论争前期，《妇女杂志》销量飙升，发行上万，为章锡琛、周建人赢得庞大的读者群，至后期，虽《妇女杂志》碍于舆论有意撤退，但有鲁迅施以援手，更以《莽原》编辑身份为之刊发稿件，为其提供宣扬现代意识的后续论坛。相比之下，《大公报•文艺副刊》、《现代评论》延续的是新文学同人办杂志，自由相惜的传统路径，因此，不论是艺术趣味，还是营销手段，实在无法与上海报刊媒介相匹敌，可以说，上海的媒介环境为海派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颇具传播力的现代公共空间。

三、世界主义之于文学传播

诚然，关于海派文学这一新兴文学形式，南北文人的论争主要源于各自所持的文化理念的差异。北京及其京派文人多持“庙堂”主义的排斥与偏见，而上海以及海派文人多持世界主义的包容与并进。自1842年开埠以来，上海的城市发展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质。熊月之曾如斯概括本土想象对于上海的两极化观点。在经济层面，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在殖民层面，上海是“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在道德文化层面，上海既是罪恶的源头，也是光明的源泉，既是大染缸，又是学习西方知识的窗口。故此，上海以一种双向矛盾的姿态呈现着，她既是“光明的城市”，因为其启蒙教育、杂志出版、文学革命和社会变革；又是“黑暗的城市”，因为它是污秽、堕落、性关系混乱和道德腐败的温床。而远居“庙堂”之上的北京，在20世纪20年代政府对于新文化、新思想的压制是相当浓重的。《努力》三十六期(1923年)里就告诉过我们，“国务会议”里曾经有“取缔新思想”的议案。另据阿英考证，1924年，《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书籍以及易卜生的戏剧《娜拉》均在北京被禁，胡适甚至遭到被驱逐出境的指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民众对新文化、新思想也仍是相当隔阂，恪守着旧礼法的体制与风俗。1924年的北京戏园里仍是男女分座的，瞿秋白曾请刚从沪到京的丁玲看陈德霖出演的京剧，丁玲因哀伤挚友的早逝无心看戏，写了一个字条请茶房递过去以作辞别。_】刊因此，京派文人之于上海多是秉持精英主义的道德批判立场，注目其“地狱”、“黑暗”与污秽的一面，嫌弃、鄙视乃至成见流播甚久。不消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20多年后，1956、1957年沈从文二度以文物研究员身份前往南京、上海等地考察时，依然毫不掩饰对上海的鄙夷与不屑，他揶揄上海人对衣食住行的细致与讲究，为钱、物无意义消耗的生活状态，少女受世风感染的“早熟”与“摩登”现象，坦陈“我过去不喜欢这个地方，现在还是不欢喜”…。但其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形态并非狭隘或单一的，倒是弥漫着复杂多元、兼容并蓄的世界主义文化气息。从空间分布上，当时上海的地缘政治情况处于一市三政的分裂状态，法国租界和公共租界(包括日本人在虹口一带的非正式地盘)各据上海面积(约25平方公里)的一半。从人口结构上，上海自开埠以来开始发生剧烈变化，所谓华洋杂居，五方杂处。据统计，1930年上海的200万人口来自48个国家，而80％的中国居民来自广大内陆的移民。故此，不论是上海文人还是普通百姓，身份认同无法统一，也无以认同。对于上海，他们一面感受其“地狱”、“黑暗”的特质，也享受着现代化所带来的物质与文化的双重“盛宴”，尤其是外来文化的多质性为海派文学的创作提供充足的精神资源。单就海派文学的文学表现——“颓废”而言，其精神旨趣吸纳世界东西方文学的学术资源，凸显世界主义的文化理念。参阅20世纪20年代海派期刊译介(绍介)的外国作家作品情况①。上表所示，尽管日、法国作家深受青睐与追捧，但在7个杂志上，被译介的外国作家多达30多位。

地域方面，涵括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多个欧亚国家。文学流派方面，视角开阔，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片冈铁兵之于《无轨列车》、《新文艺》、法国象征主义、美国现代主义，如古尔蒙、哈第盖等之于《现代》③、英国颓废派奥布瑞•比亚兹莱之于《幻洲》、《现代小说》以及日本唯美主义之于《金屋月刊》等为海派作家提供了充足的文学滋养，而其追随前沿、包容世界的企望与热力铸就文学现代性的内核。

综上所述，媒介地理学为媒介传播、文学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富有发展空间的学术生长点。媒介地理学关注地理因素对媒介内容、传播符号和媒介形态的影响，也关注媒介对社会环境、地理样本、地理尺度的建构。[1】(就海派文学传播而言，地方是其文学生成及传播形态的首要因素，但尺度、空间、景观、时间等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如百货公司、舞厅与咖啡馆等都市景观之于海派写作、现代线形时间观之于上海大众Et常生活等均可资研究。因篇幅所限，本文暂不拟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海派文学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文学的流派或样式陈列于史，它将承袭其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以及多元、驳杂的现念，表达都市文明及其人性异化的精神诉求，以卓越的风姿传承于世。